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的母亲们：女人、家庭与纳粹政治
Mothers in the Fatherland: Women, the Family and Nazi Politics
作者：克劳迪娅·库恩兹（Claudia Koonz，杜克大学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工作联系：r.chen20@lse.ac.uk）
来源：同名著作（Routledge，2012）导论《“第三帝国”的爱与秩序》（Love and Order in the Third Reich）
过去的没有死亡，它甚至没有过去。我们把自己与它隔绝开来，我们宁愿做陌路人。——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1929-2011）《模范童年》（Model Childhood，1980）国家建立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之上。公共世界和私人世界密不可分。一个人的暴政和奴役就是另一个人的暴政和奴役。在已经出版了五万本有关希特勒德国的书籍和专论之后，我们难以想象那些恶梦般的岁月还有什么未被探索或发现的角落。但实际上，半数参与并推动了独裁、战争和大屠杀的德国人却在很大程度上逃避了人们的关注——希特勒的女性支持者在历史的筛选中被忽视了，既没有被女权主义者认领，也未受到男性的注意。
诚然，纳粹领导人的情人和妻子都得到了应有的关注，纳粹领导人的性癖也得到了关注。女性成为统计数据，出现在纳粹社会政策和经济计划的分析中。有几位历史学家注意到了女性，但他们把女性当作希特勒胜利的责任人。一位西德记者评论说：“女人发现、推选并崇拜着希特勒。”东德的一位历史学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女性加入同一个政党，也没有一个政党像纳粹党那样贬低女性。”
但在历史进程中，女性并未以主要行动者的面目出现。当我们谈论到女性，我们可能想到的是众多普通的“爱娃·布劳恩”（Eva Brauns，1912-1945），偶尔出现的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1902-2003），或者穿着骑士靴和党卫队（SS）制服的伊尔玛·格雷泽（Irma Griese，1923-1945），那个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恶女”（die Hyäne von Auschwitz，或称“奥斯威辛的鬣狗”）。
历史学家们将女性视为永恒的背景，她们是纳粹男性创造历史的背景，看到男性是主动的“主体”，而女性是被动的“他者”。这是引用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术语。然而，这种二分法只包含了纳粹社会复杂性的一部分。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波伏娃写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期间写了《反犹太人和犹太人》（Anti-Semite and Jew）。虽然纳粹女性和奥斯维辛在两本书中都没有出现，但它们共同分析了撕裂纳粹世界的断层。
双重二元对立将男性与女性、犹太人与“雅利安人”撕裂开来。从纳粹党最初起，希特勒就承诺要将犹太人从“雅利安”社会中排除出去，并将女性排除在公众影响之外。在“优等种族”（master race）中，政策和意识形态将男性和母亲分开。
当然，这些并行不悖的对立并未将犹太人和女性作为融合在一起的受害者。毕竟，纳粹首先将犹太公民排除在外，然后消灭他们，与将女性贬低为生育者和在最低等的工作中做低薪工人的纳粹社会政策之间无法比较。决定支持纳粹主义的女性接受了她们低人一等的地位，以换取回报，而对犹太人来说，最终合作是不可能的。无论多么严厉的限制都无法与种族灭绝相比。然而，在激发了种族政策的纳粹社会模型中，意识形态连接了种族和性别。
由于纳粹对女性的蔑视从一开始就非常明显，我们很容易认为女性不应该承担德国的罪责。女性貌似始终纯洁无力，被纳粹党的种族主义、暴力和阳刚之气所排斥。但是，女性真的能对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所说的“对屈服的渴望和对权力的欲望”保持免疫吗？这种欲望曾淹没了整个国家。选举统计数据提供了证据。上世纪20年代，选举官员对女性会如何投票感到好奇，所以他们把德国男性的选票做成灰色，女性则是白色。我们可以清楚知道，在1930年到1932年纳粹党迅速崛起的年代，女性对纳粹的支持几乎与男性一样强烈。
之所以认为女性在1933年以前的纳粹运动或之后的纳粹国家中没有发挥作用，是因为历史学家没有将女性对纳粹德国的支持定义为一个“历史问题”，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毕竟，政治上惰性的女性形象强化了我们对母职（motherhood）的神话。女性对历史环境不感兴趣的幻想滋养着我们对母亲的怀旧之情——这些母亲超越善恶，无论社会或道德环境如何，她们都是爱、慈善和和平的保护者。在现代国家的侵犯面前，我们赞美那些能够将个人生活保持在政治影响之外的女性。
在“第三帝国”，当“女性”理想中的慈爱光芒闪烁又熄灭时，我们会认为，这都怪男性对女性的攻击，而女性只是强力（force）、催眠（hypnosis），或者她们自身受虐狂（masochism）的受害者。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的《爸爸》（Daddy）依然在耳边回响：
不是上帝，而是纳粹党的卐字，
太黑了，天空挤不出一丝光。
每个女人都崇拜一个法西斯。
踩在脸上的靴子，野蛮
野蛮的心，残暴如你。
“第三帝国”虽然没有留下任何严肃的意识形态遗产或政治崇拜者，却遗留了大量强有力的文化隐喻。普拉斯讨厌的父亲形象便是如此。从里芬斯塔尔到韦特穆勒（Lina Wertmüller，1928-2021），电影制片人利用美与野蛮之间的情感张力，创造出一种被某些人称为“法西斯美学”（fascist aesthetic）的东西，这种东西被另一些人称为“法西斯媚俗”（fascist kitsch）。精致的制服和军事纪律勉强抑制住的暴力威胁引发了恨与爱、恐惧与信任。但是，我们必须警惕。纳粹宣传的象征语言在今天的色情文化中十分活跃，却歪曲了在希特勒德国生活的男女的真实经历。在德国，每一名纳粹女性并不都“崇拜”那个野心勃勃的法西斯主义者。女人们和男人们一样，他们崇拜希特勒是出于信念、机会主义和积极主动的选择。因此，他们绝非无助甚至无辜。女性以她们所谓的“母性关怀”的名义造就了一个凶残的国家。就算女人们不用对柏林发出的命令负责，也不能免除她们执行命令的共谋。选举统计图表显示了她们的狂热。党的宣传描绘了“装死”的女人和不断前进的男人。但是，女人的所作所为不仅是装死，也不仅是投票支持了魏玛政坛上唯一极端反女性的党派。而且，她们得到的也不仅仅是“脸上的靴子”。这场公开反对女性的运动为女性带来了什么？纳粹的男性成员们对队伍中的女性漠不关心，反倒为纳粹女性提供了一次独特的机会。他们让女性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解读希特勒的思想、招募追随者、制定自己的规则、筹集资金。而在其他党派中，男性领导者虽然公开欢迎女性，但随后又限制了女性领导者的自由，并在她们稍显独立时对她们进行了批评。为了追求“女性的理想”，纳粹的女性有时会以极其“不淑女”的方式行事，管理她们筹集的资金、组织游行、面对挑衅者进行演讲、策划大型会议、游〇和集〇等等。虽然她们坚持女性的特殊性和保守的家庭观念，但这些女性并不想完全回归家庭生活。的确，她们倡导将女性从政治活动中排除，但这只是为了给女性开辟公共生活的其他领域。在1933年之前，纳粹的女性以悲观的态度看待周遭世界，她们在公共生活中很活跃（而非政治领域），以此来保护她们对一个永不存在的世界的怀旧视角。那么，被忽视的女性为这些男性做了些什么呢？在1933年之前，她们为男性创造了一个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环境，补充了纳粹运动中那种激烈的阳刚之气，并为希特勒的各色人等营造了一个舒适的家庭氛围。她们让纳粹男性感到他们不仅仅是党派的一员，更预示着纳粹国家理想的完整性。女性保持了民俗传统的活力，对贫困的纳粹家庭开展慈善活动，照顾冲锋队（SA）成员，缝制衬衫，在集会上准备食物。当纳粹男性宣扬种族仇恨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时，当他们威胁要摧毁文明所依赖的道德时，女性创造了一种理想主义的另类面貌。这种形象当然无法欺骗受害者，但它帮助纳粹保持住了他们的自尊，并在他们自认为体面的幻觉下继续他们的工作。纳粹主义在西方历史上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根据“自然”的生物原则构建了一套社会结构。除了满足国家特定需求之外，这种极端的分割还证明了一种更全面、更深入的生物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以种族和性别为基础，认为这是人性不可更改的特质。人们习惯性地认为男女之间的心理差异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加深了他们对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不可逾越差异的看法。种族和性别取代了阶级、文化、宗教差异，成为社会标识的主要元素。对于那些因为经济停滞、军事失败以及城市新兴社会规范的困扰而感到迷失的年轻人来说，这些社会范畴带来了一种安全感。保守派认为，犹太人和新女性在进步的魏玛社会中变得过于强大。纳粹国家将这两个群体（无论是象征意义上，还是实际个体）都排除在“雅利安人”的世界之外。对于女性来说，属于“优等种族”意味着可以在一个剥削她们的国家中有合作的可能，这个国家剥夺她们的政治地位，不让她们避孕，支付低廉的工资，向她们的孩子灌输意识形态，并最终将她们的儿子和丈夫送上战场。纳粹领导层对女性的厌恶，使得男性和女性领域之间的划分在逻辑上和心理上变得合理，将女性排除在男性统治的世界之外。纳粹体系建立在女性的等级制度和男性的指挥链之上。当然，女性在纳粹政府中的地位比男性低，德国女性领导者格特鲁德·肖尔茨-克林克（Gertrude Scholtz-Klink，1902-1999）在女性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最高，但实际上的权力比一个男性区域首领或副部长要小。她是自己领域的最高领导者，降低了与纳粹男性领导之间的地位差距，并将注意力转向了她领导之下的女性群体。就像在战争中一样，女性们认为她们的牺牲在更大的事业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肖尔茨-克林克将自己视为女性议题的主要倡导者，她希望成为女性传教士的领导者，将纳粹的教义带入每一个家庭。女性并没有避开纳粹的邪恶——实际上，她们正处在它的核心位置。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官，希特勒的行为仍属于20世纪独裁者的正常行为范围。然而，是他的种族主义计划引发了我们的恐惧和不信任。我和肖尔茨-克林克交谈时，我无法相信她否认在纳粹社会的不道德现象中扮演任何角色。希特勒的种族革命计划要求人们对纳粹领导人认定为无价值的人们消除怜悯、共情和爱。肖尔茨-克林克在“雅利安”女性中赞美温和的“女性”美德，而希特勒的种族革命需要消除对“低等人种”的同情。1933年，制定禁止避孕并加大对“雅利安人”堕胎处罚的纳粹社会规划者，也颁布了剥夺犹太人权利的法律，并强制“种族不合格的雅利安人”接受绝育。这些法令都落在女性的身上来执行。肖尔茨-克林克的社工、教师和护士把智障者、精神分裂者、酒精依赖者和社会不合群者的名字提交给纳粹的绝育机构。新娘们退出劳动市场，以获得国家贷款并生育更多孩子。家庭主妇抵制犹太商业，与生活中的犹太朋友绝交。女性专业人士为母亲们开设优生学学校，教育年轻女性从事家庭主妇的职业。女性组织者进行宣传工作，以说服那些还未信服的人。女性要举报社区中“可疑”的陌生人，送自己的孩子去希特勒青年团，并拒绝任何“危险”的人登门求救。我反复问自己，一个政权如何能泯灭同情和尊严？希特勒的战争和种族灭绝的最终意义总是让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但有数千项研究解释了“如何”。研究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6000万人口的国家，都可能招募成百上千人进行大规模的罪行。但是面对普通人日常的冷酷，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无数普通女性（和男性一样）都颠覆了“不可杀人”、“爱你的邻人”等古老道德准则。洛特·帕普克（Lotte Paepke），这个在纳粹德国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嫁给了一个非犹太人，她回忆起了1933年的生活：那时候，德国家家户户的客厅都干净得一尘不染，女主人细心地用绣花枕套装点着。德国到处都是豪华的软垫家具和装饰着流苏的窗帘，墙壁上挂着孤独的伊菲革涅亚（Iphigenia），窗台上的花盒里栽着天竺葵，充斥着正直的气息和无知的纯真……他们大多数并非无情无义之人。日常的冷酷之处在于刻意避开视线，坚定地声称“这里不欢迎犹太人”，嘲笑一个受惊和饥饿的犹太孩子。这些行为在“女主人”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在秘密警察（Gestapo，“盖世太保”）召集犹太人前往遣送中心之前，“雅利安人”的朋友和邻居就已经将犹太人排除在他们的社会之外了。虽然“最终解决方案”的最后阶段完全由希姆莱（Himmle）掌管，但无论男女，都有人将受害者推向刑场。普通男女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抛弃了怜悯之心，只把怜悯留给那些他们选择怜悯的人。在这些女性被重新记载到历史上之前，我们对“第三帝国”的理解始终不完整。1978年，我着手进行一项研究项目，以填补这个空白。在圣十字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我在接下来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寻找纳粹社会历史的缺失部分。在获取关于“第三帝国”女性的一般信息方面，我遇到了一些具体的方法问题。我曾经在西德联邦档案馆的科布伦茨分馆进行过其他主题的研究，那是一座收藏丰富、索引详尽且员工友好的现代建筑。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晚上9点，人们可以在那里阅读男性领导者对女性的决定的备忘录和政策声明。在那里，或在东德的类似机构，“重要”的文件都被编入目录并保存了起来。但在党领导的传记、内阁议程、军事通信、个人文件、警务档案和经济报告中，几乎找不到女性的名字。公众中的男性留下了丰富的档案记录，那我应该在哪里寻找私人女性的声音呢？这个任务看似艰巨，但潜在的回报吸引我继续前进，因为关于纳粹德国的私人生活的记录非常罕见。我多次想起戈培尔（Goebbels）的讽刺说法：“在德国，唯一有私生活的人就是正在睡觉的人。”我希望女性的记载能揭示被禁世界的轮廓。当然，非纳粹组织在1933年被宣布为非法，这通常意味着办公室、图书馆和记载的毁灭。在1933年声名狼藉的焚书行动之后，印刷品文献也变得非常稀少。在“第三帝国”的最后几年，纳粹办公室本身部分被盟军的轰炸袭击摧毁。1945年，盟军的胜利反过来在时间线上创造了新的缺口，因为个别的纳粹分子销毁了他们对希特勒忠诚的证据。在1945年之前曾被珍视的文献，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在德国各地的档案馆，馆员们都收到了一部分煤油，命令他们焚烧他们自己一直以来都在细心地复制、交叉引用和保存的记录。他们一定多么犹豫！他们不愿毁掉十几年的细致工作，还在想着煤油在黑市上能卖多少钱。有多少馆员会违抗这一命令呀？我问过格特鲁德·肖尔茨-克林克，问她如何使用她的煤油。她几乎无法理解这个问题。她就这样遵从命令，亲自用煤油浸湿文件，然后点燃了火柴。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很少有纳粹女性的声音从过去传来。我假设，或许那些不那么重要的档案馆会有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人（比如女性）的文献，于是我向西德的地区和地方政府档案馆发去了几十封信，问他们是否有关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女性的文献。许多回复看上去都很有希望。我买了一张德国地图，规划着我的路线。然而，在我出发前，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我之前忽略的简单想法——女性从未在政府机构中扮演过显要的角色，而国家档案馆的大量文献都关乎这些政府机构。几个世纪以来，教会在公共生活中对女性的角色，就像政治对男性的角色一样。男人们在当地的餐会（Stammtisch）高谈阔论，交换小道消息。女性聚集在教区神父的办公室，组织社区项目，关心教区的事务。男性领导政党，出任内阁，竞选公职，而女性则组织全国性的宗教、慈善、爱国、公民和社交网络，有自己的领导者和目标。自然，这些女性协会的公开权力比政治机构小。然而，它们在政治上较小的影响力却是历史学家的福音，因为在1933年，当非纳粹男性的政治和职业组织被宣布为非法时，女性协会却被邀请加入了这个纳粹国家。这意味着她们的记载应该完好无损。而且或许因为女性的活动被认为无关紧要，所以这些记载在1945年之后的清理中幸存了下来。另一轮发往教会档案馆的信件带来了更多的有希望的回复，我的地图上又多了几个标注的城市。回信的人看到自己的组织将被写入历史，因此深受吸引。就像一个来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天主教领袖坦言：“当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看到年轻女性如何远离信仰，看到人们忙碌得几乎没时间想到上帝，我们不禁会疑惑我们毕生的奋斗是否真有意义。然后，一个年轻的历史学家出现了，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有意义的，我们再次感到自豪。”这让我感到有些讽刺，我想，当他们的工作在现代世界变得毫无意义时，我们却通过保全他们的声誉并将其纳入历史来恢复它的意义。我一度把自己看作一位古老记忆的买卖者，通过将“过时”和“老派”升级为“历史珍宝”来提升其价值。然而，我写信去的一些人抵制住了这种诱惑，拒绝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他们更愿意把某些记忆留在“过时”的范畴里。在我初次提出请求时，我避免明确表示我想寻找关于纳粹时期的资料。我问：“你们有没有关于大萧条对女性组织影响的资料？”一个全国性的天主教福利办公室冷淡地回答我：“我们遗憾地通知你，我们无法提供帮助。在我们的协会中，我们平等对待所有人，无论物质环境如何变化。”有些人开始时向我敞开大门，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例如，一个自由派的新教妇女组织邀请我到他们位于汉诺威的总部，但我一到达，他们就告诉我，文献看起来太乱，需要等到年长的成员退休后才能整理。他们说，他们不想我太麻烦，在未加索引的文献中找来找去。但要知道，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和艾米·哈克特（Amy Hackett）都已经使用过这些优秀的档案，做过关于1914年之前的研究，所以我知道，混乱并不会阻止对“安全”时期的材料进行历史研究。从我后来在其他档案馆找到的这个组织的信件中，我怀疑这些宝贵的文献在被编目之前就会被清除。幸运的是，我接触到的绝大多数协会和国家档案馆都愿意配合我的每一项请求。我在柏林待了十个月，在那里，我研究了社会服务部门和新教教会的档案，去了柏林文献中心（Berlin Document Center）和庞大的普鲁士州图书馆，然后又在弗赖堡、科隆、慕尼黑、威斯巴登、杜塞尔多夫、明斯特和汉诺威走访调查，我留下了大量的复印件和笔记卡。在我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本以为会找到充斥着大量宣传词句的半公开声明，或者那种总是预设着有人审查的私人通信。不得不说，这种满篇赞美的语言确实存在。但是写信的人通常很直接。大萧条时期的一位纳粹女性如此写道：“我们今晚从大会上回来。吃着阳台上的炖肉，听着施密特一家（他们全都是纳粹主义者）演奏舒伯特的弦乐四重奏，我们知道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然而，除了虚假和真诚的狂热之外，我还发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记载。有数百位宗教和国家赞助的协会女性领导者，她们自认为是纳粹主义的忠诚追随者，她们知道自己的工作效果取决于准确的反馈和提案交流。在她们看来，对士气的抱怨、对官方腐败的哀叹，或者对某个项目失败的承认，并不意味着不忠诚。这种评论产生了一些档案上的珍品。一封信这样写道：“亲爱的波尔斯特女士，我们在镇上做了一些不对的事。”一个社区领导人告诉她的上级：“我们这里有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求女性把时间献给家庭；另一方面，男人们抱怨他们的妻子都在忙党的活动。我们应该怎么告诉这些男人呢？”一位高级行政人员可能会向她的男性上司抱怨：“你怎么能期望我们这些女性在教师中推行纳粹化计划，你们剥夺了我们的资金，对我们态度又那么傲慢。”这些纳粹女性认为自己是有决心的精英。由于对事业的深深热爱，当她们遇到矛盾冲突时，她们会勇敢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当然，不只是女性会直接对项目进行评估。男性纳粹成员也需要评估团队士气，设定目标，承认错误。但是他们拥有更高的声望，这也意味着他们有火车通行证和报销账户，可以参加高级会议和保密讨论。相比之下，女性则在经常预算不足的环境下工作，几乎没有预算去旅行，甚至都没有打长途电话的钱。不过，她们聘请了大量薪酬极低的文员和打字员，负责发送和归档备份文件。有时，一位高级女性官员生活中固有的矛盾会产生一些特殊的文献。比如，纳粹教师工会最高级别的女性官员奥古斯特·雷伯-格鲁贝博士（Dr. Auguste Reber-Gruber）不能搬到离工作地点近的地方，因为她的丈夫希望她待在家里，这个愿望优先于国家的需求。所以，她在家通过邮件处理公事，生成了大量通常会在历史中丢失的书面“对话”。比起那些枯燥的报告、无休止的争论（比如关于谁会资助某个活动）、讨论国家广播网的家庭主妇周节目应该播送什么主题，这些文献更加生动有趣。即使是那些看似单调的本地和地区月度活动报告，也能告诉我们女性完成了什么类型的工作，以及她们了解上级想听到什么。在正式的信件之间，我们还能找到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者、特殊纳粹计划、整体氛围或个人经历的有趣的评论。在公共和私人档案馆做研究之后，我面对着一套不连贯的叙事。就像考古学家发现壶的把手或碗的碎片一样，我偶然发现了零散的记载。我发现数百份关于某个女性持不同政见者或“纳粹化”组织的备忘录，使我能够跟踪某次争斗、争吵、竞争或友谊的细枝末节。但随后我将面对一片空白。文献线索会消失。这可能意味着主要通信者完全停止了通信，或者他们可能已经开始每天见面，但根本就没有写信。记载中描述的情况可能是典型，也可能是偶然。当我开始整理我的材料时，我对某种典型的纳粹女性形象的最后一丝印象消失了。作为受害者和加害者，德国女性的支持和反对态度各不相同。即使是最盲目的狂热分子和最鲁莽的机会主义者，有时也会抗议一项特定的政策，或者冒着巨大的风险保护朋友。然而，对希特勒统治最坚定的怀疑论者可能会遵从某些指示。没有一个女人符合被动温顺或无情野蛮的模式。很少有无趣的爱娃·布劳恩或残忍的伊尔玛·格雷泽这样的人物。但是，类似莱尼·里芬斯塔尔这样的女人（雄心勃勃、意志坚定、投机取巧）卷入了纳粹的浪潮。她们根本不是西尔维亚·普拉斯笔下的受虐狂形象，而是吸收了西方传统中无处不在的女性理想，并希望利用它来获得短期利益。在我的思维中，纳粹男性和纳粹女性之间的划分已经非常清晰，但我的档案检索模糊了非纳粹女性和纳粹女性之间的区别。任何一个阵营、对女性身份怀有怀旧情结的女人都运用着与厌女症（misogyny）本身一样古老的生存策略。例如，当我读到奥古斯特·雷伯-格鲁贝博士对女性的特殊关注和才能的描述时，我想到了19世纪的女权主义者，他们赞美女性独特的人性。我也重新想起了女人必须保持理想主义和温柔的论点——如果她们不这样做，谁会来保护社会上必要的美德，如母爱、宗教信仰、理想主义、协作和慈善？母亲是家中的神话天使，在男人发动战争、杀戮和剥削的时候，维护了理想主义、爱与信仰。在经历了魏玛共和国的十年之后，就连女权倡导者对平等的热忱也有所减弱。他们认为，进入政治领域并没有赋予女性政治影响力。男人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的权力，女性也永远无法从他们手中夺取权力。因此，许多人得出结论，唯一有效的女性战略在于与男人合作，并将受保护作为一种回报。经验告诉她们，与男人竞争没有好处，但妥协有可能有好处。根据这一逻辑，当新女性有效地参与到男人的世界中时，她就变得像个男人，并放弃了她在日常生活性别政治中的最后一个谈判筹码。自信之人珍视的自由，却让没有安全感的人感到恐惧。魏玛时期的十年前卫“实验”让传统的人感到害怕。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许多女性就呼吁“从解放中解放”（emancipation from emancipation）。新的自由在20世纪20年代曾让少数人兴奋不已，却让大多数女性感到不安。对她们来说，新的机会意味着失去保护。一名女性说：“解放会使我们的儿子、女儿、甚至丈夫从我们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符合传统期望的女性要求承认她们的母亲角色，因为她们的童年和教育让她们做好了准备。她们把自己看作粗暴现代世界中的一个濒危物种，要求建立一种阳刚的父权制。她们认为这将保护她们不被解放。民主和选择给她们带来了混乱、异常和竞争。女性要求她们有权利从这个世界退出来，把自己投入到家庭事务中去，并在经济上得到保障。她们希望专制统治能给国家带来秩序和健康，并将父亲与家庭联系起来。这种不成熟的渴望并不一定促使女性在1933年之前投票给纳粹党，但它确实为她们欢迎纳粹国家做好了准备。说起对纳粹的贡献，女性和家庭的怀旧情结不亚于纳粹原型（proto-Nazi）遗产的其他组成部分，如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恐惧、对《凡尔赛和约》的憎恨和对民主的蔑视。女性话语的表达方式反映了“纯女性领域”这一观念在她们思维中的渗透程度。天主教女性将她们的杂志命名为《女性之国》（Frauenland）。一群亲纳粹的新教女性将她们的杂志命名为《新领地》（Neuland）。中产阶级女性担心，作为母亲、消费者、家庭主妇、生产者和教堂信徒的她们在家中无法抵御那些威胁她们的力量，因此她们成立了全国性的协会来维护女性的利益。传统派女性梦想在男性的保护下组织一个巨大的女性世界，让它处在男性的监护下，但是超越了主教或政治家的监视。从20年代开始，她们开始将她们的世界称为自己的“客厅”。希特勒把这个术语用作对东欧丰饶农田进行军事征服的欺诈前提。对女性来说，“生存空间”（Lebensraum）意味着一个和平的社会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所有阶级和年龄的女性将紧密合作，以恢复爱与和谐的福音。这样的“地方”当然从未存在过。女性从未如此纯洁，男性从未提供保护。那么，有什么替代的愿景吗？在20年代，一些社会主义者和坚定的女权主义者构想了一个乌托邦的景象，在这个景象中，男女将在家庭、社会和工作中共享平等。面对两个梦想，大多数女性选择了根植于熟悉的过去的那一个。纳粹女性适应了寻求一个独立空间的梦想，她们放弃了对“男性”公共权力的索求，反而期望能对自己的社会领域有更大的影响。健康护理、教育、生育、民俗传统和手工艺、社会工作和宗教等都是女性们称为自己社会空间的领域。肖尔茨-克林克得意洋洋地告诉我：“男人总会以自我为中心，傲慢和有野心。”女性将永远不会以女性的身份握有权力，虽然你会看到像玛格丽特·撒切尔或英迪拉·甘地这样的人物。“如果你想帮助女性，那么你需要的是一个女性事务局，而不是一个女性总统。”但是，肖尔茨-克林克的“国中之国”的想法虽然反映了一种重要的传统，但它也扭曲了两个核心原则。大多数保守的女性将家庭视为一个情感的“空间”和对抗公共生活侵入的堡垒，而纳粹女性则将家庭看作是一条入侵路径，这可以让她们接触到每个德国人最个人的价值观和决定。在19世纪的观念中，女性远离公共生活赋予她们一种特定的道德影响力。她们应该避免被腐败和不公正所影响，提醒她们的丈夫、儿子和父亲坚守原则。然而，理想中的纳粹女性保持与权力的疏离，但由于她们向国家屈服并享受奖励，她们失去了道德影响力。肖尔茨-克林克和她的副手声称，她们的工作提升了女性的地位，介入了与生育、教育、消费品购买、宗教信仰、制定菜单、道德价值和社会生活等多样化问题相关的个人选择。纳粹女性得到国家资金和大量宣传活动的支持，以优生学、意识形态灌输和反犹太主义侵入家庭生活。因此，她们在公开退离政治和积极进入个人生活的行为上，与保守传统有所不同。尽管有疑虑和幻灭感，魏玛共和国其他政党的女性意识到，她们需要获得正式的政治权力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十分矛盾，因为她们主要的关注点是保护一个由母亲影响力占主导的私人“空间”。母爱有一个独立的领域，但远非使女性对邪恶免疫，而是激发了女性对元首设想的“雅利安人”未来的奉献，并扩大了女性在自己“生存空间”中获得主宰的机会。纳粹女性认为，她们主宰了这个“生存空间”。但是，这个她们在1933年声援建设的国家，到了30年代晚期开始摧毁她们。战略行业中对工人的需求与对女性角色的官方观点产生了冲突。党卫军的繁殖计划违反了婚姻的传统观念，离婚改革也使得丈夫可以轻易地抛弃妻子。当国家攻击宗教和家庭时，纳粹女性感到被背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被击败，欺骗感变得明显，更加“无知”。自从1947年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首次将德国人描述为希特勒及其战争的“受害者”以来，这个词变得很常见。但这会误导人。大多数受战争影响的人都失去了选择权，无论他们是士兵、囚犯、工厂工人还是寡妇。他们受苦了。他们成为了盟军攻击的受害者，但普通公民并未成为他们自己政府的谋杀计划的目标。犹太人却成了这场计划的目标。在研究的早期阶段，我很少接触到关于非纳粹和受害者的信息。我研究了女性的世界，这个世界（借用她们经常使用的一种比喻）被天主教、新教和纳粹组织的“墙”所包围。这些墙只有当女性不太接近边界时才会看不见。但是，当一位女性领导人期望与男性一起参与决策（即使是与女性相关的问题）时，警报就会响起，她将面临一阵嘲笑。自主权只存在于她领域内的女性之间，不能转化为在男性行政机构中的谈判权。只有当女性的愿望与纳粹的要求相符时，女性才会感到自由。显然，男性纳粹也面临约束，但男性作为权力的行使者的角色并不与纳粹对性别适当行为的观念相冲突。贝克-科恩（Erna Becker-Cohen）在1942年写的日记让人感到震撼。在阅读她那些写在发黄纸上的文字时，我开始了一次新的探寻，这次探寻至今未结束。作为一个有犹太祖先的天主教徒（并且有一个天主教徒的丈夫），贝克-科恩迫切需要传达她在纳粹统治下所经历的痛苦。由于不信任朋友，又不愿给已经忧虑的丈夫增加负担，她在日记中记录下了她的痛苦，这本日记因克制和诚实而非常出色。她直接地、常常像电报般简短的评论见证了数以百万计的女性的经历，她们因为不适应希特勒帝国的“千年大计”，经常需要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1942年到1943年的冬天，贝克-科恩夫人去了她常年购物的柏林商店。店主却让她离开。门口的牌子写着“不接待犹太人”。这则严厉的禁令一开始让她很吃惊，但她很快就调整过来了。可是，没有什么比两年前的那一天更痛心的了，那天她的教友告诉她，“雅利安人”天主教徒觉得和犹太人一起参加圣诞活动很不合适。多年前，他们为她能够改信天主教而欢欣鼓舞，欢迎她和她的丈夫加入他们的社群。然后，在1933年以后，这些同样的基督教邻居不再和她打招呼了。尽管她对天主教徒失望了，但她对天主教的信仰却没减少，她停止去本地教堂，而是每天去城里的大教堂——那里的人不会认出她是犹太人。当轰炸开始的时候，她的邻居在防空洞里的行为如此粗鲁，她宁愿冒着被盟军炸弹炸到的风险，也不愿进入那个充满仇恨和偏见的地下世界。她学会了独自祈祷，避开排挤。但她怎么给四岁的儿子买牛奶呢？她决定让儿子去商店。看到小孩子拿着空牛奶瓶和配给证，店主对她的朋友们说：“看看那个犹太女人，因为我们不让她进，她就派儿子来！”他们让小男孩空手回家。那晚，母亲在日记里写道，“人们真是太狠心了！连母亲们都不会对我表示同情。她问：“如果上帝的精神不在祂忠实信徒的心中，那祂在哪里？”我不禁问自己，如果不是在女性中间，那么反抗的精神又在哪里呢？在那个充满恐怖的社会中，总得有人保存着人道主义的传统。毕竟，德国文化曾孕育了歌德、席勒、海涅，孕育了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古老的问题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那些女性在哪里？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占领的其他国家不同，德国并未激发任何军事抵抗。恐怖也并未起到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反对取决于那些女性通常拥有的丰富技能，比如“隐身”的能力——放弃可能引起纳粹官员、邻居、教师、警察或亲戚注意的任何公开行为，同时保持内心的自尊。我推测，在犹太裔德国人中，这些女性的才能也必须发挥重要作用。那些被心理学家认为对他人的需求和弱点具有敏感性的女性，是如何感知危险和安全的来源的呢？在纳粹权力的统治下，男性和女性被功能、个性和责任所分隔。然而，超出希特勒权威的边界，在小小的反对派岛屿上，男女组成了以信任和诚信为特征的统一社区。在1933年首波孤立且失败的抗议之后，反抗者们为长期的斗争做好了准备。由于朋友的背叛而心碎的犹太人创造了新的支持源泉，这些支持源泉同样将男女、老少、贫富绑在一起。首先，“抵抗”意味着在情感上生存下去。它需要内在的力量，完全摆脱外在的奖惩系统，并在一致性和反对之间找到平衡。回过头来看，评估有限的信息变得极其困难。一个全心投入的纳粹可能会对犹太邻居做出一次善举，一个顽固的反对者会习惯性地做出“希特勒万岁”（被称为“德国问候”）的敬礼以避免引起怀疑。恐惧被逮捕之外，最大的威胁是冷漠。无法行动的愤怒向内转化，产生了政治性的抑郁症。反抗运动的成员露丝·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Ruth Andreas-Friedrich）和她的丈夫写道：“独狼的时代已经过去......力量不再依赖于那些看似强大的人。我们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队伍......一个人需要的，另一个人会提供。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智能地分配角色。”我们至今仍不知道有数百人、数千人，还是数万人在纳粹主义面前保持诚信，因为如果要让勇气存在，那么对手和受害者的勇气就必须被隐藏起来。回首纳粹德国，似乎人的尊严已经消逝。但当我们听到那个时期女性的声音，我们反而意识到，尊严是被划入了禁区。忠诚的纳粹为自己塑造了形象，虚构了一个让她们感到有道德的家庭领域。纳粹女性像其他社会的女性一样，通过让她们的社会成员生活在更加愉快的世界中，这助长了纳粹营造的幻象。与此同时，她们让“种族不纯”的公民生活率先变得难以忍受，进而变得不可能生存。她们可能是狂热的纳粹。她们也可能是敷衍了事的附和者，坚决地将头转向另一边，忽视对社会主义者、犹太人、宗教异见者、残疾人和“堕落者”的攻击。她们只注视自己的摇篮、孩子和“雅利安”家庭。在肖尔茨-克林克的指导下，母亲和妻子们在充满仇恨的环境中保持了爱的幻象，就像男人在冲突的官僚、军事和命令的混乱中维持了秩序的形象，为纳粹的权力做着重要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纳粹女性破坏了道德，这一点不亚于男性，她们也贬低了人道传统，让正派人民孤立无助。还有一些女性是受害者和抵抗者，她们冒着生命危险以确保纳粹的失败，保护她们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