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父
南河沿的永强叔去世那个炎热的午后，我好像才十岁。他家就在去外婆家那条港汊的桥堍下，屋前一棵歪脖子的高大楝树，几间整齐的黑白瓦房，在公路上就能一眼望见，因此出丧那两天，路过的行人都能清楚地听到陈家宅上的哭声。
我那时由于对大舅母的畏惧，外婆家去得并不多，除了婚丧喜事上被母亲拎着去叫人，对他的为人实在所知不多，模模糊糊只记得他有几分瘦小，算不得英俊，但很会说话，酒席上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宅子里有人说，那是因为他爱吃鱼尾巴，“调路头”，所以能吃得开。
他死的时候都还不到四十，比平日穿得加倍济楚，衣装笔挺，据说自杀前还特意去了趟理发店，头发也梳得油光锃亮，回家路上偶遇的几个都以为他是去哪里吃喜酒，哪料到他是准备去赴死。我记得在葬礼上还有人说：“这倒是省事了，连寿衣也不用买了，可以直接入殓了。”
他是上吊死的。可能是为了怕把衣装弄脏，他连垫在脚下的桌椅也布置好了，最后踢翻，就此平静地挂在中堂最粗的那根房梁上——那间大屋乡下叫“前头屋”，平常空置，是祭祖、宴客时才用的。后来宅子里都有人好奇，他是怎么能做到这么井井有条的，按说上吊这种事又没办法反复练习，第一回做就能做得这么到位，倒也像他一贯的为人。
永强叔的祖父行四，是我外公最小的叔父，脑子活络，常年在外做生意，算是陈家那一辈的兄弟四人中最有出息的一个，安家在东半宅，日子也最宽裕。不过，积累下来的家产再厚，也经不起后来几十年里的各种风浪，到了永强叔这个独苗孙儿手里，更是挥霍一空。
按母亲那一辈的生活标准，永强叔的早年人生可算得“潇洒”，在乡下每天活着只比死了稍微好一点的年代里，他每餐不会少于四菜一汤，镇上的楼堂馆所早就都玩腻了。后来宅子里的人都责备说他不务正业，仗着自己有几分小聪明，好逸恶劳，又在外骗财骗色，最后债主逼门，终于走投无路。
他走的时候，对自己什么都安排好了，但对妻儿以后怎么过活，却没留下一句话——又或者，他也实在没什么可说的。除了祖父留下的瓦房还像点样，能变卖的早就都被他变卖光了，实在已经家徒四壁。话又说回来，他活着的时候也没怎么操心过妻儿怎么过活，指望他临死了倒能安排好，这也不太现实。
那天午后，妻子收工回家，踏进前头屋里，猛然看到他耷拉着脑袋挂在房梁上，当场痛哭失声，赶忙喊救命，已经来不及了。放学回家的一双儿女也趴在父亲身上，哭得死去活来，也不知他们当时是出于悲痛还是对未来的恐惧。
无论如何，他这一走之后，家道愈加败落，寡妻无以立足，终于带着九岁的女儿和四岁的儿子改嫁了一个沙上人。
在那时候的崇明乡下，“沙上人”指的是北岸沙洲海门、启东一带的人，他们和崇明人讲的方言几乎毫无分别，但由于是当年岛上的贫民前去开荒垦殖的后代，因而我小时候听人谈起北沙，语气中多少有点“可怜那里比我们更穷”的意味。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乡下通常是娶不到老婆的穷汉才讨“沙上娘子”，而女子嫁给沙上人的就更罕见了。直到上世纪的最后十年，这种现象才告逆转，江北沙上的经济反超了崇明，极少再有沙上人来岛上打工了，轮到崇明人自嘲“桥庙堡浜，不及汇龙镇坑棚”，意指岛上的四大镇，还不如启东县城的厕所光鲜。
我那时应该也曾在陈家宅上见过这个沙上人，现在想想，他那时应该也不过就是四十上下，但不知为何，从未觉得他年轻，好像一开始就是中年人了，当然，那会儿在乡下劳作惯了的人也显老。
他原也是穷苦出身，在这里没有什么根脚，听说又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因为老婆嫌他没本事，跑了，大概也因此才愿意上门当继父吧——在乡下，“晚爷”通常都不算是褒称，但凡条件好一点的，谁乐意这样？
这户人家在陈家宅上好像自此沉寂了许多，虽然每次去外婆家还经常路过，但也不大听到他们的消息。这个倒插门的沙上人和孩子们的生父，性情完全相反，少言寡语，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最好不要让任何人注意他的存在。尽管如此，两个日渐长大的孩子肯定无法忽视家里突然多出来的这个陌生人，听说在很长时间里，连“叔叔”都不叫，每次就只说“你”。
不管生父多坏，有了一个继父，对孩子来说好像都不是那么让人舒服的事，尤其在风气保守的年代，还免不了被同龄人嘲笑。何况寡母嫁的还是沙上人，有时就会有同学以那种孩子的残忍好奇地问：“那你以后也会变成沙上人吗？”每次听母亲说起这些事，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本地人会瞧不上沙上人，他们头上长角吗？但母亲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说：“沙上人其实也是崇明人，看不起沙上人，就是看不起穷人而已。”
在陈家，他好像没有名字，每次大家提起，就只说“那个沙上人”，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姓什名谁。孩子没有跟他的姓，他当然也不能进陈家的祠堂，不知道他图的是什么，要说色也不像，毕竟他再穷，找个更年轻一点的应该也能找到——那样至少还有机会生一个自己的孩子，永强婶就算再貌美，毕竟年纪不小了。
实际上，没人说起过这对夫妻之间有没有感情，在所有人眼里，那不过是搭伙过日子，特别是对永强叔的寡妻来说——大家都有一种没有说出来的感觉，仿佛她是“活不下去才下嫁的”，并不是她真的乐意。
除了白天打零工之外，他每天的活计是半夜三更起来杀猪，然后大清早推着板车去镇上卖猪肉。听说有一次——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上小学的儿子在学校里跟人口角，被人拍手嘲笑妈妈“卖屄”，“卖猪肉的是你爹”。他哭着回了家，怨恨妈妈为什么不能守寡，终于被他妈噙着眼泪打了一记耳光。还是继父在隔壁看到，拦下来说：“你怎么打孩子呢？”但这也没能讨得男孩的欢心，因为他觉得这完全是母子间的事，不要外人来管。
开始几年里，已死的前夫偶尔还会托梦来，说要他们多烧点纸钱，阴间也物价飞涨，后来终于渐渐地不来了，不知道是习惯了那边的生活，还是觉得没脸再说起。孩子们还是不肯叫继父，仿佛他只是家里的一个不用付工资的帮佣。哪怕到后来，陈家宅上都说他好，孩子们也不叫他一声爸爸。不知道那些年他们在一个屋檐下都是怎么过来的，有时候我都怀疑，他们之所以这么排斥继父，其实并不是因为他是沙上人，也不是因为怀念生父，而只是出于一种羞耻感：他们要靠一个自己不认同的陌生人养活。
然而，不管他们承认与否，人人都看在眼里，要不是靠着那个沙上人手里那把杀猪刀，这两个孩子很难拉扯大。女儿读书一般，中学毕业后早早去了工厂，倒还能给家里搭把手；儿子还很识字，高考放榜，居然考中了重点大学。那天全家人都很高兴，母亲喜极而泣，终于看到孩子成才了，就算即刻闭眼，见到列祖列宗也不怕没交代了；继父也咧着嘴，破例喝了点酒，结果喝醉了，也就高兴了一晚，第二天继续去杀猪；姐姐当然更为小弟高兴，而弟弟，除了成绩之外，说不定是高兴于自己终于能离开这个家了。
幸福的日子没多久，几年后，做母亲的身体不好，一度自以为将不久于人世了，她把两个孩子叫到病榻前来叮嘱：“你们的爸爸做人没头脑，撇下了我们，这些年来，要不是你们阿爹在，我们这日子不知道怎么过来。做人要有良心，将来如果我早走一步，你们千万不可亏待了你们阿爹！”
孩子们的继父这时正在忙活，猛然间听到隔壁哭声震天，心里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抢进来，看到妻子好端端的，两个孩子向他跪倒拜谢，他没见过这场面，一时间手足无措，怔在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