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雷弗雷吉尔（Anton Refregier，1905-1979）《多洛雷斯教会的布道和耕作》（Preaching and Farming at Mission Dolores，1947），美国国家邮政博物馆藏生产方式之争
The Modes of Production Controversy
作者：艾登·福斯特-卡特（Aidan Foster-Carter，利兹大学社会学系）
译者：陈荣钢（工作邮箱：r.chen20@lse.ac.uk）
来源：本文来自《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1978年1月刊，并收录进约翰·克莱默（John Clammer）编辑的《新经济人类学》（The New Economic Anthropology，1978）。早期的版本曾于1976年4月在利兹、1977年4月在宾厄姆顿（Binghamton）和1977年6月在伦敦的研讨会上发表。
仅仅在十年前，马克思主义有关发达（development）和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的著作还主要局限在少数人在荒芜之地呐喊的尖锐批评，现在看来已经“起飞”了。这种新的（或重新发现的）范式发展如此之快，观点和分析的丰富性堪比马克思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发展理论的尖锐批评。几年前，较之其他阐释方法，我们似乎能勾勒出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鲜明特征。但今天，观察者更有可能被参与者之间的争议和论辩震惊，这些参与者可能都自称是某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基本问题上，他们的分歧很深，而且可能越来越深。我们可以看看最近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以简要说明这一点。他们试图解决所有此类作者必须面对的、最最基本的问题——正确描述“欠发达”本身。一些人跟随马克思的脚步，从根本上拒绝这个问题本身。例如，沃伦（Bill Warren）认为，今天的“第三世界”正处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或不同阶段），这正是我们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中认识到的进程。他们正在路上，即使旅途漫长而艰辛。诚然，针对这一点，最近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著作都认为，“第三世界”没有“在路上”，或者至少没有在“这条路上”。这是这些著作论述的起点。即便如此，这些著作之间的差异也很大。有一种观点与“经典”观点很接近（尤其在方法论意义上），但这种观点认为认为，欠发达状态意味着一种“受阻的转型”（blocked transition，或译作“受阻的过渡”），一种不完整的（“正常”）进程。我想，这就是凯（Geoffrey Kay）的著名论断: “资本创造了欠发达地区，不是因为它剥削了欠发达世界，而是因为它没有充分剥削它。”他将这一事实归因于商人资本在“第三世界”过分的长期统治，因为它无法彻底改变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其他人则更进一步: “受阻的转型”变成了“外围资本主义”（peripheral capitalism）。这是一种自成一体的现实。阿明（Samir Amin）认为，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和阐述的那样）只是变体之一，即使在某种意义上是“真正的”变体。这是“自我中心的”（autocentric），基于生产资料（producer goods）和消费资料（consumer goods）部门，也就是马克思的“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之间的动态关系，并受到国内市场需求的推动。相比之下，“第三世界”从一开始就是外向型的，以外部为导向的。这里的关键部门是出口生产和进口消费，同样是动态相关的，却是反向相关，并且没有发展成“自我中心的”类型。对弗兰克（A.G. Frank）来说，事情更简单——只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由大都市（metropolis）和卫星城（satellite）的统一等级秩序构成，向上和向外、向国内和向全球征用和占有剩余价值。众所周知，弗兰克不认为资本主义的渗透是部分的渗透或不完整的渗透。欠发达是资本主义与其他事物的结合形态。因此，他一方面拒绝传统的“二元论”，另一方面也拒绝承认拉丁美洲共产党的想法，后者认为，拉美社会中存在大量封建主义残余。理解弗兰克的强硬态度很重要。他认为，错误的概念会产生有害的政治后果。此外，他强调“欠发达的发展状态”是一个主动的“附属化”（appendagization）进程、一个扭曲的进程。弗兰克完全反对今天一切被视为“传统的”既有社会形态，一切因为“传统”而觉得与这个发展进程无关的社会形态。弗兰克和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都认为，只有一个单一的“世界体系”（world system），而且它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除了列举马克思主义对“欠发达”的不同描述之外，我们还可以在这个范式中勾勒出更系统性的、不断变化的重点和焦点。20世纪60年代后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方法重燃兴趣。这主要得益于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学派。随后的演变和批判离不开对“依附”视角局限性的重估。我们可以看出三种批判。首先是范围或规模的问题。“依附理论”是一个宏观框架，但它并不能轻松实现从一般陈述到微观实地工作的转变。弗兰克的“大都市”和“卫星城”等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比罗斯托（Walt Rostow）的“成长阶段”（stages of growth）更难懂或易懂。因此，这里很快出现了一个可操作性的问题。被“依附理论”吸引的社会科学家们经常发现，这种理论在实践中充其量是某种纲领性的东西。人们需要马上寻求其他办法，以便对地方一级进行更详细的研究，并了解地方一级与更广泛社会之间的联系。这时出现了两种备选理论，一种是“中间人理论”（brokerage），另一种是“生产方式理论”。其次，操作上的困难意味着，依附理论不仅范围太宽泛，而且完全混乱和矛盾，它缺乏概念上的严谨性。这种反对意见与前者不同，它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形态。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可能来自古旧的马克思主义对不熟悉的、因而具有威胁性的思想的反应，特别是那些知识渊源可疑的思想——比如，“依附理论”很可能是暧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拉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不幸后代。因此，过去和现在都有人把“发展阶段”这样的主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教条，他们机械地重申着这种教条，尽管阿明指出，这种完全罗斯托式的观念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毫无关系。在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旗帜下，其他一些人试图用他们自认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来理论化松散的“欠发达”现象，但这并不总是更有用。与第一种“依附理论”的批判者一样，第二种批判者也因此在实践中关注起了“生产方式”。正是围绕“生产方式”的问题意识，加上最近常被提及的“衔接”（articulation），构成了超越依附理论的第三个层面。这也是本文的中心主题。依附和最近流行的“生产方式”阐释方法之间存在基本的概念差异，我们可以在拉克劳（E. Laclau）对弗兰克的著名批判中看到。虽然术语可能不一样（拉克劳没有在这里讨论的意义上使用“衔接”一词），但关键的区别和争论都在那里。针对弗兰克无处不在的、同质化的“资本主义”，拉克劳提出的不是二元论（虽然他也谈到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而是一个结构化的、有差异的整体，即“经济体系”（economic system），其他人会称之为“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而它确实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然而，经济体系的运作有赖于市场关系的构成。拉克劳认为，更重要的是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他才坚持认为拉丁美洲过去和现在都有封建主义的实质性因素。但这里有一个转折，这些因素的存在不是资本主义的外在因素，而是一个更大系统的先天部分和结构性部分。在拉丁美洲，正如在东欧的“第二次农奴制”（second serfdom）一样，正是外部市场的影响加剧甚至催生了封建主义和其他“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我们有了一个悖论，资本主义与其他生产方式的关系不是（或不是简单地）继承或演变的关系，因此不符合“阶段”模式（从原始社会，到远古、奴隶、封建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亚细亚”尴尬地处于一个切面上）。它也不符合某种辩证的超验和消解，人们不再能争论这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是“中间的”还是“边缘的”，就像多布（Maurice Dobb）和斯威兹（Paul M. Sweezy）围绕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典论战那样。它甚至不是一种“转型”。相反，这种资本主义既不是从它的前身机械地发展而来，也不一定会瓦解它。事实上，它远远没有驱逐“前资本主义”的形态，它不仅与它们共存，而且支撑着它们，甚至有时候魔鬼般地把它们从虚无中召唤出来。不同的写作者在广泛的材料来源和分析层次上写作。他们都表达了这些过程的矛盾性质（哪怕他们没有充分理解）。他们产生了至少表达了——即使他们不理解——这些过程的矛盾本质的表述。因此，梅亚苏（Claude Meillassoux）认为“前资本主义”形态“同时受到破坏和延续”。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指出了“解体（dissolution）和保持（conservation）的复杂形式”。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也谈到了“保持/解体”，并补充说“所有现实都充满矛盾”。然而，最流行的概念是最近两三年的“衔接”，这个概念的起源和演变将在下一节中讨论。有人认为，这个特殊的术语可以进一步成为广泛讨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尤其是“生产方式”）最新趋势的有用焦点，因为使用这个术语的著作提出了许多基本的概念问题（有时是无意提出的）。同时，该术语本身也有很多问题。人们似乎欣然接受了它，但很少或根本没有考虑过它的含义，甚至那些吹嘘自己“反思”所有概念严谨性的人也是如此。最后，围绕这些术语的讨论不是知识化（intellectualization）的无用功，不像中世纪的经院学者钻研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衔接”一词引出的理论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政治上。这关系到两方面的论争，一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宏大理论”，公开鼓吹自己与现实世界缺乏联系；同时反对那些放弃一般理论（部分是对前者的合理愤慨），特别是“生产方式”（更不用说它们的衔接）的人，他们宁愿将诸如美洲“劳动力供应”的不同生产方式（“奴隶制”、“封建主义”）的问题作为个人和经验的历史偶然性问题。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鞭辟入里地批判了5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而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也存在着不幸但类似的风向，“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共生，每个人虽然鄙视对方，但身上都有对方的缺陷。这两个极端都必须拒绝。理论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用的。至于政治意义，我们不需要接受民族中心主义和知识分子的神权主义。我们只需注意到，弗兰克在《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和欠发达》（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中的主要理论对手是马克斯·诺夫（Max Nolff）和当时智利总统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顾问团。关于智利是否存在“封建主义”的“抽象”辩论，直接关系到阶级联盟（比如是否存在“民族资产阶级”），这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了人民团结（UP）政府的政策。智利的命运无疑表明，就像糟糕的医学一样，糟糕的理论可以致命。因此，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最近在发展社会学（sociology of development）中对“生产方式”的关注来自所谓“新经济人类学”（new economic anthropology）的创设者，包括梅亚苏、格德莱尔（Maurice Godelier）、特雷（Emmanuel Terray）、杜普雷（John Dupré）等法国学者，尤其还有雷伊（Pierre-Philippe Rey）。然而，约翰·克莱默指出，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朴素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具体地说，他们：主要通过阿尔都塞的方式从马克思那里获得灵感，使用阿尔都塞的语言、他的方法论的各个方面。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感兴趣，是对马克思的成熟著作（特别是《资本论》）感兴趣，而不是他的早期作品。他们还致力于延伸阿尔都塞的某些关注点（尤其是“生产方式”）。
正因如此，我们可以在这里贴切地使用“衔接”一词。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阿尔都塞似乎是最早使用这个词的人，因此可以说他发明了这个词的用法。然而，尽管阿尔都塞和巴利巴尔（E. Balibar）经常使用这个词，但这个词并没有成为他们英语译者的通用词条，哪怕英语译者会用“衔接”一词定义其他专门的术语，比如“组合”（combination）、“矛盾”（contradiction）和“生产方式”。因此，“衔接”的语义早该受到关注。波斯特（Ken Post）或许是唯一在使用这个术语时进行反思的学者。他指出，在英语和法语中，“衔接”至少有两种不同层次的含义。其一，“衔接”意味着“连接在一起”；其二，“表达”。他补充说，虽然阿尔都塞等人只在第一种意义上系统地使用它，但双重含义恰恰表达了经济基础和其他“层次”（instances，如政治）之间的关系，不仅它们被联系在一起，而且政治赋予经济以表达。诚然，阿尔都塞和巴利巴尔对“衔接”的主要用法是将不同的“层次”联系起来。例如，“矛盾”被定义为“一个实践与社会形态的复杂整体相衔接的术语”。同样，“生产方式”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由生产力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双重衔接着”。阿尔都塞可能会否认他发明了“衔接”这个马克思主义概念，因为他认为这个词相当于马克思的“结构”（gliederung，也被翻译为“衔接的组合”和“衔接的等级秩序”）。“衔接”的词源是拉丁语中的“肢体”（artus），马克思的“gliederung”也有一个意为“肢体”（glied）的词源。因此，这是一个解剖学的意象，暗示着身体四肢的结构性联系。马克思打算如何具体应用这个隐喻？这个问题还有待商榷。有些译者将“gliederung”译作“有机联系”（organic connection），或者仅仅译作“组织”（organization），甚至译作“结构”（structure）或“秩序”（order）。然而，阿尔都塞的理解显然更加准确，他不止一次地将“衔接”与其他术语结合起来，用于连接各个“层次”。“层次”的内涵各不相同，但是它也具有解剖学的意义。比方说，不同的“时间”通过“衔接”、“错位”（dislocation）、“移置”（displacement）和“扭曲”（torsion）的关系来彼此协调。我们不进一步训诂阿尔都塞的意象，并得出结论，“衔接”被用作解剖学的隐喻，以表达各种事物不同层次之间的联系和效用。但是为了我们眼下的目的，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一个极不寻常的“缺席”。阿尔都塞和巴利巴尔都曾经在目前通行的意义上谈论“生产方式”的衔接。他们并不是没有设想过这样的问题，但他们总是用其他术语来定义它。尤其是巴利巴尔，他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比阿尔都塞更轻易地谈论“衔接”。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客观遗漏”，“《资本论》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理论，但并没有着手分析具体的社会形态，这些社会形态通常包含几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因此必须研究它们的共存和等级秩序。”他还说：经济史在阐述具体现实的社会形态时，总是研究由某几种生产方式支配的经济结构。因此，它与由孤立的生产方式的理论分析决定的“趋势”无关，而是与几种趋势的复合影响有关。
最后，在《转型理论的要素》（Elements for a Theory of Transition）的末尾：因此，转型时期的特点是几种生产方式并存……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转型的问题，是比生产方式本身的问题更为普遍的同时性（synchrony）问题，它包含了几种制度及其关系（根据列宁的说法，在俄国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初期，有多达五种共存的生产方式，它们不均匀地发展，按统治的等级制度组织起来）。马克思概述了这些统治关系，它成为马克思后记者们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这些零碎的论述表明，不同生产方式的联系至少包含两种不同的概念，这两种概念都不完全是“衔接”。像“共存”（articulation）和“趋势”（tendencies）这样的术语意味着生产方式的各自分离，它们分别地、不平等地发展，即使它们的后果必然相互作用。相比之下，“统治中的等级制度”和“统治关系”确实表明了一种“垂直的”上下级排序，而不仅仅是“水平的”并置。然而，巴利巴尔并没有称之为“衔接”，也许因为这是他惯常用法的无端延伸毕竟，毕竟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不是具有所谓“有效性”（effectivity）的东西。因此，在阿尔都塞和巴利巴尔那里，“生产方式的衔接”这个概念都不存在。因此，它最近的流行必须更确切地追溯到一位学者的著作中，他虽然明显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但也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这个人就是皮埃尔-菲利普·雷伊（Pierre-Philippe Rey）。令人遗憾的是，雷伊的书没有被翻译成英文。我们看到，他的著作在理论上往往领先于那些对“衔接”概念包含热情却无法细致入微阐述它的人。好在布拉德比（B. Bradby）很好地概括了雷伊的著作，所以在这里只需关注一下赞扬和批评的要点。就像阿尔都塞在不定义“衔接”概念时引入了这个术语一样，雷伊也在整本著作里用了它，虽然意义与阿尔都塞的有所不同，但同样没有明确承认这种用法的转变。尽管如此，雷伊的著作不仅是最早，也是最有效和最彻底的对生产方式“衔接”的思考，这是有据可循的事。正如雷伊《阶级联盟》（Les Alliances de Classes）的书名所示，他想通过讨论生产方式来阐明政治问题。这有两种不同的意义。首先，雷伊坚信，检验理论的标准在于它的实际政治用途。这就是理论存在的目的，也是有用理论必不可少的语境。的确，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此都只是口惠而实不至。雷伊在这本书的第二篇也是较短的文章《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et luttes des classes）中，他阐述了对知识化本身的尖锐批判，以及对知识分子至上的任何信仰的尖锐批判。即使是阿尔都塞或列宁本人，也不能逃脱这种批判。并不是说雷伊完全避免了一种相当虚伪的自我批判，但总的来说，他的语气令人耳目一新的。其次，雷伊分析了生产方式，以认识阶级联盟的物质基础和运作方式。相比之下，许多后来的研究将生产方式视为占据整个解释空间的实体（entities）——要么省略政治层面（更不用说其他层面，例如司法或意识形态层面），要么将其降级到一个次要的和注定的位置。这必然导致经济决定论（economism）和物化（reification）。把“阶级”（而不是“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体，这已然去到了一个抽象的层次。而赋予这样一个概念性的实体以“生产方式”的角色，确实是唯心主义了。生产方式不是历史的主体，所以它们也不应该是句子的主语。雷伊可能仍然有足够的“支柱”（Träger）理论来拒绝这种表述，但在精神上他接近于这种表述。实质上，在雷伊触及的那些文献中，并没有他本人的“衔接”概念的那些优点。首先，衔接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时间过程，正如《阶级联盟》第二章标题“衔接过程”（Le procès d'articulation）所示。因此，雷伊的著作是对迄今为止被称为“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问题的重新表述和说明。我们看到，雷伊论点的核心是试图找到一个单一的分析框架，以理解欧洲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以及后者与其他“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衔接”。此外，为了强调“衔接”的历时维度，雷伊也在论述中给出了自己的时期划分。其他许多著作都满足于谈论“衔接”，但没有具体说明任何本质内容或动态，而雷伊区分了“衔接”的三个阶段。第一，交换领域的最初联系，与资本主义的互动加强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资本主义“扎根”，从属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仍在利用它；第三，（“第三世界”尚未实现）“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消失，即使在农业领域也是如此。这样的周期划分可能有争议，有待进一步讨论。但它原则上切合“衔接”概念的批判者提出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反对意见——它假定了一种静态的、不明确的联系，这就侵犯了甚至否定了“矛盾”的概念。但对雷伊来说（就像后来对波斯特来说一样），这两个概念之间没有冲突。“衔接”充其量规定了“矛盾”的性质。雷伊自己说过：两种生产方式的衔接，其中一种建立了对另一种的统治......不是一个静态的既定之物，而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是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斗争，是这种斗争所意味的对抗和联盟，而对抗和联盟大体发生在这些生产方式界定的阶级之间。
重要的是，这段引文的语境不仅说明了雷伊自己的问题，而且表达了（在雷伊看来）马克思“差点儿想到的东西”。这让我们可以深入了解雷伊的总体方法，而现在可以更仔细地讨论了。雷伊认为：“在《资本论》中可以找到‘欠发达国家‘资本主义革命’受阻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找到‘理论的要素’。” 但是人们必须到它们真正存在的地方去寻找它们，不是在针对欠发达国家书写的罕见文本中，而是在针对发达国家书写的文本中。但是，无论如何，当“第三世界”的问题恰恰在于它无法重复欧洲的轨迹时，把一本书的大部分都用来阐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具体情况，这有什么逻辑呢？在此，我们必须区分不同层次的分析。雷伊试图在某个层面上展示欧洲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封建主义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列宁和卢森堡（Rosa Luxemburg）都受到了指责，埃马纽埃尔（A. Emmanuel）也可以加进去，因为他们混淆了国家和生产方式这两个层面的分析。与此同时，他这样做的策略是找到一个“元框架”（meta-framework），该框架将解释两种乃至所有“衔接”。因此，他的动机可能是通过所谓的资本主义“同质性”（homoficence，直译是“做同样的事”、“产生同样的影响”）来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调理性。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雷伊的研究，并通过回顾上文开头提到的“欠发达”的当今观念，来了解他试图避免的陷阱。凯和阿明的著作特别符合我们的目的。显然，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在“欠发达”国家的影响与在“发达”国家的影响不一样。我们确实在这个基础上做出区分。但我们如何解释这一点呢？这里已经出现了物化和唯意志论（voluntarism）的隐患。这个领域的许多争论可能被讽刺为“资本主义做了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没有做什么”（在某些地方做了，在其他地方没有做），或者“资本主义几乎做到了什么，但又不尽然”（意志的失败吗），或者用更微妙的辩证法说，“资本主义做了什么，却又没有做什么”。想一想凯之前引用的（也是非常值得引用的）论述：“资本创造了欠发达状态，不是因为它剥削了欠发达的世界，而是因为它没有充分地剥削它。”对雷伊来说，这将是不可接受的唯意志论：与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相矛盾。在今天、在马克思发现这一点的年代，都是如此。资本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在世界各地消灭以前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用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来代替它们。
雷伊诙谐地表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得创造一些口号：“资本家！投资非洲或亚洲！”“从黑人、黄种人、印第安人红种人那里榨取剩余价值，就像从白人那里榨取一样！”但是，资本主义不需要这样的劝告：“大资产阶级不会后悔非洲人、印度人、南美洲人挺身而出来‘自由地’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对雷伊来说，资本主义的“善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恶意”）是一个恒定不变的东西。因此，什么是可变的？那必须是“衔接”的另一半，也就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的确是雷伊论点的实质。尽管封建主义是资本主义胚胎的外衣和蚕茧，但其他“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激烈地抵抗着它，以至于雷伊认为，这种抵抗总是必须首先通过暴力来打破。后文将探讨暴力在雷伊论证中的作用。但是，凯的隐性唯意志论也适用于阿明“外围资本主义”的表述。正如罗克斯伯勒（Roxborough）在一篇重要的文章中论述道：外围国家存在某种特定资本主义，这种观点意味着什么？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外围依附性资本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具有自己的动态规律？为什么它显然不遵守我们知道的资本主义的动态规律？
雷伊正是要避免这种陷阱。众多实体的性质只不过是同义反复罢了（“它们之所以不同，因为它们是不同的”）。他总结道：“让我们停止用资本主义没有犯下的、它也不想犯下的罪行来谴责它，因为它受制于自己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规模的规律。”我相信，雷伊立场的主旨现在已经相当清楚了。他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首先从马克思那里寻找他的方法（尽管不是摆在台面上的地方）。他的“同质”和单一资本主义概念也是正统的，总是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并且从长远来看会达到这个目标。（其实也不会，因为雷伊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资本主义无所不在之前就开始。但讨论这个问题将超出本文的范围）。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探究一下这个论点的细节。雷伊最初的见解——正如他总结的那样：资本主义永远不可能直接和完全消除以前的生产方式，尤其是这些生产方式特有的剥削关系。相反，在整个时期内，它必须加强这些剥削关系，因为只有这样的发展，才允许它利用源于这些生产方式的货物来供养自己，或者利用那些被赶出这些生产方式、因而被迫向资本主义出卖自己劳动能力以求得生存的人。
这里出现了两个关键点。首先，这是一个一般性的陈述，适用于封建主义和其他“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的衔接。然而，在大多数其他方面，雷伊认为封建主义的情况与所有其他情况非常不同。其次，它提醒我们，衔接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知识结构，而是非常具体的东西，也就是劳动力的供应和原材料。这两点都需要详细说明。不过，雷伊进一步概括了这一点。无论是封建主义还是其他生产方式，衔接都是分期的，而且彼此并行不悖。这些阶段在前面以摘要形式提出，但现在应该详细说明。起初，“传统”生产方式仍然占支配地位，资本主义从中获得原材料。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这种交换不仅没有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反而强化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布拉德比说过：“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只有发生在资本主义已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形态中时，才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扩张。”因此，在西非的世系社会中，最初的奴隶和货物交易加强了现有的生产方式。同样（一个更复杂的论点），早期的欧洲资本主义只能通过与封建贵族的联盟来确保农业供应和劳动力，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双方都有利。在第二阶段，联盟中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过程显然是逆向的。现在，资本主义已经“扎根”并占据支配地位。因此，“其他生产方式现在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存在，并相应地被修改了”。资本主义现在占了上风。但是，即使在雷伊的描述中，它的特征似乎也比第一阶段更加杂乱无章。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农民的农业和手工业先是部分地被改造，然后分别被完全消除，并且创造了一支劳动力大军。这些过程可能发生在其他生产方式中，但通常不那么彻底——尤其“与土地分离”往往只是部分的分离，尤其在非洲，这种分离具有季节性。相反，资本渗透到农业的速度较慢。（无可否认，对雷伊来说，最后一个阶段只有在第三阶段才能完全完成，资本主义确保其自身劳动力供应的能力也是如此。但“第三世界”还没有进入第三阶段，实际上只有美国完全达到了这一阶段。）所谓的相似之处就这么多，但差异也很大。雷伊承认：“资本主义只在它‘年轻’时在那些受到封建主义保护的地方迅速扩张。”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衔接概括为“保护性”（protective）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表达——可以想象，没有任何其他衔接可以被这样描述。相反，所有其他“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激烈地抵抗着资本主义关系的传播。更具体地说，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不可能联盟。因此，“自然经济”（natural economy）的统一性必须通过经济以外的手段来粉碎。对雷伊来说，除了与封建主义的衔接，暴力是所有衔接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暴力显然构成了刚刚描述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的一个额外“阶段”（在封建主义中没有对应的阶段）。那么，资本主义如何能够在这种社会形态中“扎根”？换言之，资本主义不是“从旧有生产关系的自我毁灭中诞生”的社会形态，这何以可能？只能通过植入转型的生产方式来实现。这些生产方式将诞生在被殖民的社会形态的“子宫”中，并在资本主义到来的时刻自行解体。这种“人工授精”正是殖民时期的作用（因为雷伊说“第三世界”的“第二阶段”对应着新殖民主义的现阶段）。因此，殖民主义（直接的政治统治）并不只有孤立的经济意义，而是“向经济帝国主义转型的一个必要阶段”（这是布拉德比对雷伊的总结）。例如，法国人在1925年至1935年修建“刚果—海洋铁路”（Congo-Ocean railway）时造成灾难（近两万强制劳动力死亡），那是一次非理性的技术选择，只有在以前的殖民地“劳工问题”语境下才能理解。长达十年的强迫劳动，每铺设一条枕木就有一个人死亡，但他们养成了雇佣劳动的习惯，农村劳动者的妻子被迫出售农产品，以养活这些劳动力。显而易见，雷伊围绕“衔接”本身的概括性陈述是相当形式的，甚至是形式主义的。实质性的差异要显著得多。但撇开形式不谈，让我们看一下这些不同“衔接”的实际内容。雷伊有一个优点，他具体阐明“衔接”的内容，使它落到实处——不像最近的一些著作，把“衔接”当作一个柏拉图式的“理念”（idea）。这让他用一个有力的章节来讨论“帝国主义理论”，从而将他的理论创新插入早期的辩论和概念。于是，他讨论了马克思、列宁、卢森堡和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的理念。简而言之，雷伊对各阶段衔接的周期划分，植根于资本主义日益增强（最终完全）的自理能力。然而，一开始，“多亏了另一个统治阶级的行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找到了劳动力和农业供给”。在封建制度以外的情形下，我们可以把“农业供给”概括为原材料。后来，资本主义开始能够确保自身劳动力供应的再生产，即使在“第三世界”，这一过程长期没有完成。它直接进入农业的速度仍然较慢，也许只有在第三阶段才完全这样做。至于一般的原材料，雷伊认为，尽管在资本主义的起源国，资本主义“在工业时代初期就已经生根发芽，足以摧毁旧的生产方式，并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中取而代之”，但只有在金融资本的时代，“才能实现新的飞跃，而资本主义可以在新的社会形态中生根发芽”，从而确保“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形态都可以生产所有的生产资料”。以上概述了雷伊论点的主旨，接下来就是批判。虽然雷伊是最早、最好阐述“衔接”的人，但他的阐述有很多问题，还挺严重。一个问题涉及“暴力”在雷伊架构中的作用，这使他成为研究“生产方式”的弗兰茨·法农（Frantz Fanon）。像法农一样，批判者怀疑历史记载中的普遍事物是否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正如布拉德比指出，在许多例子中，“绝对没有外部经济力量被用来驱逐这个国家的人口，但是在这个国家，资本被过于庞大的潜在劳动力困扰着”。在学说上，为了重新阐述雷伊的观点，布拉德比认为，资本产生剩余价值过程中等价交换的“价值分析”（value analysis）消除了所谓的“资本主义外部联系与内部发展之间的差距”。雷伊认为，这种差距需要用暴力来弥补。或许有人认为，雷伊在刚果（布拉柴维尔）的经历，就像法农在阿尔及利亚的经历，导致他将共同的偶然事件提升为不可抗拒的规律。但实际上，这种意义上的暴力只是一个经验层面的问题。然而，布拉德比对雷伊论点的修补可能会导致其他地方的撕裂。如果暴力不是论证的关键，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与除封建主义之外的所有其他生产方式的衔接会如此持久和困难重重？雷伊本人也很困惑。还有一种情况，有人（不是雷伊）更愿意将“衔接”保留给“第三世界”，认为某些“第三世界”显然根本不可能有成功的转型。对雷伊来说，这两种情况都被称为“衔接”。然而，后者不能顺利进行，所以雷伊不得不插入一个额外的阶段（暴力、形式殖民主义和“转型生产方式”的模糊说法），以便在更高的层次上保持区分。那么，如果把暴力从论证中剔除，会怎么样呢？雷伊竭力维护的“资本行为的平行性”看起来摇摇欲坠。进一步追问，雷伊的论证有时也自相矛盾。他反对资本主义的唯意志论，这种反对说明，他坚持我所说的“同质性”。然而，他似乎准备至少破例一次，允许资本主义有意识地“放慢扩张速度”，以防资产阶级担心扩张速度过快会促使农民与工人结盟，从而引发社会主义革命。雷伊用1871年至1958年之间的法国（他的祖国）举例。对此，人们可以反驳——首先，为什么是法国，而不是其他地方？其次，为什么是某个原因，而不是其他原因？第三，无论如何，这种论点从资本主义的盲目逻辑转向资本家的自觉政策，这是不可接受的。从这些点来看，“同质性”也摇摇欲坠。然后是资本主义“扎根”的问题。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雷伊经常使用这个短语。然而，这个概念不仅不成熟，而且陷入了循环。尤其在“第三世界”，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达到了“衔接”的第二个关键阶段？表象并不能说明什么。在雷伊觉得某些生产方式不复存在的地方，这些生产方式仍然相互关联。那么，如何判断资本主义是否占支配地位，是否已经“扎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化发生在什么时候？也许雷伊可以找到自己的出路，但基于他的立场，他在这里的论点一反常态地松散。还有一个问题，它出现在一个从未定义过的重要概念上，它不时地潜伏在雷伊的论述中：如果封建主义，尤其是决定性的封建生产关系（地租的掠夺）继续在它以前占支配地位的那些社会发挥作用——继续在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中发挥作用，那么在由这种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特殊剥削关系也会发挥类似的作用。
为社会革命做准备，就是为废除社会中现存的一切剥削关系做准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剥削关系，同时离不开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的、传统生产方式的剥削关系，由于这种支配的事实，这些生产方式有了新的地位和新的意义，因此它们与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本身是分不开的。
资本主义永远不可能直接和完全消除以前的生产方式，尤其是这些生产方式特有的剥削关系。相反，在整个时期内，它必须加强这些剥削关系。
这三段话引发了一些评论。第一段话以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再次提出了“同质性”，似乎与雷伊前面强调的“暴力”背道而驰（这恰恰意味着其他“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个层面上与封建主义没有对应关系）。第二段引文提出了一个弗兰克可以欣然赞同的政治观点——革命者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把旗帜装进口袋”，把资本主义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的手段。雷伊在这里引入了一个术语——“剥削关系”（relations of exploitation），这个术语产生了超出他想象的影响。简言之，为了简要说明一个将在稍后阐述的论点，雷伊因此为那些在“分析单位”（units of analysis）问题上与他有根本分歧的人打开了一扇大门。例如，有人允许源自“前资本主义”的“形式”存在于直接生产关系（或剥削关系）的层面上，但他们不允许整个生产方式可以共存和衔接彼此的关系（与继承和推翻相对）。尤其与前文引用的“转型生产方式”的模糊观点结合在一起时，这种分析思路直接导致了殖民生产方式的观念，正如阿拉维（Hamza Alavi）和巴纳吉（Jainus Banaji）以不同方式概述的那样。后者确实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使用“剥削关系”的概念，从根本上将其与“生产关系”区分开来（雷伊没有这样做）。最后的反对意见也许最复杂，也最根本。我再次用雷伊自己的话来引出这一点：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一种是某种意义上的“从外部”的行为，它并不改变生产方式本身; 另一种是“从内部”的行为，它允许改变生产方式。
尽管如此，新殖民地和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间仍然有一个根本区别。在新殖民地“扎根”并成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资本本身依附外国资本，它向外国资本提供生产资料（原材料），并从外国资本获得其他类型的生产资料（机器）。但最重要的是，这种资本生产过程的基础由都市金融资本控制，也越来越多地由国际金融资本控制。
在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型时，人们在封建主义的基础上研究这种演变的必然性，因为资本主义诞生于无物。相比之下，在所有其他已知的、在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子宫”中孕育出的资本主义中，资本主义从其他地方引进，并完全“成熟”。因此，人们很想仅从自身规律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然而，我们看到，我们不可能满足这种片面的看法，转型阶段只能在资本侵入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内部特征基础上加以理解。社会形态必须提出自身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形式。
因此，转型的社会形态受制于双重历史，矛盾在两种必然性之间爆发，一边是资本的历史本身，大部分书写在这种社会形态之外，另一边是转型的历史，具体到生产方式，并在那里衔接。反过来说，揭示的这种必然性是社会形态内部的必然性，即使在资本主义已经成熟，而且斗争的结果已经确切无疑的情况下，也为我们说明了从封建主义转型到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及这种必然性在封建主义本身内部的性质——它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庸俗进化论之间的鸿沟，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庸俗的进化论只有蔑视。
从表面上看，第一段引文只是重申了“衔接”的第一和第二阶段的不同情况。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外部”和“内部”这两个词容易引发争议。因为根据定义，资本主义首先总是在旧有生产方式“之外”产生，但在另一个层面上，人们希望对社会形态做出进一步区分，一边是那些可以被称为资本主义“家园”的社会，另一边是那些资本主义“从外面”来的社会。在雷伊的著作和其他地方，这种“内部/外部”之分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我们在前面看到，雷伊警告不要混淆“国家和生产方式”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分析。他过分强调资本主义同质性，使得我们可以像对马克思一样，同样对他说：“显然，他并不认为这个问题有根本意义，不管资本主义产生于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内部，还是从外部引进的。”但这样的区分怎能不具有根本性？第二段雷伊的引文就表明了这个问题的根本意义。上下文可以看出，这段话不过是一个插叙，后来没有详细说明，插在雷伊对“衔接”三个阶段的一般陈述中。具体来说，它遵循这样一个直率的断言：“对于任何想要对新殖民主义的具体情况进行理论研究的人来说，马克思论述地租的文本都是最好的出发点。”但真是这样吗？正是在这个论点上，“依附理论”因缺乏严谨性等原因而备受指责。雷伊强调的“资本行为的平行性”本身，或许并不一定值得质疑，但我们必须坚持认为，在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析层面上，这种说法不正确，至少极具误导性。我们知道，很多“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在“原产地”的影响与在“输出国”的影响之间“同源性的缺乏”作为讨论出发点。这不仅仅是起源的问题，就好比自然受孕和人工授精都开启了一个相同的过程。相反，“依附理论”无疑认为，与自然受孕不同，后一个过程产生了严重畸形的后代。换句话说，“第三世界”最初加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外向”性质不仅具有历史意义，它还是一个持续的、决定性的特征，是我们所谓“欠发达”的本质，是不能被抽象化的东西。的确，我们看到了雷伊的主旨，也可以接受他的基本主张。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的行为必须具有同质性（否则我们就不会拿“资本主义”这个单一名称命名）。但是，这必须辅以在“世界体系”中对社会形态及其相互关系层面的分析。这使雷伊欣然承认的东西在分析上占有一席之地——资本主义之所以从外部进入“第三世界”，是因为“外来资本主义”（其实是殖民资本主义）。雷伊还认为，由此产生的外向特征持续存在，定义了当代欠发达地区的特征，成为一种外向型的、扭曲的、甚至是脱节的、从属于大都市资本的“区域经济”（part-economy，现在和以往一样）。雷伊的分析无法阐述这些概念。上面引用的第三段长文似乎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又远远不够。雷伊对“第三世界”的特殊性做出的唯一让步，也是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的让步，因此也是对向资本主义转型道路的特殊性的让步。当然，他强调这一点，并批判那些（从马克思到卢森堡）认为资本永远是主要参与者、“前资本主义”永远是被动和无形的受害者的人。雷伊的批判有他的道理。毫无疑问，由此产生的社会形态特征不仅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动力，也反映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力——准确地说，它由它们的衔接构成。雷伊的错误之处在于将这种社会形态纳入更广泛体系的方式，因为“资本本身的历史”仍然写在“这种社会形态之外”。是否有其他理论可以更好地阐述这些现象？还没有完美阐述过，但有一些方向。我在五年前写的一篇论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力将马克思本人所谓“征服的事实”（the fact of conquest）理论化。有人认为，在一系列相关的区分中，（一般和抽象的）“资本主义”必须区分于具体的、复数的资本主义（比如民族的、敌对的等等）。资本主义不仅应该被视为过程性的、发展性的东西，而且应该被视为关系性的、互动性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在社会形态内部产生（通常被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为“正常”的情况，即欧洲模式）和从外部强加的情况（殖民地的情况，因此是“第三世界”的情况，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者尚未充分理论化）之间有关键的区分。对今天的我们而言，这些论述没有触及“生产方式”的文献，似乎粗糙而不令人满意。但是，他们仍然试图抓住雷伊遗漏的东西。其中一部分后来被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和阿明（以不同的方式）用“世界体系”的概念加以概念化。在我看来（尽管本文篇幅不允许详细论述），这在某种形式上是马克思主义分析“欠发达”地区时绝对不可或缺的框架。然而，雷伊并没有这样的概念。更让人意外的是，他还忽视了巴利巴尔和阿尔都塞对历史时间的阐述。巴利巴尔具体到殖民主义和征服前殖民地社会的“事件”（event），他指出：“他们历史上的这一事件产生于他们的历史时间，而不产生于他们的动态时间。这是一个极端例子，它引出了两种时间之间的概念差异，也引出思考它们之间‘衔接’的必然性。”我认为，巴利巴尔在这里的概念完全正确，确实很精彩，雷伊从中抽象出来的“征服的事实”在这里被提出来，成为了核心的分析问题。在此，我们不会试图详细描绘生产方式“衔接”这一概念的后续发展，但是我们需要回顾一些更重要的理论文献。前文已经引述了布拉德比的研究。这也许是英语中对衔接问题最系统性的一般阐述，也是对雷伊研究唯一可用的总结。我们也提到了她对雷伊阐述暴力问题的批判（布拉德比对雷伊的一些其他批评，例如所谓的心理主义都是错误的）。她自己的主要贡献是方法论上的贡献。她发现了围绕“衔接”的讨论中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前资本主义”有双重含义。其一，在历史上先于资本主义；其二，在技术上低于资本主义。其实情况更糟，不仅有第三种意义，在逻辑上先于资本主义，而且衔接问题必须面对某种资本主义，不仅保留了模糊的实体，甚至有时积极地创造它们！这个悖论尤其被大多数讨论衔接问题的学者忽视了。同样，“资本主义”本身（作为一个行动者）也有模糊之处（除了前面讨论的物化问题）。布拉德比认为，我们有必要区分四件事——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个别资本；资本的分支；反作用的趋势。此外，资本主义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它的需求和能力都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就其他生产方式而言，“资本主义”这样做或那样做的空谈，必须被解读为更精确和有限的命题。第三，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各种“需求”必须被系统化（相对于内部而言，它们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实现自身是必然还只是偶然？）布拉德比在这里区分了四种可能的立场。首先是卢森堡的理论——资本主义永远需要一个“外部”作为市场，但在它接触到的时候就会被摧毁。通过接触，“外部”本身被资本化，因此不再是可用的外部。然后是列宁相当不同的帝国主义理论，这次的需求不是市场，而是输出资本，而且它不是一种永久的需求，而是在某一阶段出现的需求。第三，同样不同的是梅亚苏和沃尔普（Harold Wolpe）的理论，这些新晋学者强调资本主义对劳动力供应的偏爱，在另一种生产方式中进行再生产（字面意思！），从而削减工资成本。最后，人们可以摒弃先验论，认为“资本主义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前资本主义’经济有不同的需求，这些需求来自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例如原材料、土地、劳动能力，以及在危机时期的市场”。这似乎是布拉德比自己的立场——没有什么是永久的，尽管在这些因素中，原材料（而不是像雷伊所说的劳动力）对她来说是资本主义外部需求中最持久的那一个。在一个非常不同的脉络中，肯·波斯特最近也将‘衔接’的概念应用于牙买加工人阶级历史的宏大研究背景下。因此，“衔接”是一系列关键概念之一（其他的有“实践”、“实例”、“结构”、“整体”、“组合”、“决定”和“矛盾”等），这个概念显然来自阿尔都塞的传统。然而，波斯特的研究令人振奋，他并没有满足于建立另一幢毫无生气的理论大厦，而是真正将这些术语用于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波斯特研究的牙买加既关乎人，也涉及生产方式，就像牙买加先知贝德沃德（Prophet Bedward）这样的人物曾经用“实例”和“实践”等概念填满书页。
“试图形成一种复杂社会整体的观点，其内部结构决定了人类行动的可能性。”这无疑反映了马克思著名格言“人们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历史”。人们开始担心这种精神会消失。近年来，我们听到了很多“并不完全如他们所愿”的说法，需要重申和证明，但人们确实在创造历史。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详细介绍这项令人振奋的研究。我们已经提到了波斯特的“衔接”概念，它意味着表达和连结。还有两点理论可以注意。首先，波斯特比阿尔都塞更重视一个与衔接相似的、更古老的概念——“结合”（combination，比如托洛茨基说过“不均衡和结合的发展”）。阿尔都塞确实使用过这个概念，它在阿尔都塞的语汇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相当不重要。其次，波斯特和雷伊一样强调结构性变化的必然性，而且他比雷伊更进一步，对“矛盾”的概念给予应有的重视，将其作为“衔接”的对立面。他甚至谈到了“矛盾中的衔接”，以及（反过来）矛盾作为衔接的本质。在经验层面上，波斯特认为，牙买加奴隶种植园阐述了两种“互补但对立的生产方式”，一种是奴隶制（波斯特认为这是一种自成一体的生产方式，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是奴隶自己种植食物。（从马克思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描述出发，波斯特不仅准备谈论“生产方式”，还准备谈论交换和分配的“方式”）。牙买加解放后，实例发生了变化，但实践没有变化——牙买加的资本主义进入生产和分配领域，而不仅仅是交换领域。（雷伊认为，在“衔接”的第一阶段，资本主义只占据上层建筑。）这种变化反映了大都市的周期性变化。从19世纪初开始，“国内”的工业资本主义不再需要牙买加的前资本主义方式了。但是，资本主义并不是牙买加唯一的生产方式。奴隶们以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弹性，最终变成了农民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本身陷入了矛盾之中（这显然是雷伊的第二阶段），在结构上依赖外国垄断资本，努力打破“农民的生产方式”，以确保劳动力的供应，一旦这种劳动力开始出现（先是农民涌入城市，最终转向移民) ，就无法发展到足以利用这种劳动力的程度。波斯特的分析并非没有漏洞。我们看到，作为“表达”意义的衔接并不完备；“殖民生产方式”在某处突然出现，没有条理；“组合”和“衔接”一直没有被真正区分；将（更广泛的）“衔接”纳入全球交换体系，却也再次提出了“分析单位”这个棘手的问题。但是，正是这种性质和这个层面上的研究，而不是“走向一般理论”，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具体的现实和适当的理论。显然，生产方式的“衔接”概念有一些批判者，我们已经回顾了他们的部分回应。仍有许多人认为，我们没有必要谈论“衔接”，甚至没有必要（过多）谈论生产方式。“依附理论”的理论家可能会把这些讨论看作很快过时的潮流。更具经验主义思维的人对他们所认为的、不是理论而是神学的东西感到恼怒，因此忽视了这一点。阿拉维是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虽然接受（而且确实深陷其中）“衔接”涉及的那种问题，却完全拒绝这个概念本身。他的论点为一场非常重要但那时尚未流行的辩论做出了贡献，这场辩论主要发生在1970年至1973年间孟买期刊《经济与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的版面上，关乎正确描述印度农业发展的问题。我无法在此详述这场讨论。令人高兴的是，在阿拉维本人和麦凯克伦（Doug McEachern）的最近文章都触及了这一点。可以说，讨论提出了许多关于“衔接”的关键问题，尽管这个术语本身几乎没有被二位使用过。简而言之，人们试图将印度农业的具体部门贴上“封建”或“资本主义”的标签。面对不同的标准，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开启这场讨论的鲁德拉（A. Rudra）来说，狭义的统计方法表明，没有资本家，因此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所以必须有封建主义。帕特奈克（P. Patnaik）同意，早先没有资本主义，但她批判鲁德拉的理论和方法，她认为殖民经济具有复杂的特殊性，让人联想到“衔接”的说法，是“一种独特的转型结构，是殖民化和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后果。”一个新的阶级正在旧有生产方式中发展起来，然而并没有改变生产关系。帕特奈克认为，仅仅指出市场生产和失地劳动力的增长是资本主义存在的证据是不够的，这只能通过将剩余资本再投资于扩大农业生产来实现。虽然查托帕迪亚（D. Chattopadhyay）赞同帕特奈克对鲁德拉的批判，但认为她应该有话直说——就像列宁认为，一旦你有了普遍的商品生产加上失地劳动，你就有了资本主义。巴纳吉仿佛是为了削弱这场辩论，利用他之前提到的生产关系和他所谓的“剥削关系或形式”之间的区别，通过发展一种殖民生产方式的理论，来支持帕特奈克的“精彩论战”，这种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结合了“各种剥削关系”。麦凯克伦分析了整场辩论，区分了辩论围绕的四个关键指标之间的意义——普遍化的商品生产；自由工资劳动；资本进入生产或仅仅是流通；租赁关系。他本人对巴纳吉之于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区分持赞成态度。另外，他原则上承认生产方式“结合”的可能性，这种结合基本上相当于雷伊的“衔接”。然而，对麦凯克伦来说，今天印度的特点既不是“衔接”，也不是“殖民生产方式”，而是“特别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限制来自于印度的“国际联系”（‘international connection’）。“国际联系”对阿拉维来说也至关重要。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影响是拆散（disarticulate，或译作“脱节”）印度经济，然后以排除印度国内资本自主积累的方式与大都市经济重新整合。”这显然意味着类似于沃勒斯坦和阿明的“世界体系”概念（“拆散”这个概念也来自阿明）。因此，阿拉维巧妙地推翻了许多最近的关注点，提出需要理论化，而不仅仅是（对他而言，根本不是）在单一社会形态中阐明多种生产方式，而是将单一生产方式“插入到多个社会结构中”。同样，尽管“拆散”本身可能与“衔接”并不矛盾，因为后者恰恰是对前者未完成元素的重组，但它确实提醒人们注意整个过程的最基本影响，也就是在“拆散”以前有“自然经济”（卢森堡的术语），以便将它们的一部分整合到国际资本主义中。阿拉维对印度的描述可能不那么令人信服，因为他认为印度有一种“殖民生产方式”。事实上，在他的一般理论和具体分析之间似乎存在某种矛盾。阿拉维没有用过任何“衔接”的概念。对他来说，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包含不止一种（抽象的）生产方式，但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此外，他把“生产方式”留给了一个相对复杂的统一体，包括政治等层面，而政治本身可以说是“在内部衔接着”（在最初的阿尔都塞意义上）。因此，对阿拉维来说，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概念需要像拉克劳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样的概念被重新表述为“单一生产方式，即殖民生产方式内的等级结构关系”。“殖民地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难点当然在于具体说明它与资本主义的确切关系。它在某种意义上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至少是帝国主义的产物，这是毫无疑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殖民生产方式”一词的优点是它直接表达了“内部/外部”之分，而这种区分的缺失在雷伊之前受到了批判。）但话虽如此，殖民生产方式是否是一种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方式？这似乎是班纳吉的观点，有时也是阿拉维的观点。或者说，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一种形式，尽管是一种初步的和扭曲的形式？无论哪种立场都会引发难题。如果是前者，那么阿拉维不仅阐述了殖民生产方式，而且还（简要地）阐述了之前的“原型殖民生产方式”和之后的“后殖民生产方式”，这似乎有可能造成“......之间的转型”的无限递归。（这与雷伊在“......之间的衔接”的无限递归不同。）他可能被进一步指责，把太多“实质”（substance）给了其他人仅仅视为变化“形式”的东西，从而违反了他自己“构成生产方式”的整体标准。但替代方案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如果殖民生产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向资本主义转型——阿拉维和巴纳吉似乎有时也会采取这种立场——那么分析单位的问题就会迅速出现，更不用说“同质性”和我们之前对“外围资本主义”等概念的批判。“衔接”的概念或许可以解决其中一些问题，但不是全部。当然，阿拉维可以放心，“衔接”并没有否定“矛盾”的概念。我们看到，雷伊对这一点比后来其他人要敏感得多。事实上，对他来说，“衔接”定义并指明了“矛盾”的性质。因此，雷伊为围绕“转型”的古早辩论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维度，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辩论看起来很奇怪，也不平衡。每个概念都需要对方。没有“矛盾”的“衔接”确实是静止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但没有“衔接”的“矛盾”（或没有“衔接”的转型）错误地表明，生产方式的消长是相当独立的活动，它们都由内部决定，但事实上它们彼此联系在一起。既然如此，阿拉维的论点也许可以用“生产方式的衔接”来表述，而不是创造一种殖民生产方式。然而，正如刚才指出，后者确实提出了殖民主义和强迫（imposition）的核心问题（尽管可以说是错误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衔接”没有触及这个问题。这些问题将在下文讨论。我们简单谈谈另外两位“衔接”的批评者。当罗克斯伯勒将生产方式（比如在西欧）的转型与作为共存或共生的“衔接”区分开来时，他似乎犯了错误。雷伊的目的是将两种情况的（元）相似性理论化，在某个层面上将其视为一种单一类型的过程。罗克斯伯勒认为，“衔接”意味着“必须摒弃所有生产方式都必然包含自身变革种子的观念”，这可能也是错误的。没有人断言“衔接”会永远存在，而且雷伊不厌其烦地主张“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衔接”的影响。但是，罗克斯伯勒在一个更哲学的观点上肯定是正确的：社会形态不可能是生产方式的经验性存在（empirical existence），因为它可能包含一种以上的生产方式，或由一种以上的生产方式构成。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两个概念都只是分析性的，而且如何规定它们的经验边界也不是很明显。
“社会形态”不能简单地表示生产方式的具体复杂性，它本身是一个抽象概念，尽管它的参照物比生产方式更复杂和具体。然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诉诸一种非常粗糙的方法论模型——抽象/具体或表象/现实。这些模型就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本领。罗克斯伯勒还正确地指出，如果我们接受“衔接”的概念，那么“基础”（base）和“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的问题（例如国家），将不得不在社会形态的层面上提出，因为它“衔接”了几种生产方式。最后应该指出，弗兰克的精神（“只有资本主义”）并没有死。正如阿拉维和罗克斯伯勒指出，有一种逻辑伸张着一个最终包容的统一体，这种逻辑剖析着“半封建主义”和“殖民生产方式”等复杂而难以捉摸的实体，而所谓的“统一体”指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沃勒斯坦最近又重申了这一立场，他的用语断然排除了任何“衔接”的概念，只因现在的生产方式是单一的：生产方式是经济的一个特征，而经济由有效的、持续的生产劳动分工来定义。因此，要发现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我们就必须知道我们口中“分工”的真正界限是什么。无论是单个的生产单位，还是政治或文化实体，都不能被称为“拥有生产方式”。只有经济。在这个前提下，只存在四种可能的生产方式，而在迄今为止的经验现实中只有三种存在。四种生产方式分别是互惠的小型系统、再分配的世界帝国、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社会主义世界政府。
诚然，这是一种极端方法，用来解决“生产方式”那种令人抓狂的、摸不到边的性质——回头重新规定生产方式，使它成为思想对象的总体。但沃勒斯坦的解决方案也有概念层面的代价。尽管沃勒斯坦努力赋予这个整体一个“核心”、“外围”和“半外围”的内急等级结构，“劳动力控制方式”的关键问题最终被归结为偶然性。沃勒斯坦所说的“强迫性经济作物劳动”（区别于真正的“封建主义”，比如阿拉维住要从本地化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要么反映了“核心—外围”的区分，要么反映了非技术工人与技术工人的区分，要么只是碰巧成为某个特定地点和时间获得某种产品的最有效方式。然而，这里也没有篇幅进行详细的批判，只能说我们一直讨论的复杂问题不见得可以如此诉诸还原论，这在原则上是值得怀疑的。虽然沃勒斯坦断言世界体系的存在确信正确，但它可能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含多种生产方式（也许根本不是在生产层面上，而是在交换层面上将它们联系起来）。最终，特定的词汇不如它们表达的概念重要。“衔接”一词的重要之处在于它能提出的问题，即使它自己还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也许永远也回答不了）。我们需要另一篇文章、一本书乃止几本书来探讨所有含义，但可以暂时提出一些关键问题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首先，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领域的理论综合已经过时。这么说并不是为了掩饰马克思主义者之间非常真实、有时是根本的（但也许并不总是）方法差异，而去向一种不严谨的折衷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复兴有对也有错，就像潮水退去过后一样，会创造出彼此之间越来越不相关的小岩池，在这种情况下，狭隘的问题被单独讨论，却没有考虑到它们的相互影响。因此，“依附理论”的文献不会将自己“置于”旧的（或较新的）讨论“帝国主义”的文献中，正如研究“生产方式”的学者不会将自己“置于”前两着之中一样。（当然，雷伊对帝国主义理论的评论是例外之一。）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像他们应该的那样总是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的学科，这种学科的边界就像非洲国家的边界一样不合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讨论“阶级”，政治学家讨论“国家”，经济学家讨论“资本”。更具体地说，最近几年出现了围绕“欠发达的发展状态”、“不平等交换”、“后殖民国家”、“民族资产阶级”、“世界体系”、“小社会”等各种主题的辩论，此外还有“商品生产方式”、“小资产阶级政治”、“依附理论”、“次帝国主义”、“资本国际化”、“农民与革命”等等辩论。但在这些小型辩论中，每个问题本身就是其他辩论中争论的变量。正因如此，现在似乎需要更广泛的综合。我们或许可以更具体一些，在目前围绕“衔接”的讨论基础上尝试为这种综合提出一些实质的主题。首先，撇开“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问题不谈，似乎存在比这两者更大和更小的实体，它们需要被理论化。一个是世界体系，它可能是由交换关系构成的，而不是由单一的生产方式构成。这样一个术语至少设定了基本界限，在这些界限内，其他实体（无论是“国家”、“社会形态”还是“生产方式”——很可能这三者都有）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理论才可以被概念化。“世界体系”最近才开始成为理论关注的对象。但在天平的另一端，存在着难以捉摸但显然无处不在的实体，这些实体被松散地称为生产的“形式”、“剥削关系”、“农场/公司”关系等等。抛开其他差异不谈，几乎所有学者都抱持一些这样的概念。他们承认，在“第三世界”复杂的社会形态中，“表象”和“现实”可能更加遥远，他们自然不愿意把这些无限多样化、多变的关系确定为马克思在著名段落中提到的那种东西: “生产条件的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直接关系……揭示了整个社会结构最深层的秘密，即整个社会结构的隐藏基础。”弗兰克著作中不太为人所熟知的一个方面是他对“农场”决定论的令人信服的批判。作为他抨击拉丁美洲“封建主义神话”的一部分，他强调“所有者—工人关系的流动性”，例如：一个工人可以同时（一）拥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二）成为他人土地上的佃农，（三）成为第三方土地上的租户，（四）在收获季节成为某块土地上的工资工人，（五）成为他自己生产商品的独立贸易商。
上述种种都代表了在“互相竞争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大化战略的举措。我们没有必要同意弗兰克的具体结论才能得出一般观点。无论一种生产方式是什么，如果我们认为它具有重要的解释分量，那么它最好处在更高层次的某个地方（当然，“多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在弗兰克对拉克劳的批判、印度的辩论、“衔接”和“殖民生产方式”之争”中都能窥见一二。）但是，这仍然留下了“形式”本身的理论化问题（希望不仅仅是围绕“表象”和“现实”的陈词滥调）。班纳吉的“剥削关系”在这里指明了方向，尽管它仍然需要解释某种单一的生产方式如何能够结合如此大量的变体“形式”。层次结构的顶端和底端就是这样，那中间是什么？当然，它并不依照弗兰克粗糙的“大都市—卫星城”同质等级（“形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世界体系”）。这些链条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太可能同源。泛泛地讲，我们可以在所有这些层面上谈论“衔接”（人们也在这样做），但目前，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可能仅仅意味着对相互联系层面的存在的（必要）承认，而不以确切的形态或特征为前提。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暂时提出两条指导方针。应该被拒绝的第一条道路是徒劳地主张生产关系的分析优先于交换关系，乃至所有其他关系。哪怕这种主张可以暂时为辩论带来某种必要的严谨性，但在这个问题上，弗兰克对拉克劳仍有最后的发言权。我们也可以像波斯特那样引用马克思的格言：“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属于同一个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有所区别。”要么就像弗里德曼（J. Friedman）在最近一篇有趣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把重点放在生产上，而是放在整个系统的再生产上，就有可能削弱一场毫无结果的辩论。在整个系统中，交换当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你如何判断心脏或胃谁才是“跟本”？这个问题毫无意义。）要避免的第二个陷阱是狭隘的经济决定论。这是最近许多争论的特征。除了物化，人们对经济以外的其他“实例”和“实践”的关注太少，尤其是政治领域，更不用说意识形态、宗教、亲属观念这些领域。这不是说要诉诸民族志/人的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但它无疑是对阶级的呼吁，阶级被视为（过度简化的）生产方式和人类行为（人类行为不仅仅是木偶，生产方式扮演着上帝的角色）之间的关键中介。这是为了支持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观点：“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亲属、宗教、法律或国家的‘上层结构’必然进入生产方式的构成结构”。或者，阿瑞吉（G. Arrighi）更大胆的说法是：“权力不平等的民族国家、族裔、种族等对世界的划分，不是纯粹的上层建筑现象，而是强烈影响阶级利益的东西，因此在界定阶级的过程中必须加以考虑。”当然，目前他们缺乏精确的论证，而近年来这些论证一直非常狭隘地集中在生产方式上。但是，这样的表述虽然缺乏严谨性，却充满了活力——它们明确无误地指向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即使它们还没有做太多的工作来揭示这些现实。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必须集中在“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以及对“但他们并不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历史”的更全面的概念。正如前文所述，“衔接”是一个源自解剖学的术语，解剖学是一门科学，它的论证要求主体已经死亡。这样看来，可以说，现在的紧迫任务是详细阐述“欠发达”的生理学。【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