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片：德国历史画家阿尔弗雷德·雷瑟尔（Alfred Rethhel，1816-1859）笔下的死神（1831年）
恐怖的去人性化影响：人的原子化
Terror’s Dehumanizing Effects: Atomization of Man作者：利奥·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1900-1993）
来源：《假先知：专制主义研究》（False Prophets: Studies on Authoritarianism，1982）第11章人们普遍认为，法西斯恐怖只是现代史上的一段短暂插曲，幸好已经过去了。我不能赞同这种观点。我认为，法西斯恐怖深深扎根于现代文明的潮流中，扎根于现代经济模式中。不愿正视、不愿充分探讨恐怖现象及其影响本身就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怖。那些生活在恐怖之中的人受到强大的压力，不去思考恐怖、了解恐怖。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号称忠于事实的西方世界在面对极权主义的恐怖之时表现得如此矜持和顺从。西方世界绥靖法西斯恐怖，哪怕恐怖就在那里。直到法西斯恐怖在布痕瓦尔德、奥斯维辛、贝尔森和达豪集中营显露无疑，人们才被迫接受这一事实。军事战争结束后的今天，人们又在恐怖面前退缩了。在那些文明得以幸存的国家里，恐怖国家自我保护的麻木与大规模的心理压抑遥相呼应，这是对真理的无意识逃避。从本质上讲，现代恐怖制度就是个体的原子化。如果我们对施加在肉体上的酷刑感到不寒而栗，那么我们也不该对精神威胁的颤栗感到震惊。恐怖把人口完全整合在一起，以便去人性化，然后剥夺他们直接沟通的心理手段，哪怕他们拥有强大的通信技术。恐怖状况之下的个人向来孤独，永远孤独。他们维系着麻木而僵硬的邻里关系，与自我的关系也是如此。恐惧让他们丧失了自发的情感，也失去了心理反应的能力。思考成为一种愚蠢的罪行，甚至危及他们的生命。愚蠢会像传染病一样在受惊的人群中蔓延，无法避免。人们生活在一种道德的昏迷状态中。恐怖的基本功能是消除政府决策与个人命运之间的理性联系。在极权主义恐怖的第一阶段，人们被大肆逮捕，以各式各样的理由将各式各样的人口送进集中营。在权力机器面前，个体的差异和要求消失了。过往犯罪坐牢的人和其他人之间存在“质”的差异，但集中营内的恐怖受害者和集中营外的受害者之间没有“质”的差异。大多数人因为大规模逮捕身陷囹圄，他们没有罪责，却也不能指望宽大处理。集中营远比传统的刑事机构更能遍及广大人民，这一不祥的事实清楚表明，集中营不由一个专门的公务机构监管，而是由压迫广大人民的秘密警察单位监管。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和他的遭遇不再有因果关系，这便是现代恐怖的主要目标——连续经验的断裂。随着法律理性的崩塌，个人命运与法律理性之间的明确关系也崩溃了。个人命运变得非常费解，以至于失去了意义。个人不知道他们会经历什么，已经经历过的事和未来的事都不再重要。正常的青春、成年、老年、教育、事业、成功和失败的节奏完全被打乱了。幻想、想象、记忆的创造能力变得毫无意义，并且正在萎缩，这些能力不再能给个人命运带来任何期望的改变。人类从经验和记忆的连续性个体转变为原子化的条件反射单位。这种转变在受害者身上强过其他人。人人都经历着这种转变，只是程度有别。看看拘留营报告中的例子，我们必须始终记住，广大民众对集中营内的大规模逮捕和恐怖行为心知肚明。因此，发生在犹太人、“激进分子”、波兰人和其他人身上的真切恐怖让所有人的思想感到害怕，这确实是恐怖的主要目的。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邦迪（Kurt Bondy）描述了记忆和经验的崩溃，他自己也曾在集中营住过一段时间：“监禁期限的不确定性是最让人不安的地方。人们试着遗忘。过去变得不确定和模糊了，家人和朋友的形象也变得模糊不清。这里只有无望、麻木、冷漠、绝望、不信任和以自我为中心。”
因此，人生变成一连串冲击。原子化的经验加强了个体的原子化。悖论的是，在一个一切都经过精心计划的恐怖社会中，个人计划就是没有计划。个人只是一个对象，只有一堆条件反射，只需要对一系列控制、摆布和安排的冲击做出有条件的反应。
生活溃缩为一连串对冲击的不连贯反应，在这种制度之下，个人沟通常常失去意义。超我（superego）“贮存”人们道德规范机制的良知（conscience），却被一个希特勒式的自我（ego）压抑着。这意味着，由良知产生的抑制（inhibitions），屈服于由机械反应和模仿产生的抑制或驱力（drives）。恐怖的受害者和施害者都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人格（personality）。他们只是材料（material），顺应着完全独立于自身的力量。一位从奥斯维辛逃出来的囚犯撰写地下报告，讲述了集中营制度如何“摧毁受害者的每一条社会纽带，使他的精神生活沦为受恐惧驱使的维生欲望，活一天是一天，活一时是一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博士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他在两个集中营生活过，现在（1945年）在芝加哥大学工作。他研究了这种“恶化”，最终导致生命激情的丧失：外面的世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在新来的囚犯心中，外面的世界由他们过往认识的人，由他们的亲人朋友组成。但是，这种仇恨被老囚犯压抑下来。他们似乎忘记了爱亲人的能力，也失去了恨他们的能力……他们再也无法对任何人产生强烈的感觉。
那些看守的人格也溃缩为一连串条件反射。在报告《特雷布林卡的一年》（A Year in Treblinka）中，扬克尔·韦尼克（Yankel Wiernik）把恐怖的刽子手描述为没有激情、没有悔恨的自动机器，只要某个高层按下按钮，他们就会执行既定任务。贝特尔海姆这样描述非人性化（dehumanization）：他们曾经在一个拒绝残暴的世界里接受教育，他们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不安。他们对自己的暴行怀揣某种情感态度，那是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可是，在集中营里当了一段时间的看守后，他们习惯了不人道的行为，他们变得“习以为常”，然后便成为他们“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了。最重要的是，目前在德国举行的审判中，这些“自动人偶”自己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他们承认最残暴的罪行，但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罪恶感。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非人道行为合情合理，因为这是上级的命令。旧的文化体系包括抽象的哲学形而上学和宗教、教育制度，它们向人类渗透一种观念，只有用理性行为尊重他人的要求和需求，才能确保自己的生存。但在恐怖之下，这种理性行为可能通往自我毁灭。恐怖抹煞了社会行为和生存之间的因果关系，让个体面对赤裸裸的自然力量，一种“去自然的自然”（denatured nature），一部全能的恐怖机器。让人们与恐怖的法则共舞，这是恐怖凭借酷刑之手实现的唯一目的，换言之，自我延续（self-perpetuation）本身就是目的。越多人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变成无情之人，他们就越会成为这个体制的心理棋子和傀儡，而这个体制除了保持自己的权力之外别无他用。纳粹拘留营的前囚犯证实了这种向纯粹达尔文主义（Darwinism）倒退的事实，或许也可以说是“幼稚病”（infantilism）：自我保护的冲动、兽性的恐惧、饥饿和干渴导致大多数囚犯彻底转变。大多数人完全丧失了对他人的责任感，也丝毫不同情他人的命运。许多囚犯为了个人生存，进行着疯狂、无情和完全没有意义的斗争。
恐怖的主子最害怕什么？他们最害怕受害者会重新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整体、属于人类历史。极权主义的全盘胜利便是对历史的全盘遗忘。也就是说，人类变得不会反思了。再换句话说，人类完全成为了自然材料。引用希特勒的话说：一种暴力、霸道、无畏、残酷的青年——我心所向。青年必须具备所有这些条件。青年必须对痛苦无动于衷。青年不能有软弱和温柔的一面。我想在青年的眼睛里再一次看到猛兽骄傲而独立的光芒。我十分渴望健壮的青年。我将根除数千年来的人类驯化。你们将成为纯洁而高贵的自然材料，而我将拥有你们。这样，我就能创造新的秩序。我们摈弃花哨的形容词，这就是典型法西斯主义的目标和终极。人类再次被驯化后，成为了自然冗余物的一部分。所以，人类确实成了材料，需要的时候剥削它，不需要的时候消灭它。反正人类只是待处理的材料。现代恐怖看我们的眼神，仿佛是鉴定原材料的大老板，是处理无用人类尸体的经手人。在东欧纳粹集中营囚犯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了如下记录：我们把行李交到一边，把衣服脱掉，放在另一边。我们交出衣服和值钱的东西。然后我们赤身裸体进入另一个营房，我们在那里剃头、刮胡子，他们用消毒水给我们消毒。当我们走出这个营房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一个编码。拿着这些编码，我们被赶到第三个营房，在那里有一个接待仪式。这个“接待处”会把我们的编码纹在左胸上。然后他们开始收集每个人的资料，把我们分成几百个小组，带进一个地窖里，后来又到了另一个营房，我们在那里得到了囚衣和木鞋。
这种处理人的方式非常像大型百货公司和工厂仓库处理商品的方式，让人颤栗。他们有条不紊地处理这些用作某些目的的材料。据证人讲，这个系统变得如此精简，以至于只有真正有用的“人类商品”才会被贴上编码。营房拒绝接收没有编码的人，于是他们被处理掉了。和任何庞大的行政单位一样，没有人为错误承担责任。就算“商品”被错误地拒收，它们也就这样被处理掉：他们不检查囚犯的名字，而是检查囚犯的编码，所以很容易出错，一出错就是灾难。如果打码的人把一个活人登记为死亡，那么只好处死他来纠错，这在极端的死亡案例中时有发生。扬克尔·韦尼克描述了这个把人变成“活死人”的过程：人们来了又走，死亡没有尽头。我学会把每一个活人都看成一具未来不久的尸体。我用眼睛打量他，估计他的体重，猜猜谁会把他送进坟墓，想象一下他在这个过程中会被折磨得多惨。这很可怕，但也是事实。这些都是铁的事实，它们证明了人们的说法——在恐怖的逻辑中，人本身已经成为了原始的自然，而死亡捕获了将人类剩余材料加以利用的合理性：“德国人在城市里大规模围捕犹太人。他们既不放过男人、女人，也不放过孩子。他们直接杀死成年人，孩子们被送给‘希特勒青年团’（HJ）当作射击靶子。”受害者不再能意识到自己和施害者之间的鸿沟，恐怖到达了顶峰。在极权主义的非人性化氛围中，随着人格完全崩溃，最原始的历史动力——“模仿”，开始公然流行起来。贝特尔海姆描述了“模仿”回归的最终阶段：当一名囚犯改变了自己的人格，把秘密警察的价值观当作自己的价值观来接受时，他就最终适应了集中营环境。老囚犯接管了秘密警察的态度。老囚犯出于自我保护而消灭弱者。他们像秘密警察一样，折磨弱者数日，再慢慢杀死他们。那些认同秘密警察的老囚犯不仅会模仿这种攻击性，而且会把秘密警察旧制服的一些部分据为己有。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会学着缝制自己的制服，使之看起来与看守的制服相似。但是囚犯们会为这种模仿行为付出巨大的代价，秘密警察会极力惩罚老囚犯缝制制服的行为。当被问及为什么这样做时，他们承认他们喜欢让自己看起来像看守。大多数老囚犯与秘密警察的价值观“和平共处”，哪怕在种族问题上。尽管在他们被送入集中营之前，种族歧视与他们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他们认同德国的“生存空间论”（Lebensraum），认为德意志民族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间。他们相信德意志种族的优越性。我想强调，这并不是秘密警察的宣传效果，秘密警察根本不打算收编他们。不管在哪种制度下，没有比这更全面的胜利了——无能为力的受害者采纳了施害者的价值观和行为。再说一次，集中营内外的人口所经受的恐怖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差异。这就是个体的原子化问题。那么，恐怖政权的社会后果是什么？恐怖政权的特点是工具和做法的效率、规模和残酷性，它们不断加重，滋养着恐怖，而这种过度行为带来了对更大恐怖的需求。在这种不断累加的压迫下，受害者不再期待恐怖能结束。他们只希望恐怖得到缓解。因此，恐怖的内在动力让它的至高权威一直存在下去。受害者失去了设想另一种生活秩序的能力。他们成为绝对的依赖者，既是物质上的依赖者，也是精神上的依赖者。他们接受施舍，施舍物既包括“力量来自欢乐”（KdF）项目的度假活动，也包括集中营里变质的食物和污染的水。我认为，这解释了许多德国人对盟军的行为。一些国家对军事强国的冷漠态度和另一些国家对军事强国的卑微奉承，都是他们长期疏远真正价值观和信念的结果。恐怖政权的另一个社会后果是大规模的幼稚病。恐怖主义的原子化导致旧的社会制度几乎破坏殆尽。最重要的是，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所以家庭纽带被削弱了。父母完全依赖恐怖等级制度的幻想——国家政策训练儿童告密他们的父母；对青年实施管制；不尊重家庭关系，大量转移人口，就像最糟糕的产权奴隶制（chattel slavery）；大规模消灭成年人，制造数百万孤儿。所有这些都是极权主义政府让人感到恐怖的做法。所有这些做法都不可避免地、有目的地破坏了家庭关系，剥夺了年轻人对家庭生活温暖而安全的依赖。于是，一种青少年式的集体主义情感爆发了，无根又无情。在这种环境下，家庭被一个犬儒、强硬、破坏性、既快乐又残酷、充满极度怨恨的社群取代了。这不免让惊恐的人们想起希特勒对野蛮驯化的着迷，也就是他对野蛮自然材料的构想。最后，恐怖的压迫模式影响着被解放团体和个人的行为。我不想对报复（revenge）的合法性和适当性进行说教，但我必须指出，背叛极权主义敌人的报复对和平使命产生了深远影响。确实有人说，墨索里尼带到西欧的恐怖制度在对法西斯独裁者及其情妇的尸体进行疯狂报复的过程中取得了邪恶的胜利。当法国女孩因为与德国士兵发生亲密关系而被带到一群民众面前咒骂，剃光她的头以示惩罚时，也取得了胜利。波兰地下组织的一名女成员对扬·卡尔斯基（Jan Karski）说过的一段话，这段话表明，波兰人要把德国人从解放后的波兰“人道而有序地”赶出去：“一旦德国人战败，就必须组织一场无情的大规模恐怖。必须用他们在这里用过的同样方法把外来的德国人赶出这里，用武力和无情的灭绝将他们从这里驱逐出去。”在现代文明中，是什么东西让这种恐怖在我们中间蔓延？我想大胆提出我的论点。今天的人们已经极大地改进了他们的技术，使得他们自己变得多余了。现代机器和组织方法使得相对少数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能够维持整个工业设备的运转。社会已经到了潜在的大规模失业阶段。大规模就业越来越成为国家和类国家的权力操纵的产物，这些权力将冗余的人类纳入公共工程，包括军队和官方或半官方的政治组织，以便让他们生存下来，但处在控制之下。这就是说，广大劳动者已经失去了与生产过程的所有创造性联系。他们生活在社会和经济的真空中。他们的困境是恐怖的前提，为极权主义势力提供了通往权力的道路和行使权力的目标。对他们来说，恐怖是冗余人类的制度化管理。自由时代危机的某些文化是恐怖势力抬头的原因之一。在大规模生产的影响下，人们已经学会了在模式中生活，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他们喜欢不加批判地接受整套观点和态度体系。成为进步派，其实就是为了民主，为了罗斯福新政，为了黑人，为了犹太人，为了苏维埃，为了许多其他东西；成为一个孤立分子，就是反对上面这些东西。与其说人们相信这些陈规观念的结构，不如说他们自己成为某个文化和政治垄断的陈规附属物。理性、一致性、个人经验都不重要了。比方有人可能会说，现在已经没有真正的反犹主义者了，因为与其说反犹主义是对任何具体犹太人经验的反应，不如说是在死守某种文化行为模式。这种真实经验的缩减让反击扭曲而谬误的陈规观念变得更加困难。文化垄断整合了一系列态度，它本身就对个体产生了心理的恐怖影响。个人主义的道德传统与现代集体主义的大规模犯罪之间存在某种令人担忧的矛盾，这让现代人处于道德的无人之境。他们仍然试着去恪守中产阶级社会的道德观念，比如良知、正直、自尊、人的尊严，但这些观念的社会基础正在崩塌。现代世界留下压倒性的权力、规模、破坏、灭绝，这让个体的道德顾虑、问题和冲突显得微不足道、无关紧要。举一个戏剧的例子。《哈姆雷特》（Hamlet）涉及的道德问题是中世纪文化解体后的道德经典文献。问题是，如果哈姆雷特既是弑父凶手，又要当这场案件的法官，那么“时代的脱臼”还能不能纠正过来？面对当今的身体和道德灾难，这个问题相当荒谬。人们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并不重要，因为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们的决定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他们感到孤独，被剥夺了物质和道德遗产，而这本是所谓自由社会存在的基础。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愤怒和侵略性，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潜在的偏执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做好准备，接受最疯狂的意识形态、统治与迫害。法西斯主义者率先发现了潜在物质贫困和真实精神贫瘠之间的联系，并且合理而系统地利用了它。他们意识到，为了征服和控制冗余的人口，有必要在人们的头脑中烙下物质和精神威胁的意识烙印，消灭人们赖以生存的、整个道德和情感的参考框架。希特勒本人在与劳施宁（Hermann Rauschning）的谈话中，曾经表达过法西斯对恐怖和残暴的需求。据劳施宁回忆：希特勒对集中营和秘密警察之类的东西没有丝毫好感，但这些东西是无法摆脱的必需品。统治从来都不建立在人性之上。从狭隘的平民角度来看，统治的基础是犯罪。在每个新建立的政权中，恐怖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东西。比恐怖更重要的是系统性地改变群众的思想和情感。我们必须控制它们。黑格尔曾经说过：“没有历史的制度是多么幸运啊！” 我们的恐怖时代就是历史，而且是最黑暗的章节。但恐怖将摧毁的自由和幸福梦想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只有将理性诉诸理论和实践，思考恐怖现象、根源及其后果，人们才有希望将自己从最邪恶的威胁和最终可悲的命运中解救出来。除非人们能够摆脱把人当作冗余物、商品或手段的做法，文明的梦想才有实现的可能，否则留给我们的只有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