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on Zukin, 2020. The Innovation Complex: Cities, Tech, and the New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ources:
https://global.oup.com/academic/product/the-innovation-complex-9780190083830?cc=ca&lang=en&#
https://blog.oup.com/2020/03/how-new-york-city-became-a-technology-hub/
正如其他城市一样，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促使纽约人从办公室工作紧急转向在家工作，并推动远程办公、远程会议和在线教学等数字平台的大发展。然而，近年来科技行业也推动了各种面对面互动空间的产生，例如黑客马拉松、见面会(meetups)、创业加速器(startup accelerators)和创新区(innovation districts)，形成了一种称霸全球的创新综合体/创新情结(the innovation complex)。作为全球第二大创业生态系统和利用数字技术创造就业的超级明星城市，纽约坐拥许多这样的空间。虽然数据统计有差异，但无论是市府官员还是代表科技社区的组织，都声称纽约有超过9000家初创公司，有15至30万名科技从业者，其中一半在非科技公司工作。纽约有70个科技加速器，其中一些专业从事健康或金融等领域，44所编程学校以及500多个科技培训和教育项目。尽管“亚马逊、谷歌和脸书”三大科技巨头都在曼哈顿扩张势力，每家占地100万平方英尺的面积，但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布鲁克林滨水区是美国增长第二快的 "创新经济"。纽约如何成为创新综合体之城？纽约城市大学城市社会学家朱克英(Sharon Zukin)今年出版新书《创新综合体/创新情结：城市、技术与新经济》，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本书基于对60多名风险投资者、初创企业创始人、经济发展管理者的访谈，讲述了纽约黑客马拉松(hackathon)、见面会(Meetup)、加速器和创新区的故事，揭示纽约如何成为技术经济的超级城市，批判性地审视数字时代的城市经济转型，展示初创经济、技术生态系统和创新政治如何运作，揭示了新城市经济背后的“三螺旋”——政府、企业和大学——如何成为城市新的权力精英，共同行动，重塑城市。今日之城市既是创造土地、劳动力、文化和资本之间强大相互作用之关键所在，亦是抵抗其作用之关键所在，这些相互作用的因素构成了新经济的基础：“创新综合体/创新情结(the innovation complex)“。新经济既包含物质维度，亦有象征维度。在物质维度，城市领导者为促进技术创新建造了多个场所或建筑“综合体“；在象征维度，他们表现出一种心理上的”情结“或文化上的焦虑，即在控制创新的同时又不会失去权力。他们遵循现代经济增长的叙事：在政府支持下，新想法蓬勃发展，企业投资，创造就业机会。这种”虚构“的期望让他们想象出一个人人繁荣的创新景观。现实情况则更具风险、更为复杂。鲜为人知的是，城市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为企业投资和专业教育提供补贴，以便科技公司能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建立科技中心和创新区，让房地产开发商蓬勃发展。而且政府还要处理本地市场和社区由于科技公司带来的“颠覆“：网约车服务和短期房屋租赁，自动驾驶汽车和电动滑板车，以及提供”智慧城市“装备的公司收集私人数据。即使政府试图降伏数字创新的老虎，市长们也为一个更大的背景所牵制：全球资本主义的重塑。城市本地生活和财富与全球资本密不可分。这一点在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大城市已成为新经济中心的所谓“超级明星城市“。在这些城市里，初创公司遍地开花，未来的工作岗位成倍增加，在控制着深厚资金池的投资者的支持下，数字技术培训的任人唯贤制，形成了新的科技金融精英。但你必须知道去哪里寻找他们。那些你不知道名字的重要人物和你从未听说过的事件，在扩大影响力，制定规则，并塑造年轻一代的思维方式。这种联系可能会让你想起“权力精英“，这个词是由20世纪中期的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提出，用来描述处于商业公司、政府和军队最高层的少数个人所形成的一种新型一统的结构——这种结构范围极广，深深根植于国家机构之中，比历史上任何地方统治者和影响者都要强大。对米尔斯来说，在二战后1950年代发展起来的权力精英，是为了应对全面核战争的风险和国家市场的财富。今天，以科技行业和金融投资者为基础的类似精英，应对的是全面经济竞争的风险和全球市场的财富。通过公共、私人和非营利部门的合作，科技—金融—政府精英以及相关的任人唯贤制正在为全球资本的新时代重塑城市。创新综合体越成功，城市的宜居性就越差。其中一个原因是，私人投资者收割了大部分回报。他们用承担风险的意愿来合理化他们的高回报。然而，正如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所言，尽管政府支持创新理应得到道德上的褒奖和经济上的回报，但私募股权经理和风险资本家却在这两方面得到了过多的回报。这些投资者以及在首次公开募股（IPO）或出售中兑现股权的初创企业创始人和早期员工所积累的巨大财富，涌入城市住房市场。土地价值上涨过高、过快，导致大多数“本地“劳动力无法负担居住费用。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城市政府不能或不愿从创新金融回报中拿出一部分，来保障供应足够的可支付住房、运作顺畅的公交系统和公平的公立学校。在最坏的情况下，一个城市创业生态系统的投资热潮取决于房地产投机、主权财富基金的融资以及海外投资者签证项目等不可持续的泡沫。然而，在过去几年里，公众已经意识到科技巨头的财富和工人的经济不稳定之间、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的力量和用户的风险暴露之间的巨大鸿沟。对创新综合体的黑暗面的认识，激起了人们的抵抗。纽约虽然拥有庞大资源，同样也承担巨大责任，为利用创新促进公共利益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验场。首先，我们必须看到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创新综合体/创新情结是如何在这座城市里一砖一瓦地建立起来的。本书提供了一个层次分明的历史性和批判性解释，展示新经济如何在我们这个时代付诸实施，重塑城市。作为权力中心，城市调动经济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大规模甚至全球性的投资。先是在工厂里，然后是在摩天大楼上，现在则是孵化器、加速器和协同办公空间，城市实实在在建立了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同时，作为文化中心，城市创造了新的想象、合理化和适应变化的方式——其中不乏抵制变化的方式。今天城市的远见者和民选官员想象一个创新景观，技术创造新的数字平台、可销售的产品以及——对政客最重要的——工作岗位。他们希望这种想象图景能推动城市复兴。文艺复兴是上述变化的一个恰如其分的隐喻。至少在西方，对创新的想象根植于于15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在那时的佛罗伦萨城，贵族赞助人招募有才华的艺术家，资助那些日后创造了惊人的原创性项目的工作室。颠覆性的天才与合作生产相结合，使佛罗伦萨成为当时欧洲的文化之都和世界艺术史的首都。五百年后，创新的想象唤起了另一个典型的时间和地点。20世纪初的底特律，正处于现代工业时代的黎明。自行车、载人马车和货运马车制造商聚集在这个城市，创造新产品——汽车，并建立工厂制造大量汽车。原创设计和流水线生产相结合，使一个中西部小城市，在从亨利·福特时代到他战后继承者的50多年的时间里，变成了世界大规模生产的首都。不过，21世纪最重要的是最近创新绽放的时间和地点：后工业时代的门槛，即1950至1980年代，诸如比尔·休利特、大卫·帕卡德、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和史蒂夫·乔布斯的工程师、投资者和企业家，在北加州电子工业的工作空间里融合想法与资本。这一靠近斯坦福大学的实验与合作的蜂巢，成长为后来称为硅谷的科技创新霸权的温床。今天各个城市所设想的，无非是硅谷的城市化，一种基于将新型数字技术置于密集的战略性集聚之中，创造新的创新和生产文化，并获取经济回报的想象。所有城市都有类似的愿景。几乎在全世界所有其他大城市里，企业、民选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都在为创新建设“中心”、"生态系统“和”栖息地“。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工具箱中，"创新”既是一种叙事手段，也是一种操作模式，对于面临不确定未来的城市而言，是一种无法抗拒且显然不可避免的战略。创新一词在1940年代开始流行，当时经济史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用创新一词来描述企业家利用新技术或新条件来重组生产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但自那时起，创新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文化历史学家约翰·帕特里克·利里（John Patrick Leary）指出，在21世纪初，这个词不仅是“资本主义市场动态震荡”的认可，更是一种屈服。创新话语的普遍性以及创新空间的传播证明了城市对自己可能无法度过这种震荡的极度焦虑。城市领导者有很多担心：城市的企业无法在全球竞争中生存，城市的生活质量无法吸引合适的“人才”，城市无法产生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初创企业，会导致投资者跳过他们的城市转向更有活力的地方。在这些担忧的压力下，城市领导者的"创新情结"具有两面性：工具性和意识形态性。他们为创新的出现建造了多个场所或“综合体”，他们表现出对技术和权力的心理“情结”或文化焦虑。全球许多城市都具有类似的创新综合体/创新情结，强化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创新综合体/创新情结的动力来自于危机和增长。本书的目标是追随二十世纪中期人类学和社会学两位丰碑人物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脚步，他们致力于理解文化和社会等级制度，并从意义和权力更大结构的角度向学术界之外的公众加以解释。本书主要讲述一个关于文化和权力的故事：新的后工业经济文化如何在纽约落地生根，这些过程又如何在对权力的共同追求中将不同的行动主体和不同的资本循环结合起来？受米尔斯“权力精英”的启发，本书讲述了一个关于科技如何塑造或者说重塑城市“权力精英”的故事：这个由盟友、合作者、往往也是对手组成的群体，他们对土地利用和经济发展做出最重要的决定。尽管他们没有中国政府那样强大的力量来规划经济发展，但这个由机构高层组成的松散群体连接着城市最重要的空间，创新综合体在这里被想象、定位和投资。他们的集体战略通过连接公共、私人和非营利部门的伙伴关系而流动。在这个框架下，本书记录了一个科技“社区”如何形成、如何发展共同的身份和利益，并在公共领域倡导这些利益。本书将这些变化与城市的地理空间、当代资本主义的组织空间以及创新经济的话语空间联系起来。本书每章研究一种生产空间，在这里文化形式和经济规范被制定、执行和落实。在这些过程中，整个创新综合体——建筑、区域和整个城市——发展出规模、形态和意义。读者可能对本书中所研究的地方并不熟悉，但了解它们很重要，因为它们创造了一种空间想象和社会叙事，塑造了创新综合体的建设者看待世界的方式。本书后续章节从较小的空间谈到更大的空间，第二章讲黑客马拉松，第三章讲见面会（Meetup），第四章讲加速器，第五章进入风险资本家的办公室，第六章扩展到布鲁克林滨水区，第七章讲创新综合体的最后一个空间，既是机构性的，也是隐喻性的。它是一套教育“管道”，形成一种新的科技金融任人唯贤制。最后一章重点讨论创新综合体与城市既有产业、现有土地使用和长期政治联盟之间的冲突。近年来，围绕着数字技术的力量以及科技公司巨头如何使用这一力量出现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而本书提出不同的问题：基于数字技术的新经济的 "综合基础设施 "是如何出现的？创新综合体和创新情结如何改变了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创新的光环使我们对它的社会成本麻木不仁，对技术如何被用来拉动社会变革的杠杆视而不见。创新是一个政治范畴。在今天的”全球创新经济”中，两位著名的研究者说，“少数几个能可信地宣称掌握‘最佳实践’内幕知识的行为主体拥有不成比例的权力”。这些行为主体就是把创新综合体变为现实的公司、组织和人员。城市的创新综合体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下一幕”。它从本地到全球，从技术、金钱、就业到文化、政治和整个社会，圈层不断扩大。虽然今天的新经济被称为数字时代，但它既是一个空间单位，也是一个时间单位，是一个由组织、话语和物理空间所组成的帝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帝国一样，这个帝国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今天，“硅谷”的文化霸权既是城市化的，也是全球化的。同样的初创公司和孵化器，采用相同的叙事和美学，而且往往由相同的投资者投资，全球到处都是。正如构建了现代城市的火车站、地铁线路、路灯和下水道网络一样，今天的创新综合体正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里一砖一瓦地出现。但是它的发生并非没有冲突与矛盾。新的基础设施对城市既有的权力结构提出挑战，但也依赖于并最终将与之融合。无论我们把这个组合称为“三螺旋”、“增长机器”还是“权力精英”，它将科技精英、有钱的投资者、民选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利益联盟，并塑造当地新的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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