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片：印尼艺术家亨德拉·古那旺（Hendra Gunawan，1918-1983）《游击队准备进攻》（Gerilya Persiapan Penyerangan，1960）如果一个国家不是主权国家，它又是什么？反思复杂地方的政治
What Is a State If It Is Not a Sovereign? Reflections on Politics in Complicated Places
作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
译者：陈荣钢
来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人类学系第十届“西敏司讲坛”（Sidney W. Mintz Lecture）讲座，2003年11月12日引用[APA]：Geertz, C. (2004). What Is a State If It Is Not a Sovereign? Reflections on Politics in Complicated Places. Current Anthropology, 45(5), 577–593.
西敏司（Sidney Mintz）和我都有闲逛的天赋，也都能在闲适中有所收获。除此之外，我和他还有一处相同点，那就是我们都历经了深刻的学科转型，我把这种学术思想的变迁命名为“人类学的历史之旅”。追随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研究旧石器时代的脚步，我们不断收集事实、搜寻特征，无论学科如何转变、更迭，我们人类学一直以部落和岛屿为中心，关注偏远地区、偏远民族和深层时间的沉默遗迹。早年间，我们偶尔能够看到研究现代和发达地区的人类学家，比如霍腾斯·鲍德梅克（Hortense Powdermaker）研究“好莱坞”，劳埃德·华纳（Lloyd Warner）研究（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市（Newburyport）。但这些研究只是表明，那些应用于偏远地区的东西也适用于切近之处。直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欧美和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关系发生了遽变，我们才开始重新深入思考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在哥伦比亚大学，西敏司遇到了他的老师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在哈佛大学，我遇到了我的老师克莱德·克拉克霍恩（Clyde Kluckhohn）。我们都通过两位老师重建了人类学的目标、方法和范围。两位老师都是美国问题专家，它们都对民族志研究的特殊论（particularism）深感不满，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40年代末，西敏司参加了斯图尔德组织的研究项目“波多黎各民族”（The People of Puerto Rico）；50年代初，我参加了克拉克霍恩组织的印尼莫佐克托（Modjokuto）研究项目。即使不是最早，我们也肯定是第一批对封闭在多元文明中的差异化社会进行研究的团队。这些社会有半文盲、半城市化、半工业化的特征，有农民和种植园、教士和牧师、首都和省份、阶级和群众，它们都是复杂的地方（complicated places）。一如既往，我们一不做，二不休。一开始，我们只是调整既定研究步骤，以应对新的问题，为更有自我意识的社会去书写更有自我意识的民族志，结果却把我们和整个学科推入20世纪下半叶一些更深刻的动荡之中。去殖民化、民族国家建设、“冷战”、两极分化、全球化、新的世界混乱——人类学家发现自己不再潜伏在世界历史的最边缘了。他们不再与世隔绝，不再不被注意。他们被卷入世界历史的湍流，随波飘荡。他们只好亲自近距离接触研究对象，局部而细致地观察它们。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我们如何应对，如何在事物的漩涡中摸索前行？这不是我今天要谈论的内容。我认为这是一场重大的变革，西敏司和我都这样想。我们只是重大变革中的偶然参与者，但不一定是总体上正在发生什么、为什么发生、预示着什么的最佳观察者。然而，我们至少可以成为这场漩涡中心的见证人。而且就我自己而言，这种偶然的当代历史之旅，多多少少让人有些不适应。战后，那些前往爪哇和加勒比地区的团队项目拉开帷幕。“区域研究”（南亚和东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近东和中东）问世，比较研究蓬勃发展，“新兴民族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成为一个公认的研究领域。这时的我们认为自己卷入了一场巨大的前进浪潮，那里有“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去殖民化、民主化、经济腾飞和现代化，还有“万隆会议”伟大而急迫的梦想。但是，事情很快就变了味，令人失望。我们看到了民族的动乱、失败的国家、贪污腐败、经济滞胀、恐怖的牺牲和疯狂的群众——（乌干达）阿明（Idi Amin）和（扎伊尔）蒙博托（Mobuto）、（菲律宾）马科斯（Marcos）和（印尼）苏哈托（Suharto）、（伊朗）霍梅尼（Khomeini）和（伊拉克）萨达姆（Saddam）、卢旺达—布隆迪地区（Ruanda-Urundi）问题、阿约提亚（Ayodhya）清真寺问题、东爪哇省的杀戮……我们带着自信和乐观，带着道德上的确定性进入那些复杂的地方（对我来说，主要是印尼和摩洛哥）。现在看来，我们被当头一棒。至少在我看来，比起当时，现在的社会变革不会被催促，也不会被驯服。就国家的形成（这是我今天的重点）而言，在所谓组织得更好的地方已经发生的任何事情，与其说是序幕，不如说是一个不被重提的不同故事中的章节。不管非洲、中东、亚洲和拉美的所谓“民族国家建设”（我认为这是一个“误称”）如何进行，我们都不可能在回溯早期民族国家建设的例子时，回避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或日本的徘徊、分裂、破碎和流血，我们不可能诉诸紧凑而全盘的政治身份。把“人民”的概念实体化（hypostatized）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但历史不仅不会重演，也不会自我净化和自我规范，历史不能自己理顺自己的路线。欧洲历经三个世纪的斗争和动荡，才从中世纪晚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1648）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多民族大军。我敢肯定，在未来几十年里，我对事物发展过程的惊讶、独特和挫败感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现在应该怎么称呼这些民族国家？新兴力量？后殖民者？笨拙的后生？发展中国家？这个进程和它们所处的阶段都不免让人产生甚至是嘲讽式的联想，想一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指导式民主”（Guided Democracy）、“中非帝国”、“缅甸式社会主义”这些名字。我们这些人类学家，还有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记者都需要认真反思，以确定在这些复杂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正在向什么方向发展，如何发展。我们还需要反思从西方哲学和政治理论中顺其自然继承下来的大量思想组合。我们喜欢依赖这些思想组合做初步定位和分析指导，但它们应该被重新审视和重新思考，被批判和修改。大约十年前，我在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Institut für die Wissenschaften vom Menschen）做过一系列讲座，讲座内容收录出版在我的《烛幽之光》（Available Light，2000）一书中。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我开始重新审视一些事：我们习惯了用总体化的概念去组织我们对世界政治的看法，去思考民族、社会、国家和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我们把这些概念加上着重的双引号，包括“传统”（tradition）、“身份”（identity）、“宗教”（religion）、“意识形态”（ideology）、“价值”（values）、“民族国家”（nation），甚至包括“文化”（culture）、“社会”（society）、“国家”（state）和“人民”（people）。……如果我们要看透眼花缭乱的新生异质性（heterogeneity），真正讨论它的形式和未来，就必须构建一些新的、经过修订的一般概念。
在这些宏大的指令式概念中，我主要关心两个，一个是“民族国家”，另一个是“文化”。在《牛津英语词典》（OED）中，“民族国家”的意思是“一个广博的人的集合体，他们彼此密切相关，拥有共同的血统、语言或历史，从而形成一个独特的种族或民族，并且通常组织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国家，占据一定的领土”。“文化”则是一种有边界、有条理、或多或少绵延不断的、共同情感和理解的结构，是一种生活形式，拿我们今天的话说，是一种存在于世的方式。我有两篇文章，一篇题为《如果国家不是民族国家，那么它是什么？》（What Is a Country If It Is Not a Nation?），另一篇题为《如果文化不是共识，那么它是什么？》（What Is a Culture If It Is Not a Consensus?）。我想证明，几乎所有“新国家”和许多旧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家）非常不符合这些特征。现在越来越难找到通过文化实现团结的实体（有组织的自主政治共同体），也就是“主权国家”。也许挪威是这样？但那里现在也有巴基斯坦人。或者萨摩亚？但你得把欧洲人的后裔排除在外。我本来想研究却没来得及研究另一个重要的范畴，它与“民族国家”和“文化”的范畴息息相关，那就是“国家”（state）的范畴。某些后殖民国家很难搞定野蛮生长的首都，比如刚果的金沙萨（Kinshasa）、尼日利亚的阿布贾（Abuja）、摩洛哥的拉巴特（Rabat）、印度的新德里（New Delhi）、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Islamabad）、缅甸的仰光（Yangon）、印尼的雅加达（Jakarta）和菲律宾的马尼拉（Manila）。后殖民国家衍生出很多非常不确定的讨论主题，这些国家有驳杂的形式和表现，政权多种多样，它背后的政治已经走到前台。人们开始谈论“失败国家”、“无赖国家”、“超级国家”、“准国家”、“竞争国家”和“微型国家”，谈论“挂旗帜的部落”（tribes with flags）、“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和“不现实的政权”（regimes of unreality）。中国是一种试图成为国家的社会文明，沙特阿拉伯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家族企业，以色列是一种镌刻在国家中的信仰。那么，谁知道摩尔多瓦是什么？但是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讨论都充满混乱、焦虑和狐疑，都是针对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的主要政治形式——“民族国家”的未来。民族国家会不会消失？会不会改变形式？会不会重新加强？是不是可有可无？或者等待东山再起？在拥有几十种语言、宗教、种族、聚落、族裔、习俗的国家，民族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比如印度次大陆？比如印尼的各个群岛？或者像尼日利亚首任总理所言，民族国家只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表达。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表述中，“国家”的标准特征是在一块领土上拥有合法暴力垄断的既得权力；在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表述中，“民族国家”的标准特征是把许多具体的族裔融合成一种“大团结”，一种共同的、超越良知（conscience）的道德精神（morale）。但是，这种定义越来越不适应错综复杂的集合体，不仅合法性被分散、被争夺，而且大量混生和变形的偏狭团体持续摩擦，这些团体围绕族裔、宗教、语言、种族、地域和原始观念组织起来。我再次借用弗洛伊德（Freud）过度使用的短语，“微小差异的自恋”（“the narcissism of small differences”）似乎成为政治斗争（political struggle）的主要驱力。四十多年前，尼日利亚有大约400至500个少数民族，而且没有真正的多数民族。许多民族跨越模糊的地理界线，穿过英国人设置的边界，成立了一个内部相互竞争的邦联（confederation），由三个具有民族和宗教特征的区域性“次国家”组成。那是一个没有主心骨的共和国，最初包含12个联邦州，后来逐渐扩张到19个、30个和36个。在这个过程中，尼日利亚经历了分裂的内战，在议会制、军政府和总统制之间摇摆不定。尼日利亚还把首都从该国东南部的最大城市迁到了中部的阿布贾，那是一座粗制滥造的城市，地理位置相当偏僻。一开始，这个国家确定了九种官方语言（包括英语），在该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地区实行伊斯兰教法。1947年，“印巴分治”之后的印度迎来了英国化的世界主义者、费边社会主义者（Fabian socialist）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在尼赫鲁的领导下，印度建立起一个世俗的中央政府和由地方首领组成的印度国民大会党（ICP）。在印度的25个邦、6个中央直辖区和476个县，“国大党”极力对抗着基于宗教、语言和种姓的乡土观念（provincialisms），对抗着约翰·加尔布雷思（J. K. Galbraith）所谓的“全世界最庞大的无政府状态”。从那时起，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向锡克教徒的圣地金庙（Harimandira Sahib）发动围剿，随后她本人被锡克教徒刺杀身亡；她的长子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出手干预斯里兰卡人的内战，后来被泰米尔（Tamil）武装分子刺杀身亡；此外，国会长期陷入腐败和派系斗争。这些事件推动了一种“矫作”且带有地方特色的“政治印度教”（political Hinduism）。乡土的、由各族裔统治的区域主义卷土重来，不断强化的纯粹主义者（purist）、民粹主义者（populist）和反世界主义者把孟买改了名（从Bombay到Mumbai）。我在印尼做了半个多世纪的田野调查，印尼独立也半个多世纪了。在此期间，苏哈托四处散布慷慨激昂的民族主义。苏哈托用一种雅各宾式的方式解读爪哇的历史，用一种“冷战”的方式打内战，按照一种政教合一的路线发动大规模群众流血事件。苏哈托将军对苏加诺（Sukarno）坚定的整合主义（integralism）进行了军事化和更多的爪哇化。在此期间，议会政治逐渐恢复，但吞并东帝汶的企图最终以血腥的失败告终。在整个所谓的外岛地区，宗教和种族冲突的浪潮持续不断，包括亚齐（Aceh）的伊斯兰教，也包括加里曼丹（Kalimantan）、西里伯（Celebes）和安汶（Ambon）的教派杀戮。着眼现代西方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总喜欢想象一种切实可行、全盘有效的民族国家（主权国家、单一、自觉），但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困难重重。这完全不叫人意外。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旧帝国分裂成一个个民族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瑞典、爱尔兰、匈牙利、波兰、葡萄牙、土耳其、埃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这些事情。但令人惊讶的是，就连人类学家都被迷惑住了，毕竟他们本来就在不太成型的地方研究不太成型的政治。我们非常痴迷于细节和差异性，痴迷于生食与熟食，痴迷于错位的事物，所以人们期望我们在田野里，在不遵循规则的事物（irregularities）和分裂中发现当今国家形式的多样性。但是，自从人类学家开启“历史之旅”以来，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新国家的混乱和骚动中探寻某些微弱的迹象，这些迹象也许会朝着或远离容易识别的、规则的、标准化的方向发展，析取图画上的同质颜色，在美好的规则中描绘感觉良好的自我。这些迹象包括“霸权”（hegemony）、“标准化的民族主义”（modular nationalism）、“支配”（Herrschaft/ domination）、“依附性”（dependency）、“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等等。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必须把国家首先看成一个利维坦机器（a leviathan machine），一个独立的指挥和决策领域，转向它所处的那种社会背景，去看围绕它的混乱、它面对的混乱、它造成的混乱和它对混乱作出的回应。少一些霍布斯（Hobbes），多一些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少一些主权垄断，多一些权宜之计；少一些抽象意志的行使，多一些对可见利益的追求。为了不那么隐晦和诉诸修辞，让我举两个例子——印尼共和国和摩洛哥王国。印尼是一个庞大而分散的集合体，2.12亿人口生活在6000个有人居住的岛屿上，而这些岛屿又分布在500万平方公里的公海上（我刚到印尼的时候人口只有7800万）。印尼有15个主要的族群，数百个小民族，300到500种语言，有些语言没有记载。印尼有穆斯林、天主教徒、新教徒、印度教徒、“泛灵论者”（animists），还有一个重商的华人群体、一个巴布亚人的群体、一个本土化的阿拉伯人群体，还有外来的印度人群体。摩洛哥的面积不到印尼的十分之一，人口3000万（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人口1200万），面积40万平方公里，是一个紧凑、容易穿越、没有什么区隔的地方（这很不寻常）。摩洛哥到处都是穆斯林，犹太人已经离开这片土地，人们基本都说阿拉伯语，柏柏尔人（Berbers）讲两种语言。摩洛哥国内遍布着不断变化、没什么计划的地方联盟。
比起东南亚的破碎和粒子化，北非国家贫瘠而绵延，他们身处不同的区域环境，有着不同的殖民经历（有重商的荷兰长期殖民者，也有技术官僚式的法国短期殖民者），面临着不同的内部威胁，比如周边地区的分裂和中央的去合法化（delegitimization）。此外，北非国家政治风格迥异，国家的概念、权力的部署和对抗异议的方式大不相同。
首先，我概述一下印尼的情况。这个国家是单一的政治单位，有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政府，这让它备受质疑。1949年，印尼独立，建立新国家。随后，我们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激昂而坚定的意识形态推力——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军人政治、伊斯兰教，它们都试图为这个国家带来一个独一无二的明确身份，但每一次都失败了。除了最初形式的共产主义，其他意识形态都没有消失，而是造成了更强烈的差异性和不团结感。
无论建立一个像样的、精神上紧密团结的民族国家该如何去做，在印尼，这一直是一项难以捉摸、间歇发作、极具破坏性的事业。印尼的独立运动大概始于20年代和30年代，总体上模仿了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马志尼模式（Mazzinian models）。在苏加诺声势浩大的领导下，印尼开启了一场在极端多元化环境下的极端统一运动，这个特点（或事实）适用于印尼共和国政治史的整个进程。虽然苏加诺曾在印度学习过一段时间的工程学，但他是天生的阴谋家、煽动者和全能的颠覆者。
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印尼尝试为这种整合的“国族性”（nationhood）找一个概念基础，古怪又折衷地杂糅了“印度—爪哇象征主义”（Indo-Javanese symbolism）、欧洲公民精神（European civism）和毛泽东式的农民民粹主义（peasant populism）。结果，在派系冲突、“冷战”引发的敌对行动，以及群岛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均的共同压力下，这个国家日益风雨飘摇。
1958年，第一次大选结果表明这个国家的分裂不可救药，民族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几乎平分了选票。之后，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Sulawesi）爆发了公开叛乱，叛乱的根源是不明不白的分权制和联邦制思想。
苏加诺在部分军队的协助下平息了叛乱，中止了议会政府，转而采用爪哇式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形式（注：这是一个纳粹术语，指将整个公众和私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一体化，建立协调并加以绝对控制）。苏加诺凭借自己的创意发明了“纳沙贡”（“NASAKOM”，或“Nas-A-Kom”），也就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 nasionalisme）、“宗教”（religion/ agama）和“共产主义”（komunisme/ communism）的“三位一体”。
截至1965年，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爪哇（占全国人口的6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占全国面积的7%）被党派冲突困扰。当雅加达发生卫戍部队政变后，爪哇陷入了一场惨烈的白刃杀戮。数十万人（有人说是一百万人）死在了为期三个月的一系列大屠杀中，令人毛骨悚然。数千人被流放或监禁。最终，一个紧密而专制的政府上台了。
苏哈托将军的所谓新秩序在雅加达上台。苏哈托摆脱了苏加诺无能的民粹主义，取而代之的是惩戒和大刀阔斧的经济发展，但他继续甚至加强了苏加诺建立的那种协调秩序，同时具有综摄性、象征性和文化折衷性。苏哈托冷漠而严厉地统治了三十五年，之后终于倒台，民族、地区和宗教暴力在印尼大部分地区再次爆发，其中一些暴力明显带有分离主义性质，很多暴力事件针对爪哇人，很多就是谋杀。最为人知的莫过于东帝汶残忍的解放运动。东帝汶的问题不是分离主义的问题，而是吞并失败的问题。东帝汶曾经是葡萄牙的小小殖民地，印尼军队多多少少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葡萄牙总理萨拉查（Salazar）倒台后入侵那里，在戒严令下坚持了二十五年，然后在苏哈托突然撤走后的混乱中陷入了失控。东帝汶的解放再次触及印尼的国家基础、势力范围、特权和文化背景等一般问题。自殖民时代以来，群岛两端的亚齐和北苏门答腊一直是伊斯兰势力不满的腹地，而且最初也不愿意加入以爪哇为中心的共和国。在西新几内亚，伊里安（Irian）位于美拉尼西亚的外围，因而在政治上被纳入共和国这件事变得不确定、武断和饱受争议。分离主义叛乱爆发了，虽然受到军队反制和惩罚，但效果欠佳。在此期间，加里曼丹岛、苏拉威西岛、摩鹿加群岛（Moluccas）和小巽他群岛（Lesser Sundas）发生了一系列地方性爆炸，就像1965年的大屠杀一样可怕——爆发，硝烟弥漫，再爆发，循环往复，不同人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用不同方式推动着政治的进程。
此外，每日新闻报道南斯拉夫解体，报道斯里兰卡正在分崩离析的边缘，于是海内外出现了激越的头条标题：“天堂在仇恨中失落”，“印尼的巴尔干化绝非臆想”，“印尼生活混乱的一年”，“安汶对印尼造成致命打击”（安汶是穆斯林和基督徒发生小规模战斗的地方），“印尼要崩溃了吗？”就连新当选的总统（一位有爪哇口音的现代主义穆斯林）也预言，如果他被弹劾，国家将分崩离析（注：指印尼总统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祖籍泉州晋江，生于东爪哇）。
这位总统确实被弹劾了，但印尼没有就此崩溃。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苏加诺（Megawati Soekarno）继承了他的职位，并准备竞选第二个任期。但为什么她最终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哪怕陷入这种分散的低强度内战，印尼还是能慢慢走下去？就像印尼人自己说的那样，这个国家像一头戴着镣铐的大象。
民族国家的问题亟待解决，它十分复杂，矛盾的各个部分交错切割，因此我们很难划出明晰的分界线来厘清其中的枝枝节节，也就摸不到问题的节骨眼。
或许要归功于地方团体的实践能力，他们能够把事情端平、端好，尽量暂时把大家维系在一起。雅加达的军队冷酷无情、难以捉摸；反殖民斗争和革命的余晖弥漫、消散开去；当然还有既得利益者的惯性和贪婪精英们的交易，这些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管是什么东西把大家维系在一起蹒跚前行，总之就目前来看，肯定不是“全民公决”。
在摩洛哥，国族性的分散和亚社会（subsocieties）的碰撞都不是问题。这个国家已经够中心化了（有人会说，太中心化了），而且相对而言（尤其相对印尼而言），这里的文化裂痕微不足道、处在休眠状态、弥散和消退。问题在于，决定摩洛哥的不是它的边缘，它的边缘很模糊，而且在某些方面饱受争议；也不是文化特征决定了摩洛哥，因为文化特征很难把它和周边其他国家（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等“马格里布”（Maghreb）国家，也就是非洲西北部的几个阿拉伯国家）区分开来；也没有大规模整合主义的“摩洛哥至上”民族主义运动，这种运动在摩洛哥从未真正萌芽。定义摩洛哥的是阿拉维君主制（the Alawi monarchy），它位于中心和顶点，是一种很离奇、独特和模棱两可的制度，它既古老、传统和坚韧，又经过了彻底的改造。君主制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它的存在，而且在亚洲、非洲以及以相当不同的方式在拉丁美洲的所谓“第三世界”革命中，即使历经大的动荡和变革（现代化、政治动员、去殖民化、集体自我的主张、行政的理性化、民众政府），君主制仍然保留有一席之地。
如果我们用词无误，在“第三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有“君主制”。最近甚至有人提出“三分之二的世界”都保留了君主制。但它们要么是晚期殖民主义操纵的产物，如约旦、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地区，要么是像泰国、不丹和汤加这样“隐居过去”的礼仪性遗迹。然而，摩洛哥的君主制既不是一个幌子，也不是一个遗迹。
摩洛哥的君主制既有形式上的主权，又有强大的实权。人们会问一个基本相同的问题——在一个有选举、议会、意识形态、公司、报纸和政党的世界里，是什么让“国王”和它的任职者保持不变？一个美第奇式的君主能在这个世纪做什么？
诚然，摩洛哥的君主制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制度。部落式的摩洛哥君主制可以追溯到11世纪伟大的柏柏尔王朝入侵安达卢西亚（Andalusia）之前，而阿拉维人（Alawites）在17世纪中期出现在“前撒哈拉”干涸的河流和绿洲中，他们声称自己是先知的直系后裔和“巴布”（意思是“代理人）。
但在另一个更相关的意义上，今天摩洛哥的君主制来自一个临时拼凑的政府核心，那时节，异常年轻却摇摇欲坠的受保护国（Protectorate，指1912年之后的“法属摩洛哥”）陷入了最后的混乱。这令人惊讶，多少有点意外。
荷属东印度群岛在经过两个半世纪的股份制公司统治后出现了民族主义运动，但与此不同，摩洛哥殖民地的民族主义与其说是民众的高潮，不如说是当地知名人士的事。不要忘了法属摩洛哥政权只持续了四十多年，随后宗教学者、集市管理员、法官、士兵、工会成员、学校教师、山地领主、沙漠隐士和部落首领在突然动荡、彻底混乱的政治局势中拼命谋求一席之地。
最努力渴望成功的伊斯兰改革派政治家阿拉尔法西（Allal al-Fassi）既没有运气也没有胆量，更没有号召力，无法推动自己上台，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都是世俗知识分子，他们太过高调，不够老练，也无法说服上街的农业劳动者。
随着动乱的加剧，事态变得越来越危险，法国人惊慌失措，把王室成员流放到科西嘉岛（Corsica）和马达加斯加。随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阴影下，事态在几年后完全失去控制。法国人再次惊慌失措，他们又要留放王室成员，以获得合法地位。
在这个过程中，原本被流放的国王穆罕默德五世（Muhammad V）从一个顺从和不谙世事的形象，一个朦胧、中年、几乎被遗忘的形象，变成了一位民族英雄。穆罕默德五世推到了竞争者云集的中心，与其说他把王位带回来了（注：1955年11月，法国政府被迫同意穆罕默德五世复位），不如说他超越了王位。复位的与其说是“王位”，不如说是一种“执业许可”。
四年后，穆罕默德五世在一次微不足道的鼻腔手术后突然早逝，随之而来的大悲痛完成了民众复辟的过程，而他更坚定、更有战斗力的儿子哈桑二世（Hassan II，当时的陆军参谋长）继承了一个已经被完全重塑和改造的神圣王权。
60年代，哈桑二世相继粉碎该国北部、东部和南部的一系列农民起义，这些地区都是传统部落的异议地区。70年代，他戏剧性地两次逃脱暗杀。一次是在1972年的摩洛哥政变中，叛军拦截了哈桑从法国返航的客机，但哈桑二世伪装了自己的死亡。（注：他通过无线电对叛军飞行员喊话：“停止射击！暴君已经死了！”于是被愚弄的叛军飞行员停止了射击。）另一次在海边晚宴，那里挤满了外国政要，一些人死了，而他躲在一块板子下面，还劝说刺客放弃他们的计划，这成为各地的头条新闻。（注：这次暗杀发生在1971年的摩洛哥海滨城镇斯基拉特（Skhirat），当时哈桑二世正在过42岁的生日，异见军人发起政变，失败后被处决。）
在随后的领导岁月中，哈桑二世对敌人和敌人亲朋进行了猛烈而无情的报复，他把他们囚禁在暗无天日的沙漠要塞中。1975年，哈桑二世发动“绿色进军”（Green March），派遣近50万人步行进入被遗弃的西撒哈拉沙漠，为他争取领土。1965年、1981年和1990年的大规模城市骚乱遭到迅速而肮脏的镇压。到1999年哈桑二世去世的时候，他已经干了三十八年运动——手段、逃脱、恫吓、冷酷、复仇，这些坐稳王座所需的东西哈桑二世都具备了。
如今，哈桑二世的长子穆罕默德六世（Muhammad VI）是一个个性没那么强烈的人，他继承了父亲的王位，自称“人民的国王”。摩洛哥的王位是一个轴心、一个焦点，是一个神圣的存在，围绕着它发生的是全国范围内对领域和地位的无休止争夺。
面对各种毫无准备的暴力，王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防御性的、调解性的制度。摩洛哥国王是一个半神的角色，是先知的后裔，对信仰忠诚。他捍卫信仰，同时不得不成为世俗的、卷入激烈争斗的、兵戎相见的政治家。换言之，摩洛哥国王是立法者、各党派领袖、政策制定者、心腹谋士和惹火烧身的人，是多党议会制中“玩家的玩家”，能够影响各部委、集团、地方机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操纵选举。作为一个政体，“摩洛哥王国”是分散的，它多极而残酷，充满危险和利益冲突，而且由于缺乏明确的形式和一致的方向，这个国家看起来更像是在做“政治的布朗运动”，而不是利维坦意志的稳定应用。对这两个长期形成、陷入困境的复杂政体做比较，并不是要充分阐释它们的运作方式和演进历程。要充分阐释，就要去阅读。面对印尼的问题，我们可以阅读乔治·卡欣（George Kahin）、赫伯特·费思（Herbert Feith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威廉·利德尔（William Liddle），詹姆斯·西格尔（James Siegel）和唐纳德·埃默森（Donald Emmerson）等学者的著作；面对摩洛哥的问题，我们可以阅读约翰·沃特伯里（John Waterbury）、雷米·列沃（Remy Leveau）、阿卜杜拉·哈莫迪（Abdullah Hammoudi）、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戴尔·埃克尔曼（Dale Eickelman）和劳伦斯·罗森（Lawrence Rosen）等人的著作。我想用这些著作说明，如果一个国家不是主权国家，那么它是什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政治制度投影、一种表现、一个轮廓、一些沉淀物，是一种赋形。在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如同在尼日利亚和印度，又如同在加拿大、哥伦比亚、比利时、格鲁吉亚和美国，民族国家与其说反映了“准自然的人民性”（quasi-natural peoplehood），与其说是多元一体国家的意志与精神的汇总，不如说是一种匆匆捏合的社会手段，旨在给交错的欲望、相互争斗的责任承担者和不同的身份提供充分的形式和指向，毕竟“准自然的人民性”和“意志与精神的汇总”只是一厢情愿的存在，甚至只是说说而已。印度尼西亚人生活在一个犬牙交错、断断续续、由荷兰人为他们拼凑起来的多民族岛国，在这个国家里，文化群体的紧密混合既亲密又错综复杂，既充满戒心和又忧虑重重，这些重要的事实构建起该国政治生活及其跨地区、跨民族的秩序。摩洛哥人生活在一个被法国和西班牙殖民者沿着沙漠景观边缘切割出来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个人关系和隐秘忠诚时而结合、时而分割，临时联盟不断形成和解体，而这一切都围绕着一个极其稳定、安定和确定的核心不断发展。“独立战争”之后，克雷夫科尔（Crèvecoeur）谈到了美国农民。（注：参阅克雷夫科尔《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他提出了“大熔炉”的观点。）相应地，新生的印尼人和摩洛哥人把目光投向家庭、地方和社群之外的世界，但他们并没有看到民族情感在雅加达和拉巴特四处涌动，没有看到这种情感把每个人都聚集到一起，形成一种普遍而重要的认同，以及压倒一切的、排他性的忠诚。他们在首都这样重要而核心的地方只看到身边正在发生的事。他们在这个不寻常的世界上目睹了一种不寻常的政治——事情如何在周遭发生，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方法来处理它们，驾驭它们，或者保护自己免受它们的伤害。过去几年间，我们看到某种意义上对国家构成实质威胁的尖锐现象——以宗教为名的恐怖暴力，也就是伊斯兰恐怖主义。印尼和摩洛哥这两个国家都有伊斯兰异议和煽动的历史。从19世纪开始，苏门答腊北部就反复发生宗教起义。在印尼共和国成立之初，政权合法性受到打着“回教之家”（Darul Islam）旗号的武装反叛的公开暴力挑战。和我共事过几个月的耶鲁大学同事、刚刚踏上这个新兴国家的首批美国人类学家雷蒙德·肯尼迪（Raymond Kennedy）就这样死在了西爪哇。摩洛哥的事态没有那么激烈，时不时出现穆斯林小派系和小团体（尤其在大学），每隔一段时间领导人就被监禁或软禁。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伊斯兰拯救阵线”（Islamic Salvation Front）在邻国阿尔及利亚的崛起使该国陷入了杀戮和反杀戮的漩涡，“伊斯兰威胁论”也在摩洛哥迅速蔓延。随着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造成202人死亡）和2003年卡萨布兰卡爆炸案（造成41人死亡）的发生，伊斯兰圣战组织正式走到了这两个国家的前台。激进的极权伊斯兰势力入侵了印度尼西亚，他们大多来自其他地方，却也难逃我前文谈论的“族群—反族群”模式的窠臼。对分离主义的恐惧成为印尼的独特现象。在亚齐，自始至终都是一小群伊斯兰极端分子打打杀杀的叛乱，他们的目标是极端严格、极端正统的伊斯兰教。中央政府（尤其是军队）把他们视为国家分裂的威胁，需要以毫不妥协的霸权力量来应对，因此他们被恰当地称作“印尼的车臣”。结果，在二十七年时断时续的镇压中，有1.1万人死亡。在群岛的另一端，也就是在“香料岛”摩鹿加群岛，基督教在荷兰传教士的支持下产生了特别显著的影响力。自称是“圣战者”的人（其中许多是来自其他岛屿的移民，甚至来自菲律宾南部）与长期扎根在此的基督徒之间展开一系列对抗，也导致了有组织的骚乱，数百人死亡。军队再次无差别干预，但基本上没有效果。这种模式很普遍。在印尼全境，入侵群体与以前定居在此的人之间，也就是印尼人口中的“新来者”（pendatang）和“原住民”（asli）之间的对抗不仅导致教派爆发冲突，还导致族裔、文化、部落、意识形态和经济的冲突。比如，和尼日利亚的情况一样，被限制的石油矿床完全不利于民族国家的团结。我相信，五论是将印尼分成更可行、更同质的部分，还是将其整合在一个普遍存在的、淹没差异的身份认同之下，该国将不得不找到有效的方法来遏制和稳定这种多重和多形式的差异性，但他们尚未为此做些什么。在摩洛哥也有相似的情况，半秘密的个人联盟和反对派相互作用，这是那里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而基地组织类型的小规模恐怖主义则很容易渗透到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颠覆活动中。如果这种恐怖主义像在阿尔及利亚和沙特阿拉伯那样蓬勃发展，它将对基于宗教的君主政体合法性形成直接挑战，而君主政体是整个体系的关键。构建、维持、破坏和重建有效的忠诚链条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摩洛哥秩序的关键，而不是整体国家的目标和集体团结的意识，后者即便存在，也只是政治生活的投影，而不是政治生活的成因和基础。总的来说，不管我的对比和描述是不是真理，反正在这些复杂的地方，并不存在由独特而单一的民众组成的紧凑型主权民族国家。你要说它正在形成？我认为，身为学者，迫在眉睫的任务是研究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去希望未来或指责过去。我希望我已经说服了你。我在这次讨论开始时谈到了西敏司和我本人在50年代徐徐展开的人类学“历史之旅”。事实上，这场“历史之旅”后来也吞噬了我们同时代绝大多数人的事业。那些翻遍笔记，把婚姻规则和亲属关系术语制成表格的老派民族学家已经成了异类，就像我们自己在当年一样。、我们的问题不是“是否做研究”的问题，甚至不是“在哪里做研究”的问题。任何允许我们去到地方都会有人和我们攀谈。问题是“我们应该做什么”。人类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而不是含糊的“人的研究”（“study of man”）。“人的研究”是思想和论证、方法和意图的特定方向，如今，这个领域挤满了技术娴熟、手段精良、自信满满的学者，包括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卫生工作者、发展学者、政论人士、法律工作者、心理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我们需要探讨这个领域在国家形成的政治发展中有何贡献。我一直在隐晦地暗示一件事，现在要明确地讲出来——身为社会人类学家，我们对这种复杂地方的政治研究有独特的“前适应性”。今天，伊斯兰教是法国和英国的第二大宗教，2000万印度人生活在印度之外，移民占美国（和整个加利福尼亚）每年人口增长的三分之二。几乎所有地方都是如此，也许除了冰岛，它似乎很好地保持着它的“基因库”。世界上所有国家，无论好坏，都是为了把自己治理成世界上的一个“集体存在”，但它们像德语动词一样错综复杂，像阿拉伯语复数一样不规则，像美国的成语一样多种多样。它们是为了比较研究、形态学（morphological）和民族志的慧眼而生的。这种眼光与其说是在寻找铁律和重复的成因，不如说是在寻找重要的形式和启示的细节；与其说是在寻找万物通往的结论或一切模仿的理型（ideal），不如说是在寻找所有事物各自的特性。人类学对差异的关注，常常被误解为对差异的偏爱和对理论的厌恶，但这不过是在成百上千次详细而漫长的实地研究中艰难获得的认识，况且差异是使世界（尤其是政治世界）运转的原因。异质性（heterogeneity）是常态，冲突是秩序的力量，而且，尽管左派和右派、宗教和世俗的意识形态都在浪漫地宣扬共识，宣扬统一和“触手可及”的和谐，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们似乎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