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的社会和政治思想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Leon Trotsky
作者：巴鲁克·奈-帕兹（Baruch Knei-Paz，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政治学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同名著作（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第一部分“不断革命论”（The Theory of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第一章“心灵与现实：思想与革命”（Mind and Reality: Ideas and Revolution），9-26页
***
纵观历史，思想在现实面前一筹莫展。
——托洛茨基（1923）
说起年轻时的托洛茨基，以及后来那个大家熟悉的托洛茨基，最突出的特点莫过于他的独立思考和对权威的蔑视。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天生就对所有公认的意见持怀疑态度。我们从其他来源了解到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他的自传中，他不无自得地描述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经常诉诸一种毫不遮掩的反叛形式——反对父母、老师、同学。他对传统没有什么耐心，对宗教信仰也没有什么耐心，他无法理解人们的行为怎么会违背理性的要求。然而，他也有些张扬，甚至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色彩斑斓的、奢侈的、乃至浮夸的东西所吸引，并为之所动。简言之，凡是面对能用才华和热情来彰显和完成的事情，托洛茨基都不缺乏这些品质。从一开始，托洛茨基身上除了这种性格，还有对思想世界无法自拔的热爱和对知识溢于言表的专注，哪怕年青时的托洛茨基没有受到周遭的直接鼓舞。1879年10月26日，托洛茨基出生在乌克兰南部赫尔松省偏远的亚诺夫卡村（Yanovka），那是“一个小麦和羊群的王国，按照自己的规则生活着......由于那里有巨大的开放空间，并且没有道路，因此需要坚决防止政治入侵”。托洛茨基，本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Lev Davidovich Bronstein，这个名字从他出生时一直用到1902年），他是一个富裕、勤劳但几乎不识字的犹太农场主的儿子，他讲俄语和乌克兰语的混合语（主要是乌克兰语）。相比之下，母亲识字，受过一些教育，有城市背景，但从托洛茨基自己对她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她的深度有限。家里没有什么东西能满足托洛茨基的好奇心。每一天的生活都被“农场劳作的节奏”支配着，“除了世界市场上的粮食价格，其他什么都不重要”。除了在附近村庄的犹太宗教学校学习了几个月外，托洛茨基在他生命的头九年中几乎没有走出过亚诺夫卡。然而，1888年，托洛茨基被送往敖德萨（Odessa）的一所学校，在那里逗留了近七年时间。正是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歌剧、戏剧——最重要的是，他接触到了书籍。他对书籍产生了无限的热情。这时他的阅读和兴趣主要局限于想象性文学。他对文学世界着迷，显然渴望有一天能进入这个世界。起初，他的意识中几乎不存在政治问题。但是，出于敏锐力和洞察力，他越来越意识到他所处环境的社会特征，并认识到了社会的问题和不公正。此外，在学校里，由于他的叛逆天性，托洛茨基对争议问题表现出戏剧性的对抗倾向。他还咄咄逼人，像一个自信且不墨守成规的知识分子，因此他经常发现自己难以遵守纪律。事实上，所有这些特征似乎都在托洛茨基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否定性接触中发挥作用。当他十六岁左右开始对政治问题感兴趣时，他更容易被民粹主义所吸引，似乎不是出于对其思想的深刻认同，而是相反，因为它允许他发泄他的蔑视，满足他公开表达情绪的需求，而不受任何僵硬教义承诺的限制。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已经模糊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信条，但一开始就很明显地排斥它。他在自传中讲述了这一情况的原因。1896年，他在敖德萨附近的省城尼古拉耶夫（Nikolayev）完成了中学教育，他对知识的渴求达到了年轻时的高峰。他贪婪地阅读，“吞下”哲学书籍，“努力寻求一个体系”。但他抵制马克思主义，“部分原因在于，它似乎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部分原因是它在他看来是“狭隘的”、“干燥的”东西。在加入民粹主义的圈子后，他的态度变得更加消极。他在反反复复的爆发中宣告：“诅咒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诅咒那些想把干燥和坚硬带入一切生活关系的人。”这时的托洛茨基被民粹主义的宏伟理想所诱惑，排斥、厌倦着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经济规律。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尽管他在寻找某种理想，但他不准备屈服于一个“完整的体系”，他认为这个体系不会给他留下任何主动权，而且会要求他遵守纪律和忠诚，并终结个人的信仰和行动自由。但是，托洛茨基也渴望参与实践活动。到了19世纪90年代，民粹主义已经是一种过时的力量。这时，一种未经整理的马克思主义牢牢俘获了托洛茨基的心。他与一位朋友决定写一出戏，其中的主角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个民粹主义者。他发现自己把“勇气和希望”归于前者，把“虚弱”和“失败”归于后者。他还为大约二十名学生组织了一所“大学”，负责“社会学系”的工作。很快，1897年成为一个转折点。托洛茨基确信，必须在工人中开展革命工作。在尼古拉耶夫约有一万名工人，他们与其他人一起组织了“南俄工人联盟”（South Russian Workers' Union），他还“按照社会民主主义路线”为该联盟起草了章程。但在1898年1月，该组织被警察突袭，托洛茨基与其他两百人一起被逮捕。在等待审判的两年里，托洛茨基先是在尼古拉耶夫的监狱，然后在敖德萨的监狱。他利用这段时间更好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很粗浅，更多的是基于道听途说，而不是对文本的实际熟知。他读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的文章。虽然他的“无知”使他无法完全理解他所读的东西，但在那之后，拉夫罗夫（Lavrov）、米哈伊洛夫斯基（Mikhailovsky）、卡列耶夫（Kareyev）等人在他看来都是完全无效的。他对共济会（freemasonry）产生了兴趣，并决定利用他新获得的、仍然是初级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写一篇关于它的论文：我没有任何新的发现。我得出的所有方法论结论都是很久以前就有的，并且正在实践中应用。但我摸索着找到了这些结论，而且是有点独立的。我认为这影响了我后来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和梅林（Mehring）的著作中，我后来发现，在监狱里对我来说只是一种需要验证和理论证明的猜测得到了证实。我并没有一下子教条式地吸收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第一次向我揭示了它不是抽象的定义，而是我在历史进程中发现的鲜活源泉，因为我试图理解它。
1899年底，判决宣布，托洛茨基被判处到西伯利亚流放四年。他首先被转移到莫斯科的一个临时监狱。在那里，他第一次听到了列宁的名字，并“从头到尾”地阅读了后者刚刚出版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1900年秋天，他来到了西伯利亚东部的乌斯季库特村（Ust-Kut），那是他被流放的地方。然而，恶劣的环境并没有影响他继续接受自我教育。他继续阅读，研究马克思和其他人，随着他的阅读，他完全皈依了马克思：“在我被流放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肯定已经成为我的哲学基础。然而，现在它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研究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道路的选择问题。”他还开始写作和出版，主要是关于文学和社会主题的散文。他分析了俄国古典作家和易卜生、尼采、豪普特曼（Hauptmann）等人的作品，并专注于一个重要的主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我夜以继日地在手稿上划来划去，因为我试图找到确切的想法或正确的词来表达它。我正在成为一个作家。”通过这些著作，他也逐渐被其他地方的社会民主工党人士所了解。托洛茨基在流放期间的一项纯政治性工作是写了一篇关于党组织的文章，其中他主张建立一个有强大领导力的中央集权框架。两年后，他否定了这篇文章所表达的直白观点，但与此同时，在他写完这篇文章后不久，他收到了一本列宁的《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当然，这只能加强他对这个问题的信念。他还没有认识到列宁思想的全部含义。随着国外新闻和出版物的到来，以及他自己思想的发展，他对自己隔绝于任何形式的实际活动越来越感到沮丧。他渴望走出他当地贫瘠的环境，投入到革命圈子的中心（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欧洲）。因此，在1902年夏天，他决定逃离他的禁锢。事实证明，这比他预期的要容易。他很快抵达萨马拉（Samara），在那里他与《火星报》（Iskra）建立了联系。然后到了秋天，他决定去国外。在维也纳和苏黎世短暂停留后，托洛茨基于10月抵达伦敦。列宁在那里等着他。托洛茨基发表的文章为他赢得了生动、富有想象力的声誉，列宁渴望见到这位新加入革命运动的人。他没有感到失望，两人立即建立了相互尊重的关系。不过，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热烈的，但这种关系主要受到思想和政治利益的支配。托洛茨基与《火星报》编辑部的其他一些成员建立了更密切的友谊，尤其是维拉·扎苏莉奇（Vera Zasulich）和保罗·阿克塞尔罗德（Paul Axelrod）。托洛茨基与普列汉诺夫从一开始就有冲突，这显然是由于后者对年轻的托洛茨基在知识上的蓬勃发展和“厚脸皮”的态度感到不屑。但是普列汉诺夫也担心列宁向托洛茨基献殷勤是为了建立反对他的多数派。当列宁提议将托洛茨基增选为《火星报》主要成员时，正是普列汉诺夫提出了反对意见。这并没有阻止托洛茨基从事积极的工作，他在法国、瑞士、比利时和德国讲学，去会见俄国革命移民，并定期向《火星报》投稿。在政治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似乎达成了普遍共识。因此，1903年，当两人在著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彻底分裂时，这一切仿佛毫无征兆。基于本书后面将讨论的原因，这时的托洛茨基拒绝一切中央集权政党框架。他现在成了列宁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在大会上，他抨击列宁的“独裁”观点。后来，他在以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工联（Siberian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Union）代表的官方身份撰写的会议报告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一年后，他又在一本长长的册子中谈到了同一问题——这构成了一种攻击，托洛茨基对列宁个人的动机和后者所宣称的观点的真正含义产生了怀疑。对托洛茨基来说，这次大会也标志着他开始被孤立。他反对列宁和新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他也没有成为孟什维克的一员。尽管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与孟什维克派的关系比与布尔什维克派的关系更密切，但他在这两个阵营中都没有感到自在。他自己的选择让他与所有组织关系切断了联系，成为一个没有革命基础的革命者。这既是他的思想优势，也是他政治弱点的来源。托洛茨基从外省的民粹主义圈子去到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中心，从尼古拉耶夫去到布鲁塞尔和伦敦，这段相对短暂但密集的“艰苦跋涉”就这样在挫折中结束了。他寻找政治活动的基地，但当他到达基地后却发现自己拒绝了它。此外，他在“艰苦跋涉”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个思想的“体系”，他开始为这个体系添砖加瓦。他的思想蓬勃发展，并用强有力的风格表达这些思想（尽管有时过于华丽）。他写的东西富有激情和智慧，对所涉及的问题有清晰的概念。但他的著作还没有能力持续推进理论的建树。他选择阐述的政治议题更多是为了时事性，而不是出于个人志趣。他写党的组织问题是因为这是当时的问题，而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些问题是普遍重要的问题。尽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并了解到对这些问题的某些态度会陷入危险，但从他自己的思想演变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本身对他来说是边缘问题。更广泛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俄国社会发展的问题开始引起他的注意。在他的一生中，政治孤立提供了一个思考和反思的机会，是在思想领域进行“系统工作”的机会。正是在这种心境之下，1904年春天，托洛茨基在慕尼黑遇到了一个叫亚历山大·赫尔芬德（Alexander Helphand）的人，他的笔名叫帕尔乌斯（Parvus）。帕尔乌斯是一个俄国犹太人，1887年离开祖国到德国定居，他的职业生涯在社会民主工党的历史上最为曲折、最为神秘。但在这一时期，他被认为是该运动中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受到包括列宁在内所有人的敬佩和咨询。尽管他或多或少地切断了与俄国的联系，并主要参与了德国的革命运动，但他在慕尼黑的家经常被俄国流亡者光顾。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一起来到这里居住。结果，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知识分子伙伴关系”，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的理论概念最初就来自这一伙伴关系。后来，托洛茨基在自传中承认了这种影响：“他（帕尔乌斯）拥有广阔的视野，......使我更接近社会革命的问题，对我来说，无疑将无产阶级夺权从一个不切实际的‘终极’目标转变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实际任务。”身为“修正主义”的激烈反对者，帕尔乌斯在1904年以前的著作中认为，工人运动必须不断鼓动革命，而不是等待有利的条件自行发展。19世纪90年代，每每谈到俄国，他都明确站在那些认为俄国资本主义无论多么不成熟，现在都是一个永久的、不可逆转的现象的人一边。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俄国资产阶级的弱点以及由此产生工人阶级的战略重要性。像其他人一样，托洛茨基阅读了这些文章，并对这些文章中有力的论点和“阳刚”的表达方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真正对托洛茨基产生影响的是帕乌斯1904年在《火星报》上发表的一系列题为《战争与革命》（War and Revolution）的文章。文章源自日俄之间爆发的敌对行动，他在开篇宣告：“俄日战争是即将发生的伟大事件的血红色黎明。”帕尔乌斯在这些文章中的分析集中在他认为的两个新现象上，这两个现象现在提供了进一步革命的关键——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俄罗斯直接参与世界资本主义冲突。因此，帕尔乌斯是最早提出“帝国主义战争”论题的人之一，这个论题大约十年后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变得十分流行。他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秩序远不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统一阵营——事实上，它通过民族国家的发展，在自身内部发生了分裂，并与自身对立。民族国家曾经是欧洲稳定的基础，现在却成了进一步经济发展的障碍。对海外市场的竞争、敌对国家的经济利益、对持续工业扩张的永不满足的需求，所有这些都促使欧洲列强陷入了终会到来的全球冲突。俄国参与这场致命的对抗，既是出于她自己的资本主义野心，也是出于她社会结构的特殊不稳定性。一方面，她不得不为自己的海外利益而战，以保持一个独立的大国地位；另一方面，战争是转移对国内问题注意力的一种方式，可以缓解或推迟内部社会变革的压力。然而，由于俄国的外部诉求超过了她的实际能力，因此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战争会打破微妙的内部平衡，暴露出沙皇专制制度的过时本性，并加速社会解体的进程。因此，国家间的发展和她自身不稳定的状况（显然比欧洲列强的状况要脆弱得多）都会使她特别容易受到突然动荡的影响。此外，一旦这种动荡来临，它将不仅仅是俄国的事情，它将影响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世界进程带来了俄罗斯的政治动荡。反过来，这将影响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俄罗斯革命将撼动资本主义世界。而俄国无产阶级将承担起社会革命先锋队的角色。
这种观点后来被称为“最薄弱环节”理论。资本主义“链条”首先在最脆弱的地方（俄国）断裂。然而，帕尔乌斯的预言性结论远远超出了当时所有人有所准备的范围。俄国作为革命先锋队的想法最初来自马克思，尽管那时的语境不同。后来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也提出过，但没有人非常认真地对待它，当然也包括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自己——根据他们对事物的看法，除了局部的资产阶级革命外，他们不可能预见到任何东西。然而，这个结论对托洛茨基的影响非常深刻。争论的范围之广，对传统决定论的超越，陈述悖论的思想勇气——所有这些都在托洛茨基自己的非正统本性中得到了回应。最重要的是，它迎合了托洛茨基的普遍取向，它提供了打破俄国自我中心的可能性，并将俄国革命运动与世界发展整体联系起来，甚至结合起来。托洛茨基现在正全神贯注地写一本小册子，论证俄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前景是多么无望。当他完成这本书时，事件本身似乎也在证明他和帕尔乌斯的新发现、新见解。1905年1月9日至22日，圣彼得堡的工人在加彭神父（Father Gapon）的带领下，游行到沙皇的冬宫。当日有数百人死伤，他们是沙皇军队炮击的受害者。俄国正处于爆发的边缘。当时在日内瓦的托洛茨基决定立即返回俄国。在路上，他在慕尼黑停留，见到了帕尔乌斯，并向他展示了他的小册子手稿。托洛茨基在其中写道，俄国的主要革命武器是工人的总罢工。读到这里，帕尔乌斯印象深刻。他告诉托洛茨基，“事件”完全证实了这一分析。他还说，现在“俄国革命可能会让一个民主的工人政府上台”。两人花了几天时间讨论事件和理论，帕尔乌斯同意为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写一篇序言。托洛茨基后来说，这篇序言“永久地载入了俄国革命的历史”。在这篇序言中，帕尔乌斯主要想说明，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股多么强大的力量，所有其他反对势力（包括农民和资产阶级）在与专制政府的一切斗争中都要依靠它。在他看来，这种情况源自俄国阶级发展的特殊方式。资产阶级还没有走出城镇。相反，资产阶级“从上面叠加而来”，没有地方激进中产阶级的中间环节。这就造成了资产阶级后来的软弱，也就是说，它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没有根基，是空中楼阁。后果之一是农民无法发展经济。在没有制造业和没有资产阶级领导的情况下，农民继续追求无差别的农业经济——至多是初级的工艺生产。他们仍然是由类似中国模式的、官僚机构统治的不成熟的、无组织的群众。他们虽然焦躁不安，穷困潦倒，但他们自己却不能成为革命运动的先锋队。这样，就只剩下无产阶级了，只有无产阶级才有革命性质，以推动社会发展。它也不是通过城镇和农村的经济发展而来——以前没有城镇和农村，而是由国家的工业需要产生。因此，工人从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民中迅速动员起来，并突然集中在大型工业中心。工人填补了劳动力市场的政治真空，连接乡村与城市，构成弱势中产阶级与强大国家之间的中间因素。他们直接参与了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西方，这种斗争基本上是独立的，而在俄国，只有动员工人才能取得成功。但这种动员不是资产阶级的工作。无产阶级自己会主动投入斗争，把资产阶级拖在后面。结果将不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简单重演，而是历史上完全独特的现象，也就是一个前民主社会中的工人政府。帕尔乌斯认为，无论社会民主工党运动的方案和立场如何，这种情况都会发生，因为他论证的全部基础是自发的群众本性。1905年的事件向他表明，是工人群众自己在使革命激进化。无论领导层如何犹豫不决，工人都会在革命政府上打上自己的烙印：“社会民主工党将站在一个两难的境地，要么为临时政府的行为负责，要么从工人阶级运动中抽身。工人们将把临时政府看成是工人阶级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运动以何种方式解决这一困境，将决定其命运：临时革命政府将是一个工人阶级民主的政府。如果社会民主工党站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前列，这个政府就会成为社会民主工党的政府。如果不是这样......社会民主工党将堕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派别。
有鉴于此，帕尔乌斯敦促运动与时代同步，抛开所有政治上的谨慎和理论上的怀疑，使自己成为工人新的革命狂热的代言人。他着眼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趋势，为激进的行动提出了明确的战术路线，这将保护运动的独立性，防止它被临时的农民和资产阶级盟友安抚。然而，他大胆的、意义深远的结论止步于结论——他不相信这一切的结局会是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民主工党临时政府不会在俄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但仅仅是清算专制制度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事实就会为社会民主工党的政治活动创造沃土。”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事情变得悬而未决。它意味着，工人政府的范围会受到很大限制。它当然会比资产阶级政权更激进，但也会比社会主义政权更不激进。那么，民主创新和社会主义创新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如何才能从一个走向另一个？帕尔乌斯感觉到了势头和过渡，但没有弄清它的连接环节或整个过程，也没有弄清这一切与其他地方的政治发展有何实际关系。也许这是因为，尽管他对俄国经济发展进行了社会分析，但他没有解释俄国长久以来的落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相容性。换句话说，由于俄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工人的政治力量本身并没有证明工人政府的适当性（如果这后一个术语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理解的话）。然而，即使在目前的情况下，帕尔乌斯的方案对他的俄国同志来说也太过沉重。孟什维克对立即建立工人政府的想法的反应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列宁对此也表示怀疑。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幻觉，由想象力的冲动产生，而不是对俄国实力的现实认识。他在随后的辩论中写道：“这不可能。只有得到绝大多数人民支持的革命独裁政权才能持久。……如果试图以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权颠覆为目标，社会民主工党只会使自己蒙羞。”事实上，似乎只有托洛茨基本人认真对待了帕尔乌斯为他的小册子所作的序言。在这本小册子中，他也集中讨论了俄国社会正在发生的独特现象。的确，他没有像帕尔乌斯那样大胆。但后者的思想对他产生了清晰的影响。从此以后，他总是把这看作自己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是一种想象性鞭策，他的思想需要这种鞭策来摆脱几年前所接受的“完整思想体系”的糟糕束缚。在上述序言中，帕尔乌斯写道：“事件正在彻底改变人们的思想......革命正在推动政治思想的发展。”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都还没有回答这个大胆假设的全部含义。但是，当托洛茨基急于成为俄国这些“事件”的中心时，他的头脑正在疯狂地工作着。1905年夏天，他被迫暂时躲藏在芬兰——在俄国短暂停留之后，于10月再次返回之前，托洛茨基有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我做了大量的文献工作，并在乡下短途散步。我热衷于阅读报纸，观察各党派的发展，剪报，对事实进行分组和筛选。在这一时期，我终于形成了对俄国社会内在力量和俄国革命前景的概念。
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当回顾1905年及其对自己的影响，托洛茨基在自传中写道：“1905年的革命使国家、党和我自己的生活出现了断裂。这种突破朝着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这种个人与历史的结合（他自己的发展与事件的结合，特别是与革命事件的结合）或许已经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托洛茨基对历史进程的毫不掩饰的认同感，这个主题我们将在本研究的后面讨论。但它也揭示了1905年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他的思想，并塑造了他后来的政治观点。因此，托洛茨基在自传中说：没有直觉就不可能有伟大的工作，也就是说，要有潜意识的感觉，这种感觉虽然可以通过理论和实际工作来发展和丰富，但必须根植于个人的本性中。理论教育和日常实践都不能取代政治洞察力，政治洞察力使人能够理解形势，用整体衡量形势，预见未来。在革命条件急剧变化和破裂的时代，这种天赋具有绝对重要性。我相信，1905年的事件在我身上揭示了这种革命的直觉，并使我能够在以后的生活中依靠它。
托洛茨基迫不及待地在写作中直接表达了这种“直觉”的成果。众所周知，从1905年10月中旬回到俄国起，到大约六个星期后，他的革命生涯达到了早期的顶峰，成为圣彼得堡苏维埃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但是，从1905年12月（他和其他苏联成员一起被捕）到1907年2月（他再次从西伯利亚流亡中逃脱）之间的十五个月，才是他一生中思想最丰富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段监禁期间，他写了《总结与前瞻》（Results and Prospects）中的大部分文章。从所有意图和目的来看，他当时发展的思想代表了一套已经完成的，而不是试探性的革命理论。从此他的名字就和这套理论联系在一起了。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发现有必要完善这个理论。因此，无论是作为革命者还是作为思想家，1905年都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正是在那一年的事件之后，在帕尔乌斯的影响仍然鲜活的情况下，他阐述了“不断革命论”。1905年，一些重大事件刺激了托洛茨基的想象力，导致他走上了他一生都在追求的道路。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可以在他在1906年10月发表的一篇演讲中找到，这是他对于审判他和他的苏维埃同志的沙皇法庭的回应。他在演讲中被指控阴谋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以反抗国家。托洛茨基用他的话拒绝了这些指控，并试图向法庭传递关于历史运作方式的理解：尊敬的法官们，群众的起义并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它是自然发生的。这是社会关系的结果，而非某种计划的产物。起义无法被制造，只能被预见。由于那些我们和帝国政府都无法控制的原因，一场公开的冲突已经变得不可避免。每一天，我们都离这场冲突更近了一步......请注意，尊敬的法官们，我们从未准备过起义，正如检察官所认为和所述的那样。但我们都为起义做好了准备。
从托洛茨基对1905年事件的一系列观察中，他对那一年最深的印象显然是事件的极度自发性。他尤其被一个事实所震撼，他认为群众的革命热情（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常口头赞扬的对象）既不是神话也不是幻觉，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同样，他现在对历史的神秘性和揭示其逻辑的可能性产生了深深的印象。他当然继承和接受了这其中的决定论元素，就像之前的每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但是如果过去是在形式上理解这一点，现在则认为自己已经亲眼见证了它的现实性。总的来说，他被这样一个现象深深吸引，至少在他看来这已经无庸置疑，政治发展直接与社会经济基础相关，而它们的本质需要在社会历史中寻找并“预见”。最后，1905年的事件再次确认了他的观点，这一观点他曾在1903年对列宁坚决表达过，即政治领导和组织应被视为工具性的辅助，而不是替代物，也不是群众运动的源头。然而，有趣的是，托洛茨基现在接受的这种决定论元素，却使他以一种在别人看来极端非决定论的方式进行思考。他宣称在历史中所察觉到的逻辑，最初是基于直觉，但几乎立刻诉诸深入的理论分析来理解，这并非被归功于马克思的普遍逻辑，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同僚们预测俄罗斯未来会发展成不可阻挡的资本主义。相反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状况下的逻辑，造就了特殊而非普遍的环境，受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影响。在他看来，和所有社会一样，俄罗斯即将到来的未来的基础元素将与马克思描述的欧洲过去的元素相同。但在俄罗斯，它们的发展模式将会不同。如果“预见”不仅意味着理解历史的运作方式，还包括超越它。有鉴于此，托洛茨基似乎相信，只要思想能够摆脱仅在以往经验的历史模式框架内运作的限制，就有可能预见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