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不到的伊朗革命
The Unthinkable Revolution in Iran
作者：查尔斯·库兹曼（Charles Kurzman，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系）
译者：陈荣钢
在短短的一百天内，抗议活动将推翻伊朗的君主制。示威活动会增加到数百万人。罢工将蔓延开来，让经济停摆，包括支撑该政权的石油工业。在位三十七年的巴列维国王（Mohammad Reza Pahlavi）将逃离伊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看守政府，该政府仅维持了三十七天也倒台了。一个以伊玛目（Imam）为首的革命政权上台了，为西方熟知的“大阿亚图拉”（Ayatollah）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成为这个政权的领袖。1978年10月，难以预料的这一幕终于发生了。这个看似稳定的政权，这个有几十年执政经验的君主制领袖，这个有数十亿美元石油出口的国家，有可怕的安全机构和该地区最庞大的军队，并得到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支持——这样一个政权怎么会倒下呢？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工作就是搞清楚这些事情，它在10月27日的报告中说：“至少在次年年底之前，在沙阿（Shah，伊朗领袖称谓，指巴列维国王）、内阁和定于6月选举的新议会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之前，政治局势不太可能明朗。”前一个月，美国国务院曾经表示，巴列维将经受住当前的抗议风暴，尽管不再有“他以前享有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美国国防情报局（DIA）预测，巴列维“有望在未来十年内继续主政”。10月底，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开始大胆设想，这段历史是否会有不同的走向。10月30日，政治官员约翰·斯坦佩尔（John D. Stempel）起草了一份提交给华盛顿的报告，称“二十年来第一次认真思考”国王统治之外的其他可能性。他总结说，国王的一些支持者“第一次‘想象不可想象的事情’”。11月9日，威廉·H·沙利文（William H. Sullivan）大使用“不可想象”这一短语作为一份备忘录的标题，这几乎使他失去了工作。他写道：“我们最好研究一些我们以前从未想过的选择。”美国政府从各种渠道收到了类似的情报。8月，伊朗驻华盛顿大使暗示伊朗国王有麻烦，这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大吃一惊。10月，美国国务院官员震惊地听到两位伊朗问题专家争论“伊朗的政治事件更像是一场雪崩还是一场肆虐的森林大火”。11月初，一名美国领事在北部重要省会城市大不里士（Tabriz）报告说，伊朗军官对政权严重不满，但这份报告被美国大使训斥为“造谣”。事实证明，白宫不喜欢思考不可想象的事情。卡特（Jimmy Carter）总统的人权运动尚未蔓延到伊朗，他对沙利文的报告感到震惊，并在当天取消了他的任命。卡特很快得出结论，认为沙利文过于悲观，因此不应该将拯救国王政权的使命托付给他。卡特还想解雇大使，只是被国务卿劝阻，说“不要在迫在眉睫的一系列危机中再让一名新人加入我们”。与美国政府不同，伊朗反对派迈赫迪·巴扎尔甘（Mehdi Bazargan）不希望看到伊朗国王继续掌权。几十年来，他一直和平地与独裁做斗争，并因此多次入狱。4 月，他的房子被一枚炸弹炸毁，这枚炸弹大概是国王的安全警察安放的。他在家附近发现了一张纸条：“这是‘地下复仇组织’对你的第一次警告。”然而，这时的巴扎甘也认为这场革命“不可想象”。10月22日，巴扎尔甘在巴黎郊外的一座别墅会见了霍梅尼，霍梅尼流亡伊拉克十四年后刚刚搬到这里。他们讨论了革命的战略。巴扎尔甘的目标是说服霍梅尼，反对派应该接受国王提出的次年夏天举行自由公正的议会选举的提议。巴扎尔甘认为，有了这次法律基础和公共论坛，该运动就可以有条不紊地转向夺取行政权力。他称这是他的“循序渐进”计划。霍梅尼完全听不进去。他坚称，革命将很快彻底成功。但巴扎尔甘反对说，美国人不会允许这样做。霍梅尼回应道：“美国不会反对我们，因为我们说的是实话。”巴扎尔甘试图向霍梅尼讲解这个世界的运作之道：政治世界和国际环境不像纳杰夫（Najaf）和库姆（Qom）的神职人员圈子，有逻辑和真理就足够了。我们面临数不清的困难和问题，它们会粉碎我们的方案和计划。他们不会因为我们说的是实话就投降。巴扎尔甘毫无进展。霍梅尼“认为事情已经定下来了”。他说：“当国王下台，而我回到伊朗后，人民将选出议会代表，然后选出政府。”巴扎尔甘大吃一惊。霍梅尼对显而易见的政治和行政问题漠不关心，事不关己的样子让巴扎尔甘感到悲伤。与此同时，他回忆说：“我惊叹并钦佩霍梅尼如此简单地看待事物，他对近在咫尺的成功深信不疑。”巴扎尔甘在霍梅尼面前让步了。他回到德黑兰并放弃了循序渐进的计划。甚至在11月中旬国王的官员在狱中向他提出总理职位时拒绝了他的职位。11月中旬，当国王的官员在监狱里向他提供总理职位时，他甚至拒绝了这个职位。他告诉他们“太晚了”。但只晚了几个星期。在与霍梅尼会面之前，他可能会抓住这个机会。在接下来的一百天里，美国政府不顾沙利文大使的反对，试图以国王的名义组织军事政变，但没有成功。霍梅尼上台，任命巴扎尔甘为第一任临时总理。几个月前还不太可能发生的革命终于发生了。人们对此感到惊讶。社会学家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表示，他们试图通过不懈地做出解释，使这个世界再次变得有意义，从而减轻他们对一个似乎失控世界的焦虑。常规结构中的漏洞需要缝合。伊朗革命后，那些认为这场遽变不可想象的人开始专心思考他们怎么会如此错误。巴扎尔甘总结道，他误判了美国对伊朗国王的支持。他引用卡特的美国批评者的话说，美国已经放弃了伊朗国王并允许革命发生。美国政府也进行了自我批评。甚至在伊朗国王倒台之前，中央情报局就进行了一次保密调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个国会小组委员会指责情报收集者和决策者没有注意到警告信号。国务院内部分析认为：“我们对巴列维政权的垮台毫无准备，因为我们不想知道真相。”一场关于谁“失去”了伊朗的党派辩论浮出水面。社会科学专门从事这种“事后诸葛亮”的工作。他们面对意想不到的事件，试图使他们在事后看起来不那么意外。“解释”是一个追溯和预测的问题。如果我们提前知道A、B和C，我们就可以预见到事件的发生。请注意，这与实际的预测不同。A、B和C通常不是提前知道的，而是事后才知道的。这并不是说历史就是那种能够自动导致结果的机器。人类的行为总是保持着一种可观的不可预测性。尽管如此，评价解释的依据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残余因素。成功的解释几乎排除了概率和自由意志，不太成功的解释则会留下更多。社会科学家可能永远无法实现追溯预测，但他们渴望这样做。事件越是出乎意料，就越是需要努力去理解它。抗议运动带来了特别的困难，因为它们有意挑战常规社会行为的预期。因此，追溯性地预测这些运动是社会科学中最伟大的探索，去发现不规则性背后的规律性，藐视规则行为背后的规则。其中，最激烈的“藐视规则事件”是那些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设法接管国家和赢得“革命”。最伟大的事件能够逃脱几代人的解释。这其实可能是衡量他们伟大程度的一个标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一场典型的革命，它就像一场催眠的“罗夏测验”（Rorschach test）一样，两百多年来一直吸引学术界的注意。每一代人都会回到它并赋予它新的意义，表达对旧解释的不满，并设计出新的解释。根据这一标准，1979年的伊朗革命也可能被证明是伟大的事件。尽管语言障碍和证据方面的困难限制了西方的学术研究，但伊朗革命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已经为观察者留下五个层面的研究成果。本书的每一章都将层面其中一个方面的解释，并考察其在革命运动某一特定阶段的应用。这些解释的问题在于，它们留下了一些不适合的证据。例如，伊朗现政府最近出版的大量文献收藏（尽管无疑是为了巩固该政权自己对革命的文化解释）记录了一系列不符合框架的事件。与其将这种缺陷归咎于伊朗人的不可理解性，或者将其推迟到众所周知的“未来研究”中，我更愿意将不可预测性纳入“反解释”中。反解释是试图理解革命的所有异常多样性和混乱经验，并放弃追溯可预测性的“海市蜃楼”。反解释首先将事件的真实经验与革命研究提供的主流解释进行比较：政治层面。当政权放松压力并提供成功动员的机会时，就会发生革命。在伊朗，君主制的镇压在1977年有所放松。但伊朗的伊斯兰主义者只是在当年晚些时候国王取消了自由化政策后才开始动员起来。组织层面。当反对派能够动员足够多的资源来对抗政权对民众的控制时，就会发生革命。在伊朗，伊斯兰主义者动员全国清真寺网络反对该政权。但清真寺网络并不是伊斯兰主义者的既有资源，必须在动员过程中建造和征用。文化层面。当一场运动可以利用社会中对立的规范、意识形态、信仰和仪式时，就会发生革命。在伊朗，革命运动借鉴了什叶派伊斯兰教的主题和修行。但它修改了这些文化元素，有时甚至是彻底修改，以使其有利于抗议。经济层面。经济问题恶化时会发生革命（尤其是在经历了一段相对繁荣的时期之后）。在伊朗，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石油繁荣让位于1977年令人不安的经济衰退。但这次衰退并不比以前更严重，受害最深的群体也不是最具革命性的群体。军事层面。当国家的镇压能力崩溃并且无法镇压抗议时，就会发生革命。在伊朗，国王并没有动用军队来彻底镇压。但是军队并没有崩溃，它继续积极镇压抗议活动，直到革命的最后时刻。当然，这些只是经过简化的片段，并不意味着详尽的已有研究清单。我的研究不可能包罗万象，因为对学术新颖性的需求使社会科学家在设计新解释方面具有无限的创造性。我也只是为这项事业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不过我已经开始看到一些历史研究人员的不满，他们公开质疑“混沌理论”、“并非不可避免的革命”以及“革命进程”的反解释意义。我不禁想到那些与解释不符的证据，尤其是那些不能被简单归结为代表所有人口笼统陈述的个体故事。例如，马哈茂德（Mahmud，化名）在革命期间是一名三十岁的汽车修理工，住在德黑兰附近。他参加了许多大型示威活动。在一次示威游行散去时，人们相互小声议论后续的抗议活动：“嘿，伙计，明天上午八点，某某广场。”恰好，马哈茂德打算带他的孩子们到镇子附近的山上去野餐和锻炼，所以他不听从号召。他解释说：“我有宗教信仰，但不是盲目的信仰。”于是，那次野餐救了他的命。当抗议者在广场进行和平静坐时，他错过的那场示威，因此没有被安全部队开枪击中。这一事件被称为“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1978年9月8日），近百人被屠杀。当我在十一年后采访马哈茂德时，他回忆起自己差点被杀的经历。他带着一丝敬畏，同时也带着愧疚：“只是运气好而已。”相比之下，德黑兰的年轻工程师侯赛因·阿克巴里（Hossein Akbari）在一个革命的下午回到家，他告诉妻子，霍梅尼让所有人上街去。军队仍在试图抵抗革命，那天有数百人死亡。他的妻子告诉我：“我试图阻止他上街，但他说：‘我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我的血不比他们的更红。如果殉道是我的命运，你应该感到骄傲。’他安慰了我，然后就出门了。”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阿克巴里被枪杀了。知名宗教学者谢赫·莫尔特扎·哈耶里（Shaykh Morteza Ha’eri）非常害怕国家的报复，所以他试图将抗议者赶出他的清真寺。他告诉他们，他同情他们对政权的不满，但不同情他们公开表达不满的方式。他对抗议者说：“我知道必须采取措施，而且我正在采取这些措施。但这种事情，我的观点是必须采取和平措施，而不是像费兹耶宗教学校（Fayziyeh Seminary）的那些学生一样。”
对革命的任何寻常解释都无法解释所有这些事件。马哈茂德的态度与强调服从伊朗伊斯兰教宗教领袖的文化解释不一致。阿克巴里坚决冒着生命危险的做法符合文化解释，但与强调国家衰弱和开放抗议机会的政治解释背道而驰。哈耶里的紧张符合政治机会的解释，但不符合组织的论点，将革命归因于一个有凝聚力的反对派清真寺网络。我对伊朗革命了解得越多，我发现的理论异常就越多。
人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他们自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环境中，面临着道德和政治抉择。他们知道，这些事情都会萦绕着自己的余生。一位受访者引用约翰•里德（John Reed）的俄国革命著作《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对我说：“一天的革命影响了往后二十年的正常生活。”宁愿去野餐也不去抗议、冒着牺牲的风险、保护自己的清真寺不受国家攻击，人们在那时做出的种种选择只是随机应变。
革命的不可思议延伸到个人层面。即使是铁杆的革命者，坚定相信他们的运动的最终成功，也惊讶于“意想不到的速度”和运动的进展。其他伊朗人对他们突如其来的历史性遽变感到更加震惊。一位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回忆道：“一年前，我听到了关于示威游行的消息，但我并不觉得那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想就是有些事情正在发生，但是我没有想到它会给我的国家带来一场根本的变革。后来到了1978年9月，当我们开始上课的时候，一切都变了。突然之间，我感觉事情不再是从前那样了。”
“事情不再是从前那样了”——这就是革命经验的本质，而这种时刻的困惑不同于我们生活中大部分时间的一般不确定性。可以说，每天的报纸都有一个版面致力于“制度化不确定性”的某个方面——也就是说，一个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的舞台，包括新闻、体育、商业、时尚等等。我们习惯于处理这种不确定性。我们知道在体育或股票上“下注”或者“跟上”最新的新闻和潮流，我们也知道这种紧跟步伐意味着什么。在游戏规则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我们期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但是，当我们感觉到游戏规则突然改变，我们就不再知道该期待什么，这是困惑所在。我在这里试着给出一个更正式的定义——混乱，是对“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认可，是对常规社会模式的突破。在此之前，人们无法预测他们将如何应对他们难以想象的情况。抽象的风险似乎变得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了。想象不到的英雄应运而生。在伊朗，自称为“狂热分子”的人承诺为这项事业献出生命。他们告诉我，当安全部队到达时，他们转身就跑。没有参与过政治的旁观者突然变得愤怒起来，因为“听说政府部队对人民施以暴力和不公正对待”，并决心“直到对伊朗同胞做出如此不人道行为的国王和政府不再存在”。这种多变性与当代社会科学的重要前提（喜欢稳定性）相矛盾。如果人们保持相对不变的好恶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了解自己，因此能够在任何假设下估计自己的行为。这可能适用于常规情况，但不适用于革命。在伊朗革命期间，人们的偏好发生了急剧而迅速的变化。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之一，也是抗议者在证词中反复提到的原因，那就是出现了一些以前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选择。社会学家赛义德·阿米尔·阿尔乔芒德（Saïd Amir Arjomand）说：“一位朋友告诉我，德黑兰大学的一群教授在1978年11月决定成立一个言论自由协会。不到两周，他们就意识到自己被事态的发展所压倒，以至于他们把社会的正式目标改为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抗议者证实，当新的选择出现并得到严肃对待时，就总有人在做事。也就是说，人们一直在猜测其他人会不会走上街头、举行罢工或要求推翻政权。其他人参与抗议的意愿形成了人们决定参与的背景。一名来自德黑兰的学生回忆说: “每个人都在那里。”他这样解释自己参加革命运动的经历：“人非常多。如果只是小打小闹，我是不会去的。但在当时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中，恐惧没有任何意义。”这可能听起来像是循环——抗议运动通过增加参与者以吸引更多参与者。但是参与者并不能提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在他们决定抗议或不抗议的时候，他们不能确定有多少人会加入进来。这个决定是在道听途说、谣言、相互矛盾的预测以及围绕打破常规行为的激烈对话的背景下做出的。这些对话有助于向那些正在考虑做一些特别和危险的事情的人保证，其他人也会同意加入。因此，革命的大部分经验似乎都集中在可行性的问题上。反对派运动似乎有机会推翻现政权吗？当伊朗人回答“是的”时，他们大批人口加入了这场运动。直到那时，他们才开始认为君主制是非法的。甚至连1977年秋季流亡海外的霍梅尼也命令他的追随者，只有在他认为这场运动可行的时候才能动员起来。他的判断基于为哀悼他儿子最近去世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的报道（但实际上是错误的）。几千名霍梅尼的支持者同意人民已经“准备好”，并开始寻找抗议的借口。但是，大多数伊朗人直到第二年秋天才认为霍梅尼的运动是可行的，在那之前他们忽视了他的大规模起义的呼吁。一位伊朗报纸专栏作家在革命的最后几天指出：“已经进行到一半的革命将如何处理政府的基本权力？（内阁）会辞职吗？会打起来吗？那么战斗会持续多久呢？在德黑兰，对话仅限于此。”重新捕捉这种混乱的经验，是本文“反解释”革命的精髓所在。最终，我不相信社会科学家能够预测革命，因为革命者自己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而他们的行为是对这种混乱的反应。事后，留给社会科学家们的就是审视当下的心态。但这没什么好嘲笑的，因为筛选证据并试图了解在特定地点、特定背景和变化莫测的历史时期人们的想法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