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viduality
and Loyalty to Truth under Tyranny作者：乔治·卡提卜（George Kateb，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
引用[MLA]：Kateb, George. ‘Individuality and Loyalty to
Truth under Tyranny.’ Social Research, vol. 86, no. 3, 2019, pp. 607-632.
一个人可以忠于一项原则，也可以背叛它。人们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当权者，指望这个人给予指引或启发，但这个人背叛了他或她曾宣称效忠并一贯坚持的原则。
我关心对真理（truth）的忠诚，也就是在困难、不寻常或前所未有的情境下寻求或坚持真理的原则。这种情境下存在理解真理的严重障碍，而这种障碍既来自个体，也来自外部。我愿意相信，在这种情境下，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忠诚这一原则。
真理的重担总是落在少数人肩上。根据我的判断，他们因此获得了一种复杂的荣誉，我将尝试对其进行描述。我赋予这些人内在自由（inner freedom）的能力，具体说，是内在的心灵（mind，或译作“心智”）自由。如果社会状况竭力阻止人们追求真理，那么这种自由就很有必要。对少数人来说，背叛真理就像自我背叛，相当于自杀，相当于失去自我。
我请大家注意，每一种有意识的忠诚都是对某种原则的忠诚，但不是所有原则都是抽象的原则。比如说，对真理的强烈承诺就很抽象。然而，当一个原则不抽象时，想象力还有可能帮助塑造它。例如对家庭的忠诚，尽管它可能貌似始于某种本能，但在强迫（duress）之下会变成有意识的肯定或拒绝。
在对家庭团结原则的忠诚或忍受背叛的过程中，家庭的观念必须发挥作用。相应地，想象力有助于构成对国家的忠诚。可以肯定的是，有许多实用主义的关切支撑着这种忠诚，而想象力（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常常渗透到实用主义中。
我提倡个体的内在自由，并把内在自由与特殊情境下对真理的承诺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希望顺便把这个概念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其他概念联系起来，尤其是民主个体性（democratic individuality）和“自我关怀”（care of the self）。
从忠于寻求真理和记住真理为最高忠诚的角度来看，内在自由是那种个人主义的核心。这意味着，民主个体性（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提倡这个概念）不能再出现在对未来的某些猜想中，福柯（Foucault）提出的“自我关怀”也不能。然而，在对社会现状的反思中，民主个体性的概念仍未厘清。
如果内在自由是一项不寻常的成就，也许人们也应该对“自我关怀”说同样的话。而且，几乎自相矛盾和更令人失望的是，民主个体性也是如此。各种类型的个人主义有一个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那就是是各地人们很容易陷入的群体认同（group identity）——种族、爱国主义、宗教皈依、国籍、民族和肤色，不管单独还是结合起来，都是强烈的群体认同的广泛形式。
个体性不能与强烈的群体认同共存，后者取代了反思性和积极的个体认同（individual identity）。认为自己首先是某个群体的成员，意味着这个群体是此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群体成员的资格界定了自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文化可能性。这样的成员身份始于模仿，并经常淹没在意识之下。群体身份隐藏了它不想承认甚至不敢承认的存在问题，倒使生活变得很容易。
在不远的将来，两个可识别的极端危机能够解释对放弃民主个体性的渴望。一个危机是宪政民主的丧失，政治暴政（tyranny）将取代宪政民主。我认为，我们已经生活在政治暴政的雏形之下，我称之为初期暴政，由无孔不入的国家监控能力和其他权利的侵蚀酿成。彻底的政治暴政是有预兆的事。对恐怖主义的强烈恐惧会强加暴政，让人民接受暴政，这种恐惧也是一种危机的解决办法。
第二个危机不仅仅是一场危机，它是一种启示（apocalypse）。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不寻常的干旱和洪水、饮用水、化石燃料和其他资源的匮乏，以及不断膨胀的人口对更高生活标准的渴望……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这样的灾难。如果人类幸存下来，人类将被驱赶到一种新的原始状态。虽然人类进步的痕迹和记忆将保留下来，但以一种根本扭曲的形式存在。
在这种情境下，任何将个体置于道德和政治生活中心的理想都很有可能变得毫不重要，甚至不会出现，也没有意义。利己主义（egotism）之外的个体性并不稳定，因为它需要特殊的条件，而且很难实现，但是利己主义无处不在，存在于每个人身上，而且一直存在。有一天，个体性的理想可能不得不被抛弃，它不再是一种普遍的愿望。生态环境的毁灭可能带来暴政。生态毁灭会影响全世界无数的人，包括活着的人和尚未出生的人，并对他们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而且以各种可以想象的方式产生不利影响，并且不能恢复。
这两个危机中的每一个本身就足以说明暴政的出现。显然，如果两者都发生在同一个社会，政治危机会在时间上先出现。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预言家。对危机的预测有时会偏离错误的方向，或者带有不必要的悲观，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可能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可以阻止可怕的最坏情况发生。不管怎样，让我们把事情想得更坏。
铭记这两个危机——政治危机和生态危机。作为一个民主的个体，个体的理论思想不能完全活在当下，也不能完全活在未来。一个人对未来的思考（不是明天或第二天，甚至不是下个月，而是更长远的思考）会被暴政的前景所束缚，这与普罗斯佩罗（Prospero）年老时的情境类似。他被死亡困扰着，以至于“每三个念头都是我的坟墓”（《暴风雨》，第五幕，第1场）。这两个危机在想象中不断出现，并影响到人的政治观，有时明确，有时模糊，有时略微浮于表面之下。这种困扰不仅是一种情绪，它是一种焦虑的状态，永远不会彻底消失。
用理论思考即将到来的暴政（或许是下个月，或许是几年和几十年后）这件事，应该添加在自己不远未来的个人计划、希望和恐惧上，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然而，这种不可避免的日常关切应该受到对未来暴政的关切的影响，哪怕一个人已经老了，认为自己不可能会活到最坏的时候。在被未来可怕的可能性所困扰的同时，我们至少要在表面上过着正常的生活，虽然这种关切也或多或少困扰着正常的生活。这种被困扰的生活有一个理想的好处，那就是承诺抓住原因的真理。对这种承诺的求索（真理是忠诚的最高目标）将主导我接下来的讨论。
有的公民完全被未来的暴政可能性所困扰，也被现在存在的情境所困扰。宪政民主被初生的暴政损害。简而言之，一些人现在被宪政民主的部分侵蚀所困扰，同时也被他们脑海中由于社会政治压力和裂痕而将取代宪政民主的全面暴政所困扰，又被另一种可能决定我们生存的生态暴政所困扰。
那么，在暴政之下，个体性的命运是什么？我可以想象，在未来某种全面暴政之下只存在唯一一种个体性。无论这种暴政是否恶意、矛盾和善意，这唯一一种个体性就是斯多葛式的（Stoic）内在自由，而不是基督教所设想的内在自由。
历史上，斯多葛式的内在自由首当其冲，它将是最合格的一种内在自由，对于那些对民主个体性留有残存记忆或知识的世俗人文主义者来说尤其如此。然而，内在自由不可能是一种大众现象，尽管它与民主个体性有血缘关系，但它们不是同一回事。内在自由是一种赤裸的个人主义。它是民主个体性理论在民主化和非完整新教的条件下对生活沉思的历史性取代。
古往今来，关于政治暴政下的生活，已经有了丰富的论述。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最后三门课程中对斯多葛学派和犬儒学派（Cynics）的精彩讨论丰富了我们对个人（至少是少数人）如何在政治暴政下认识自己和生活的总体思考——《主体阐释学》（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和《真理的勇气》（The Courage of Truth）。诚然，在福柯的影响下，没有什么比得上直接阅读伟大的斯多葛学派和犬儒学派的文本。
我最终会着手研究全面政治暴政下的内在自由主题。只有内在自由才能为真理的承诺提供基础。内在自由的目标不应该是一个人的救赎，而是对真理的追求。
简而言之，伟大的阐述者爱默生（Emerson）、梭罗（Thoreau）和惠特曼（Whitman）教导的民主个体性有三个组成部分——积极的个体性或自我表达；消极的个体性或代表他人的自觉抵抗；非个体的个体性（或者说，努力让世界在个体面前呈现为无数同等必要的对立元素，这些元素之间构成了无意识合作的大场面）。
我认为，民主个体性的理论为提升民主生活带来了希望，而又不意在恢复任何贵族式的至善论（perfectionism）因素。民主个体性一旦实现，至少可以清除民主生活中的一些“废物”，清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与无节制（incontinence）作斗争。无节制是民主的根本恶习，而现在这种恶习被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强化到随心所欲、百无禁忌的地步，强化到下流的自我暴露、自我宣传和自我崇拜的地步。
我分三个部分讨论这两个危机。第一部分讨论生态危机，第二部分讨论政治危机。在第一部分，生态荒芜也许分阶段、以不同速度在世界不同地区出现。面对实际的荒芜或可能发生的荒芜，理性的（或至少不是非理性的）反应就是生态暴政。
不过，本文的第二部分也是最长的部分，关乎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造成的一种初现端倪的政治暴政。我们现在正处于政治危机的开端。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新生的暴政不一定能被察觉。宪政民主和基本权利持续不间断地受到侵蚀，立法机关和法院为这些权力背书，罔顾它们继续下去。
我讨论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建立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之上，因此可以说是最短的部分。行政当局行使永久性的紧急权力制度，这种永久性的紧急权力制度酿成了全面、公开的政治暴政。政治暴政的雏形通过一些具有极大破坏性和戏剧性的社会、政治事件转变为全面政治暴政，无论是单一事件还是一系列紧密相连的事件。
随着全面政治暴政的到来，合法性（legitimacy）的问题日趋尖锐，讨论起来也很危险。随着生态暴政的到来，合法性的问题将被消解。如果一定要把保护生命作为统治的唯一决定因素，那么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政府形式可供选择。生态暴政的合法性是无稽之谈，无论它显得多么必要和善意。合法性的概念将失去它本不可或缺的合理框架。
说到全面暴政之下的个体命运时，无论是生态暴政还是政治暴政，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事，也不可取。简言之，在全面暴政之下，我能设想的个人最佳命运无外乎全身心致力于了解现有暴政的真理，以了解真理为目的，并且尽可能去查验真理。我不否认暴政之下的官员最了解真理，但他们把心思放在了真理之外的东西上。
生态危机可能会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产生一种管制和约束的暴政，名义上让一个之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很陌生的世界变好。数以百万计的人已经生活在无政府状态的边缘，处于极度物质匮乏的状态，这种状态的成因可能是内政的疏忽，也可能是内战或外敌的军事干预。可是，这些人总是渴望善意的暴政之手。
全面的生态暴政可能分阶段出现，也可能一下子就出现。想象一下，国内外某处出现一场自然灾难，破坏了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而其他地方的数百万人暂时相对没有受到影响，却也受到了创伤性的震动。世界上一些地方的人类生活在荒芜之中，直到灾难降临之时，原本不高的物质水平如今将降低到原始水平，生活降低到黑暗时代，这将迫使其他尚未被蹂躏的地方采取或接受将社会置于紧急统治之下的措施。
迄今未受灾难蹂躏的人们决心抵制众多受害者的迫切需求，他们被迫寻找其他条件较好的地方，但那里很可能不需要他们。未受破坏的社会将转变成集体性自我保护的管理组织，要么冷漠看待外部的他人，要么带着防御性的敌意。在任何这种生活组织中，暴政将获得一种强烈的诱惑力。暴政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这种被破坏的地区，成为放任混乱的一种尝试性补救。
显然，最终降临到整个世界的新黑暗时代取决于灾难发生后的时间长短，进而取决于某些地方还剩下多少文明，包括识字和文明的记录。我们只能进行粗略的概括。
我们寄希望于，在生态破坏尚未发生的地方，会出现一种广泛的、善意的暴政，它可以利用民众的顺从（compliance），避免最严重的物质痛苦，在他们的社会被破坏的时候尽可能多地拯救生命。在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的地方也可能出现善意的暴政，在那里，放纵不良动机的余地太小。如果最坏的情况还没有发生，但在不远处的某一天将要发生，那么就需要有实用的知识，以便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做到最好，并考虑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在人们眼中，要安全就要控制，要紧急权力，除了生命权之外，不给基本权利留下任何空间，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命权也可能不得不因不断强加的牺牲而受到损害。哪怕最初人们没有明确同意（consent）这种暴政，但当生态灾难侵袭其他人，并且似乎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所有社会时，通过新事件或已经发生的事件的累积效应，人们也能充分默许这种暴政了。
培养个体性的空间将不复存在。也许在毁灭中，残存的个人主义超出了一切阶层大部分人的能力，因为它要求内在自由。简而言之，我所说的内在自由是一种不常见的东西，是一个人的心灵自由。当有如此多的内在冲动和外在压力时，当被要求无意识模仿他人时，当人们哪怕有意识但仍需不容置喙地遵守时，一个人要为自己思考（for oneself），而不是思考自己（about oneself）。
内在自由可以残存在废墟之中。决心的培养至关重要，不要在绝望中完全失去自我，从而宁愿自杀也不愿意过贫瘠而恪守组织的生活，也不要在绝望中掠夺他人的希望。在自杀行为中，个体认同要么被撕碎，要么以最难以忍受的强度集中起来。除了自杀之外，还有一些内在自由的表达方式，我将在说到讲真话（truth-telling，或译作“讲述真理”）的伦理时再来谈这个问题。
内在自由是任何个体的真正开始。在环境的破坏中，内在自由也是个体的目标。在危机和灾难注定了民主个体性的命运之后，我们回到内在自由的精神，就是回到民主个体性的最深层根源。内在自由标志着一个有能力创造精神力量的个体脱离群体或大众的可能性。丧失民主个体性的日常实践是一场灾难。当然，在从来没有民主个体性的地方，内在自由也并非不可能，但在曾经的宪政民主社会中，为了真理而开始的内在自由更容易想象。
声称内在自由并不是像某些斯多葛派那样说，虽然我是一个奴隶，但只要我拥有足够的心灵来控制我对感官和实际经验的解释，我就是自由人。伊壁鸠鲁（Epictetus）认为，通过自律（self-discipline），我甚至可以在身为奴隶的一举一动中摆脱自己的奴役。我说服自己对我的外部状况不闻不问，允许世界对我的身体为所欲为。只要我不被外界施加在我身上的事情所影响，我就不会被影响。我可以把自己从痛苦中跳出来，哪怕是最痛的痛苦。我的身体不是我的心灵，而我的心灵才是真正的自我，因为它是我唯一可以一直控制的东西。我用我自由的心灵来解释我的感知，即使我不能自由控制我的身体来对抗他人也没关系。
然而，上述立场（“我是奴隶，但我自由”）几乎和“虽然我是盲人，但我能看见”一样荒谬不可信。无论斯多葛派的立场有什么优点，我都不会袒护它。
我假设生态暴政或多或少都是善意的暴政，无论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还是最终将会发生。如今，在生态毁灭之前或之后，应对生态毁灭的努力很可能徒劳无功。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生态暴政下（假设这些暴政是善意的暴政），讲真话就只是自说自话。
在极端的全球状况下，不会有宪政民主，也不会有秘密通讯网络，不会有苏联的秘密出版物（Samizdat）——除了官方命令和警告，不会有出版物。事实上，如果全世界的文字记录都丢失了，如果我们在许多国家所熟悉的几乎所有通信技术也都丢失了，那么还能有什么学习呢？哪怕不丢失，也要被严格审查。随着状况的恶化，人们只剩下最基本的通信和旅行了。
少数人可以跳脱这个世界，看到世界的整体状况，衡量所有已然失去的自由和文化，思考有朝一日终将不可避免、不可挽回会失去的东西。如今，由理论家构想的人类尊严（human dignity）标准将被动摇或粉碎。对个体平等的承认将在人类物种的延续下逐渐消失，对人类的肯定也将成为一个只有少数人理解的概念。（我认为个体平等和人类较之其他物种的优越地位构成了人类尊严的概念。）
失落的真理包括因人类行为使得自然与人类背道而驰而失落的真理，也包括人类必然永远无法实现的造物能力的真理。这些失落的真理只属于少数清醒的人。尽管如此，这些少数人不会向其他人（甚至同类人）透露真理。此外，对于这些被孤立的少数人来说，质疑专制统治者的应对方法毫无意义，哀悼或怀旧也毫无意义，哪怕这种感情来得如此强烈。人们不得不认可暴君的好意。
然而，我把这种不可抗拒的信念归于那些被孤立的少数人。堕落（degeneration）的人类物种不再是它能够成为的或曾经成为的全部。人类拥有无限的潜力和无限的创造力，但是需要一些间歇的刺激。这些刺激积累起来，使人类的意志（will）能够带来新事物。可是在生态的荒芜中，人类只证明了自己的有限性，无限的潜力和创造力都消失不见。因此，人类与其说是无限的（infinite），不如说是不确定的（indefinite），这是个更安全的词。
不管怎么说，无论人类的状况多么原始，都应保持人类的独特性。这是最高的真理，但表达出来就没有意义了。简而言之，必须有对真理怀有热情，尽管我们有不得不保持沉默的挫折感，尽管我们不得不对其他事情也怀有热情。当内在自由是唯一可能的个体性时，当积极抵抗不再可能、不可取甚至只是徒劳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这种自由。
因此我相信，在生态暴政之下，内在自由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全面了解人类愚蠢的灾难局面的根源，并辨别暴政为应对这种局面所采取的措施和所谓的好意（如果有的话）。但在这期间，人类的独特性信念将一直存在。
生态暴政下的真理无能为力，因为大多数生态毁灭的幸存者，那些濒临毁灭的人，都不会对真理感兴趣。此外，真理甚至不应该与志同道合的人分享。好意的暴君脆弱地控制着永久不稳定的局势。即使至高的真理不应该被揭露，人们仍然可以为了真理而寻求真理，更有甚者，可以将真理视为最高目的。让我们追求真理，尽管世界正在灭亡——部分是因为技术真理，部分是因为其他科学真理被忽视了。
那么，在生态暴政之下，在最深刻的层面之上，为了真理而驱动真理的到底是什么？真理的目的不能是工具性。为寻求真理而寻求真理的背后冲动是关心人类物种的荣誉，关心在这种恶劣环境下怎样维护人类的地位。在这种情境中，人类的地位被压缩为对荣誉的承诺。荣誉感根植于对人类独特能力的回忆，既能超越动物的需求，又能拒绝因堕落而沉沦到甚至比动物更低的地步。
在少数坚持真理的人之中，人们可以说：“我一直保持心灵自由，不迷信过去和现在的神话（myths），这些神话在日益恶化的生态状况或真实的生态破坏中必然盛行。”当为了真理而追求真理时，人们允许自说自话：“我是那些不被欺骗的人之一。”我们很可能没有办法知道有多少人关心真理，不知道有多少人通过推理和想象来寻求真理。每个人都被孤立起来。这种孤独寻求真理的动机时而出现，没有任何训练能让我们做好准备，它也许只与福柯对自我关怀的理想有些许关系。
当一个人决心抵制某些使人忘记“自己是谁”的外部压力时，以追求真理本身为目的的动机就出现了。哪怕没有民主个体性，也可以自发回到类似于早期的个体自力更生和人类尊严的概念。一个“圣人”（这个词有点滑稽）不会忘记人类与自然界其他部分的区别。圣人会在内心肯定人类的尊严，尽管可耻的人类对人类尊严大肆攻击。
因此，在生态暴政之下，为寻求真理而寻求真理，将是民主个体性的消极和非个体成分的变异。我的意思是，追求真理的意志变得非个体化了，这就是对真理的无私追求，而追求真理的意志之所以变得消极，因为它是对同类顺从的无声抵抗。
然而，当一个人恰如其分地将自己的荣誉与自己的个体认同和个体特性割裂开来时，他就会从人类物种的成员身份中收获荣誉。身为一个人类，真理的探索者只剩下了荣誉，寻求这只有人类才能寻求的东西。反过来，这样的荣誉又必然契合以追求真理本身为目的的非功利承诺。这种承诺的基础是意识到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语言使用者。对真理的关心是人类独有的事，真理也是语言的终极原因。人类也许是糟糕的说谎者，但也是宇宙中唯一懂得真理的那一个。
我探讨了生态暴政之下的个体性和讲真话的做法，但我想强调，只需做一些改变，我的讨论就适用于全面政治暴政之下的个体性和讲真话的做法。最重要的变化是政治暴政之下英雄抵抗的可能性。尽管我将在本文的最后简要回到全面政治暴政的话题，但我在讨论生态暴政时已经说了很多，我将补充一点适用于全面政治暴政的内容。然而，我想讨论一下我们目前的状况，也就是暴政的雏形，它提出了一些我想探讨的理论问题，特别是讲真话的作用。
在暴政的雏形之下，政府以安全的名义强加了个体性的命运，它的核心是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但对各种动机、恐惧和利益的包容使它获得了支持。我首先判断，我们生活在一个初现端倪的暴政之下，现在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暴政基本上看不见、摸不着，就像这种暴政并不存在一样。其他宪政民主国家也是如此。有些国家在暴政方面比另一些国家走得更远。
我重申，暴政的本质是无处不在的监控和基本权利的逐步侵蚀，尽管无处不在的监控本身就足以给一个政府打上暴政的烙印。按照某些人类尊严的标准，这已经是全面暴政了。如今，无论司法部门或国会对政府监控项目施加了什么限制（撇开未经商榷但令人不安的商业监控不谈），任何政府都可以无视限制，并会在重大紧急状况下继续这样做。紧急状况给国家带来“健康”。
我们大多数人迄今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总是潜在处于这种监控之下。谁能确定我们是否是被监控的目标呢？电话、计算机和其他个人通讯、文件，一个人的来来往往、习惯、政治参与、品味和兴趣知识的积累，凡此种种，都构成了普遍监控的组成部分。人们应该认为，被人知道得太多是件令人厌恶的事。普遍监控的意识已经产生了一些真正的寒蝉效应，但是不加反思地过自己的生活是很容易的事，也更常见。尽管如此，任何技术先进社会的政府都可以了解人民的任何情况，除非他们处于完全离群索居、与世隔绝、不与电子产品打交道的状态。美国公民不知道美国政府或任何其他政府知道自己多少，这让监控问题复杂化。如果国家监控能力无限大，我们就不知道它不监控哪些类型的知识。俄罗斯政府能否监听美国的内阁会议和情报机构，或者反过来？一个国家的情报机构能否将另一个外国机构完全置于监视之下？我们可以肯定，美国政府知道的东西远远多于它被允许知道的部分。政府不愿透露它的监控范围，因为不想损害监控的“来源和方法”，也不想就此打消神秘感，降低威慑力。我们不知道政府做了什么可怕但没有披露的事情，也不知道政府本来可以阻止但没有阻止的可怕事情。让我们假设，政府可以立即或终将了解它想了解的关于本国公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任何事情。在一场巨大的紧急状况之下，无处不在的监控将促进社会规训，无论它是否协助政府竭力捍卫了安全。寻求真理的人关心如下问题。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如何陷入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长期受到威胁的境地，并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死亡和破坏性时刻？在一些外国情报机构的定期合作下，全社会的普遍监控号称是预防和抵御国家安全永久威胁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不需要太多理由来证明监控技术的使用，因为令人震惊的恐怖事件已经发生，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政府和一些穆斯林对美国和西方抱有敌意。这种敌意如何变得如此膨胀？当然，恐怖分子并不称自己或自认为是恐怖分子，就像美国人不认为自己是帝国主义者一样。穆斯林针对美国和西方的敌意原因鲜被深究，因为恐怖袭击一旦发生，就被视为无缘无故的事。这种邪恶的行为如何被激起？恐怖主义是不可比拟的邪恶，是迄今最糟糕的邪恶，因此必须得到一种回应。只有愚蠢之人和受虐狂才会觉得美国和西方煽动或帮助煽动了对自己的攻击。然而，在以恐怖主义为借口发动和延长的战争中，有着无法比拟的更大罪恶。
9·11袭击事件显示出极度的怨恨和报复心理。此后，美国进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导致旷日持久和残酷破坏性的无休止战争，不断激化这些情绪，再加上美国在叙利亚和利比亚的战争，以及美国在中东的总体政策。人们会问，这些战争在多大程度上激起了恐怖主义，并在许多穆斯林眼中证明了恐怖主义的合理性？
再问一遍——这种敌意如何变得如此激化？在美国和西方，有一个并不陌生的答案，那就是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领导着一个与帝国主义合作的联盟。当然，“帝国主义”这个词只是传达反感的一种方式，这一现象本身必须得到分析。然而，这些分析并没有在公众心中留下印象。
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不管是殖民地时期的美国还是后来的美国，都很好战，都给人以战争的感觉，而且往往是为了扩张，而不是单纯捍卫他们将要夺取和平获得的东西。美国及其之前殖民地的历史是一部异常好战的社会史。美国人总是遇到或寻找敌人，并且总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热情而追击他们，但这些利益往往不仅仅是利益，也是因为对竞争和胜利征服本身的狂妄热爱。公众的心灵浸泡在虚荣的自信中。
美国人夸大和歪曲了这些贵族政治的特征，但并没有通过赋予美国人民主的无限性来改变这些特征。我们可以这样说美国，就像《哥林多前书》说雅典人那样，他们不为自己休息，也不给别人休息。
那么，帝国主义是否可能是穆斯林敌意的决定性原因，从而导致穆斯林恐怖主义？帝国主义在目标人群中堆积了道德和生存的怨恨。确实，帝国主义不是古代意义上的征服、吞并和殖民化的殖民主义。相反，它意味着数百个军事基地；策划、协助、鼓励或默许政变；“政权更迭”的危险计划和政策，必要时通过战争实现；网络战争；经济制裁；犬儒或自欺欺人的“人道主义干预”；以及贿赂等手段对许多国家的内政施加影响。
在暴政的雏形之下讲真话是徒劳的，但它毕竟是民主个体化的一种主要消极模式。这种讲真话必须面对最重要的公共问题。通常一个政治问题就超越了所有其他问题。人们必须克服障碍，以必要的紧迫感感知真正存在的、由公共政策造成或维持的、由大众认可或容忍的严重不公正和压迫。要获得正确的认知，乃至获得去认知的意愿，都有很多障碍。
对美国来说，宪政民主是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政策在善政带来善意的同时，也经常引起道德反感。英雄主义并不总被需要，但道德上的警觉性在过去和现在都很需要。因为道德反感，就不会允许在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保持沉默，无论行使言论自由可能多么徒劳。
无论何时，我们都能料想，在一个社会的超验政治问题上，对真理的热情只属于少数人。在“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废奴只是少数人的承诺。大多数民众舆论不会容忍一场为废奴而发起的战争。北方志愿军也不会参加这样的战争，因为全国上下都反对解放数百万黑奴，更别说要以牺牲白人生命为代价了。
我们不清楚废奴是否能代表北方联邦各州的意愿，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就是黑人天生比白人差，黑人不是完整的人，哪怕是完整的人，也是天生的劣等人。所以，梭罗这位朴素的废奴主义者成为了拥护民主个体性的重要英雄。
此外，不想被错误意见戕害的最佳动机并非只为自己，并非只是担心自己成为一个容易受骗的蠢货。对真理的关心不等同于对自我的关心。那么，在超验的问题上，讲真话的热情如何产生呢？它不是从对自我的关怀中产生的，自我在本质上并不是为了真理而重视真理。
让我提出一个猜想性的简述。当今在民主个体性的支持下讲真话的热情，并不始于康德（Kant）的“定言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相反，它始于我所提到的道德反感，这种反感超越了对某一事态的道德困扰或道德失望。
所有道德和尊严反感都源于一个国家无视法律精神的政策，因为它产生了可怕的罪恶和伤害。这种反感必须克服意识形态、爱国主义、党派主义和强烈的集体依恋，所有这些都是轻信的来源，因此也是精神上的顺从，是懒惰和漠不关心。一个被欺骗的民众不会对被欺骗这件事感到不安，从而无法为有朝一日的永久性紧急权力，为暴政做好准备。顺从的人也是容易受骗的人，他们协助政府侵蚀并最终破坏宪法。
讲真话的愿望来自强烈的道德和尊严反应，他们关心宪政和避免暴政的巨大益处。尽管讲真话是徒劳的事，但这种愿望并非独善其身。道德反感和尊严反感都是为他人着想，而不是为自己的正直着想，因此，这样做的主要动机不仅是为了自己的良心而避免与伤害和罪恶同流合污，哪怕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尽职的纳税人。相反，这样做的主要动机是关心人类的荣誉，尽管有太多人似乎不关心他们的尊严——来自于人类的尊严，并与人类的身份及其在所有其他物种中的独特特征和属性相联系。
我试图表明，在生态暴政之下，讲真话（尽管有自我审查）也是一个人的荣誉问题。因此，在我们初具规模的暴政状况之下，哪怕有言论自由，讲真话也是徒劳的事，并且可能一直如此，所以这也是一个关乎物种尊严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人们希望将真理记录下来，以便未来的其他人（即使只是少数人）知道它。这事关人类的荣誉，人类的地位。经常有并且总是应该有一些人如此尊重真理，以至于他们可以说是为了真理而渴望真理。他们希望未受欺骗的人还存在，他们希望真理不是出于（或者不仅仅是出于）实用主义或工具性的原因。他们不需要成为英雄或烈士，他们只需要感受到一种荒诞的激情。
为真理而真理是为人类尊严而关心真理，而不是为自己而关心真理。当然，我们可以不考虑人类尊严而重视真理，去走康德“定言命令”的道路。但是，少数为真理而真理的人扛起了人类物种的重担，将个体因素置于非个体因素之下。这样的方法与民主个体性并行不悖。宪政民主国家不至于迫害讲真话的人，但暴政的雏形并非内在自由之所，只是受宪法保护、可以直言不讳但徒劳无功的地方。
我们最后的问题是，在全面政治暴政之下，讲真话意味着什么？有两个选择。第一种是为了讲真话而培养内在自由。这种情况就像生态暴政之下的生存，但不完全相同。一个人是寻求真理的人，追求真理，但不说出来，只能自说自话。如同在生态暴政之下，人们想知道自己社会的真理。在政治暴政之下，人们要知道暴政是如何形成的，要知道暴政的技术和方法是什么。
在全面暴政下，讲真话的人也是个人主义者，与消极的民主个体性相差不大，但也有着英雄主义或殉道才能达到的决心和勇敢。这关乎一种为真理而真理的概念，是代表他人抵抗政治暴政的一部分。这种抵抗既源于道德反感，也源于对人类尊严受到侵犯的反感。
英雄主义式的讲真话是否是一种荣誉，无论是个人荣誉还是对人类荣誉的奉献？在政治暴政之下，包括在多数人意见的暴政之下，这是为了真理而真理的最终动机吗？是的，当讲真话被认为既危险又几乎肯定是徒劳的时候，这种讲真话的荣誉尤为重要。在全面暴政之下，这种假设很合理。按照我的说法，对自己荣誉的关心也不是对自我的关心，而是由贵族式的荣誉感支撑的东西。
讲真话的人不是为某种信仰体系殉道的人，这种体系的基础是某种特殊的学问、见解或信仰，殉道者为此赌上一切。这种殉道不能代表人类。只有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为真理冒险，为事实的真理和对真实的解释冒险，这个人才可能做到这一点。也许，与其说是徒劳的感觉，倒不如说是有一丝希望，希望自己的讲真话能给少数人带来改变，给那些能够醒悟的人带来改变。也许这是一种务实的希望，摆脱了荣誉感中的孤独禁锢，但哪怕没有务实的希望，忠于真理的荣誉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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