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历史感的生成原理及其在历史文化中的逻辑和影响
Tradition: A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Sense-Generation and its Logic and Effect in Historical Culture作者：约恩·吕森（Jörn Rüsen，1938- ）引用[MLA]：RÜSEN, JÖRN. “TRADITION: A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SENSE-GENERATION AND ITS LOGIC AND EFFECT IN HISTORICAL CULTURE.”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1, no. 4, Wiley, 2012, pp. 45–59. 有删节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举个简单的例子。第二部分解释了什么是历史感的生成（historical sense-generation，或译作“历史意识的生成”、“历史意义的生成”）。第三部分谈论所有历史思想的预设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历史理论被批评为片面的理论。第四部分提出，传统（tradition）是历史叙事的“四感”之一。最后，我讨论“传统”在现代社会历史文化中的作用。
历史感的生成是为了理解现在和预测未来而解释过去的心理过程。这种心理过程是人类实践生活文化取向的人类学普遍现象，并将导致时间进程的概念，使之人类生活文化取向的必要因素。今天，元史学（metahistorical）的主流观点以建构主义的方式来构想历史感的生成。历史感被理解为赋予过去某种意义，尽管过去本身对这个意义没有影响。但我认为，过去（由于历史发展的结果）已在历史思维下成为现在。这种存在可以被称为传统。我想从一个简单的例子开始说起，在这个例子中，“传统”是历史感的生成模式——我要从一瓶Schweppes汽水谈起。可能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这种饮料。你可以在世界各地酒店房间的冰箱里找到它。我最近在耶拿（Jena）的一个酒店房间里发现了它。在瓶盖上，你可以看到“1783”的字样，说明这是一个诞生自1783年的品牌。为什么生产商要提到Schweppes公司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这么做含义和信息似乎不言而喻——既然公司已经存在了这么长的时间，那么饮料和产品的生产商一定特别好。“越老越好”是赞扬这种饮料质量的基本原则。
Schweppes汽水
事实上，食品或饮料品牌在宣传产品时使用历史符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么多人已经享用了很长时间，所以它一定很好，所以今天让我们加入他们。这个例子在简单的、基本的、普遍的心理层面表明了“传统”是什么。现在，让我把这一发现放到一个更复杂的论证中。它将引导我们从饮料转移到对历史感的认识上。传统是人类实际生活的一种文化取向，它使用了对过去的某种参照。在这种参照中，现在的人被提供了一个通过过去来安排人类世界的范式。在这里，价值体系、人类行为原则和对世界的基本理解被预先赋予了。传统不是必然结果，但它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做决定。传统的确是人类文化中强有力的元素。作为人类学上的普遍现象，它以非常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它的有效性不需要任何思考和解释，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文化活动（如仪式和节日），也通过教育、纪念碑、集体记忆的公开表演等来表达和确认。事实上，人类生活的大部分层面都受传统元素的制约。这适用于私人和日常生活，也适用于大多数公共机构和集体记忆。在政治上，传统是合法性的来源，这很重要。在学术生活中，传统保持着论证的标准、研究的策略和的结果的形式。这篇文章并不涉及“传统”的丰富多样性和变化性，但它旨在将一种基础逻辑主题化（thematize），这种逻辑基于生成历史感的“传统”。我想把传统分析为一种理解过去的具体方式，也就是把历史概念化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历史是对过去的某种限定，通过这种限定，它被赋予了对现在和未来的意义和含义。过去本身还不是历史，它通过人类思维的活动才成为历史。它通过以叙事（narrative）的形式表现出来，获得了作为历史的资格。这些叙事告诉人们随时间变化的内容，以便他们可以通过理解时间维度来组织他们的生活。将“过去”转化为“历史”是一种历史感的活动。这种活动有四个主要因素：c）被阐释的过去在当今人类生活的文化取向中的作用；d）被阐释的过去影响着制约实际生活活动的动机，这种动机在时间上指向未来。历史思维以两种方式为人类生活提供方向。一种指向人类生活所处的外部或“客观”（“objective”）世界；另一种指向人们的主体性（subjectivity），他们根据希望和恐惧以及对认可的需要对自己的世界做出反应。两件事在此非常重要——对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人的认可，以及他们与那些不属于自己社群的人区分开来的需要。主体性的影响可以作为人类身份的问题来阐述。通过身份认同，我们理解了个人和社群的互动一致性。在这种关系中，历史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告诉人们他们是谁，向他们展示历史的遗产，对他们生活中的希望与恐惧产生影响。我们很容易发现历史感生成的过程，只要过去通过传统的方式获得某种意义和重要性。这种意义源于人类生活的文化取向中对一致性和稳定性的基本需求。人类的思想长期受到时间变化的挑战，这种变化威胁着世界的既定秩序。在这方面，最激进的体验当然是死亡。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预先赋予的秩序可以通过呈现起源和长期有效性得到确认。因此，过去发生的时间性变化的经验被呈现为世界预设秩序的长期持续。因此，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变化可以被阐释为无关紧要的事——它只是在预设秩序的坚实基础上的表面现象，它的本质并没有被事件的偶然性撼动。持久性和连续性的基本理念塑造了指导人们生活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原则。他们的身份在这些价值和原则的背景下得以呈现，超出了任何刻意改变的可能性。人类掌握今天问题的未来方向被视为过去预设的延续。任何企图从根本上产生改变的行为都会被阻止，因为违背了漫长的世代链条中建立起来的秩序。维护这一秩序是那些拥有权力的人的责任（和特权）。因此，身份的形成被一种与预先赋予的理解模式的模仿关系所支配。它通过特定的说服策略（比如古代社会的入会仪式）铭刻在个人的精神上，甚至身体上（纹身、围巾等等）。甚至死亡也失去了它的恐怖面目，因为传统教导人们通过新的生命形式来超越死亡，超越这个凡世的必然结局。这种通过传统引导人类生活的方式是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的主导形式。在这种历史感生成的逻辑中，有一种与起源（origin）的特殊关系。现在体验到的世界秩序在过去的所有时期都因它的起源而保持有效性。起源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开端。起源在一切正常的时间序列中具有“超时间的”本体论地位。它有一个神圣的本质，代表着稳定性和连续性。它是合法性（legitimacy）的主要来源。那些有权知道起源的人是非常有权力的人，即使不是统治者本人，也是接近统治者的人。起源也定义了血统和未来。它把过去和未来捆绑成一种“综合的”持续时间，必须以文化活动的具体形式明确呈现出来，以便让世界的内在秩序在生活在当下的人的头脑中保持一种运动的力量。起源在传统中的重要作用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你可以看到“后帝国主义”中国的奠基人孙中山先生如何成为长期存在的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他的遗嘱被刻在象征中国文化永恒起源的巨大青铜器上。孙中山先生并不代表中国历史上帝国与共和国之间的断裂，而是代表其本质的延续性。我们知道，这种对过去的表述的具体表现和内容总是在变化，这是一个政治斗争的问题，与不断变化的权力结构有关。关于“传统”的历史感的生成与关于“过去”的历史感和历史意义的想法完全相反，后者主要是对“后来的事”的阐释。按其逻辑，对人文学科的建构主义理解会破坏任何传统。基于今天的学术信念，“建构的传统”已经失去了力量，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它在文化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一个预先设定的世界秩序）。因此，传统是否已经失去了对今天历史感的影响？难道只是因为未开化的人的愚蠢才导致他们相信传统吗？我们必须得出结论，人文科学中的话语，以及这种话语对公众舆论关于我们与过去关系的影响，已然使传统走向了尽头。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过去仅仅看作视为无意义之物？或者我们可不可以把对历史感的精神过程，及其在历史文化中对社会实现施加的影响归结于“过去”？没有人能够否认，那些决定历史文化特征的人受所处文化环境制约。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条件是由过去的演变导致现在的结果。没有人能够否认，在历史学家明确提到历史文化之前，“过去”已经预设并有效地构成了历史文化的重要元素。基于当下的生活状况，“过去”总是参与历史意义的建构。在这种参与中，传统仍然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也是有历史文化的重要要素。语言是过去基本变化和发展的结果。我们使用语言，过去变成了现在。同时，语言开启了与过去保持距离的可能性。因此，它所承载的意义超越了过去人类生活文件中固有的意义。“传统”是历史的最古老和最基本的形式。从个体发生学的角度来看（ontogenetically），传统是每一种历史感的起点。但是，其他的历史形式对于历史思维的重要性也十分巨大。为了将“传统”的历史多样性置于普遍历史感生成的高度复杂的网络中，我们需要一种有关历史感生成的包罗万象的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框架内，传统的特殊性和它的基本逻辑必须被突显出来。同时，我们必须通过系统地阐释其他历史感的生成模式及其基本逻辑，使远远超出传统的历史感生成多样性变得清晰。这方面最有名的理论是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元历史》（Metahistory，1973）。怀特在该书的分析性介绍中提出了一套复杂的体系，以实现历史叙事的生成原则。在历史学中表现出来的传统特殊性可以通过怀特的四个层次（意义的维度）来确定：在情节的维度上，传统喜欢浪漫或喜剧；在形式论证的维度上，传统喜欢有机论证；在意识形态意义的维度上，传统保守或反动；在修辞学套路的维度上，传统通过使用赋予事件以意义的隐喻来塑造自身。
不幸的是，怀特的历史学理论是一种叙述理论，与历史和历史学家的认知没有任何特殊关系。对怀特来说，历史叙事和其他叙事一样，都通过叙述故事来说明问题。所以，在怀特的理论中，传统从来不是一种产生意义的心理——它有自己的逻辑，区分了它与其他通过叙述故事来做历史的模式。我想提出另一种理论概念。我这个概念认为，叙事的具体历史特征与虚构的叙事不同。它将历史思维、其逻辑和其文化实践的以下要素主题化：(b) 一种时间观念，它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结合起来，成为人类事务中的时间过程的概念（Zeitverlaufsvorstellung）；(c) 一种交流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对过去的表述在当今实际生活的文化取向中发挥作用；我区分了四种通过叙事产生历史感的不同策略。一种是传统的历史叙事模式。它的特殊性可以在和其他三种模式的比较中体现出来。将过去作为“传统”呈现的历史叙事，以如下方式实现了我在上面列出的历史思维的要素：它们通过世界秩序和生活形式的起源和连续性来指涉过去；它们将时间概念化为变化中的持续时间；它们以预设或隐含的形式组织交流；它们通过确认预设模式来实现身份认同（这里的身份认同是一个模仿的问题）；它们赋予时间以永恒的意义（这种永恒意义不超越人类事物的变化，而是在其中）。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在周年纪念日的时候看到这些叙事，过去的成就被赞美为对现在和未来都很重要——“我们先辈的精神永存”。在公共生活的层面上，许多纪念碑都致力于这种保持对“创始”事件的记忆。其他三种历史感生成的策略与传统策略一样具有历史性，但它们遵循的是完全不同的逻辑。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历史文化中的作用是什么？我认为，每个人都把“现代性”（“modernity”）理解为传统在文化取向中的主导地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代性总是与传统相反。我们习惯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大致区分开来。现代性（用康德的话说）将理性（reason）说成一个“法庭”，人类生活的每一项规定都必须在这个“法庭”上得到证明。因此，传统被判断为偏见的集合体，必须被转化为人类行为的理性合法规范体系。这时，传统当然不会消失，但它已经失去了它的力量。事实上，在传统中，过去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范围相当狭窄。因此，在大帝国统一了世界不同地区，并与之形成了非常不同传统的时候，传统意义上对过去的意义的理解模式就被取代了。在这种新形势下，过去的事件不再代表一种有效的生活形式。它们在认识论上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只成了代表永恒普遍法则的例子。现代性甚至超越了历史经验领域的这种延伸。现代性改变了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规则，也改变了规范的永恒有效性——将它们时间化了。在现代性的边缘，批判性的历史思维解构了传统和典范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它为一种新的理解过去的方式扫清了障碍。新的方式是具体的、现代的方式，也就是历史叙述的延续模式。传统和典范思维在现代历史文化中并没有消失，但它们扮演了一个从属的角色。当不同形式的文化生活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情况似乎更加如此，就像全球化的情况。像中国或印度这样的丰富文明不得不应对全球文明中同质化倾向的挑战。的确，现代化创造了世界文明的强大元素，其中，传统的差异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科学、资本主义、流行音乐、互联网等等。恰恰是这种同质化的过程使传统重新回到历史文化的游戏中，而不再是一种从属的形式，不仅在学术界如此，在公共生活中更是如此。【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