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卡特琳娜·贝尔基纳（Katerina Belkina）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lience作者：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Angela McRobbie，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媒介、传播与文化研究系）引用：McRobbie, Angela. 2020.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lience.”in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silience: Essays on Gender, Media and the End of Welfa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42-72.
是什么机制使一些名义上的女性主义思想被采纳、被接受，并与消费资本主义的需求和期望为伍？女性主义如何被纳入主流？#MeToo运动中的女性主义如何转化进入“性别化大众文化”的腹地？我们看到，迪奥（Dior）的T恤写着“我们都应该成为女性主义者”的字样，“女性主义”的字样还充当了碧昂丝（Beyoncé）的灯光背景板，《造型师》（Stylist）杂志鼓励它的读者参与伦敦的妇女游行（2019年1月19日礼拜六）。我要在本文重点讨论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完美”（perfect，关乎生活方式和女性的“美好生活”）、“不完美”（imperfect，理想的偏离与批判）和“韧性”（resilience，或译作“还原能力”，恢复与修复的首选工具和治疗手段）。
在过去几年间，一些重要的女性主义学者对女性主义主流化作出了回应。例如，莎拉·贝内特-韦瑟（Sarah Banet-Weiser）讨论了“商品女性主义”（“commodity feminism”）的政治。她和其他人都提到了流行女性主义的潮流，那里有新时代的行动主义（activism），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动作，纳入进媒体和流行文化的高能见度空间。这些相互关联的术语（完美、不完美、韧性）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应对新时代女性主义带来的挑战——它们共同构建了新兴的女性主义。它们抓住了它的脉络和表达方式，并把它们拉入一个不会令人不安的变革议程。它们继承并取代了女性个人主义（female individualism）的去政治化“后女性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大致活跃于1997年至2007年），在那里，女权主义被回避了，它成了不再需要的旧事物，更容易与性别不平等的政治意识新气候产生共鸣。如今，女性主义在社会意义上被容纳和认可，并展现出一种力量，催生出新的治理（governmentality）模式，从抵抗它，到容纳它、管理和控制它，然后把它占有为思想和创新的源泉。这件事对于理解近年来女性主义中的利益关系至关重要。“完美”是一个阶级（class）范畴，如今，它获得了女性主义的背书。“完美”由竞争性驱动，以维护特权为目标，指明一种普遍的理想生活方式，同时描述和标记出一个由白人中上层女性掌管的社会部门，比如Facebook首席运营官（COO）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那样的人。“完美”的作用在于鼓励女性择优而取，同时引入更激烈的竞争，不断重塑和重建分裂，这就导致女性主义的无限分裂和分级，并且定义了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曾经与自由女性主义最初的目标并行不悖，但现如今更接近我们所谓的新自由主义“领导力—女性主义”（leadership-feminism）。继而，“不完美”是对“完美”之不可行的回应，那里可以有失败的想法，同时也在那些有可能失败的经验领域中划出严格的界限，缺陷可以在那里被接纳。这意味着“不完美”与“完美”是一种二元关系，两者都表现出边界感和高度可规定的层面。虽然“韧性”在临床心理学中的历史要长得多，但这个概念在这里是一种“反弹”机制，它在整个流行文化的领域中找到了表达方式。罗宾·詹姆斯（Robin James）关注女性流行音乐人，特别是Lady Gaga和碧昂丝，她们每个人都声称受到了伤害（被视作损害她们女性身份的伤害），然而在特定的“参数”内，她们也有“恢复”的可能性。相比之下，詹姆斯在对蕾哈娜（Rihanna）的分析中，证明了她对韧性的一些抵抗。
接下来，我探究“完美—不完美—韧性”（以下简称P-I-R）的组合如何运作。就像先前博尔坦斯基（Boltanski）和夏皮罗（Chiapello）论述社会运动那样，商业上认可的女性主义是不是在这里被塑造、应用以补充当代资本主义？如果是这样，我们如何衡量和理解这种女性主义的有利可图？我们如何看待各种赋权女性主义在商业冒险中的崛起？2018年9月19日，右翼报纸《每日邮报》（Daily Mail）登出头条“追求完美的压力带来可怕代价”。这篇文章报道了心理学家南希·塔克（Nancy Tucker）的研究，她讲述了自己在心理健康方面的挣扎，包括由各种因素引起的严重饮食失调，如学术压力、对失败的恐惧、不断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以及作为一个女孩在“奋斗文化”中成长的整体经验。塔克提到了最近发表的报告，其中指出，16岁至24岁的年轻女性中有26%有心理健康问题，而且从6岁开始，女孩似乎就容易因为害怕成为“一般人”或“普通人”而看不起自己。在学校，她们被告知要“力争上游”。在《每日邮报》这种小报报道中，“完美”的理念与少女的高心理疾病率之间存在着关联。这种理念以激烈的竞争为前提，并不可避免地把目光投向女性名人或已经成功的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完美是一种“力”（force），在那些仿佛直接受其影响的人群（例如《每日邮报》读者的中产阶级女儿）之中产生如此强大的分裂、孤立和失败的感觉，从而产生了伤害。近年来，“完美”以女性主义为名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是它的独特之处，甚至，成功是一种女性主义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是一种新的或正在出现的性别化公民身份。“完美”划定了女性的成功，而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道德上的要求。“完美”（及其女性主义分支）将女性紧紧地捆绑在给她们带来痛苦的东西之上，这是伯兰特（Berlant）所谓“残酷的乐观主义”（“cruel optimism”）的一种形式。我们可以在当代流行文化中找到“完美”的直接证据。电视节目把幻想的完美生活赞美为女性幸福，此外，HBO出品的《都市女孩》（Girls）等一系列电视剧带有另一种女性主义印记，它们表达了对完美理想的不满，反而宣称需要拥抱不完美。后一类作品承认完美造成的伤害，但它们又通过韧性的概念来寻求修复和恢复。如今，但凡涉及痛苦的经历和实现值得过的生活所需的内在力量，各种故事讲述模式都会强调了商业女性和所谓的女性主义事业。名人倾诉他们的悲伤和悲剧，仿佛讲述的行为是恢复过程的一部分。这里的女性主义目标似乎是分享故事，以赋权其他女性。在多数情况下，名人在获得成功的同时也面对许多痛苦，仿佛逆境成为进一步努力和决心获得成功的机制。这是否让女性准备好面对性别不平等的逆境，并习惯于它所带来的损失？就像Lady Gaga或莉娜·邓纳姆（Lena Dunham）等名人那样，困难或苦难最终可以被“克服”？当这种元素的纠缠被视为一种自我真理时，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也可以将其视为稳定性别的众多策略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在二元性别制度受到诸多破坏和挑战的当下，它出手去巩固女性特质（femininity）？“P-I-R”是否允许一些女性主义思想得以传播，以保护现状，就好像在帮助年轻女性似的？完美与不完美的建构维持了自我/女孩身份的普遍定义，再加上韧性训练作为支持，是不是这样？韧性的前提是社会关怀（social care）的广泛退出，甚至包括过往时代由国家提供的关怀形式（牧师、青年工作者、青少年辅导员等），这反过来又产生了一种新的、被剥夺的性别化社会契约，这种契约可以通过在自己的内部铭刻某些女性主义理想来谋求某种程度的合法性。是不是这样？“P-I-R”将勾勒这种自治模式的轮廓。女性主义成为韧性训练的社会教育学。是否让女性更坚强、更独立、更有韧性，就能让她们更好地照顾自己？呼吁让女性担任领导，灌输竞争意识，这样就能产生自我责任感？我们可以把韧性训练视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范畴，它标志着变革的关键时刻。如果新自由主义促进企业家精神和竞争精神的具体目标是提高个人对自己负责的能力，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如何在以前接触过不同价值体系的妇女中灌输这种竞争精神？比如那些生儿养女的人、家庭主妇、教师和照顾者。简而言之，这些人愿意将自己的职业抱负置于次要地位，以适应家庭生活。还有在女性主义行动中那些致力于与弱势群体合作的女性，她们将时间投入到旨在改善设施和资源的活动中，从而使所有人受益。战后英国的社会民主为女性提供了从事护理行业的机会，通常涉及公共部门、卫生服务、教育教学、社会工作、儿童保育、地方政府等领域。只有随着新公共管理学的兴起（接下来的章节将更深入地讨论），自由市场和竞争才成为这些部门的驱动力。那么，新自由主义如何用审计和竞争性招标取代公共服务理念？女性的“关怀”精神如何被颠覆并被追求“卓越”所取代？如何对年轻女性进行更彻底的训练，使其能够参与竞争？如果女性主义已经重新进入了大众的想象，那么它是否可以被召集起来，以协助这一转变？甚至可以依靠女性主义来鼓励年轻女性更有个性，更有企业家精神——这可能是它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价值，是一种社会批判？毫不奇怪，这时有两股力量站了出来，它们是教育和消费文化。这两股力量在历史上都致力于性别制度的社会再生产。这两股力量是当代女性主义的可用资源，也是当代女性主义的可批判性所在。在消费文化中，我们发现一系列主题都围绕着女性在工作、家庭生活、自我和身体上的成功。主要杂志的社论都反映出一种独特的体裁转变。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特别是在工作和就业方面。我们看到一种更强调完美的理想，在那里，女性的幻想与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竞争被作为一种内在引导的冲动被积极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种倡导自我提升、自我改造的文化，而是一种与自己的竞争的文化，以实现那些完美的里程碑。似乎没有完美的身材，工作上也就一无是处。Fitbit手环还会告诉你今天的表现，完美勾勒出了女性竞争的轮廓，并将其镌刻在日常生活的平凡特征之中。它告知并塑造了大众媒体的特定形式。它不仅关乎身体之美，而且要能够按照食谱准备漂亮的食物，放在精心布置的餐桌上，配以蜡烛和独特、时尚的餐具。这些配件可以增强一个人的吸引力，让一个人在婚姻和关系市场上变得更有资格。即使是Tesco或Waitrose等超市提供的最普通的免费杂志，也认可这完美、被改编成流行美学、丰富多彩、吸引人的健康饮食文化。竞争性女性特质（competitive femininity）来到了家庭领域。年轻的职业母亲每天清晨5点就起床锻炼，在亲女性主义的丈夫的帮助下为孩子们准备了健康的早餐，然后动身去上班，午餐时间还要安排一个美发的预约，晚上还要记得做一些烹饪。在这种形式下，完美女性依靠内在的强迫性与自己竞争，以成为女性主义领导力的标兵。她将成为朋友和年轻同事的榜样，但也要为自己“找时间”。当黑人和亚裔女性加入这个新女性主义风潮时，我们可以思考种族和族裔的载体所采用的边界标记策略，这就是贝内特-韦瑟所说的“能见度经济”（“economy of visibility”）。如果这个更广泛的领域是指“完美”理念的传播，那么同时也为“完美”的批判分配了空间。“不完美”是对年轻女性“将自己置于”压力之下的一种纠正。因此，完美是一种自我技术，它表现出一种反思能力。不完美证明了新形式的“自我关怀”，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公开宣扬女性主义的空间。例如，对工作场所的骚扰和街头的厌女症、肥胖羞辱或广告中的性别歧视感到愤怒和沮丧。以这种方式，“不完美”的话语得到了合法化，甚至比“完美”的女性主义更充分。它们更无缝地发挥着作用。大量的话语认为，不完美是意料之中的事，它们允许我们“拥抱”真正的自己。即使不完美，女性也可以茁壮成长。“爱你的不完美”是很多广告牌上向女性呼喊的口号。我们可以在流行文化中追溯这两种交织在一起的理想。完美成为一种生活愿景，它意味着精心修饰的身体、精美的空间、有品味的东西和激动人心的身份，这表明在一个舒适的家庭和以消费为导向的环境中的归属感。这种理念基于中产阶级对未来的幻想。尽管她们可能悄悄地梦想着伯兰特的“美好生活”，但跨越种族界限的工人阶级妇女并没有如此公开地宣扬“完美”的理念。原因很简单——这种完美生活的建构背后有一种屏障效应和暴力意图。作为一种地位标志，“完美”允许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通过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以维持自己的特权”。“完美”会招致嫉妒和竞争，也为社会底层的人提供了榜样。凯瑟琳·罗滕伯格（Catherine Rottenberg）详细研究了美国媒体中关于“拥有一切”的讨论。她命名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neoliberal feminism）通过不断划定阶级和种族界限，将自己与其他更具包容性和平等性的新女性主义拉开距离，与之分道扬镳。罗滕伯格指出，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通过这种对完美的援引，将自身与其他新女性主义分离开来。“拥有一切”的想法本身就是中上层白人身份的表达，表达这样的愿望就意味着有可能实现这样的野心，既有机会从事高端工作，又能记录自己的慢跑和健身，雇用保姆，花时间陪孩子，同时还保持广泛的朋友圈，还能和丈夫或伴侣保持良好的关系。“拥有一切”的说法也怀有一种攻击性的意图。它是一种边界的标记，旨在阻止和贬低那些做不到的人。“完美”指向了一种组织个人生活的方式。但这并不是说贫穷或处境不利的女性会被简单地回避，并被排除在外。在传统的和现在貌似女性主义的女性流行文化中（比如“好莱坞”的伤感电影和情节剧），“残酷的乐观主义”的逻辑在于接受性别精英管理的理念。“完美”也在资格晋升的框架内生根发芽。这就是教育机构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这些“完美”之人通常不仅受过学位教育，而且毕业于所谓的顶尖大学。当大学教育成为完美组合逻辑中的一项资产时，它也拥有了暴力的基础，例如贬低那些只能上当地评价一般的大学的女孩。在这种情况下，完美体现了过去几十年在学校和大学中发生的那些变化——这些变化塑造了年轻女性的空间，即所谓的卓越领域，并积极促进成功。这种“任人唯贤”只会加剧阶级和种族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妇女的不平等。在新公共管理学语言的掩盖下，有抱负的中产阶级强调可衡量的目标、个人表现、竞争和广泛的自我监督。良好的教养方式也支撑女孩实现卓越。在学校表现良好和进入“顶尖”大学已经成为女性成功的标志。一条分界线将那些能够留在学校和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年轻女性与那些低于这条分界线的女性划分开来。我们看到，教育界和消费文化界在此发挥作用。它们与新的流行女性主义理念并行不悖，同时也试图控制女性主义的变革力量。Elle和Grazia这样的女性杂志支持女性从事比过去更专业的工作，他们还刊登了许多颂扬女性主义女英雄的特写——从简·奥斯汀（Jane Austen）到芙烈达·卡罗（Frida Kahlo）。对过去几年这些杂志的详细研究将会显示出与之前时期截然不同的景象。新形式的女性主义活动创造了一波政治意识、抗议和挑战性别不平等的决心。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空间里，“P-I-R”让自己有了一席之地，通过提出一套更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来缓和性别正义的议程。通过获得必不可少的资质来取得高薪，这种愿望确保了进入消费文化的机会，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使得女性竞争和地位分化成为可能。“完美女性”是当代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一直在社交媒体和流行文化的日常层面发挥作用，将自己植入年轻女性生活的局部和私人空间，使她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成为焦虑的动物，为自己的身体担忧，为自己的考试担忧。这就是说，完美的理念带有暴力的意图，不仅体现在基于种族和阶级的排他性影响之上，也体现在那些拥抱这些行为的人身上。在布芮尼·布朗（Brené Brown）的《不完美的礼物》（The Gifts of Imperfection）一书中，一名年轻女性被说服，承认自己的不完美具有治疗价值，她问“如果我的朋友、家人、同事更喜欢完美的我怎么办？”布朗接受过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的训练，他的事业涵盖博客、在线教程以及各种书籍和文章。他是专门应对“羞耻感”的自助流派的典范，近来则主要应对“完美”压力带来的伤害。事实上，“P-I-R”这三个词恰恰是布朗在这本书中讨论的东西。这本书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证明了它作为一本流行心理学书籍的广泛吸引力。布朗深入探讨了一系列有害的影响、感觉和情绪。她采访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女性，都是忙碌的母亲和妻子。她把重点放在个人身上，而不是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环境上。她强调羞耻感是一种痛苦的感觉，“认为我们有缺陷或不值得——房子不整洁、公开演讲不顺利、在公共场所不修边幅、不好看的照片被陌生人看到，或者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然而，这种经历可以借助布朗所谓的“羞耻韧性”的各种技巧来应对。谈论痛苦的经历并“克服它”，将有助于个人发展出承认自己缺陷所需的勇气。她认为，不完美是赐予我们的礼物，“羞耻感”是完美主义的发源地，而这反过来又引起了许多病症，包括抑郁症，甚至成瘾。她认为，完美主义建立在一种错误的信念上，即通过纯粹的努力，就有可能保护自己免受痛苦。她继续说道，追求完美生活的想法适得其反。它加剧而不是克服了脆弱的能力。它会加剧了痛苦。韧性训练的第一步是学会拥抱不完美，并由此发现同情自己的价值，最终实现更强的自我价值感——停止将自我与他人进行比较，拥抱自己的不完美，学习如何“容忍失望”，看到寻求帮助的价值，并最终找到自我保护的途径。这是对完美论者病态的保守反应。根据布朗的说法，完美论者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希望被别人看到自己的优点。完美的女性主体面临着一系列相当暧昧的困难，不可避免地包括对身体形象的担忧和对养育子女的焦虑，因为太忙和分心而无法忠实自我。作者提到了她自己的崩溃、成瘾、康复和做母亲的经历。她指出，她自己的挣扎并不可怕，她的饮酒并没有导致她“跌入谷底”。她和她的伴侣已经寻求缩减他们的职业生涯，以便将更多的时间集中在与孩子们在一起以及愉快的创造性活动上。她表示，物质上的成功并不是幸福生活的保证。布朗以平实的风格写道，他敦促妇女善待自己。韧性精神帮助年轻人容忍失望，不要在任何时候都期望有太多成功，太多爱和幸福，太多别人的认可。作者提到她曾多次辍学，直到29岁才毕业。因此，她没有表现出与大多数TED演讲者一样的领导人风格。她是一个谦虚而腼腆的名人，但她也把这些元素作为精心培养自己品牌身份的一部分。即使拥有博士学位，作者也没有把自己表现得非常成功，她体现了她所谓的“普通人”价值，而这些价值可以通过韧性技术和拥抱自己的缺陷来获得。她宣扬这样一种精神，即女性只要“好”就很好，这意味着做一个“足够好”的妈妈，不要试图拥有完美的身体，保持工作量可控而不是什么都做，优先考虑家庭生活。韧性在这里被利用，以加强工作与生活平衡的“亲家庭立场”。韧性技术帮助女性摆脱强硬的领导力女性主义，从而在远离“完美”和“恃强凌弱”的情况下找到女性的自尊。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如何阐述韧性的问题？目前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中一种来自罗斯（Nikolas Rose）和伦佐斯（Filippa Lentzos），他们敦促谨慎对韧性进行批判。另一种观点来自女性主义中对流行文化的关注，这种观点试图表达新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和韧性技术之间的联系。罗斯和伦佐斯简单地把韧性实践与新自由主义混为一谈：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一套政治方案、一种战略、一个时代吗？当这个词被使用时，它是指“实际存在的”新自由主义（在不同的背景下具有复杂和混合的形式）还是一个阐释性的概念？……或者，它仅仅是一个批判性的术语，适用于那些似乎对克服贫困和劣势所必需的重大结构性改革置之不理的政策——将其留给市场、竞争和对私利的追求，同时敦促每个人自己成为企业家，否则就会被排斥？
从精英学校的“素养”培训制度，到向工人阶级儿童灌输勤奋的观念，责任感和韧性在更长时间内已然成为从军事和安全机构到应急规划等广泛社会机构的组成部分。当福利和社会服务条款被削减和私有化的时候，左派对韧性（作为新自由主义的首选工具）的批判忽略了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对福利国家的激烈抨击，当时它因官僚主义、对基层的忽视和社会控制机制而饱受争议。然而，罗斯和伦佐斯也提醒读者，韧性的理念和公民权的概念始终是福利国家发展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说一套糟糕的原则简单地取代了之前的一套好原则。这些告诫的话肯定是对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学者急于求成并得出草率结论的一种有益纠正。但是，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往往由一种紧迫感和对我们目前生活状况的诊断所驱动，是一种更广泛的学术研究模板。我们的研究往往有自身的目的，希望强调和建立联系，以引起人们对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注意。这类研究更符合霍尔（Stuart Hall）建立的模式，试图通过将看似分散的元素聚集在一起进行联合分析，并展示意识形态模式如何通过衔接效应汇聚在一起，从而产生一种新的意义政治。罗斯和伦佐斯关注韧性理念的历史特征，但他们没有思考它在当今大众媒体中的地位。他们也没有讨论这种理念特殊的性别维度，或目前在消费文化中作为一个明确主题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P-I-R”被引入了讨论，然后牢牢地扎根于女性流行文化的日常生活中，在从新的、付诸运动的女性主义到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消费文化的内在权力关系中发挥着作用。“P-I-R”在女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提供了一些可接受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会把广告商拒之门外。吉尔（Gill）和奥加德（Orgad）指出，针对女性的韧性技术也是对2008年银行危机后严峻经济状况的回应。因此，韧性与政府向公众引入紧缩经济的方式有关，是避免进一步衰退的唯一可行途径。因此，女性必须找到应对压力和不确定性的女性化方式，她们必须学会适应和包容。旨在建立信心的APP的盛行也勾勒出管理和监督性别不平等的私人方式。吉尔和奥加德提到了许多对女性的劝告，让她们从家庭生活或工作场所的困难中找到“反弹”的办法。他们研究的杂志鼓励女性 “放弃完美”，转而专注于成为有韧性的人。Marie-Claire这样的杂志教读者如何在自信技巧和自我改善的讲习班和研讨会的帮助下，在经济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航行。如果流行的女性主义已经提醒女性注意她们的性别地位造成的不平等和某些后果（比如冒名顶替综合症），那么韧性技术就可以在解决种种不利条件方面发挥一些作用。因此，吉尔和奥加德将“心理逻辑转向”理解为当代新自由主义社会建立女性自我身份规范的一部分，这些规范求助于韧性技术，同时不承认性别不公正中产生的政治愤怒。这里提出的论点将韧性归因于一个更加矛盾的角色。是的，它替代了新女性主义政治所需的集体主义和组织能量，因此它确实可以替代早期的、更关怀的制度（本质上是福利制度）。但更具体地说，它把观众和读者从新自由主义的、强调领导力的女性主义的悬崖边上拉了回来，拉到更熟悉的自由女性主义地盘之上。因此，韧性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具有多种功能，并以一种替代性逻辑为前提，揭示了一些由于福利瓦解而造成的女性损害，同时也对目前存在的现象（比如新女性主义）进行冲击和取代，却不完全拆除其影响领域，而有利可图的女性主义也会成为一种女性主义的变体，去推动性别制度的改革。当社会越来越多地以焦虑和不确定性来定义自己，当依赖他人被视为可耻的时候，对韧性的需求也成为我们日常常识的一部分，它将我们束缚在它的条件下，使我们适应它的条件。这个普遍的真理（就像所有的真理一样）将成为一种必然，削弱我们思考或采取其他行动的能力，因为它们如此之广泛，就连在我们怀疑和驳斥它们的时候也离不开这些词汇。到目前为止，我们对韧性的批判围绕着它作为一种亲资本主义的治疗手段的作用而展开，它关注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给妇女带来的弊病，同时也源于当代生活，因为当代生活充满风险、不确定性和不稳定。“P-I-R”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补充要素，将新一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创新元素注入女性消费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伴随在流行文化中的传播，“P-I-R”可以缓解新女性主义带来的更激进的威胁。在这种潜规则的作用下，它似乎提出了一条回归自由女性主义的途径，摆脱了新自由主义的、强调领导力的女性主义过度竞争。但是，作为一个结论，将这种针对女性的文化规范建构置于更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的思考之下，又意味着什么呢？根据定义，流行文化是一个简化的、易于吸收信息的地方。在娱乐模式中，它谋求引发快乐和享受，分散人们对日常严重问题的注意力，或者提供让人安心的建议。虽然我们很难批判流行文化未能向读者或观众提供对性别和性的更复杂见解或美学，但我们可以从表面上理解“P-I-R”的吸引力，看它如何构成了女性流行文化的特征。为什么我们沉迷于自我指责，维持和延续自我指责的行为有什么基础？精神分析学家和作家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ips）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2015年3月5日）上撰文，反思了当代社会中自我指责的普遍性。他提醒我们，我们都是矛盾的存在，这意味着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事物或人（包括我们自己）来说，爱和恨是纠缠在一起的，并且彼此并存。这不同于对某人某事怀有“复杂的感觉”。我说的是对重要之事感到矛盾，“又恨又爱”。它关乎弗洛伊德式的“超我”（super-ego）概念，是自我指责的来源：“自我批判可能是我们最不愉快的、我们最虐恋的......爱自己的方式。”就像女性流行文化的各种类型一样，超我总是重复同样的事情，来来回回指责我们，好像一张“卡住的唱片”，“无聊且残酷”。它用同样的失败来责备我们，并无情地传达一种更广泛的不满感。但我们喜欢这种自我指责的过程。它对我们有吸引力，这也许是我们对（自助）媒体类型产生依恋的原因，这些媒体似乎专门以一种诱人的方式激活了心理生活的这个角落。菲利普斯提醒我们，弗洛伊德写作中早期的“良知”（conscience）概念后来转变为“超我”，我们的愤怒和复仇的欲望被转向我们自己，是对怀揣谋杀想法的自我指责：“我们通过自我指责来谋杀自己......我们以一种无情的暴力......残害自己的人格......我们以一种掩盖而不是推进自我认知的方式来预断自己。”也许对女性来说更是如此。她们在历史上被塑造成比男性更无攻击性的人，是家庭的和平缔造者和“家庭的天使”。超我也让我们害怕“我们甚至会失去理智”。超我太强大了，它让我们变得孤芳自赏，社会交流能力下降，我们越来越孤立，越来越孤独。菲利普斯接着问道：“那为什么我们会被自我仇恨迷惑？”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此插一句话，我们可以想想P-I-R如何确立自己作为女性文化见解的蓝图？它在许多媒体和社交媒体上无处不在，这意味着它成为认识女性抱怨的一个主导参考框架。我们可以推测，它不显眼地滑入了超我的空间，并以此激活和阐明了社会和心理之间的联系。菲利普斯认为，超我就像一个咒语，它有一种催眠的效果。它成为教条。它欺负我们。我们顺从它，害怕它的力量，害怕它声称知道我们到底是谁。它亲切的声音声称非常了解我们。自我批判是一种无法禁止的快乐，“我们似乎很享受它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方式”。因此，我们的矛盾心理也很明显——我们被这些亲密的杂音吸引，即使我们希望摆脱它们，即使我们质疑菲利普斯所说的它们强加给我们的“标准”。“P-I-R”的吸引力在于它能够以这种私人的亲密声音说话。这一直是女性杂志的特殊效果。因此，当一个17岁的女孩对自己说：“我向自己承诺，今年要在学校努力学习，获得我需要的全A成绩，进入一所顶尖大学，让我的父母感到骄傲，我还会在每天早上上学前出去跑步，这样我就不会发胖，我还会学习如何变得有韧性，这样当我在学校因为我是混血，因为我比同学更有野心而受到种族歧视时，我就能面对它，不会让它伤害我。”——我们可以说，她已经注意到了她在阅读杂志和通俗文学时发现的建议，而且这已经被加密到超我中，当她发现很难遵守对自己的承诺，并被自己失望的想法困扰时，超我就会勾起她的兴趣。菲利普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式，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思考“P-I-R”。虽然他没有关注性别问题，但为这个问题留下了讨论的空间，因为就像在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各种著作一样，菲利普斯也提到了文化规范（cultural norms）和社会历史环境对心理形成的影响。这使我们能够思考我们当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和“自我责任”（“self-responsibility”）被高度重视。人们认为，依赖是可耻的事。当菲利普斯谈到自我指责，探究我们为什么会被自我憎恶迷惑时，女性主义者会很快指出，是年轻女性如此容易自我憎恶。而当谈到培养自我批判的禁忌乐趣时，我们很容易看到流行文化如何让自己承担起这项任务——它似乎告诉了我们不满的原因和克服不满的手段。然后我们还必须提醒自己，消费文化的核心是性别不对称。女性杂志的类型在历史上构成了一种没有男性对应的形式。因此，它是生产女性特质的一个无可替代的特权空间。菲利普斯认为超我是该唾弃的教条、父亲的权威、当然还是自我批判的来源。不需要太多社会学研究就可以得出，这种心理力量在“美容—时尚”综合体、广告和消费文化的空间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这些空间在历史上被用来“塑造”规范的女性身份。那么，超我的构成取决于我们周遭的文化，取决于流行的道德观。菲利普斯描述了它如何恐吓我们，使我们成为同谋；更因为它似乎很了解我们，也因为“自我批判是一种不可抑制的快乐”。所有这一切意味着，虽然我们会觉得自己很失败（不够好，不够完美，减肥速度不够快），但我们失去了反思所有这些“标准”的能力。我们似乎不太能够探究这些期望和要求如何产生。我们的批判声音被扼杀了。这反而成为我们期待的事。根据菲利普斯的说法，这样做是因为能够提供多种其他观点、其他方式来理解自我，这当然是分析师在与患者相遇时的工作。菲利普斯声称，我们只是紧紧抓住这种铭刻在我们内心心理景观中的权力视野，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安全感。这很合理，因为它如此乏味，如此无聊。菲利普斯似乎通过他在整篇文章中对《哈姆雷特》（Hamlet）和《堂吉诃德》（Don Quixote，弗洛伊德的最爱）的引用表明，除了精神分析之外，伟大的文学作品也可以成为一种干扰力量，打破超我的束缚。那么我们可以说，除了少数情况，流行文化为人们提供熟悉感和适应感，根据社会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做一些改变，以便赶上潮流。但这不是必然有利于中产阶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吗？这使得那些没有特权的人只能接触到流行文化的韧性建议（从碧昂丝或Lady Gaga）。虽然亚当·菲利普斯的文章肯定会引发一些问题，但和“P-I-R”的平庸相比，艺术、文学和临床实践具有搅扰和复杂化的力量。它的价值还在于把精神分析重新带入视野（而不只诉诸于许多自助流派的实证主义心理学的快速修复方式），对“P-I-R”习以为常的吸引力提出关键挑战，挑战了它简化而一致的自我意识，挑战它对现状进行调整和适应的方式。21世纪初，在我自己的社会学轨道上也有一些同样的问题意识。在那里，女性疾病的高发在对女性主义和LGBTQ政治的广泛否定背景下是如此突出。那是一个不同于当下的时代，人们特别关注与身体形象有关的疾病。我探索了这个女性忧郁症的领域，借鉴了巴特勒对异性恋忧郁症和愤怒的精神分析研究。我把广泛的身体焦虑视为后女性主义障碍，因为年轻女性知道她们的“抱怨”以某种方式迎合了性别制度的不公正。因此，我认为这些年轻女性是有性别意识的人，但她们否认或压抑了这种知识，因为那时女性主义被否定，甚至被认为是令人厌恶和反感的事。雪莉·布吉恩（Shelly Budgeon）还认为，饮食失调已经变得如此正常化，以至于被认为是女人的一部分，从而促进了围绕这一看似现实的日常团结形式，但这并没有催生任何必要的女性主义身份。这种女性病理学的正常化，允许将这种自我伤害的文化解读为“社会规范的折射控诉”（巴特勒语）。女性主义被驱逐了，没有迹象表明一种新的性别政治将会出现。女性主义是一种萦绕的力量，可能在历史记忆的某个地方徘徊，却不得不被丢弃。我当时认为，在被要求放弃这种他们所了解乃至所喜爱的女性主义时，它被忧郁地保存在主体的生活中，成为某种无名和不被承认的东西。从弗洛伊德到巴巴（Bhabha），巴特勒把忧郁症和难以识别的愤怒理解为遗失的理想的产物（比如国家、事业、解放或自由）。忧郁症标志着“反叛被镇压”的空间，结果可能是“将社会问题重铸为心理上的自我判断”。但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女性主义不仅公开，而且是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力量。巴特勒提醒读者，阿多诺（Adorno）在上世纪30年代的德国背景下写作时，将大众道德理解为“道德暴力”，我们可以将其延伸到今天，以表明一种暴力的意图支撑起“P-I-R”。作为性别制度的一个方面，韧性训练的大众道德强调不依赖他人或国家，呼吁责任是它的形式，并阐明了女性公民身份的新定义，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排他性现象。这里的可怕逻辑在于，所有女性都被假设为失败者，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不平等，所以总体而言，性别制度的现状得到维护。在最好的情况下，这引起了一种持续和无情的社会不认可和消极的自我判断气氛，甚至当一个人要与自己的不完美共存时将受到指责。一个人不仅被锁在主权自我的笼子里——就像菲利普斯所描述的那样自我厌恶，而且那些由于贫穷和种族劣势而被排除在“P-I-R”的直接范围之外的人来说也受到了影响。巴特勒（呼应上文提到的菲利普斯）长期以来一直质疑一种统一的、自主的和透明的自我，也质疑把它视作心理理想来追求，这很危险。她不遗余力地挑战这种拥有主宰权（mastery）的个人主权概念。这里存在一种自我掌控和自我负责的理想，认为这可以通过正确行动来实现。针对这一点，巴特勒一直认为，一个更公正的社会应该容下那些承认我们相互依存关系的人，容下那些对照顾和庇护需求报以同情的人。巴特勒在卡瓦维罗（Cavavero）、拉普朗虚（Laplanche）和列维纳斯（Levinas）的著作中发现了一系列论点，这些论点阐释了我们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也阐释了一种道德，这种道德帮助我们理解自我的失败。并知道如何用一种减少暴力的力量来反对暴力。卡瓦维罗设想了一种更关系性的政治，他问：你是谁？我们转向了你。这也是说“我是我与你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基于“谁”的社会理论。他人是对我提出要求的人，而我转向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因此，我们的关系性承诺了一种反暴力的道德，一种与针对自我的暴力脱节手段，而这种暴力是由“P-I-R”再生产的结果。这是本文探讨流行文化的棱镜，它试图灌输一种自我身份的规范，容易产生无休止的自我指责，否定我们对他人更深层次的义务和责任，同时声称要体现一种大众道德，把自己作为年轻女性的榜样或导师，使她们可以跟随我们更成功的脚步。这也是功利主义的逻辑。最后，本章对某种机制（mechanism）或方法（device）的作用提出质疑，这种机制或方法在女性大众媒体领域中得以流通，并被我称为“P-I-R”，因为它在管理新形式女性主义及其若干活动方面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在家庭生活和教育中表现出来的性别化规范）。因此，P-I-R可以被视为一种从女性主义中获利的资本主义方式，同时干预和干扰它的多重实践以及它作为一种表象的存在。詹姆斯（James）指出，韧性训练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实践，使新的女性主体受制于不可持续的自我身份理想。虽然“P-I-R“是一种女性主义大众道德的日常常识，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但它也昭示着一种过往强大女性美德观念（家庭的天使）的延伸，也是”女性—母亲公民身份”的排他性所在。这里的道德暴力不仅是“残酷的乐观主义”为前提，也是对那些可能阅读这些页面或观看这些图片的人的私人羞辱。基于伯兰特，我们可能会同意，这些形式的流行文化通过挖掘女性的心理乐趣来实现残酷的结果，如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基于巴特勒，我们可能会争辩说，这种残忍的行为转变成了道德暴力的日常仪式，一种精英主义微观政治以商业赞助的韧性女性主义倾向为基础，对这些女性主体来说，自我意味着一种看似可以实现的力量，它摒弃了关系、弱点和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