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喜丧

母亲说，桥头的谢川梅死了。死在养老院里，时年九十整，走时无病无痛，也算老喜丧。临终前还神志清楚地一一叮嘱：四间平房一半归孙子，一半归外孙女；攒下的两万元办后事，不收受任何人情；骨灰撒入河里，不立坟墓，不留痕迹。

虽然住得很近，但说起来我对她只有模糊的印象。她家是我们这个家族的远支，来往不多，但因为她家就住在桥头，从小每天放学回家总要路过她家门口，偶尔撞见，她总是伛偻着腰，眯眯笑着说：“兄弟，你回来了。”我同学有次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这么称呼我，被惊到了——我爷爷44岁才生我父亲，因而我在族里辈份不低，当然，现在年轻的后辈早就没了这样的礼数。

除此之外，关于她就大抵只是一些沉默温顺的形象，我甚至连她原名是什么都不知道。听闻她死讯，才想起问母亲：“她大名就叫谢川梅？”母亲说不是，她本家姓朱，也不叫“川梅”，村里每个人都这么叫她，但这个外号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叫她、该怎么写，母亲也说不上来，这里只不过是按本地方言发音所记。

谢川梅一生跟过四个男人，但几乎从未得到过幸福。年轻轻不满二十，她先是嫁了一个浪荡子，那人不但败家，而且败到常人无法想象的地步，在外赌钱、抽鸦片不算，儿子还只三岁，还把她转手以三百大洋卖掉了——在那个年代，这可也是一大笔钱，所以村里人说起时推想，别看她老了以后那副模样，当年想必也是美女，要不然都不是黄花闺女了，如何还能卖出这么高的价钱？

那个男人回家来，在吃饭时，跟没事人似的，随口告诉她“我已经把你卖了”，一边还辱骂：“你个蠢物事快收拾好给我滚，我钱都收了。”而她，就像一个被当场解雇的员工一样，都来不及抹眼泪，在震惊之余拾掇好自己仅有的一点东西即刻走人。

没听说她当时有什么反抗，也没听说她娘家人曾为她出头，事实上村里人从未见过她娘家人，即使在这次葬礼上。在这个世上，她好像是一粒来路不明的灰尘。或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她活得足够长，能看到曾把她卖掉的这个人先死去。

她的第二任丈夫就是我们村里东宅的族人奎囝，对她也不好，可能既是因为本性就脾气暴躁，也是因为他搞不清楚买来的这个女人到底算是老婆还是女奴。有人说，“谢川梅”就是她那个浪荡子前夫给她起的花名，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她被买来时，连着名字一起过来了。还有人说，要不是新社会了，搞不好奎囝也会把她再转手卖掉——又或者，就算想卖也来不及，因为他没几年就死了。

我父亲是1950年生的，对这个族人都谈不上有何清晰的印象，想必他在饥荒年代到来之前就已不在了，倒是记得她的第三任丈夫黄棋郎。说起来，那其实也算不上是丈夫，用现在的话说，只不过是半公开的同居。那时她的一对儿女都还嗷嗷待哺，像这样年轻守寡，在那个年代的农村根本无法立足，其艰难程度是如今无法设想的——不仅仅是吃饭穿衣的生计问题，还包括乡下对这类弱势家庭明里暗里的种种欺凌。哪怕黄棋郎并不能给她多少温暖，她肯定也需要家里有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如果不是图她的身子，又图她什么？

然而，还没等到子女成年，这第三个男人也生了一场大病，没多久就闭上了两眼。究竟是什么病这么凶猛，父亲也记不大清了，那个年头人人自顾不暇，很少会去多关心他人的生死，何况那又不算是我们族人。后来推想起来，父亲说那可能只是“饿病”，太久没有正常进食，到最后身体虚弱不堪，也就没力气熬过那一年的隆冬了。不像现在暖冬，那时的冬天可是名副其实的冬天。

那时她差不多能有四五十了，在那个时代的乡下，已经是一个备受岁月摧残的中年妇女了。可以想见，她容颜衰颓，拖着一双儿女，还背负着克夫的恶名，即便不想守寡也没得选择了，但这还不是生活最后一次将她逼进墙角。

我记事她已经六十好几，所以在我印象里她从未年轻过，只有一张黝黑的布满褶皱的老脸，想象不出来她年轻时也曾貌美如花过。同样是六十多，现在回想起来，她比母亲现在的样子要苍老得多。像很多乡下女人一样，虽然她自己身为女人那么命苦，但她仍然极其重男轻女，那时更是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了独子身上，但就像她生命中的几乎每一个男人一样，儿子也伤害了她，并且可能是最致命的。

那时她女儿也已出嫁，所以我的童年印记里只有她儿子——村里人都叫他“小箍桶”，因为他是个箍桶匠。大概一半是遗传自父亲的暴脾气，一半是母亲从小的溺爱，他那会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个令人恐惧的疯子。他酒量很浅，但却严重酗酒，醉醺醺的时候似乎比醒着的时候更多。虽然他对村里人常常倒也还知礼，即使喝高了，见到我父亲也会恭敬地叫一声“叔公”，但在家里，他是无人能敌的暴君。

本来以他的手艺，生活至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毕竟他确实是个还不错的箍桶匠，但最终都葬送在他的老酒和暴力之中——他一怒之下就会把锅碗瓢盆、甚至电视机砸个稀巴烂，当然，在砸东西之前通常会先暴打其他家庭成员，他们没一个是他对手。有一次去他家，发现他们一家四口就在灶台上从锅里夹菜吃，因为几个碗都被他打碎了，不够用。

我少年时的夜间记忆之一，就是隔着宅边的小路从他们家传来的抽打、嘶叫、哭喊、打砸的各种声音。不像白天车来车往人声鼎沸，就算有这些响动也遮盖得住，到了夜里就格外分明。

没有人喜欢这样一家人。无论是族内血缘、社会关系，还是在地理位置上，他们都处于全村的边缘。通常情况下，大家都尽可能地疏远他们，偶尔也奚落他们——但不敢做得太过份，因为谁也不知道小箍桶会不会突然暴怒，操起一把篾竹刀追过来。

谢川梅和她的媳妇，两代女人都沉默寡言，再加上一个生性活泼好动、只比我小六岁的孙子（他从小就被父亲灌酒喝），这个家庭几乎是孤零零地生活在桥头。不知道她从哪里找来的媳妇，居然和她一样逆来顺受，只是到后来实在被打得过不下去了，有好心人给她介绍了隔壁乡镇的一个男人，让她离婚跟他过。

本来还有人想看好戏，说小箍桶绝对不会放过村里那个好心人，竟然敢把他老婆拐跑，但谁也没想到居然太平无事：老婆的出走并未触动小箍桶，他坐在地上，头也不抬，大声辱骂着叫她快滚。谢川梅当时怎么想的，无人知晓，不知是挽留不住，还是想起了自己的命，不挽留了，但结果都一样：媳妇的改嫁，毫无疑问地抽走了这个家庭最重要的一根支柱。

那两年塑料制品已大举涌入乡村，年轻一代渐渐的都不用老一辈的木桶了，小箍桶的活计越来越差，又不耐烦像别的竹蔑匠那样转去做手工或木匠，他只是愈益颓废，加倍地借酒消愁，两三年后，终于在一个盛夏黄昏，不知何故在酒后失足坠入河中淹死了——也有人说他其实是不想活了，自己寻死的，但这就不得而知了。

那是我们村里二三十年来第一例非正常死亡事件，打捞尸体时桥头站满了人。其时我正逢高一暑假在家，惊讶地发现他死后的面容倒是比平日里平和得多。他的独子在那泪如雨下，嚎啕大哭，虽然小箍桶也少不了揍得他青一块紫一块，但以往他还是跟爸爸更亲；而谢川梅，没有出现在河边，只是坐在茅屋黑暗的角落里，默默地流泪。

儿子死了。改嫁了的媳妇现在一身济楚地回来，把孙子领走了。又过了两年，女儿也得胃癌死了。不管是折腾她的，还是她曾牵挂的，一个个都比她先走了。现在谢川梅又孑然一身了。只有外孙女还能记得她，想办法帮她翻新了四间瓦房——那时全村已经仅剩两三户还没盖楼房了。她说外孙女挺能干，见过世面，曾去日本劳务输出过一两年，那时“劳务输出”在乡下人的嘴里，可能不亚于现在说“出国留学”。

这样，在守寡三十年后，在生命剩余的时光里，她迎来了一生中最平静的岁月。她在七十多岁时又和一个老头好了，没有办酒，更没领证，只是悄无声息地结合了。村里人都说不上来他们这算是什么状态，当然更多时候也不关心，她又没碍着谁，何必多嘴多舌。据说这第四任是对她最好的（当然前面三任也不免太差），唯一的遗憾是，他和前三任一样，走得比她早，她“克夫”的名声算是这辈子都洗不清了。

她一生的故事中，有许多我直到今晚才头一回听说，我从来不知道她曾结过那么多次婚，更不知道她还被卖掉过。以前我以为《活着》只是小说，但现在却赫然发现，原来自己身边就有相似的人生故事。可能在这片土地上，它曾无数次发生过，但我们并不知道，就像我曾邂逅她无数次，却从未想过像这样的女人是怎样活过来的。

我也无从得知她在最后那些年是怎么想的。回想起来，我没有一次和她谈话超过三分钟，她平常也总是沉默如尘埃。我不知道她算不算一个被侮辱的好人，但小箍桶的生性，恐怕至少有一半是她太过溺爱所致，但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所谓愚昧而麻木的、未得到解放的女性。除了重男轻女、自食苦果，她好像也没主动做错过什么，但得到的却是这样的人生。

她这一辈子都逆来顺受，却并未像童话中那样得到应有的幸福——又或者即便有，也来得太迟、太少。如果这就是命运，那这种命运不免让人恐惧，简直就像是一个残酷的玩笑。一个人，就这样默默走完了一生，从此除了少数人外，再不会有人记得这个人曾在世上活过。这样的人生，其意义何在？

我问母亲：“你说这样活着，寿命长是好事还是坏事？”母亲答不上来，只说：“那就是命，没办法选，女人的命就更是了。”但她很赞赏谢川梅最后的安排，自己辛苦攒下的钱足够应付后事，不收人情（“村里多少有钱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不麻烦任何人，至少走得干干净净。

从后事来看，她在活着的最后几年里，很可能就一直在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最终，她还是从村里“做人”的规矩中寻获了自尊。确实，在她活着的时候，她常常过得没有尊严，但死的时候，她毕竟比那几个男人都有尊严。

2011年8月初稿

2021年10月改定

乡土散文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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