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图片：“全德国都通过人民广播电台听元首讲话”，1936年。本文译自沃尔夫冈·施维尔布希颇有争议的同名著作导论部分。
三场新政: 反思罗斯福的美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的德国（1933-1939）Three New Deals: Reflections on Roosevelt’s America, Mussolini’s Italy, and Hitler’s Germany, 1933-1939作者：沃尔夫冈·施维尔布希（Wolfgang Schivelbusch，1941- ）来源：同名著作（Metropolitan Books，2006）导论
1946年9月，著名的现代建筑史家希格弗莱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在伦敦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做了一次演讲。《建筑评论》（Architectural Review）的编辑们非常喜欢吉迪恩的观点，于是专门召开了一场研讨会来讨论这些观点，邀请了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亨利-罗素·希区柯克（Henry-Russell Hitchcock）、格雷戈尔·保尔森（Gregor Paulsson）、威廉·霍福德（William Holford）、卢西奥·科斯塔（Lucio Costa）和阿尔弗雷德·罗斯（Alfred Roth）等知名建筑师和建筑史学家，也邀请了吉迪恩本人。该研讨会以吉迪恩最初的演讲为标题——“对新纪念碑性的需求”（The Need for a New Monumentality）。在现代建筑史上，这门学科第一次进行了根本的自我批评。最主要的见解是，现代主义者在与19世纪的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的斗争中，可能过于专注建筑的技术性、功能性方面，而忽略了一系列复杂的欲求和期待，这些欲求和期待可以超越日常的实用性，并将建筑与机械、工程区分开来。吉迪恩说：人民希望建筑能够代表他们的社会、仪式和共同生活。他们想要表达对快乐、奢华和刺激的渴望。纪念碑性依赖人民对创造象征的永恒需要，以揭示他们的内心生活、行为和社会观念。从长远来看，这种对纪念碑性的需求无法抑制。大多数参加研讨会的学者都认为，在“二战”之前的几年里，人民更愿意接受这些欲求。在“一战”之后，现代建筑师们渴望用建筑向群众表达社会革命，群众成就了这些建筑，也为他们而存在。但那时的群众并不理解现代建筑，更不喜欢。到了“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时期，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危机时期，人民被现代主义最可怕的敌人吸引了，这个敌人就是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和法西斯主义（Fascism），因为它们提供了人民想要和需要的东西，这是现代主义拒绝提供给他们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纪念碑性。纪念碑式的建筑是一种复古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它与“第三帝国”（Third Reich）和20世纪的其他极权主义政权融为一体，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政治对立和意识形态对立，也反映了现代建筑与自由民主和社会福利国家的联系。直到70年代，很多假设都没有受到质疑。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现代建筑界的元老布鲁诺·泽维（Bruno Zevi）还对专门讨论30年代的学术会议表示“厌恶”和“蔑视”，视之为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新古典主义。他在意大利著名建筑期刊《建筑学》（L’architettura）上指责会议的组织者“糊涂、无知、傲慢和白痴”，并补充说，这次会议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它提倡“排泄物、粪便、呕吐物和污水”。几十年来，批评者要么忽视，要么选择性地忽视了一个事实——（较之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早期苏联共产主义都不符合新古典主义的范式。他们还忽视了一点，许多德国现代主义“新建筑”运动的主要实践者反而在纳粹德国的最初几年与法西斯主义走得很近，包括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had）。在“二战”后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学者们才达成今天的共识，早期的等式（纳粹主义等于新古典主义）过于简单化。人们需要在更广泛的历史语境中定位纳粹主义。人们突然意识到，30年代在华盛顿、巴黎、伦敦和日内瓦都建造了新古典主义的纪念碑式建筑，就像在柏林、莫斯科和罗马一样。人们还意识到，墨索里尼的建筑功能主义或“理性主义”只不过是现代主义的延伸。哪怕是“第三帝国”这个反现代的庸俗主义典范，也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处理建筑的功能性。人们承认，建筑史上既有现代的法西斯主义者，也有传统的自由主义者。20世纪30年代的新古典纪念碑和现代主义一样流行——1932年，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把现代主义称为国际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学者们不再将新古典主义归结为极权主义的副产品，而是对各种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体系如何应用丘奇（Giorgio Ciucci）所谓的“具体的权力美学”更感兴趣。建筑史家路易斯·克雷格（Louis Craig）的术语“统治的国际风格”（government international）很好地总结了这种风格，正如佛朗哥·博尔西（Franco Borsi）断言：“纪念碑式的建筑在民主国家同样可以象征制度优势，就像在独裁国家可以象征国家的侵略性力量。”批评家们开始提出疑问，为什么大多数民主国家在1927年拒绝了“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总部的现代主义设计，而选择了新古典主义的纪念碑式设计？为什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为1937年的世博会建造了新古典主义的夏乐宫（Palais de Chaillot，下图）？为什么华盛顿特区的建筑在罗斯福新政下有了纪念碑式的风格？
答案都是一样的。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新古典纪念碑一直是国家通过视觉表现权力和权威的建筑风格——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大革命时期，还是拿破仑帝国时期，都是如此。新古典主义随着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暂时失去了它的地位，因为在自由资本主义中，国家将自己限制为“监督”的角色，并允许私营部门决定建筑美学；但到了20世纪，新古典主义东山再起，并在“大萧条”期间达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因为从“一战”前几年开始，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监管，一直到战争期间利用国家力量动员经济。无论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的革命国家，还是资本主义民主的改革国家，都需要一种能够代表人民、同时又高于人民的建筑，它们像庙宇一样，激发人们的信任、尊重以及对更深层意义和共同体的准宗教感，同时向世界其他地区展示它是谁。1937年，巴黎世博会上出现了三座蔚为壮观的建筑。为了修建纪念碑式的夏乐宫，第三共和国政府为此拆掉了旧的特罗卡德罗宫（Palais du Trocadéro，为1878年世博会而建）。夏乐宫被故意放置在中轴线的末端，两侧是苏联和纳粹德国的巨型展馆。夏乐宫象征着法国身为一个大国的自我认知，不愿在两个独裁政权面前退缩，在将对手甩到一边的同时，牢牢占据着舞台的中心。20世纪30年代，建造纪念碑和自我展示的主要场所是首都。巴黎在19世纪60年代已经在奥斯曼（Georges-Eugene Haussmann）的领导下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纪念碑式重建，因此可以相对不受影响。但在德国、苏联和意大利，政权计划对柏林、莫斯科和罗马进行奥斯曼式的改造。在不同程度的激进主义指导下，道路被修缮和扩建，城市大道铺设在以前为城市广场保留的宽度上。古建筑被墨索里尼嘲讽为“风景如画的垃圾”，因此被拆毁。古建筑还为纳粹柏林的人民大厅（Volkshalle）和莫斯科的苏维埃宫（Soviet Palace）等巨无霸腾出空间，这些建筑旨在创造新的高度和容积记录。比如，苏维埃宫的高度超过1345英尺，顶部是一座229英尺的列宁雕像。最后，城市规划者实施了由著名的亲苏派建筑师——如柯布西耶（Corbusier）、格罗皮乌斯和恩斯特·梅（Ernst May）提出的围绕交通和卫生的国家措施。这些都属于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的“战争计划”，他在1935年斯大林治下负责重建莫斯科的苏联总体计划。因此，要消灭的敌人是19世纪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的建筑遗产”，那是无计划的风格和结构的混合物。并非每个政权都以同样的决心来进行这场斗争，也没有哪个地方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实现既定目标方面进展不大，它没有拆除大部分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的建筑，也没有真正把它们与新的纪念碑式建筑融合在一起。希特勒和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试图用一个名叫“日耳曼尼亚”（Germania）的纳粹新首都来取代柏林，但没有成功，主要因为它在真正开始之前就因战争的失利中断了建造过程。斯大林主义最成功地给国家首都带来了理想的面貌，但即使在莫斯科，国家最雄心勃勃的项目——苏维埃宫也没有实现。华盛顿特区也出现了类似的建筑项目。与今天城市相关的大多数大型新古典主义建筑都是在1933年至1939年期间建造的。它们包括“联邦三角区”（Federal Triangle，下图）、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最高法院大楼（the Supreme Court Building）、各种部门的政府建筑、史密森尼博物馆群和杰斐逊纪念堂（Jefferson Memorial）。华盛顿的改造与柏林、罗马和莫斯科同时进行。与奥斯曼七十年前对巴黎的改造相比，这座城市的基本布局保持不变，没有历史建筑被拆除。那么，在30年代发生的事情既不是针对现有城市的战争，也不是基于对先前城市层破坏的重建，而是用建筑将长期以来留作首都建设的空地圈围起来。
从20世纪30年代纪念碑式建筑的历史及其在1945年后几十年的不同接受情况中可以得出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表明，同样的风格、形式和技术发展能被用来为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服务。第二个教训表明，后人对形式和内容的区分能力可能很差，特别是在面对历史研究的对象（比如战败的独裁政权）引起普遍谴责的时候。自从黑格尔抱怨“抽象思维”（abstract thinking）的缺陷以来，这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在纪念碑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简单等式不再流行之后，历史研究走上了新的方向。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不再被视为纯粹邪恶的例子，它们的经济、社会、心理和文化结构的复杂性需要进行更仔细的研究。学者们发现，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除了具有镇压和谋杀的偏好外，还宣称“社会平等”，而且这两个政权在30年代大受欢迎更多是由于后者，而不是前者。学术上承认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一面，而且纳粹主义的种族主义理论包含了对所有德国人民、民众的平等承诺，这看起来非常让人震惊，也是因为纳粹主义的那一面在1945年之后被完全压抑了。同样的过程，在对美国历史进行重新评价时也很明显。被理想化为德国和意大利政权的英雄式良善替代方案的罗斯福新政开始受到一些批评。一旦历史学家愿意思考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多重组成部分，而不是仅仅将二者归类为“极权主义”，他们也开始超越简单的自由民主和专制独裁的二分法。这种新的学术方向挑战了罗斯福身为无懈可击的政治家的神话，让人们讨论新政，承认新政来自一系列经济上的错误尝试，并通过大众宣传的力量来实现，而新政的成功完全归功于美国在“二战”中的胜利。然而，这些将新政、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置于更加差异化的历史背景下的修正主义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历史愿景仍然占主导地位。这种更为细致入微的方法，有助于研究法西斯的意大利、纳粹德国和去浪漫化的新政之间的交集。但历史学家只在边缘地带进行了这些比较。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德国的历史学家偶尔会朝这个方向做研究；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小群愿意比较法西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意大利学者也朝这个方向努力。约翰·加拉蒂（John A. Garraty）是最近接触新政和纳粹主义话题的学者，他在197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将罗斯福执政期间的计划和美国政治文化的某些方面与“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进行了比较。加拉蒂提出，两者之间有某种密切联系，他们都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都有一种强调国家、人民和土地的意识形态，都有国家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控制。此外，两个国家政府的宣传质量和数量都非常可观。加拉蒂小心翼翼地强调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比较”和“等同”不一样。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并没有成为一党制国家。它也没有秘密警察，宪法仍然有效，也没有集中营。新政保留了被国家社会主义废除的自由民主制度。然而，尽管加拉蒂的文章做了细致的区分，但却没有引起多少共鸣。这篇文章发表在美国一家重要的历史期刊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周围的“硫磺味”仍然太强烈，历史学家无法直接接近事实进行比较。20世纪30年代的批评家们没有我们今天的顾虑。当然，他们没有办法知道种族灭绝的历史将走向何方。他们更容易被一场号称为人民提供保护和保障的运动吸引，而不是主动被民主吸引。换句话说，对于上世纪30年代的思想家而言，决定性的历史时刻不是1945年纳粹主义在未来的失败，而是1929年的“大萧条”。在全球经济灾难之后，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去喜欢与资本主义关系最密切的政治制度——自由民主，所以他们更喜欢被承诺的、貌似更光明未来的新制度。人们更喜欢问自己，民主是否会因为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而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事实上，欧洲其余民主国家讨论的观点表明，自由派阵营中有很多人愿意抛弃自由派的旧东西，试图力挽狂澜。一些人建议重新引入像“一战”期间那样的国家主导型经济，另一些人则提议模仿各种法西斯模式。1933年，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保守的国会议员，后来的英国首相）提出了一个广泛的经济改革计划，他称之为“有序的资本主义”。批评人士辩称，这些观点相当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采用的政治体制——社团主义（corporatism）。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崛起对欧洲民主左翼的影响甚至比其自由派更为深远。当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对希特勒的成功束手无策，拒绝承认自己的任何失败时，年轻的党员和知识分子进行了严厉的自我批评。社会主义者中最强烈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也是那些呼吁社会主义向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学习的人，比如英国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法国的马塞尔·德亚特（Marcel Déat）和巴塞雷米·蒙塔尼翁（Barthélémy Montagnon）以及比利时的亨利·德曼（Henri de Man），他们都一致蔑视僵化的政党机构，认为这些机构已经剥夺了社会主义的精神和力量。在他们看来，曾经团结在社会主义背后的群众被法西斯主义征服了，这并不奇怪。法西斯主义不仅夺取了社会主义的青春活力、使命感，夺走了在冲突和牺牲中时刻准备着的姿态，还将追随者团结在群众运动中，吸引力超出了无产阶级的范围。在持不同政见的社会主义者看来，现在的任务是从法西斯主义那里夺回法西斯主义从社会主义那里夺回的东西——或者可以说，结束墨索里尼的统治，这位曾经的社会主义者将法西斯主义作为他的社会主义变体。从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学到的具体教训是，人们有可能创造一种国家性的、非阶级性的社会主义。马塞尔·德亚特设想了“一种虽然不是社会主义但也不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组织起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控制资本却不占有它。约翰·米德尔顿·默里（John Middleton Murry）是英国工党最杰出的内部批评家之一，他对变革是民主还是独裁的问题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一个保障国家安全的政府，可以实现财产分离和控制的经济目标，就像法西斯社会转型与保护政治自由一样，与保护民主“形式”是相容的。像30年代初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穆里并没有把法西斯主义看作一个必然包括镇压和恐怖的体系。对于非正统的少数左派来说，法西斯主义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其最初的暴力倾向与法国和俄国革命相类似，可以解释为一场激进的新运动的诞生。评论家们指出，罗斯福新政、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又很多共同点。这三者都被认为是“后自由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它们之间的联系比经典的英法自由主义更为紧密。希特勒、墨索里尼和罗斯福被视为以公民投票为基础的领导典范，独裁者通过不同但完全合法的手段上台。当然，没有人不会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群众政党之间的区别，他们拥有大批“准军事化”暴徒和有组织的国家镇压机制，以及新政时期的多元化联合体。然而，自由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评论家都指出，新政的社会导向政策与法西斯主义的集体整合思想之间的一些相似之处。当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共识是，在1933年春夏之交，在罗斯福的领导下，在一个自愿整合的过程中，美国将自己转变为一个“后自由主义”国家。这种同步性随着美国加入“二战”以及同盟国战胜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而结束。罗斯福新政与敌人的共同根基的记忆受到了压抑。战后的美国诞生在自由民主的福利国家，可以自由地享受一个完美无瑕的神话。罗斯福不再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齐名，在与邪恶势力的斗争中，他死后成了自由民主的守护神。现在可以重新成熟地思考新政与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比较视角。当然，它可以为战后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一些问题提供答案。新政如何成为30年代极权主义政权的一个如此成功的替代方案？那么，用什么解释这些政权激发的群众效忠？罗斯福新政的有效性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够吸收那些使这些政权如此受欢迎的因素，包括一个基于集体主义、经济和社会规划的新国家愿景，并体现在一位有魅力的领导人和不朽的公共工程中？极权主义后来被等同于顺从的政治压力、镇压、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国家恐吓、秘密警察部队和集中营。但当时的愿景是，人民不再需要自己照顾自己，而是可以享受国家新的无阶级共同体提供的保护、安全和团结。罗斯福新政、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都受益于这样一种幻想，国家是一个平等的共同体，其成员在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的监督下互相照顾对方的福祉。我并不是在暗示，新政的国家和社会集体主义愿景使美国成为意大利或德国模式的一个翻版。鉴于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采用了美国式的宣传和群众说服手段，这样的论点与宣称它们实际上是自由民主主义一样荒谬。确定共性的领域并不是要争论相同性。正如加拉蒂所言，“比较”和“等同”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