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义孚谈新冠疫情：一个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对于恐惧地景中的自然与文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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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义孚谈新冠疫情：一个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对于恐惧地景中的自然与文化的看法

段义孚三本人文主义地理学著作帮你理解新冠病毒大流行时期社会空间变化。

Christopher Smith, A Conversation with Prof. Yi-Fu Tuan o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 Geographer’s Perspective on Nature and Culture in a Landscape of Fear, May 30, 2020

Source: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conversation-prof-yi-fu-tuan-coronavirus-pandemic-nature-smith/

截至目前，新冠疫情蔓延到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达1911万，死亡人数达71.5万。这场疫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迫使我们所有人努力去应对总是在规范重新制定之前出现的那种深刻的知识危机。如此这般，这场全球大流行病似乎预示着一个世界末日时刻的到来，让人有一种站在历史边缘的眩晕感。

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在整理自己的全球大流行病主题阅读清单时，把知名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教授的作品放在首位。段义孚教授毕生致力于研究人类社会如何遭遇物理空间、如何栖居于物理空间，以及人类如何将特殊文化意义赋予周围环境。五月底史密斯教授通过电子邮件联络到段义孚教授，邀请他进行一次关于疫情对“我们心灵地理”的影响的线上对话，段义孚教授欣然接受。

段义孚1930年出生于中国。他曾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毕业于牛津大学，并于1951年和1955年分别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57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目前，段义孚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J.K.赖特和维拉斯地理学荣休教授（他自1985年起担任该校教师）。

在这次谈话中，段教授和史密斯教授重点讨论段义孚在其广泛知名的学术成果之中的几本书中所作的观察——《无边的恐惧》（Landscapes of Fear）、《逃避主义》(Escapism)和《主导与情感：制造宠物》(Dominance and Affection: The Making of Pets)——这些书对于理解新冠病毒大流行时期社会—空间连续体如何被打破极具借鉴意义，不妨把这些书加入你的疫情阅读书单中。

如下是两人问答的翻译：

问：段教授，您曾论述，逃避现实的需要是人类独有的特质，它推动了所有形式的文化生产。有趣的是去思考全球大流行病如何挑战了您的理论。的确，大流行病几乎超自然地结合了无处不在的传播和无形性，挑战了我们找到体验和认知缓解的想象力。疫情是否已经改变了文化的逃避功能，无论是对现在，甚至是对未来？

答：对于任何威胁，我们都需要庇护，而最基本的庇护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我们的房子——是我们逃避的方式，无论是为了避雨，抑或是为了摆脱致命病毒的伤害。一旦进了家门，我们就安全了，可以松一口气。但是当威胁来自于无形的病毒时，就没有如此的安全保证了。就算采取了所有的防范措施，病毒还是有可能进入。我们变得焦虑，并试图通过近乎虔诚地洗手、擦拭所有接触过的表面——亦即，直面敌人——来逃避焦虑；而在另一个极端，我们通过看言情片来逃避焦虑。如是三者——房子、疾控中心指南和幻想视频——让我们管理威胁，如果不是逃避的话。即使是伊甸园也不安全。在伊甸园之外还有更大的危险。尽管如此，我们——胡迪尼式的创造（哈利·胡迪尼是史上最伟大魔术师、脱逃术师及特技表演者）——不但生存下来，而且还蓬勃发展起来。

问：这场全球大流行病造成的“遗弃的荒凉”，例如空荡荡的城市和空荡荡的超市货架的照片所展示的，显然会在未来书写新冠肺炎爆发的历史中产生标志性的共鸣。关于恐惧心理如何体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之中，这些照片传达了什么信息？

巴黎协和广场，Andrea Mantovani拍摄

来源：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7/reader-center/insider-virus-photos.html

答：我住在麦迪逊的八楼。我经常俯瞰下面的城市景观。在公共假期，我为它的空旷所打动，看起来像一个舞台布景，等待表演的开始。而在工作日，交通拥塞着街道，但只有在我打开窗户，听到轰鸣声时，麦迪逊才真正活起来，我也跟着活起来。封城意味着，我脚下的城市周而复始，月而复始，始终是一个空荡荡的舞台，毫无生机。我在想，如果我看到的不是麦迪逊，而是香榭丽舍大街，远处是凯旋门，我还会认为它毫无生命力——是一幕可怕的场景吗？可能不会，这是因为城市建筑可以是一件艺术品，而艺术品具有自己的美丽和生命。

问：疫情暴露并加剧了美国生活中的社会经济断层。有许多媒体报道，聚焦于高净值人士“逃往自然”的能力，他们离开纽约、西雅图和洛杉矶等乌烟瘴气的城市“疫区“，前往卡兹奇山、东长岛、怀俄明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普韦布洛镇等人口稀少的腹地，而他们不那么有钱的同胞却只能困在原地。同样，能够”逃离自然“，在家办公，拥有强大的宽带接入，也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作为一名文化地理学家，您如何理解封城和保持社交距离所特有的空间差异？

答：富人总是试图与穷人保持距离。第五大道与哈林区接壤的地方曾是一个显著的例外。住在高楼大厦的富人与给富人当门卫和女佣的穷人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巴黎最富有的地方，西堤岛，富有的巴黎人确保将骑着自行车、车把上绑着长棍面包、构成一道风景线的工人作为一种便利设施保留下来，就像松鼠和其他迷人的野生动物一样，当然，前提是他们的数量不能太多。在当前的全球大流行病中，环绕中央公园的一圈摩天大楼在没有月亮的夜晚是黑暗的。其中的居民到哪里去了？他们乘坐私人飞机逃去他们在卡兹奇山、塞多纳和遥远的太平洋岛屿上的别墅里。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问：这场全球大流行病引发了公众话语中的一场大辩论，争论最适合渡过封城状态的个人行为：促进压力管理的逃避主义习惯（即放纵观影；重新装满家里的酒柜，冲浪和去海滩和本地公园等）；或者是坚定的办法，直面神学、哲学和唯物主义的大问题。您如何驾驭这种智识和行为的鸿沟？我们如何在它们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答：当然，家庭和个体在面对长期封城状态时有很大区别。家庭的优势在于它是一个共同体，人类需要他人才能运作，也需要他人保持心智健全。另一方面，太过亲密，即使有爱的黏合，也会导致摩擦，这是因为，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家庭是一个由不同成员组成的共同体——男人、女人、青少年、幼儿——他们有不同的个性、理解和需求。鉴于家庭或任何紧密连接的社区成员之间所固有的张力，有些人会梦想与世隔绝，成为荒岛上的鲁滨逊·克鲁索。不过，单独监禁并非自愿，而是一种严酷的惩罚形式，很少有人能够忍受。新冠疫情使我承受这种严酷的惩罚，如果说我之所以能忍受至今，那是因为我利用过剩的时间逃入内在自我：我在写自传。

问：在新冠肺炎传播到东西海岸之前，美国似乎在全球想象中占据了一个象征性魅力的独特场所。在《逃避主义》一书中，您认为迪斯尼乐园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最终体现。当然，迪斯尼公司资产组合中的主题公园业务已经被这场大流行病所大大削弱，投资者不禁担忧，魔幻王国是否已经失去了它的魅力。同样地，我们不禁要问，这场大流行病，以及美国政府对它的无力反应，是否已经永远削弱了美国特殊主义的软实力和美国的纯真神话？在后大流行病的世界里，全球对美国的看法可能会发生怎样的转变？

答：迪斯尼乐园并不像知书达理之人所认为的那样是逃避现实的。它有坐船穿越恐怖洞穴的经历，有被掠夺者烧成灰烬的村庄（边境乐园），还有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更多的尸体。此外，它还展示了迪士尼和美国的工作伦理。它展示了油渍斑斑的车间，比邻则是干净整洁的机场候机室，去米奇和米妮家的路不是通过修剪整齐的前门，而是通过杂乱无章的后院，洗衣机里扔着米奇脏兮兮的牛仔裤，铲子、铲子等生活用具扔得到处都是。亚洲游客对这些油污、杂物和不洁感到奇怪。他们不明白美国人——尤其是迪斯尼本人——对于辛勤工作和勤奋劳动者的欣赏程度。这是一种连全球大流行病也无法阻挡的欣赏之情。

问：这场大流行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社会难题。一方面，我们需要与他人密切联系，强化我们健康的个人认同感。然而，保持社交距离带来的隔阂很容易滋生那种极端的冷漠，从而导致自我伤害和社区内部的敌意。正如您在《无边的恐惧》一书中所说，"人是我们安全感的最大来源，但也是最常见的恐惧原因"。看到人们在缓解疫情的第一阶段如何合力工作，维护团结，着实令人鼓舞。与此同时，广泛的内乱表明，共同目标的蜜月阶段可能已经结束。您预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答：当我去杂货店买菜时，在人行道上遇到的人总会特意躲开我，事实上，甚至直接从人行道上踏到水沟里。鉴于我的年龄和对病毒的易感性，他们可能是为了我的健康着想，但我有些不高兴，也有一点生气。我们都面对疫情，然而为了对抗共同的敌人，我们必须站在一起，但不是肩并肩，而是至少相隔十英尺。后大流行病时期会发生什么？非人际沟通和保持社交距离可能会持续甚至增加，这与其说是来自大流行病遗留的习惯，不如说是来自通讯技术进步的压力。另一方面，旧有的常态也可能回归，原因是我们仍然为动物性所束缚，最主要的是性。性是什么？就是两个汗流浃背的身体在“汗渍垢腻的床上”相互摩擦。如是行为也让我们为拥抱自然做好准备。比如什么？比如跳进杂草丛生的湖里，把脚趾伸向山的边缘，拥抱一只闹腾的山羊，或者像伯钦(Birkin)在D.H.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中所建议的，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紧靠在粗糙的树干上。

问：视频会议和直播在全球大流行病期间改变了我们的时空感，带来了尚未言说的长期后果。您对这些媒体对人类依恋和社区的可能影响有什么看法？

答：E.M.福斯特有句名言：“只有连接"。这场全球大流行病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社交媒体和其他所有连接人类的高科技手段是否能满足我们的需求，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东西。所谓”更好“，就是感觉更真实的东西。例如，触摸保证我们所看到东西的物质性。托马斯必须触摸耶稣受伤的身体，才能确信他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无形的灵，或者用我们的语言来说，只是一个形象。气味是真实的另一种证据，而且，它与情感相关，气味搅动使我们感到活着。大自然中蕴含着丰富的令人愉悦的气味。吸入山川湖泊、森林草木的芳香空气，能提升我们的精神，增强身体的幸福感。

问：在这种背景下，动物救助站猫狗的领养率在疫情爆发期间急剧上升，非常有意思。您之前写的《主导与情感：制造宠物》，谈到宠物在人类地理环境中的作用：是对自然的力量宣示。您认为这种普遍的倾向和大流行病的具体应对策略之间有什么联系？

答：在大流行病期间，拥挤收容所里的猫和狗很快被收养，却不是拥挤的贫民窟和福利机构里的孩子被收养。防止虐待动物协会（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SPCA）的成立甚至比为无家可归儿童成立的同类社团还早了几十年。为什么？因为动物只需要仁慈，而儿童则需要爱，这是一桩更为困难的事情。仁慈与爱的区别至关重要，道德家应该给予更多关注。据我所知，只有C.S.刘易斯这么做了。

问：在《无边的恐惧》中，您写道，人类的想象力可以放大风险，如传染病这般看不见的威胁会让这种放大镜超速运转。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大流行病往往在各种社会群体中引发阴谋论和偏执信念。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和民粹主义偏执狂方面，您观察到了什么现象？

答：来自外部的敌对势力会造成共同体之感。就连现代圣人多萝西·戴伊也承认这一点，她说，当她透过窗户看到被大风雨淋湿的人们时，她的家看起来就更温馨了。社群因敌意而兴盛：在维罗纳，若非充满敌意的卡帕莱特家族，蒙特鸠家族不可能形成一个紧密团体。然而，只有在“外“与”内“、”他们“与”我们“具有清晰的二元对立时，这种做法才会奏效。战争通常在明确的边界之上进行，但抗击大流行病的战争则不一样，敌人是看不见的，它可以在任何地方，甚至无法干净利落地加以击败，除非有超级英雄——疫苗——突然出现。当你身边最亲近的人，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关系上的，都可能是一个女巫，或者，在我们这个时代，是致命病毒的携带者，偏执狂就会盛行。

问：鉴于最近在明尼苏达州（乔治·弗洛伊德）、肯塔基州（布伦娜·泰勒）和佐治亚州（阿莫德·阿贝里）发生的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女被杀事件，美国的种族毒性，以及民间对它的抗议，为对于大流行病的恐惧景观增添了一个令人痛苦的层面。您认为种族和地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融合？

答：“我们”与“他们”的心态是人类的普遍性，因为它具有生存价值，因为它让“我们”感觉自己更优越、更自信。人类学家研究了新墨西哥州西北部的5个民族社区后发现，每个社区对其成员的称呼基本上都是”人类“的意思，言外之意是其他社区的成员不是完全的人类。“当然，你可以与他们交易，甚至与他们交朋友，但是，他们不太...... "，这是大家的共同感受。这种区别隐含着一种边界的存在，最简单的例子也许就是房子：房子里面是养育人的家庭，房子外面则是危险。然而，在美国，最重要、最有争议的边界不在于房子里面和外面的边界，而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边界，黑人民俗和白人民俗之间的边界，黑人社区和白人社区之间的边界；即使是在一个混合社区里，也存在着更小的实体，彼此之间以种族相隔，一直可以细分到个人的尺度。对种族主义的白人警察来说，黑人既低人一等，同时也是危险的，只要稍稍察觉到他们之间无形的界限被逾越，他就会采取强硬的行动。我已经触及了两个尺度，即个人与社区。让我跳到地缘政治的尺度之上。新冠大流行病随时随地威胁着每个人。在现任政府的领导之下，美国对这种威胁的反应是制造一种人为的“我们 ”相对“他们”的心态，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赋予邪恶一个地理位置，就能唤起爱国热情，同时，也能使威胁看起来可控。朝这一方向迈出的一步是摧毁所有超越“我们“与”他们“心态的组织，从世界卫生组织开始。

问："直言不讳"、基于证据的沟通和道德信誉似乎最符合那些打算在危机时期平息选民焦虑的领导人的利益。然而，许多专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领导人却选择了那种自欺欺人的言辞和错误信息的宣传，从而激起了更大程度的困惑和忧虑。您如何看待这些施政趋势？

答：直言未必能平息焦虑。恰恰相反。真相几乎总是可怕的。因此，当一个国家陷入困境时，它希望有一个丘吉尔，他的高谈阔论能让国家的脊梁硬起来，即使是最强大的对手也能打败。但是当敌人是新冠肺炎时，高谈阔论是行不通的，丘吉尔的崇拜者鲍里斯·约翰逊就发现了这一点。为了战胜病毒，躲在家里，怀疑每一个人——甚至是友好的杂货商——是最好的策略。那么，美国需要的是福齐医生，他的冷静、不加掩饰的讲述真相，让全国听众变得如此焦虑，以至于他们只想呆在家里，常规性地避开邻居。

问：我特别好奇您对中美这两个世界超级大国如何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独特空间环境和公民需求的看法。

答：中美两国是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激化了这种敌对，因为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科技实力上都有可能赶超美国。在当前的疫情中，如果中国率先开发出疫苗呢？这是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原因有三。中国之前对SARS的经验，应对新冠肺炎的早期经验，以及国家对微生物研究的大规模支持。如果中国率先解决如特朗普所说的“中国病毒”，对美国来说，就像苏联率先搞出“人造卫星”一样，是不可容忍的。所以，希望是英国人先有疫苗吧。

问：全球化的世界主义理想能否在大流行病中幸存下来？

答：在1945年至2000年美国帝权(American imperium）时期，全球化发展迅速。当美国看到它的帝权受到中国的挑战，并非作为对手，而是作为一个共同的平等者，欧洲作为第三伙伴分享全球业务时，美国就开始动摇了。这样的局面让美国感到不安、偏执，尤其是在新冠大流行病来临之际。一个共同的敌人——新冠肺炎——本应将世界团结在一起，却有可能将世界撕裂。在BBC和PBS等西方媒体的日常报道中，中国应对病毒的方法是完全无法接受的，特别是中国成功应对病毒的情况，甚至都没有被提及，而韩国和台湾等地却因其阻止病毒的能力而得到了最高评价。

问：总的来说，您认为新冠大流行病会对地方和空间的集体理解产生什么样的持久影响？

答：我认为这场大流行病将把对于空间和地方的集体理解推向两个相反的方向：要么进入一个影像和高科技通讯的未来，削弱空间和地方的重要性，要么进入一个寻求重新找回被大流行病粗暴打断之前存在的某些亲密关系的未来。以体育为例。有什么证据表明，球迷们更喜欢在巨大的屏幕前观看足球比赛，他们可以看清球员脸上的汗水，而不是在阳光暴晒的体育馆里挤身于巨大人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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