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洛斯之歌》（Song of Los，1795），纽约摩根图书馆与博物馆藏
The Apocalypse of a Wired Brain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1949- ）引用[MLA]：ŽIžek, Slavoj. “The Apocalypse of a Wired Brain.” Critical Inquiry, vol. 46, no. 4, 2020, pp. 745–763.
在宗教用语中，「启示」（apocalypse）的意思是揭示一些隐藏的东西（古希腊语作「揭开」），揭示我们在普通生活中被掩盖的终极真理。但在今天更常见的说法中，我们把任何大灾变事件，把一切对我们、对自然界产生损害的事件称为「天启」（或译作「世界末日」）。这两种含义之间有一种内在联系。当我们自以为面对一些更高级、迄今为止仍被隐藏的真理时，这个真理与我们的普通观点如此不同，以至于它必须「打破」我们的世界。而每一个灾难性事件（哪怕是自然灾害）也揭示了一些在我们正常生存中被忽略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容易想象没有灾难的「启示」（比如宗教启示），也能想象没有启示的「天启」（比如地震摧毁大陆）。在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1902-1992）的《没有王国的启示》（Apocalypse without Kingdom）中，他把第二种启示——「天启」称作「赤裸的启示」（naked apocalypse）：「仅仅包含衰败的天启，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的、积极的事态的开端。」安德斯认为，核灾难正是这样一种「赤裸的天启」，没有新的王国会出现，只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被消灭。
威廉·布莱克《约伯记》插画二十二幅之《那时晨星一同歌唱》（When the Morning Stars Sang Together，1820），纽约摩根图书馆与博物馆藏
虽然今天萦绕在我们心头的「天启」形象是全球生态灾难的噩梦，但我们的大脑和数字机器之间的直接联系也有「天启」的意味，马斯克（Elon Musk）称之为「神经链接」（neuralink）。「神经链接」使雷蒙德·库茨魏尔（Ray Kurzweil）所谓的「奇点」（Singularity）成为可能，也就是神一般的全球共享意识空间。
马斯克「神经链接」结构的改进
我们不要觉得这种「脑机」（或译作「连线大脑」）的愿景是一种幻觉或来自遥远未来的东西，这种观念逃避了闻所未闻的新事物，这种新事物正在成为现实。我们不应低估集体共享经验的惊人影响。相较于今天「奇点」的宏伟愿景，这样的共享经验将以更温和的方式实现，但即便更温和，一切也都将随之改变。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将库茨魏尔描述为新的「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一位新形式的后人类先驱，这一点也没错。库兹魏尔完美地捕捉到了「脑机」的根本意义。他清楚地看到，我们对现实的整体看法以及我们在现实中的作用将发生变化。然而，人们应该质疑，在库兹魏尔笔下，我们进入「奇点」的那些细节太乐观了。它真是一个新的、更高级的（后人类）王国，还是仅仅意味着我们所知人类的消亡？或者两者是一回事？显然，「奇点」的最终崛起在两种意义上都意味着世界末日。「奇点」让我们与隐藏在普通生存之中的真理相遇。并且，「奇点」成为一个进入全新后人类维度的入口，它不得不被体验为灾难性的世界——它将是我们世界的末日。这样，我们还能沉浸在人类意义上的「奇点」之中吗？我们只能质疑这一突破的哲学意义。我们所说的「脑机」是指我们的心理过程和数字机器之间的直接联系，通过机器作为中介，我们将能够直接共享我们的心理过程（经验）。在它的早期阶段，我们只能推测，在「奇点」这个共享思想和经验的空间，我们沉浸其中的过程将如何组织？主体和/或机器将如何决定「获得连接」/「断开连接」？连接的范围将如何决定？机器的知识有多少会被我获取？我将以何种方式、与谁共享经验？我们应该记住，这些也是具有最重要政治意义的问题。「奇点」承诺了一种沉浸在集体心灵空间的新主体经验，但我们经常忽视，「奇点」也是一个巨大的机器网络，它嵌入到我们的社会统治关系之中。我们会被机器控制吗？一部分人类会不会与机器保持特权关系？用简单粗暴的术语来说吧，「奇点」的（最终）崛起将如何影响资本主义和社会权力的形式？当媒体对我们生活的数字化（digitalization）所带来的威胁展开辩论时，焦点通常是索莎娜·祖波夫（Shoshana Zuboff）所谓的「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知识、权威和权力掌握在监控资本手中，对他们来说，我们只是「人形的天然资源」。我们是今天的原住民，我们对自决的要求已经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中消失了。
我们是被监控的人，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也被剥削，参与不平等的交换。因此，「行为剩余」（behavioral surplus，剩余价值的对等物）这个词在这里很合理。当我们在网上冲浪、网购、看电视节目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我们付出了更多。我们把自己暴露无遗。在数字的「大他者」面前，我们让我们的生活细节和习惯暴露无遗。当然，矛盾的是，我们体验到这种不平等的交换，这种真切奴役我们的活动，却也是我们对自由的最高行使。有什么比在网上自由冲浪更自由的呢？仅仅通过行使我们的这种自由，我们就产生了被收集数据的数字「大他者」所占有的剩余价值。然而，尽管「监控资本主义」很重要，但它还不是真正的变革者。我看到了直接的「脑机」接口的前景，在那里，蕴藏着新型统治形式的更大潜力。很明显，各种秘密机构都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它，而我们只了解媒体上只言片语的轰动新闻。最有名的新闻莫过于马斯克的「神经链接」项目，但也有其他公司致力于开发可植入的「脑机」接口（BCI），也被称为神经控制接口（NCI）、人机接口（MMI）或直接神经接口（DNIs）。这些术语勾勒出一种直接的通信途径，首先是在增强或有线的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然后是大脑本身。
早年杜克大学米格尔·尼科莱利斯（Miguel Nicolelis）团队研发的普通猕猴脑机接口模型
通信的逐步发展方向是增加额外的中介层（口语、书写、电报、电话、互联网），但它在这里被缩短了，绕过这些附加层的直接链接，因此不仅更快，而且更准确。例如，当我想到什么时，我将不必把我的想法翻译成语言符号，粗暴地简化意义，我的伙伴将直接感知到我的想法。或者引用马斯克的话说：如果我向你传达一个概念，你将从根本上参与协商一致的心灵感应。你不需要用语言表达，除非你想在对话中增加一些点缀或其他东西......但对话将是概念上的互动，这一层面现在还很难想象。
还有什么比把这个想法延伸到性爱领域更合情合理的事呢？「你可以把一次伟大的性爱体验保存在云端，以后再享受，或者，如果你不是一个太注重隐私的人，你可以把它发送给一个朋友来体验它。」
意识的外部论（externalist）理论首先批评这种观点——我的自我意识不在我的大脑中，它植根于我个人的身体存在。它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才有意义。只有在这里，我的具体存在才有意义，它包含了我与他人的互动。那么，如果我的精神状态（经验）被从这个具体的背景中剥离出来，它还能剩下什么呢？如果我们赞同激进的外部论观点，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认为，通过「脑机」共享经验的前景是一个死胡同？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感知的现实不是我们头脑中的图像，而是在我们的头脑之外，那么被感知的客体或过程及其互动，也不能重现我们对我们所见之物的体验，因为它把这种体验简化为我们大脑中发生的事情（即使机器能够完全重现大脑过程），毕竟根据定义，它遗漏了我们经验所处的复杂整体。但是，这种批评并非不容置疑。我的大脑与环境的复杂互动使它能够产生复杂的、有意义的经验，但这种互动必须在我的大脑中得到表达，因此，通过复制我大脑中的神经元过程，就有可能在另一个主体中产生相同的体验。而当我感觉到肢体缺失时，这样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是吗？即使我们赞同共享经验的可行性，仍然需要提出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乎语言在我们思想和「内心生活」形成中的作用。马斯克简单地假设，我们的思想独立于它在语言中的表达，并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因此，如果我直接将我的大脑与另一个人的大脑相连，另一个人将直接体验我思想的一切，而不会被语言的笨拙和简化所扭曲。然而，如果正是语言的笨拙和简化产生了我们思想中难以捉摸的一切呢？思想的真正内容只有通过它的语言表达才得以实现。在它被表达之前，思想并非实质的（substantial）的东西，它只是一团「心意的乱麻」。只有通过我有效地「说」出来，才能知道我「想说」什么。我们用语言思考，即使我们把事物和过程看成特殊的实体并加以体验，它们的感知也已经通过我们的符号网络结构化了。例如，当我看到一把枪在我面前时，所有与之相关的意义都被象征性地过度决定（overdetermined）了。这里面存在着象征性过度决定的悖论——当我感知到眼前的枪时，正是与之相关的、抽象的普遍性词语「枪」赋予我感知丰富而复杂的意义纹理，使这种感知变得丰富多彩。词语在我们的意义体验中起着这一关键作用，但它并不会因此使「神经链接」项目失去价值。为了挽救这一项目，我们需要放弃马斯克的前提——思想在我们头脑中的存在独立于它们在语言中的表达。既然「神经链接」能记录我们的内在经验流，为什么它不能同时记录我们头脑中的语言材料，即我们思考的话语呢？（话语被简化为精神表征，但仍然是话语。）问题的核心在于其他方面，也就是说，减少对思想表达的物质支持可以加强表达的内容（意义）。想一想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静草原》（Bezhin Meadow，1937），它现在只留下一连串静止的图像。抢救出来的这部「电影」就像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的《堤》（La Jetée，1962），后者用一连串静止的图像讲述了一场核战争之后的时间旅行实验。就像辛迪·谢尔曼（Cindy Sherman）的「无标题电影」剧照，马克将电影流程还原为一连串静止的剧照，他故意为之，是他艺术项目的一部分。《白静草原》更加模棱两可，它被还原成一部幻灯片，当然这并非原片本意。这部电影以今天的面目示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以尽力挽救可以挽救的东西，并以某种方式使剩余的原始素材得以呈现。然而，这部电影的修复结果着实令人欣慰，人们不禁发问，当它被简化为静止图像的时候，这部影片是不是比丢失的原版（那部有声电影）更好呢？如果它不仅产生了自身的诗意效果，而且使我们对「真实」连续动作的想象比它在连续运动的影像中的直接呈现更丰富呢？
爱森斯坦《白静草原》（1937），目前只留下31分钟左右的静止图像辅以字幕
另一方面，我们在人类的性行为中发现了这种简化的反面，它产生了一种盈余，一种不必要的复杂化，阻止任何直接通往目标的途径。性行为提供了从失败到成功的辩证反转（dialectical reversal）的基本矩阵。难怪法国菜这种高级菜系的典范以这种方式运作。失败不正是许多名菜的起源吗？当法国人想制作一道「标准菜」时，结果出了问题。但后来他们意识到，这种失败可以被重新包装成一种成功。他们以标准的方式制作奶酪，但后来奶酪腐烂了，开始发臭，他们发现这种畸形（以通常的标准衡量）以自身的方式变得迷人。同理，他们在以标准的方式酿酒时，发酵出了问题，于是他们开始生产香槟。这不正是人类性行为的方式吗？若以简单、本能交配的标准来衡量，某些事情出了很大的问题，但这种失败随后被认可，并被培养为新的、性快乐的源泉。从成功繁衍的角度来看，还有比宫廷爱情（courtly love）更愚蠢的东西吗？在这种传统中，性行为的完成被无休止地延宕了。那么，宫廷爱情怎么会成为高级情欲的典范呢？那么，我们的变态游戏呢？在这种游戏中，本应被限制在情欲前戏的次要时刻变成了中心，成为性欲的焦点，使「更重要的」生育行为黯然失色？情欲中介的这一维度难道不会受到大脑之间直接联系的威胁吗？一个主体努力充分地表现自己，但这种表现失败了，主体就是这种失败的结果。让我们回想一下休·格兰特（Hugh Grant）的悖论。在他主演的《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1994）中，有一个名场面。主人公试图向心爱的人表达他的爱，却陷入了磕磕绊绊和混乱的重复中。正因他未能以完美的方式传递他的爱，才印证了爱的本真性。此外，显然，格兰特的个性正是通过这些失败表现出来。如果他要以一种完美而流畅的方式宣示他的爱，我们将只能看到机器人般的背诵。出于这个原因，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们的个性会在进入「奇点」的过程中幸存下来吗？技术增强了我们的个性，因为它引入了更多的疏离感，为我们与他人的交流增加了更多层次。它甚至使我们与自己疏远（我们的影像并不直接是「自己」）。那么，当这种距离感消失时会发生什么呢？在马斯克的「脑机」接口中，个人并没有完全沉浸于接口。一个人与它保持最小距离，因此，为了让机器记录和/或共享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这个人必须主动同意这种连接：「你必须要有这个意愿，否则人们将无法读懂你的想法。如果你不愿意，它就不会发生。就像如果你不愿意让你的嘴说话，它就不会说话，道理是一样的。」马斯克如何让个人保持这种最小距离？请记住，「脑机」接口的运行是客观的，我们的大脑被线连接，与一台机器相连。严格来说，它不读取我们的思想，而是读取我们大脑中与我们思想神经元相关的过程。但如果我在思考时不知道我大脑中的神经元过程，我应该如何知道我是否被插入了？我在插入「脑机」接口时甚至不知道我的内心生活是否对他人袒露无遗，难道不是吗？简而言之，「脑机」接口难道不是控制个人内心生活的理想媒介（政治）吗？2002年5月，纽约大学的科学家们将一枚计算机芯片直接连接到一只老鼠的大脑上，这样老鼠的运动就可以通过一套转向机制来控制（很像一辆遥控小汽车）。被引导的人是否会继续将自己的动作「体验」为自发动作？他或她是否仍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运动是被引导的运动？他或她会不会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意识到有另一种外部力量正在决定他或她的运动？如果主体仍然完全不知道他或她的自发行为是外部引导的结果，那么，我们果真可以继续假装这对我们的自由意志（free will）没有影响吗？大多数反思「神经链接」的人都关心经验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当一个人沉浸在「奇点」中时，会不会失去这种个体性呢？或者反过来，即便一个人保留了他或她的个体性，却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被控制或被引导了？也许在「神经链接」的愿景中，最可悲的是支撑起犬儒的机会主义计算。我们（人类）诞生了一种更高级的智能形式，如果让它单独部署自己的力量，它将把我们变成动物园里的大猩猩。迈克尔·齐默尔曼（Michael Zimmerman）认为：大多数「后人类主义者」都同意，如果人类被人类创造的存在者（beings）超越了，那将是一种讽刺。如果这种「后人类」完全消除了人类，那将是一种悲哀。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后人类主义者」毫无伤怀之心，他们断言，进化的发展对前人的命运无关紧要。对他们来说，在诞生远比人类更伟大之物的过程中，我们自己的前景得到了极大完善，也就足以证明冒险的合理性了。
我们避免这种命运的唯一选择就是加入胜利者的行列，抛弃我们的人性，沉浸在「奇点」之中。「让我们努力追赶机器，这样我们就不会变成动物园里的大猩猩了。」这种犬儒的观点代表了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新纪元运动」（New Age）对「奇点」的解读，不仅认为这是后人类的新阶段，也认为这是一起关键的宇宙事件——神圣自我的最终实现。在「奇点」中，不仅我们人类获得了神性，上帝本身也获得了完全的神性。蒙昧主义者（obscurantist，或译作「反启蒙主义者」）的诱惑变得不可抗拒，也难怪卡尔·荣格（Karl Jung）喜欢这个概念。「奇点」意味着一种思想的同步性，难怪它离不开神学。「奇点」被视为我们从堕落中得到的救赎，那是我们从《创世纪》中读到的东西，我们由有道德的、性化的存在（亚当和夏娃）堕落而来。齐默尔曼对库兹魏尔以流行术语阐述的这一假说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总结：技术性的「后人类主义者」——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借鉴了基督教长期以来的「神化」（theosis，或译作「成为神」）话语。根据这种话语，人类能够成为上帝或神一样的存在。从圣保罗（St. Paul）和路德（Luther）到黑格尔（Hegel）和库兹魏尔，人类自我神化的想法发挥着突出的作用。黑格尔特别强调，只有在人类实现绝对意识（absolute consciousness）的过程中，上帝才能完全实现。库兹魏尔同意，上帝只有通过照亮并由此改变整个宇宙的历史进程才能完全成为现实。不同的是，对库兹魏尔和其他许多「后人类主义者」来说，我们的后代们——那些后人类们将践行这一非凡的过程。或者，引用库兹魏尔的话说：「我们的文明将......向外扩展，把我们遇到的一切愚蠢的物质和能量变成崇高的『智能—超验』的物质和能量。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奇点』将最终为宇宙注入精神（spirit）。」齐默尔曼说道：进化过程中的这个转折点，将产生能够唤醒整个物质宇宙的非凡生命。这种觉醒可以被视为潜力的实现，而这种潜力自始至终都存在。通过对「奇点」的强调，「后人类主义者」认为这一事件不仅仅十分重要，而且神圣——也就是说，拥有了与「神性」平起平坐的维度。像库兹魏尔这样的「后人类主义者」在表述未来的时候，或多或少都将符合某种上帝的概念。
黑格尔（或更广义的德国唯心主义）的提法在这里得到了明确的阐述，同样清晰的还有将「奇点」理论与德国唯心主义空间分离开来的鸿沟。惰性的实质（substance）通过实现其精神内在潜能的过程而逐渐精神化。这个过程的第一个高峰发生在精神意识到自己并从实质的异化/外化中回归到自己的时候。但在这个阶段，精神仍然与现实对立，它意识到自己是与实质相对立的个体意识。为了完全实现自己，精神必须克服这种对立，并意识到自己是（物质）现实的精神层面和精神的内在生命。在这个层面上，我的自我意识与现实本身的自我意识相互重叠。或者，用神学术语来说，我对上帝的意识同时也是上帝的自我意识。上帝不是一个在现实过程之外的实体，它从一个安全的距离引导着现实的过程。现实的过程就是发生在上帝身上的过程，它与上帝的「成为」（becoming）相重叠。德国唯心主义者与「奇点」理论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德国唯心主义者而言，这种精神与现实的统一已经在哲学思考中实现了。它还有一种更神秘的变体——「神智体验」（theosophical experience）。我们人类的自我意识在宇宙本身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因为在宇宙中，现实意识到了自身，上帝变得完全真实。相反，对于「奇点」理论家来说，我们有限的人类无法实现精神与现实的完全统一。与我们分离的个体意识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只有当我们放弃与我们分离的个体性，只有当我们的自我意识体验为现实的自我意识时，我们才能与渗透进现实的精神合而为一，这样，现实与精神才能和解（简言之，就是当我们进入「奇点」的时候）。对年轻的卢卡奇（György Lukács）来说，黑格尔的和解是主体与实质之间实现真正和解的唯心主义原型，无产阶级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占有被异化的历史。对福山（Francis Fukuyama）来说，理想的理性国家是个人自由与有机社会秩序的和解，这是世界历史的终结，不是理性君主制的结果（黑格尔的想法），而是当代自由民主的结果。对于「超人类主义者」来说，只有「奇点」才能使精神与现实的真正和解成为可能。我们应该遵循这条道路吗？康托尔（Georg Cantor）推翻了唯心主义的单一无限神话，引入了多个不一致的无限唯物主义话题，从而彻底改变了数学。也许，我们今天应该对「奇点」做类似的事情，去揭穿单一「奇点」这个神的新形式，并引入多个不一致的、相互冲突的「奇点」。让我们暂时回到共享性爱体验的前景上。这种共享体验的变态版本不是与远方的人做爱（一个亲密的朋友允许我在她或他做爱时共享她或他的体验），而是在我们做爱的时候与我的伴侣共享这体验，换言之，立即体验我的性爱对我的伴侣的影响。这难道不是主客体身份的性别化吗？这个例子让我们共享彼此矛盾的体验。但让我们想象一个更糟糕的情况——我是一个虐待狂，能够共享我正在折磨他人的体验。我是否能够将这种体验融入我自己的生活中，并利用它作为我变态快感的额外来源——「太棒了，我能感受到我的受害者正在遭受的痛苦！」还是说，两种体验的碰撞会导致某种崩溃？这种多重体验的重叠类似于量子物理学所称的「叠加态」，只有在量子振荡的虚拟空间中才可能发生，它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现实中，就像著名的「薛定谔的猫」不可能在我们的现实中既活着又死去。如果我们面对的是多重经验的叠加，而这些经验不能被总结为一个「一」，这就意味着没有单一的「奇点」，而是一个不一致的共享经验结构。由于结构上的原因，这些经验总是不得不被限制，不是吗？而且，如果这些限制太广远，我共享的经历会爆炸成一场噩梦吗？但是，如果「奇点」不能以单一的自我意识为模型呢？如果它将成为一个支离破碎的空间，向多种不同的、不一致甚至矛盾的体验开放，那又将如何呢？以一个青少年对他或她的父亲的矛盾立场为例，如果「奇点」不仅能够容纳爱与恨，而且能够记录它们之间的冲突，那会出现什么情况？但是让我们回到共享性爱体验的例子，如果「奇点」使我们能够体验一个人的快乐和另一个人的痛苦，之如在极乐的时刻，我们不仅体验到快乐和痛苦，还体验到痛苦中的快乐，那又会如何呢？所有经验的细微差别都可以很好地记录下来，除了一些本身并不存在的东西——那些不存在的东西只是作为一个虚拟的参照点持续存在于一个既非存在也非不存在的阴暗领域中。这又把我们带到了权力的问题上。哪种监管机制将决定我将与其他人共享哪些经验，谁将控制这种机制？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一个人应该抛弃乌托邦式的想法，不要觉得我们能够连接/断开我们自己的大脑。人们应该完全接受以下事实——大脑之间广泛的、无所不包的联系不可能发生在主体层面上，而只能发生在客体层面上，它就像一个复杂的机器网络，可以读取我们的精神状态。如此巨大的集体同步经验是一个危险的神话。另外，由于我们的大脑连接在一起，甚至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一种新的自由和力量将会出现，但这种新的自由和力量将仅仅存在于我们能够将自己从「奇点」脱离出来的能力中。
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完全控制」的前景，它使我们面临着一个残酷的问题——脱离「奇点」空间是我们唯一获得自由的机会，还是说，存在一个原理上避开「奇点」的人类维度？我们承认我们的自我意识在「奇点」面前袒露无遗，但如果我们将焦点从意识或觉察转移到无意识上会怎样？当我们沉浸在「奇点」中时，会发生什么？
首先，我们应该清楚地表明，我们在这里严格遵循拉康（Jacques Lacan）的理论来理解无意识。拉康认为，无意识不是更深层次的非理性维度，而是伴随主体的有意识内容，它是一个虚拟的他者场景。拉康清晰地指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不是荣格原型的实质领域，而是主体存在的最终心理现实。它既不属于存在的秩序，也不属于非存在的秩序，而是属于精神分析治疗中的移情（transference）现象，属于纯粹潜能的虚拟空间，并在那里获得（社会）现实。在移情之中，无意识被现实化，但移情并非病人对他与精神分析师实际关系的投射（投射为「深层」现实，比如把精神分析师当作父亲）。它不是场景的虚幻舞台。这个场景的真正位置在别处，在他过去被压抑的记忆中，那是无意识的现实，在那里，纯粹的虚拟得到现实化。「神经链接」能否捕捉到这种无意识的模式？（不是作为主体存在的实质基础的无意识，而是作为虚拟参照点的无意识。）因此，无意识既不是原始的现实，比如说「我与父亲的创伤关系」，也不是我与精神分析师关系的当下现实，而是作为我现实的一部分的两个实际实体之间的第三个纯粹的虚拟实体。《俘虏国度》（Captive State，2019，鲁伯特·瓦耶特导演）是一部优秀的科幻惊悚片，影片故事开始于2019年，外星人入侵全球，芝加哥进入戒严状态。九年后，世界向外星入侵者屈服，服从他们的管理当局。外星人当局被称为立法者，因为所有后续的法律和治理规则都由他们制定。在地球投降后的几年里，外星人征召人类在地下很远的地方为他们建造合适的栖息地，称为「封闭区」，与城市的其他地方隔开，只有政府高级官员才可以进入。这部电影的虚构宇宙（又一个关于抵抗外星人入侵的故事）显然指我们现实中非个人化的公司统治。然而，我们不能把虚构的元素看作对我们现实的简单反映。外星人（统治）我们这个维度不仅是我们现实的一个虚构版本，也是这个现实本身的固有组成部分。我们这些陷入企业统治的个体，难道没有体验到它们是栖息在「封闭区」的某种外星/异化（alien，双关语）力量吗？我们只能通过和他们之间的附庸者才能打交道。在现实和（科幻）小说之间，存在着构成我们现实本身的虚构部分。那么，同样的道理，维持「神经链接」的数字机器能捕捉到这个维度吗？我们在这里阐述的差异是决定我们的无意识（神经元、社会和其他）事实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之间的差异，后者是纯粹的反事实。在我们的性梦中，我们幻想我们从来没有过的完美性爱，而不是我们曾经有过的完美性爱。在上文提到的宫廷爱情的例子中，这种虚拟爱情的游戏是不是被发挥到了极致？当一对恋人无休止地延宕性行为时，他们并不只局限于耳鬓厮磨和轻柔抚慰。他们的整个活动被明确地定义为没有性行为的性活动。为了在这种混乱中确定自己的方向，我们首先应该摆脱如下幻觉（我们几乎自动陷入了这种幻觉）——在「奇点」中，我们大体上能跟现在的人类一样与他人沟通，共享感受，等等，只不过去到了某个更高的水平。这种错觉在大多数「奇点」理论中都可以清楚看到。例如，库兹魏尔自然而然地假设，即使我们沉浸在「奇点」之中，我们仍然是能够为自己行为负责的自由个体。简言之，「奇点」的问题不在于它过于激进或乌托邦，而在于它不够激进。「奇点」继续定位在我们共同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宇宙中，却忽略了「奇点」的最终崛起将破坏我们主体间性宇宙的基本预设。在我们的哲学传统中，这种对人类存在的限制达到了巅峰，我们现存的人性成为一个「通道」，比如说成为动物性和超人之间的通道。然而，如果人类意味着通往更高阶段的失败通道，是一种受挫的进步，如果我们通常感知的（人类）伟大或创造力恰恰是对这一根本失败的反应，那么我们能否想象一个阶段（一个人类以某种方式克服其构成性失败的阶段），能否想象一种没有性和死亡的人类？当我们的大脑与数字网络的直接连接超过一定的阈值（一种相当现实的愿景），我们的自我意识与外部现实之间的鸿沟就会消失，因为我们的思想将能直接影响外部现实，反之亦然。此外，我们将与其他思想直接接触。我们会因此失去我们的独特性（以及我们的主体性），也会失去我们对外部现实的距离，对吗？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人类）的「最高」成就植根于我们的终极限制（失败、死亡、性）之中，也就是说，植根于这些我们无法逃避的、通往「更高」精神存在的障碍之中。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只要没有这种障碍，这种「更高」的层次就能实现。这是一种幻觉。我们可以用一种悖论来解释。正是这些障碍产生了完美的概念，而完美本身也是障碍。如果我们消除了这个障碍，我们就同时失去了完美。新事物将通过这种消除而出现，但它不会是摆脱了死亡和性的创造性精神。后人类的最终崛起不仅会迫使我们掌握一种新的生命形式，它还会迫使我们重新定义「什么是人类」本身。这种重新定义将特别涉及这些障碍的作用。在人类生活中，有限性是构成超验性的根本。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一点。我们的内在生活，包括我们最高的精神成就，都根植于我们有限的身体存在及其局限性之中。因此，随着进入「奇点」，我们被剥夺了我们内在生命的基本特征。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曾在某处说过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我们自己（实际存在的人类）是动物和人之间找寻的缺失环节。」我们首先想到，真实存在的人类仍然居住在卡尔·马克思所说的史前时代，真正的人类历史将从共产主义社会的出现开始。或者用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话说，人只是一座桥梁，是动物和超人之间的通道。（这种观点还有一个新时代的版本，它想象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将把自己变成一种全球思想，抛开琐碎的个人主义。）虽然被人文主义扭曲了，但洛伦茨的意思大致如此。他的观点表明，人类尚不成熟，仍然野蛮，还没有实现全部智慧。然而，一种相反的解读也出现了——人的这种中间状态正是人的伟大之处，因为人在本质上是一个通道，有一种进入「深渊」的有限开放性。那么，如果沉浸在「奇点」中的我们失去了这种人类的中间状态，会发生什么事呢？对于库兹魏尔及其拥趸来说，一个新的「王国」将会出现，它将不亚于神学传统中堕落的毁灭。对于文化悲观主义者来说，这将是「没有王国的天启」，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层面。但是，如果随着「奇点」的出现，我们将进入一种新的堕落，一种来自堕落的堕落，一种更深层次的堕落，那又会怎样？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迷魂记》（Vertigo，1958）中，男主角首先经历了失去玛德琳的痛苦，那是他的挚爱。当他在朱迪身上「重现」她时，他发现他认识的那个玛德琳本来就是朱迪假扮的玛德琳。他发现朱迪既是冒牌货（他知道她不是真正的玛德琳，因为他用她复制了一个玛德琳），又不是冒牌货——所以她就是玛德琳。值得注意的是《迷魂记》的最后一个镜头。朱迪从塔上摔下来，男主角站在边缘向下看。这一幕引发了完全相反的解读。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一幕表明男主角活了下来，但成了一个完全崩溃的人;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一幕暗示了一种幸福的结局（男主角的眩晕症现在已经痊愈，所以他可以俯视深渊）。这种矛盾完美地再现了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模糊性（彻底的绝望或和解）。「奇点」是玛德琳这样一种「损失的损失」，一种「绝对的损失」，还是一种简单的「损失的消失」？这是我们在主体沉浸「奇点」之中论证其生存的关键。「损失的损失」不是恢复损失之前的充实，而是「绝对的损失」，而主体（相对于人）的地位就是这种损失。在「奇点」中，我们被告知，沟通将是一个直接的过程，不必走弯路。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将以一种更强烈的形式回归，成为一种「绝对的缺乏」，即缺乏弯路本身，对吗？换句话说，如果直接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会使我们得到的东西「去升华」（desublimate），从而使它变得毫无价值，又会发生什么事呢？「神经链接」开辟的前景不仅仅是直接共享性爱体验。我们的「正常」体验植根于身体和语言，但如果我们想象一下，直接唤醒我们大脑中的快乐神经元，使我们体验到比通过身体互动和诱惑语言获得的高潮更强烈的「纯粹」高潮呢？这种「纯粹」高潮会是怎样的呢？我们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本身，却失去了可欲望的中介网络。这样的解读指向了忧郁症的方向。回顾一下，对弗洛伊德来说，忧郁症的定义是「我们欲望的对象」和「使我们渴望它的原因」之间的鸿沟。在忧郁症中，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但是我们不再渴望它。忧郁症的结构清楚点明了一个分裂的主体，一个主体（有意识地）渴望一个客体，但没有意识到使他或她（无意识）渴望这个客体的原因，所以当欲望的客体原因不能发挥作用时，这个主体将体验到不一致，体验到他或她渴望的东西并非真正渴望的东西。回到《创世纪》。似乎「奇点」的声音是另一只蛇，它承诺，如果我们吃了禁果并沉浸其中，就能免于堕落，获得不朽和卓越的知识。和《创世纪》一样，我们应该意识到，这里的选择是被迫的选择，我们不得不做，也不可能撤销。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发生的事肯定不是「奇点」支持者们希望的事。像蛇一样，这些支持者没有说谎，而威胁恰恰在于他们没有说谎。谈及这种威胁，我们很容易想象到直接唤醒我们大脑中快乐神经元的愿景。但是，与快乐的神经元截然相反的纯粹痛苦与折磨呢？托马斯·梅辛格（Thomas Metzinger）已经就人类的意识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到目前为止，由地球上的进化带来的生物意识形式是否是一种理想的经验形式？本身是否是一种真正的善？这一点还不清楚。
这个有问题的特征涉及到有意识的疼痛和痛苦。梅辛格继续说：在前所未有的地方，进化创造了一片不断扩张的痛苦、混乱的海洋。不仅个体意识主体的数量不断增加，而且其现象状态空间的维度也在不断增加，这片海洋也在不断加深。而且我们有理由期待，新的、人工生成的意识形式将创造出新的、更深的痛苦形式。摆脱这种威胁的唯一方法是选择《沙丘》（Dune）中的解决方案。在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这部经典科幻小说中，人类曾经被先进的计算机支配，所以他们集体决定摧毁所有的思维机器，并使他们的头脑能够完成极其复杂的任务。然而，这种思维的发展离不开一种名为「香料」的混合物，它们可以改善健康，延年益寿，使空间旅行超过光速，甚至可以赋予有限的预知能力。但是，正如我们所见，这种选择已经太晚了。谁知道公司和各种秘密机构在实现不同版本的「神经链接」和直接控制我们的思想方面已经取得了多大进展？「奇点」将是一种以科学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现象，二者的结合是这种现象的基础。因此，产生「奇点」的科学和技术并不中立，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关系之上。换句话说，「奇点」的最终崛起将是一个我们必须称之为「后人类资本主义」的例子。通常，人们假设资本主义更多是历史性的产物，而我们的人性（包括性别差异）是更基本的，甚至是非历史性的产物。然而，我们今天见证的只不过是一番将后人类遗产融入资本主义的尝试。这就是马斯克这样的新亿万富翁的成就所在。他们预言我们所知的资本主义即将走向终结，但走向终结的是人类资本主义，在他们那里，人类资本主义正在向后人类资本主义过渡。因此，「奇点」的愿景是今天面对历史终结的最好赌注。在它发生之后，剩下的都将不再是历史，至少不是我们所知道和经验的历史。当我们进入「奇点」，意义的宇宙和象征性的维度是否仍然存在？它是否会消失，就好像它从未存在过？都不会。它将会消失，但它的消失将继续作为一种缺失被感受到。简而言之，它将作为「奇点」的缺席发挥作用。讽刺的是，主体将作为缺席者而存在，正体现了我们本以为可以逃离「奇点」的那个维度。那么，新的开口在哪里？哪怕主体的无意识在原理上躲避了「奇点」的掌控，如果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躲避「奇点」的维度，而是一个更简单、更激进的维度，那该怎么办？主体会仅仅通过失去无意识的维度来进入「奇点」吗？简而言之，如果沉浸在奇点理论中，且排除了无意识的维度，没有给无意识留下任何空间，那该怎么办？如果这种沉浸意味着主体性的范围将局限于「奇点」记录的内容，那该怎么办？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种象征性损失（新的堕落）的消失将继续在「奇点」的空间中回荡。我们在内心生活和外在现实之间划出距离，这距离往往是我们用来感知自由的一种尺度。我们的思想恰恰是自由的，因为它们与现实之间存在距离，所以我们可以把玩它们，进行思想实验，做梦，在现实中不会产生直接的后果，没有人能在那里控制我们。一旦我们的内心生活与现实直接相连，我们的思想就会在现实中产生直接的后果，或者可以直接被现实中的一部分机器控制，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不再是「我们的」了，我们实际上就进入了一种后人类的状态。因此，幸存下来的主体将不再是内心体验的载体，无法承载感情、激情、恐惧、梦想和希望，而其他一切都可能被淹没在「奇点」的集体空间中。反笛卡尔主义（anti-Cartesianism）是当代「反哲学」中老生常谈的话题。笛卡尔意义上的「我思」（cogito）是一个抽象的理性实体（entity），被人为地从现实个体的具体生活世界中撕裂出来。在这种背景下，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被视为反笛卡尔主义的一部分，在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马克思和其他人的观点中也得到了证明。我们人类不是孤立的思想者，而是如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说，总是被扔进世界，与现实接触。拉康认为「我思」是弗洛伊德式的主体，这个观点在这里获得了充分的重视。不过恰恰相反，拉康认为，无意识并不是生命世界厚重的、不透明背景的一部分。在抽象的（去语境化的）理性结构与具体的厚重生活世界的对立之间，无意识与前者为伍。无意识就像一台入侵的机器，侵入我们的世界，破坏我们生活世界的平稳运转，使其服从于它自己的怪异法则。试想一下，驱力的无意识对我们内在本能的性欲有什么影响？前者完全颠覆了后者，使它的生殖功能服从于一种近乎自杀的强迫性重复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享受」被假定为一种自我目标。当拉康说笛卡尔的「我思」是无意识的主体时，他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简而言之，在「奇点」中，主体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不是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分裂，而是在自己之中分裂。它将与集体思想保持最小距离，这种距离将产生今时今日我们无法想象的痛苦，但也许也会带来新的希望。也许，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无意识的、反事实的声音将出现在这种分裂的缝隙中。回到马斯克的想法。如果我们不加入新型人工智能（AI）的超级大脑，我们人类将很快变得像动物园里的大猩猩。不过，如果以某种方式留在外面会有某种自身的优势呢？不是说我们将在动物园里愚蠢而无知地存在下去，被仁慈的人工智能照料，而是在一种更加激进的意义上，假如我们假设最终的「奇点」空间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单一空间，不是一个控制一切的单一空间，而是一个不一致的混合体，那么，我们（部分）排除在它之外是不是就能获得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由，也就能和「奇点」的不同层面进行某种游戏？在犹太人中流传着一个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笑话。一群在集中营被烧死的人坐在天堂的长椅上，谈论他们的苦难，取笑它。其中一个人说：「大卫，你还记得你在去毒气室的路上滑倒，在毒气吞没你之前就死了吗？」他们在天堂里漫步，上帝走过去倾听他们的声音，抱怨祂没有听懂这个笑话。一个犹太人走到祂的身旁，把手放在上帝的肩上，安慰他：「别难过。你不在那里，所以你当然不能明白这个笑话！」这个答复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暗含着那句众所周知的声言—— 「奥斯维辛没有上帝」。上帝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死了，那里没有上帝，但并不意味着上帝无法理解那里发生的恐怖事件（上帝可以轻松做到这一点，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但祂无法理解奥斯维辛的经历所产生的幽默感。上帝没有（也不能）理解人类精神的淫秽主权，它以笑声回应祂（上帝）的缺席，而当我们用「奇点」代替了这里的上帝，也许这就是我们在「奇点」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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