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至1989年期间，苏联科学家和官员曾多次尝试将他们的国家联网，构建一个全国性的计算机网络。这些尝试都没有成功。在苏联解体时，这项事业已经被彻底放弃了。与此同时，阿帕网（ARPANET，美国互联网的前身）于1969年上线。为什么拥有顶级科学家和爱国主义激励的苏联网络失败了，而美国的网络却成功了？How not to Network a Nation: The Uneasy History of the Soviet Internet作者：本杰明·彼得斯（Benjamin Peters，塔尔萨大学传播学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同名著作（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6）导论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必须把很多东西留给专业历史学家的非“科学”叙事方法。——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控制论：关于动物和机器的控制与传播科学》（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结束语
苏联是不为人知的网络发源地。本书讲述一个大多数读者和学者都不熟悉的网络问题ーー苏联互联网。乍一看，将互联网与苏联放在一起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互联网最初在美国发展起来，直到苏联解体后才流行。对普通读者来说，互联网意味着开放网络、扁平化结构和协作文化，但苏联意味着网络审查、等级制度、命令和控制文化。那么，“苏联互联网”这个短语可能意味着什么呢？曾经有一些东西可以被视为苏联互联网——这是本书的核心前提。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80年代末之间，一小群领先的苏联科学家和官员试图开发一个全国性的计算机网络，旨在为公民通信和全面的社会利益服务。在“冷战”技术竞赛的高峰期，苏联充斥着当时西方创新项目的情报，包括美国国防部的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SAGE）。苏联有一切必要的动机、数学和手段来发展全国性的计算机网络，以造福其人民和社会。本书还大胆分析，尽管苏联曾经有最有前途、由科学家和官员立项了国家网络项目，但事实证明，苏联无力也不愿意将国家网络化。有一点很明确——苏联从来没有过今天所说的“互联网”（the Internet）。相反，在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控制论专家设计了另一个网络项目——“全国自动化系统”（OGAS，以下译作缩写），它的任务是通过计算机网络拯救整个计划经济。野心勃勃的技术官僚需要在政治局的指导下，与全国企业工人、经理和规划人员合作，对构成计划经济的信息流进行联网、储存、传输、优化和管理。这个网络的历史性失败既非理所当然也非不可避免。它的故事是天才控制论科学家和管理人员毕生努力的一部分，也是负责这个庞大项目的制度设置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对苏联方面的情况报以同情，并仔细研究。为什么像OGAS这样的苏联网络没有扎根？网络开创者面临哪些障碍？考虑到苏联在数学、科学和某些技术（如核能和火箭）方面前所未有的投入和成功，为什么苏联没有成功开发出能够惠及民用、经济、政治、社会和其他人类愿望和需要的计算机网络？根据苏联的经验，我们该如何开始重新思考我们目前的网络世界？我认为，科学知识基础和计划经济的制度条件是苏联人努力实现国家网络化的主要根源。这些制度条件一旦被审查，就会挑战“建立开放、扁平和协作网络”的传统假设，从而帮我们重新描述信息社会的“冷战”起源。技术专家和一些学者通常认为，把“冷战”的偏见投射到这段历史上是一个错误。我们的网络化现状既不是自由市场胜利的结果，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结果。让我们从传统“冷战”对决的一个小转折开始。本书发展以下核心命题，并将其复杂化——美国的“阿帕网”最初形成于管理良好的国家补贴和合作研究环境，但苏联这边的网络项目由于自利机构、官僚和其他关键行动者（actors）之间广泛的无管制竞争而失败。第一个全球民用计算机网络在合作的资本家之间发展起来，而不是在竞争的社会主义者之间。资本家的行为像社会主义者，而社会主义者的行为像资本家。我研究和阐述这种“冷战”网络历史的简单陈述。在这个过程中，我将通过两条路径解决更大的社会控制和变革问题，一条涉及制度（institution），另一条涉及技术（technology）。第一条路径着眼于苏联制度和政治机构的背景，这些机构过去专注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背后的文书工作和权力掮客。如何组织经济的问题——特别是（但不仅仅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在经济问题之前就已经被证明是政治问题。第二条路径解释了苏联控制论专家在1959年到1989年的三十年间建立计算机系统的尝试，这个系统可以实时控制经济问题。这两条路径（政治经济学和计算机技术）在苏联控制论的舞台上结合起来发挥作用。苏联控制论是一门20世纪中期的学科，致力于用计算机技术将所有组织问题系统化。我的结论是一个悲剧故事，但回答了技术史和全球媒介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让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的背景下形成不同的样子？
为了探讨这一“悲剧”，本书提出网络化计划经济的巨大潜力，该潜力丧失在国家手中。此外，我提出对沉思、反思和当代教学的批判性研究。本书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它主要关注1959年至1989年期间的控制论和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困扰着维克多·格卢什科夫（Viktor Glushkov）和他在基辅的OGAS团队。我也关注更广泛的背景，包括从权力中心莫斯科延伸到其他城市的军事、工业和航空综合体，包括北部的圣彼得堡和东部三千公里外的新西伯利亚科学城（Akademgorodok）。
维克托·格卢什科夫（Victor Glushkov）在第聂伯电脑控制台工作。从左到右：鲍里斯·季莫菲耶夫（Boris Timofeev），弗洛基米尔·斯库里欣（Volodymyr Skurihin），柳德米拉·科里特纳亚（Lyudmyla Korytnaya），列奥尼德·朱克（Leonid Zhuk），弗洛基米尔·卡伦丘克（Volodymyr Kalenchuk），维克多·格鲁什科夫（Victor Glushkov），鲍里斯·马林诺夫斯基（Boris Malinovsky），1960年。
我还把苏联视为一个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例外国家。作为全球“冷战”的一极，苏联发挥着国际军事和政治影响方面的作用，这种作用在社会主义阵营无人可比。为了寻求重点和广度的平衡，科技史学家们呼吁建立折中的历史，深入钻研个案研究，以探索相互交叉的历史分支学科（与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的中段理论[middle-range theory]不完全相同）。本书不是一部折中的历史，但我希望通过这段历史表明，媒介史和媒介理论与信息科学和技术同步发展。我试图让人们对苏联的记忆复杂化——它对社会经济正义的诱人承诺，它的一系列恐怖行为，专制滥用、暴力，以及使其公民遭受政治迫害和信息审查的繁琐国家等级制度。苏联的计划经济对新兴全球网络经济的波动需求缺乏灵活性，并最终导致自我内爆。一些读者可能会觉得，互联网和苏联似乎是根本对立的。一边是现代商业无形之手的拯救工具，另一边是现代商业的“死亡之手”；一边产生了维基百科的知识爆炸，另一边导致了切尔诺贝利的核灾难；一边产生了Linux，另一边只能生产拉达（Lada）汽车；一边是技术爱好者、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言论至上者的天堂，另一边则是鞭笞者。但我试图将苏联计算机网络的故事以其自身的方式带给英语读者。这不是一个单薄的故事，我将重点讲述1959年至1989年期间由数学家维克多·格卢什科夫在基辅（今乌克兰首都）领导的OGAS项目及其研究网络的不为人知的故事。该案例研究试图颠覆和超越当前网络时代的“冷战”起源的二元叙事。这个悲剧故事的内部历史背景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的权力争夺开始，一直延伸到20世纪80年代的权力内部解体。一种不同寻常的竞争者将填补斯大林去世后留下的政治真空。在苏联科学家眼中，斯大林的最佳替代者根本不是人类，而是一种技术官僚的信念——计算机辅助治理术，它可以避免重蹈滥用强人政治的覆辙。OGAS显然代表着一种国家社会主义信息社会的乌托邦愿景。这也是一个熟悉的故事，聪明的人类努力运用力量和机器为社会正义和更大的公共利益服务。悲剧和喜剧之间有时只有一线之隔。在对“冷战”时期政治经济秩序进行反思的背景下，历史偶然性在这出“戏剧”中占有一席之地。例如，家庭对温暖天气的偏好最终改变了科学发展的中心；关键会议的空椅子使长达十年的竞选活动搁浅；非正式的权力冲动毁掉了职业生涯，也许还毁掉了国家；基本的计数系统（而不是复杂的算法）彻底改变了长期战略思维（和苏联国际象棋）；数不清的细节通过非正式的官僚行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苏联的知识库中。这些例子都模糊了喜剧元素和悲剧元素。苏联原本可以发展一个与阿帕网同时代的网络，但他们没有。让这个故事变得悲惨的不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网络崩溃，而是困扰苏联的更深层次问题并没有消失，哪怕这个问题已经改变。苏联解体后的二十五年再次证明，俄罗斯虽然不再是一个与西方对垒的超级大国，但在全球舞台上仍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其国家治理模式比苏联解体后的过渡时期要古老得多。本书旨在帮助读者重新思考流行网络和数字媒体话语中残留的“冷战”误解，同时展现现代网络化实践、政策和政体核心之间的制度张力。我以苏联网络的两则轶事开篇。1970年9月下旬，阿帕网上线一年后，苏联控制论专家维克多·格卢什科夫登上了从基辅到莫斯科的火车，参加一场对苏联互联网的未来至关重要的会议。1970年10月1日，在一个刮着大风的早晨，格卢什科夫坐在克里姆林宫的长桌上（斯大林从前的办公室），会见了苏维埃中央政治局的成员，政治局是该国的管理机构。政治局当天召开会议，听取了格卢什科夫的建议，并决定是建立一个供公民使用的大规模全国性计算机网络，还是建立格卢什科夫所谓的OGAS。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有野心的同类计算机网络项目。OGAS将连接数以万计的计算机中心，并实时管理和优化数十万工人、工厂经理、地区和国家管理人员之间的通信。OGAS项目的目的说起来很简单，想象起来也很宏伟。一言以蔽之，格卢什科夫想建立一个网络，并自动管理该国苦苦挣扎的计划经济。那天在斯大林从前的办公室里发生的一件事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纵观这段历史，混乱的细节往往最为重要。由于日程表的突发事件和对权力的争夺，那间委员会办公室的两把关键椅子在那一天是空的。我在分析时注意到，恼人的细节往往揭示了体制（错误）行为的隐蔽模式，结构、重塑了公共行动者的利益、组织乃至经济和社会关系。综上所述，OGAS的历史和分析，以及建立网络和指挥苏联经济的相关尝试，讲述了一个影响了“冷战”计算机网络史的故事，也影响着我们对“冷战”本身产生的网络化世界的理解。第二件轶事发生在距离格卢什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决定性会议不远的地方。在莫斯科郊外某处地下深埋的一个水泥掩体的最高机密室里，有一个非常不同的计算机网络。在那个小房间里，几个穿制服的人坐在闪烁的计算机屏幕前，这些屏幕由一个独立的发电机供电，暗中发出声音。一扇关闭的门由带有自锁装置的强化金属制成，门后有一个长梯子，可以上升到头顶的地下隧道网络。椅子用螺栓固定在地板上，可以转动，让军官们查看一块控制面板，上面排满了信息显示屏——卫星数据和安全摄像机画面、电话和无线电信号、盖革计数器和地震仪，以及其他用于测量上方世界的仪器。这些人坐在他们的控制台前，像一个更大的社会技术机器齿轮一样运作。他们接受培训，以便在时机到来时观察传感器，确定方向并输入某些坐标和时间表，扭动开关，按下核按钮，在“核大战”中毁灭世界。这就是“死亡之手”（Dead Hand），一套半自动的核防御周界系统，这套系统首次在苏联后期投入使用。轶事的细节有真有假，但这个网络系统十分真实。这套系统的正式名称是“周界系统”（Система «Периметр»）。在勃列日涅夫的设想中，“周界系统”是一种一击致命的威慑机制，以确保核冷战中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这些数据被输入计算机网络，以确认敌人是否先发制人。如果苏联的地面常规单位和军事领导层被美国发动有效的军事打击，以至于无法迅速反击，那么基于该战略，“死亡之手”将随时触发毁灭。红色按钮一旦按下，就会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核打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迅速的报复。这就是国家网络带来的世界末日。本书关于民用网络，而不是军用网络。这是我专门的选择。我选择强调公共网络，是因为一个为所有苏联工人建立的网络仍在以封闭的军事网络所不具备的方式向我们当前的社会网络化世界说话，塑造大众和学术的想象——诚然，我们看到，军队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照亮了整个“冷战”科学的舞台。从侧面看一下今天有关电子商务的讨论，就会发现一个世纪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持久意义。互联网和苏联的计划经济都预示着大规模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生产手段的革命性实现。在网络集体意识和众包协作的言论中，我们看到了《连线》（Wired）杂志编辑凯文·凯利（Kevin Kelly）的蜂巢思维、开源软件推动者埃里克·雷蒙德（Eric Raymond）的“集市”（bazaar）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集体农场的结盟。这种结盟很不可思议。早在互联网爱好者出现之前，苏联的爱好者就承诺，工人（用户）可以通过资源共享和协作（点对点生产）的集体模式满足群众（人群）的需求。几乎没有当代学者认识到，这些问题是我们现代网络文化的根本，它们从过去到未来都一以贯之。这些不是偶发事物，网络空间和后苏联事务的同时出现，在上个世纪的尾声进入了学术界和大众的讨论。例如，社会学家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提出了一个广泛的论点，详细阐述了苏联如何未能进入信息时代。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一论点的侧面回应。法律学者劳伦斯·莱西格（Lawrence Lessig）用他观察90年代初后苏联经济转型中迅速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经验，来类比90年代末对网络空间“不可管制性”的同等灾难。从那时起，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后苏联时代的经济转型和互联网的崛起或许是20世纪最后两个伟大的信息前沿。但它们并不像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名论断那样，是历史的结束，而是历史的新篇章。前沿的网络法律学者约凯·本克勒（Yochai Benkler）观察到，“基于共同开发的同伴生产”的在线模式通过不依赖个体私利的集体主义形式来维持资本主义的利润率，这是在颇有声誉的利他主义社群发生的事。从苏联历史的最后几章开始，我们会观察并困惑于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对于许多西方技术专家和学者来说，社会主义合作的前景在今天的网络世界中闪耀着最耀眼的光芒，而苏联OGAS设计者是最早预见到这一前景的人之一。蓬勃发展的计算机网络技术、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的条件都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梅尔文·克兰兹伯格（Melvin Kranzberg）的“技术第一定律”认为：“技术非善非恶，也不中立。”通过探讨失败的网络项目，我们力图颠覆科学人类学家、哲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的箴言——技术使社会长久。我们从苏联网络项目的失败中观察到了生活在脆弱世界中的人类教训——社会也是一种暂时的技术。苏联的网络经验提醒我们，尽管今天计算机网络正在蓬勃发展，但我们对这些网络的现代社会假设并不比苏联人的假设更必然、更永久。我们目前对网络的信念将会过去。本书着眼于科学技术学者杰弗里·鲍克（Geoffrey C. Bowker）和利·斯塔尔（Leigh Starr）所谓的“基础设施倒置”（“infrastructural inversion”）这一新方向，仔细探究苏联网络化社会的另一种环境，这种环境将动摇现代人的心理基础，使目前的网络化环境显得自然和必要。有时，看清某些东西的最好方法是远离它。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指出，法国革命只有在英国工业革命和1848年革命的背景下才会成为“法国大革命”。通过探索“冷战”时期网络中曾经走过又被抛弃的道路，我希望能够解开、拓宽和加深对现代网络媒介环境所产生的可能想象。本书依据的文献不断增加。最重要的是，本书建立在苏联科学史学家斯拉瓦·杰罗维奇（Slava Gerovitch）和洛伦·格雷厄姆（Loren Graham）的开创性作品所奠定的历史基础之上。当我在莫斯科的档案馆独立寻找苏联互联网的故事时，斯拉瓦·杰罗维奇与我分享了他的文章《“不联网”：苏联为什么没有建立全国计算机网络》（InterNyet: Why the Soviet Union Did Not Build a Nationwide Computer Network）。他的研究为苏联的科学史及相关的社会问题打开了窗口。说起研究20世纪中期计算机网络发展的英文文献，涉及的学者包括珍妮特·阿贝特（Janet Abbate）、芬恩·伯顿（Finn Burton）、保罗·爱德华兹（Paul N. Edwards）、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和托马斯·斯特里特（Thomas Streeter），还包括研究创造性社群、制度创新与制度失败、“冷战”紧张局势和西方内部政治的著作，这些都是本研究的背景。这些文献还告诉我们，一种社会网络的全球传播的意义往往先于、超过任何具体的技术网络，并与之共同发展。借用卡茨（Elihu Katz）的一句话说，国际通信网络先于国家计算机网络。沿着这些思路，技术史学家伊登·梅迪纳（Eden Medina）的《网络革命者：技术与政治》（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 Technology and Politics）对“冷战”期间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早期技术和政治进行了开创性的历史分析。她对参与创建智利“赛博协同控制工程”（Cybersyn，尤其是1971年至1973年）的人进行了密切而仔细的分析，揭示了技术项目的意义如何超越了具体的网络项目。
梅迪纳的这份研究，加上最近关于国际控制论运动的其他学术研究，有勾勒出我这本书的核心人物阵容。我研究的历史人物并不都是控制论学者和官员。相反，这些人物来自我所说的苏联“知识库”——包括理论科学家和应用科学家、科学家的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大学生、科学院官员、国家办公室官僚、国防部将军，也包括思想家、学术界和公共新闻界的审查员、秘密警察、职能部门、官员、中层管理人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等等，他们的职业生涯依赖于知识的管理、操纵和表达，将知识作为一种智力、制度和创新产品。除非另有说明，所有从俄文和乌克兰文译成英文的翻译都是我自己做的。在翻译过程中，正如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所说：“我们选择用来描绘宇宙缩影的隐喻暴露了我们自己。”翻译过程也是如此。翻译是一种试图让不同语言产生共鸣的方式。有时，词语可以被直接翻译。例如，这项研究是网络研究这一新兴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它试图围绕核心术语网络阐述一种流动的话语。“网络”这个词，就像数字话语中的其他关键词一样，包含了比通常所见的更多意义，它起源于纺织业的花边工艺，就像计算机编程技术背后的“提花织机”。俄语的“网络”一词在英语中对应着三种用法：(1）一个技术通信网络，相互关联的数字、电子、电话或其他通信渠道；（2）复杂社会技术组合的异质关系，将人员、机构以及市场、国家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行动者联系起来；以及（3）一种抽象的组织模式，映射任何对象集合之间的联系，比如数学中的图形理论（graph theory）。所有这些含义都有用，但是，被我们今天视之为相对固定术语网络的概念在苏联的讨论中涉及更广泛的术语，比如“基础”、“复合”、“集群”，而最典型的是用于远距离连接的计算机——“系统”。有时候，俄语术语拒绝简单的翻译，从而能揭示它自己的世界。例如，我偶尔会保留早期苏联的计算机术语“自动高速电子计算机”，这种术语具有出色的描述性，标志着新媒介最优雅的定义，而新媒介是那些我们还不知道如何谈论的媒体。再比如，概率论专家辛钦（Aleksandr Khinchin）将英语中的“排队理论”（queuing theory）（信息理论家用来描述数据包如何排队等候）在俄语中解释为“批量服务理论”。我们要保持人类学的目光，就必须将各种文化、社会和政治价值与现代文化中非常熟悉的网络元素进行对比描述，我试图在书中做到这一点。我还试图以平实的语言包装自己的信念。为了进一步研究，我提出，第一批全球平民网络的形成是由于资本家表现得像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表现得像资本家。我以一般方式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术语。我把资本主义定义为市场经济的秩序，其中经济行动者独立于国家行事，私人产权有合理的保障，并主导大多数企业，价格和贸易大体上自由，国家补贴有限，交易大多付诸货币化。相比之下，社会主义是命令经济的经济秩序，在那里通常可以预期到相反的情况，基于共产主义的本能，按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道德和政治原则运作。我认为，这种划分未能描述竞争和合作实践的混合组合——公与私、国家与市场的混合构成，因此掩盖和扭曲了我们对这些对立经济秩序的感觉。这是一般学术和制度经济学基础工作的传统先验论调，它们着眼于行为的复杂性，并用它理解现代国家和市场关系中不可预测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