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无题》（Untitled，2017），玛格斯画廊（Sprüth Magers）Governing the Soul: The Shaping of the Private Self作者：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来源：同名著作（Free Association Books，1990）第一章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把“现代国家”（“modern state”）视为是一个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实体（entity），无视它是什么，甚至无视它的存在。相反，现代国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在某种条件下，个人可以融入其中。这种个体性（individuality）将以一种新的形式被塑造出来，并服从于一套非常具体的模式。——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82）
我们的私密生活，我们的感觉、欲望和愿望，本质上似乎是个人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公共问题的信息包围的时代，这些信息势不可挡——战争、饥荒、不公正、贫困、疾病、恐怖主义。在这种时候，我们的精神状态、主体经验和亲密关系似乎成为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私人自我（private self）的唯一地方。无疑，这种信念会给人带来宽慰，但它非常误导人。我们的个性（personalities）、主体性（subjectivities）和“关系”（“relationships”）不是私人问题，它们仍是权力的对象（objects of power）。它们被细密地管理着（也许一直如此）。在过去的时代和其他文化中，社会习俗、社区监视、法律规范、家庭义务和宗教禁令都对人类的灵魂产生了强大的力量。行为、言语和情感根据它们表现出来的内在状态来检验和评估，并试图通过对这种无形内在世界采取行动来改变现实世界的人。思想、情感和行动可能看起来是亲密自我的结构（fabric）和构成（constitution），但它们在细微之处被社会组织和管理。当代自我的管理在三个方面与众不同。首先，公民的个人和主体能力已经被纳入公共权力（public powers）的范围和野心中。这不仅是抽象的政治猜想层面上的联系，也是社会和政治策略和机构以及行政和监管技术层面的一种联系。虽然我们的统治者不至于完全或主要依靠公民的内部生命来完成他们的任务，但主体性已然进入了政治力量对国家状况、对国家面临的问题和可能性、对优先事项和政策的计算中。各种政治派别的政府和政党都制定政策，建立机制和官僚机构，推动了各种举措，通过对公民的心理能力和倾向性采取行动来规范他们的行为。最明显的表现是针对儿童的复杂机构——儿童福利制度、学校、少年司法制度以及对父母的教育和监督。对主体能力的管理已经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我们的社会存在（social existence）中。部长、公务员、官方报告关注军事效率，关心人与工作的适配；从工人的动机和满足感的角度解释工业生产力；从婚姻的心理压力提出离婚率攀升的社会问题。凡此种种，公民的“灵魂”已经直接进入政治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和政府实践。第二，对主体性的管理已经成为现代组织的核心任务。组织已然填补公民的“私人”生活和“公共”之间的空间。办公室、工厂、航班、大学、医院、监狱、军队和学校都涉及对人类力量和权力的精心管理，以追求机构的目标。许多因素显然进入了组织生活的管理中。但是，老板、军事指挥官、教育家或多或少都不得不关注雇员、士兵或学生在实现其目标时的主体性。例如，当军队根据对个人智力、个性或能力的了解，通过合理分配个人活动，寻求最大限度地减少违纪和部队崩溃，提高战斗效率，人的主体能动性已成为军事力量的一个关键因素。当工业实业家思考群体动态性，通过调整工作实践来提高生产力和和睦程度时，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已经成为权力管理的核心。换言之，组织性的生活已经带上了心理学的色彩。第三，我们目睹了一种新形式的专业知识（expertise）的诞生，它是一种主体性的专业知识。专业团体繁盛起来，每个团体都宣称自己在自我方面的能力，在对心理进行分类和测量方面的能力，在预测其变化方面的能力，在诊断问题的原因和开出补救措施方面的能力。不仅仅包括（临床、职业和教育的）心理学家，还包括社会工作者、人事经理、缓刑监助官、咨询师和不同流派的治疗师。他们对社会权威（authority）的要求基于他们理解人们心理方面的能力，并根据这些能力采取行动，或者建议别人怎么做。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权力倍增，似乎在自我的权威关系中体现了一些深刻的新东西。这些新的思考和行动方式不仅涉及不同的权威。它们影响我们每个人，影响到我们的个人信仰、愿望和渴望——换句话说，影响我们的道德。构建、理解和评价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新语言，改变了我们与老板、雇员、工作伙伴、丈夫、妻子、情人、父母、孩子和朋友互动的方式。我们的思想世界被重构了（我们思考和谈论个人感受的方式，我们的秘密渴望，我们的野心和失望）。我们管理情绪的技术也被重新塑造。我们对自己的感觉彻底改变。我们已经成为具有强烈主体性的人。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试着追溯，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在与世界、他人和自己进行社交活动时，生活中的这些主体方面如何发挥核心作用。我的研究试图描述新权力网络形成的条件，描述这些条件背后的希望和恐惧，以及它们给我们的现实带来的新思维、新行动方式。我的方法不同于那些在近期社会学文献中颇有影响力的方法。这种文献使用了一套有局限的阐释和批评套路——专业团体的道德创业精神、社会问题的医学化（medicalization）、社会控制的延伸、知识主张（knowledge claims）的意识形态性质、科学家的社会利益、心理科学的统治合法性。这种“社会批判”（“socio-critique”，如果我非得使用这个术语的话）的范式，肯定会强调这种新知识、新技术崛起的重要意义。然而，我发现这种对心理科学、心理学专业和政治权力组织之间关系的看法在一些重要方面颇有局限。在某种重要意义上，社会批判意味着这种关于主体生命的知识虚假而匮乏。也许甚至正是因为它虚假，它才能在支配体系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知识在认识论（epistemology）层面被评价。我关注不同的问题。它不是指某种哲学意义上的真理（truth），而是指建立真理体系的方式，产生和评价真实陈述的方式，以及真理的“机制”（apparatus，概念、规则、权威、程序、方法和技术）——实现真理离不开这些机制。我关注由主体性知识带来的、新的真理制度——对他人和我们自己说些似是而非的事情的新方式，能够说真话的人和受制于真相的人的新配置，思考对他们和对我们做什么的新方法。社会批判意味着，心理科学及其从业者在参与支配个人主体性方面具有社会效力。主体性在这里是一种基本前提（an essential datum），社会根据压抑或尊重主体性的程度进行评价。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这个问题。主体性本身如何以不同的伪装和概念成为政治制度和权力关系的衡量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权力和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并不局限于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或压抑。事实上，现代知识和心理学专业知识的特点是刺激主体性、促进自我反省和自我意识、塑造欲望、寻求智力能力最大化方面。它们是产生“自由选择”（“free to choice”）的个体的根本所在，这样一来，生活就变得有价值，因为他们被赋予了有意义的、快乐的主观（体）感受。社会批判将心理学知识和技术视为对权力关系的支持。也许它们确实如此，但它们的作用比这更根本。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未能捕捉到它们产生的新作用，未能捕捉到它们在各种权威的愿望和个人生活目标之间建立的新联系。因此，它们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权力的合法性（legitimation）。它们在权力的原理（rationales）和技术（techniques）、民主社会的价值观（values）和道德准则（ethics）之间建立起了新联系。社会批判把这种知识和技术的起源与成功阐释为“为国家（state）服务”。我对此事持不同看法。与其从“国家”的角度来谈，我更愿意从“政府”（“government”）的角度来谈。我所说的“政府”既不指精打细算的政治主体的行动（action），也不特指官僚机制和人员的运作。相反，我所说的“政府”是一种通过有计划地对构成人口的个体力量、活动和关系采取行动来达到社会和政治目的的某种方式。从19世纪到20世纪，欧洲和北美的国家领土已经被社会生活的管理和重建计划贯穿，以产生财产和财富的安全感、生产的盈利能力和效率、公共美德、安宁甚至幸福。主体性已经成为管理国家事务的一种重要资源（resource）。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称，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已经成为一切现代形式的政治理性的共同基础，因为它们将统治者的任务解释为对社会力量的精心监督和最大化。治理术是“由机构、程序、分析和思考、计算和策略组成的整体（ensemble），它使这种非常具体但复杂的权力形式成为可能，它的目标是人口（population）”。自18世纪以来，“人口”一直是西方统治体系下政府治理的优先领域。这不是行使“主权”（sovereignty），虽然也是其中一部分；也不像管理一个家庭那样管理国家的生活，尽管家庭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统治工具。它是对与人口有关的过程的调节，是调节财富、健康、寿命以及发动战争和从事劳动的一系列规则。那么，与其说国家通过扩大其控制而将其控制权扩展到整个社会，不如说我们需要从“国家的政府化”（行使政治统治的理性和技术的转变）的角度来思考。随着人口被纳入政治思维，统治者将主体的数量、年龄、寿命、疾病和死亡类型、习惯和恶习、生育率等现象作为目标。权威当局的行动和计算针对新任务，这些任务包括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口和其中每个人的力量，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他们的麻烦，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组织他们。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知识的诞生和历史，与那些为了管理主体而意在了解它们的方案有着内在的联系。主体性提出的问题标志着心理科学，以及心理科学的概念系统、技术发明、阐释模式和专业知识形式在这里作用显著。而当我们试图理解这些科学如何将主体和主体间生命与政治权力制度联系起来并发挥作用的时候，政府的两个特点最有意义。第一个特点是政府依赖知识。一方面，为了管理人口，我们需要把人口作为现实的一个部门，确定它特有的某些特征和过程，使它的特征可以被注意到（可以说，可以写），并根据某些阐释方案来说明它们。因此，政府依赖于真理的生产、流传、组织和授权，因为这些真理体现了政府要治理的东西，使之成为可思考、可计算、可行的对象。另一方面，治理人口需要不同种类的知识。要对人口进行计算，就必须突出人口的某些特征（计算的原料）和关于这些特征的信息。这里的知识是一种非常具体的形式，它需要把诸如出生、死亡、婚姻、疾病、住房人口、工作类型、饮食、财富或贫穷等现象转录为政治计算所需的材料。也就是说，计算依赖“铭写”（“inscription”）的过程，它将世界转化为物质痕迹——书面报告、图画、地图、图表、数字。政府的计划依赖并要求“大量印刷数字”，这使得人口可以通过将其转化为“耐用”、“可移动”的“铭写”痕迹来计算，并在官员的办公室中积累、增加、减少、比较和对比。赋予这些“铭写”实践的术语是“统计学”（“statistics”）。从17世纪到18世纪，再到19世纪，统计学（国家科学）开始将人口的属性转化为一种形式，使他们可以进入统治者的计算范围。土地上的人（他们的年龄、居住地、居住方式形式、工作、生老病死）被记录下来。人变成了“数字”（figures），聚集在中心。英国的统计协会编制出有关就业类型、饮食以及贫困和匮乏程度的图表和表格，并且构建出人口的道德地形，绘制了跨越时空的贫困、犯罪、犯罪和精神错乱，得出关于病理变化率、原因和改善它们所需措施的各种结论。主体的能力正以一种新方式和政府产生关联，为政府所用。在这两种意义上，政府对知识的依赖使我们能够理解心理学、精神病学和其他科学在身陷权力制度的人类主体所扮演的角色。在“人类”科学中设计的概念系统伴随分析和解释语言，构成谈论人类行为的方式，提供了人类主体性和主体间性被纳入计算的手段。一方面，人类生命的主体特征已然成为理解经济、组织、监狱、学校、工厂和劳动力市场的要素。另一方面，在追求社会政治目标的过程中，人类心理本身已经成为制度性政府的一个可能领域，教育、治疗、改革、惩罚——毫无疑问，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当务之急。但是，心理科学提供的新词汇使得政府的愿望能够通过对人类灵魂深处的知识管理来表达。心理科学发挥了另一个关键的作用，因为他们提供了“铭写”的属性，以及人类灵魂的力量和能力。它们使人类的力量转化为物质，为计算提供基础。考试（examination）是一切心理“铭写”装置的模型。考试结合了监视、规范化判断的应用和物质性“铭写”的技术，以产生可计算的个人性痕迹。在心理科学的检验机制中，精神病学诊断和智力测试都将主体性转化为一种可计算的力量。这些检验不仅使人类的个体性可见，还将个体性定位在一个书写的网络中，将属性及属性的变异转化为成文形式（codified forms），使它们能够被积累、相加、平均和规范化——简而言之，使它们被记录下来。这样的记录使得任何与权威有关的个人生活元素都可以被汇集成档案，保存在档案中，或者被传送到一个中心位置，在那里人们可以对个人痕迹进行比较、评估和判断。痕迹可以合并，形成对整个人群心理特征的认识，反过来，这又可以用来校准个人与人群的关系。个性的心理“铭写”使政府能够在主体性上运作。心理评估不仅仅是认识论项目中的一个时刻，也不仅仅是知识史上的一个章节。在使主体性的计算过程中，它使人们能够以主体能力的名义接受别人对他们做的事情（以及对他们自己做的事情）。因此，知识创新是人类主体进入政府网络过程的基础。人们发明新语言来谈论人类主体性及其政治相关性，制定新的概念系统来计算人类的能力和行为，构建新的装置来嵌入和校准人类的心理，识别病态和常态。这些认知方式使得“人类技术”的组合（权力、机制和关系）成为可能。人类技术将人类的力量和能力，以及其他力量（自然、生物、机械、人工制品）精心组织起来，纳入运作的权力网络。在这样的组合中，乍一看可能属于不同现实秩序的元素被整合在一起。因此，理论知识使灵魂可以根据心理学、智力、个性进行思考，从而使某些类型的行为能够与某些类型的效用联系起来。从建筑物的布局到时间表的结构，技术在空间和时间上组织人类以达到某些结果。改造和治疗机制提供了依据心理学原理对自我调节技术进行重塑的手段。随着网络的形成，随着政治野心与对人的行动模式相结合，主体性技术得以建立，使权力策略能够渗透到人类灵魂的罅隙中。这种主体性的分支技术对经济生活、社会存在和政治文化产生了根本影响。但这并不要求我们将它们的起源或阐释原则定位在国家中，也不必将这些事件视为确保阶级统治的合理发明。福柯认为，我们需要赋予可能性以正确的历史地位。创新经常是为了应对，但不是为了应对政治秩序的重大威胁，而是为了应对局部的、琐碎甚至边缘的问题。加强或改变当局思考或处理各种问题的方式可能来自中央政治机构，但更可能来自神职人员、慈善家、医生、警察、律师、法官、精神病学家、犯罪学家、女性主义者、社会工作者、学者、研究人员、老板、工人、父母。实施这些计划有时需要立法，有时需要建立新的政治机构分支，但也需要慈善机构、基金会、雇主组织、工会、教堂或专业团体的运作。所做的创新有时源于全新的发明，但有时只涉及对现有阐释框架和技术的临时利用、组合和扩展。像这样的零星创新往往一无所获、失败、被放弃或被超越。其他创新蓬勃发展，传播到其他地区，并将自己建立为持久而稳定的思想和行动网络。在这些“小历史”中，一个更大的模式已经形成——我们所有人，我们这些现代的男男女女，都已经纠缠在它的网络中。因此，心理科学与灵魂治理的程序、计算和技术密切相关。20世纪心理科学的发展为我们的思想开辟了新维度。同时，它使构建我们现实的新技术成为可能，以产生现如今可以想象的现象和效用。将人类精神转化为知识领域和技术范围，使得根据规范和标准来管理主体性成为可能。这些规范和标准将其权威建立在深奥但客观的知识之上。心理学知识当然解决了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出现的问题，但这些环境本身并没有预先决定解决方案的类型。概念系统、阐释哲学以及证据和证明发挥了各自的影响，参与并转化了最初的问题，将它们的分类、讨论和评估语言反馈到社会辩论中。当然，许多评论家认识到，心理学学科远非同质化领域，它被相互竞争的学派撕裂，被不相容的阐释模型之间的竞争所推动，这些模型或隐或显地建立在对立的哲学基础之上。心理学的这种多样性和异质性一直代表了概念层面的持续创新，也是广泛社会适用性的关键。它不仅没有破坏真理主张，反而在应用场景中实现了卓有成效的差异化，使其能够在主体性的多种背景和策略下运作，以不同的方式将社会权力与人类灵魂联系起来。主体性的专业知识已成为我们当代治理和被治理的基础。这并不是因为专家与国家勾结，诱捕、控制和调节“受试者”。自由民主政体限制了国家权力对个人生活的直接强制干预，因此权威当局以间接的方式对个人的选择、愿望、价值观和行为采取行动。它不通过暴力和约束的威胁来实现，而是通过真理的内在说服力，离不开这种规范激发的焦虑，也离不开它为我们创造的生活形象和自我形象（这些形象有吸引力）。自由民主的公民要自我调节，而政府机制将他们视为生活中的积极参与者。政治主体不再被认为仅仅受到快乐和痛苦的计算。个人也不再仅仅通过灌输道德标准和行为习惯来组织和支配身体能力。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军队或工厂，公民都在积极地思考、想要、感受和做事，在这些心理力量方面与他人发生关系，并受到他人与他们关系的影响。这样的公民主体被教育和劝说，使得个人目标和野心与制度或社会推崇的目标或活动结盟。公民通过他们对家庭生活、工作、休闲、生活方式、个性、表达方式的选择来塑造他们的生活。政府对这些选择“采取行动”，使生命变得有价值，能够与消费、盈利能力、效率和社会秩序的政治价值观建立一种对称性。换言之，当代政府通过将监管的野心微妙地渗透到我们作为主体的存在和经验的内部来运作。因此，主体性技术与我们可以称之为“自我技术”（“techniques of the self“）的东西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我们通过（向我们提供的）语言、标准和技术，能够对我们的身体、灵魂、思想和行为采取行动，以实现幸福、智慧、健康和满足。通过自我检查、自我问题化、自我监督和忏悔，我们根据他人为我们提供的标准来评价自己。我们通过自我改造、治疗、身体技术和对语言和情感的精心塑造，通过“灵魂专家”提出的技术来调整自己。灵魂的管理取决于我们对自己作为理想的、潜在的某种人的认识，对我们是什么和可能成为什么的规范性判断所产生的不安，以及通过遵循“自我管理专家”的建议来克服这种差异的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竟相信，在使我们的主体性成为我们个人生活、道德体系和政治评价的原则时，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我们的自由。接下来的研究有一个潜在的目标，那就是为编写这种自由的谱系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