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的理论：二元性、能动性和变化
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
作者：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 Jr.，芝加哥大学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CHICAGO]：Sewell, William H. “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no. 1 (1992): 1–29.
“结构”（structure）是当前社会科学词汇中最重要、最难以捉摸的术语。这个概念不仅在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等学派中处于核心地位，在社会科学思想的方方面面都是如此。但是，一旦社会科学家无法离开“结构”这个术语，那么我们也无法充分定义这个概念。许多人肯定都有这样的经历——被一个“天真的”学生问到，“结构”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发现，如果不提到“结构”这个词本身，或者提到这个词的变体，就很难给这个词下定义。有时，我们会找到一个貌似接受的同义词——比如“模式”（pattern），但所有这样的同义词都缺乏“结构”这个词的修辞力量。当需要表达一种强大、重要的关系时，把它称为“结构”当然比称为“模式”更有说服力。结构把权力赋予它指定的东西。主格意义上的“结构”总是隐含着及物意义上的“结构”。无论我们把社会生活的哪个方面定义为“结构”，都被定义为“结构着”（structuring）社会存在（social existence）的其他方面——“结构着”政治的阶级、“结构着”就业机会的性别、“结构着”文本和言辞的修辞惯例，“结构着”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结构在社会科学话语中是一种强大的隐喻手段，将复杂的社会现实解释为整体。这个词在社会科学中很常见。事实上，结构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而是一种社会科学和科学话语的建构和认知隐喻。正因如此，没有任何正式的定义能够成功确定这个词的意义，尽管理论家们努力定义它，但“结构”的隐喻在社会科学知识的构成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这个术语目前的使用中存在三个问题，使得对结构的意义进行自觉的理论研究似乎很重要。最根本的问题是，结构或结构主义的论点喜欢假定社会生活中过度僵化的因果决定论。那些被命名为“结构”的社会存在特征往往被具体化，并被视为主要、坚实、不可改变的东西，就像建筑物的大梁，而由它们构成的“事件”（event）和“社会进程”（social processes）往往被视为次要、肤浅的东西，就像摩天大楼的外墙，是“硬结构”约束之下的可变之物，是建筑物大梁定义的办公室布局。人类行动（action）的效力——能动性（agency）迷失在了“结构”的语言中。在社会科学的话语中，结构往往被认为不受人类行动的影响，它与构成社会生活经验表面的活动和动机分开存在，却决定了它们的基本形态。社会科学被困在一个未经审视的“结构”隐喻中，这往往会把行动者降格为“聪明的程序化自动装置”。与“结构”概念密切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结构”让人很难阐述“变化”（change）。结构的隐喻意味着稳定。因此，结构的语言很容易被用来解释社会生活如何被塑造成一以贯之的模式，却不适合解释这些模式如何随时间而变化。在结构的话语中，“变化”通常位于“结构”之外，要么诉诸历史的终结，要么诉诸“崩溃”（breakdown）的概念，要么去谈系统的外生影响。因此，从“稳定”的问题转向“变化”的问题需要认识论的转变（epistemological shifts）。第三个问题很特别——在不同的社会科学论述中，特别是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结构”一词的使用相互矛盾。社会学家通常将“结构”与“文化”（culture）作对比。在惯常的社会学用法中，结构被认为是“坚实的”、“物质性的”东西，因此扮演着主要和决定性的作用；文化则被视为“柔软的”、“精神的”的东西，因此扮演着次要和衍生的作用。相比之下，遵从符号学的社会科学家（尤其是人类学家）将文化视为结构的首要场所。在典型的人类学用法中，“结构”一词指文化领域，除非它被形容词“社会”修饰。以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等社会学家持这样的观点，他们属于各自学科领域的“结构主义者”。简而言之，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喜欢以截然不同、其实是互不相容的方式来看待“结构”的性质和地位。鉴于“结构”概念的上述种种问题，我们很想得出结论——这个词应该被丢弃掉。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结构是一个修辞上非常强大、无所不在的术语，任何废除它的做法都是徒劳的。此外，“结构”的概念确实指涉社会关系中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亦即关系模式的再生产，而且使参与关系的行动者（actors）没有意识到这些模式的再生产。在我看来，“结构”的概念既不能也不应该从社会科学的话语中消失。但我们确实需要重新思考这个概念。本文将尝试发展一种结构理论，以克服该概念在社会科学中常见的上述三个主要弱点。第一，承认社会行动者的作用；第二，构建“结构”概念“变化”的可能性；第三，克服“结构”的符号学和唯物主义观点之间的分歧。我的办法是，从我认为最有前景的现有表述开始，也就是从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的二元性”（the duality of structure）概念。在论证的稍后阶段，我将使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habitus）概念，并通过批判、重建和阐述来发展一套更充分的理论。在最新的社会理论中，安东尼·吉登斯不断对“结构”进行重新概念化。他从70年代中期开始就坚持认为，结构一定具有“二元性”。他的意思是，结构“既是构成社会系统的实践媒介，也是实践结果”。结构塑造了人们的实践，但也正是人们的实践构成了（和再生产）结构。基于这种观点，人的能动性和结构绝非对立，而是互为前提。“结构”的建立者是吉登斯所谓“有认知的”人类行动者，也就是那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何做的人；同时，这些人通过实践他们必然的结构化知识来采取行动。因此，“结构决不能被简单概念化为对人类能动性的限制，而是使其成为可能”。这种将人类能动性视为“有认知”和“能够”的概念，意味着人们可以将他们在结构上形成的能力以创造性或创新性的方式发挥作用。而且，只要人数做够多，甚至只有少数有足够权力的人，都能以创新的方式行动，而他们的行动会产生改变结构的效果。正是这种结构赋予了他们行动的能力。因此，吉登斯把他的理论称为“结构化理论”（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这并非偶然，这个新词表明，“结构”必须被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身为一位在理论上有自我意识的社会史学家，我发现我和吉登斯的“结构二元性”概念特别合拍。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许多优秀的社会史研究都采用了与吉登斯非常类似的理论。社会史学家在研究中极大改变了他们在60年代到70年代热衷的、来自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结构”概念。尽管他们在写作时可能更多出于职业本能，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理论考量，但社会史学家已经证明，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结构”都具有“二元性”。历史主体的思想、动机和意图如何被他们所处的文化和社会制度构成？这些文化和制度如何被这些主体的结构性行动（塑造和约束）再生产？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主体如何能够（或被迫）以结构性塑造的方式进行“即兴创作”或创新，从而大大重构构成他们的结构本身？吉登斯的立场基于理论批判，把将现象学（phenomenology）、交互论（interactionism）和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与马克思（Marx）、涂尔干（Durkheim）和韦伯（Weber）协调起来。他对社会史学家的研究没有太大兴趣，但我相信吉登斯的“结构二元性”概念在理论上支撑了社会史学家（以及近年来许多历史社会学家和历史人类学家）的实际研究。尽管吉登斯的理论充满了希望，它却存在着严重的漏洞和逻辑缺陷，这些缺陷在该理论的频繁重述中一直存在。最重要的是，“结构”这个吉登斯理论的核心术语非常模糊。与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不同的是，他并非完全没有定义这个术语，但又让它在读者的头脑中自行发酵，按惯例去理解它——尤其在《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1979）中，他用大量篇幅讨论了“结构”这个术语，但我不认为他在那里或其他地方阐述的结构概念足够清晰或有力，因此不能当作一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吉登斯在一些地方正式定义了“结构”，包括在《社会的构成》（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中：结构。规则（rules）和资源（resources），递归地牵涉到社会系统的再生产中。结构只作为记忆的痕迹而存在，是人类知识性的有机基础，并在行动中体现出来。
这个远非具体的定义需要一些额外的解释。“规则和资源”——看起来很简单，但相当晦涩难懂，必须进行详细讨论。那么，让我们从定义的其余部分开始。吉登斯的措辞很玄妙，但意义相对直接。吉登斯所说的“社会系统”指在经验上可以观察到、相互交织、相对有界限的社会实践，这些实践跨越时间和空间，将人们联系起来。社会系统包括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所指的“社会”，但也包括比民族国家更大（如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更有限（如邻里社区）的社会单位。吉登斯认为，社会系统的存在离不开构成它们的实践，而这些实践通过结构的“递归”（重复）来再生产。结构不是构成社会系统的模式化社会实践，而是模式化这些实践的原则。这么说来，结构只具有所谓的“虚拟”存在，并不具体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只是“记忆的痕迹，知识性的有机基础”（只是寄存在人类大脑中的观念或模式），“在行动中实例化（instantiated）”（付诸实践）。所以，结构是“虚拟的”，在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被付诸实践。但这些结构由什么组成呢？根据吉登斯的定义，它们由“规则和资源”组成。吉登斯的规则概念主要来自法国结构主义。这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和《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Central Problems of Social Theory）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两本书中，他大量提到经典结构主义与索绪尔（Saussure）语言学的相似性。吉登斯把“结构”和“实践”之间的区分比作索绪尔在“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之间的区分。根据这种相似性，结构之于实践，就像“语言”（使语法句子的产生成为可能的抽象规则）之于“言语”（言说或具体句子的产生）。因此，“结构”和“语言”一样，是虚拟存在的规则组合；实践和言语一样，是这些规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行动。对于一个法国结构主义者来说，结构是这些规则的组合。例如，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认为，结构指的是使二元性得以组织为神话的一套规则。在《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中，吉登斯肯定他的“结构”概念与列维-斯特劳斯的概念之间具有相似性。但他也试图将自己与法国结构主义者区分开来，部分原因是他坚持认为，由于结构“束缚”了时间和空间，它们必须被概念化——不仅概念化为“规则”，也概念化为“资源”。然而，吉登斯对“规则”的讨论没有结束，而且他没有举出任何真正的例子，说明社会实践所依据的“规则”。我们从《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中得知，规则是虚拟的，它们以某种方式产生社会实践和社会系统。在《社会的构成》中，吉登斯从列维-斯特劳斯式的“规则”概念出发，走得更远。现在，吉登斯又从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那里得到了启发。他对“规则”的定义很简单，在我看来却很有前景：“让我们尊重社会生活的规则，把它们作为适配社会生活之制定/再生产的一般化程序。”这种“普遍化”程序当然可以包括列维-斯特劳斯的“变化”（transformation）规则，但它也可能包括更广泛类型的规则。然而，吉登斯并没有把他心目中的各种“程序”概括为不同的类型。因此，《社会的构成》中的“规则”概念（如果有的话）比在《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中更贫乏，后者至少提到了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相似性。然而我认为，吉登斯对“规则”的维特根斯坦式定义是一种可概括的“程序”，这为更有力的概念奠定了基础。在整套理论中，吉登斯非常重视行动者是“有认知的”这种观念。因之，正是“规则的知识”使人们有能力采取行动。但吉登斯并没有找到任何词汇来具体说明人们认知的内容。我想说，这样的词汇是现成的，它就在吉登斯一直忽视的领域——文化人类学。毕竟，“人们知道什么”这件事通常被社会科学术语表达为“文化”，而那些对文化进行最有成效的理论化和研究的人是就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是吉登斯认真阐述的一位人类学家。他的最终目标是通过连续的抽象来触及人类大脑本身的结构。一些受列维-斯特劳斯影响最深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也更感兴趣于应用列维-斯特劳斯的方法，寻找二元性的递归模式，以便确定具体民族的假设、实践和信仰，而不是将这些二元性追溯到“野蛮心智”或人类大脑的结构。与其停留在列维-斯特劳斯偏爱的深层结构层面上，我认为我们应该像大多数人类学家一样，认为“规则”存在于不同的层面上。根据定义，靠近表面的规则可能更“肤浅”，但它们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一定不重要。“社会生活的规则”包括人类学家在研究中发现的一切文化模式，不仅包括构成具体社会基本思想工具的一系列二元性，还包括用这些基本工具建立起来的各种惯例、食谱、情景、行动原则、言语和姿态的习惯。事实上，“规则”这个词可能不太合适，因为它往往意味着类似于正式的“规定”，仿佛是法规、谚语、礼仪、宪法或合同中写明的那种东西。我想说，它不是正式的“规定”，而是预设的非正式模式、隐喻或假设，它并不总是有意识的。我认为公开确定的规则是真实存在的东西，而不是虚拟的，应该被重新视为“资源”而不是吉登斯意义上的“规则”。由于“规则”一词的含义很模糊，我认为需要改变一下术语。我将使用“模式”（schemas，或译作“图式”）这个词，而不是“规则”这个词。用吉登斯的话说，构成结构的各种模式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制定/再生产的可概括程序”。它们是“可概括的”，因为它们可以应用、扩展到各种互动的语境中。这种模式或程序包括礼仪规则、审美规范；诸如皇室进步、粮食暴动、民主投票等群体行动的诀窍；潮湿与干旱、女性与男性、自然与文化、私人与公共；作为等级制度隐喻的身体，作为身体和灵魂组合得人类……这样的模式或过程不仅可以在最初学习或最常见的情况下使用它们。当机会出现时，它们还可以被推广（换位或扩展）到新的情况。由于模式的这种概括性或可移植性，它们必须被理解为“虚拟的”。说模式是虚拟的，是因为它们不简单存在于任何具体实践或时空中——它们可以在潜在而广泛的、未预设的情况下得到实现。因此，我同意吉登斯的观点——构成结构的规则或模式可以被有效地概念化为“虚拟的”存在。换言之，结构由主体间可用的程序或模式组成，能够在一系列不同的情况下被实现或付诸实践。这种实践在不同层面上发挥作用，无论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深层结构，还是很浅表的礼仪规则。当然，吉登斯对接受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概念感到不安。部分原因在于，他希望与列维-斯特劳斯对权力、统治和社会变化问题的漠视保持距离，这其实也是对更普遍的社会实践问题的漠视。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吉登斯坚持认为结构不仅仅是规则，而是规则和资源，或者说“规则—资源组合”。但吉登斯的“资源”概念比他的“规则”概念更未被理论化。我同意吉登斯的观点，任何忽视权力不对称的“结构”概念都根本不完整。但是，把一个没有充分理论化的“资源”概念套在一个基本上以“规则”为基础的“结构”概念之上，只会把事情搞得更混淆。在《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中，吉登斯将“资源”定义为“在社会互动的常规过程中，变化能力被用作权力的媒介”。除非我误解了一些东西，否则这个措辞晦涩的定义可以用大白话翻译为：“资源是任何可以作为社会互动中权力来源的东西。”在我看来，面对“社会资源”，这是一种并不稀奇、理论上没有意义的陈述。除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定义，吉登斯只不过把资源分成两种类型——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和配置性资源（allocative resources）。在《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中，他把“权威”定义为“命令人的能力”，把“配置”定义为“组织事物或其他物质现象的能力”。推而广之，“权威性资源”应该是人类资源，而“配置性资源”应该是非人类资源。我认为吉登斯的资源分类有点用处，但需要用大白话重新表述——“人类资源”和“非人类资源”。“非人类资源”指可以用来加强或维持权力的东西，不管有生命还是无生命，不管自然发生还是人工制造；“人类资源”指可以用来加强或维持权力的体力、灵巧、知识和情感承诺，包括获得、保留、控制和传播人类或非人类资源的手段。这两种类型的资源都是权力的媒介，都是权力不平等的配置。但是，无论资源如何分配不均，“人类资源”和“非人类资源”都由全体社会成员控制，无论他们多么贫穷和受压迫。事实上，将人类设想为行动者的部分意义在于将他们设想为因获得某种资源而获得权力的人。重新表述吉登斯的“资源”概念，并不助于阐明“资源”和“模式”如何结合起来形成“结构”。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吉登斯将“结构”定义为“虚拟的”东西。诚然，如果“结构”被概念化为“规则”或“模式”，那么这样说是合理的。可是，“资源”也是“虚拟的”吗？令人惊讶的是，吉登斯似乎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虚拟资源的概念在非人类（或者用吉登斯的话说是“配置性”）资源的情况下似乎特别值得怀疑。非人类资源肯定包括资本家拥有的工厂、国王或将军控制的武器库、农民租用的土地、印第安酋长积累成堆的羊毛毯。显然，工厂、军备、土地和羊毛毯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对社会生活的形成和制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确实可以将它们以某种方式纳入结构的概念。但我们很难看出这些物质资源如何能被视为“虚拟的”东西，因为它们符合物质的定义，也就是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中。而且，只有有了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数量，这种物质才能成为资源。人类资源也不那么清晰。根据定义，人类身体就像任何其他物质对象，不能是“虚拟的”东西。可是，知识和情感承诺呢（人类资源的精神层面）？比如，罗马天主教的牧师有权力祝圣和听取忏悔，儿童对母亲有义务感，臣民对国王心怀恐惧和崇敬。与工厂和羊毛毯不同，这种资源不是物质，或者至少不是那种意义上物质。然而，在我看来，它们是实际而非虚拟的东西。它们存在于吉登斯所说的“时间—空间”之中；它们是在具体时间、聚集在具体地点的真实人类的可观察特征。正因为这些特征体现在人类的身心之中，人类才成为资源。赋予国王权力的不是国王的“非身体化”威严，而是他的具体臣民对他的恐惧和敬畏之情。这样一来，所有资源都是实际的而不是虚拟的，那么吉登斯的结构概念就变成了自相矛盾的概念。如果结构是虚拟的，它们就不能同时包括模式和资源。而如果它们既包括模式又包括资源，它们就不可能是虚拟的。它不能两全其美。那我们应该以哪种方式理解它呢？将“结构”概念化的最简单的方式是回到吉登斯的结构主义起点，并断言结构只指“规则”或“模式”，而不指“资源”，而“资源”应该被认为是结构的一种作用。这样一来，结构将保留其虚拟性，而资源的具体配置将不被视为结构，而被视为由结构（文化模式）激发和塑造的媒介。人类资源也可以说是“模式”的产物。一定数量的士兵会产生不同数量和种类的军事力量，这取决于当代的战争惯例、将军们可用的战略和战术概念，以及部队所接受的训练制度。牧师祭祀的权力来自两个相当不同层面上的模式。首先，牧师的修习使他掌握了广泛的显性和隐性的知识以及自我控制技巧，这使他能够很好地履行牧师职责。其次，他通过授职仪式获得神职的尊严，主教赋予他继承的权力，从而使他有能力完成奇迹（把面包和酒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对国王的恐惧和敬畏关乎王权的“宇宙功能”，这些概念被编织在社会各阶层的众多话语和仪式中。同样，孩子们对母亲的义务是基于自然、养育和服从的纽带概念，这些概念被编码在家庭生活的多种常规和布道、格言、小说以及政治理论著作中。这些例子表明，人类资源可以被视为文化模式的表现和后果。但是，虽然我们可以合理地将人类资源说成由“规则”或“模式”产生，却很难看出非人类资源如何也能这样产生。工厂、土地和羊毛毯都具有物质性质，它们不是由“模式”产生的。但是，它们能够成为生产和再生产社会权力差异的资源条件，它们作为资源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其使用提供模式。我想说的是，一般来说，非人类资源也是如此。例如，一个工厂生产的资源范围和种类取决于它是由个人资本家还是由工人合作社拥有——换句话说，取决于界定产权和工作场所性质的规则。农民从他们使用的土地上获得的资源将由土地所有权的惯例、习惯法的要求、对亲属承担的一系列义务以及农业技术决定。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非人类资源有其“物质存在”，不能归结为规则或模式，但物质的价值和社会权力取决于告知其社会用途的文化模式。那么，很明显，资源可以被合理视为是文化模式的作用。因此，我们当然可以通过将“结构”定义为具有纯粹虚拟存在的模式来梳理吉登斯的结构概念，而资源不是结构中的平等要素，而是结构运作的媒介和结果。但是请注意，如果我们采用这个定义，“结构”这个术语的修辞力量就会指向单一的因果关系。通过这种命名行为，被称为“结构”的东西被赋予了针对结构之外的权力。物质产品的库存和人们的知识和情感承诺成为文化模式的媒介和结果。如果我们坚持认为结构是虚拟的，我们就有可能陷入唯心主义，而这种唯心主义一直困扰着结构主义，无论其支持者（比如列维-斯特劳斯）如何为自己的“唯物主义”及其意图辩护。模式（心理结构）成为唯一赋予实体的形式，而能动性成为这些心理结构的能动性。简而言之，这种“结构”定义否认了二元性，从而抹煞了吉登斯理论的核心前提。我认为，结构的二元性概念是吉登斯理论的主要魅力。如果要“挽救”结构的二元性，我们必须采取另一种选择，将“结构”设想为具有（适当的）二元性。那么，结构应该被细化为同时由虚拟的模式和实际的资源组成。如果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二元性，那么，“模式”是“资源”的作用，正如“资源”也是“模式”的作用。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主张，其合理性可以通过几个例子来证明。一家工厂不是一堆惰性的砖头、木材和金属。它包含和实现了模式，这意味着模式可以从工厂的物质形式中推导出来。工厂的大门、打卡站、装配线的设计——工厂的所有这些特征都在指导和验证着资本主义劳动合同的规则。或者以牧师的弥撒仪式为例。当牧师将面包和酒转化为基督的身体和血，并将它们赐给圣餐者时，圣餐者被一种精神上的幸福感充斥着。因此，圣餐向圣餐者展示了使牧师成为牧师的使徒继承规则和权力。简而言之，如果资源是模式的实例或体现，那么它们也会灌输并证明模式的合理性。我们可以说，资源像文本一样被阅读，以恢复它们所体现的文化模式。那么，从这个理论的角度来看，文本（无论是小说、法律、民间故事还是合同）都是资源。它们也是模式，可以被行动者用来产生权力。如果“资源”是“模式”的作用，那么“模式”也是“资源”的作用，这也是事实。如果模式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再生产，它们就必须通过资源的积累来完成验证。没有资源的再生产模式最终会被抛弃和遗忘，就像没有文化模式指导其使用的资源最终会消散和衰亡一样。只有当模式和资源的组合相互呼应，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维持时，才能说这是“结构”。将结构定义为由模式和资源组成，既避免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论，也避免了传统法国结构主义的理念决定论。但是，它如何能够提升我们对结构变革的能力的理解？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模式的制定总是反复创造模式的资源，而模式和资源应该只有不断重复性的再生产，而不会发生变化。皮埃尔·布尔迪厄（1977年）在《实践理论大纲》（Theory of Practice，1977）中对他的“惯习”概念进行了广泛而深远的讨论，也曾洋洋洒洒地提出过这种论点。任何试图证明结构的二元性提高了我们理解社会变革的能力的立场都必须面对这种论点。虽然布尔迪厄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但他有力地说明了模式和资源——他称为“心理结构”（mental structures）和“客体世界”（the world of objects）之间相互维持的关系。例如，他对卡拜尔人（Kabyle）家屋的著名讨论表明，房屋的设计和物品的摆放体现了卡拜尔人文化的根本对立——高与低、男与女、火与水、光与暗之间的对立，从而使房子里的所有活动都以这种对立为模式。布尔迪厄说：“在以这种方式构建的空间中进行的所有行动都直接被象征性地限定了。”房子通过应用模式（布尔迪厄术语中的“心理结构”）而赋予其“形构”（shape），而房子反过来又通过将任务、物品、人物和情感分配给不同的编码空间，以灌输这些模式。布尔迪厄说道：构建客体世界的心理结构是在按照同一结构构建的客体世界的实践中构建出来的。诞生于客体世界的心灵并不是对抗客体性的主观性。客观宇宙由客体组成，而客体根据心灵应用于它的结构而被结构化。心灵是客体世界的一个隐喻，而客体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反映的、隐喻的无尽循环。
在许多方面，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与我在本文中论证的结构二元性概念完全一致。布尔迪厄承认，构成持久结构的模式和资源相互再生产，这便是他称所谓的“惯习”。他对惯习的讨论有力地阐述了彼此加强的“规则—资源组合”，它构成具体种类的知识和倾向。此外，布尔迪厄的卡拜尔人主体不是文化白痴。他们被赋予了从事高度自主、辨别和战略行动的能力。布尔迪厄的卡拜尔人似乎正是吉登斯理论所要求的那种“有认知的行动者”。然而，布尔迪厄的“惯习”恰恰保留了结构的二元性概念需要克服的性质。基于布尔迪厄的“惯习”，模式和资源非常有效地相互再生产。布尔迪厄说：“惯习是一个后天的生成系统，客观上适应了它构成的特定条件，产生了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感知和所有与这些条件相一致的行动。”尽管布迪厄回避了传统法国结构主义的理念决定论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论，但他只是建立了一种“联合决定论”，使重大的社会变化无从谈起。但是，这种停滞论调真的有道理吗？毕竟，在布尔迪厄对卡拜尔人的社会完成田野调查之后，他回到法国分析他的数据，但后不久就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反殖民主义革命。在我看来，尽管布尔迪厄对笛卡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客观主义”进行了毁灭性的攻击，但他自己的理论已经成为一种不可能的客观化和过度总体化的社会概念的受害者。只有在社会科学观察者建构的理想化世界中，惯习才能产生符合现有社会条件的“所有思想、所有感知和所有行动”。在人类斗争和谋略的世界中，大量与现存社会模式再生产相一致的思想、认知和行动不会出现，而与此不一致的思想、认知和行动则时常发生。当然，布尔迪厄坚持认为，结构中存在着强烈的再生产偏向。这是结构概念的主要要点，也是使该概念对社会变化理论化如此重要的部分原因。毕竟，雷纳多·罗萨多（Renato Rosaldo）和马歇尔·萨林斯出色地证明，解释社会关系强大连续结构的再生产偏向也使解释社会变化事件的路径成为可能。让布尔迪厄偏离轨道的是他那不切实际的统一性和总体化的“惯习”概念，他将其概念化为一系列巨大严格同源的结构，包括了所有社会经验。基于这样一种概念化，布尔迪厄与许多有结构理论家一脉相承，他们都不能解释结构的运作中如何发生变化。许多关于社会变化的结构性描述喜欢从系统外引入变化，然后追溯随之而来的结构性变化，而不是显示变化如何由社会内部结构的运作产生。在这方面，萨林斯对库克船长的航行如何影响夏威夷人的分析具有代表性。我相信，除非我们对社会、对结构采取一种更丰富、更偶然和更断裂的概念，否则变化的理论不可能建立在结构的理论中。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概念术语，让它能够表明结构的一般运作如何能够产生变化。为此，我提出了五个关键的公理——结构的多重性、模式的可转换性、资源积累的不可预测性、资源的多义性和结构的交叉性。结构的多重性——社会是基于源自许多不同结构的实践，这些结构存在于不同的层面，以不同的方式运作，并且本身基于许多不同的资源类型和数量。虽然这些结构在一定范围内是同源的，就像布尔迪厄描述的那些结构，但不能说所有的结构都是同源的。在不同的制度领域中，结构往往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亲属关系结构与宗教结构、生产结构、审美结构、教育结构等拥有不同的逻辑和动力。此外，即使在一个具体领域内也存在重要的变化。例如，基督教社会中塑造和宗教结构包括专制、预言、仪式和理论模式。这些模式有时会和谐运作，但也可能导致尖锐冲突的要求和授权。结构的多样性意味着，构成一个社会的“有认知的行动者”比布尔迪厄对普遍同源惯习的阐释更重要。社会行动者能够应用非常不同甚至不相容的模式，并且能够获得异构的资源阵列。模式的可转换性——参与者可以接触的模式可以在广泛情况下应用。布尔迪厄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在我看来，他并没有从自己的洞见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上述模式被定义为，在社会生活中应用可以推而广之、可转换的“程序”。“概括化”一词取自吉登斯，但我比较喜欢“可转换”一词，后者来自布尔迪厄。布尔迪厄一度将“惯习”定义为“一种持久的可转换系统，它综合了过去的经验，每时每刻都发挥着作用，并使无限多样化的任务成为可能，这要归功于类比的模式转换，允许解决类似的问题”。这段话的纰漏出现在最后一句话，“允许解决类似的问题”。一个具体的问题是否有足够的相似性，可以通过类比转换来解决——这不能由社会科学分析家事先决定，而必须由行动者逐案决定，这意味着对可能的转换没有固定的限制。这实际上是前面一句话的意思：“使无限多样化的任务成为可能”。换句话说，说模式“可转换”，就是说它们可以被应用于原初语境之外的广泛情况，不完全可预测。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可以机械地将一条规则应用于同一情况的重复实例，就说他真正了解一条规则。无论我们是在谈论语法规则、数学规则、法律规则、礼仪规则还是木工规则，一条规则的真正考验是能够在不熟悉的情况下成功地运用它。根据定义，对规则或模式的了解意味着转换或扩展它的能力——也就是说，创造性地应用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能动性就是一种把模式转换和扩展到新环境的能力。资源积累的不可预测性——根据定义，模式能够被转换或扩展，这一事实本身意味着，文化模式带来的资源后果从来就不是完全可预测的。对新听众讲笑话，在新市场进行投资，向新父系提婚，在新地形上进行骑兵攻击，在新的春天、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播种——这些行动对行动者的资源影响是很确定的。对新市场的投资可能使企业家成为穷光蛋，也可能成为百万富翁；与新父系的婚姻谈判可能导致一个家族地位的提高，也可能在一场争斗中消亡；在熟悉的田地里种植庄稼可能导致生存、饥饿或富裕。但如果图式模式的制定创造了不可预测的资源数量和性质，如果模式的再生产取决于资源对它们的持续验证，那么模式在付诸行动时会得到不同的验证，因此有可能会被修改。在新地形上，一次出色的成功的骑兵攻击可能会改变随后的战役计划，甚至军事战术的理论；一个引来嘲笑而不是欢笑的笑话可能会导致某类笑话被喜剧演员冷落；作物的失败可能会修改种植或耕作的惯例。资源的多义性——术语的多义性（或意义的多重性）通常适用于符号、语言或文本。它也适用于资源，虽然听起来是一个矛盾的说法。但是，考虑到我在上文倡导的“资源”概念，也就不矛盾了。我坚持认为，资源体现了文化模式。然而，就像文本或仪式表演一样，它们的意义总是模糊不清的。工厂的形式体现了（并因此传达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它也可以传达生产的必然社会性和集体性，从而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概念。从一次骑兵冲锋的辉煌成功中获得的新声望、财富和领地，可以归功于骑兵军官卓越的纪律和勇气，从而增强贵族军官团的权力，也可以归功于指挥官，从而使军官们越来越服从于一个有魅力的领袖。任何“资源”都有能力以不同的方式被解释，因此，有能力赋予不同行动者以不同的模式。同样，在我看来，这也是能动性的固有部分，也就是把模式转换和扩展到新环境中的能力。换言之，能动性是行动者利用文化模式重释和调用一系列资源的能力。结构的交叉性——资源阵列可以用多种方式阐释，一个原因在于结构或结构组合的交集和重叠。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包括基于私有财产和利润的生产模式，和基于工作场所团结的劳动组织模式。工厂是这两种结构中的重要资源，因此它对工人和管理者的意义和后果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事实上，结构的交叉性发生在“模式”和“资源”两个方面。不仅嵌入不同结构组合的不同行动者可以要求获得特定的资源（或嵌入不同结构组合的同一行动者可以要求获得不同的资源），而且模式可以从一个结构组合中被借用或挪用，并应用于另一个结构组合。不仅工人和工厂主为工厂的控制权而斗争，而且马克思还将政治经济学用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结构是一组相互维持的模式和资源，它们赋予并限制社会行动，也由该社会行动再生产。但它们的再生产从来不是自动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结构具有多重性和交叉性，因为模式是可转换的、多义的，并且不可预测地累积着。将资源和文化模式之间的关系置于“结构”概念的中心，就有可能说明社会变化和社会停滞如何通过社会生活的结构而产生。这种“结构”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能动性”概念，在这里，“能动性”和“结构”并不是相对的，而是结构的组成部分。行动着能够对自己所处社会关系施加某种程度的控制，反过来又有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些社会关系。在我看来，行动者被授权通过结构与他人一起或针对他人采取行动，他们了解这种社会生活模式，并能获得一定程度的人类资源和非人类资源。能动性产生于行动者对模式的认知，有能力将它们应用到新环境中。或者反过来说，能动性产生于行动者对资源的控制，有能力以构成资源阵列模式之外的其他模式来重或调动该阵列的资源。结构存在，能动性就存在。我想说，能动性（渴望、形成意图和创造性地行动）是所有人类固有的特质。但我会认为，人类生来只具有高度概括的能动性，类似他们使用语言的能力。正如语言能力的形式是某种“特定语言”的能力（法语、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或乌尔都语），能动性也是由一个人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东西，意味着特定范围的文化模式和资源。因此，能动性采取的具体形式有很大不同，由文化和历史决定。但是，对人类来说，能动性这种能力就像呼吸的能力一样，是既定的。厄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研究很好地证明，所有人类在实践中都在行使能动性。戈夫曼表明，社会的所有成员都采用复杂的互动技能来控制和维持持续的社会关系。他还认为，细微的变化行动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交往，也是必要的行动。再一次，对文化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是指互动仪式）的认知意味着创造性行动的能力。当然，行动者在社会关系的控制程度和变化力量上各不相同。但是，所有社会成员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都会行使某种程度的能动性。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坚持认为，不同人行使的能动性远非统一。能动性在种类和程度上都有巨大不同。人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欲望，他们可以形成什么样的意图，以及他们可以进行什么样的创造性转换——这在一个社会世界与另一个社会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取决于这些社会世界的具体结构性质。如果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一个人就无法争取进入天堂；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个人才能试图在期货市场上大赚一笔；如果被剥夺了进入公共领域的机会，妇女的野心就会集中在私人生活中。在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能动性也有程度上的不同。占据不同的社会地位（由性别、财富、社会声望、阶级、种族、职业、世代、性偏好或教育界定），使人们认知不同的模式，获得不同种类和数量的资源，从而有不同的变化行动的可能性。在不同的社会体系中，能动性的范围或程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哪怕是那些占据类似社会地位的人。圣路易斯最大的艺术画廊老板对美国艺术品味的影响远远小于洛杉矶最大画廊的老板；乍得总统对全球环境政策的权力远远小于俄罗斯总统。简言之，结构赋予能动性不同的权力，这也意味着它们体现了行动者不同的欲望、意图和知识。结构及其赋予的人类能动性都充斥着权力差异。最后，我坚持认为，能动性既是集体的能动性，也是个体的能动性。我太不同意巴里·辛德斯（Barry Hindess）的观点，后者认为，“能动性”一词必须以适用个体的意义去适用社会生活的集体单位——政党、公司、家庭、国家、俱乐部或工会。但我确实认为，能动性具有深刻的社会性或集体性。能动性模式的转换和资源的再调用总是涉及与他人沟通的行为。能动性是一种与他人协调自己行动和反对他人的行动，形成集体目标，去说服和胁迫，去监测自己和他人活动。此外，个人行使的能动性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集体组织中的地位。举个极端的例子。比方说，一名君主的个人奇思妙想可能会影响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同样，父亲、行政人员和教授的能动性因其在家长制家庭、公司和大学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因此而获得的权力而得到极大的扩展。因此，能动性是所有个体的特征，但个体行使的能动性具有集体性（来源和行驶方式）。也因此，个体能动性夹杂着集体产生的权力差异，并牵涉到集体斗争和抵抗。我在本文中阐述的“结构”概念普遍存在，因此可以适用于非常不同性质的结构——从塑造和制约世界军事力量发展的结构，到塑造和制约一群周日钓鱼伙伴的玩笑行为的结构，再到塑造和制约一对夫妇色情行为的结构。所有社会行动都由结构塑造，但需要一些手段来区分不同种类结构的特征和动态。我不能提出详细的类型学，因为篇幅有限，也因为我觉得类型学应该产生于对社会变化和再生产的具体分析。相反，我将简单地指出结构的两个重要维度——深度（depth），指结构的“模式”维度；权力（power），指“资源”维度。我将试图证明，从深度和权力的角度思考，可以帮助阐明三种重要的结构类型，它们具有非常不同的动态和持久性。这三种结构类型分别是语言、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结构。“深度”长期以来一直是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话语的一个关键隐喻。将一个结构说成有“深度”，意味着它位于一定范围的“表面”结构之下，并产生了一定范围的“表面”结构。在结构主义话语中，深度结构是那些普通或“表面”结构的基础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表面结构是深度结构的转换。因此，履行生育仪式的结构模式是“男性”与“女性”之间更深层次二元性的特殊转换，这些对立也是其他制度不同实践的结构基础（从房屋建筑到个人装饰，再到宗教信仰）。因此，深度结构模式也普遍存在，它们存在于相对广泛的领域、实践和话语中。它们也往往不自觉，行动者经常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应用它们。不同结构在它们调动的资源和权力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军事结构或影响国家财政的结构创造了大规模的权力集中，而语言的语法结构或影响学校、儿童游戏的结构则创造了更温和的权力集中。结构在动员的权力种类上也有所不同。例如，使徒的继承创造的权力主要是基于“说服”，而征服者的军事政府创造的权力主要是基于“胁迫”。语言结构——许多学科的学者都把语言作为普遍结构的重要例子。语言结构当然非常持久，但其实在权力和深度两个维度上都处于极端位置。语言结构异常深刻，包括复杂的语音、形态、句法和语义结构，它们构成每个句子的基础。句子又按照修辞、叙事、隐喻和逻辑的话语结构被聚合成有意义的话语和文本。所有这些分层的语言结构都部分依赖于言语和写作的大量结构基础。然而，语言结构的权力异常轻微。语音、形态、句法和语义结构在言语和写作中的表现具有相对温和的资源效应。它证实了说话者在一个语言共同体中的成员身份，并强化了使语法句子生成的可能模式。当然，语言是各种权力关系制定的媒介，但在语音、形态、句法和语义的层面上，它是我们可能得到的最中性的交流媒介。这种对权力的相对中立性有助于解释语言结构的另一个特殊性——它们的超常持久性。如果语言模式的制定只是为了维持说话者的语言权力，而不是将资源直接转移到某些说话者身上，那么就没有人有很大的动力去参与语言结构的创新。语言结构与权力关系的牵连少得多，而且比大多数结构更深入、更持久，因此，我们把语言结构当作一般的结构范式。那些更接近社会生活表面、更直接牵涉权力关系的结构可能具有非常不同的原则和动态。不加批判地接受语言学模式会带来一个危险，人们会倾向认为，结构是由纯粹的模式组成，而忽略了资源维度。在研究语言的句法结构时，模式的制定对权力的影响不大，如果结构的资源被忽视了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当我们试图理解更多被权力关系渗透的生活领域时，这种想法就站不住脚了。国家结构——国家或政治结构尤其如此，它们通常产生和利用大量权力，而且通常相对接近社会生活的表面。国家和政治结构是有意识建立、维持、争夺和争论的结构。尽管人们最初可能会想象，大规模的权力集中能保证一个结构的持久性，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拥有巨大强制力的中央集权国家让那些挑战它们的人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中央集权和拥有强制力的国家并没有那些相对分散和无强制力的国家更持久。资本主义结构——具有巨大权力效应的结构如何变得有深度、保持深度？人们通常期望，大规模的权力效应会使社会行动者意识到结构模式和资源积累，并愿意对这些结构模式和资源积累提出异议。我将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的案例来探讨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充斥着权力却又长期存在的巨大结构。诚然，资本主义是高度动态的。然而，人们普遍认为，过去的250年至300年构成了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时代，在一个持久核心结构的指导下，资本积累的动态持续不断，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本人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异常动态和多变特点，但他看到，这种变化汇聚在一种单一的形式上——大规模、机械化的工厂，工厂工作人员是日益同质化的无产阶级。最近的资本主义发展让这个结构的“变化性”看起来更加激进和永久。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分包、血汗工厂、外包和“家庭手工业”的介入，这种介入越来越多，而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以制造业为代价。与此同时，学者们越来越指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和未来，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都具有不平衡性、偶然性和开放性。萨贝尔（Sabel）甚至提出，在所谓的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变化形式是如此不确定，以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及其背后的规律都有误导性，应该被摈弃。我认为萨贝尔说得很对。各种各样的制度和财产关系都与“资本主义”相适应，而且资本主义的历史从未遵守过统一的“运动规律”。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直是一件混乱和不平衡的事情。但我认为，这种混乱发生在表面和次要的层面上，它位于表面的“变化性”之下，那里潜藏着绝不稳定的深层结构模式，不断地被资源流动加强。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我认为核心模式不是那些定义“工资—劳动关系”的模式，而是那些让“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转化的模式。资本主义的核心程序是将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让事物商品化。该程序的“可转换性”没有任何自然限制，它不仅可以应用于布匹、烟草、锅，还可以应用于土地、家务、面包、性、广告、情感、知识，其中每一种都可以通过货币手段转化为任何其他东西。资本主义的表面“变化性”正是来自这种相互转换性，它鼓励资源持有者在相对价值发生变化时用它们换取其他资源，而且它总是使以前不被视为商品的资源有可能进入货币化交换的圈子。换言之，商品形式使几乎所有资源都可以成为可交换的商品，以此组织起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结构。这意味着，任何一个结构的变化都可以影响货币媒介的其他结构。交换回路中任何一点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地方的资源效应和创新。这些变化并不一定要遵循任何特定的制度形式，只要它们有利可图。因此，汽车工业的兴起刺激了以契约或强迫劳动为基础的橡胶种植园发展，也刺激了由受薪无产阶级管理的、巨大的汽车组装车间，以及由自雇小资本家经营的汽车维修店。但是，资本主义表面结构的这种长期不稳定性或不可预测性实际上加强了它的深层结构。沿着巨大的商品交换链，任何地方的改变都是对投资的新刺激。商品形式的内在逻辑使得任何新资源阵列或新程序都是潜在的盈利机会。当然，任何新的投资都会带来进一步的变化。即使是失败的投资也创造了新的机会——当一家公司倒闭时，工厂和设备可以低价出售，公司的前竞争对手也可以利用剩余市场，等等。所以，这些程序本身对特定资本主义企业或行业的失败非常不敏感。而且矛盾的是，这些程序因此被强化了。动力织机取代了手工织布机，石油取代了煤炭，这可能破坏了技能，破坏了企业，使某些地方的经济受到损害，但它同时遵循商品形式的逻辑，为那些后来者创造了财富，甚至从长远看，也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创造了财富。在某些情况下，结构可以将深度与权力结合起来，因此可以塑造整个社会许多代人的经验。结构是社会科学中不可避免的认识论隐喻。从这一前提出发，我试图阐述理解这一隐喻的恰当方式。我认为，结构由相互维持的文化模式和资源组合构成，这些模式和资源组合赋予和限制了社会行动，也被该行动再生产着。能动性被结构赋权，既是出于对文化模式的认知，使他们能够调动资源，也是出于对资源的获取，使他们能够制定模式。这里的“结构”与普通社会学用法不同，因为它坚持认为，结构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这里的“结构”也与普通人类学用法不同，因为它坚持认为，结构总是源于日常世界中资源的特征和分配。结构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结构是社会互动过程中不断演变的结果和矩阵。通过模式的转换和资源的重新调动，使新结构被识别为旧结构的变化。我认为，结构并不是我们可以用来解释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形态的具体范畴。援引我在这里定义的结构，是为了对人类塑造历史的辩证互动进行批判性分析。【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