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勃朗（Rembrandt，1606-1669）《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Nicolaes Tulp，1632）
John Locke, the Individual, and the Origin of Communication作者：约翰·杜伦·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耶鲁大学英语系）引用：John Durham Peters (1989) John Locke, the individual, and the origin of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75:4, 387-399.20世纪后半叶，「沟通」（communication）成为人类话语和交往的一般术语。如何解释这一点？这个有趣却有疑问的概念从何而来？它诞生自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知识背景？作为语言和社会理论的核心，对这个术语持续而广泛的使用有什么好处和坏处？虽然「沟通」这个词有很多争议和不同用法，但它并非无限可塑。使用这个词的人被抛向一个特定的思想方向、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活经验。这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概念。它首先出现在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中，既是一种对人性和社会的哲学阐释，也意味着一种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裂痕是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核心，之如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裂痕。这种根本划分定义了「沟通」的条件。引出思想问题的理念往往反映了社会中更大的压力和张力。「沟通」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关乎「存在」的问题。对理论家而言，沟通的问题在于如何调和个体在意义创造中的创造力与意义材料（文化和语言）的社会和公共属性。对于现代人来说，沟通代表着自我愿望和对他人承诺的交汇点。「沟通」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这个概念似乎能让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现实。沟通是对私密性向公共性发展的描述，超越了主体/客体和自我/他者的划分。因此，沟通理论似乎有责任阐释公共形式和私人经验如何交汇。它必须把社会学和心理学结合起来，这种学科划分再现了旧有的、根本的社会和个体之间的裂痕。「沟通」的话语离不开两个要点，借由这两个要点，人们阐述这个概念模棱两可的性质。但当人们阐述它时，这个概念会退回到一种神秘而奇迹般的语言状态。杜威（John Dewey）撰写的《自然、沟通和意义》（Nature, Communication, and Meaning，1925）就是一个早期的例子，很有特色。在杜威看来，与沟通相比，面包和葡萄酒通过圣餐礼转化为基督的圣体与宝血这件事只是一个小小的奇迹，显得并不奇怪。他认为，「沟通」中介了物质（matter）和心灵（mind）、自然（nature）和想象（imagination）。此外，「沟通」是存在（existence）与本质（essence）之间的「自然桥梁」（the natural bridge）。杜威非常清楚，他知道「沟通」应该做什么，哪里最需要它。但他没有阐明，这个奇妙的「实体」（或者「过程」）究竟是什么？它如何运作？平心而论，杜威之前和之后都没有人阐明，许多人都把它当作重大的哲学和社会难题。沟通理论必须公正对待心灵的个性和话语的共性，任务不亚于社会生活的统一场域（unified field）理论。但是，假设我们的思考状态可以改变，假设我们可以想象某种社会或思维方式，在那个社会中，自我与社会、私人与公共的巨大分野将不再是我们探询的条件，那么我们还会像现在这样思考「沟通」吗？我们还会用这些术语来思考吗？我们对「对话」（conversation）和「社会性」（sociality）的描述会是什么样子？这篇文章并不是要回答这些问题，而是要完成一项事先需要完成的任务——明确政治承诺和思想方法的集群，以巩固当前的「沟通」的理论。简言之，我要解读塑造我们研究的难解条件。然后，也许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地方想象其他地方的行动和理解方式。塞奇·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指出，个体（individual）是现代最重要的发明之一。个体性（individuality）是一种政治、法律、宗教和科学的创造，只有在具体的社会状况下才成立。只有当社会固定的地位与身份褪去时，个体才会成为他或她自己生活的主权主宰。在大多数前现代社会中，自我由传统的角色和地位秩序构成。在现代自由主义社会，权利（rights）之所以被赋予「人」（people / men），仅仅因为他们是人，而不因坐拥任何社会地位。自由主义与18世纪两门伟大的社会科学——心理学和政治经济学一起，发现「人之为人」，而不是「为农奴」、「为贵族、国王的人」。洛克在发明「个体」并使其合法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设计了一种社会秩序，目的是使个体能从外部形式的权威中解放出来，比如从社会、国王、传统乃至语言本身中解放出来。洛克在个体与社会、私人与公共之间建立围墙，并且任何情况下都保护前者。洛克的个人主义从他的政治学延伸到语言学。对他来说，个体（而不是社会、语言或传统）才是意义（meaning）的主人，这使得个体之间的共同理解（common understanding）既迫切又很成问题。洛克在我们所处的社会状况（需要个体和社会的分离和和谐运作）以及我们对社会生活和语言的思考模式上留下了明显的印记。简言之，洛克提供了使沟通既必要又不可能的社会与思想状况。我将通过洛克的心理学和语言学理论（《人类理解论》）以及政治和经济理论（《政府论》）来追溯他如何把个体作为意义的主人，并试图找出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共同承诺与问题意识。洛克的《人类理解论》是一部哲学大作。洛克告诉我们，写这篇长作的动力来自于与朋友关于形而上学问题的对话。洛克认为，这些问题的讨论首先应该以人类心灵的运作和局限为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人类的对话就可以避免在不可知事物面前感到吃力。因此，《人类理解论》的诞生是为了在讨论和研究中插入理性。洛克对「人类理解力」的描述旨在将人们从毫无结果的形而上学争论中解放出来。人类应该关心生命的行为，而不是穿透时间和永恒的奥秘。在他那个时代的宗教纷争之后，洛克（像许多其他人一样）认为，科学不仅是发现自然奥秘的手段，而且是进行理性讨论的一般方法和指南。众所周知，洛克描述了人类心灵的一般特征。人类心灵的核心是「理念」（idea）。洛克认为，理念是「心灵的直接对象」。理念这个词被洛克用于各种令人困惑的用途（他的批评家早就说过）。理念是洛克认识论的基本单位。他把「简单的理念」作为所有知识的「原材料」，所有真正的知识最终都可以追溯到通过感官进入心灵的「简单理念」（simple ideas）。他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否定先天的理念，也就是说，心灵中的一切都首先被感知。他的「简单理念」是感官的「直接基准」，不能被定义。洛克认为，「人类理解」的这些根本组成部分具有「反社会性」和「反语言性」。感官可以接触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语言、社会和文化破坏了感知的这种纯粹性和首要性。没有人可以告诉你或定义什么是「甜味」和「红色」。你必须自己品尝糖，自己看到玫瑰花。人类的知识源于自我和世界的交汇之处，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真正替代。「知觉」（sensation）是所有知识的来源。这种观念让洛克有了一种个体赋权的方式。因此，首先，认识（knowing）可以是一种政治行为。个体可以自己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用依赖教会、王室和习俗。第二，「知觉」使洛克能够最大限度减少人类认识的社会方面和主体间（intersubjective）方面。洛克举了一些例子——菠萝的味道、红的颜色、黄金的可塑性都不受社会影响，也都是无法与他人沟通的经验。基于这些例子，洛克建立了一种认识论，将个体置于宇宙的中心，并将承诺、语言和文化边缘化，哪怕它们是人类知识的塑造者和实质。但洛克并没有止步于「简单理念」。如果它们就是心灵的全部，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知识源于「复杂理念」（complex ideas）。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加减法和排列组合的机械操作来创造这些理念。心灵在接受「简单理念」时是被动的，而在从「简单理念」中创造「复杂理念」时则是主动的。例如，「盗窃」结合了隐瞒、转移、所有权和同意等不同的「理念」。「复杂理念」既有必要，也很危险。它们既通向有意义的知识，也是知识世界的来源，因为人们可以自由地想象「独角兽」、「方的圆」等等。一个不能最终在「简单理念」中兑现的概念是一种幻想，一种奇异之物，应该被逐出更严肃的思考。鉴于洛克坚持认为「知觉」是知识的唯一源泉，那么他如何阐述语言呢？可以肯定的是，语言不是知识的来源，不是思想的塑造者，也不是人类定义的一部分。它是「上帝赐予人类的伟大工具和共同的社会基础，使他们成为善于交际的生物」。在《人类理解论》第三卷的「通论文字或语言」一章中，洛克对「语言」作出解释。他说，他一开始并没有打算讨论语言，因为他觉得语言在「人类理解」中作用不大。他最初不相信语言的作用，认为它无关紧要。但他在区分理念和言语（words）的同时，承认了语言和心灵的关系，他也尽可能把它们小心分开。因为语言是心灵的附属品，当它介入心灵的流动时，要么带来消遣，要么在最坏的情况下引起混乱、争斗和迷惑。洛克和19世纪的许多英国思想家一样，设想了两种「话语」（discourse），一种是源于知觉和思考的内部理念流动，另一种是外部和公开的语言使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话语」）。正如洛克的同时代人、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员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认为：「我们英语中的『话语』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心灵的深思熟虑，另一层意思是外部的口语。」洛克认为，言语是理念或「内部概念」的「外部或感性标志」。言语并不直接指向事物或世界，而是指向说话人和听话人心灵中的理念。言语「被传统和默许的牵线木偶『附加』在心灵上」。语言与理念相距甚远。它充其量是说话人心灵中理念的「次要信使」。言语只代表使用它们的人心灵中的理念，仅此而已。言语就像金融期票，如果没有人们心灵中的理念作担保，就没有任何价值。没有理念的支持，言语就只是噪音和声响，是坏通货。如果言语在没有理念支持的情况下沟通（这一点令洛克非常懊恼，他认为言语在他的时代是这样的），那么它们就是欺骗和混淆的伪证。洛克因此提出了两个平行的系统——理念，它是知识的来源，但既没有社会性，也没有语言性；言语，它从属于理念，并寄生在理念之上。洛克认为，言语的意义不来自它们在一个总体符号系统中的相互关系（参考索绪尔），也不来自它们对世界上的对象的参照（参考奥古斯丁），而是来自它们与人们心灵中理念的联系。洛克的观点成为一种常识，出现在许多导论性质的传播学教科书中，也反映在「意义在人」的口号里。这种观点可以被称作「符号学个人主义」（semiotic individualism）。因此，语言的作用是传达「理念」。仅此而已。语言不像卢梭（Rousseau）所言，是一种表达快乐和诱惑的工具——对洛克来说，语言是一种传达清晰理念、避免混乱的功利性载体。这种观念清晰反映在洛克对语言起源的描述中：虽然人有各种各样的思想，而且别人和自己都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和快乐，但这些思想都在他自己的胸口，是看不见的，本身也无法显现。如果没有思想的沟通，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富足和好处，因此人必须找到一些外部的感知符号，使他的思想所组成的那些不可见的理念能够被别人知晓。
在洛克对社会起源的描述中，人们没有语言。人们确实拥有（前社会的）思想和理念，但这些理念却被困在他们的「胸口」。语言是一种巨大的解脱，因为它提供了通往自我（self）宝库的钥匙。我请大家注意洛克对「语言」的描述——「外部的感知符号」与内部概念配对时，使「思想的沟通」成为可能，后者又让社会成为可能。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语言」的用法？我们是否应该假定洛克与我们为伍，假定他所说的「沟通」就是我们所说的「沟通」？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错过了洛克语义学（semantic）创新的特殊性。人们一般把「沟通」视为人类状况的永恒部分，是语言、修辞和人类话语的总称。但是，虽然常说人类必须让言语「为沟通的目的服务，亦即为语言的话语服务」，但这种观念的历史不会早于17世纪。可以说，是洛克发明了「沟通」的概念，是个体之间思想的分享。洛克之前也有类似的用法。但是，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约翰逊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和《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都把洛克视为「沟通」一词的意义源头。我们必须认识到，用「沟通」来描述人类的话语是一种创新。在17世纪的英语中，「沟通」主要指「传输的物理过程」和「形而上的共在（consubstantiation）过程」——长袍、财富、植物、商品等有形的东西，以及光、热、祝福、赞美、秘密、恶习、思想和观念等无形的东西都可以被「沟通」。在洛克的文章中，「沟通」这个词的旧有意义与他的创新用法混合在一起。他不仅谈到人们相互沟通思想，而且谈到上帝与天使的沟通，谈到精神与身体的沟通。「沟通」是现代性（modernity）的孩子，而不来自古代。「沟通」是具体的，它不永恒，而是牵涉社会生活的思考与实践，产生于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 liberalism）。沟通的理念表明，当人们「说话」时，他们必须「做」一些事情，而不仅仅是说话——人们必须暴露他们的灵魂，揭示他们的内心，把内部的东西外部化。显然，洛克认为「说话」还不够，他还有更高的要求——思想的沟通。显然，洛克承认理念的传达有不同的「程度」，他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沟通」，一种是「民间的」（civil），另一种是「哲学的」（philosophical）。前者允许言语和理念之间有习惯性的松散联系，而后者适合于科学研究，要求精确得多。当洛克提到「沟通」的一般范畴时，一种几乎相当于心灵感应的「传递」跃然纸上。要使言语服务于沟通的目的，就必须在听者心中引起说话者心中的理念，两个理念要是同一个才行。没有这一点，人们只能在彼此的头脑中填充噪音和声响，但不能以此来传达他们的思想，也不把他们的理念摆在彼此面前。这就是话语和语言的目的。这的确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人们在说话时，必须「完全」匹配理念，否则他们的谈话就可能只是噪音和混乱（也有误传的风险）。洛克保护每个人免受语言的潜在暴政之害。如果他人的言语有可能冲破围绕在我心灵的藩篱，我可以简单地重新调整这些言语关联的「理念」。对洛克来说，个体在意义创造方面的自由可以保护自己免受其他意志和意见的非法控制。个体是符号的领主。但是，洛克需要「沟通」来弥补他「符号学个人主义」中的一个缺口——一个由独立个体组成的社会如何实现团结？「沟通」这个术语将自由主义的个体从唯我论中拯救出来。对个人的承诺是意义的唯一来源，这使得社会性观念成为读心术，而语言必然成为思想的载体。基于洛克的个人主义符号学，我们如何调和「每个人对自己思想的主权要求」与洛克的设想——「理念」从一个心灵「沟通」给另一个心灵？如果每个人都是符号的「立法者」，那么，怎样才能使社会不成为一个无政府的单体，每个人都被关在各自思想与经验的孤独中？或者反过来说，当理念沟通的效果太好时，又有什么可以保护个体不被侵犯呢？在个体自由（人们对自己的私人意识拥有主权）和「沟通」（思想内容被复制）之间，难道不存在矛盾？洛克希望语言是一种思想行动，这种行动在「远处」发挥作用，但他又想保证每个人对自己的意识拥有主权。因为自然科学对17世纪的想象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这种矛盾并没有那么明显。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注意到，经验主义中的「经验」（experience）概念和自然科学产生于同一文化中（洛克将它们完美匹配起来）。经验主义中的「经验」使「每个经验主体成为一个封闭的领域」，经验是完全私人经验；自然科学则基于不同人的观察的可复制性（新的观察技术，比如显微镜和望远镜使这种复制成为可能）。简而言之，自然科学为洛克提供了一种思考人与人之间明确合作和沟通的方式，同时消除了每个人都会被困在自己「认知茧房」的恐惧。科学实践提供了一种貌似脱离语言和话语的主体间融合感知模式。比方说，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望远镜观察，并产生相同的「理念」（认知）。科学实践提供了「理念沟通」的缩影。洛克对语言的看法属于17世纪的知识分子。培根（Bacon）、斯普拉特（Sprat）、德莱顿（Dryden）、威尔金斯（Wilkins）、夸美纽斯（Comenius）、惠更斯（Huygens）、波义耳（Boyle）和牛顿（Newton）都以不同方式阐述了语言的「改进」和「净化」问题。自然科学的清晰与秩序——特别是洛克尊敬的朋友牛顿的科学表明，心灵的力量可以穿透自然和社会的所有晦涩。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指出：「当人们发现了数学、逻辑和自然的同一性时，人们被由此产生的清晰、美丽与简洁所吸引，人们破译了『自然之书』的语言。」自然科学的辉煌彰显出一套驳杂的智慧秩序，成为人类的典范，表现在18世纪的狂热之中。科学方法似乎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和权衡问题的方法，可以屏蔽那一时期宗教和政治辩论中充满争议的杂乱声音。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新的天文学「一直是我们的避难所，以避免16和17世纪的教条式争吵和野蛮的宗教迫害。事实上，迟至18世纪，当科学家们看到牛顿如此庄严地揭示出新的自然系统时，他们嘴里最常说的词是『秩序』和『美』。虽然无限空间的寂静让帕斯卡（Pascal）感到害怕，但正是这种寂静和距离安慰了许多受困的精神」。洛克的「沟通」概念诞生于对沉默和秩序的类似渴求。像许多被新科学成就吸引的思想家一样，洛克认为，人类长期以来一直被文字（「外部话语」）束缚住了。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是禁止皇家学会讨论与宗教和政治有关的问题。托马斯·斯普拉特（Thomas Sprat）在《皇家学会史》（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1667）中对学会初创成员写道：他们的第一个目的不过是为了满足呼吸更自由的空气，让彼此安静地交谈，而不被令人沮丧的时代狂热和疯狂吸引。简而言之，他们的目的是对他们能接触到的一切自然、艺术作品进行忠实的记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努力将自然的知识与修辞的色彩、幻想的手段或寓言的愉悦区分开来。
语言和修辞是累赘，应该被剥掉，这样事物的真实面目才能「言说」，人们才能相互沟通彼此的想法。洛克自己也承认，修辞和隐喻可以为娱乐服务，但是「如果要道出事物本来的样子，我们就必须承认，所有的修辞艺术只会误导判断，别无他用」。他认为：「修辞与评论一样，只会增加争议，永远不会得出结论，无法得到进一步的争论或阐释。」尽管洛克在某些修辞学理论和实践方面颇具影响力，但他并不把沟通理解为一种言说、修辞和话语，而是将其视为言说、修辞和话语的替代品。进入20世纪早期，「沟通」包含「远距离的转移、交换和行动」，包括物理（重力、电）和精神（催眠、心灵感应）。从洛克开始，这个术语开始了从物质到心灵，从物理到心理的长期转变——它被用来构建一套社会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心灵尽可能少地被语言腐化。洛克使用一个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的概念来描述通过无形或不可见的力量统一的不同实体，借此描述一种符合其科学和政治原则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男人和女人不会说话，因为语言带来风险。可是他们会沟通。一旦语言被消除了缺陷，并在健全的原则下组织起来，思想就会在心灵中流动，就像一块石头与一块铁「沟通」一样容易。这个概念仍然让人联想到心灵的直接感应，而不是人们在语言上的实际讨论。「沟通」是一种话语实践，但它掩盖了话语实践的运作方式。在对语言的解释中，洛克用他的基本政治原则（个体不可侵犯的自由）来表达他的基本符号学原则（意义的约定性）。洛克的政治学和他的心理学、意义理论和财产理论交织在一起。他捍卫个体私有财产所有者，无论是意识的「私有财产」（「理念」）还是「不动产」（「生命、自由和财产」）。在这两种情况下，洛克必须想办法在公共（全体占有）和私人（个体或少数人占有）之间游移。洛克的《政府论》阐述了他的财产理论。这项研究的一项主要任务是解释私有财产的起源，并使洛克所说的「市民社会」合法化。在《政府论》的「第一论」中，洛克诋毁一个被用来使世袭君主制合法化的观念——上帝赋予亚当和他的王室「后代」以统治世界的专有权。在《政府论》的「第二论」中，他试图说明财产差异如何产生——哪怕上帝最初将世界「共同」赐给了所有人。起初，洛克假设，世界上的一切都由每个人共有。世界上的「材料」是自然的自发产物，「我们所有人的共同母亲」，没有人可以对这些材料中的任何一种拥有专有权。然而，这种原始的普遍状态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一旦人们在世界上行动，他们就会将他们的劳动与材料「混合」起来。这种劳动不是共同财产，而是每个人的私有财产。因此，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就转移到了劳动投资的那些材料上。有人可能会说，劳动是财产的转移，是将原材料从公共国家转变为私人国家的「炼金术」。一个人越勤奋，他或她就越能为自然增加劳动，从而「圈定公共财产」。劳动提供财产所有权。洛克认为，所有私有财产的基础是「自我占有」本身及其劳动。基于他对「所有权自我」的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洛克认为，私有财产是自然而必要的：「需要劳动和材料才能解决的人道生活状况必然涉及私人财产。」在此，洛克阐述了公共（或「共同」）和私人的根本区别，这是他关于财产和沟通思想的基础。洛克要用财产理论回答——如何从自然状态下的伊甸园财产共同体走向公民社会中的财产私权？而洛克要论述的语言问题是——私人如何能将他们封闭的「理念」带入语言的公共领域？洛克通过个体的「自我占有」来回答财产问题。然而，在「沟通」的问题上，个体世界经验的「自然」私权恰恰是问题所在。「知觉」类似于劳动，当人们感知世界时，他们将世界的一部分收集到自己手中。洛克把个体的私有化劳动变得如此根本，他的任务是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共同的理解，也就是说，他们如何沟通。洛克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者的「个体」进行辩护。但是，他没有更好的方式来谈论公共秩序或共同体的起源——从何而来的神奇力量让「沟通」成为万灵药。这个概念的产生未能将共同世界理论化。因此，洛克对「财产」和「沟通」的描述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洛克的语言理论，尤其是他对「沟通」的创造性运用，我认为是在试图填补一个理论上的漏洞，这个理论留下了一个无法解释（或者至少理论化不足）的问题——由自由个体组成的社会如何存在？但这毕竟是一个相当奇怪的问题，毕竟洛克假定，公共意义是不存在的（只有每个人的理念）。他没有问个体思想起源的问题。公共意义显得脆弱和不可能。洛克参与了一场政治斗争，不得不把个体作为主要目标。「沟通」表明，个体能够在不损害主权的情况下共存。这个答案之所以奇怪，部分原因在于这个问题的抽象性。洛克的思想对沟通的概念产生了明确的影响，即使不是直接的影响。当我们把这个词挂在嘴边时，我们注定要哀叹语言不足以表达我们的内心感受，言不达意，害怕语言的暴虐力量，赞扬科学和科学方法是保证人类合理交往的方法。洛克教导我们，出于对政治后果的恐惧，要拒绝把语言和意义放在个体之外的任何地方。我们担心，如果「个体」不能控制「意义」，那么暴政就会徘徊在我们身边。例如，海德格尔（Heidegger）论断，我们不说语言，语言说我们，这常常被误解为人类是语言的「非自愿僵尸」。洛克传统的关键在于，个体自由的祭坛上牺牲了创造公共世界的理论一致性。但是，说「意义」是公共的和社会的，并不是说它是永恒不变的，也不是说它对人类的灵魂行使不可抗拒的强制力（正如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所担心的那样）——而是说，意义是一种生产，一种集体的、持续的、有争议的、可争论的活动，权力与真理、理性与狂热在这里相遇。洛克的价值观（比如个性和自由）可以在不回落到内在性和外在性的隐喻下被构想出来。个体自由在于他们有能力组成新的句子，这些句子是以前从未听说过的，能说明他们的状况。它不需要包含在言语和理念的、唯我论的重组中。我们在语言中言说，在历史、社会和自然的网络中行动，在与生者和死者的对话中思考，但我们也能创造性地说话、行动或思考。洛克和其他人为之奋斗的珍贵价值发生在语言和社会的公共材料中，而不是在人类心灵的隐秘之处。我们可以想象一种不涉及个体心灵的沟通理论。对此可能存在反对意见。我并不是说，人们可以说出他们想表达的一切，也不是说不存在误解。我的意思是，要在不公开的事物中看到公共的、主体间的意义（尽管洛克和他的无数门徒已经教我们这样做了）。如果沟通不畅怎么办？如果我说「九」，意思是「上午九点」，而你认为是「晚上九点」怎么办？这种混淆不正是证明，语言的意义由个体的意图和思想提供吗？沟通理论的基本文本经常带有寓言色彩，发誓要保持沉默的禅宗僧侣举起手指，革命者在远处点亮灯笼表示友方。这些警示寓意告诉我们一个信号、两种含义的悲剧性后果。它们告诫我们需要明确的沟通。在这种相当特殊的状况下，一个人的意图和另一个人的解释可能会出现巨大的分歧。然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话语意义」很少由个体提供。很少有问题可以通过更好的「沟通」来解决。忒修斯（Theseus）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杀死野牛回来后，他没有将船上的黑帆改成白帆（白帆意味着他的胜利）。他的父亲埃勾斯（Aegeus）看到地平线上的黑帆，认为忒修斯已经死了，便从悬崖上跳入大海（此后称为爱琴海）。道德在生死攸关的信息中建立冗余。「沟通」有时被伪装成解决人类弊病的伟大方法，然而人类关系中的大多数问题并不来自符号和意义的不匹配。在大多数情况下，句法使言语的意义完全清楚，冲突的基础不是沟通的失败，而是承诺的差池。我们一般都能很好理解别人的话，我们只是不同意而已。洛克创立的「沟通」概念将差异、多元化和利益置于人们的头脑之中。这表明人类的话语是不成功的，因为人们有不同的（私人）经验隐藏在同样的话语之中。因此，洛克将某种「可通约性」从政治和正义的公共领域中移除，并将其置于经验和选择的私人领域中。冲突的根源从社会转移到个体和他或她的意义（托克维尔所说的最微不足道的事物）。在这个充满狂热和疯狂的时代，这种转变是为了建立一个理性对话的空间，它将宗教和政治从公共空间中移除，然后成为个人良知的私人问题，以便在一种相互「容忍」的气氛中共存，为科学和理性留出清晰的公共空间，但它也因此否认了公共辩论的资源。总而言之，「沟通」的概念是自洛克开始就是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个传家宝。我们继承了这一传统的优势和困境。把语言的社会生活描述为「沟通」，赋予个体作为符号主宰的权力，却使任何关于公共意义的概念变得既不可理解又危险。每当我们开始认真思考或讨论「沟通」的问题时，我们几乎总是发现自己在重演洛克最先谱写的一出哲学和政治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