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来源：《纽约客》（The New Yorker）1967年2月25日，后来经过修改收录于《过去与未来之间》（Between Past and Future，1968）。
真理（truth）和政治（politics）相当合不来，没有人怀疑这一点，而且据我所知，也没有人把忠于真理（truthfulness）当作一种政治美德（virtue）。谎言（lies）总是政治家和煽动家必要且合理的工具，也是政客的生意。为什么会这样？这对于政治领域的本性和尊严，对于真理和忠于真理的本性和尊严又意味着什么？真理的本质是无能（impotent），权力的本质是欺骗，对吗？如果真理在公共领域（public realm）无能，那么它付诸什么样的现实呢？如果真理在公共领域无能，那么对于必死的凡人来说，真理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毕竟人们从无物中来，瞬息无常间又消失不见？无能的真理难道不与违背真理的权力是一丘之貉吗？这些都是令人不安的问题，但它们必然根植于我们目前的信念。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浓缩在一句拉丁古谚中：“要让正义得以伸张，哪怕世界就要灭亡。”或者我们用“真理”（veritas）取代这句谚语中的“正义”，说“要让真理得以伸张，哪怕世界就要灭亡。”这样，这句话听起来就更有道理了。因此，为了世界幸存而牺牲真理会比牺牲任何其他原则或美德更无益，这会让人感到惊讶。我们可以不问自己，生活在一个被剥夺了正义（justice）和自由（freedom）的世界上是否仍然值得，但奇怪的是，我们不得不问自己，生活在一个被剥夺了真理的世界上是否仍然值得，哪怕“真理”貌似是一个不那么政治化的概念。存在本身及其韧性危在旦夕。倘若没有人像希罗多德（Herodotus）那样“道出真理”（“λéγειν
τα éoντα”），人类世界就注定要比凡人的寿命更加短暂。倘若没有人“道出真理”，就没有永久性，没有存在的持久韧性。真理和政治之间的冲突是一段古老而复杂的故事，简化它和道德谴责它都没有任何好处。纵观历史，探寻真理的人和讲真话的人都知道他们的风险。如果他们不干涉世界的进程，他们就会被众人嘲笑，但那些试图让同胞摆脱虚假和幻觉的人却面临生命的威胁，就像柏拉图（Plato）在“洞穴寓言”的结尾处说：“只要人们能对这个人下手，他们就会杀了他。”在柏拉图那里，“道出真理的人”（或译作“说真话的人”）和公民之间的冲突不能用拉丁谚语和后世任何理论来解释，这些理论或隐或显地证明，在国家危在旦夕之时，谎言和错误行为都有合理性。柏拉图的故事中没有敌人。人们在他们的洞穴中和平相处，只是洞穴墙壁光影的旁观者，没有参与任何行动，因此没有人威胁到他们。这个群体的成员没有任何理由将真理和“道出真理的人”视为他们最可怕的敌人，柏拉图也没有解释他们对欺骗和虚假的执拗热爱。晚近的政治哲学家霍布斯（Hobbes）认为：“不违背所有人利益（interests）和满足（pleasure）的真理就能被所有人接受。”如果我们让他俩对峙，柏拉图可能同意利益和满足，但不会认为有一种让所有人接受的真理。霍布斯不是柏拉图，他用一般真理来安慰自己，用“人们不关心”的“主题”来安慰自己，比如用数学真理来安慰自己，因为这些真理“没有人的野心、利益或欲望”。霍布斯写道：“我从不怀疑，如果‘三角形的三个内角等于正方形的两个直角之和’违反了任何人的统治权，违背了拥有统治权的人的利益，利益攸关之人也要竭力烧毁一切几何学书籍，镇压它们。”无疑，霍布斯的数学公理与柏拉图的思想存在根本差异，后者认为哲学家应该从理念（ideas）的天空中带回人类行为的真正标准，尽管柏拉图认为数学真理为心灵（mind）打开了通往一切真理的眼睛，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两者的区别。霍布斯用一个相对无害的例子警醒我们，我们总是假设人类心灵能够重现“三角形的三个内角等于正方形的两个直角之和”这样的公理，从而推论出，“就算把几何学书籍烧尽也没关系”。科学陈述有巨大的危险，假若历史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从伽利略到爱因斯坦的整个现代科学进程就不复存在。当然，最脆弱的真理是那些高度分化、独树一帜的思想路线，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典型，人们自古以来就试图用理性思考超越人类知识的极限。现代人认为，真理既不是给定的（given），也不是揭示的（disclosed），而是源于人类的心灵。莱布尼茨（Leibniz）之后，数学、科学和哲学真理被归入理性真理（rational
truth）的共有范畴，与事实性真理（factual truth）相区别。为了方便起见，我将延用两者的区别，而不去讨论这种区别的内在合理性。为了弄清楚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能够对真理造成怎样的伤害，我们出于政治而不是哲学的原因来研究这些问题，因此可以忽略“真理是什么”的问题，并且接受人们对这个词的普遍理解。说到“事实真理”，我会想到一个名叫托洛茨基（Trotsky）的人，他曾经是“俄国革命”的一份子，但他的名字从未出现在任何一本苏联历史书中。我们马上就会意识到，这些事实真理比所有理性真理加起来还要脆弱得多。此外，人类在一起生活和行动必然产生事实（facts）和事件（events），而既然事实和事件构成了政治领域的肌理，那么我们在这里最关心的当然就是事实真理。在攻击理性真理时，统治（domination，霍布斯的术语）越界了，但是在编造谎言、罗织事实时，统治却还在自己的地盘。在权力的冲击下，事实真理幸存下来的机会十分渺茫，它总是处在被操纵的危险之中。事实和事件是比公理、发现、理论乃止最疯狂的推测更脆弱的东西，它们发生在人类不断变化的事务领域。在变化中，没有什么比人类心灵结构更永久的东西了。一旦事实真理旁落，任何理性都无法将它们找回。哪怕前人没有把欧几里得的数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这些理性真理也能在未来适时地重新创造出来；旁落的理性真理远比旁落的事实真理更易找回，事实一经遗忘，可能就彻底遗忘了。虽然事实真理与政治最相关，但真理和政治之间的冲突首先出现在理性真理中，被理性真理阐述。理性真理的反面要么是谬误和无知（如科学领域），要么是幻想和意见（opinion，如哲学领域）。存心说假话，也就是直白的谎言，只在事实陈述的领域发挥作用。在从柏拉图到霍布斯关于真理和政治对立的长期辩论中，显然没有人相信我们今天有组织的谎言可以成为反对真理的充分武器，这一点很重要，而且相当奇怪。在柏拉图那里，“道出真理的人”有生命危险；在霍布斯那里，他的书有被烧毁的危险。单纯说谎并不构成问题。占据柏拉图思想的是智者和无知者，而不是说谎者。柏拉图在区分谬误和谎言时说：“沉湎于鄙陋无知的人比说谎者糟得多。”是不是因为人们还不能区分主导公共领域的、有组织的谎言和私下碰碰运气的说谎者？是不是还和另一个惊人的事实有关——除了拜火教（Zoroastrianism）之外，没有哪一个主要宗教把有别于“做伪证”的说谎视为重罪？只有随着清教徒道德和系统性科学的兴起，科学的进步必须以每个科学家的绝对诚实和可靠为坚实基础来作保，谎言才被视为严重的罪行。不管怎么说，从历史上看，真理与政治之间的冲突产生于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方式，一种是先后由巴门尼德（Parmenides）和柏拉图阐释过的哲人生活，另一种是公民（citizen）的生活。公民对人类事务不断变化的意见使自己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下。哲学家反对本质上永恒的事物真理，因此从这些事物中可以得到稳定人类事务的原则。因此，真理的对立面是单纯的意见。意见被等同于幻觉。正是这种意见的贬低使冲突具有了政治尖锐性。因为意见而非真理才是一切权力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说：“所有政府都建立在意见之上。”即使是最专制的统治者和暴君，如果没有志同道合的支持者，也不可能上台，更不用说保持权力了。同理，在人类事务领域，无需意见支持便宣称真理有效的主张都动摇了政治和政府的基石。尤其在《高尔吉亚篇》（Gorgias）中，真理与意见之间的这种对立被柏拉图进一步阐述为以“对话”（“dialogue”）形式进行交流和以“修辞”（“rhetoric”）形式进行交流之间的对立，前者是哲学真理的正确言说方式，后者是我们今天煽动者说服群众的手段。这种原始冲突的痕迹仍然可以在现代早期找到，但到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几乎已经消失。比如在霍布斯那里，我们仍然读到两种“相反能力”（“contrary faculties”）之间对抗。两种能力分别是“坚实的推理”和“强大的口才”，前者是“基于真理的原则，后者基于意见、激情和利益。”一个多世纪以后的启蒙时代，这些痕迹仅一息尚存，而且这种古老对立的重心也转移了。前现代哲学家莱辛（Lessing）豪言：“让每个人说出他认为的真理，让真理本身归于上帝。”这句话会被误解为，人不能掌握真理，人的真理只是意见罢了。但莱辛的意思恰恰相反，意思是让我们因为不掌握真理而感谢上帝。莱辛发现，群居之人的生活如此丰富、永不干涸，比任何真理都更加重要、更有意义。18世纪以来，人们普遍认识到了人类理性的脆弱性，所以也不必因此在心中触发抱怨和哀叹的情绪。我们可以在康德（Kant）巨著《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中找到这种意见。理性被引导认识到理性自身的局限，就像麦迪逊的教诲，他不止一次强调：“人的理性，就像人本身，孑然之时胆怯而谨慎，与越多人携手，就越能获得坚定和信心。”这类思考要比那些关乎个人自我表达权利的概念多得多，在争取口头和书面的思想自由而进行的最终斗争中起了决定作用。因此，斯宾诺莎（Spinoza）这位仍然相信人类理性无懈可击的哲学家，经常被错误赞美为自由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捍卫者，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是自己思想的主人”，“每个人的见解都属于他们自己，大脑就像味觉般多样”。由此，斯宾诺莎得出结论，“最好承认那些绝不能废除的自然权利”，禁止自由思想的法律只能导致“人们想一套，说一套”，从而导致“诚信的败坏”并“助长背信弃义”。然而，斯宾诺莎从未要求言论自由。人类理性需要与他人交流，因而公共性（publicity）本身很重要，但斯宾诺莎也没提。他甚至把人对交流的需求，把人不能隐藏自己思想、不能保持沉默的能力，算作哲学家没有的“普通人的缺点”。
相反，康德说道：“如果有一种外部力量剥夺了人们公开交流思想的自由，那么这种外部力量也同时剥夺了他们思考的自由。”我们与别人交流思想，别人与我们交流思想，我们与彼此交流思想的人共同生活，这是我们思想“正确性”（the correctness）的唯一保证。人的理性会犯错，只有当他能“公开使用”理性时才能发挥理性的作用，这对于那些仍然处在“监护”状态，“没有别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心灵的人和“学者”来说也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麦迪逊提到的人数问题（“越多人携手”）就特别重要了。从“理性真理”到“意见”的转变意味着从“单数的人”到“复数的人”的转变。这也是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转变，在前面那个领域，除了个人的“可靠推理”之外什么都不重要，但后面这个领域取决于“持相同意见的人数”，是一个“意见力量”的领域。顺便说一下，“持相同意见的人”不一定都是同时代人。
麦迪逊将这种“复数的生活”（即公民的生活）与哲学家的生活区分开来。对哲学家来说，这种人数“应该被忽略”。但这种区分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一个哲学家的国度就像柏拉图希望的哲人王一样不值得期待”。我们可以顺便指出，“哲学家的国度”这个概念是柏拉图的一个悖论，他的整套政治哲学，包括他直言不讳的暴政特征，都建立在如下信念之上——真理既不能在多数人中获得，也不能在多数人中传播。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哲学家的真理”和“坊间的意见”之间这种古老对立的最后痕迹已经消失了。虽然17世纪的政治思想家还被启示性宗教（revealed religion）的真理困扰着，但如今这种真理已经不再干涉世俗事务。离群索居（solitude，或译作“独处”）的哲学家的真理也是这样。就前者而言，政教分离给我们带来和平；就后者而言，哲学家早就不要求统治权了，除非人们把现代的意识形态认真当作哲学，但这十分困难，因为这些意识形态的信徒们公开宣称它们是政治武器，并认为真理和忠于真理都是无关紧要的事。
从传统角度思考，我们或许觉得古老的对立终于得到了解决，尤其引发这种对抗的起源（真理和意见的对立）已经消失了。
但奇怪的是，情况并非如此，至少我们今天目睹了大量事实真理与政治的冲突，在某些方面有着一以贯之的特征。虽然以前的时代可能不会容忍在宗教或哲学问题上有如此多的不同意见，但倘若今天的事实真理碰巧反对某个特定群体的利益和满足，那么它将受到比以前更多的敌意。
无疑，国家机密一直存在。每个政府都必须对某些信息进行分类，不让公众知道，而泄露真实机密的人总被当作叛徒对待。在此，我并不关心这个问题。
我要说的是，有些事实明明众所周知，可是心知肚明的公众却自发地禁止公开讨论它们。公众把这些事实误作为“秘密”，但它们不是秘密。仿佛公开讨论它们，就会招来像过去时代鼓吹无神论或宗教异端那般危险。这实在很有意思。在那些被暴政的意识形态化政府统治的国家中，我们就能看到这种现象，所以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俄国，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存在不是秘密，但谈论它们会招来比谈论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共产主义等“异端邪说”更危险的危险。
更令人不安的是，尽管事实真理在自由国家倍受包容，但它们有意无意间被转化为“意见”，仿佛德国支持希特勒上台、1940年法军溃败、“二战”期间梵蒂冈的政策不是有史料可循的事实，只是意见问题。
在此，事实真理与政治息息相关，所以这里的利害关系超过了在一个共同和公认的现实框架内两种生活方式之间不可避免的张力。这里的利害关系是这个共同的、事实的现实本身，而这确实是最最要紧的政治问题。
比起哲学真理，事实真理更难引发争论。而且，事实真理显然掌握在每个人手中。但是，坊间的事实真理也难逃类似的命运。也就是说，事实真理的敌人并不是容易识破的谎言，而是意见。所以，我们要重启古老而过时的对立问题——真理和意见的对立。
因为，从“道出真理的人”的角度来看，把事实变成意见，模糊它们之间的界线，这种做法与以前的困境一样令人迷惑，这个困境在洞穴寓言中得到了生动的表达。“道出真理的人”试图将真理传达给众人，结果却是真理消失在各种意见中。对他来说，众人的意见是幻觉，并被降至不确定的“意见”水平。因此，回到洞穴之后，真理本身也以“在我看来”的面貌示人，而这种“意见”正是哲学家在离开洞穴之前希望永远留在身后的东西。
然而，事实真理的“报道者”将遇到更糟糕的情况。他没有从任何超越人类事务领域的旅程中归来，他不是这个世界的异乡人，不能用这种想法来宽慰自己。同样，我们也无权安慰自己，认为他的真理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他简单的事实陈述不被接受，不接受用身体而非心灵看到和见证的真理，人们就会心生疑虑。否认、歪曲各种真理或许是政治领域的本性，就好像人们无法接受真理的不屈不挠，无法接受它那直白而不妥协的倔强。
如果真是这样，事情就会比柏拉图的假设更加绝望，因为柏拉图式的真理在离群索居中发现和实现，它的定义超越了众人，超越了人类事务的世界。人们可以理解，哲学家在离群索居中经不住诱惑，把他的真理当成标准强加给了人类事务。换言之，哲学家把真理固有的超验性等同于一种完全不同的“超验性”，通过这种超验性，真理从众多对象中分离出来，成为它们的尺度和准绳。难怪众人会抵制这种标准，因为它其实来自一个与人类事务领域相异的领域，却与人类事务领域的联系混为一谈。
一旦落入坊间，哲学真理就变了。它的性质变成了意见。不是从一种说理类型向另一种说理类型的转变，而是从一种人类存在方式向另一种人类存在方式的转变。
与哲学真理相反，事实真理总是与其他人有关。它涉及许多人卷入的事件和情境，被见证人见证，有赖于多数人的证词。哪怕只在私下谈论，事实真理的存在也取决于它被讨论的程度。事实真理本质上具有政治性。事实和意见虽然必须分开，但它们并不相互对立。它们属于同一个领域。但是，独立于意见和阐释的事实到底是否存在？几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已经证明，没有阐释就不可能确定事实，因为事实首先必须从混乱的纯粹事件中挑选出来，然后被装进一个只能从某种角度讲述的故事中，而这个故事与最初的发生毫无关系。是不是这样呢？毫无疑问，历史科学中固有的许多困惑都切实存在，但它们并不是反对事实问题存在的论据，也不能成为模糊事实、意见和阐释之间分界的理由，也不可成为历史学家随心所欲操纵事实的借口。哪怕我们承认每代人都有权书写自己的历史，我们也只是承认他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意见重新安排事实。我们不承认有权触及事实问题本身。为了说明这一点，也为了不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我打算说一个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故事。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在去世前不久与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的一位代表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罪责问题进行了友好交谈。克里孟梭被问到：“依阁下之见，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如何看待这个棘手的、争议重重的问题？”他答道：“这个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会说比利时入侵了德国。”我们在此关注这种不留情面的基础资料。就连最极端、最复杂的历史决定论者也认为，这些资料不容撼动。诚然，要从记录中消除1914年8月4日那天夜里德国军队越过比利时边境的事实，需要的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奇想，还需要垄断整个文明世界的权力。
然而，这样的权力垄断远非不可想象，而且不难想象。如果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想在这些问题上拥有最终发言权，那么事实真理的命运将会如何，也就不能想象了。这就使我们回到了开篇的疑虑，政治领域的本质可能就是与各种形式的真理开战，因此也就回到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就连对事实真理的承诺都被认为是一种反政治的态度？
相较于理性真理，事实真理不与意见对立。我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所有真理（包括理性真理和事实真理）都有一种断言有效性的方式，这种方式与意见对立。真理本身带有强制因素，专门“道出真理的人”经常有暴虐倾向，这种遗憾与其归咎于性格缺陷，不如说是他们长期生活在一种强制环境下的习惯反应。
诸如“三角形的三个内角等于正方形的两个直角之和”、“地球围绕太阳运动”、“宁可被不公正对待也不做不公正之事”、“1914年8月德国入侵比利时”这样的陈述，在成为真理的方式上有很大不同，但是，一旦被认为是真理，并被宣布为真理，那么它们就不再需要协议、争论、意见或同意。这是它们的共同点。接受真理的人不会因为同意同一命题的人数多寡而动摇。劝服和劝阻都无济于事，因为真理陈述不具有说服性，只具有强制性。
因此，在《蒂迈欧篇》（Timaeus）中，柏拉图在“有能力感知真理的人”和“碰巧持有正确意见的人”之间划清界线。“教导”唤醒了前者感知真理的“器官”（这当然意味着不平等，可以说是一种温和的强迫形式）；至于后者，他只是被“说服”了。柏拉图说，前者的观点不可动摇，而后者总是可以被说服来改变他们的想法。
里维耶尔的梅尔西埃（Mercier
de la Rivière）曾经对数学真理的评论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真理：“欧几里得是一位真正的专制者，他传世的几何原理是真正的专制法则。”大约一百年前，格劳秀斯（Grotius）以同样的方式希望限制绝对君主的权力，他坚持认为：“即使是上帝也不能使二乘二不等于四。”格劳秀斯援引真理的强制性来反对政治权力。借此，格劳秀斯还暗指上帝并非全能，但他意不在此。
这两句话说明，在纯粹的政治和权力视角下，真理是什么样子。问题是，权力是否不仅能够，而且应当由宪法、权利法案和多种权力来制约，就像在制衡制度中那样。用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话说，在制衡制度中，“以权制权”。也就是说，要用产生自政治领域的因素和属于政治领域的因素来制约权力，而不是用来自外部的东西、源头在政治领域之外的东西制约权力，后者独立于公民的愿望和欲望，也独立于最坏的暴君意志。
从政治角度来看，真理有一种专制特性。因此，暴君憎恨真理，他们理所当然地害怕一个他们无法垄断的强制竞争者，而在那些依靠同意而憎恶强制的政府眼中，真理享有相当不稳定的地位。“事实”超越了协议和同意，所有关于事实的讨论都无助于事实的建立，哪怕是基于正确信息的意见交流。不受欢迎的意见可以被争论、拒绝或妥协，但不受欢迎的事实有一种令人愤怒的顽固性，除了单纯的谎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撼动。麻烦的是，事实真理和所有其他真理一样，强制要求被承认，排除辩论，但辩论恰恰构成了政治生活的本质。从政治角度来看，与真理的思想模式和交流模式打交道必然遇上专断，真理不考虑其他人的意见，但考虑这些意见恰恰又是所有严谨政治思想的标志。
政治思想具有代表性（representative）。我从不同观点来思考一个具体问题。我把那些不在我身边的人的观点呈现在我心中来形成一种观点。也就是说，我代表他们。这个代表的过程并不是盲目采信随便哪个人的具体观点，从而从不同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这既不是一个移情的问题（好像我试图成为或感觉像其他人），也不是看哪边人多的问题，而是在我自己的身份中存在和思考。在我思考某个问题的时候，我心中浮现越多人的观点，我就越能想象，如果我在他们的位置上会有怎样的感受和想法，那么我的代表性思维能力就越强，我的最终结论和意见就越有效。
正是这种“扩大心态”（enlarged
mentality）的能力使人们能够作出判断。因此，康德在《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的第一部分中发现了这种能力，尽管他没有认识到他的发现具有政治和道德含义。意见形成的过程由那些在其位思考和使用自己思想的人决定，唯一条件是无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这样才能从自己的私人利益中解放出来。
没有任何意见不言自明。在意见问题上（而不是在真理问题上），我们的思考是真正辨证的思考，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世界的一部分到另一部分，通过各种相互冲突的观点，直到它最终从种种特殊性上升到公正的普遍性。
在这个过程中，具体问题被逼到公开的地方，以便它可以从所有方面，从每个角度来展示自身，直到被人类彻底洞见，从而变得透亮。与此相比，真理的陈述有些晦暗不明。理性真理启迪了人类的洞察力，事实真理必须告知意见，但这些真理虽然从不晦涩难懂，但也并不透亮，它们的本质难以进一步阐释，就像光本身难被照亮。
此外，当我们面对事实和事实真理时，这种晦暗不明最易察觉，也最令人恼火。事实没有任何充分理由来说明它们为何如此。为什么事实非得“这样”而不是“那样”？这种恼人的偶然性简直无穷无尽。
出于事实的偶发性，前现代哲学拒绝认真对待被“事实性”渗透的人类事务领域，也拒绝相信，在构成这个世界进程的一连串事件的“恼人的偶发性”（康德语）中能够发现任何有意义的真理。
任何现代历史哲学都无法与纯粹的事实性和平共处，它太顽固了。现代哲学家们编织出各种各样的必然性（从世界精神、物质条件的辩证必然性到所谓不可改变的人类本性的必然性），以便从人类真正自由的唯一领域清除那种过分随意的“本来可以不这样”（这是自由的代价）的最后残余。
诚然，站在历史的角度回头看，每一连串事件看起来似乎都不可能以另外的样子发生，但这是一种“视觉的”、存在的幻觉。如果现实没有根据定义杀死任何特定情况下原本固有的所有其他潜力，那么就不可能发生任何事情。
换句话说，事实真理并不比意见更不证自明，这可能是意见持有者发现相对容易将事实真理当成另一种意见加以否定的原因。此外，事实证据基于见证者的证词（众所周知，它不可靠），基于记录、文件和纪念碑。但所有这些都可以伪造。那么，在发生争议的时候，人们只能援引其他证人。在没有第三方证人或更高一级证人的情况下，解决争议的通常做法就是服从多数，以多数人为准。也就是说，解决真理纠纷的方式和解决意见纠纷的方式如出一辙。这是一套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程序，因为没有任何办法防止多数人做伪证。换句话说，面对意见的敌对立场，事实真理和理性真理一样脆弱。
我曾指出，在某些方面，道出事实真理的人比柏拉图式的哲人更惨。他们的真理没有超验的起源，甚至不具备自由、正义、荣誉和勇气等政治原则的相对超验品质，本来这些都可以激发人类行动，并体现在人类行动中。
我们现在注意到，这一不利因素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它的后果不仅关乎“道出真理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关乎真理存亡的概率。人类行动的灵感和表现可能无法与真理令人信服的证据相提并论，但正如我们所见，它们可以与意见中固有的“说服性”分庭抗礼。
我把苏格拉底的命题“宁可被不公正对待也不做不公正之事”当作一个人类行为的哲学陈述，因此这句话具有政治意义。我的理由一方面是这个句子已经成为西方道德思想的开端，另一方面是据我所知，它可能是一直以来唯一可以直接从具体的哲学经验中得出的道德命题。如果要说还有一个能与之匹敌的道德命题，那就是康德的“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
柏拉图的对话一再告诉我们，苏格拉底的陈述是一个命题（proposition），而不是一个命令（imperative），这个命题听起来如此自我悖谬，它在意见对立的坊间非常容易被驳倒，苏格拉底根本无力证明它，这不仅难以让他的敌人满意，也难以让他的朋友和弟子满意。
对哲学家，乃至对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宁可被不公正对待也不做不公正之事”的道德不比哲学真理更有说服力。只要这个人是一位公民，是一个关心世界和公共福祉而不只是自身好处的行为人（acting being），那么苏格拉底的陈述根本不是真理。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提出保护政治领域，使之免受基督教信仰的侵害。远在马基雅维利之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曾经警告人们，不要让哲学家议政，因为那些人出于职业本能不关心“什么对自己是善的（good）”，所以不能寄希望于他们能够思考“什么对他人是善的”，毋宁说让他们思考“共善”（public good）和共同体的切实利益。
哲学真理关乎人的独特性，它的本质是非政治性。如果哲学家仍然希望他的真理能够战胜众人的意见，他就会失败，而且他很可能从这种失败中得出结论，认为真理无能。这种真理的意义就好比数学家无法“化圆为方”，却哀叹圆不是方。
然后，哲学家可能会像柏拉图一样受到诱惑，去争当哲人暴君。他可能会建立一个“真理”的暴政，就像各种政治乌托邦那样。当然，从政治角度讲，这些暴政和其他形式的暴政如出一辙。如果哲学家的真理在没有暴力的帮助下获得了胜利，仅仅是因为人们碰巧同意它（这种可能性稍小），那么他将赢得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这样一来，真理的盛行不归功于它本身的强制性，而是归功于多数人的同意，但这些人明天可能就会改变主意，去同意别的东西，曾经的哲学真理就会因此变成单纯的意见。
然而，哲学真理本身带有强制因素，它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会诱惑政治家，就像意见的力量可能诱惑哲学家一样。因此，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杰斐逊（Jefferson）宣布某些“真理不言而喻”，因为他希望将革命者之间的基本共识置于争议和争论之外，让它们成为“数学公理”，它们应该表达“人民的信念”，“不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而是不由自主地遵循向他们灌输的证据”。
然而，“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杰斐逊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让步了。“人人生而平等”不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而是离不开“我们”的协商和同意。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平等”不是“真理”，而是一个“意见”问题。
苏格拉底那句话“宁可被不公正对待也不做不公正之事”不是一种意见，而是声称真理。尽管人们怀疑它是否产生过直接的政治影响，但它作为一种道德戒律确实对实际行为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影响。只有对信徒群体有绝对约束力的宗教戒律才能要求得到更大的认可。这一事实难道不与普遍接受的哲学真理的无能构成显著矛盾吗？
既然我们从柏拉图对话中得知，每当苏格拉底试图证明这句陈述时，他对朋友和敌人都没有说服力，那么我们必须问自己，这句陈述如何获得了至高的有效性？显然，这源于一次相当不寻常的说服。苏格拉底决定把自己的生命押在这个真理上，不是在他出现在雅典法庭上的时候，而是在他拒绝逃避死刑的时候，他要树立一个榜样。
这种言传身教确实是哲学真理能够不被歪曲的唯一“说服”形式。同理，哲学真理只有在设法以榜样的面目示人时，才能“实用”，才能在不违反政治领域规则的情况下激发行动。
这种将理论性或推测性的陈述转变为典范性的真理，是只有道德哲学才能实现的转变。对哲学家来说，这是一种临界体验，树立榜样，以他唯一能做的方式“说服”众人，此时他已经开始行动了。
今天，几乎没有哲学陈述（无论多么大胆）会被如此认真对待，不再危及哲学家的生命，这种让哲学真理在政治上得到验证的罕见机会也消失了。然而，在我们的语境中，我们更要注意到，这种可能性对于道出理性真理的人来说确实存在；而在任何情况下，它对道出事实真理的人来说都不存在，并且情况更糟。
事实陈述不仅不包含人们可以据以行事并让它在世界中显现的原则，而且事实内容本身也拒绝这种验证。一个道出事实真理的人必然失败，哪怕他愿意把命押在这件事上。他会在行动中展现出勇气和执拗，但他没办法让真理显现出来，也无法表达他忠于真理的品质。为什么？因为一个说谎的人也能凭借巨大的勇气坚持他的谎言，在政治领域，这个人可以在被爱国主义鼓动的时候说谎，也可以偏心某些团体的时候说谎。***
事实真理的对立面既不是谬误，也不是幻觉和意见，而是有意的谎言。这是事实真理的特征。谬误当然不罕见，甚至很常见，但在谬误中，事实真理和科学真理、理性真理并无不同。关键在于，有另一种事实，那就是有意的谎言。有意的谎言不是命题，因为无论对错，命题都需要道出实情。一个事实陈述（德国在1914年8月入侵比利时）只有被放到一个阐释的语境中才能获得政治意义。但是，这个命题的反命题（也就是不懂得重写历史的克里孟梭认为荒谬的那个命题）不需要任何语境就能具有某种政治意义。显然，反命题显然是一种改变记录的尝试，因此它是一种行动的形式。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说谎者身上，因为他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假话站住脚，所以他不坚称自己的言论是福音般的真理，而是假装是他的“意见”，他声称自己有宪法赋予的权利。这是颠覆性团体惯常的做法，他们在政治不成熟的公众中产生相当严重的混乱。模糊事实真理和意见之间的分界线，是说谎的多种形式之一。所有说谎形式都是行动的形式。可以肯定，就行动而言，有组织的谎言是一种边缘现象，但麻烦的是，它的反面仅仅告知了事实，但没有导致任何行动。在正常情况下，它甚至愿意接受事物的原貌。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政治组织可以合法利用事实的披露，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提请公众注意事实问题会大大鼓励和加强民族和社会团体。忠于真理从来不算政治美德，因为它对世界和局面的改变没有什么贡献，而这种改变是最正当的政治活动。只有当一个社会开始有组织地在原则上说谎，而不仅仅是在具体问题上撒谎时，忠于真理才能不受权力和利益的扭曲，成为首要的政治因素。在每个人都对重要的事情撒谎的地方，说真话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不管他是否知道）。他也卷入了政治事务，因为只要他能活下来，他就已经改变了世界。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快又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令人讨厌的不利地位。我在前面提到了事实的偶然性，情况总是变来变去，因此事实本身之于人类思想没有任何自证性和可信性。由于说谎者可以自由塑造他的“事实”，以适应听众的利益、乐趣乃至期望，所以他有可能比说真话的人更有“说服力”。其实，说谎的人一般都有可信度，他们的论述听起来更符合逻辑，因为意外因素已经“仁慈地”消失了，而意外曾经是事件的主要特征。用黑格尔的话说，不仅是理性的真理让常识蒙羞，现实也经常冒犯常识推理的合理性，就像它冒犯利益和满足一样。
我们现在必须把注意力转向相对晚近的、大规模操纵事实和意见的现象，因为它在改写历史、制造形象、修改切实的政府政策，它们无处不在。传统的政治谎言在外交史和国策史上非常突出，关乎真正的秘密，比如从未公开的资料和企图。无论如何，这些都不具备与已完成的事实相同的可靠性。就像一切仅仅发生在我们内心的事情一样，意图只是潜在的东西，而想要成为谎言的东西最终总是会变成事实。
相比之下，现代政治谎言有效解决了那些根本不是秘密，而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显然，他们在那些见证者的眼皮底下改写当代历史。所有可能损害形象的、已知的既定事实都可以被否认和忽略。形象与旧式肖像不同，不是为了奉承现实，而是为现实提供一套完整的替代。这种替代物依托现代技术和大众传媒而存在，比过往更容易进入公众视野。此外，传统的谎言只涉及细节，并不打算欺骗所有人；传统的谎言针对敌人，也只打算欺骗敌人。
有两点限制了对真理造成的伤害。事实总是发生在语境中。一个具体的谎言也是一个不试图改变整个语境的谎言。可以说，这个具体的谎言在事实的结构中撕开了一个洞。每位历史学家都知道，一个人可以通过观察不协调、漏洞或者修补过的地方来识别谎言。只要整个肌理保持完整，谎言最终都会自动显现出来。第二点限制涉及那些从事欺骗的人。他们曾经属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小圈子，他们之间仍然能够知晓和保守真理。他们不可能成为自己谎言的受害者。他们可以欺骗别人，但不欺骗自己。
然而，在我们今天面临的事实操纵中，古老的撒谎艺术的这两种限制显然都不存在了。那么，这些限制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自欺欺人已经成为形象制造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为什么对世界和说谎者本人来说，如果他被自己的谎言欺骗，会比他仅仅欺骗他人更糟糕？有什么道德上的借口能让一个说谎者厌恶说谎，以至于他必须笃信自己的谎言，就像《暴风雨》（The Tempest）中的安东尼奥（Antonio），必须让自己的记忆负罪，而成为相信自己谎言的人？
最后，也许最令人不安的是，如果现代政治谎言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们需要完全重新安排整个事实的结构（就像制造另一个现实一样，它们将毫无缝隙、裂痕或痕迹地融入其中，就像事实融入它们自己的原始环境一样），那么，是什么阻止了这些新的故事、形象和“非事实”成为现实和事实性的充分替代品？
这种完整性和潜在的终结性是以前时代没有的东西，是现代人操纵事实产生的危险。即使在自由世界里，政府还没有垄断能够决定和告知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的权力。巨大的利益组织已经普遍形成了一种合乎理性的思维框架，这个框架在过去只限于处理外交事务，充其量只限于迫在眉睫的危险情况。
政府层面的国家宣传已经从商业操作和麦迪逊大道的营销方法中学到了很多窍门。为国内消费而塑造的形象与针对外国对手的谎言不同，它可以成为每个人的现实，首先是形象塑造者自己，当他们还在准备他们的“产品”时，还沉浸在对受害者数量之巨的想象中。
毫无疑问，这些谎言形象的始作俑者“激发”了潜在的说谎者。他们想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上欺骗敌人，结果却让整个社会甚至整个国家都依循谎言编织的罗网来寻找前进的方向，这原本是说谎者的领袖们渴望拿来针对敌人的东西。被欺骗的群体和欺骗者本人都渴望保持宣传形象的完整性。然而，这种形象受到威胁的与其说来自敌人和真正的敌对利益，不如说来自群体内部那些设法摆脱谎言魔咒的人，那些人总是谈论着不那么符合形象的事实和事件。
当代历史中充满了这样的例子。道出事实真理的人被认为比真正的敌人更危险，甚至更有敌意。这些反对自欺欺人的论点不能与“唯心主义者”的抗议混为一谈，不管他们的优点是什么，他们在原则上反对说谎，反对欺骗敌人的古老技术。
核心的政治问题在于，现代自欺欺人的技术有可能将外部问题转化为内部问题，从而使国际或集团间的冲突回旋到国内政治舞台。“冷战”双方的自欺欺人不胜枚举，但显然它们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批评大众民主的保守派人士经常表达这种政府形式给国际事务带来的危险，但他们没有提到君主制或寡头制的危险。他们表明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完全民主的条件下，不存在没有自欺欺人的欺骗。
在当今遍布全球、覆盖多国的传播体系下，没有一个国家能把自己的“形象”塑造得天衣无缝。所以“形象”很短命。形象的大厦坍塌之后，现实就再次袒露在公众面前。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事实碎片的不断冲击将瓦解与冲突形象相关的宣传战。
然而，这并不是现实对那些敢于违抗它的人进行报复的唯一方式，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方式。即使在一个世界性的政府或其他某些现代版本的大同世界下，形象也很短命。这一点在极权主义政府和一党专政的相对封闭系统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哪怕这类政府和政党确实是迄今为止保护意识形态和形象不受现实和真理影响的最有效机构。
人们经常注意到，洗脑带来了一种最可靠的长期结果，那是一种奇特的犬儒主义（cynicism），人们绝对拒绝相信任何事情的真相，无论这种真相被塑造得多么好。换句话说，以谎言取代事实真理的一贯做法，结果不是谎言被接受为真理，真理被诋毁为谎言，而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方位感被破坏了。
面对这种麻烦，我们没有任何补救措施。这只是所有“事实性现实”的另一种偶然性，让人不安。在人类事务领域中实际发生的一切都可能是另一种样子，所以说谎的可能性无穷无尽。但是，这种无限性会导致谎言的覆灭。说谎者偶尔才会发现，他能够坚定不移地坚持某个具体的谎言。那些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调整形象和故事的人，会发现自己漂浮在广阔的海上，从一种可能性漂移到另一种可能性，无法坚持他们自己编造的任何一套谎言。他们远没有实现对现实和事实性的充分替代，而是将事实和事件重新转化为它们最初出现的潜在性。不断说谎的人好比脚下的大地被抽走，站不住。
用蒙田（Montaigne）的话说：“如果谎言和真理一样只有一副面孔，那么我们更应该清楚我们与谁为伍，因为我们应该相信骗子告诉我们的相反的东西。相反，真理的背面是数不尽的样子。”
我们的方向感和现实感所依赖的一切都在颤抖摇摆，这种体验是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们最常见和最生动的体验。显然，权力手中的“事实”不可靠，但这里的重点是，权力因其本质永远不可能产生替代事实的安稳，因为事实已经成为过去，已经去到我们无法企及的层面。
事实顽固地维护着自身，它如此顽固，又如此脆弱，顽固和脆弱奇妙地关联在一起。事实和人类行动一样，是泼出去收不回来的水。事实的顽固性高于权力，也不像权力那样转瞬即逝。人们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这样就有了权力，但一旦目标消失或旁落，权力也就会随即消失。转瞬即逝的权力并非追求持久性和可靠性的工具。权力手中的事实和真理不可靠，甚至权力手中的非事实和非真理也不可靠。
事实上，对事实的政治态度必须走在一条非常狭窄的道路上，一方面把它们当作某些必要的发展的结果，人们无法阻止它，因此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是否认它们，试图把它们从世界中抹掉。
最后，我回到了我在开篇提出的问题。真理虽然无能，在与权力的正面冲突中总是被打败，但它拥有自己的力量。无论那些当权者想出什么办法，他们都无法发现或发明一个可行的替代品。劝说和暴力可以摧毁真理，但无法取代真理。
这一点适用于理性真理和宗教真理，更适用于事实真理。像我这样，从真理的角度看政治，意味着把自己的立场放在政治领域之外。这个立场是“道出真理之人”的立场。如果他试图直接干预人类事务，辅以劝说和暴力，他就会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和所讲内容的有效性。
我们现在必须把注意力转向这一立场及其对政治领域的意义。政治领域之外的立场（在我们所属共同体之外）被明确描述为各种离群索居的模式之一。在“道出真理”的存在模式中，最突出的就是哲学家的离群索居、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孑然一身、历史学家和法官的秉行公正，以及事实调查者、证人和记者的独立性。
这些独立存在的模式可能大相径庭，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只要其中任何一种模式持续存在，就不可能有政治承诺和对某项事业的坚持。诚然，人们都有这些存在模式，只有其中一种存在模式被采纳为生活方式时，才会和政治要求相抵触。
自然，我们只有在冲突的情况下才会意识到真理的非政治性，甚至可能是反政治性——“要让真理得以伸张，哪怕世界就要灭亡。”我到现在为止一直强调问题的这一面，但这不可能说明问题的全部。这个维度忽略了某些公共机构，这些机构由当权者建立和支持，这些机构与所有政治规则相反，真理和忠于真理始终是言行的最高标准。
在这些机构中，我们可以看到司法机构，它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包括直接的司法行政部门，受到社会和政治权力的谨慎保护；还有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国家把未来公民的教育委托给它们。
就学术界对其古代起源的记忆而言，柏拉图的学院由城邦最坚定和最有影响力的对手建立。可以肯定的是，柏拉图的梦想并没有实现。学术界从未成为一个“反社会”（counter-society），我们也没有听说大学有攫取统治权的企图。但柏拉图从未梦想过的事情确实实现了。政治领域认识到，除了司法行政所需的公正性之外，它还需要一个权力斗争之外的机构，因为这些高等学府掌握在私人手中还是在公共手中并不重要，它们的完整性和它们的存在总是取决于政府的善意（good will）。
大学里出现了非常不受欢迎的真理，法官们一次又一次地做出了非常不受欢迎的判决。这些机构就像其他真理的避难所一样，仍然面临来自社会和政治权力的所有危险。然而，由于这些地方的存在，以及与之相关的独立的、被认为无功心的学者组织，真理在公众面前流行的机会大大增加了。不可否认的是，至少在宪政国家，政治领域已经认识到，哪怕发生冲突，政治领域的命运也有赖于那些它无权干涉的人和机构。
今天，学术界这种真正的政治意义很容易被忽视，因为职业学校和自然科学部门快速发展，在那里，纯粹的研究产生了许多决定性的成果，这些成果被证明对整个国家至关重要。没有人可以否认大学在社会和技术方面的作用，但这种意义不是政治意义。
历史科学和人文科学应该发现、守护、阐释事实真理和人文文献，它们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相关性。讲述事实真理比记者提供的日常报道要复杂得多，尽管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将永远无法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位，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自己身处何方。诚然，假如媒体要变成“政府的第四个部门”，那么它就应该比司法机构受到更严密的保护，以豁免政府权力和社会压力的伤害。这种重要的、报道信息的政治职能行事于政治领域之外，不涉及、也不应该涉及任何行动和决定。
现实与事实和事件的整体性（totality）不同，事实和事件无法确定。伊萨克·迪尼森（Isak
Dinesen）说：“所有悲伤都可以承受，只要你把它们放到一个故事里，或者讲一个关于它们的故事。”确实如此，她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故事讲述者，在这方面她几乎独一无二，而且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还可以补充说，快乐和幸福也只有在人们能够谈论它们并将它们作为故事来讲述时才变得可以承受和有意义。
只要道出事实真理的人也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就会“与现实和解”。黑格尔这位卓越的历史哲学家把这种和解理解为一切哲学思想的最终目标，而且这确实是所有超越单纯学问的历史学的秘密动力。
历史学家像小说家一样（一部好的小说绝不是简单的构思或纯粹的幻想），必须转化既定纯粹事件的原材料，这与诗人对情绪或心灵运动的转化密切相关，化悲痛为哀叹，化欢欣为赞美。
我们可以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在诗人的政治职能中看到一种宣泄的作用，“清洗”和“净化”所有阻碍人们行动的情绪。讲故事的人（历史学家和小说家）的政治职能是教导人们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
所有这些与政治相关的职能都发生在政治领域之外。它们要求不承诺、不偏不倚，在思考和判断中摆脱自身利益的影响。对真理的无私追求有着悠远的历史，它的起源先于我们所有的理论和科学传统，早于我们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传统。我认为可以追溯到荷马（Homer），他歌唱特洛伊人（Trojans）的事迹，也歌唱亚该亚人（Achaeans）的事迹，赞美敌人、战败者赫克托耳（Hector）的荣耀，也赞美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的荣耀时刻。
在荷马之前，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没有一种辉煌的文明能够以平等的眼光看待朋友和敌人，看待成功和失败。自荷马以来，敌友成败都不再是人的最终判断标准，尽管它们是生命命运的最终标准。《荷马史诗》的公正性在整个希腊历史上回荡，它启发了第一位伟大的事实真理讲述者、“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他的目的是防止“希腊人和野蛮人伟大而让人惊叹的事迹失去他们应有的荣耀”。这就是一切所谓“客观性”的根源。这是一种奇怪的激情，在西方文明之外不为人知，在这里，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知识的完整性。
我在这里从真理的角度来阐述政治问题，因此是从政治领域之外的角度来阐述政治问题，所以我甚至没有提及政治内部之事的伟大和尊严。我说得好像政治领域不过是一个局部利益冲突的战场，似乎除了满足和利益、党同伐异和对统治权的欲望，什么都不算。简而言之，我在阐述政治问题时，仿佛我也相信所有公共事务都由利益和权力支配。如果我们没有义务照顾生命所需，就根本不存在政治领域。
毕竟，事实真理只在人类事务的最低层次上与政治发生冲突，就像柏拉图的哲学真理在相当高的意见和协议层次上与政治发生冲突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政治生活的真正内容。然而，我在这里想说，尽管整个政治领域很伟大，但它有局限。它不能包括整个人类和世界的存在。它受到那些人们不能随意改变的事物的限制。只有尊重自己的边界，这个我们可以自由行动和改变的领域才能保持完整，才能维护完整性和信守承诺。从概念上来说，我们可以把我们不能改变的事实称为真理；从比喻的角度来说，它是我们脚下地面，也是我们头顶上延伸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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