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北京离家出走的妻子、城市犯罪与生存战略：1937-1949
Runaway Wives, Urban Crimes, and Survival Tactics in Wartime Beijing, 1937–1949
作者：马钊（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同名著作（哈佛大学出版社，2015）导论
1943年夏末，北京被日本人占领，经济上的不安全感打乱了21岁的李杨氏岌岌可危的生活。在这座被战争蹂躏的城市里，她艰难地生活着。李杨氏痛苦地意识到，比自己年长十二岁、做小买卖生意的丈夫李有寻（音）无法养活她。为了让将来的生计有着落，李杨氏开始与她的邻居，一个名叫刘福来（音）的人合作，在家附近的市场上做起了回收废纸的生意。刘福来今年21岁，单身，条件挺好，而且肯帮忙。这种商业合作关系不仅在经济上帮助了李杨氏，它还从温暖亲切的邻里关系最终发展为一种性关系。起初，她和刘福来试图向丈夫隐瞒他们的恋情。但有一天他们一起出去看电影，她直到凌晨一点才回家。当李有寻质问她时，李杨氏告诉了他那晚她去了哪里，也告诉了他外遇的真相。李有寻本该对这种赤裸裸的不忠感到羞辱和愤怒，但他并没有责罚她。也许他希望她回心转意，或者愿意对妻子的外遇视而不见，以换取她商业伙伴的经济援助。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在李有寻知情的情况下，这桩婚外情仍在继续。1944年初，城市经济进一步恶化，李有寻的财务状况也在恶化。这时，刘福来向李杨氏保证，只要她肯嫁给他，并且和他一起回老家（北京以东约20公里的通县），他就让她“好吃好穿”。李杨氏犹豫了一阵子，最终同意了。1944年2月28日上午，李杨氏离开了家，与刘福来会合。他们一同步行到正阳门东站，这是北京的主要铁路站点。在购买车票并通过安全检查后，两人登上了开往通县的火车。火车缓缓驶离站台，熟悉的城市逐渐消失，李杨氏憧憬起她未来的新生活。然而，在北京的家中，李有寻已经通知警方，指出刘福来是造成他妻子失踪的主要嫌疑人。与此同时，通县警察在例行巡逻中，于一家路边旅馆抓到了刘福来和李杨氏。随后，李有寻所在片区警察根据这一具体线索进行抓捕。他们被立即带回北京。1944年3月6日，刘福来在北京地方法院受审，面临通奸和绑架两项指控。李杨氏的故事保存在北京地方法院的刑事审判档案中，被归入“妨害婚姻家庭罪”的类别，目前存放于北京市档案馆。该犯罪类别包括重婚、通奸和诱拐三种罪行，案件时间跨度为1939年至1949年。像李杨氏这样的案卷揭示了战时北京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几个重要特征——政治动荡和战争（以及对战争的恐惧）打乱了城市经济；粮食和其他主要消费品的短缺变得越来越长期化、系统化；赤贫；妇女为确保生计而违反道德和法律准则；警察在巡逻时应对各种犯罪，法院参与家庭纠纷裁决。政权更迭、大规模贫困、命运多舛的社会改革运动，以及打击犯罪的国家建设进程——这些特征提供了关键线索，突显出战前和战时中国城市和妇女历史写作的一些重要主题。在阅读这些宏大叙事时，我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构建城市社会结构和道德秩序的机构和个人，以及那些在战时北京和其他地方界定妇女角色和规则的人。然而，刑事审判档案中李杨氏这类故事也揭示了战时北京妇女的其他经历。妇女很难获得和维持正式工作，但她们可以在普遍存在的非正规经济中觅得机会。这种经济建立在手工业生产、小买卖和非法交易的基础之上。邻里关系是她们每天为生计而奋斗的重要资源。她们根据自己的经济和情感需要，参与和脱离各种关系。此外，现代交通方式提高了地理上的流动性，并将妇女与区域性的商业和犯罪联系在一起。这些苦与乐组织起妇女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我们将注意力从领导人、意识形态、政党、公民组织、法律、官方语言转移到下层妇女应对战争、占领、贫困、改革运动和革命政治等可怕力量时制定和使用的“日常战术”（“everyday tactics”）。我从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一书中借用了“日常战术”的概念。这个术语指一系列常见的实践——“谈话、阅读、走动、购物、烹饪等等”。这个概念嵌入到人们的日常斗争和乐趣中，而这些活动反映了人们试图“不断操纵事件，以便把它们变成‘机会’”，并“不断把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力量用于自己的目的”。这些活动“隐含着自己的逻辑”，提供和复制“让主体根据他们感知到的需要选择已经制定好的行动”。 德塞都认为，“日常战术”是“弱者的技艺”，它使人们能够与福柯式的制度（强加的规训与惩罚，旨在塑造人们的思想、身体和精神）共处，但并不屈服。我把日常战术作为研究重点，这让我能够探讨一些重要问题，比如，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如何影响战争期间城市之于妇女的意义和功能？这些变化如何增强或危及妇女的生活？女性的生存战术与男性有什么不同？下层妇女的经历与精英阶层的经历有什么不同？在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城市中，日常斗争如何塑造妇女对个人身份的理解，特别是对她们性别和婚姻角色的理解？妇女又如何应对国家宣传、警察以及试图重新制定公共政策和影响家庭关系的动员工作？这些问题的答案揭示出一套非正式的价值观和实践体系，它基于城市经济和社会空间、邻里网络、习俗以及传统社会和性别角色，所有这些都为妇女的日常生存战术提供了依据和理由。这些生存战术及其背后的逻辑使人们看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和世界秩序。一个由行政政策、保障措施、改革主义言论、法律规范和革命议程定义，这个世界是官方的、有序的、文明的、管理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相反，另一个世界的特点是非正规经济、习惯做法、邻里网络、家庭权力的等级模式、非法关系和犯罪集团。这个世界是非官方的、灵活的、无序的、混乱的、模糊的世界，并且充满了犯罪。我的书侧重后一个世界，这是李杨氏这样的下层妇女生活的世界。我试图了解这个地下社会如何阻止和运作，探讨这个社会对妇女而言意味着什么。可以说，直到19世纪末，北京的大多数妇女都生活在地下社会，而且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习惯于此。但在20世纪上半叶，包括战时，城市管理者和社会领袖发起了旨在改变地下社会的政治矛盾性、道德模糊性和犯罪可能性的运动。尽管做出了很多努力，但这个地下社会仍然留存了下来，并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运作。此外我认为，地下社会的日常经验所蕴含和复制的生存战术为下层妇女改变男性主导的城市空间打开了诸多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这些战术使下层妇女在战时的北京有能力巧妙地转移和颠覆强大的男性力量，“逃离它却不离开它”（“escape without leaving”）。从1937年到1949年，北京一直处于危机状态。事情始于1937年7月7日晚，在北京以西约9公里的宛平县，枪声打破了宁静的夜晚。日本军队袭击了驻扎在附近的中国军队。双方交火，冲突持续了一个晚上。日出时分，日军调来了增援部队。中国军队尽管遭受了一些伤亡，但仍坚守阵地。7月9日，双方签署了一份停火协议。对于普通的中国居民和在北京的西方侨民来说，接下来的日子有一种“不自然的平静”。一位美国旅居者回忆道：“北京的生活几乎和往常一样，人们怀疑这是否只是一场假警报。”然而，在表面的平静之下，双方正在进行紧张的谈判。日本军队提出了和谈条件。它要求国民党当局解散中国共产党，解除政府中的反日官员职务，取缔反日组织和反日活动，撤出驻扎在北京城的中国军队。中国军队拒绝服从，因为这样相当于把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拱手让给日本。日本军队行动迅速，在短短几天之内，中国的防线就崩溃了。1937年7月29日，北京沦陷。日本的入侵和中国的抵抗使京津都市区和华北的广大地区变成了战区。军事行动和占领造成了数周的政治无政府状态和社会混乱。战斗结束后，日本军队将注意力从军事征服转移到政权建设上，首先是在当地，然后扩展到更广的区域。1937年7月底，日军成立了北平地方治安维持会，以恢复法律和秩序。四个月后的1937年12月1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这是一个通敌卖国的政府。到了1938年初，日本占领的华北地区已经急剧扩大。以京津都市区为中心，占领范围从东北的满洲里延伸到西北的蒙古，从西部的山西省跨越到东部的山东省。占领区被划分为三个附属国。紧邻北京北部的热河省被并入满洲国。北京西北部的绥远和察哈尔两省由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统治。河北、河南、山西和山东四省和北京、天津最初被置于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统治之下，但在1940年与南京的汪伪政权合并（见下两图）。
日剧时期的中国地图（1937-1945）（纽约：Prentice Hall，2002）
华北地区地图（局部）
这座城市一直被日本占领，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国民党光复北京。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又陷入了战争。1946年夏天，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和谈破裂了。战争爆发的时候，北京处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中共很顽强，但无法对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发动攻击。1948年冬天，中共在满洲里取得决定性胜利，于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共产党军队在11月底包围了北京，并在两个月后，也就是1949年1月最终占领北京。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些政治事件（日本的入侵和占领、国民党的光复和中共的胜利）将历史叙事穿插其中，提供了传统的历史标记，使历史学家能够将战时时期与之前国民党统治下的“南京十年”和之后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分开。这种历史分期反映了绝对按照统治政权来组织历史时间线的做法和便利性。通过将这些政治事件描述为决定性的、变革性的和进步性的节点，历史学家可以建立一种线性的政治历史。北京的本地学者尤其喜欢这种政治叙事。他们倾向于将这一战时时期描述为一个特殊的时代，在此期间，女人和男人们都遭受了非同寻常的身体破坏、压倒性的政治幻灭和巨大的社会错位。然后，正如叙事所表明的那样，战时的苦难孵化了抵抗意识，这导致了战时的英雄主义，使人们在中国共产党激发、组织的群众运动中团结起来。这种历史编纂学有助于历史学家将北京及其人民定位为反对国内外敌人的革命历史的积极参与者。西方学者已经有意识地努力摆脱革命历史框架。他们认为这种从混乱到和平与繁荣，从征服到独立的无缝过渡，更多是中共和官方历史学家用来宣布共产党必然胜利的意识形态建构。但他们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同意，战时时期的妇女十分激进。在国民党控制的城市中，精英女性活动家出来争取选举权，参与救济工作，参加服务队。何稼书（Joshua Howard）在研究重庆棉纺厂时发现，女工们“为伤兵募捐，张贴抗日信息的墙报”，这产生了“无意的政治作用，提高了工人的自我价值感和对合理待遇的期望。”20世纪20年代末，为躲避国民党大屠杀而逃离城市的共产党人，开始重新涉足城市劳工政治。韩起澜（Emily Honig）指出，中国共产党“开始尝试调整女工中已有的组织形式，如基督教女青年会，以此吸引成员。”对现有妇女组织的渗透以及与工人的不断接触，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对妇女进行党的政策教育，并动员她们在“内战”的最后几年参加抗议活动。在共产党占领的根据地，妇女站在农村革命的最前沿，她们被招募进妇联、学习小组和村一级的生产单位中。中国共产党还寻求妇女的支持，并奖励她们对重大社会和经济项目的贡献，如土地改革和婚姻改革。戴安娜（Diana Lary）总结了妇女对战争的贡献以及战争对妇女社会地位和政治话语的影响：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别平衡。许多妇女不得不学会独自生活，并承担起以前由父亲或丈夫承担的角色。她们被迫独立，开始改变依赖模式，并为妇女解放自己创造了机会。
在战时时期，上述政治事件令人印象深刻，甚至令人震惊，在某些方面绝对富有变革性。然而，这种关于觉醒和进步的叙事并非阐释这一时期的唯一框架。更重要的是，政治事件并不像许多人所想的那样具有普遍的影响力和决定性的变革。在北京，下层妇女的生活往往不以政治事件的变化和进步为标志，而是危机和生存的重复循环。20世纪上半叶，政治动荡周期性地搅扰着北京居民的生活。1900年，义和团起义吞噬了这座城市，各国列强入侵。几年后的1911年，清王朝崩溃，该地区陷入一系列军阀的控制之下，他们开始不断争夺更多的权力和领土。1926年至1928年，政府军击败了军阀部队，将他们赶出了北京，并实现了名义上的国家统一。在整个30年代，北京和它的人民都生活在日本军事挑衅和外交讹诈的威胁之下，随后是日本的占领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内战。当共产党于1949年1月1日建立北京市人民政府时，这是当地人民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目睹的第五个北京政权。政治动荡并没有随着1949年初中共的胜利而结束。革命政府承诺要振兴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在新政权的头三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下采取温和的政策，该理论要求建立跨阶级联盟并支持私营企业和市场运作。但在1952年，政府开始了一场“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联合政府被取代，更加教条的社会主义政策消灭了城市的私有部门。这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也是这本书涉及年代的最后节点。每当政治局势变得不稳定的时候，经济危机就会降临到北京。1928年，政府决定将首都从北京迁往南京，这严重打击了北京的地方经济。北京遭受了政府资金的巨大损失，“官僚和他们的家人纷纷出走，而他们是北京人口中较富裕的那部分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衰退，40年代粮食短缺、通货膨胀，然后是人民共和国的紧缩时代。因之，战时北京经历的动荡和困苦并不是史无前例的事。在北京，政治暴力和社会危机似乎既是长期的事，又是暂时的事。它们不断威胁着当地居民，使他们有陷入赤贫的危机，从而促使人们发展出一套生存战略，以便在困难时期过下来。李杨氏的案例捕捉到了一个短暂的战时痛苦期，这个案子启迪了我们。1943年，就在她和邻居刘福来合伙做生意的时候，日本已经占领北京六年了。对当地居民来说，这一切似乎看不到头。在日本的铁腕统治下，政治状况相对稳定，但经济状况却日渐恶化。战时，日本政府将资源用于支持远在中国北部的军事行动，北京居民遭受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和不断升级的通货膨胀。7月24日，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食物短缺，市政府开始向居民介绍一种新的食物替代品，这种吃的被称为“混合面”，由麦皮、豆饼、玉米皮、粗粮末儿甚至灰尘混合而成。为了控制公共卫生危机，官员们不得不关闭西郊工业区与城市其他地区之间的通讯，时间长达数周之久。8月底，所有主要食品的价格都飙升了——小麦面增加了45%，小米增加了39%，玉米面增加了12%。6个月后的1944年2月，李杨氏离家出走后，然后被捕，这时食品价格再次上涨——小麦粉上涨25%，小米上涨50%，玉米面上涨47%。李杨氏和其他妇女尝试了各种战略来克服这些巨大的困难。她们的选择基于具体的城市环境。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住在“城区”——包括一个方形的“内城”，分为七个区，以及一个相邻的长方形“外城”，分为五个区（下图）。高耸的城墙最初建于明朝（1368-1644）末年，起初用于防御蒙古游牧民族的袭击，在王朝政府垮台后仍然存在。
北京城市分区（1937-1949）（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3）
它可能让游客感到敬畏，也为居民提供一些安全感。不过，城墙也成为一个巨大的围墙，就像罗威廉（William Rowe）在19世纪的汉口观察的“内卷”（“involuting”）过程，是城市的“自我成长”。根据官方的人口普查数据，截至1935年，北京城区人口约占全市人口70%，居民人数在18年内增长了37%，从1917年的811566人增长到1935年的1113966人。几个世纪以来，人口自然增长和19世纪初开始的持续移民，特别是20世纪初以来农村劳动阶层的涌入，不仅使北京成为一个人口稠密的地方，而且还在城墙内和紧邻城墙的地方产生了租户和贫民窟。现有房屋被分割开来，简陋的结构用来容纳新来的人。这个过程逐渐将城市的天际线变成了成片的穷人住宅，与帝国的地标性建筑、办公楼、商业设施和维护良好的住宅并列。在城市中漫步，人们可以看到两个相互对立但又相互交织的世界之间。两个世界（体面的住房和贫民窟的破败）对比显著。对于下层妇女而言（包括出生在北京的妇女和新来的妇女），城市生活就是穷人住宅的同义词。一些人建立起核心家庭，与丈夫生活在一起，有时还有孩子。这样的居住选择与其说是为了实现传统的多代同堂理想，不如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行为，因为这样做可以让所有的家庭成员集中资源来维持生计。对妇女来说，城市空间也由性别界定。城市仍然是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男性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女性。在全市范围内，每100名女性就有149名男性，而在李杨氏居住的内城二区，每100名女性有140名男性。男人在街上行走和工作，以此来展示和增强他们的公众可见度——执法、指挥交通、接待客户、拉黄包车、运输粪便、制造各种麻烦。相比之下，在主要街道之外和小巷深处，女性成为界定社区社会结构和家庭节奏的关键力量。女性在这样的社区里聊以度日。狭窄的生活条件迫使女性将家庭生活扩展到庭院和小巷的公共空间，这将社区转变为一个多功能的地方，建立起一系列的经济机会、社会活动和情感联系。一方面，妇女可以通过缝缝补补、纳鞋底儿、做火柴盒、剪纸、做毯子之类的工作挣钱，把家庭变成一个手工业作坊。家庭和工作场所被合并成一个单独的空间，家庭时间变得灵活，也使妇女能够适应工作职责。另一方面，妇女可能涉足人口贩卖和卖淫等犯罪活动，以应对突然发生的家庭预算危机。在这两个方面之间是各种形式的邻里联系、经济纽带和性关系。刑事案件档案显示，女性在努力解决生活中的棘手问题时，利用了城市的经济、社会和道德条件。当缺乏家庭支持和收入时，一个人怎么能维持生计？当女性没有与学校、工厂、公民组织或政党等正式机构联系在一起时，她们如何建立和发展社会关系？除了家庭、社区和城市空间之外，还有什么机会？女性如何在应对国家严苛政策的同时，为满足个人需求而利用和操纵城市空间？总而言之，他们的选择和行动揭示了战争和占领、政治不稳定和经济危机对个人生活、婚姻和家庭的影响。根据妇女奋斗的现实，本书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由两章组成，介绍了关键资源（非正式经济、灵活工作模式、社区社会网络、婚姻契约的流动性和地域流动性）和下层妇女摆脱暴力和痛苦的方法。第一部分讨论“不稳定的生计”，集中妇女的城市生活，以及她们为维持生计而谋求工作和确保家庭支持的办法。第一章将妇女的生计和生存战略置于20世纪初北京的“二元经济”之中（工业化程度低，商业化程度高）。城市工业部门的规模很小，因此，妇女的正式工作机会有限。然而，北京在区域经济体系中的战略地位使这座城市成为贸易中心和商业中心。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交换不仅维持了地方经济，而且创造了一个灰色地带，从炊具到人的身体都有潜在的贸易价值，从补衣服到性服务都会产生现金支付。刑事案件档案显示，妇女们转而从事各种类型的临时工作，作为家庭现金短缺的补充收入来源。她们在这个模糊的灰色地带勉强维持生计。第二章集中讨论下层妇女对配偶支持的要求，以及她们在经济方面对妻子和丈夫角色的建构。经济困难加强了家庭权力的等级模式——男人是养家糊口者，女人是依赖者。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北京，离家出走的妻子利用这一等级框架，向法庭证明她们的离家出走是合情合理的事。她们指责男人没有履行他们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角色。换句话说，他们援引传统的等级制度和互惠语言，这是一种战略，因为文化上对婚姻的共同期望为妇女提供了一种修辞武器来为她们的越轨行为辩护。第二部分“邻里间”探讨了妇女搬迁和居住的社区和家庭空间，以及为帮助妇女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而产生的非正式网络。第三章研究妇女的生存战略与租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妇女的犯罪行为突显了穷人社区生活中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这些因素常常引起社会改革者和执法官员的关注。这些社区是狭窄、喧闹和肮脏的地方，超越了公共和私人、家庭成员和邻居之间的区别。生活条件令人不舒服，甚至无法忍受，但真正的压迫性贫困和深刻的财务不安全感使租户没有更好的选择。一个家庭的苦难暴露在邻居的监视之下。邻居的接触可能导致婚外恋和犯罪计划。除了这些不便和麻烦，刑事案件档案还揭示了妇女自己如何理解她们的邻居和邻里关系。她们发现邻里空间对她们的生活带来更多支持而非破坏。邻里关系建构起一种有力的韧性，为妇女提供了经济上的选择和情感上的安慰。频繁的邻里接触有助于发展多种多样的同性恋和异性恋关系，这是第四章讨论的内容。其中大部分关系挑战了国家认可的婚姻制度和社会改革者的道德准则。妇女们的证词显示，她们中的许多人在离家出走后进入了新的婚姻关系。这种流动的婚姻模式帮助妇女应对物质和情感生活的衰退。值得注意的是，主要由妇女的个人情况和目标所驱动的邻里网络仍然是个性化和个人化的产物。它并没有促成任何政治运动，也没有促进阶级团结或斗争。但对于下层妇女来说，邻里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可以使她们免受国家机构和这一时期经济动荡的影响。在第三部分“在途中”中，我追踪了妇女在城市内外的旅程。第五章研究了妇女为生存而奋斗所需要的地理流动性。报告显示，现代交通形式（特别是客运列车）为妇女提供了快速和相对可靠的长途旅行方式，而且比步行更省力。然而，妇女的流动性与她们的个人生活，以及为她们偶尔提供经济支持的非法活动交织在一起。一些妇女在黑市上交易食品、纺织品和其他商品。一些妇女参与非法人口贩卖（贩卖儿童和贫困妇女）。这些非法交易将非正规经济从本地交易扩大到区域贸易。这使得一些妇女即使在途中也能维持不稳定的生活。在第6章中，我关注妇女流动引发的道德问题，这常常触犯法律。尽管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和法律改革支持妇女在公共场合露面，但执法官员对公共场合的妇女保持警惕心，并对那些危及社会和统治秩序的人进行惩罚。历届政府都借鉴了中国过去帝国时期的哲学、制度和经验遗产，以及西方（以及日本）的例子。他们在20世纪初的北京建立了多层次的控制体系，以跟踪妇女在社区、城市区域和地区的行动。通过对下层社会女性生存战略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妇女在战时北京生活的脆弱性和韧性。妇女们拼命养活自己。有些人偶尔为当地手工业雇主工作，还有一些人在困难时期打散工以养活自己。因为所有这些形式的工作都是临时性的工作，而且报酬很低，所以对于女性的生存来说，这些工作最终都不如婚姻或家庭的支持重要。对许多妇女来说，贫穷是因为突然失去了获得男性受薪者支持的机会。在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守寡几乎和赤贫画上了等号。当所有其他支持来源都失败时，妇女不得不通过婚姻、纳妾、同居和周期性卖淫养活自己，在市场上交换性劳动和生殖劳动。为了寻找工作和（或）稳定的关系，这些事可以给她们提供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和心理安慰。女性找到或失去工作，开始或结束关系，四处奔波，犯下罪行，并面临惩罚——他们生动的证词使我们能够把这些经济的困难和绝望的选择放在这座城市大规模贫困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这种状况一直从战前的萧条持续到战后的通货膨胀时期。我认为女性的生存战略不仅代表城市的实践技能和知识，也揭示了政府的立场，这种立场关乎婚姻与家庭的概念、法律文化、女性性别角色甚至语言的意义。这些生存战略促进了非正规经济的形成，以及“亚社会”和道德体系的形成，使下层妇女能够在现代国家的修辞、行政和立法框架下进行日常谈判。从1937年到1949年，有三个政权相继统治了北京——日本人建立的卖国政权、国民党政府和在“内战”中击败国民党的中共政府。每个政权都在努力争取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上的优势地位，把自己描绘为前任的对立面或敌人。然而，在宣传的表面敌意之下，这些战时政权履行了类似的行政职责——分配食物和其他日常必需品，维持街道和交通设施的治安，监测人口，记录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周期事件，执法、裁决社会纷争和家庭纠纷。各个政权有共同的方法和目标，甚至在各自重建城市社会秩序和重新定义妇女身份时使用相同的人员。正是在街道和社区一级，各种城市控制计划和社会改革举措使政府机构与妇女的生存策略密切接触。让我们回到李杨氏的故事中，看看这个案件中的一些例子。段志平（音）法官主持了对李杨氏的审判。他于1906年出生于河北省房山县，21岁时就读于北京朝阳大学，该校以“司法界的中流砥柱”而闻名。他于1931年毕业，经过两年的实践培训，1933年起开始在河北省正定县法院工作。1937年，日本侵华暂时打乱了他的司法生涯，在日本占领的头四年里，他没有担任任何政府职务。但在1941年，段志平接受了日据山东青岛地方法院的任命，成为了一名法官。然后，在担任河北省最高法院的临时候补法官后，他被调到北京地方法院。北京地方法院的大多数年轻同事都有类似的职业经历。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末上大学，通过为国民党政府工作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并在傀儡政权下继续职业生涯。北京地方法院的一些高级法官同时为三个政权服务过。1943年在北京地方法院任职的26名法官中，有11名在日本入侵之前开始了职业生涯。法院的行政档案并没有解释是什么促使段法官和他的同事在1937年后重操旧业，或者他们对中日合作的看法究竟如何。长期以来，历史编纂学把他们归入汉奸之列，但在最近卜正明（Timothy Brook）的一部著作中，他试图通过超越道德主义的框架来研究他们的意图。卜正明认为，除了少数热衷于与日本占领者合作的坚定支持者之外，通敌官员与敌人合作很可能出于“更现实的生存战略”。我进一步论证，这些“汉奸官员”的职业在不同政权中也因技术原因而富有韧性。北京的现代法律结构（法律、法院系统和司法官员的培训）是在上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在日本顾问的大力帮助下建立的产物。国民党政府在30年代初颁布的刑法和民法在战时仍然有效。日本人不干涉刑事调查和法庭审理（除非案件具有政治敏感性）。在这种情况下，像段志平法官这样的司法官员能够像在国民党政权下那样工作。除了司法系统，40年代城市管理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许多要素在日本入侵之前就已经形成。国民党的市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启动了改革，旨在建立参与性的、亲力亲为的国家，用这种理念来治理一个越来越流动，越来越多样的社会。官员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登记婚姻，颁发标准化的结婚证书，规范酒店服务和长途汽车公司的运营，并在公园、电影院、庙会和妓院等公共场所执法。最关键的是户口（户籍制度），目的是为官员提供他们所监视社区和居民的最新情况。日本人和他们的合作者在战争期间继承并完善了所有这些项目。此外，由于通敌卖国的政权不断资助道路建设，并在北京开设新的工业区，因此城市空间组织的转变仍在继续。在刘福来受审约18个月后，日本战败，政府军于1945年8月光复北京。由于没有北京地方法院的人事记录，我们不知道这一政权的变化对段志平法官的职业生涯有何影响。但我们知道，大约40%的市政官僚保留了他们的职位，并与新的政府官员一起工作。中共上台后，他们宣布撤换以前政权下的任职人员。在这一新政策下，那些在以前政府更迭中幸存下来的官员发现，革命秩序下的政治环境并不适应自己。他们与过去政府的职业联系和社会关系使他们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开除，受到训斥，或者被送到特殊学校进行思想改造。尽管中共统治者对前政府雇员采取了惩罚性措施，但他们却悄悄地保留了前政权建立的一些管理机构。例如，户口制度仍在继续运作。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管理体制结构的基石。国家管理的食品分配和婚姻登记制度也得以保留。基于制度的延续性，“保甲制度”得到保留。虽然新政府抨击过它，发誓要铲除它，但这项制度将被纳入新的居委会制度，成为1949年后社区基层控制和动员的基础。在1937年、1945年和1949年的三次政权更迭中，共同的行政计划帮助政权完成平稳过渡。延续性有助于减轻妇女对政治变革的理解和适应过程。妇女习惯于生活在政府的监控之下，她们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如出生、结婚和死亡）和日常个人活动（如搬家、旅行、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消费）都要接受国家的监督和分配。妇女还熟悉自上而下的社会事业，要求她们减少开支，增加储蓄，改革，将生产性劳动投入到国家事业之中。历届政府敦促妇女为改革和革命做出牺牲和贡献。在官方的言辞中，这将使妇女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合法化。尽管各界政权有着相同的目标，并使用相同的计划来塑造妇女并控制城市社会，但不同的政权在行政和社会事业中的成功程度不同。在日占区和国民党控制区，战时的妇女运动规模有限，它基于党的结构、行政部门和工作单位走了一条高度官僚化的道路。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管北京后，妇女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尤其鼓励社会底层的妇女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如果她们想在公共事务中发挥更有意义的作用，就必须首先成为“女干部”和“积极分子”或“劳动模范”。1949年后，妇女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国家成为革命的有效推动者。对国家在基层运作方式的研究表明，北京的三个战时政权都积极致力于改变城市的空间布局、政治结构以及社会和文化建构。城市治理的愿景和实践中的这种延续性迫使我们重新认识战时历史。1937年至1949年，北京夹在两个强大而对立的政权之间，落入了一个历史黑洞。本书旨在揭示，在这一时期，在国民党政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一致的现代城市和城市治理愿景如何克服政治分歧和意识形态竞争。无论下层妇女应对经济和个人困难的生存战略多么有用，她们都偏离了20世纪政治和社会领袖所规定的理想女性形象。自晚清改革运动以来，妇女的身体和行为、教育和素养、工作模式和生活安排、婚姻和家庭关系、快乐和欲望、流动性，以及她们对自己在大社会中的地位的认识一直受到改革派和革命派的关注，并在共产主义革命中达到高潮。政治和社会改革者发现，在崇高的理想和下层妇女日常斗争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常常使他们感到震惊和失望，同时激励着他们。例如，美国社会学家甘博（Sidney Gamble，1890-1968）在20世纪20年代对北京进行了经典的社会研究，强调了城市的急剧发展，一方面改变了城市的空间轮廓和行政结构，另一方面中国妇女的生活受到限制，无法移动。他写道：“中国的习俗相当严格，坚持不允许妇女旅行，除非有家人陪同。”他继续说：“单身妇女不会大量来到北京，因为政治生活不向她们开放”，“她们在工业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位置，而且她们受教育的机会比男人要有限得多。”此外，已婚妇女与夫家呆在一起，“在那里她可以帮助做家务，如果在乡下，可以帮助做农活。为了解释中国妇女的问题，甘博指责传统的性别规范造成了严格的性别分离。中国妇女缺乏政治和社会经济机会，这进一步阻碍了她们过上独立、有生产力、有政治意识、情感上满足的生活。结束妇女被奴役的最终解决方案是教育、工厂就业、政治活动和社会福利。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初，甘博和他的同事、学生的社会学研究值得注意，因为这些研究人员获得了机构的支持，他们建立了坚实的经验基础，明确打算用他们的成果来帮助市政决策者，并且毫不掩饰地借用来自西方经验的理论框架。对他们来说，北京的下层妇女的斗争并没有挑战，而是重申和体现了所谓落后和可悲的中华民族特征和妇女特征。这是一种批评妇女未能达到改革派期望的方式，也是对政府未能使妇女摆脱无知和贫困的痛惜。社会学家们的工作建立起一个强大而持久的分析框架，形成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政治和社会议程，也建立起20世纪的城市改革和革命议程。这些议程目标是让妇女成为独立的人，让中国转变为一个有凝聚力的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社会。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实验场，政治和社会领导人在这里执行他们的任务，鼓励生产力，恢复社会秩序，改革性别关系，并构建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共同体。因此女性和城市吸引了改革者的目光，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阐明、制造和表达新意义的舞台。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改革者拆除了城墙，铺设了道路以方便交通，清理了污水和垃圾以改善环境卫生，并开辟了新的公共空间（如公园）以鼓励人们进行政治活动，探索文化活动。然后，为了改造女性的身体以适应新的城市空间，社会活动家与警察和医务人员联手为妇女松绑，培养卫生习惯，使她们远离疾病。
美国公理会办女子寄宿学校（中学教室），甘博摄，杜克大学图书馆藏
改革者还改写了社会政策和法典，以推动一种新的概念——妇女是自由和独立的行为者，能够有意识地采取自主行动。这种新的妇女观念提供了探索公共和积极生活的可能性。然而，它也确立了社会、道德和法律的界限，对妇女在公共和家庭角色中的意义进行了规定。当她们越过某些界限时，她们的道德就会受到批评，甚至成为惩戒和惩罚的对象。妇女的不良行为和她们在异性社会环境中面临的潜在危险助长了对她们的美德和道德的讨论。社会和道德改革一方面为了重塑城市的空间轮廓和文化环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重塑妇女的身体、思想和精神。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历史学家——包括韩起澜、贺萧（Gail Hershatter）、柯临清（Christina Gilmartin）、王政、季家珍（Joan Judge）等人已经开始将研究重点从改革主义愿景和革命运动本身转移到揭示现代中国若干巨大变化背景下的妇女个人经历。通过将性别置于分析的中心，这些学者成功地改写了20世纪中国历史中以男性为中心的政治叙事。在过去20年妇女史研究的基础上，我认为女性身份的建构和城市空间的建构都由性别和阶级决定。精英女性和男性认为，改革运动既是对帝国女性身份的公民决议，也是一场大众教育运动。通过摒弃传统的理想和做法（贞操崇拜、缠足和性别隔离），精英改革者发誓要教导下层妇女在新的城市环境中生活和成长，扮演好生产者、挣钱者、独立家务劳动者、有公民意识的公民和守法居民的角色。当改革让位于革命时，党的领导人接受了社会学家和改革家的结论，并宣称革命将为下层妇女带来以知识、政治参与、经济和社会事务之平等为特征的新生活。正是在这种高涨的“改革-革命话语”中，战时北京的贫民窟和租界中的下层妇女似乎没什么希望，他们没有机会得到启蒙，悲惨地被锁在贫穷和无知的恶性循环中，急切地等待着来自上层和外部的政治和社会领导人的解放。与这种观点相反，我的书试图从下至上、由内而外地理解下层妇女的经验。例如，我认为，虽然穷人社区很拥挤、不卫生，但对妇女来说，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地方，使她们能够接触到区域信息、服务和市场供求系统。妇女的家务活动经常延伸到公共院子和街道上，这模糊了私人和公共空间的分别。虽然邻里之间的联系侵犯了个人隐私，但它们也给妇女带来的合法和非法的支持手段，这种支援比任何社会救济机构都要快。她们的婚姻和家庭建立在丈夫养家糊口和妻子依赖的等级角色之上，但持续的经济危机已经侵蚀了家庭制度的力量。它把男人的家庭权威与他提供经济支持的能力挂上钩，女性的依赖性通过给丈夫施加巨大的压力来保证下层妇女得到一种道德保护，以履行丈夫的角色。毕竟，下层妇女以自己的方式感知、利用和改变着城市的社会和道德景观。在20世纪初的北京，男性（尤其是有权势的男性）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并将他们说出的话付诸行动。他们制定了建设工业区的计划，以振兴道德经济，并利用妇女的生产劳动。他们通过法律，修改法规，声称要在家庭和公共场所促进性别平等。他们对社区进行调查，为他们眼中的社会弊病寻找治疗方法。他们还在街上维持治安，惩罚淫乱的行为和犯罪行为。这些（精英）男性的声音使历史学家能够理解不断变化的城市结构及其对妇女的影响。精英女性也通过写作、出版、在课堂上授课和在街上抗议等方式参与了社会改革和文化辩论。相比之下，下层妇女似乎一直在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隐蔽地、默默地生活。我认为，像李杨氏这样的妇女并非用语言而是用脚来构想城市。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法律程序中保存的证词来追踪她们的足迹。像李杨氏这样的案例说明，战时北京的妇女在商店、电影院、公园、庙会、工场、旅馆、火车站、城门、拥挤的城市街区和偏远的村庄之间徘徊。这些足迹标志着妇女对她们所处关系的挫败感，标志着她们为抛弃过去所做的努力，以及她们对新生活的希望。随着妇女的流动，战时北京的执法和刑事司法系统在处理离家出走妇女的案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警察对诱拐、重婚和通奸的指控进行调查。他们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城门口巡逻，寻找可疑分子，特别是没有正确证件的女子和男子。他们还定期突击检查路边的旅馆，逮捕不能证明关系的夫妇。被捕的男男女女通常被拘留在警察分局的办公室，在那里可以进行初步审讯。在收集了证词和物证之后，警察局将提交一份简要的调查报告，并将案件移交给北京地方检察院。检察官举行初步听证会，以确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在刑事法庭上对被指控的女子和男子进行审判。随着起诉的推进，法官主持审判，传唤证人，盘问证词，研究证据，听取律师的陈述，然后作出判决。如果被告要上诉，那么河北省高级法院将审查卷宗并作出最终裁决。法律程序记录了案件在执法和刑事司法系统中的每一步。案件记录的长度从一卷到几卷不等，取决于开庭的次数。与帝国晚期的总结性案件档案不同，20世纪的刑事案件记录主要由在交叉询问过程中以对话形式书写的法庭程序组成。这一新方法旨在减少对事件的偏颇。明确地说，妇女在法庭上接受审讯和盘问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大多数人都会尽一切努力使法官相信她们是无辜的，或者把罪责推诿给其他人。妇女们几乎一定会扭曲一些事实以达到她们的目的。此外，她们的证词并不完整，只透露了司法官员认为对法庭调查至关重要的那些生活维度。例如，在李杨氏的案例中，除了她麻烦的婚姻和命运多舛的外遇，我们知道她在婚前使用的名字是杨玉珍（音）。后来，她采用了丈夫李有寻的姓氏，开始叫李杨氏。我们还知道，李有寻要求检察官不要起诉李杨氏，后来他甚至提出撤销对刘福来的通奸指控。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使他的妻子不因有婚外情而受到公众的羞辱和尴尬，或许也是为了重新赢得她的感情。1944年3月15日，法院最终结束了对李杨氏案件的调查。被告刘福来“意图奸淫而和诱有配偶之人脱离家庭”，最终被判处一年监禁。可是，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例如，李杨氏的婚姻是包办的吗？她的家庭经济背景是什么？她是否接受过任何工作训练？在结婚之初，她与丈夫的关系怎么样？她对丈夫有无感情？审判后她是否回到了丈夫身边？如果没有，她有什么其他选择？这些事情对于我们理解李杨氏的日常生活和其他细节一样重要，但我们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无法把所有的枝节都理顺，我的书也不寻求重述一个人的生命历程。相反，我研究了几名妇女的生活片段，试图探索下层妇女在改革和革命过程中的参与。【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