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界的左派转型：30年代英国和60年代美国的激进协会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eft in Science: Radical Associations in
Britain in the 30’s and the U.S.A. in the 60’s作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女性研究系、人类学系、环境研究系）引用[Chicago]: Haraway, Donna Jean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EFT
IN SCIENCE: Radical Associations in Britain in the 30's and the U.S.A. in the
60's. Soundings (Nashville, Tenn.) 58, no. 4 (1975): 441-62.
出于多种原因，我跟你一样，认为科学正在进入一个比公元前5世纪更严峻的危机时期，和当时一样，现在的科学也陷入道德危机和对纯粹政治价值的屈从，换句话说，现在的科学屈从于权力。
——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1909-1943）
马克思（Marx）说，对宗教进行批判始终是一切进步的条件。但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看清，在我们这个时代，宗教精神中最倒行逆施的那一切，都在科学本身中得到了庇护。我们的科学向门外汉关上了大门，也可以说向科学家关上了大门，因为每个科学家在自己狭隘专业之外都是门外汉，所以今天的科学是日益官僚化社会的正确神学。身为一名生物史家，在过去四年间，我在一所大型州立大学参与非科学专业和未来高中科学教师的本科教育，目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从事专科、医学预科的本科和专业研究生培训，我对科学教学的政治本质（political nature）产生了相当多的看法。我尤其思考为什么要向那些注定不会成为专家的学生提供大量科学教育，这背后的理由揭示出有趣的政治信念和希望。这里的基本原理似乎依赖于对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区别的持续信念，引导学生关注与科学相关的大规模社会问题，尤其是环境问题。科普宣传强调一种特殊形式的理性，也就是科学的客观性（objectivity）。接受过某种思维训练的人可能会成为更好的公民，在寻找解决巨大困难的实际办法时，能够更好地分解问题，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动荡。围绕人口和能源问题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持这种偏见。科学的思维模式越多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我们所有人仿佛都会过得更好。尽管在以现代科学为标志的文化中，对科学的反感浪潮持续不断（这不陌生），但这种客观性的理想继续为强势的教育和政治意识形态提供动力。这种科学教育当然不会鼓励对环境、人口和军备问题采取激进的行动主义做法。从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到“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会议，人们可以听到官方和民众对令人不安的学生反抗已经结束的叹息之声。现在是为60年代的离经叛道书写历史的时候了。印度支那战争（1947-1979）已经结束，经济问题占据了中心舞台。科学发展获得了保障。资金也不成问题。例如，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的预算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尽管科学失业和专家培训仍然很有问题。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值得回顾最近两个时期对科学权威的批判，看看这种批判的性质。这两个时期是英国的30年代和美国的60年代后期，这两个时期有着许多方面的共同点。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今天高中和大学中科学和社会教学的一些影响。科学在现代文化中发挥着“理所当然”的作用，但这个作用本身有非常大的问题。我想把本文限制在对世界和国家重大危机时期异见科学家的意见和组织。我探讨的历史背景从大概1930年到“二战”期间的“英国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以及从承认印度支那战争到1971年的“美国科学促进会”。“英国科学促进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都有一个松散的结构，将不同领域和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大量人员聚在一起。这些组织本身并不是现代国家的权力中心。这种模棱两可的作用仅限于复杂的科学咨询机构，尤其是在“二战”之后，这种机构已经呈现出目前的形态。但是，一般的科学协会确实代表了科学和科学家对公众和他们自己成员的意见。这些协会的作用是加强科学及其在社会中适当作用的普遍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是透视现代新资本主义国家重要权力关系的窗口。爱丁堡“科学研究小组”（Science Studies Unit）的加里·韦尔斯基（Gary Werskey）研究了30年代英国左派对既有科学的批评。他使用“有形学院”（Visible College）这一术语，让人们联想起17世纪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立之前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译注：“无形学院”一词首先出现于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1646年和1647年写的两封信中，信里描述伦敦小酒馆中的午餐会，当时尚无正式的期刊出版，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书籍，通过私人通信、书店浏览和私下传阅等方式来进行交流，此即为无形学院）。
英国科学界的左派人士包括李约瑟（Joseph Needham）、J·B·S·霍尔丹（J. B. S. Haldane）、J·D·伯纳尔（J.
D. Bernal）、兰斯洛特·霍格本（Lancelot Hogben）、C·H·沃丁顿（C. H. Waddington）等人。这些牛津剑桥的持不同政见者出身中产阶级，“一战”的灾难和20世纪英国社会的阶级分化意识塑造了这些人的观点。
他们关心，科学理性和专业知识在一个陷入经济崩溃并正在走向战争的混乱世界中的应该扮演什么正确的角色。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使他们对公共科学教育做出了深刻的承诺，并拒绝了纯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传统区别。他们认为，所有知识（无论某位科学家的个人动机如何）都受制于社会，尤其是滋养这种知识的经济结构。提问方式、具体的问题意识、基金资助，以及任何理论体系的社会后果，都表明科学不可分割地嵌入到文化中。
加里·韦尔斯基把这群激进派称为“有形学院”，彰显他们要让科学为普通人所知，为普通人所见。只要看一眼他们在战前出版的书名，就会发现他们的问题意识——伯纳尔的名著《科学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霍格本的《群众的数学》（Mathematics for the Million）和《公民的科学》（Science for the Citizen）、瓦丁顿的《每日工人》（Daily Worker），等等。
这些左派对科学的社会性有什么看法？他们与“英国科学促进会”代表的更大英国科学家群体有什么关系（后者通常诉诸《自然》等期刊）？
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的科学同行中毕竟是极少数。激进派从未被组织成一个严密的结构。有些人加入了工党，有些人加入了共产党，有些人加入了“科学工作者协会”（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
Workers，AScW）。尽管他们都“左转”了，但他们没有组织大规模的运动（30年代的美国左派科学家也不例外）。
此外，在科学的政治阐释中，“有形学院”的成员意见不一。但他们对科学理性、对政府与科学的理想关系持有共同的态度。这些“老左派”的态度被过去十年间持不同政见的科学家拒绝，却讽刺地被“大科学—大政府”的功利自由主义制度采纳。伯纳尔、沃丁顿、霍尔丹和他们的同志们热切地相信科学。马克思主义告诉他们，历史也可以是科学。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和社会规律不能被简化为物理、化学或生物规律。社会和历史处在不同的辩证层面。但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融合表明了进步的必然性、所有事物的历史性和历史的物质基础。
在这个时代，科学态度恰如其分。那些把科学理性、科学客观性当作一种职业的人，为规划现代国家以造福人类做好了准备。计划、中央集权、科学优于所有其他形式的知识——这些都没有受到质疑。相反，一旦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结构被取代，这些事物都将让科学作用于社会的共同利益。
我们可以英国科学界左派对苏联事态的反应看出端倪，也可以看看1931年伦敦“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上苏联代表团的反应。英国人青睐苏联人对“研究联盟”的畅想，也认可“五年计划”给予科学研究的重要地位，同时拒绝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的虚妄分裂，支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尼古拉·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世界各地收集了大量的秧苗，成为苏联农业取得巨大进步的基础。然而，这一切的悲剧性讽刺在若干年后才会显现出来。
沃丁顿的《科学态度》（The
Scientific Attitude）和伯纳尔的《科学的社会功能》都是很有影响力的著述，指出了科学理性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前景。沃丁顿认为，在一个运作良好的自由国家中，量化确定了最多人的最大利益。但无论好坏，科学从业者（特别是生物学家）在英国的真实地位并没有达到这一理想。英国科学家在政治和国家中是局外人。他们既不是传统的批判性知识分子，也不适合于工党或保守党，更不适合于政府。这种描述既符合“英国科学促进会”的自由派，也符合激进派。
恰恰是英国科学家的无权，加上科学在社会中发挥更大可见作用可望带来巨大利益的意识形态，形成了30年代末自由派和激进派的联合阵线，即所谓的科学与社会运动。1938年，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辩论，为了回应内部的批评，“英国科学促进会”成立了一个科学家的社会和国际关系部门，以讨论这些问题。它的目标不是要为科学形成一个连贯的政治纲领，也不是要公开进行煽动。
尽管该部门门槛不高，但它象征着科学家在政府中谋求更广阔的共同事业。面对长期以来在英国社会中的低下地位，以及整个30年代普遍存在的资金不足和失业问题，科学家们同意用他们的研究来配合国家的规划和发展。战争的迫近加速了科学家与国家规划的结合。在这个领域，技术精英提供的好处在当时和现在都是不言而喻的事。
“老左派”和自由主义的理性功利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粘合剂。当战后的“科学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阵线在具体问题上重新形成严重分歧时，科学的社会地位已经永远改变。卷入武器生产的科学家不再能假装清白，科学从业者将在权力机构中处在绝对的从属地位。即使他们不同意政府的决定（他们经常不同意），科学家们的存在也会为技术官僚权力的增长带来某种威望。
从“英国科学促进会”部门和科学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迈克·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科学自由协会”（Society for Freedom in Science）在战后世界的处境略显凄惨，这个协会强调纯粹研究的理想，强调为真理服务、谋求真理的超验价值。
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科学政治”运动将制约未来对科学之于良好社会功能的思考。总之，30年代的持不同政见科学家对科学的地位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与大规模规划、客观理性和专家在政治问题上的作用并行不悖。他们也有社会主义的愿景，希望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结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对根本的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政治伦理以及相关知识理论的坚持。
从战前的英国到最近的美国是非常大的跨越。虽然把两者放在一起比较略显肤浅，但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两者的相似性，启发我们思考科学的政治本质和科学教育的方法。我们有必要冒着错误类比的风险做比较，而且“新左派”科学批评家的故事本身就很有趣。
在30年代的英国科学界和60年代的美国科学界之间，明显的相似之处包括经济危机和不得人心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自科学（特别是生物学）的新希望和恐惧的兴起，以及科学界和社会其他领域内声势浩大的少数左派的重新崛起。60年代和两次战争之间的类比最常在德国和美国之间进行，即所谓的“魏玛类比”，旨在表明法西斯主义崛起的迹象（在颓败背景下知识和文化创造力的丰富爆发，以及印度支那战争与纳粹罪行的精神亲和力）。但是，让我们把类比的方向转向英国和美国，转向它们应对危机的科学协会。
自1848年成立以来，“美国科学促进会”和“英国科学促进会”一样，一直是一个松散的科学家协会，主要的共同活动就是举行年度会议，然后便是1900年之后出版官方期刊《科学》（Science）。
1971年，阿诺德·萨克雷（Arnold Thackray）反思美国科学的“消亡”威胁（资金在减少，外部控制在增加，不受公众欢迎），他的思考勾勒出“美国科学促进会”在美国科学变化背景下的演变。
“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早期属于“体面的业余从业者”，他们建立起一种传统，只要科学和政府需要合作，那么就遵循寡头政治的决定。19世纪后期，美国和欧洲一样出现了科学的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 of science），并建立了许多从“美国科学促进会”中分裂出来的专业学会。“美国化学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这样的专业学会对科学家从事研究的意义比“美国科学促进会”更重大。
后来，在美国科学的主要领域，“体面的业余从业者”被不同社会阶层和政治期望的专业人士和专家取代。与英国的同行一样，但与法国和德国的模式不同，“美国科学促进会”成立于个人主义、地方主义、多元化和自由放任思想的文化背景下。可怜的专业人员从他们的前辈那里继承了“研究自由”的理想，避免明确的、有组织的政治参与，并且在政府和科学相互需要的时候，继续采用寡头决策的简易模式。
“二战”后，有技术、有野心的美国“科学企业家”大量卷入科学政治和“大科学—大政府”。我们看到，在加里·韦尔斯基的分析中，英国科学界也经历了平行的演变，也就是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政治转型。“美国科学促进会”不得不改变科学界的结构，改变科学界与政府的关系，以适应这些普遍的变化。
到了20世纪中叶，推进研究、交流研究结果的职能交给了各个专业学会。这个转变非常明显。相较之下，“美国科学促进会”的重点将放在科学和社会上，放在向更大的文化和政治世界，帮助推广和阐释科学。
1951年，“美国科学促进会”举行政策会议并发表了一项声明，强调他们应该集中精力完成多门学科和对整体社会有意义的任务。大约在1954年，“美国科学促进会”这个本不忙碌的机构开始推行上述会议决策，比如启动新兴的科学教育项目，推出了《科学》期刊的新闻和评论部分，又在后来（1962年）让菲利普·艾贝尔森（Phillip Abelson）担任总编，他在行政和科学上都很有能力。
“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结构一直非常不稳定。20世纪70年代初，它有大约300个松散的附属协会和大约13.3万名个人会员。这些人中有一半以上在学术界，大约四分之一在工业界。生物医学领域的地位得到强调，生物医学从业者的出现频率更高，部分原因是因为生物学家从未形成一个强大的学科范围内的组织，而是分成许多机构，如发育生物学会、细胞生物学会、海洋生物学会等等，因此拥有更多的组织投票权。
“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理事会一直是名义上的管理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由隶属于它的每个小机构选出的500多名个人组成。常设工作人员，特别是执行官员，确实处理了大部分政策事务。年会的计划往往不太连贯。直到最近，杂乱无章的“美国科学促进会”决策结构一直都不民主。在这个无组织的团体中，精英真正控制了一切。
过去几年，“美国科学促进会”的转变将我们带入了科学界左派异议人士的故事。任何美国科学界左派的讨论都必须始于印度支那战争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看法的影响。尽管公众和科学界认为，核战争的威胁和拥核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世界的一部分，但在越南冲击美国人的意识之前，对军队和政府其他部门使用科学知识并没有普遍的、草根性的抵抗。
大约从1966年开始，哪怕是粗读《科学》的人也会发现，科学界对化学和生物战的关注程度在稳步上升——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is）在美国主要大学的角色、除草剂的使用和军方及其雇佣分析机构的掩饰报告、校园里的军事职位招募、提议进入“国家卫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咨询委员会的科学人员名单、国家主要科学机构的机密研究、部署反弹道导弹和导弹的计划，等等。
人们知道了“水门事件”前的一连串事件。科学家们不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就能成为知识界中的一员，对战争政策表达不满。对战争的认识暴露了美国科学的许多可疑之处，这些可疑之处在“一战”时期是“完全正确的”，不曾被科学咨询机构内外的大部分科学家质疑。
除了注意到战争之外，公众也开始意识到环境有问题。人们甚至普遍意识到，种族、性别和性偏好的偏见影响了社会结构，把科学视作理性和抵抗偏见的堡垒。当然，这些问题意识的激增并非偶然。新兴科学左派之所以发展，离不开吸收了当代科学理性意识形态的主要批判者——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后来的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
马尔库塞强调技术理性中隐藏的政治内容。他分析了一种被颂扬为“非政治性”（apolitical）的思想形式，就在几年前，它还被用作敦促和规划“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的理由。马尔库塞从弗洛伊德传统下的左派出发，指出了在技术理性的幌子下个人和国际支配和压迫的扩张。他将根源追溯到自然概念中所有主观内容的丧失。通过科学，自然界仅仅成为一个对象，受到不断扩大的技术控制。事实上，知识本身被等同于一种特殊的理性，这种理性在逻辑上导致了对自我、自然和他者的支配。
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的批判晦涩难懂，并继续加强了对科学作为“非政治性客观知识”的批判。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旧的阶级对立，不足以揭露知识和技术理性的问题。旧左派对科学和社会的分析（比如伯纳尔和沃丁顿的分析）非常不充分。哈贝马斯强调，现代的、大众的、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拥有复杂的控制技术，通过掩盖“目的性—理性行动系统”的进步与制度框架的解放性转变之间的差异，来管理人口：“公共管理的定义延伸到我们想要的生活，但没有延伸到我们能够在可实现的潜力方面找到我们希望的生活方式。”沃丁顿有一种科学乌托邦的构想，由那些因为了解自然规律而最能够了解历史规律的人管理，但哈贝马斯认为这没有什么意义。
最后，罗斯扎克提出了一种合乎逻辑的观点。他认为，知识比科学更广泛、更深刻。更高级的知识“恢复”了一种神秘感和主观性。我们已经被那些告诉我们“信息是理性的最高形式”的人带离了智慧。柏拉图知道得更多，我们也应该如此。这些关于科学理性的本质和地位的观点，以及与之相关的客观性意识形态，澄清了在选择知识哲学方面的政治选择。狭隘的理性功利主义方法与先进的资本主义政治优势和剥削形式相容，并被带上了“技术进步”的面具。
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和罗斯扎克的批判指出，存在一个比资本主义更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它重视自然、神秘和主观的感觉。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大众智慧的一部分。在60年代末的热闹年代，对科学客观性的批评是科学左派的强大背景。回到更平凡的分析，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科学界有哪些持不同政见的团体，他们与热闹的“美国科学促进会”有什么关系？
让我们从自由派阵营开始吧，他们崇尚政治的形式，比如游说、以科学家向非专业人士演讲的形式进行教育宣传，也推崇选举政治。在科学咨询、内部政治出现后，这些团体是旧有英国科学与社会运动（科学社会和国际关系部分）的继承者。
“美国科学家联盟”（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的原型是那些反对1946年“原子能法案”的人，他们反对控制原子能的方法。他们的策略是在国会进行游说和对公众进行教育。1969年，这个组织以“美国科学家联盟”的身份复活，反对军事部门和国的科学滥用，比如对反弹道导弹的滥用。近来，这个组织开始担心“国家卫生院”和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之间的冲突隐含着科学资金和研究的政治控制。
1962年，核物理学家利奧·西拉德（Leo Szilard）成立了“宜居世界理事会”（Council for a Livable World），为支持全面裁军的候选人提供政治支援。“宜居世界理事会”的成员中不乏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等精英研究机构的科学家。这些团体并没有从根本上挑战科学理性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对科学在社会中的理想作用提出任何社会主义愿景。他们更想改革显而易见的滥用行为，同时保持联邦资金流向现在的科学领域。
“科学社会责任学会”（Society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Science）成立于1949年，与“宜居世界理事会”不同，它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在它看来，科学之于人类生活质量的影响可以被解释为教育问题，因此召开了关于科学家道德责任的研讨会。
然而，另外两个团体的形成指出了新旧左派在科学与社会关系上的主要区别，以及自由派和激进派在这个问题上的长期分歧。在这里，我们回到英美科学界相似之处，拿60年代的美国与早期的英国进行对比。这两个团体成立于1969年3月4日，主要集中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
“越南战争”的背景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最初，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群物理学研究生开会讨论罢工，参与者包括乔尔·费根鲍姆（Joel Feigenbaum）、阿兰·乔多斯（Alan Chodos）和艾拉·鲁本扎尔（Ira Rubenzahl）。他们关心科学技术知识的危险滥用。。一个联合的师生团体很快就分成了不同的组织，分别发表了不同的声明，两者都集中在对滥用科学的、相同的实质性批评上。
教师们演变成“忧思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学生们演变成“科学行动统筹委员会”（Science Action Co-ordinating Committee）。他们从最初的反战重点扩大到一般问题，比如社会和环境问题，比如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不正确的道德中立性。学生希望研究性罢工，教师们更偏向温和的教学性罢工。
直到3月4日，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分歧似乎并不大，对于那些希望继续从事国防相关工作的个别研究人员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这种分歧转向了研究自由的旧支点，以及激进的“象征性—局外人”与“建制派—改革派—局内人”之间的政治。
一个具体问题是保证不参与战争研究和武器生产。美国不认为这种象征性的姿态有任何好处，因此将注意力转向游说和内部政治。1970年3月4日的周年纪念活动完全是教师们的行为，几乎没有事先组织或通知。麻省理工学院特殊实验室有非常重要的军事合同，是否履行目前的合同成为师生联盟分裂的关键。
“科学行动统筹委员会”与“罗莎·卢森堡民主社会学生会”（Rosa Luxembourg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一起，组织了反对麻省理工学院“多导式多弹头运载工具”（MIRV）研究的示威活动。学院的自由主义者（除了像乔姆斯基这样坚定的类型）认为，像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机构不能单方面打破军事协议，并试图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科学选区并进行游说。那时的学生们采取了局外人的、象征性的政治行动。他们认为，对科学家个人责任的强调是对麻省理工学院制度和结构性参与的自由主义回避。
这里的问题不是教师或学生的方法在消除进攻性武器研究方面谁更有效，而是关乎政治和“科学—社会”关系的愿景。认为“象征性”的抗议不实际，因此缺乏真实性，这是还原论（reductionism）的例证，仅仅通过技术效率来判断意义。意义不一定只有在投射到有效形式时才更加强大。
新晋批评者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科学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结构，他们对此感到震惊。如果政府是社会主义者，那么老左派前辈会支持他们。但是，科学机构中的科学家扮演着多重角色（政府顾问、其他科学家的资金分配者、公共教育工作者、说客、研究人员），是一种重要的腐败来源。因此，在“忧思科学家联盟”等团体的“个人责任”言论背后，科学机构其实与政治现状、机密和“大政府—大科学”站在一起。或者说，激进派会这样去争辩。
另一个激进团体在这时进场，它吸收了剑桥和其他地方学生团体中更积极的左派元素，它最能说明新左派科学批评家与霍尔丹和伯纳尔等老左派之间的分歧。
“科学家和工程师社会与政治行动组织”（SESPA）兴起于“越南战争”期间，起因是他们未能说服专业科学协会对“越南战争”采取公开的政治立场。该组织的创始人主要是物理学家。他们在1969年初开始组织起来，到1969年底，《科学为民》（Science for the People）杂志开始出版双月刊。该组织的成员包括许多生物学家和工程师。人们从该杂志和组织行动中了解到他们对“科学—社会分析”的政治影响与哲学影响。
《科学为民》揭示出，该组织的意识形态充满了参与式民主、女权主义和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它面向科学工作者，拒绝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区分，支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意识形态。该组织没有中心路线，它的结构排斥几乎所有中心路线。它从全面反战发展到对先进资本主义的科学进行普遍批判。例如，最近的几期杂志反映了对“绿色革命”、增长极限假说和人口控制宣传的激进批判；将技术人员和其他非精英群体纳入科学界；重新为女性提供性别歧视的保健服务。《科学为民》杂志的重复主题是反对精英主义、军国主义、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杂志中通过提及具体问题来定义具体问题。
“科学家和工程师社会与政治行动组织”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它赞同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认为科学必然会被大政府或大公司恶意利用，在一个排斥“人民”的体系中做科学工作是不可接受的事，而且用政治解决社会问题比解决技术问题更有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让该组织变成“一个反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组织，这个组织建立在对所有工人，特别是对科学工作者进行阶级分析的基础之上。”
“科学家和工程师社会与政治行动组织”的活动包括干预“全国科学教师协会”（National Science Teachers Association）会议，为越南建造太阳能泵，反对对新生儿进行染色体筛查，等等。这些活动家在他们的研究中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并总结了今天的激进派与他们的前辈在“科学—社会批判”方面的对比。
芝加哥大学的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于1968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NAS）院士。1971年，当科学院拒绝通过一项旨在结束军事机密工作项目的动议时，他辞职以示抗议。詹姆斯·夏皮罗（James Shapiro）是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在竞争激烈的分子生物学界迅速达到了最高水平，但在1970年完全放弃了研究，转而在“科学家和工程师社会与政治行动组织”中从事全职政治活动，他的理由就是上面列出的定义该组织意识形态的几点。
约翰·贝克维斯（John
Beckwith）与夏皮罗、劳伦斯·埃伦（Lawrence Eron）一道，曾在1969年11月发出警告，说他们分离的基因可能被滥用。虽然他仍然从事研究，但从《科学为民》的角度来看，他是一名尖锐的批判者。1974年，《科学为民》的活动家、人口遗传学家理查德·莱文斯（Richard Levins）拒绝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理由和列万廷类似，无法改变科学院卷入军事研究的事实。莱文斯指出，“美国国家科学院”通过研究部门执行错误的任务。
与《科学的社会功能》或《科学态度》相比，左派在对科学理性的本质认识上有了根本改变，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仍有很多共同点。1969年圣诞节前后在波士顿、1970年在芝加哥、1971年在费城举行的“美国科学促进会”会议上，公众的注意力通过大众媒体集中在科学的新批评家身上。
与《科学为民》方针相一致的团体和个人选择了“美国科学促进会”，是因为它是一个象征，而不是能带来什么“短期的可行性”。“美国科学促进会”中没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的阵线，与30年代“英国科学促进会”中的脆弱阵线不太一样。基于对科学理性本质的根本分歧，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联盟不可能存在。新左派科学批评家已经抛弃了自由派和激进派曾经共享的功利主义、理性主义伦理。
许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中的国防问题、“美国科学促进会”对越南问题的评估需求、环境危机、科学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人类需求，等等。“美国科学促进会”甚至对自己进行了重组，以回应内部批评，并制定了1973年生效的民主化章程。但为什么激进派不高兴？他们不高兴的原因是，他们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上没有共享相同的基本模式。他们在“研究自由”和公众科学教育的本质问题上与自由派分道扬镳了。虽然“美国科学促进会”反映了科学家教育普通人的模式，这样他/她就可以做出更多的政治选择，形成个人主义的多元化框架，但激进派正在组织活动家研讨会，谈论科学工作者的职责，想从民众中寻求方向，哪怕有些奇怪。
科学界的异议复杂而微妙，在过去十年里，改革花费了许多人的精力。但重要的是，那些允许“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结盟的行动成为在平等意识形态的幌子下继续加强功利主义、理性主义伦理的问题。那么，这一切对科学教学有什么影响？
首先，似乎很清楚的是，科学中严肃的政治变革运动必须而且一直基于基本的知识哲学，也就是关于思想本质的信念，特别是科学的客观性及其与文化的关系。让学生们相信科学理性是客观的，相信具有先天的非政治性，这是一种误导。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思想都没有特权，而政治始于对知识理论和相关道德体系的采纳。
在美国，许多科学教育的理由都是基于这样的模式——科学思想有特权，接触科学思想会使公民变得更好。显然，除非我们否认哈贝马斯所谓“目的性理性行动体系的进步与制度框架的变革之间的差异”，否认“技术问题与实际问题之间的差异”，那么这种模式才无可厚非。
我们已经看到，英国左派试图从他们对科学、历史和政治的功利主义、理性主义的概念来分析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也看到，他们的批判使他们走向民主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愿景。反思《科学为民》的例子，许多新左派科学家批评家也采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知识体系的经济基础观点，他们坚持技术理性的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和弗洛伊德式的左派批评，导致了非常不同的政治组织。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持不同政见者在先进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在短期内没有能力改变现状而阻止我们向他们学习和反思科学教学方式的政治含义。【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