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伯曼：《本真的政治：激进的个人主义和现代社会的兴起》（1970）
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1832-1883）《奥林匹亚》（Olympia，1863），巴黎奥赛博物馆藏
本真的政治：激进的个人主义和现代社会的兴起
The Politics of Authenticity: Radical Individu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Society
作者：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1940-2013）
译者：陈荣钢
我用“本真”（“authenticity”）这个词来指代所有愿望和理想，这些愿望和理想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生活的核心。我对这个词的选择相当随意，许多其他人也可以这样做。“身份”（“identity”）、“自主”（“autonomy”）、“个性”（“individuality”）、“自我发展”（self-development”）、“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你自己的事”（“your own thing”）——我们的词汇中充斥着对“做自己”（being oneself）的持续而强烈的关注。
这样的担忧有些奇怪。它似乎违反了逻辑学（logic）最基本的原则——同一律（law of identity，“一就是一”）。毕竟，每个人不都是自己吗？他怎么能不做自己呢？他还能是谁或什么？
将本真当作一种理想来追求，当作必须实现的东西，是不自觉的自我悖谬。但那些追求本真的人坚持认为，这种悖论建立在他们生活的世界的结构中。他们说，这个世界压抑、疏远、分裂、否认、摧毁了自我。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做自己”不是一句赘言（tautology），而是一个问题（question）。
在西方历史上，有思想的人曾多次将“本真”视为问题。但只是在现代，人们才开始把“自我”当作一个清晰的政治问题。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形式已然深深嵌入所有西方政治文化中。
诚然，随着现代化（modernization）在西方以外的地方越传越广，这种个人主义已经成为一种遍及世界的政治力量。在19世纪，对“本真”的渴望成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社会主义（socialism）思想的一个出发点。
因此，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认为：“在与他人无关的事情上，个性应该坚持自己”，应该最自由地表达“生命的尝试”、“性格的多样性”和“不同的生活模式”。密尔坚持认为：“如果不是个人自己的性格，而是其他人的传统和习俗促成了行为的规则和性格的规则，那么就缺少了人类幸福的一种主要成分。”
同样的价值观支撑着马克思（Marx）对自由主义的激进指责。他认为，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产生了“每个独立无产者的个性与强加给他的生活状况（condition）之间的矛盾。”因此，“无产者如果要主张自己是‘个人’，就必须废除他们到现在为止的生存状况（也就是劳动），乃至到现在为止所有社会状况。”因为现代国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专制主义）都只是加强了这一状况并使之合法化，因此，“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个人的地位”，工人们必须“推翻国家（state）”。
对个人本真的渴望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中重新得到了力证。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The New Left）“呼吁人们发掘尚未实现的自我教化、自我指导、自我理解和创造力的潜能”。并寻求建立一种社会，让每个人都能找到或创造“个人本真的生活意义”。极右派（The Far Right）呼吁的理想与这些理想相差无几：
我们最生动有力的黑人声音，也以自我的名义对我们所有人说: “我必须找到‘我是谁’，‘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能做什么来成为我能成为的最好的人’。我明白，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也发生在无数其他黑人身上，而且还会发生在更多的黑人身上。”有了这种需求和见解，一个人就经历了他生命中的转折点。他的个人愤怒和痛苦将发展成政治意识（political consciousness），他将从一名罪犯转变为革命者。
此外，新兴的妇女解放运动主张“女性需要认同，需要自尊，需要成就，并最终需要表达她自己独特的个性”。这么做最直接的目的是向世界各地受压迫的女性以及有意或无意压迫她们的男性表明：“个人就是政治。”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几乎随处可见对“本真”的追求，它与对事物现状的彻底拒绝联系在一起。它开始于一种坚持，人们生活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使自我被扼杀，被束缚，被禁锢。它认为，只有当旧的结构被革新，或者从头开始建立一种新的结构，或者旧的结构被破坏（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它），这样人们就可以在没有任何结构的情况下生活，只有这样，自我才能成为它自己。
个人要求做什么，就努力去做。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对“本真”的渴望已经成为人类最具有政治爆炸性的冲动之一。我想从一个成果丰硕的阶段来研究这种冲动，那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几年，当时，“本真”的政治含义刚刚变得清晰，它破坏性和建设性的潜力正在打开。
为了使本真问题成为清晰的焦点，我们应该想象一种社会经验，在其中，本真不构成问题。在一个被所有成员都接受的、由固定规范和传统所支配的封闭的、静态的社会中，本真不属于人类理想的一部分。在那里，人们对于社会体系（social systems）为他们提供的生活选择感到心满意足。用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定义说，他们能把自己的最高利益看作“对一种确定的社会功能的满足”。他们把自己当作螺丝钉，只渴望填补最适合他们的螺丝孔。
这种“自我”的概念在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Republic）得到了简单阐述。柏拉图为每个人设想了一个预定的社会功能。一旦他到达那里，他的本性（nature）就与自己融为一体，他就会在一种静态的平衡中得到宁静。“卫士”（Guardians）必须“为每个人分配适合其本性的位置”。一旦一个人被安排到他生来就有的位置（无论是工匠、士兵还是哲人），他性格中的懒散部分就会消失，“他本性中的每一部分都在行使恰如其分的功能”，他就会呈现出柏拉图所谓“正义”（justice）的完美平衡。
如果所有公民都“被安排从事他们本性适合的工作，一个人做一件事，那么他们每个人都履行自己的职责，多人形成一人的合力”。因此，正是因为一个人填补了社会中的某个窟窿，这个人才获得了他的身份，使他成为一个特殊的人。
暴力的阶级斗争可能会持续下去，但它们不过是将特定的螺丝孔分配给特定的螺丝钉。
希腊城邦（polis）有着紧密结合但严格分层的社会体系，它可以精确以功能来定义人，这种定义毋庸置疑且完整。只是在这个古老的城邦制度解体后很久，个人身份的基础才被系统地质疑，对本真的探索才正式开始。尼禄（Nero）时代的斯多葛派（Stoics）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由概率、偶然性和专断权力支配的世界中。他们在这个世界中找不到个人可以依靠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称之为“自己的东西”。个人的身份必须为之奋斗，并从这样的世界中挣脱出来。因此，斯多葛派将生活描绘成一场战斗（有时是运动，有时是军事行动），他们的哲学和道德纪律使人总是处于训练（training）之中。
因此，伊壁鸠鲁（Epictetus）说，尽管我们随时可能被暴君的突发奇想折磨得痛苦不堪，但一个人的“真正自我不是肉体、骨骼或经络，而是使用它们的能力，控制情绪并理解它们”。如果物质的东西与自我无关，那么社会现象也同样与自我无关：“不是我（在社会中）的地位让我过得好，而是我的判断（judgements）。我可以用我的判断傍身，只有这些是我自己的东西，是夺不走的东西。”
斯多葛派在理解“人如何融入世界”的问题时，把世界比作一个剧场（theater），他们的表达淋漓尽致。这个比喻最终成为一个核心的符号，出现在整个求索“本真”的思想史中：
那么，整个社会体系不过是一个大舞台，一场表演和一个角色扮演的平台。这个世界不能为人们提供真正的行动机会，而只能是“演戏”。此外，他们被编入了自己的角色。这种人的本真自我形象与现有社会秩序截然相反。
然而，这并不是一种以任何实际方式威胁到该秩序的反叛。斯多葛派不反对世界的任何特定秩序，而是反对世界本身。如果他们觉得人的真正自我与世界疏离，那么他们就在超越世界的境界中找到了自我的家。他们试图无视周遭的混乱和荒谬，而去思考终极的“宇宙和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对直接行动开出的“处方”与柏拉图的办法相当相似——每个人都应该“履行他自己的职能”，然而，这种职能根本就不是真正“他自己的东西”。
人们被要求留在原地，不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也不是因为他们做什么很重要，而恰恰是因为这并不重要。“我在国家中应该有什么地位？”有人问伊壁鸠鲁。他答道：“只要你能保持内心的忠诚和自尊，你就能拥有任何地位。” 伊壁鸠鲁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人必须扮演某种角色，但是要去区分不同角色，放弃一些角色，选择或创造另一些角色，那他就过分看重外部世界了。
外部世界和内在世界（最终这两者是一体两面）才是真正的行动所在。因此，对本真的追求始于对世界的消极解释，但并没有发起任何改变世界的积极尝试。在这种形式下，作为一种内在解放的道德，“本真”进入了西方文化的主流。
然而，到了现代，本真的理想逐渐成为一种政治上的爆炸性、革命性力量。我们可以通过引援引“本真”的激烈反对者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来清楚地观察这一变化。
伯克的著作写于1790年，当时法国正在发生一场众所周知的革命，但并不清楚它将走多远，也不知道将朝什么方向发展。他生动的、世界末日般的想象力使18世纪思想中所有最激进的暗流浮出水面，这些暗流正在为革命的潮流提供动力。他比革命者自己更明白，启蒙时代的批判性思想已经摧毁了一种经验结构，以至于任何反革命都无法将它重新组合起来。他写道，众多的“诡辩家、经济学家和精于算计的人”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而“欧洲的荣耀”已经“永远熄灭了”：
现在一切都将改变。所有那些令人悦目的幻觉——它们使权力变得温和，服从变得自由，使生活的不同色调和谐一致，通过平淡的同化，将所有美化和软化私人社会的情感融入政治——都将被新的光明和理性的征服帝国所消解。生活中所有体面的“衣服”都将被粗暴地撕碎。所有从道德想象的衣橱中拿来的、心灵所拥有的、被理智认可为遮盖我们赤裸本性的缺陷，并在我们自己看来是提升尊严所必需的一切多余想法，都将是被当作荒谬和过时的风尚击垮。
在危机时刻，伯克愿意承认现有秩序的捍卫者在和平时期从未愿意承认、不能面对的事实。欧洲的整个社会体系本质上是一套充满谎言的体系。伯克几乎不经意地承认，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是压抑。一些人有“权力”，其他人“服从”。但压抑的事实本身已经被系统地压抑了。
因此，生活变成了一场华美的化妆舞会，在其中，令人不快的社会角色被“悦目的幻觉”和“多余的想法”所点缀。这些虚构和形式，“从道德想象的衣橱中拿来”，使一个压抑的社会系统充满了一种可歌可泣的尊严和美感，因此，也巧妙地束缚了其中人们的自我表达。
在伯克看来，社会的主要象征是“衣服”。因此，批判性思想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剥去衣服。因此，“生活中所有体面的‘衣服’都将被粗暴地撕碎”。人们已经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露出来“我们赤裸本性的缺陷”。伯克所说的“新的光明和理性的征服帝国”最终暴露了人的真实面目。但是，为什么突然出现暴力？
斯多葛派觉得没有必要撕掉衣服和假面，穿戴着它们就足够了。为什么本真的理想，与社会和国家的真正压抑共存了这么久，现在突然助推了反对它的革命动乱？人们的自我意识如何变成政治意识？在这本书中，我将研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卢梭（Rousseau）的思想，以探讨这一巨大变化发生的某些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