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勃朗（Rembrandt，1606-1669）《浪子回头》（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约17世纪60年代），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在不确定和危险之中过一种道德生活What Really Matters: Living a Moral Life Amidst Uncertainty and Danger作者：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哈佛大学医学院、人类学系、全球卫生与社会医学系）来源：同名著作（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第一章
这本书记录着普通人的故事，记录着在正常和反常时期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事。这是一本写道德经验（moral experience）的书，也是一本关于个体和集体如何应对危险（danger）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的书。人们通常认为，危险和不确定性是“生命长河”（the continuum of life）中的反常现象（anomalies），是不可预知的力量对一个大体上可预测的世界的干扰。我的观点恰恰相反。危险和不确定性是生活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层面。事实上，它们使生命变得有分量，它们定义了人类的意义。这本书里记录的人们，在人生的挑战中努力过着一种道德生活。“道德生活”（moral life）这个短语可能有歧义，因为道德有两层含义。在更广泛的含义上，道德指“价值观”（values）。在这层含义上，生活不可避免地具有道德性，因为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生活都与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息息相关——让我们活下去、和他人商榷重要的关系、做对我们有意义的工作、生活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而在我们生活的地方，其他人也热烈地做着同样的事。凡此种种，都能被定义为道德经验。但是，道德的这层含义不等于伦理意义上的“善”（good）。人们的共同道德经验可能远非善意，甚至是恶意。我们表达和制定的价值观可能并不人道，比如一个把少数人当替罪羊、压迫少数人的社群，比如那些支持奴隶制、儿童卖淫、对妇女施暴的行为。个体道德经验可能涉足可怕的行为，普通人也会卷入大屠杀或种族奴役。这种正常的共同道德经验之所以如此令人不安，正是因为从外部（从受害者的角度）看来是非常错误的事，从内部（从共谋者和犯罪者的角度）看来却并非如此。因此，道德的第一层含义需要被理解为局部的东西，需要接受伦理审视（被外部和内部那些挑战局部传统价值的人审视）。道德还有一层更明确的含义——我们的“是非感”。当我们说我们想要过一种道德生活时，我们指的是一种体现自己道德承诺的生活。我们能够想象出某种似乎正确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感受到对他人的责任，并根据这些感受采取行动；我们可以对麻烦和陷入麻烦的人作出反应，使我们感到自己在为世界做好事。我们期待不同地方的其他人会同意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善”事，即使我们没有得到他人认可；但如果我们的行为违背了这种做正确事情的核心冲动，我们就会感到羞愧。那些寻求道德生活的人可能意识到他们的道德环境在第一层含义上是错误的。无论胜算几何，无论他们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会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他们都可能批评、抗议并通过个体努力来做正确的事情。很多人并不会摇摆不定，他们的道德生活反映出周遭的道德经验问题。因此，人们会公开地和不道德的政策合作。他们要么在私下有所保留，发展出一种负罪感和错位的忠诚，要么一辈子都在否认。当然，还有一些人似乎对道德不敏感，充耳不闻，对他人的感情无动于衷。如我们所见，道德生活与伦理观念密切相关，我们渴望超越局部价值观，并指导我们去生活。
我们能否从那些在非常不同的环境中，在特定的危险和不确定性中，努力过着道德生活之人的故事中学到一些东西，以帮助我们做同样的事情？我们试图以一种与我们周遭道德环境背道而驰的方式生活，这真的可行吗？当真正不确定该怎么做，当危险程度高到足以威胁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时，我们会做出怎样的决定？日常经验经常把人推入令人不安的环境和混乱的条件，对我们构成威胁，使我们难以掌握那些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事物，比如我们的自尊、亲密关系或宗教价值观。离异、亲人去世、不公正和歧视、没有前途的工作、失业、事故、慢性病、艺术创作的失败、疏离信仰共同体——任何一种灾难都会打破我们对自身所珍视之物的控制，并摧毁我们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感。数量惊人的美国家庭陷入破产（2006年，这个比例大约是1/75），而且有非常多的家庭游走在破产的边缘，生活在财务危机感的红线。纽约的一位中年高管心脏病发作，无法继续工作。他的疾病给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带来了一个新的、危险的财务现实，他质疑着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生活的意义。一个年轻的波士顿程序员丢了工作，而且她再也没找到新的工作。她的自我意识急剧下降，变得沮丧并有了自杀倾向。新奥尔良有一个陷入挣扎的黑人工人阶级家庭，他们心爱的独子死在了伊拉克，几个月后，他们祖传三代的房屋被卡特里娜飓风摧毁。男孩的父亲是一个已经康复的酒鬼，这时他狂饮不止，并拒绝参加他曾经做过好几年的康复计划。一对在巴黎受教育的自由主义专业人士、来自巴勒斯坦的夫妇感到震惊，因为聪明而优秀的高中女儿在以色列公交车站制造了一起自杀式炸弹袭击，她杀死了自己和其他人，还留下一段视频，在那段视频中，她拒绝了世俗的价值观，致力于“圣战”原教旨主义的宗教理想。这些只是零星的例子，以说明我们周遭的危险和不确定性，它们随时可能袭击我们。读者无疑会意识到和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其他事件。
在更大范围内，晚间新闻不断提醒我们，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可以在一瞬间改变人生。海啸、地震和飓风可以摧毁整座城市，使数十万人死亡或无家可归。一些非洲或亚洲国家的失败、腐败、饥荒或内战给无数人带来痛苦。恐怖袭击给纽约、马德里、伦敦和耶路撒冷等等这些最繁荣的城市带来恐怖。禽流感造成的大量死亡带来流行病的阴影，并可能影响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但是，对舒适生活的直接威胁来自一个更亲密的层面——我们自己的身体。例如，尽管医学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取得重大突破，但大多数人心知肚明，许多健康问题根本无法治愈，我们大多数人将面临慢性病的痛苦和限制。简单说几种疾病就会让人感到巨大的威胁——糖尿病、心脏病、溃疡、多种癌症、哮喘、狼疮、肝炎、肾衰竭、骨质疏松症、老年痴呆症。更不用说时间本身耗尽了我们的精力，毁坏着我们的身体，我们越来越迟钝，思维过程越来越混乱。死亡静静地萦绕着我们的每一天，它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没有悲惨的事件或致残的疾病，人们也将在一生中不断挣扎，以坚持那些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东西，如地位、工作、金钱、家庭关系、性关系、秩序感和自我控制、健康、生命本身，以及宗教承诺、政治协定和各种文化的、个体的具体议程。这种日常挣扎也许既激烈又绝望，因为它一定是不平等的斗争。我们对自己的小世界，甚至对自己内心的控制都有局限性，因此会产生一种强大的、令人窒息的焦虑感。这是一种存在的（existential）恐惧，它让我们在凌晨三点被盗汗和可怕的内心声音惊醒，它让我们咬紧牙关，因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受到了威胁。面对我们掌控的局限性所产生的深切的缺陷感和生存恐惧，我们采取了各种策略。有人直接否认，有人假装淡定。对于那些有能力面对的人，他们有一种逃避现实的百无聊赖：“暂且忘记生活。”对于少数快乐的人来说，有一种无法抑制的良好幽默感。2005年7月7日伦敦恐怖爆炸事件的幸存者哈维·迪顿（Harvey Deaton）向《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说道，宿命就是“在数难逃”。此外，荷尔蒙激增的年轻人从蹦极等极限运动上面找寻身体刺激，用直接但风险可控的刺激代替遥远而不可控制的危险。认为技术高于生活本身的神奇信念是另一种典型的美国文化应对措施，人们一次次应对着达到危机层面的问题。金融顾问、保险销售人员、外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安全专家和其他许多专业人士都从中收获既得利益，他们推销让人安心但从根本上具有误导性的概念，来帮助人类掌控确定性。“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是另一个全社会的神话，每次灾难（从飓风到流行病）都让我们措手不及。这些文化反应通过欺骗我们对人类条件性质的了解来发挥作用。我们的生活波澜不定，可是我们行动、思考、写作的样子仿佛我们掌控着自己的世界，这着实令人惊讶。在美国文化中，我们孜孜不倦地否定着脆弱性和局限性，认为脆弱和局限是不常有的东西。诚然，我们的社会几乎建立在自我控制（杰斐逊的“人的完美性”）、掌控环境（驯服边疆）、社会秩序的恩泽（山上的城市）和否认人类极限（也否认最终的极限，即死亡本身）的神话上。我们无处不在的消费文化建立在另一个关于掌控的神话上。我们相信我们可以通过购买产品来解决问题。政治和娱乐产业也同样承诺了简单的解决方案，将危险和不确定的现实降到最低。也许这种文化上的短视在美国达到了极致，但这背后的支撑力不只是美国资本主义这么简单。社会主义社会告诉我们，对人类状况及其可能性采取过于悲观的看法，同样是不可接受的事。甚至今天大多数主流宗教传统也已经远离了早期对人类状况不稳定的看法，并且接纳了巨大谎言的某些方面。似乎，现代性本身就以培养这种虚构为前提，是全球文化中心的一个假象。***
可是岁月如梭，我们大多数人被世界的顽劣和身体的脆弱逼迫，不得不正视那些对我们不利的巨大风险。我们经常用幽默和讽刺来掩饰它，试图与它的黑暗现实保持距离。我们以为这些基本常识是护身符，能让我们每一天都安全到家。诚然，我们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蒙蔽。用莎士比亚的话说，如果一个人每天都会想“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朱生豪译），那么他永远下不来床。有鉴于此，否认生活的混乱和不稳定似乎必要且健康。然而，当否认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生活在看不见、不言说存在真相的暴政之下，那么就危险了。这就是使灾难、损失和失败的切身经验让我们如此恐惧不安的原因。我们刺破了幻觉的泡沫，却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我们迷失方向，只因我们以新颖而激烈的方式看着这个世界。不是说我们的人生只剩下不尽的失败和痛苦。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次次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尤其，资源（财政、教育和社会资本，健康和情感福祉）为有抱负的成功人士提供了更大保护，以抵御带来威胁的生活事件和令人厌倦的压力。此外，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生活提供了许多欢乐和乐趣。对家庭、工作、友谊、创造性机会和未来建设的深切投入，使我们很容易忘记威胁和损失的严峻负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太多丧亲、焦虑和失败的刻骨经历来教导我们生存的黑暗面。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既没有出现英雄，也没有出现恶魔。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切身体会到这些使生活变得残酷的考验。工作晋升、赚到钱、见证一个创造性项目的实现——这些欢欣鼓舞的时刻转瞬即逝，而且程度有限。人生可以充满美丽和幸福，比如许多人享受着生活在富裕国家或社区带来的好处，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表面上的好运往往被失望、未实现的夙愿和衰老的屈辱抵消。除了转瞬即逝的欢乐，周期性的奇妙热情，长期的幸福，乃至一件接一件让人分心的日常事务，这些都是美国伟大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的“真正的现实”（“genuine reality”）。这正是人生的考验，厄运、苦难乃至灾难教会我们忍耐，教会我们接受“真正的现实”。今天，我们对“真正的现实”的看法越来越被专业人员蒙蔽。他们的技术专长往往引入了一种肤浅的、没有灵魂的“人的模式”，否认了道德的意义。也许对人类价值观最具破坏性的例子是医学化（medicalization）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普通的不快乐和正常的丧亲之痛被转化为临床抑郁症，生存的焦虑被转化为焦虑症，政治暴力的道德后果被重新描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也就是说，痛苦（suffering）被重新定义为精神疾病，并通常由专家进行药物治疗。我相信，这削弱了人，使人类经验深刻丰富的多样性变得稀薄且同质化，并使我们有可能被改造成某种新的、可怕的东西。个体可以将我们的一切欲望引导到可供消费的产品中（如药品），但他们不再带着灵魂生活。矛盾的情感和价值观常常深度混合，定义了个体“人之为人”的存在核心。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的内心就不再相同。我们不是祖父母那样的人，我们的孩子也不会是我们这样的人。本书中的几个案例都揭示了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恐惧似乎无处不在。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真实状况，我们就会分崩离析，个体和社会都会分崩离析。我做了三十年精神病学和人类学研究，但我找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如果我们直面人类状况的挑战，就会失能和病态。恰恰相反，我要在这本书里说的是，我们就应该用危险和不确定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会让我们获得一种宁静的解放，使我们准备好以新的方式做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为他人的生活带来改变。令人惊讶的是，直面最深的恐惧，可能反而意味着和恐惧说再见，我们要批判地质问自己，为什么我们曾允许自己在道德和情感上如此畏手畏脚。许多文明的最高成就都来自那些有勇气毫不畏惧望向现实黑暗的人。自古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文学体裁的悲剧就从人类与世俗表象背后凶猛不屈的遭遇中汲取了非凡的智慧。想想《安提戈涅》（Antigone），想想《李尔王》（King Lear），我们就能明白，这种反向作用力如何丰满了我们的人生。
尼基福罗斯·里塔斯（Nikiforos Lytras，1832-1904）《安提戈涅准备埋葬死去的哥哥波吕尼刻斯》（1865），国立希腊美术馆藏
封面伦勃朗的画作《浪子回头》很美，但它的美被生活的苦痛淹没。伦勃朗的作品将美学传统与宗教联系在一起，这也许是我们从逆境和失败中建立伦理意义的最有力手段。这也是《约伯记》（Book of Job）和《福音书》（Gospels），以及佛教、印度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和世界上许多民间宗教传统的文本、仪式的大部分内容。它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舒适感和秩序感是多么容易被动摇，而在面对深重的苦难时，我们必须努力挣扎以保持我们的身份和文化世界。然而，正是在这种挣扎中，正如安提戈涅、李尔王和伦勃朗画中的人物的凄美，我们才找到了人性的意义。
多年来，我在研究和临床中遇到过许多直面生命的人。我有一位信息提供者（informant），他当时是纽约一位52岁的失业高管，患有严重的冠心病。他说：你在（美国）社会中长大，你被哄骗，觉得自己受到了保护，事情都很容易。你可以轻松地生活。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你就会发现事情是多么危险。我的生活中已经发生了好几次，所以我应该做好准备。但唯一的准备就是要警惕......一直警惕。一直如此。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对工作中的事情、邻里之间的事情、家庭中的事情、甚至你身体的变化保持高度关注。我在一家公司工作了二十年，然后被解雇了。我经历了一场很糟很糟的车祸。我一个女儿死于与毒品有关的自杀。现在我的心脏也有问题。这个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也许比我愿意承认的还要危险。
另一位研究受访者是90年代生活在北京的一位68岁中国知识分子。他反思了自己在一个非常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的人生经历：我祖父在军阀时期就把这个道理告诉了我父亲。我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告诉了我。我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告诉了我的儿子和女儿。他都懂，但他能做什么呢？他还是被杀了。即使经济繁荣了，我相信我的女儿也会告诉我的孙女：小心！要特别小心！时代在变，历史在变，世界不一样，但是社会还是危险。
那些有此经历的人，感觉到生活转变为一种新的、不同的东西，一种不完全能被理解、不被渴望的东西。他们从骨子里感觉到了危险和不确定。一位75岁的法国学者说，他经历了德国对法国的占领，经历了战后不久的存在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的文化运动，经历了60年代末的学生抗议和极端的政治分化，然后经历了80年代和90年代无节制的商业主义，经历了温和派政治和文化反击的时代，还经历了反移民和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运动，最后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新时代。他沮丧地说道：博文，这是个陌生的世界！你无法预测未来。你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和周围的许多人一样，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越来越疏离。我仿佛看着一场又一场灾难发生。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如果你的想法超越了普通人，看到世界的样子——我们是什么，我们正在成为什么，你就不能口对着心说......说你明白正在发生什么。它使你感到陌生，那种感觉令人恐惧。
“哦，别这样，它一直都很糟糕。......只要你想深入了解它。”他四十年的结发妻子插话道。她是一位画家，是“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的女儿：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要像奥登（W. H. Auden）《艺术博物馆》（Museé des Beaux Arts）中的耕夫一样，视而不见。但凡你翻开文明的地毯，就尽是黑暗和邪恶，而我们凶猛而可怕。你需要面对这一点，才能发现和创造更好的东西。
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de Oude，约1525-1569）《依卡鲁斯的堕落风景》（Landscape with the Fall of Icarus，1558），比利时皇家美术馆藏这些来自不同社会环境的人坚持认为，现代文化包含一个巨大的谎言。通过否认危险的普遍存在，我们就能保持一个关于“我们是谁”的错误想象。如果我们对自己是谁有误解，那么我们如何为我们的方向和未来做准备？我和这三个小故事的主人公一样认为，如果我们能学会面对真正的现实，我们就能活得更好。这就是这本书的目的。
我并不是说，面对真正的现实，就只能看到最糟糕的经历。快乐、热忱、成就感和我所关注的更黑暗、更危险的时刻一样真实。爱和希望没有被伤害和威胁否定——哪怕有，它们也会被更好地理解，被更深刻地珍惜。和经验的真相比一比，好莱坞（和宝莱坞）电影的多愁善感和它们的圆满结局才是真正的误导。我前面提到的艺术家，他们探索悲剧的深度向我们展示了真正的胜利是多么珍贵和来之不易。在伦勃朗的《浪子回头》中，父亲和儿子的重逢被一种真正喜悦的光芒融合。多年的痛苦镌刻在老人的脸上，这种光芒就显得更加耀眼。人生包含了积极和消极的条件，但实际上人生是一个关乎两者如何结合的故事。对“真正的现实”的启蒙不应该使我们垂头丧气，它为我们的“小确幸”和日常生活的快乐赋予了意义。自我和世界可以被重塑，以应对危险和不安。它们值得被重塑，哪怕它们有局限性，这正是渴望（aspiration）的重要性所在。在日常实践中体验人生的局限性，体察不可避免的局限，这并不意味着被打败，也不是以伦理、宗教或审美的方式表达绝望。伦理、宗教和审美的工作重塑了实实在在的普通生活实践，在价值和情感之间形成了新的协同作用，从而使个体与集体的意义、超越性（transcendence，或译作“超然”或“超验”）、最终的秩序和掌控感成为我们的生命力。当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个共同体受到灾难的威胁时，人们转向宗教谋求解释。他们为自己内心最深处的价值寻找支援，为伤害和恐惧的存在寻求慰藉，并且重燃希望。宗教仪式，以及与核心宗教人士、宗教领袖的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失败和灾难会增强宗教的力量。反过来，宗教也帮助逆境之人克服自我怀疑和对失败的恐惧，并在俗世采取行动。在灾难性的生存威胁面前，宗教也有弊端。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面对他们所认为的对伊斯兰价值观的威胁时表现出宗教狂热，促使他们采取破坏性行动。危险的宗教信仰也促使印度教徒、佛教徒、基督徒和犹太人将原教旨主义与民族主义混为一谈，进行仇恨和屠杀。
文化表达了我们的感觉（sense）。感觉是人类的特殊本质，也因人而异。鉴于欧洲和美国在世界大战和纳粹浩劫之后的大规模文化进程，美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开展创造性运动，通过现代主义、存在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犹太大屠杀”文学及其他文艺运动继续重塑着人的意义。这些运动共同创造了新的方式来理解我们这个混乱而具有破坏性的世界。它们在人们的个体生活中找到了价值，而此时，一个巨大的问号笼罩着既定的文化形式，让人怀疑其合法性和相关性。
阿希尔·戈尔基（Arshile Gorky，1904-1948）是抽象表现主义代表画家，上图为他的作品《艺术家和他的母亲》（The Artist and His Mother，约1926-1936，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藏）。1915年，戈尔基试图和母亲逃离遭到种族灭绝的亚美尼亚，但四年后母亲饿死在祖国首都埃里温。1920年，16岁的戈尔基抵达美国和父亲团聚。
尽管作品的基调很苦涩，讽刺是它们的风格，孤立的个体不得不面对非人性的空虚（伦理立场），但从痛苦和苦难中创造美和秩序的过程重新赋予了人们的世俗意义。鉴于此，这些艺术和伦理创作重建了世界。在我们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世俗社会的文化力量强调身体及其欲望的救赎，我们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要到哪里去”的重新想象，再次使存在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重新焕发活力。你可以在布道者的营会上找到重生的方式。我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我自己的方式，用我的船去探索大海。我们也都能欣赏抽象画，对世界产生感知力。然而，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只是渴望并实际创造秩序的不同方式，从无序和美中摆脱危险，新的意义现实维持并补充我们对生活的希望。
对许多人来说，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不安的意识是匿名（anonymity）的威胁。我们会想到，我们的私人生活轻如鸿毛，我们会担心我们的个体自我、我们的密切社会关系和地方社区的重要性。此时此刻的我们真的重要吗？我们走后会有人记得我们吗？我们害怕我们缺场。再一次，我们的特殊感情通过宗教、伦理和审美活动得到表达和肯定，这些活动将我们的私人世界与更大的世界联系起来。在这个内部世界里，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活力，我们的生活令人信服地对所爱的人、共同的信仰或艺术团体，以及最重要的是对我们自己，具有独特的意义。这是我们对抗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方式，否则社会承诺和个体主动性将会瘫痪。我们也因此培养幽默、乐观和以某种方式度过难关的常识，保持对生活的持久品味。无论这种文化反应深刻还是浅薄，都不如它能更新我们对生活本身的感受力来得重要。它使我们能够品味自己平凡的存在。我们可以陶醉于色彩和声音的刺激、味觉的魅力、令人振奋的轻盈触感，以及恰如其分的爱的奥义，而不是去到灰色的阴郁里，去思考我们能忍受多少人类的结局。
我认为，承认我们所到之处并非我们渴望之处，这并不是阴郁的体现。相反，这样做可以培养一种更深刻、更细致入微的认识，去理解共同体的道德经验和个体道德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两者如此重要。在这个更广泛的道德背景下，我们渴望学习点什么来帮助我们生活。出于这个原因，研究维持道德生活的行为和破坏道德生活的非人性行为之间的灰色地带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启发我们去理解人生的难处。
在人的一生中，道德和情感经历可以极大地改变我们，以至于我们不再是早先的那个人。生活和它的一切转变终究重塑了我们的核心。那么，什么是核心？我们是谁？我们需要摆脱这样的想法——稳定的人性可以抵抗我们周遭无数的变化，就像坚实的桥墩在波涛汹涌的深水中撑起一座桥。这种想象对桥来说是成立的，但对人来说不是。
我和我的家人在缅因湾过夏天，那里有距离大西洋约两英里的一条大潮汐河。这些水域有时很平静，有时波涛汹涌。这里的海岸线大体一致，岩壁和岩石遍布海滩。但凡你是一名认真的划船者，你就须格外谨慎，不管你对海图和GPS上标明的危险有多么了解。由于潮汐条件和偶尔的大风暴，那些看似永恒的东西——岩石、水下障碍物、航道标记浮标都会发生变化，有时变化之大足以让一个有二十年水上经验的捕虾渔民将一艘32英尺长的捕虾船搁浅。如果你经常观察海岸，你就会发现它几乎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尽管这种变化发生在当地地质和水文所规定的范围之内。
自我和灵魂也是如此。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原则和经验现实限定了范围，但也有道德和情感的暗涌不断地改变着自我的地形。神经介质创造了痛苦和愤怒的感觉。悔恨、遗憾及其他复杂的情感和价值观受到人际关系和意义的强烈影响，这些关系和意义有助于建构人们微妙而细致的感觉。文化、政治和生态学改变了我们每个人——如果不是每天都在改变，那就是每年都在改变。工作在变化，职业在转变，家庭成长和崩溃，婚姻分分合合，而那些塑造国家命运和影响整体人口的巨大历史力量在我们的生活中翻滚、研磨、损害、转移、打破，使我们放手和继续前行。当我们最深刻的价值观和情感受到威胁或丧失时，就会产生危险。当人们感到这些东西受到严重威胁时，人们自己会变得更加危险。然后，人们愿意做任何事，以保护和捍卫真正重要的东西。在这些压力巨大的时刻，自我可以被重塑，最平静、最和平的人士也可以变得暴力，可以参加压迫或反人类的罪行。从中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80年代，迫使数十万犹太人移居美国的苏联大屠杀仍然具有这种特征。社会混乱和重大政治变革的恐惧夹杂着谣言，把被污名化的“他者”（“other”）作为破坏对象。一场致命的流行病、一些其他公共灾难和政治分歧极大威胁着当地民众和中央当局，以至于犹太人成了一个方便的替罪羊。纳粹浩劫可以被理解为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也可以理解为普通德国人接受纳粹以抵御苏联的威胁，它是和魔鬼交易的一部分，容忍纳粹对犹太人的战争。普通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愿意参与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大规模屠杀，也是因为社会中蕴藏着威胁道德秩序的真正危险。在这个例子中，民族国家分裂成交战的民族宗教群体，和另一个群体的联系被直接建立起来，或者间接地归咎于他们。这就导致了更进一步，而且往往是更致命的危险，即受威胁的群体要么积极实施，要么被动地默许对被认为是威胁来源的人的破坏。这种生存信息令人不寒而栗——我们将不惜一切来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察觉到严重的威胁，我们将把暴力当作一种先发制人的策略，甚至是一种预期的报复。我们可以从美国人对“9·11”袭击事件的反应中窥见这种社会逻辑，也可以从随后的“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一探究竟。对很美国人而言，推翻塔利班和摧毁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训练营是有意义的事，在国际上追捕恐怖分子和他们的资金来源也是如此。但是，对伊拉克的入侵、占领以及随后发生的致命叛乱和内战表明，我们走得太远了，并造成了我所指出的更进一步、带来更大危险的那种过度暴力反应。我们似乎有了一种新的确信——复仇即正义。无论必须死多少人，我们都必须为我们的国家报仇，并确认我们的国家神话——我们正在使世界更加安全。我们也变得如此专注于对内部不安全和隐藏敌人的恐惧，以至于我们愿意限制或实际上废除宪法对我们宣扬的最神圣权利的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国土安全的追求，我们通过复仇来伸张正义的愿望，以及我们对全球社会控制的关注，似乎比我们对权利、法律程序、甚至我们大力宣扬的全球民主化承诺更重要（全球民主化的承诺似乎掩盖那些更激烈的承诺）。当我们继续推行这些被美国人视为道德上的合理政策时，数百万穆斯林指责我们对伊斯兰教发动战争，数百万欧洲人和亚洲人指责我们使世界更加危险。伊斯兰社群为年轻的穆斯林男女提供道义上的支持，我们称之为“恐怖分子”，而他们则自称“圣战者”和“殉教烈士”。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自以为他们的恐怖行为具有道德上公正性，他们的关系网络、社会成员也秉持这种信念。因此在这里，我们有一场完全不同的道德理性之间的较量。很明显，如果我们超越我们自己和我们对手的理所当然的承诺，“恐怖分子”（包括自杀式爆炸者）的道德观和承诺是完全不道德和反人类的事。但如上所言，同样明显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价值观以及我们在这世界上的行为方式也有问题。两种道德立场都不可接受。两者都带来危险。为了超越它们，我们必须推进另一种道德方法，这种方法试图超越局部承诺，但同时也适用于局部。我认为，为了在团体层面上奏效，这样一种伦理方法也必须对个体生活的建立发挥作用。这是我在本书中试图探讨的问题之一。接下来的章节讲述了我在作为人类学家、精神病学家和中国研究者的职业生涯中，以及男男女女的朋友们为过上道德生活而奋斗的故事。像我们其他人一样，这些人发现自己陷入了特殊的环境和文化条件之中，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受到了他人或社会的挑战。例如，一个曾经立过功的士兵回顾他在太平洋战争中犯下的暴行，他不仅看到了自己道德失败的不可磨灭之证，也看到了社会不愿意承认战争是把普通人变成杀手的虚伪行径。一旦发生转变，暴力被释放过后，社会就会对犯罪者的道德生活置之不理。一个人的道德愿望和社会的道德现实之间存在核心张力，对这个愤怒的中年男子来说，这种张力延伸为他和心理医生之间的冲突，即关于抑郁症及其治疗的问题。悲剧是一种需要抗压药物治疗的疾病吗？犯过可怕虐待行为的终身秘密是医学问题还是道德问题？是否存在道德障碍和应对它的道德疗法？自责、遗憾和忏悔是否不仅是症状的缓解，也是正视道德失败的适当治疗结果？一位自由主义的新教牧师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性冲动，但是他将媒体和街头的性交易视为对他自己和青春期教友道德责任的生存威胁。宗教愿望和性现实（社会的和他自己）之间的基本冲突首先被体验为内疚感，它转化为身体上的痛苦，然后痛苦才转化为圣洁。他的故事将带领我们探索如何在宗教和医学之间的未知领域生活。一位中国医生和知识分子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危险，直接威胁到他的理想、家庭、事业和自己的生命。他开始明白，在这个完全不同的经济改革时代，妥协、默许、欺骗和利用的风气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上，过上有道德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事，也是危险的事。虽然环境、条件和结果各不相同，但后面几章中的所有主角都陷入了道德体验中，这些体验定义了人类的意义，迫使他们面对自己是谁，同时也促使他们认识到我们都是谁，我们共同的人性是什么——这种张力使他们的生活叙事变得引人注目。我写这些案例是为了说明道德生活对于个体和群体来说是多么可塑，并说明危险对于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己来说有多么重要。研究少数人的经验能否塑造我们面对诸多挑战的反应？我讨论的诸多挑战似乎超出了我们的掌控范围，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挑战，我们的做法又会对我们产生怎样的影响？答案在于，我们需要从克服我们自己的否认，并且肯定我们的存在条件。这是开端。这样的危机和限制不能被我们完全控制和征服。它们应该被理解为伦理、宗教和审美方面的挑战，并予以回应。掌控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需要对我们的情感和价值观采取自我批判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试图从想当然的世界和自我意识中走出来（真正地走出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它可以做到。以这种方式看待我们自己，我们可以问一个艰难的问题——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是否有助于推动一种充分而美好的生活？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显然要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试图重塑我们的承诺，并将它们重新调整到我们的周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仍然需要发现实现适当生活的障碍是什么，以及其中哪些（如果有的话）可以被克服。即使这些障碍是我们所面临的生存限制，也存在着创造和道德生活的可能性。例如，即使在我们的核心意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首先不伤害自己和他人。我们已经看到初步的危险，即那些威胁到对我们来说弥足珍贵之物的外部力量，那么我们要看到进一步的危险，即来自我们内部的威胁，也就是当我们在捍卫弥足珍贵之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违反我们的人性。打破这种连锁反应可以成为改变我们自己甚至世界的一种有力方式，比如结束报复的循环，比如抑制向内自我伤害的情绪。通过开辟一个对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己进行批判性自我反思的空间，我们可以防止自己和他人在不断变化的条件压力下成为更坏的人。我们可以抗议和抵抗家庭、工作场所和社区中危险的道德风气，即使我们不能成功地改变周遭。这并非不可能，我们可以使我们的道德实践与我们对什么是正确的感觉保持一致。这确实是值得为之奋斗的事情，也是可以改变他人的事情。在这本书的几个故事中，我们会获得一些教训——对我们的世界和其中的其他人来说，正视生活中的失败，与正视我们自己的自尊同样重要。我们有责任确保其他人理解我们世界的不公正，包括我们通过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不公正，而我们也有责任对不公正现象做些什么。在有一个故事中，我们了解到艾滋病如何将一位母亲和艺术家从“索取者”转变为“给予者”，我们由此看到健康灾难造成的生存危机如何创造出新的道德生活。在本书的另一个案例中，我们了解到一个曾经沉默寡言的知识分子如何走出书斋，进入他人的痛苦和磨难的公共世界，从而消除使他成名的道德条件，但他已经明白这些道德条件是政治和医疗灾难的文化基础。这个教训不是标准的英雄主义，它没有胜利，而是一种消极的英雄主义或反英雄主义，这种胜利可能不会改变世界，但有助于向其他人说明，如果世界要成为一个不那么不公正和绝望的地方，需要改变什么。这种反英雄主义同时也使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生活方式合法化。改变社会的英雄行为很罕见，而且往往是虚构的事，但抗议和抵抗、干扰和破坏现状，是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都能够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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