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与中国革命：妇女的社会主义建设（1949-1978）Women and China’s Revolutions: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of Women, 1949-78
作者：贺萧（Gail Hershatter，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历史系）
来源：同名著作（Rowman & Littlefield，2018）第八章，部分段落因平台审查有删节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也带来了近三十年政治压迫和战争下的妇女动员经验。1949年后，妇女的劳动和象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愿景的核心。社会主义发展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1978年经济改革开始。对这一时期的许多描述都集中在党内斗争、对知识分子的排挤和迫害、对阶级背景可疑的成年人的终生污名化、误导性的国家经济举措带来的可怕代价，以及重大政治运动中的动乱。
妇女是否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是，那是哪些妇女，在什么时候？革命过程如何塑造妇女的日常生活，妇女的劳动又如何塑造革命的过程？
尽管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指导着国家政策和国家机器，但它没有统一的社会主义理论可供借鉴，更没有一套已经适合中国特殊情况的理论。社会主义需要临时准备，部分基于苏联经验，但总是需要照顾到实地情况。
党内经常争论“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子”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些争论大多不直接关乎妇女的劳动，因为大家都认为这理所应当。争论也不太关乎妇女的象征，因为大家很早就认为，妇女解放的根本条件已经通过官方承认女性拥有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而成功建立起来。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以下简称“全国妇联”）是一个由党领导的全国性群众组织。在根据地发展起来的组织形式基础上，全国妇联在各级政府都设有分支机构。它的目的是确保妇女的利益得到表达，让妇女了解她们在国家重建中的作用。
但是，党内在“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上发生了分裂。此外，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党内开始争论“中国在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这些都影响了妇女的生活，而性别平等没有明确列入议程。
本章从三场运动开始谈起，这三场运动的目的都是为了稳定家庭——在土地改革背景下进行的《婚姻法》运动；在农村地区引入科学助产的运动；城市反卖淫运动。
接下来，我将讨论在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妇女的动员和不断变化的性别分工。最后我介绍毛泽东时代的两场标志性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没有明确涉及性别问题，但对不同的妇女群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饥荒重塑了农村妇女的生活，“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及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又改变了一代城市妇女的生活。
本章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妇女”和以往所有时期一样，不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世代、地区、民族和教育水平都决定了宏大历史中的哪些事件对妇女生活影响最大。
但是，社会主义时期最深刻的鸿沟也许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鸿沟，这种鸿沟因国家社会主义政策而加剧。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但人们的流动却少得多，因为日益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农民与他们的社区紧密相连。
农民在集体中劳作，收入随着收成的变化而波动，但收入普遍很低，他们唯一能得到的食物来自他们的家乡社区。社会服务（包括教育和医疗服务）在农村地区有所改善，但仍然有限。获得布匹等制成品的机会也很有限。大多数城市居民有工资，更容易上学校和医院，并享有相对稳定的食品、布匹和其他日常用品的供应。城乡差距意味着农业妇女和城市妇女的日常活动并不相同，她们对希望的感知也不相同。本章将关注这些差异。
第二个主题是，妇女的劳动支撑着社会主义建设，但她们的劳动方式没有完全得到承认。社会主义对劳动的描述很少涉及家务劳动。妇女和她们的家庭认为，家务劳动是妇女的责任。
即使妇女在家庭之外承担了新的任务，家务劳动的持续需求也填满了她们为城市工作单位或农村集体劳动的额外时光。农村妇女的任务与城市妇女的任务不同，要求也更高。但对这两类女性来说，她们维持家庭的持续要求并不被视为社会主义迫在眉睫的任务。它被推迟到共产主义的未来，届时，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社会化的家务劳动将减轻妇女的负担。
同时，勤俭持家的家务劳动成为妇女成就的标志，出现在公众讨论中，但也不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贡献。妇女的象征是获得解放，拥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大步走向社会主义的未来，但这种象征与妇女的日常生活和劳动关系遥远。
1950年，党的领导层中的女性提供意见，并制定了《婚姻法》。它宣告了“封建婚姻制度”和“男尊女卑”的终结。它宣布重婚、纳妾、订婚、干涉寡妇再婚、在婚姻协议中索取金钱或彩礼、强迫他人违背自己的意愿结婚为非法。它规定男性的最低结婚年龄为20岁，女性为18岁，并要求向地方政府登记结婚。在双方都希望离婚的情况下，法律允许离婚，在有争议的离婚中要求调解和法院裁决，禁止丈夫在怀孕期间或怀孕后立即与妻子离婚，并规定未经军人同意，军人的配偶不得离婚。
通过颁布这项法律，新的国家领导层希望终结至少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受到饱受批评的婚姻习俗，通过颁发结婚证将国家纳入婚姻的领域，而婚姻以前是家庭的领域。连同向贫困家庭重新分配土地的运动，《婚姻法》表达了党国决心结束如下局面——富人家庭垄断土地、妻妾；贫困妇女被贩卖；贫困男子被雇佣为无地劳动者，他们没有能力结婚。
在全国范围内，《婚姻法》在50年代初复杂的农村形势下遇到了特别多困难。党从外面派来工作组进行协助，而没有经验的地方村级领导正忙于土地改革运动。他们要确定每个村庄每户人家的土地所有权和阶级地位，并将土地和财产从地主和富农手中重新分配给贫农。
土地改革进程包含非常多社会冲突和暴力，而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地方领导人有能力或愿望开展积极的运动来实施《婚姻法》。例如，除非一方要求离婚，否则现有的姘居案件仍被允许，但新的姘居案件被视为重婚，并被禁止。
然而，在某些方面，土地改革带来的新政治环境也有利于婚姻改革。隶属于土地改革工作小组的城市年轻妇女花了大量时间走访每户妇女，动员她们参加政治会议，向她们解释政府的现行政策。
在《土地法》颁布之后，妇女像男人一样获得了分配的土地，尽管所有家庭土地都属共同，而且土地的使用权由户主控制。大会鼓励老年妇女“忆苦”，指责地主和富农的剥削。
这些活动扩大了她们的群体意识和社会可能性，比如许多年轻妇女发现自己不愿意接受家庭安排的婚约。一些人劝说他们的家人解除这些婚约。那些被卖给家庭作童养媳的女孩由未来的公婆抚养，长大后嫁给公婆的一个儿子，如今她们要回到自己的家庭。简而言之，新的《婚姻法》和新的政治环境确实阻止了一些“封建”婚姻的发生。
但是在那些已经支付了彩礼，接了儿媳的家庭中，改革的风险要高得多，因为儿媳可以贡献自己的劳动力并且帮助延续家族的香火。许多年轻妇女在这样的婚姻中并不幸福。毫无疑问，她们中的一些人希望能够摆脱贫困，找到更好的伴侣。
这里存在一组悖论，简言之，一项旨在通过提高农村贫困男子结婚机会来稳定家庭的法律，现在却威胁要破坏这种婚姻，从而破坏了社区的稳定。在农村社区，《婚姻法》常常被称作“离婚法”。公婆和丈夫们一致反对这项法律，对试图行使新兴合法权利的妇女进行暴力胁迫。司法部门表示，从1950年到1953年，每年有7万到8万人因为家庭冲突而自杀或被家庭成员杀害，其中大多数是妇女。
国家批判这些针对意图离婚的妻子的暴力行为。但是，高层领导对如何全面推进婚姻改革存在不同意见，直到1953年，政府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运动，才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宣传《婚姻法》。他们经常与村级领导、家庭成员、邻居和不幸福的夫妇交谈，试图解决婚姻问题，同时坚持把夫妻双方撮合在一起。
一位省级干部在1953年的一份报告中说，某乡长鼓励一对吵架的夫妇通过性生活来改善他们的关系。但他促进婚姻和谐的努力失败了。省级干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允许这对夫妇离婚。事实证明，决心离婚的农村和郊区妇女善于寻找有同情心的地方官员或法官，有时会成群结队地前往远离自己村庄的地方寻求帮忙。仅在 1953 年，就有超过117万件离婚案被诉至法院。
在毛泽东时代，婚姻习俗发生了变化，但时间线比短暂而激烈的国家运动所要求的时间线要慢得多。农村学校的建立和农业的集体化为青年提供了相互了解和培养感情的空间。媒人在正式婚配中发挥作用，父母有关键的发言权——这些仍然是惯例，但是，不经过自己同意就结婚的女性越来越少了。时间来到70年代，新婚夫妇与父母分家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同居婚姻逐渐成为许多农村年轻人共同的希望和期待。
《婚姻法》没有涉及农村婚姻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夫居制度（patrilocality）。也就是说，女儿们在结婚时离开她们的娘家，进入她们丈夫的家，往往去到不同的村庄。她们离开自己熟悉的、有社会地位的社区，进入了陌生的、必须自立的社区。
这种变化并不像婚姻仪式中表达得那样剧烈。在具体做法中，年轻的已婚妇女往往就近结婚，并经常回到她们的娘家，保持密切的情感联系。在某些地区，她们有一半以上的时间继续与父母住在一起，直到她们怀孕。但是，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后果便是，父系地方婚姻的持续存在继续限制了妇女获得政治权力的机会，并在当代产生了广泛的重男轻女现象，这一点将在第九章中探讨。
这个新兴国家一边着手重新分配土地和婚姻，一边解决一个普遍存在的公共卫生问题——大量妇女和婴儿死于分娩。自“南京十年”（译注：1927年-1937年）以来，国民政府还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与土地改革和婚姻改革不同，该运动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
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婴儿由未受过正规培训的农村接生婆接生。一些接生婆在处理臀位和其他难产问题方面拥有多年的经验和丰富的专业知识。但是，这些人普遍使用未经消毒的工具来切割脐带，导致了母亲产褥热和婴儿破伤风的高发病率。1952 年，卫生部估计全国婴儿死亡率为20%。
早在1950年，新成立的“全国妇联”、卫生部和数量极少但受过培训的新时代助产士一起，对农村的分娩方式进行了调查研究。随后，政府对年长的接生婆进行短期再培训，并从村里招募年轻女性培训为新时代助产士。她们都接受了无菌技术的培训。有了这些措施，死亡率大大下降。
年长的接生婆并没有被诋毁为“旧社会”的残余。她们因自己建立的基本保健服务网络而受到重视。在集体化的年代里，除了少数产房，农村妇女在家里分娩的情况还十分普遍。助产士通常是接受过培训并由集体支付报酬的当地农民，负责在农民家里的分娩。
助产运动是一场更大的国家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将最新的科学知识引入基层，并通过改善妇女和儿童的健康状况来巩固家庭。尽管农村妇女对50年代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她们觉得躺着分娩比蹲着分娩更科学），但技术背后的科学观已被广泛接受。
20世纪50年代，中国城市流传着许多女性和生殖的科学知识，但这些知识在半个多世纪后也显得有些过时。比如，国家出版的书籍和文章宣扬着某种信念，认为在婚姻和生育背景下的性生活才是健康和正常的活动，而且男性的性欲总是比女性强，女性的性欲被认为主要是被动的性欲。
1949年，当共产党进军上海和其他大城市时，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城市管理的经验。他们面临的挑战包括猖獗的通货膨胀、流落街头的难民和乞丐、失业和鸦片贩卖。对于新晋的中国共产党城市干部来说，城市里大量的鸨母和妓女是这种混乱的标志，既表明城市道德的腐败，也表明对贫穷妇女的剥削。
对共产党的干部来说，消除卖淫和消除鸦片烟瘾一样，是建立一个强大现代国家的固有要求，以摆脱帝国主义的污点和“东亚病夫”的蔑号。他们下决心要尽早消除卖淫现象，但在上海和其他城市，他们首先必须建立基本的政治控制和城市服务。1951年末，当市政当局采取行动围捕鸨母和妓女时，许多妇女要么已经离开了这个行业，去寻觅城市中的其他工作，要么回到了她们的家乡，因为那里的“内战”已经结束。
不过，对于新政府来说，围捕501名妓女和324名妓院老板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妓院老板被送进监狱或送去劳动改造，妓女则被押送去接受医疗护理、工作培训和思想改造。
像其他许多突然发现自己处于共产党治下的城市居民一样，这些妇女不相信新当局是为了解放她们。她们担心被剥夺生计来源，并被赶出她们原有的社会网络。许多人与她们的鸨母关系密切，她们称呼鸨母为“妈妈”。有些人听到谣言说，她们会被分给共产党的军队，在即将到来的对台军事行动中用作“地雷探测器”，甚至吸干血去给士兵疗伤。
卫生保健人员来到这里为她们抽血，并对她们进行梅毒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的检测，但这并没有减轻她们的恐惧。当上海民政部门的负责人出现在她们面前，向她们致词并宣布她们获得解放时，她们用哀号声来回应他，还把她们的食物托盘掀翻在地。
但最终大多数妇女都接受了新秩序。工作人员不遗余力地用稀缺的青霉素治疗她们的性传播疾病。他们与这些妇女交谈，告诉她们如何接受手术，以及为什么她们应该迎接一种“生产性公民”的新生活。工作人员教她们编织毛巾，生产袜子，并试图与她们在上海或周边县市的家人重新建立起联系。
几年内，所有被监禁的上海妓女都被释放，有了家庭和工作。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妓女可以得到相亲服务，让她们与找老婆的贫困男子配对，或者把她们送到遥远的西北部国有农场，与在那里工作的现役或退役军人结婚。
无论妇女被送到哪里，都是为了让她们重新融入一个“正常的家庭”，这也是为了稳定历经几十年战争的社会。当然，这个过程并不像国有报纸上发表的那些高谈阔论所说的那么容易。
比如，上海市政府于1954年至1955年审查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居委会”）成员，发现有一个委员会的妇女动员工作在由劳动改造的老鸨和妓女负责。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当局轮流把以前的妓女作为需要从“旧社会”（1949年以前的时代总称）的剥削中获得救助的受害者，又同时怀疑她们是破坏分子，可能回到她们的旧方式，或以其他方式破坏革命事业。
革命之前，性交易曾经是上海的一个重要经济部门，也是许多城市社会生活的特点。但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性交易已经变得不为人知了。这清楚地表明，商业性服务，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口贩卖、帮派关系、名妓、站街女郎都是剥削的标志，应与其他半殖民的历史一起扫入尘埃。
婚姻改革的尝试、助产运动和结束卖淫的运动都旨在稳定家庭和生育。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男人能够负担得起婚姻，丈夫和妻子在选择伴侣时有发言权，以提高幸福和长久婚姻的可能性。母亲将能够生下健康的孩子，这些孩子能够存活下来并促进家庭和集体的繁荣。妇女不会被家庭出卖，也不会为了生存而去卖淫。
尽管困难重重，但在经历了多年战争、土匪活动和流离失所之后，稳定的理念深深吸引了广大民众。在社会主义初期，妇女的地位是在家庭中，但她可以被召唤出来，被动员起来从事社会主义生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党的国家当局非常重视在工作场所和邻里之间建立存在感，而妇女是这两个目标的重要参与者。当局在每个市政组织和工作场所都设立了党委，以指导城市管理和经济生产，它是一种“影子政府”。到1953年，中央政府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这是一个仿照苏联模式的经济增长蓝图。老的工厂扩建了，新的工厂拔地而起。
大多数国家投资都去向重工业。重工业部门历来很少雇用妇女。女性进入了传统的男性工作岗位——司机、矿工、技术员、工程师。这些妇女受到了媒体的赞誉。1949年以前女性占主导地位的行业（比如棉纺和织布）也在扩大。许多妇女被吸引到制造业、教育教学、文化生产、卫生保健和城市管理领域。建立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的全国运动，以及有偿劳动队伍中妇女人数的增加，与战时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恩格斯理论相吻合——参与有偿劳动对妇女解放至关重要。
直到1958年，当获得城市户口变得更加困难时，许多1949年以前在城市工作的男子将他们的妻子从农村带过来与他们一起工作。新生儿出生率和存活率都在增加，这让城市人口膨胀。城市社会生活越来越围绕工作“单位”进行。大型单位在公寓楼中提供住房，有时还提供公共的烹饪空间。
工人子女通常在与工作单位相关的学校上学。一些单位有食堂、诊所和儿童保育设施。许多商品和服务都通过党组织分配，包括医保、购粮和自行车的配给，乃至电影票或其他娱乐活动的门票。每周的政治学习会也在工作单位举行，政治运动也在这里进行宣传。
并非所有妇女都住在她们工作的地方，因为住房通常通过丈夫的工作单位分配。许多妇女在小型集体工场从事计件工种或手工业生产，这些工场的工资低于大型国有企业，也不提供全方位的福利待遇。在国有企业中，虽然男女同工同酬，但妇女往往被安排在报酬较低的工作岗位和行业。一些妇女从事间歇性的零工，或定期被动员参加卫生运动，捡拾垃圾，疏通水渠，杀灭害虫。“全国妇联”及其分支机构负责动员失业妇女，让她们了解国家的任务，把她们纳入国家建设的计划。
在单位以外的老旧街区，国家和地方政府招募失业或退休妇女来管理居委会。居委会有自己的办公室，负责传达政策，调解地方纠纷，为邻里提供帮手，总体上是国家的耳目。一些官员认为，1949年以前没有在家庭以之外活动过的妇女会有较少的社会关系问题，而且在政治上比其他城市居民的管理要简单。
政府的宣传经常介绍城市妇女在工业、科学、工程、行政管理和艺术方面发挥的社会积极作用。穿着鲜艳衣服的妇女和获得新消费品的妇女都是“全国妇联”下辖杂志《中国妇女》等出版物的寻常封面。
每每工业增长放缓时（比如50年代中期），国家出版物就会强调妇女的家庭角色和她们的个人魅力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理想的妻子被描绘为对政治事务感兴趣、与丈夫地位平等，却也愿意为给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丈夫牺牲的女性。报刊上的“婚姻和谐”主要指妇女的责任，指养育和维护。
许多妇女热情接受了她们眼中的新社会，这个社会没有对生命和安全的日常威胁，她们的工作也得到了认可和重视。一名妇女在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中幸存下来，在她眼中，西安经营的一家托儿所意味着能为她的下一代提供自己童年时不曾经历过的稳定。她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夜以继日地工作，即使她自己的几个孩子因为无法得到照顾而不得不被送到奶奶那里生活几年。
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妇女们被派往其他地方或农村参加工作小组，这些工作小组时不时被派去做政治工作。她们与家人见面的机会更少。她们很少与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孩子们由祖父母照顾，或者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寄宿学校。
随着新社区围绕共同的工作场所重组起来，社会生活远远超出了家庭的范围，创造了新的联系和刺激。生产运动中有很多针对违规和错误的罚款。在政治会议上，许多运动针对那些来自可疑阶级背景的人或对党的领导提出批评的人。
一些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曾是开路先锋的女性律师、教师和记者，只因为她们不是共产党员就被排挤，她们的才能不被需要，她们的动机受到审查。其他妇女（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作家丁玲）发现自己是党内斗争的牺牲品，在1957年的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成为批判的对象，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兼顾工作、政治学习和家庭成长的要求是城市妇女生活的标准特征，但妇女的双休日（或三休日）没有被问题化。即使妇女在家庭之外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义务被彻底地重构，政府出版物仍在继续宣传一个良好家庭的重要性。家务劳动（做饭、购物、打扫卫生、养育孩子）仍然很耗时，并且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而扩大。
住房数量没有跟上人口的增长，到了60年代，家庭被挤在狭小的居住空间里。家庭不再是国家的基础，也不再是新生活的试验场，而是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附属品。家庭也不再是妇女的专属焦点，因为这种态度可能被视为狭隘、自私和资产阶级的东西。
尽管有这些物质上的限制，而且妇女不容易的家务劳动得不到承认，但对许多城市妇女来说，社会主义初期的岁月仍然是一个开扬的乐观时代。工人享有新的社会认可，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阶层。对于所有城市居民来说，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教育和卫生保健的改善提供了一个诱人的未来。
在农村，妇女的劳动是党提高农业生产的核心。在建国初期，许多农忙季节的农村人口仍然难以为继，吃不饱饭。在一些地区，国家鼓励并资助妇女纺纱和织布等合作社项目。妇女们集中劳动力，生产棉纱和布料，在市场上出售，以帮助她们的家庭维持生计。但这种支持并没有持续太久。在领导人的社会主义构想中，企业和国家开始迅速拥有和控制着生产和市场。1954年，随着国家加强对各种商品购买和销售的控制，地方农村市场萎缩，家庭失去了通过出售妇女劳动产品获得收入的能力。
50年代初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不久，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推动互助组，让邻居们共享劳动力和农具，在农忙时节尤其如此。许多村庄由男性亲属和他们的已婚妻子组成社会网络，在需要的时候，亲属们集中劳动是很常见的现象。但这种变化并不足以刺激农业生产的急剧增长。国家的工业化战略依靠廉价和丰富的农产品来养活城市，产生一些外汇，并为工厂提供原材料。互助组很快被新的劳动组织方式所取代，这些方式也开始改变妇女的日常生活。
首先，从1953年开始，村里的居民区被组织成较低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几十户村里的家庭定期集中使用他们的劳动力和设备。国家加强了对农产品采购的控制，以相对较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农产品，这样一来，其实是农村在一直补贴城市的粮食供应和生产活动。到了1953年底，在收成卖出后，农村家庭得到补偿。大部分收益根据他们提供的土地、设备和牲畜来分配，也有大约20%按照他们的劳动分配。
从1955年底开始，这种组织被较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取代。那是更大的组织，有时是整个村庄的规模，他们被分成不同的小组。分配给家庭的土地私有制被废除了。每个农民每天通过劳动获得一定数量的工分。收获和以前一样，在卖出后进行分配。集体保证每家每户都能得到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自己的成员，但如果家庭成员没有赚到足够的工分来支付这一基本的生活费用，他们可以向集体借款，以后再偿还债务。
动员妇女是国家倡议的重要部分。长期以来，妇女在播种和收获季节一直活跃在田间地头，只是地区不同而已。现在她们被鼓励全年参与集体农业生产，她们的劳动可以帮助提高田地的生产力，并释放一些男性农民的劳动力，让他们在其他集体企业工作，比如机器维修、面粉加工和灌溉工程领域。
一些妇女已经是熟练的农民了，因为她们家里的男人在1949年之前已经去世或去其他地方工作。对这些妇女来说，在田间劳动并不新鲜，但意义发生了变化。如今，她们因农业知识而受到重视，而不是因贫困和他人的眼光而受到羞辱。一些人成为妇女小组长，最熟练的人被选为劳模。
妇女劳模参加地区甚至全国性的会议，在那里，她们见到了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家里，她们是农业技术推广的生动表达，为其他妇女示范如何种植棉花、抵御虫害、在田地施肥、参与政治运动。这些妇女往往识字不多，也不习惯公开演讲，但妇联派出团队教她们识字，教她们如何总结自己的知识，回复她们的信件，记录下她们的日常活动，以便在附近的社区中进行宣传。妇女劳模在国家政策和普通农妇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妇女劳模是为了示范和动员，而不是妇女解放。然而，身为劳模是一种性别化的（gendered）经历。无论男女，劳动模范都要努力工作，创造新的生产技术，但只有妇女劳模能在抚养子女方面做得很好，以母亲般的关怀对待集体的牲畜，与丈夫和公婆保持家庭和睦，因而经常受到称赞。妇女劳模在个人生活中必须不受指摘，不能有闲言碎语，不能是社区闲谈的对象。她们必须完成家庭任务，管理家庭的情感生活，以加强而不是干扰集体生产。
对于所有出来工作的妇女来说，动员使她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土地改革和婚姻改革运动，以及旨在教村民认字的冬校，已然吸引妇女走出家门参加会议和课程。起初，家庭中的长者往往反对让年轻女性参与进来，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可能有损女儿的声誉，或者儿媳经不起外面的诱惑而提出离婚。50年代早期，愤怒的父母和公婆把年轻女性锁起来，把门堵上，不给她们饭吃，对她们进行口头和身体上的虐待——这些故事比比皆是。
工作小组的耐心劝说克服了一些阻力。如今，随着集体化的发展，每一个身体健康的家庭成员都必须在集体的田地里劳动，赚取工分。在这种情况下，不愿意让年轻女性外出的情绪很快就消失了。未婚的女儿和年轻的已婚妇女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同龄人的陪伴下工作和社交，和一群年轻男子打交道。在整个集体生活期间，男女共同劳作和生活，村里妇女的社交世界也扩大了。
然而，对妇女来说，集体生活远非田园诗般美好。首先，妇女的劳动报酬通常低于男性，哪怕她们在诸如采摘棉花或采茶等工作中表现得比男性更好。男性通常每天赚取10个工分，而妇女则赚取7个到8个。每个人的日常工作分配由他们所在生产小组决定，这些决定反映了一种共同的假设——妇女的劳动价值低于男子的劳动价值。即使性别分工迅速改变，妇女承担了新的任务，但这种观念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妇女所做的一切都不如男性所做的价值高。
此外，妇女在集体土地上的工作时间通常比男性短，但她们的实际工作时间更长。她们在照顾完孩子和准备完早晨的饭菜后，很晚才来到田里，并且在中午和晚餐前早早离开，回家做饭。他们经常背着小孩在田里劳动。
也许已婚农妇生活中最繁重的特征是她们从事的隐性夜班劳动。晚饭后到晚间生产计划会议结束后，妇女们在家纺线、织布，为越来越多的孩子们缝制衣服和鞋子。许多村庄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通电，因此这项工作要在油灯的照耀下干到深夜。
几个因素汇集在一起，增加了妇女在集体时代的工作量。首先，她们白天的许多时间都花在了田里，而不是直接从事家务劳动。其次，由于战争的结束、助产技术的改进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的推广，现在有更多的孩子活过了婴儿期。农村地区不容易获得节育措施，尽管妇女经常喝草药和暴力的身体活动来防止或终止妊娠，但这些节育方法并不可靠。
已经过了育龄的年长妇女在集体时代也面临着新的生活需求。那些体力不再允许她们在田间赚取大量工分的妇女，从每天外出务农的媳妇那里接管了照顾孩子的任务。这种家庭分工使儿媳有可能赚取工分，但年长妇女的育儿工作只是没有报酬的家务劳作。
年长妇女也从另一个方面感受到了孙辈的经济负担。一个多代同堂的家庭有许多孩子，但他们太小，无法获得工分，因此必须从其他地方获得资源，以避免向集体借款。在这些不断增长的家庭需求压力之下，一些祖父母正式将他们的家庭与已婚儿子的家庭分离开来（哪怕他们继续住在同一住所）。这样一来，年轻的夫妇就能主要负责为他们自己的孩子提供食物。这种代际间共居的逐渐弱化最终有助于改变农村婚姻的性质，也许还削弱了成年子女对年迈父母的义务感。
妇女生产的衣服和她们在集体时代工作的双休日是必不可少的事物，但并不算作劳动。它既没有报酬，也没有得到公开承认，因为它似乎发生在一个独立于集体的领域。当局专注于动员妇女的农业劳动，并在恩格斯的信念支持下，确信这样做有助于妇女的解放，但他们从未完全正视妇女的隐形劳动在多大程度上支撑起了整个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
“妇女工作”指动员妇女从事田间劳动和其他集体任务，这是村一级的常规职责，由当地妇女执行，执行人往往是村领导层中唯一的女性，偶尔有妇联派出的工作组协助。但妇女工作在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随着对农村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变得混乱，最终导致了国家灾难，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经济严重受损。
短暂而疯狂的“大跃进”时期也是国家唯一一次认真尝试对农村妇女家务劳动的某些方面进行社会化的时期，但开始便是结束。随着“大跃进”的失败和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这个项目被放弃了，家务劳动又回到了家庭，回到了社会的暗面。然而，在饥荒年代，妇女的隐性劳动对家庭生存至关重要。
毛泽东在1958年发起了“大跃进”，他对中国的发展速度感到沮丧，并相信社会重组将释放农民的能量，为经济突破提供动力。尽管党内许多人士对他的战略有严重的保留意见，但农民始终对楼房、电气化和丰饶食物的承诺充满热情。他们接受了毛泽东阐述的愿景，认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就能实现。
在城市和农村，生产单位被合并为大型公社，提供规模化的经济，并结合生产和政府的职能。城市工厂的工作节奏加快了，但重组并没有改变城市生活的大部分方面。然而，农村的变化是根本性的。新成立的农村公社可以和一个县一样大，并有多达几十万人。公社被细分为拥有五千户以上的生产大队，以及可能囊括整个自然村的生产队。
突然间，在公社的管理下，农村人被要求与几十英里之外的人协调他们的日常劳动。许多男女接连几周离开他们的家乡，去从事雄心勃勃的灌溉和道路建设等基础设施项目。男人们搬出去做这些工作，承担起在熔炉中冶炼钢铁的项目（这是扩大和分散工业生产的“大跃进”的一部分），村庄开始遭受严重的劳动力短缺。1958年的收获季节到来了，但在许多地区，粮食都烂在了田里。
从1957年初开始，“全国妇联”推行“三期”政策，规定月经期、妊娠期和哺乳期的妇女应该被分配到附近的旱田里从事轻体力劳动。妇女往往因疲惫和健康问题受到损害，包括流产和许多因产后过快返工而导致的子宫脱垂。地方领导人并不总是重视这些问题，哪怕是那些负责妇女工作的女性领导，也觉得把生产放在首位才最重要。
由于田地里非常需要妇女的劳动，当局对减轻妇女的家庭负担给予了极大关注。政策旨在将膳食、服装生产、助产士服务、儿童保育和面粉制造的领域集体化。如果这些举措能够持续更长时间，可能会深刻改变农村妇女的生活。例如，鼓励生产大队组织年长妇女为在田间工作的妇女提供儿童保育，并按照工分支付这些妇女工资。但是不管有没有儿童看护，妇女们都必须下地干活，这个时期的悲剧故事比比皆是，有的孩子被一直拴在床上，有的走丢，有的溺死，有的在母亲工作的时候被动物咬伤。
最雄心勃勃的政策是在许多生产队建立起了集体食堂（“人民公社大食堂”）。从1958年夏天开始，农民们把他们的食品供应交给生产队，砸掉他们自己的厨房炉子，把他们的炒锅和其他金属制品交给生产队冶炼成钢。一天的工作能保证所有男女劳动者在食堂吃上食物，并为老人和儿童提供特别服务。“大跃进”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李双双》被拍成了电影，就讲述了一位性格爽直的妇女为提高本村食堂的饭菜质量做出了努力。
几个月下来，农民们吃得很饱。许多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吃饱。全国各地传来产量的捷报，人们确信，共产主义的繁荣即将到来。可是，食堂很快就因大跃进带来的更大问题而倒闭。地方领导害怕被说自己落伍，就虚报当地的生产力。基于种种虚报和高层的决断，政府过度征用粮食。缺乏管理经验的干部酿成新制度的行政混乱。此外，国家还要偿还对苏联的一切债务，而苏联在1960年与中国决裂，部分原因也在“大跃进”战略的失败。再者就是自然灾害的影响。
由于食堂的食物供应减少，每天的饭菜开始以萝卜头、树叶和其他边缘营养来源制成的稀粥为主。妇女们与厨师争论公平分配的问题，争论是否可以将部分食物带回家给生病的家人。村民们囤积食物、偷窃食物，相互争斗。在某些地区，他们在国家征用之前就直接吃掉了田里的粮食。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计划被不确定的共产主义未来取代。1959年至1961年的饥荒是建设农村社会主义的最严重后果，也是世界上最灾难性的饥荒之一，半个多世纪后仍有政治争议。
在这种混乱和破坏中，妇女们竭尽所能来维持生命。她们四处搜罗食物。那些擅长织布、绣枕头或制鞋的妇女派她们的男人携带这些产品到更偏远的山区去换取粮食。山区比平原地区的定居点更穷，但山区土地的集体化程度较低，有时仍有粮食储备。许多村庄的有效生产单位缩减为家庭，这种未经授权的非集体化在饥荒缓解后的一些地区持续了数年。国家再次允许家庭耕种私人土地，养猪和鸡供自己使用，所有这些工作都由妇女主导。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收成开始恢复到正常水平，种植业重新活跃起来，妇女在日常田间工作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许多男人转而担任农业的监督和技术职务，在小型工业中工作以支持农业建设，或者成为城镇的工厂合同工。
1966年，自“大跃进”失败以来，毛泽东避开了党的国家机器，呼吁全国青年“炮打司令部”，打击修正主义。他把修正主义描述为偏离阶级斗争和马列主义革命的最初目标。他警告说，党现在由走资派当权者领导，并呼吁批判党的领导层、知识分子和精英们可能的反革命态度。
他的呼吁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学生被毛泽东实现文化转型的愿望打动，同时也对自己的未来前景感到担忧。工厂工人对党政机关支持的专断管理感到不满。农民对基层领导在“大跃进”期间让公社忍饥挨饿感到愤怒。
与“大跃进”一样，“文革”没有专门讲到妇女的地位问题。这一时期的论战和理论研究大多与阶级有关，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反革命阶级的态度会不会传给革命后出生的下一代？是旧资产阶级在中国秘密掌权，还是一个新资产阶级正在出现？
毛泽东要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工人和农民、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别，但不涉及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问题。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被普遍视为次要问题，是一种附带的东西，并注定会随着时间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消失。
在这一时期的党和国家的指令中，性别问题也被淡化了。像许多其他组织一样，“全国妇联”在1966年宣布解散，理由是它充斥着资产阶级思想，反正妇女利益与同一阶级的男性利益没有区别。该组织直到1972年才被重组，即使在那之后，许多城市妇女也认为这个组织与她们再无关系，因为它指向家庭妇女而不是劳动妇女的角色。但与“大跃进”一样，“文革”确实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男性和女性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当时的青年和少年。
“文革”的活跃阶段从1966年持续到1969年。在这一时期，城市中学女生和大学女生与男同学一起组成了“红卫兵”团体。他们撰写大字报，批判领导人和自己的学校。
妇女着装方式标志着她们对阶级的忠诚。红卫兵女学生穿得像男兵，剪着头发，戴着臂章，系着宽腰带。她们对这种军事美学怀有一种使命感。1966年秋天，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在城市街道上抓捕女路人，剪掉她们的辫子、裙子和贴身的裤子，警告违反这种新着装规范的人不要模仿资产阶级的时尚习惯。当王光美因修正主义被拉到一个巨大的政治集会前接受批判时，她被穿戴上夸张的资产阶级女性服饰，讽刺地羞辱她。
“文革”初期的政治行为模式是工人阶级男性的想象。一些年轻的女性红卫兵做一些通常被认为和年轻男性有关的行为来表达她们的政治狂热，对被怀疑是阶级敌人的人进行咒骂和身体虐待。
从“后毛泽东时代”回顾那些年，这些女性还能忆起当年的冒险、兴奋和惶恐，因为她们见到了毛主席，旅行让青年男女都感受到了中国的辽阔，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成人的监督，而这是他们在正常年月不会遇到的事。尤其对年轻女性来说，这段政治活动和旅行意味着摆脱了家庭和学校的约束，而之前几代的年轻女性很少有此般经历。
她们还会想起“上山下乡”的经历。这些年轻女性被分配到国营农场或生产队。就这样，城市青年男女学会了新的技能，而且很多是体力劳动的技能。他们亲身经历了城市和农村之间在教育和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因为即使是中学生的他们也比大多数农村人受过更好的教育。一些接受过“再教育”的青年很快就被调离了田间工作，从事会计和教学工作。
在年轻女性的故事中，有七个主题反复出现——农村生活的艰辛；她们学习骑马或掌握农活时的兴奋；她们感觉到同龄的农村妇女受到比她们更强的“封建”束缚；她们定期开展反对性别分工和工分差异的运动；她们发现农民往往根本不是出于革命理想或阶级忠诚参加运动；她们试图通过传阅小说来打发无聊；她们不断增强个人能力和自立意识。有些人还提到了在青春期、性吸引力、性行为和意外怀孕方面的困境，她们几乎没有成人或同龄人的指导，有些人还谈到了性侵的情况。
当来自城市的年轻妇女在这些陌生的农村环境中寻求自我立足时，她们可以借鉴一些特别针对妇女的宣传口号。其中一个是1956年首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热情赞誉：“妇女能顶半边天。”另一个口号是毛泽东从一群年轻女性游泳者身边经过时，随口说的一句话：“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译注：见1965年5月27日《人民日报》通讯《毛主席刘主席畅谈十三陵水库》）他随口一说便被全国转载，成为对妇女解放的标准宣言。在这里，成就的标准是男性。这句话确实在中国的报刊上广泛流传，是一种鼓励，妇女可以而且应该与男性一样为革命作出贡献。
国家承认妇女潜力的第三种方式是对“铁姑娘”的认可。她们是山西省大寨生产队的一群年轻农妇，在1963年的一场洪水中，她们与男人一起不知疲倦地工作，拯救庄稼。大寨后来成为全国农业的典范，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铁姑娘队”。她们执行妇女以前从未尝试过的英勇任务，包括修理高压线等等。
“铁姑娘队”主要由未婚妇女组成，从而避开了妇女在婚后时间上的多重需求问题。70年代末，随着中国进入“后毛泽东”的改革时代，铁姑娘反而成为讽刺的对象，证明毛泽东时代期望女性从事与男性相同的工作，违反了“自然的”性别分工（见第九章）。
最后，“文革”时代的妇女可以在毛泽东妻子江青的赞助下创作的八部样板戏（和几部芭蕾舞剧）中看到她们的英雄形象，江青的政治权力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顶峰。这些作品的情节通常集中在与帝国主义敌人和国内阶级敌人的斗争上。例如，《白毛女》中的女主人公在被地主抢走并遭到性侵，之后逃到一个山洞里，后来在八路军的保护下现身。《红色娘子军》是根据30年代初红军里一支女兵部队的经历改编的故事。
在许多这样的作品中，妇女的政治意识觉醒由男性党委书记来引导。他们树立了正确的行为榜样，并就革命的要求提供了温和但严厉的指导，劝阻妇女不要突然寻求个人复仇。“文革”期间没有文化作品涉及社会主义下持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它们向妇女传授的主要信息并不新鲜，阶级分化是根本，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阶级压迫，解放的道路是与男人一起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
不过，即使在国家很少关注或改善性别不平等的情况下，农村妇女的生活在70年代也得到了改善。比如，“文革”中改善农村教育的举措，以及安插训练有素的“赤脚医生”以扩大医疗服务范围的举措，都使妇女受益。农村电气化的缓慢普及也是如此。
在这一时期，集体农业和小规模工业成功跟上了人口增长的步伐，这是一个重要的成就。妇女在田间和农村小工厂赚取收入。婚恋方式继续朝着让年轻女性在挑选配偶方面有更多发言权的方向发展。年轻夫妇在结婚时更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家庭，年轻的已婚妇女受到公婆的制约也减少了。农村妇女生活中最深刻的改善并不源于“大跃进”的乌托邦主义或“文革”的高度政治化，而是得力于农村社区基层生产力的稳步提升。
1974年，随着毛泽东健康状况恶化，党的最高领导层中的各派开始争夺控制权，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发起了一场“批林批孔”的运动。孔子是古代圣贤，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批评。在批判孔子的过程中，评论员用了大量时间来讨论中国古典政治思想中的年龄和性别等级问题，这些问题在许多日常社会实践中都持续存在。这场运动提出了彩礼、儿童护理集体化、男性义务参与家务劳动的需求，甚至是母系社会婚姻的可能性问题。但这场与江青密切相关的运动很快就宣告失败。1976年，江青在毛泽东去世后被捕，并接受了审判。
民众对江青的批判带有明显的性别色彩，认为她红颜祸水，认为当一个女人夺取政治权力时，就会造成混乱。她有时被描绘成一个被分成两半的女人，一边穿着革命军装，另一边则穿着裙子和高跟鞋。这种分割意味着虚伪，说她是试图像军人一样夺取权力的女人，却暗地里迷恋资产阶级生活。她的政治关切被指责为纯个人行为，而她在审判中声称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我就咬谁”，这句话被后世嘲笑。
江青之后，人们拒绝接受“文革”中的女性行为模式——好战、激愤、在男人的领域里努力做到和男人一样好。在毛泽东时代，一系列的动员、口号和文化表达方式都针对妇女，鼓励她们在家庭领域之外积极运动，认识到男女平等。
这是由国家发起的话语，在对待妇女的问题上具有工具性，但在承认妇女劳动和新兴不平等方面还不太足够。然而，它也是一种强有力的表述，塑造了许多在毛泽东时代出生和长大的妇女的自我认知和希望。作为年轻女性，她们不认为性别是不平等、差异或社会问题的轴心。随着经济改革的开始，“文革”时期的妇女“英雄形象”被一种更加复杂、更多元却更矛盾的性别观取代了。【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