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伊朗视觉艺术家诗琳·娜夏特（Shirin Neshat，1957- ）的影像装置作品《狂喜》(Rapture，1999）
Exit,
Voice, and the State
作者：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1915-2012）
引用[APA]：Hirschman, A. (2016). Exit, Voice, and the State. In The Essential Hirschman (pp. 309-33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这篇论文最初为1977年6月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举行的研讨会而写，当时正值该大学成立五百周年纪念日。
阿尔伯特·赫希曼最有名的著作是《离开、发声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1970）。这本书使他居身世界上最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也因此，赫希曼第一次受邀到拉丁美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全球巡回演讲。赫希曼在欧洲形成了他的知识体系，而这本著作打开了欧洲的大门。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各种各样的消费者行为上，但没有清晰探讨国家（state）的影响。随着拉美公民越来越受到军事政权的影响，随着脱离东方阵营的人数增加，赫希曼越来越意识到他早期的构想和民主之间的联系。
20世纪70年代中期，赫希曼回到欧洲，他在1933年离开柏林的记忆也回来了。在德文译本《离开、发声与忠诚》的序言中，他首次对离开柏林的情形直言不讳。他表达了自己抛下这么多犹太人而没有保持忠诚或替他们发声而心生愧疚。赫希曼应邀参加乌普萨拉大学成立五百周年庆典，他将思想转向公民的离开和发声如何影响国家权力，并将思想扩展到一系列的政治可能性（从无国家的社会和小国到那些貌似全球霸主的国家）。
——杰瑞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
对于自己所属组织或与之有往来的组织感到不满，就会产生两种主要反应。一种反应是继续以成员或客户的身份表达自己的不满，希望能改善状况；另一种反应是离开该组织，将自己的业务带到其他地方。本文就建立在这种二分法的反应上。我的主要论点是，经济学家强调竞争（或离开）的好处，忽视了发声的好处；就像政治学家对政治参与和抗议感兴趣，却忽视了离开在政治行为中的作用。从热带非洲的无国籍社会到现代小型福利国家，我将谈论离开一个国家的意义。
“离开—发声”（exit-voice）的模型有助于我们分析国家（state）吗？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认为，确实有用。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e on the Origin and the Foundations of Inequality）中写道：
有饭吃的野蛮人与大自然和平共处，周围的同类都是他的朋党。如果他们因为这顿饭发生争执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野蛮人首先会比较一下与同类决斗的获胜难度，和去其他地方谋求生存手段的难度，看哪个难度更大，再决定要不要卷入一场真正的争斗。自尊心不重要。争斗将诉诸武力。赢家有饭吃，输家去其他地方碰运气。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但对社会中的人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在此，卢梭容许有“非语言的发声”（nonverbal
voice），可以“拳脚相加”。在这种不寻常的情形中，离开是“野蛮人”表现不合群的主要方式。这种解决异议的办法具有最大限度减少冲突的优点。它也能让一个群体保持相当小的规模。
卢梭认为，要让“离开”有益处，就不能有“自尊”。卢梭在别的地方称为“自尊心”（amour propre，或译作“自私”、“自命不凡”），他把这个词和令人称赞的“自爱”（amour de soi）进行对比，后者关心基本的生理需求的满足。卢梭在《语言起源论》（Essay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s）中提出，“野蛮人”在离开群体后能够满足这些需求。
语言的起源并非出于人的第一需求。不要认为使人离群的工具能产生使人合群的工具，那很荒谬。那么，语言起源何处？它源于道德的需求，起源于激情。激情使人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生存的需求迫使他们彼此逃离。
这篇论文的大多数读者都会对卢梭的语言理论感兴趣。我选择在此强调他的观点——离群不一定是生存的障碍，所以在发生冲突的时候，离开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我们应该记住，《语言起源论》最初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一部分。我引用的两段话是同一思想的不同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小型无国家社会的理论，在这种社会中，离开具有双重功能，一是化解冲突，二是确保一个持续的裂变过程，从而保证无国家状态的延续。
近几十年来，人们在对某些所谓原始社会的观察中，发现了一些符合卢梭模式的情况。1944年，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描述了巴西中部的南比夸拉人（Nambikuara）的政治生活：
没有哪种社会结构比南比夸拉部落更脆弱，更不牢固。如果酋长的权力显得过大，如果他为自己占有太多女人，或者在食物匮乏的时候没有令人满意地解决食物问题，就很有可能出现不满情绪。然后，个人和家庭就会脱离这个群体，加入另一个被认为管理得更好的部落。因此，南比夸拉人的社会结构不断变换，时而成型，时而散开，时而壮大，时而消失。他们部落的构成、数量和分布情况在几个月内可能变得面目全非。
琼·班伯格（Joan Bamberger）报告了一种类似的社会和政治行为模式，也来自巴西中部，是一个叫卡雅布（Kayapó）的部落：
如果传统领导层在争端爆发后未能重新建立和谐，冲突者及其支持者可能会卷入肉搏战。这种战斗在卡雅布人的部落中被制度化，成为正式的决斗，称为“群架”（aben tak）。不管是两个人的战斗还是部落社群的争端，谁输了“群架”，谁就必须离开村庄。卡雅布人说，输家离开部落是因为他们非常“耻辱”（piaam），不能和那些与他们打过架的人留在同一个村庄。
卡雅布人和卢梭的例子很类似。心怀不满的卡雅布人很像卢梭笔下的野蛮人，因为他们只是离开，而不一定“加入另一个被认为管理得更好的部落”（列维-斯特劳斯的例子）。在卡雅布人的例子中，这个分离出去的群体显然愿意、也能够独自行动。
从美洲转到非洲，人们遇到了更多的分裂政治现象。人类学文献将这种现象称为“群龙无首的社会”（acephalous，或译作“无头社会”）或“无国家社会”（stateless societies）、“裂变宗族制度”（segmentary lineage systems）、“分裂与融合”（fission and fusion）等等。
大部分此类文献涉及现代政治中所谓的“分离”（secession，或译作“退出”、“离开”）而不是“移民”（emigration）。换句话说，裂变经常采取如下形式，一个群体从一个更大的群体中脱离出来，同时又像以前一样留在同一区域内（或者在游牧部落中四处游荡）。离开的概念也可以囊括这些情况。但是，本文只讨论个体或群体的身体迁移，把这种迁移视作分裂过程的基本特征。
在这种意义上，频繁的“离开”似乎是一些非洲无国家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E·E·伊凡-普里查（E. E. Evans-Pritchard）在谈到努尔人（Nuer）时说：“任何努尔人都可以离开他的部落，在一个新的部落定居，从而成为新部落的成员。”米德尔顿（John Middleton）和泰特（David Tait）在《没有统治者的部落》（Tribes Without Rulers）导言中写道：“在中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存在着政治上不集中的社会，主要政治结构由酋长和血亲村民之间的关系建立，村民以各种方式与酋长产生关联，可以在他们喜欢的地方自由选择他们的村庄住所。” 洛纳·马歇尔（Lorna Marshall）在研究南非布须曼人（Bushman）的部落时指出：“部落成员可以选择从一个部落更换到另一个部落，可以根据食物和水源的相对稀缺程度调整部落的规模。只要情况允许，人们就会随时组建一个新的部落。”
特恩布尔（Colin Turnbull）详细描述了中非雨林姆巴提（Mbuti）矮人部落通过地理分离完成裂变的过程。这里经常发生与直系亲属无关的裂变：他们选址的原因甚至是为了获得更多隐私，从而最大限度减少正在进行的任何严重争端。然而，一些人际间的敌意将持续存在，正是这些敌意而不是血缘关系反映在最终的裂变中。部落分成一些独立的部落和子部落，大家各走各的路。如果争端严重，部落和子部落可能会搬去另一个地区，并寻求与当地部落会合。因此，每月一次的部落搬迁不仅重新安排了外部交往，最大限度减少潜在的敌对行动机会，而且也借此机会增加或减少部落的经济实力。卢梭纯粹是通过推理发现了这些情形。基于这些情形，我希望证明，某些形式的无国家状态与离开密切相关。但要解释这种联系的性质绝非易事。
我上文举了南美和非洲的例子，这些例子来自生活在热带雨林和热带草原的族群。这至少表明，那里有丰饶的、未被占据的自然资源，这些资源的可用性源源不断地吸引着离开族群的人，而且那里没有国家权力的政治集团。然而，这种可用性并非无国家状态的充分条件。聂伯尔（H.J. Nieboer）等人认为，“地主—农民”和“领主—劳工”的背景有利于奴隶制的出现。“开放资源”的存在对于塑造政治形式无疑十分重要。但是，它既可能导致高度强制性的制度，也可能导致缺乏任何专门和永久构成的政治权力。此外，这两个极端的对立面并没有穷尽所有可能性。无论如何，我不希望在这里提出无国家社会的生态学理论。我感兴趣的不是离开的根本原因，而是制度化离开的政治影响。影响之一是，具有专门国家机关的大型中央集权社会没有出现。另一个影响是，无国家状态兼离开状态在广泛的地区和时间上具有明显稳定性。从稍微宏观一点的角度来看，个别不稳定的政治格局（不断分裂和融合）一直非常稳定，仿佛被冻结在这种不稳定模式中。其中一个原因是，冲突行为的离开模式一旦确定，就很难离开，它是自我强化的，除非通过某些外部事件，比如入侵或耗尽“开放资源”。一旦这种处理争端或发泄不满情绪的回避机制随时可用，对这些问题的发言权（即政治进程的发言权）就可能继续受到限制。在思考稳定性的时候，人们希望知道，自己的离开会给身后的组织留下怎样的反馈效应——该组织是否注意到成员的离开，并因此采取行动，以纠正自身弱点和效率低下的问题？不幸的是，我引用的人类学文献不涉及这个问题。当离开源于双方之间的争端时，离开的人能让留下的人感到满意，觉得“摆脱了”。然而，根据一些描述，离开不仅源于内部纠纷的推动，也源于其他部落“管理得更好”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失去成员的部落更有可能通过试图改善自己的表现来应对这种损失。考虑到这些社会的稳定性，我们也许可以推断，一定有一个稳定的反馈过程在起作用。如果离开总是积累性的（失去成员的部落永远无法挽回损失），那么多个部落就会趋于合并成一个部落。刚刚回顾的离开行为的特征，尤其是从一个部落离开，进到另一个“管理得更好”的部落，非常类似于我们说的“用脚投票”。它类似市场的运作，买家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卖家转到另一个卖家，一些人称赞这种机制比“繁琐”的政治程序更有效，可以解决人们的不满或满足他们的需求。不幸的是，由于收入和财富的差异，“用脚投票”的能力在现代社会中的分布很不平等。在美国，这个问题由于种族歧视而变得更加复杂，而且产生了一些严重的后果，比如“贫民窟化”（ghettoization）和我们大城市的部分毁灭。新自由放任经济学家的政治梦想有可能在巴西中部和非洲中部的森林部族社会中找到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近似物。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也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他们无法与其他地方出现的也许效率较低但更强大的社会相比（人们不能离开；有中央政治组织）。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国家制度正是这种社会最纯粹的形式之一。专制国家的出现旨在建立地理单位并实现领土统一，在历经艰辛之后最终取得了成功。欧洲大陆尤其如此。塞缪尔·菲纳（Samuel Finer）认为，国家“被离开的恶魔困扰着”，这里的“离开”是指领土自治或分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世纪的一些观察家感觉到，一旦某种形式的离开受到控制，另一种形式的离开就会抬头，因为商业和金融的扩张得到了绝对主义国家的积极推动。
随着这种扩张，一种新的财富形式变得愈发重要——它被命名为动产，有别于传统上大部分资产的不动形式（如土地和建筑）。孟德斯鸠将动产定义为“货币、票据、汇票、公司股票、船舶、所有商品和货物”。他指出，这种形式的财富可以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
面对这种新财富形式的出现及其离开的可能性，国家和启蒙做何反应？17世纪和18世纪，动产资本的兴起引发了恐惧和希望，与近年来跨国公司的兴起引起的类似矛盾看法有许多有趣的相似之处。这里不进行比较研究，但对早期现象的简单探询也许会有所帮助。最初，人们对这种新财富形式的反应很滞后，很晚才意识到动产的政治意义。詹姆斯·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的例子很典型。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提出了将政治形式和稳定与财产的集中和分配相联系的理论。然而，在重商主义的主要论述问世的年代，他的重要著作《大洋国》（Oceana，1656）却只关注土地财产及其分配，视其为政治的决定性因素。在此，他受到了一些同时代人的批评，后来他为自己的立场进行了辩解，并以详尽的方式指出：财富一般都有翅膀。土地财富的翅膀被绑住了，但金钱财富不牢靠，飞得最快。王子和贵族拥有土地，他们的土地收入可以支付军队的费用，他们的人口就会在那片土地上扎根。
动产在一个国家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动产在一个国家的总财富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一个世纪后，沿着该思路进行的辩论正在全面展开。这场争论并没有完全结束，出现了对新现象怀揣希望或忧虑的人，他们通常针对动产的不同种类。例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关注公共债务时，对这种新的财富形式提出了最强烈的谴责。在他后来的一篇“保守”文章中，他预言，如果英国允许公债无限期地扩大，“一种悲惨的专制主义一定会盛行开来”。他指责公债持有人，说“他们和国家没什么关系，他们可以在他们选择居住的全球任何地方坐享收入”。在这里，“公债持有人”和“投机商”的离开被判定为一种不忠和近乎背叛的行为，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但这一段落在休谟的著作中是孤例。他其实赞扬贸易和工业创造的新形式动产财富，他的一些朋友和同时代人，比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孟德斯鸠也是如此，后者发现了新兴财产形式的好处，因为这些人有自我放逐（self-expatriation）的能力。这是一个相当出人意料的论点，值得我们进行详细回顾。孟德斯鸠一直在寻找可以遏制君主权力过大的方法，他从汇票的发明和扩大使用中看到了很多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商业可以避开暴力，并在各地维持自己的地位，因为最富有的商人只有无形的财富，可以不留任何痕迹地送往各地。从那时起，统治者不得不以更出色的智慧来治理国家。由于这些事件，君主的强权及其武断行为已经无效。只有良善的政府才能带来繁荣。
因此，随着汇票的出现，很大一部分财富变得流动而难以捉摸，既能藏匿又能流出，这一事实在这里被颂扬为对王权大政方针的限制，是对良善政府的积极贡献。政治权力不再能随意攫取公民财富，这种变化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并认为政府的运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uart）提出，随着私人财富的扩大（不仅涉及汇票），“在政治家试图攫取财富之前，财富就躲开了政治家的手心。这使得政府更加复杂，更加难以运作。政治家在动用权力和权威之余，还必须动用技巧和游说”。资本外逃是资本（和资本家）的离开，在孟德斯鸠和斯图尔特眼中，这种离开是对专制政府的有利限制。他们对经济外逃的政治影响提出了一些更乐观的猜测。尽管亚当·斯密在这些方面与他们有分歧，但他依然认为，“资本存量”的流动性和难以捉摸性使得税收不可能像其他方式那样“令人烦恼”：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使得利息不像土地租金那样是直接征税的合适对象。
首先，任何人拥有的土地数量和价值永远不是秘密，而且总是可以非常准确地确定。但是，他拥有的全部资本存量几乎总是一个秘密，而且几乎不可能准确地确定。对每个人的私人情况进行调查，将给每一个人带来无法容忍的无休止烦恼。
其次，土地不能移动，但股票容易移动。土地所有人必然是财产所在国的公民。股票所有者应该是世界公民，并不一定附属于任何特定的国家。他将放弃曾经无理审讯他的国家，放下沉重的税收负担，把他的股票转移到其他国家，在那里他可以继续经营他的生意，或者更轻松地享受他的财富。如果征税的目的是把股票从任何国家赶走，那么无论对君主还是对社会来说，都会使所有收入来源枯竭。
所以，那些打算对股票收入征税的国家只能做些粗略的估量，而无法进行严格的调查。
这样看来，似乎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一方面，17世纪和18世纪的国家权力努力遏制离开的风险。另一方面，根据孟德斯鸠、斯图尔特和亚当·斯密的论证，这种权力被一种新兴的、有益的离开方式所抑制，这种离开方式是经济扩张的结果，也就是资本和资本家“转移他们的股票”的能力，或者用现代的话说，为最佳的“商业环境用脚投票”。回顾这些早期观念很有好处。今天，资本的国际流动性（在资本主义世界内）比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的时代大得多。这种流动性有许多种类。跨国公司可以将子公司从一个被认为不安全的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国家自己的公民挥舞着武器（当然主要是富人），一旦他们感到国内发展受到威胁，他们就会大规模地进行资本外逃。按照18世纪的说法，这些离开确实时有发生，以回应主权国家专断又反复无常的行为。但是也有另一种不利的解释。资本外逃往往发生在那些打算实行某种税收以遏制富人过度特权或进行某种社会改革以实现公平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外逃是为了抵御、击退乃至否决这些改革。无论如何，它都会让改革变得愈加困难。所以在今天看来，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赞美的那种离开方式可能带来威胁，因为它损害了资本主义自我改革的能力。其实，这种情况对所有国家的影响并不一样。在最强大的国家，资本外逃显然不是一种武器，因为那里的资本所有者觉得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我们可以预见，在那些地方，资本的声音会因为不可能离开而被激活。资本家将会精心影响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一种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同时，在明显需要对制度进行改革的地方，可能会出现让步。因此，纯粹基于资本和资本家离开的可能性不同，人们可以预期，资本主义制度中最强大和最核心的国家将同时成为该制度的意识形态堡垒和最积极的问题解决者。另一方面，更边缘的国家可能受到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同时表现出不合情理的极端贫富差距。这个“预测”基于一种最基础的“离开—发声”模型，但它时常正确得令人惊讶。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都体现了“支持资本主义”的态度与试图纠正该制度最糟糕弊端的结合。另一方面，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对资本主义缺乏任何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支持与有效改革面临的特殊困难持续并存。这里也许是一个老难题的关键——为什么反资本主义改革总是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而不是中心爆发？
在18世纪的讨论中，资本和资本家的潜在离开对资本流失国有利也有弊。这种看待向外移民的方式附合“离开—发声”的框架，但在19世纪几乎消失了。19世纪见证了空前规模的人类移民，尤其是从欧洲到美国的移民。直到最近，对外移民之于输出国（而不是接受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才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主要与所谓的“人才外流”有关，这种现象与资本外逃的共同点多过大规模移民。
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的大量移民并没有引起人们对输出国及其政治制度的反馈效应的思考，因为移民的流动并没有引起任何明显的政治问题或危险。相反，它缓解了许多经济和政治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重商主义和专制主义时代长期被禁止的移民变得自由。从社会和经济角度来看，人口外流抑制了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尽管人口外流的比例很大，但从未达到人们认为它会干扰国内工业增长和招募不到劳动力的程度。
从政治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向外移民也有类似的、相关的有利影响。选择移民的人显然对他们要离开的国家和社会有某种程度的不满。出境成为心怀不满之人的出路，所以他们就不太可能诉诸于发声。移民船上有许多真正的或潜在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改革者和革命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年的一项研究中，统计学上已经证明了移民和社会主义投票之间的反比关系。此外，至少在开始时，新移民往往是社会中相对不善言辞的成员。因此，大规模移民减少了整个欧美国家制度中的社会抗议，在输入国和输出国都如此。
但对社会抗议的遏制并不是外迁的唯一政治结果。从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选举权和其他公民权利在许多欧洲国家得到了扩展，而这些国家正是大批人口离开的地方。换句话说，出境和发声同时增加，尽管与此同时，出境降低了另一种更激进声音的音量。这两方面的发展可能存在因果关系，因为一些心怀不满的人离开了，向更多留下来的人打开制度的大门就变成相对安全的事。这样一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出境移民可能使一些欧洲国家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得以进行，而不会严重危及政治稳定。
这些有趣的联系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民主化的尝试。例如，是否可以这样说——在繁荣的60年代和70年代初，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工人大规模移民到法国和德国，使这些国家更容易通过谈判进入一个更民主的秩序，而不是像以前那样？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话题没有得到关注，因为这种联系相当遥远，而且是反直觉的。异见人士的移民会在短期内加强专制政权，这一点显而易见。许多这样的政权并不允许政敌移民，而是主动驱逐或禁止他们的政敌，以这种特殊方式处理他们。要说打开国门和允许向外移民就会让一个政权自由化，这似乎很牵强。
人们之所以对移民的政治影响缺乏兴趣，主要原因或许在于，就像我前文所述，这些影响长期以来一直是积极的影响。无论我们对潜在过程的认识多么不足，我们都不会去深究任何看起来进展顺利的事情。
然而，近年来，移民对移民流失国的影响并非完全良性。这首先适用于人才外流。围绕这一主题形成的文献颇具规模。但是，哪怕是19世纪的那种移民，当它在20世纪再次出现时，也能被问题化。
例如，战后爱尔兰人大规模移民到英国。由于低出生率和移民，英国的爱尔兰人口在1922年独立后的二十五年里停止了增长，这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发生。但是战后，特别是在50年代，移民再次激增，他们大部分从农村地区进入英国城市，达到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这种外流引起了人们的深切关注，成为导致经济政策决定性转变的重要公共和政治问题。到50年代末，将移民描述为“安全阀”的旧说法已被一个“患有血友病的国家”形象所取代——“血液从血管中流出”。
人们越来越担心“爱尔兰变成一个濒临死亡的国家。这导致了对新经济政策的呼吁。不同政党通过了各种计划，移民问题第一次出现在议会选举中。最终，一项旨在发展爱尔兰和防止人口外流的国家经济计划被毫无异议地接受下来（1958年）”。该计划旨在吸引外国资本和刺激工业化，而且十分成功，但60年代流出人口的大幅下降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这项计划，还是出于英国经济吸收能力的下降，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英国经济本身在这段时期也越来越麻烦缠身。
由于爱尔兰移民在英国能接触熟悉的环境和熟悉的语言，所以爱尔兰移民的比例变得异常巨大，并最终被视为对爱尔兰国家生存的一种威胁。东德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20世纪50年代，东德出现了向西德的（非法）移民潮。由于担心与爱尔兰人的情况相当类似，东德政府并没有费心去增加自己对公民的吸引力，直到1961年，它单纯通过修筑柏林墙来更有效地关闭了边境。
因此，感觉受到大规模移民威胁的两个国家产生了十分不同的反应，这与19世纪70年代欧洲各国对突然从北美和俄国获得廉价小麦的不同反应相似。与法国和德国在19世纪末对小麦征收更高的关税相比，东德采取的主要是防御性战略；另一方面，爱尔兰试图通过改变导致人口外流的基本条件来应对大规模移民的挑战，这种“创造性的反应”与丹麦的农业转型政策相似。
然而，爱尔兰和东德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将人口的离开视为一种威胁，这是一种新观念。他们的反应相当坚决，好像他们完全相信，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论点，国家与几乎无成本的离开和公民诉诸离开作为对不满的常规反应是不相容的两件事。
毫无疑问，这两个国家和它们在50年代的经历是特殊的“病态”案例。但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有意义，因为它们揭示了当前国家制度中的潜在问题。随着交流日益密切，资本轻松流通，高端人才前所未有地国际流动，今天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面临着更多来自“离开”的压力。小国特别容易受到这些压力的影响。一个大国往往可以相当容易地接纳来自小国的资本或人力的流入，而作为一种外流，这些资源可能代表着小国的严重损失。
为什么在过去30多年里没有出现更多的爱尔兰和东德？鉴于资本和人员（尤其是训练有素的人员）的流动相当自由，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可能已经采取了各种手段和策略，以应对过度的离开。我将简要研究这些战略如何发挥作用。在爱尔兰，离开的补救措施包括改善生态政策和条件。担心人们离开的国家会很好地满足公民的基本经济愿望，特别是那些流动性较强的人的愿望。但是，个人的生态福利并不是做出离开自己国家的困难而痛苦的决定的唯一标准。
为了避免过度移民和严重的人才流失，一个社会需要为成员提供一些“吸引力”。除了充分供应可供个人消费的商品外，这种吸引力还包括经济学家所称的“公共物品”。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的任何成员都可以享受（消费）这些物品，而不会因此剥夺其他人对这些物品的享受（消费）。例如，一个国家的权力和威望是一种公共物品，它可以被所有公民享受，包括最卑微和无权的人。
按照这种思路，最近有人指出，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可能是一种公共物品。个人可能会发现，生活在一个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社会中是很愉快的事。这将使一个国家对公民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在一个经常爆发破坏性战争，政府习惯性压制批评、不善待政敌的世界。
在一个国家中，任何一种公共物品的供应都有助于抑制离开，提高忠诚度。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国家制度，在那种制度中，尽管有密切的联系以及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但由于每个国家都向公民提供不同种类的公共物品，并强调一个领域（或一个集群）对公民的特殊吸引力，因此离开就永远不会达到构成威胁的比例。然后，不同的国家将在权力、财富、增长、公平、和平、遵守人权等方面实现“专门化”。这样的专门化肯定会导向一个更稳定的局面，而不是只按照一个维度来评价国家的表现，比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
然而，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一开始就具备一定的忠诚度，他们就会比其他国家更重视自己国家擅长的特定领域（不管那是什么）。因此，这种以人文本的福利职能可能是现代高潜在流动性之下稳定国家制度的一个条件。
这个解决办法好像太完美了，不可能成真。困难之一在于，一个国家对和平的追求可能与另一个国家对权力的追求不相容。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极少数国家可能在权力、财富、教育和一般机会等几个重要方面做得最好（或被认为做得最好）。那么，一个霸权国家可能将自己的偏好和福利职能强加给世界各地的公众舆论。因此，特别是在一个拥有密集通信网络的世界里，非霸权国家的公民会倾向于对领先国家的成就给予更高的评价，而不是称赞自己国家的成就。
面对这种困难，小国是否有第二道防线？换句话说，是否有一些进一步的高价值公共物品，可以提供给它们流动性较强的公民，使他们在移民前仍能三思而行？
美国社会学家蕾妮·福克斯（Renée Fox）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比利时社会。她的一句话在这方面很有启发。在解释她对该国的长期涉猎时，她说她最初发现比利时很诱人，因为她相信“一个小国家在社会学意义上比一个大国家更容易理解”。但这一前提并非事实。许多年后，她感叹道：“如果现在让我就一个国家的大小与其社会制度复杂性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种社会学假设，我会很想提出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反向关系——也就是说，国家越小，社会制度越复杂！”
对过度离开的担忧引出了一个问题——复杂性是否可能像前面提到的任何积极成就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对其公民吸引力的一部分？毕竟对于这个国家的公民来说，复杂性是可以理解的东西。本国公民知道如何熟练驾驭这种复杂性，不仅用他们国家的语言，而且有他们特殊的做事方式、冲突和熟悉的挫折，等等。
当我第一次来到哥伦比亚生活时，哥伦比亚人在解释各种令我困惑的情况时，总是以“你必须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这句话开始。很明显，他们在向我介绍他们所理解的东西时相当高兴。那么，理解的复杂性可能是一个社会可以向公民提供的另一种公共物品，这也许也是蕾妮·福克斯的意思（“小国比大国更复杂”的悖论）。由于大国拥有如此多的优势，小国通过大量供应理解的复杂性来保护自己免受过度离开的威胁，而且这是一种特殊的资产，“你不能把它带走”。【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