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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注定是世界文学界一个悲伤的日子 | 哈珀·李与安伯托·艾柯相继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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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 点亮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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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因为单部作品即留名于世的哈珀·李，还是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作家”的安伯托·艾柯，他们在当今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也使得他们的逝世格外让人难以接受。在惊讶、失落和沮丧中，也许我们应该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那些曾深深影响我们思想的书写者们，正在陆续渐行渐远。
1960年出版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且一举成名后，美国女作家哈珀·李沉寂了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中，读者期盼着她再出新作。虽然如此，2015年她的新作《设立守望者》的推出显然是许多人意料之外的。这本书于7月14日上市后，仅在北美市场就在第一周卖出了110万册。
据报道，《设立守望者》创作于《杀死一只知更鸟》之前，但因为编辑的游说，哈珀·李根据其中的一些章节创作成了《杀死一只知更鸟》。现年已89岁的哈珀·李曾发表声明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完成了一部名为《设立守望者》的小说，该书描述了女主人公斯库特作为一名成年女性的故事。但我的编辑却被斯库特儿时的故事打动，说服我去写斯库特小时候的故事，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杀死一只知更鸟》。”
更多人印象里的哈珀·李，是一位像隐士一般的作家。1960年，哈珀·李的代表作《杀死一只知更鸟》出版。《杀死一只知更鸟》获当年普利策奖，1962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公映，获三项奥斯卡奖。这部书是“一百本最受美国孩子喜欢的书”之一；位列美国图书馆员评选二十世纪小说清单第一名；2004年BBC听众选出五部影响最深远的“女性分水岭小说”，紧随《傲慢与偏见》之后，就是哈珀这部“唯一”的小说。这部小说至今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4000万册，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但大多数人对她知之甚少，而她也尽可能保持低调，平静地过着自己与常人无异的日子。
年复一年，哈珀决绝地保持沉默。即使“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里也没能说动她接受采访。进入21世纪，前往白宫接受布什总统授予荣誉奖章时，哈珀仍然保持缄默。只是在保护自己著作产权的问题上，她频频出头，参与了几宗侵犯著作权的诉讼。在许多人看来，把平静修炼成怪癖的哈珀，或许将和怪老头塞林格一样，紧闭嘴唇，直到某天悄然离开这个世界。 唯其如此，时隔55年，哈珀推出新小说《设立守望者》的消息传来，再淡定的读者都按捺不住了，哈珀食言了吗？已届88岁高龄的她还在孜孜不倦写作吗？会不会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我们？其实，哈珀并没有食言。英文版长达304页的新小说虽然名曰“《杀死一只知更鸟》的续集”，书稿的完成却在此之前。去年秋天，她的律师托尼亚·卡特意外地发现了这部被以为是已经遗失了的手稿，连哈珀本人也难掩失物复得的喜悦。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哈珀为此真心感到喜悦，并同意将此书出版。因为她长年的保护神、亲姐姐爱丽丝去年底刚一去世，这部书稿便被翻出来，有传言认为哈珀被操纵。就在前几个月，她家乡的安全部门还对这部新书面世是否出于她自愿进行调查。当局调查了哈珀目前居住的养老院是否有虐待老人的行为，但目前看来，即便哈珀的听力视力退化但思维依然敏捷，她表示：“思前想后，我把手稿拿给几个我信赖的读者阅读，很高兴听到他们认为小说可以出版。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还能出版，真是让我受宠若惊。”
“有史以来最沉闷且感性味道十足的小说”
如果哈珀55年前发表的是《设立守望者》将会怎样？答案是，不可想象。
因为《杀死一只知更鸟》里叙述者斯科特敬爱的律师父亲，那个公平正义的信徒阿提克斯·芬奇，在“续集”里变成了一个曾经参加过三K党会议的种族主义者。在《杀死一只知更鸟》里，芬奇律师称赞美国法院是“伟大的平衡器”，致力于主张“人人生而平等”。而在《设立守望者》中，芬奇律师谴责最高法院，希望他的家乡“可以独立其外，在房子保留问题上不接受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建议”，他讽刺该协会雇佣的律师“是一群像秃鹰一样只拿钱不办事的懒鬼”。
如果这样，芬奇律师不会成为一个普遍意义上的正义英雄，演员格里高利·派克和他所扮演的芬奇律师，也不会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黑人运动起到正面的影响，芬奇律师更不会被人有意无意利用来“介入”美国的历史。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不可预知性。哈珀于1950年代中期完成《设立守望者》后，编辑希望她将时间倒推到斯科特的童年，建议她以斯科特年轻时候的视角改写一遍，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哈珀自然是“别人说什么我就照做”，于是她又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写出三个草稿，这才有了《杀死一只知更鸟》。
实际上，与哈珀同时代的文学界人士，大多知道她写过《设立守望者》，只是普遍认为这份手稿已经丢失了，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年后哈珀会同意出版。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在2009年出版的《女性陪审团》一书中写道：“《设立守望者》给JB Lippincott出版社的编辑们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他们发现该书内容零零碎碎、结构失当。”剑桥大学的伊恩·帕特森博士也泼冷水道：“我猜它一定充满历史味道，别无其他。”他说：“毫无疑问，《杀死一只知更鸟》的粉丝们会迫不及待地想读它，但这是有史以来最沉闷且感性味道十足的小说。”
话虽如此，哈珀的新小说依然值得期待。如东英吉利亚大学美国文学专业教授莎拉·切奇威尔所说，即使还没读到这本书，但看哈珀如何想象并描写成年后的斯科特，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设立守望者》着重描述了斯科特的童年，以及她与亨利的爱情故事，这些内容捕捉到了小镇日常生活的节奏，同时也穿插了次要人物的肖像描写，足以满足读者对沉睡小镇和消逝时代的怀旧。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会和斯科特一样震惊于那个她深爱的父亲，那个曾经教会她关于公正和同情心的父亲，何以会成为疯狂的反对取消种族隔离者？我们也会不禁疑惑，何以哈珀会对小说做跨度如此之大的改写？
或许没有人能对此给出准确的答案。但哈珀的改写本身，事实上恰恰凸显了美国种族问题的复杂，及其给美国民众带来的同样复杂的深刻影响。哈珀写《设立守望者》的时候，美国国内的黑人民权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当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将黑人与白人隔离的学校制度违宪，美国总统还下令动用空降师保护黑人学生入学，可见当时种族关系之紧张。如果说，《杀死一只知更鸟》如有媒体评论的那样，作为一份珍贵的时代文物，在那个更加善良、优雅也更单纯的美国里，为世人保存了希望与情感。《设立守望者》则似乎想证明故事发生地梅岗镇的种族和阶级偏见，“预言”种族问题之于美国社会的紧迫性，毕竟即使到今天，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依然没有完全消除。
而两本书情感的共通之处，则如有评论所说，是对同理心的呼吁，就像小说里阿提克斯对斯科特说的：“你永远无法理解一个人，除非你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区别是，《杀死一只知更鸟》提醒我们应该同情像汤姆·罗宾逊这样的“知更鸟”，而《设立守望者》则让我们理解一个名叫阿提克斯·芬奇的偏执狂。
哈珀有一次问到访的奥普拉：“你知道布·拉德力吗？如果你了解这个人物，那么你就明白我为什么不做采访了。因为我就是现实版的布·拉德力。”
在《杀死一只知更鸟》里，布·拉德力被残暴的父亲摧毁而足不出户，杰姆和斯各特童年时都把他看成恐怖的代名词，但他常给他们留下一些陈旧的小礼物，并且为杰姆缝补了裤子，到小说最后，“布”还救了孩子们。由此，在斯各特眼里，“布”已由一个鬼魂变成了一个具有高贵而善良的品质的人。而如“布”这般隐居，却始终显示着自己坚定的人格力量，似乎部分“预言”了哈珀的人生轨迹。
熟知哈珀童年生活、几乎与她同龄的乔治·托马斯·琼斯说，哈珀很可能对小说的一切描述都感同身受。在琼斯看来，哈珀的创作实际上是一个揭示自己家庭秘密的痛苦过程。1926年，妮尔·哈珀·李出生在阿拉巴马州的门罗维尔，她出身阿拉巴马望族，祖辈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赫赫有名的将军罗伯特·李，她是家里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父亲阿玛萨·科尔曼·李曾经是一家报纸的编辑，后来做了执业律师，曾为两名被控谋杀罪的黑人男子辩护。不过，这两名黑人最后还是被处以绞刑，此后，她父亲不再从事律师职业。
而小说里的芬奇律师，不仅姓氏取自哈珀母亲婚前的原名，他也为被诬强奸白人女孩的黑人汤姆辩护，最后没能成功，但正是通过这一场辩护，树立起了他正义英雄的形象。据说在同名影片里，芬奇律师扮演者派克有一场长达九分钟的辩护场面，他慷慨陈言，导演喊停的时候，整个摄制组都鼓起掌来。拍摄一个街景时，进入角色的派克突然发现前来探班的哈珀眼含泪水，走到她面前关切地询问。哈珀回答说：“因为我刚才看到你凸出的肚子，和我父亲生前一模一样。”派克回应道：“哈珀，这才是真正的表演。”电影里还多次出现了手表的道具，在影片拍摄完毕之后，哈珀真的把父亲的表送给了派克。
不止于此，小说里迪尔的原型，是哈珀儿时的伙伴、后来的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卡波特的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中的伊达贝尔也是以哈珀为原型。哈珀曾作为“研究助理和私人保镖”，陪卡波特一起前往堪萨斯州调查“冷血”血案。在火车上，卡波特私下付钱给火车上的黑人乘务员，教他说文质彬彬的话，当着哈珀的面赞美自己，哈珀却当场戳穿了他，说：“你付钱给他了。”卡波特得意大笑。无疑他清楚，哈珀和他一样了解他自己。哈珀年轻时曾梦想跟自己的父亲和姐姐一样做律师，但卡波特则一直鼓励哈珀从事写作，直到她写出了《杀死一只知更鸟》，获得极度爱慕虚荣的卡波特一辈子也没能获得的荣耀。因为小说有没有卡波特的参与而引发的争执，最终让两个人不欢而散。
与卡波特的分道扬镳，究竟对哈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冷血》某种意义上成成了卡波特的绝唱，而《杀死一只知更鸟》之后，哈珀也告别了写作。1984年8月25日，卡波特因用药过度猝死于女性友人家中，他如果天堂有知，一定欣慰于哈珀替她自己，同时也可说是替他说出了这样的话，在给《奥普拉》杂志写的信里，哈珀写道：“在一个盛产手提电脑、移动装备和空白大脑的繁华时代，我依然与我的书本迈着缓慢的脚步前行。
艾柯是20世纪后半叶最为耀眼的三位意大利作家之一，也是欧洲世界颇为出名的公共学者。一些人结识他，源于那本名字颇为古怪的《带着鲑鱼去旅行》。另外一些人结识他，源于那本鼎鼎大名的小说《玫瑰之名》。还有一些人结识他，却不得不提到《开放的作品》，或者《符号学理论》等专著。不得不说，艾柯的作品几乎无所不包。也难怪，人们将艾柯看作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就连《剑桥意大利文学史》中，也在盛赞他那“贯穿于职业生涯的‘调停者’和‘综合者’意识”。
1932年1月5日，安伯托·艾柯在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蒂州的小山城亚历山大出生。艾柯的父亲朱利奥有12个兄弟姐妹，在被政府征召“备战三战”以前，他是一个会计师。“二战”期间，艾柯和母亲乔凡娜搬到了皮埃蒙蒂一个位于半山腰的小村庄里，以躲避战乱。
这个文化氛围迥异于意大利其他地区的小山城，对艾柯形成自己的文化气质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这里的文化氛围更接近于法国式的冷静和平淡，不同于意大利式的热情。艾柯认为，自己“怀疑主义、对花言巧语的厌恶、从不过激、从不做夸大其词的断言”的气质，正来源于此。
艾柯的姓氏安伯托取自拉丁语，意思是“一个来自天堂的礼物”——赐予他祖父这个姓氏的官员曾经如此解释——艾柯的祖父是一个孤儿。对于祖父的印象显然不止于此，艾柯在某次访谈中谈到，尽管祖父过世很早，但自己受祖父的影响却很深。艾柯的祖父在退休后，曾经帮人装订图书。在他离世后，许多书主并未索回那些未装订完的书，这些精美的书籍促使还是孩童的艾柯成为了“完美主义者”——他从小就创作小说和漫画，并且希望这些自己创作的“书”看上去像已经印出来了一样，不仅有扉页、摘要，还必须配上插图。当然，在祖父之外，祖母的乐观幽默也让艾柯获益颇多。
13岁时，艾柯参加了大利天主教行动青年团，后来又在方济各修会做过一段时间的修道士，他也因此接触到了当时天主教的哲学核心——托马斯主义。
艾柯的父亲曾经鼓励他成为一位律师，但他显然未能如愿。艾柯进入了都灵大学哲学系学习，并且在美学教授、存在主义哲学家路易斯·帕莱松的指导下，在1954年完成了论文《圣托马斯的美学问题》——这就是艾柯首部专著《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问题》的初稿。
正是在大学期间，因为一批左倾的青年学生与教皇发生矛盾，艾柯与天主教行动青年团决裂。后来艾柯在一次新书发布后的采访中表示：“虽然我仍然热爱着这个世界，但在我20岁的时候，我不再相信上帝。我对圣托马斯·阿奎那博士进行研究，你可以说他奇迹般地治好了我的信念……”
“现实人生中，我们往往在音乐响起之后才迟迟进场，却又在胜负未见分晓之前便匆匆离席。知道开头与结尾，是会让我们更快乐呢，还是从此丧失了戏如人生的神秘与刺激？”——《带着鲑鱼去旅行》
对于小说创作，安伯托·艾柯坚信着“作为叙述文字的作者，扮演的角色就好比是一个造物主：你创造的是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一定要尽可能的精细、周密，这样你才能在其中天马行空，游刃有余。”
《一位年轻小说家的自白》
艾柯在《一个年轻小说家的自白》一文中，进一步讲述：“我在‘文学孕育期’那些年都做了些什么呢？我收集资料，去各地参观，画当地的地图。在参观不同房屋建筑时，我会记下建筑的布局。也许我会留意一艘船的构造，结果后来在《昨日之岛》中派上了用场……在为一部作品做准备的那几年里，我就像是生活在一座中了魔法的城堡里——你也可以说，我生活在自闭性的与世隔绝中。没人知道我在干些什么，即便是家里人也不明白。我看上去像是在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我专注的总是为我的故事捕捉思想、意象、词汇……”
艾柯具体说道：“……我也花了两三天时间研究当年船只的图样和模型，好弄清楚一间舱房有多大，人们如何从其中一间走到另一间……”这一点他也用在了《玫瑰之名》中。正如艾柯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小说中虚拟世界的布局决定了对话的长短。”也难怪提议将这本书改编成电影的导演马可·费拉里对艾柯说：“你这本书好像是特意为电影剧本而写的，因为里面的对话都不长不短正合适。”
当然，艾柯所做的显然并非如此简单，他补充说：“我一方面需要蒙住读者的眼睛，一方面自己在写作时思路又要特别清晰。每每提到一处所在，都经过精打细算，不差毫厘。”
“我如果是国家元首，知道明天会有一条关于我的不利新闻，很有可能成为头版头条，那么我就让人在夜里往中央车站投一颗炸弹，明天的报纸全都会换掉头版头条。我在想，有些暴力事件的来源是否就在于此。”——《别想摆脱书》
不过，我们往往容易忽视的是，安伯托·艾柯并非年轻小说家。
在创作小说之前，艾柯编辑过五年电视文化节目，又在一家期刊社工作了十六年。
1962年，艾柯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开放的作品》，一举成为意大利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将。在获得赞誉的同时，这部作品激怒了很多人：“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人被激怒，好像我在侮辱他们的母亲。他们说：不能这样谈论艺术。他们对我侮辱谩骂。那是个非常好玩的年代。”艾柯如是说。
也是在1962年的9月，时年30岁的艾柯与雷娜特·蕾姆结婚。蕾姆是一位德国美术老师，他们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艾柯常常往返于他在米兰的公寓和他在乌尔比诺附近的度假屋——他有三万册图书在米兰的公寓，还有两万册藏书在乌尔比诺。
作为如此多书的拥有者，艾柯显然对书颇有话说。在2003年艾柯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所做的演讲《书的未来》中，他不仅讲述了书的历史和未来，而且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超文本可以提供一种自由发挥的幻象”，但这仅仅是“自由的幻象”，因为“一本已经写出的书，其命运已经被压抑的作者的决定所确定，我们已无能为力。我们被迫接受命运，终于明白了我们无法改变宿命”。
“人皆有限，一个让人沮丧、让人羞耻的局限：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所有那些我们假设没有限制，也因此而没有终结的事物。这是一种逃避关于死亡的想法的方法。我们喜欢清单，因为我们不想死。”——安伯托·艾柯（《明镜周刊》）
一直到48岁，安伯托·艾柯才开始小说创作。
在这之前，曾经有朋友建议艾柯去创作一个短篇侦探小说，但艾柯对这样的提议并不感兴趣。不过，早在1952年，艾柯就已经有意创作一本名为《修道院谋杀案》的小说——这部小说一直盘踞在艾柯的脑海中，不过，直到1978年的3月，他才下定决心正式动笔。曾经有“中世纪学者”之名的艾柯将小说的时代背景放在了自己颇为熟悉的中世纪，标题《玫瑰之名》也来自于一篇中世纪的散文作品。
《玫瑰的名字》
1980年，艾柯最具盛名的小说代表作《玫瑰之名》出版，一举创下了销量超一千万册的盛况，艾柯也自此成为仍然在世的最为著名的意大利作家。这之后，艾柯又陆续创作了《傅科摆》《昨日之岛》《波多里诺》等小说作品。十多年前，艾柯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在50岁时，就已经开始写小说了。有的学者在讲课之余踢球、弹吉他，我则用来写小说。做学者是我的工作，但是让我快乐的事情是当一个作家……我最高兴的事就是一有时间就坐下来写作。”
艾柯：那是一段反常的岁月。墨索里尼极具领袖魅力，而且他喜欢每个意大利学校里的孩子。当时我参加了法西斯青年运动，我们被要求穿着统一的军式制服参加星期六的集会。而我们也很乐意去做这些事情，这就像今天让一个美国男孩穿上水手服一样，他会觉得这是 一件很有趣的事儿。整场运动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就像冬天的雪花夏日的酷暑那样自然，我们根本想象不到还有另外的生活方式。当我回想起那段日子时，我心里便会满溢起一种温柔，与人们回忆起童年时生出的温柔一样。甚至当我想起那些轰炸和那些在避难所度过的夜晚时，也同样带着温柔亲切。当1943年一切结束的时候，伴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初步瓦解，我在民主报纸上发现了不同政治党派与观点的存在。1943年9月至1945年4月间，也是意大利历史上最为伤痕累累的年月里，为了躲避轰炸，我与母亲、姐姐迁居乡村，住在卡萨莱蒙费拉托镇里一个皮埃蒙特人村庄里，那里是抵御空袭的中心。
采访者：您目睹过战斗场面吗？
艾柯：我记得曾目睹过法西斯军队和同盟军的枪战，而且当时很希望自己能加入战斗。某些时刻，我甚至能回想起自己躲避子弹、从高处跳落到地面的情形。那时，从我居住的村子里，可以看见他们每周都在轰炸亚历山德里亚，那是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当时，天空被轰炸染成了橘黄色，电话线路被炸毁，我们只能等到周末父亲回到家时才能确定他还活着。那段时期的乡村生活迫使一个年轻男人学会了如何存活下去。
采访者：您走上写作道路和二战有关系吗？
艾柯：不，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我在战争之前就开始写作，和战争无关。在少年时代,我创作了一些连环漫画，因为我读过很多漫画。我还创作了以马来西亚和中非为背景的奇幻小说。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希望这些书看起来像已经印出来一样。因此写作时我用了大写字母，并编写了扉页、摘要，还配了插图。这些工作都很累人，我没有一次能做到有始有终。我在那时候是创作未完巨著的大文豪哟。然而，显然在我开始写作小说的时候，对战争的记忆就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每个人都更留恋自己年轻时的回忆。
艾柯：我接受的是天主教教育，大学时我还是一个全国天主教学生组织的负责人。因此我对中世纪学术思想和早期基督教理论很是着迷。我还曾着手写一篇关于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理论的论文，但是在我完成之前，我的信仰遭受了一次震荡。这和复杂的政治事件有关。我属于该学生组织中较为激进的一方，对社会问题和社会正义比较关注。而右翼势力则受到教皇十二世的庇护。某天，有人指责我们那一方是异端、是共产主义。甚至梵蒂冈的官方报纸也攻击我们。这场事件使我从哲学的角度对我的信仰进行了修正。但是我还是怀着崇敬之心继续研究中世纪和中世纪哲学，更不用说我深爱的阿奎那了。
采访者：在《玫瑰之名》的附录中你写道：“我在每个地方都能看见中世纪的影子，显而易见地，它们覆盖了我的日常生活，那些看起来与中世纪完全不搭调的生活琐碎，实际上都沾染着中世纪的色彩。”您的那些生活琐事，是怎么沾染上中世纪色彩的呢？
艾柯：我的整个一生，有无数沉浸在中世纪之中的经历。比如说，在我准备论文的时候，我有两次在巴黎住了一个月，在国家图书馆里搞研究。我决定，在那两个月里面只在中世纪里生活。如果你简化巴黎的地图，只选择特定的街道，你真的可以生活在中世纪之中。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像中世纪的人那样去思考、去感觉。比如说，我记得，我的妻子精通园艺，知道世界上几乎所有花花草草的名字，在我写作《玫瑰之名》前她就经常训斥我，说我没有正确看待自然。曾经有一次在乡间，我们生了一堆篝火，她让我去看在树林间飞舞的余烬。当然了，我怎么会在意这种事呢。过了不久，她读到了《玫瑰之名》的最后一章，在此章中我描述的篝火和那天晚上很相似。她说，那天你真的看了那些树林间的余烬呢！我说，我没看，但是我知道一个中世纪的修道士是怎么看余烬的。
采访者：你觉得你会真的很享受中世纪的生活么？
艾柯：如果我真的生活在中世纪，我就活不到现在这把年纪了。我想如果我真的生活在中世纪，我对这段历史的感受将会与现在有很大不同。我宁愿只是想象一下。
采访者：对于一个门外汉来说，中世纪弥漫着神秘遥远的气息。你怎么会对中世纪感兴趣呢？
艾柯：很难说。你为什么会坠入爱河？如果非要我解释，我会说因为这段历史和人们想象的完全不同。对于我来说，它不是一段“黑暗时期”，而是一段光明的时期，是孕育了文艺复兴的肥沃的土壤。这是一段虽混乱无序却又生机勃勃的过渡时期——从中诞生了现代城市、银行体系、大学、关于现代欧洲及其语言、国家和文化的理念。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对中世纪和我们的时代做过某些类比。但是如果你给我50美元，我也会给你写一篇文章来研究我们的时代和尼安德塔人的时代的相同点。找到类似之处总是很容易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对历史的关注还是意味着对历史和当下进行旁征博引的对类比。我承认我守旧到了古怪的地步，但我仍旧相信，正如西塞罗相信的那样，现实生活要以史为鉴。
采访者：作为一名研究中世纪的年轻学者，你怎么突然搞起语言研究了呢？
艾柯：自从我记事起，我就对交流的意义感兴趣。在美学领域，这个问题是：艺术作品的本质是什么？艺术作品是怎么和我们交流的？我对于后一个问题尤其感兴趣。此外，人类的特有属性之一便是拥有创造语言的能力。结果，我的论文完成之后，我立刻开始在意大利国家电台工作。那时候是1954年，仅在第一个电视广播台出现几个月之后。这就是意大利大众视觉传媒时代的肇始。因而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人格分裂的那种怪人。一方面，我对实验性文学和艺术中语言表现出来的最先进的功能感兴趣。另一方面，我又对陶醉于电视、连环画、侦探小说。自然，我会扪心自问，我的各种爱好之间是不是差别太大了呢？
采访者：您觉得你符号学学者和小说家这两个身份是完全分离的吗？
艾柯：这看起来可能很不可思议，但写小说时我从不去想符号学，之后我让其他人去做这部分工作。 而他们的成果总令我惊异不已。
采访者：您看过《达·芬奇密码》吗？
艾柯：看过，同时也有一种犯罪的感觉。
采访者： 这部小说好像是《傅科摆》的一个奇异衍生品。
艾柯：作者丹·布朗简直就是《傅科摆》中我创造的一个人物！ 他与我笔下的人物有着共同的痴迷：蔷薇十字会、共济会、耶稣会的世界阴谋；圣殿骑士团的角色；炼金术的秘密；一切都相互关联的原理。我甚至怀疑丹·布朗可能根本不存在。
采访者： 要认真对待小说的虚构前提，这一理念似乎体现于您很多的小说中。虚构能以它的某种方式获得实体和真实。
艾柯：是的，虚构能够创造真实。《波多里诺》我的第四部小说写的正是关于这一点。在神圣罗马帝国腓特烈一世的朝代，生活着一个名叫波多里诺的小男孩骗子。他大编特编——从圣杯传奇到波伦亚陪审员对巴尔巴罗萨（德意志国王腓特烈一世）统治的合法化。结果他引发了真实的后果。捏造和错误能够创造真实的历史事件。就像祭司王约翰的信，它是捏造的——在我的小说中它正是由波多里诺编造出来的——然而，它描述的一个在神秘的东方兴起繁荣的美妙绝伦的基督教王国却真实激发了中世纪的人们对亚洲的探索。或者以克里斯多弗·哥伦布为例，他对地球的看法完全失实。就像当时的人们包括他的对手那样，在他看来地球是圆的。但他认为要小得多。在这个错误观念的指导下，他发现了美洲。 另外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锡安长老会纪要》，它纯属子虚乌有，但它支持了纳粹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为大屠杀铺平了道路，因为希特勒利用这文献为毁灭犹太人做辩护。他也许知道这是捏造的，但在他心中它描述了他希望的犹太人下场，于是将其视为真实。
采访者： 波多里诺在最后宣称：“神父王国是真实的，因为为了寻找它，我和我的同伴们耗费了我们三分之二的生命。”
艾柯：波多里诺捏造文献，构想乌托邦，构建未来的假想格局。当他的朋友欢乐地踏上往传说中的东方的征程时，他的谎言成了现实。但这只是叙述手法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小说的框架中，你可以运用看似不可思议和纯属虚构的事实来进行叙述。小说里我使用了数不尽的真实故事和真实情形，因为我发现比起我所看过的所谓小说，这些真实更浪漫多情，更具小说味道。例如在《昨日之岛》，有部分内容是父亲卡斯帕制作了一个奇特的仪器用来观看木星的卫星，结果纯粹变成了闹剧。这仪器在伽利略的信中有所描述。我只是想象，假如加利略的仪器真的创造了出来会发生什么。但我的读者却将其视为滑稽的发明。
采访者： 是什么令您根据历史事件去写小说？
艾柯：与其说历史题材小说，还不如说真实事件的小说化更能真正地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真实的历史。我也喜欢将教育小说的元素结合到历史题材小说。在我所有的小说中，总会有一个年轻的人物在成长，在学习，以及历经一系列的磨难。
采访者： 为什么直到48岁您才开始写小说？
艾柯： 并非像大家所想的那样这是一个大飞跃，因为甚至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在我的理论形成过程中，我已经在创作故事。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大多数哲学书籍的核心是在讲述他们调查研究的故事，正如科学家们解释他们如何获得重要的发现。所以我感觉一路以来我都在讲故事，只不过 风格稍有不同而已。
采访者：但是什么促使您感觉您必须要写一部小说？
艾柯：1978年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她想监督出版一系列由业余作家写作的短篇侦探小说。我说我不可能写侦探故事的，但如果写，它将会是一部以中世纪修道士为人物的500页的长篇。那天回到家，我着手列出了一张虚构的中世纪修道士名单。随后一个遭毒害的修道士形象突然浮现在我心头。所有的一切就从那里开始，从那个人物形象开始，它成了无法抗拒的推动力。
采访者：您的很多小说似乎都依靠了富有智慧的思想。 这对您而言，是否是一种自然的手法来沟通理论研究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差异呢？您曾说“对于那些不可以理论表达的，我们必须讲故事。”
艾柯：这是来自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半开玩笑的话。事实上关于符号学我写了无数的论文，但我认为与这些论文比较，在《傅科摆》中我反而能更好地表达我的观点。你的某个想法也许不是独创的——阿里士多德总会早在你之前已经想到。但基于那个想法创作出小说，你能令其成为独创。男人爱女人，这不是什么创见。但如果你围绕这一思想终究创作出精彩的小说，那么借由文学的巧手，这个想法便完全成为一种新奇的见解了。我完全相信，在最终故事总是更为丰富多彩——在故事里，想法在事件中再现、由人物传达、并在精心雕琢的语言中擦出火花。所以自然而然地，当一种想法变成了鲜活生动的个体时，它便成为了完全不同的事物，很可能变得更为传神。
另一方面，矛盾可以是小说的核心。杀害老妇人是能引起人兴趣的。持着这个想法的伦理学论文会被判为不及格。在小说里它却变成《罪与罚》，这散文力作中的人物不能辨别杀害老妇人是好是坏，他的这种正反感情——正是我们在说的矛盾——成为了富有诗意的和引起挑战兴趣的事物。
采访者： 您如何着手研究您的小说？
艾柯：对《玫瑰之名》而言，因之前我已对中世纪 拥有浓厚的兴趣，手头上已有数百份相关资料，仅用两年我就完成了小说的写作。而《傅科摆》则用了我八年时间去研究和写作！并且由于我没有告诉别人自己在做着什么，现在想起来我居然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了近十年。我走到街头，看到这辆车和那棵树，心想，啊，这可以写入我的故事里。所以 就这样我的故事一日一日地发展着，我做的每件事，生活中每一处琐碎，每次交谈都能给给予我一些写作的灵感。然后我实地探访我所写到的地方——圣殿骑士在法国和葡萄牙生活的所有区域。这就像在玩视频游戏，在其中我可能化身为一个战士进入一个神奇王国。唯一的区别在于，在视频游戏中你完全神志恍惚沉溺其中，而在写作中你总会在某个关键时刻跳离当下的小说情境，为的是第二天早上能够再度进入小说的世界 。
采访者：您的工作是否有条不紊地开展的呢？
艾柯：不，完全不是这样。 一个想法随即会召唤出另一个。一本随意翻看的书会让我想去阅读另外的书。有时我读着一份毫无用处的文献，却会突然想到了一个继续故事的绝妙想法，或者只是想到要将一个小插图盒收进我的插图盒收藏中。
采访者：您说过写作一部小说之前您必先创造一个世界，随后“千言万语便会自然涌现。”您是说一部小说的风格总是由主题来决定的吗？
艾柯：是的 ，对我来说主要就是着手构造一个世界——住着受毒害修道士的十四世纪的修道院、在墓地吹喇叭的青年和受困于君士坦丁堡的骗子。而接下来的写作研究就是在为这些世界设定具体的条件限定：螺旋梯有多少层台阶？洗衣单上有多少衣物？一个任务要几个人执行？语句则会围绕这些限定展开。在文学领域，我感觉我们经常错误地认为风格只与语法和词汇有关。其实叙述风格也属于风格的一种，它影响着文段堆砌和情境创建的方式。以倒叙为例，它就是写作风格内的一种结构元素，而与语言没有丝毫关联。所以风格远比单纯的写作复杂得多。 对我而言，风格之于创作，就如蒙太奇之于电影。
采访者：您是如何努力去做以获得恰如其分的写作口吻？
艾柯：一页文字我要重写几十次。有时候我喜欢高声读出一段文章。我对文字的口气有着惊人的敏感。
采访者：您会像福楼拜那样，发觉只是创造一个好句子就已经很痛苦吗？
艾柯：不会，对我而言那不痛苦。我的确会反复改写一个句子，但现在有了电脑，我的文字处理方法改变了。以前，我手写完成《玫瑰之名》后，我的秘书再用打字机将它打印出来。这种情况下，当一个句子重写十遍之后，再拿去重新打印就会变得十分困难。虽然那时候已经有碳式打印机了，但是我们也需要用到剪刀和胶水来处理。但是有了电脑之后，在一天之内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对某页文字检查十遍、 二十遍， 进行修改或重写。我想我们天生就难以对自己的工作成果感到满意。但如今修改完善是那么的容易，也许是太过容易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变得更为苛求。
采访者：成长小说通常会涉及一定程度的情感和性的教育。在您所有的小说中，您只描述过两次性场景——一次是在《玫瑰之名》中，另一次是在《波多里诺》中。您这样做有原因吗？
艾柯：我觉得比起描写做爱，我还是更愿意做爱。
采访者：在《玫瑰之名》中，阿德索与乡村少女做爱时，为什么会引述《所罗门之歌》？
艾柯：那只是小说风格上的趣味性，因为在描述一个年轻的修道士怎样通过他的文化敏感性体验性爱时，我对性爱过程本身并不太感兴趣。因此我将至少50篇关于神秘主义者描写他们自己体验过的极乐之感的文章进行整合，同时也援引了《所罗门之歌》的文字。在描述他的性爱过程的整整两页的文字中，几乎没有我自己的语言。阿德索只有通过他自己的文化视角才能理解性。正如我定义的那样，这是一种风格。
采访者：一天中您在什么时候写作？
艾柯：没有定例。对我来说，定一个日程表是不可能的。有时我可以从早上7点开始写到半夜3点才停下来吃块三明治。有时我根本就没有写作的欲望。
采访者：您写作的时候，每天会写多少呢？这也没有规律吗？
艾柯：写作不是必须要在纸上写。一个人走路和吃饭时也能在脑子里想出一个章节。
采访者：那对您来说每一天都不同喽？
艾柯：我住在蒙泰费尔特罗区的山顶的乡村时，我就有一定的生活规律了。我打开电脑，查看邮件，浏览页面，然后一直写作写到下午。之后我会到村里的酒吧喝上一杯，读读报纸。然后回家看电视或DVD看到晚上11点，接着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在那里我有一定的生活规律是因为我不受打扰。我在米兰或者大学里时，我不能主宰自己的时间——总是有其他人来决定我该做什么。
采访者：那如果必须让你说，你觉得谁对你有影响？
艾柯：通常我会回答乔伊斯（Joyce）和博尔赫斯（Borges）来让采访者无话可说，不过这并不完全正确。几乎每个人都对我有影响。乔伊斯和博尔赫斯当然对我有影响，但是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等你能说出的学者都对我有影响。
采访者：你在米兰这里的图书馆简直就是个传奇。你喜欢收藏什么样的书籍呢？
艾柯：我一共拥有大约五万册书籍。但是作为一个珍藏本收藏者，人类对离经叛道思想的偏爱让我着迷。所以我收集那些关于我不相信的主题的书籍，比如古犹太神秘哲学卡巴拉（kabbalah）、炼金术、魔法、虚构的语言。我喜欢那些说谎的书籍，虽然它们并不是故意说谎。我有托勒密的书，但没有伽利略的，因为伽利略所说的是真理。我更喜欢疯人的科学。
采访者：你有这么多书，那当你走到书架前你是如何挑选要读的书的呢？
艾柯：我不会走向书架挑选想读的书，而是找出一本我知道我在那一刻需要读的书。这是有区别的。例如，如果你问我有关当代作家的问题，我就会查看关于罗斯（Roth）或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藏书以帮助自己回忆我爱的是哪个作家。我是一名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我得说我永远没有选择的自由。任何时候我都是根据实时工作需要来做选择。
采访者：你会不会把书赠与别人？
艾柯：每天我都会收到大量的书，都是一些小说和我已经拥有了的书的新版本。所以每周我都会装几箱子书送到我的大学去，放在一张带指示牌的大桌子上，牌子上写着随便拿。
采访者：你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你如何定义“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它是否仍有特殊的意义？
艾柯：如果你所说的知识分子是那些只靠脑袋不靠双手工作的人，那银行职员是知识分子而米开朗琪罗不是。如今只要有台电脑，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所以我 并不认为这一身份与人们的职业或社会地位有关。我认为，任何创造了新知识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一位明白了新嫁接技术可以种出新品种苹果的农民在那一刻就算从事了智力活动，而一位终其一生都在重复关于海德格尔的讲座的哲学教授则不能算是一名知识分子。批判性创造力，即批判我们现今所做之事或创造出更好的做事方法，是智力功能的唯一标志。
采访者：如今的知识分子是否和萨特和福柯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仍热衷于政治活动？
艾柯：我并不认为为了参与政治，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加入某个政党，或做更糟的事——只写有关当代社会问题的作品。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度应与其他任何公民一样。一名知识分子至多只能运用他的名望来支持某一事业。例如，如果有一份关于环境问题的声明，那我的签名可能对其有所帮助。所以我会用我的名望来支持公共契约的单一实例。问题是，知识分子只有在与未来相关的事情在上才能真正派上用场，而非解决当务之急。假设你身处一处着火的剧院，诗人肯定不应该爬上座椅来朗诵一篇诗篇，他应该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给消防员打电话。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事先告诫：“留意这个剧院因为它年久失修！”所以他的话语有着呼吁的预言功效。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告诉人们“我们应该那样做”而非“我们必须现在行动！”——这是政治家的工作。如果托马斯·摩尔 （Thomas More）乌托邦能够成为现实，我敢肯定那会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社会。
采访者：在你的人生中，知识和文化给了你何种益处？
艾柯：假设一个文盲在我这个年纪去世了，他的人生是单一的，而我还有拿破仑、凯撒、达达尼昂（d'Artagnan）的人生经历。所以我一直鼓励年轻人阅读，因为那是一种使人博闻强记，发展多样性格的理想 方式。如果你多读书，那在你的人生结束之时，你就拥有数不尽的人生经历，这可是一个别人求之不得的极好特权。
采访者：但是博闻强记也可以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就像你最喜欢的博尔赫斯的人物之一，《博闻强记的富内斯》（Funes the Memorious）里的富内斯那样。
艾柯：我很喜欢“固执克已，绝不好奇”这一观念。要做到这点，你必须将自己限制在某些知识领域里。你不能太过贪婪。你必须强迫自己不要学习所有事物，否则你将一无所获。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就是关于懂得如何忘记，不然，你确实会变得像富内斯那样记得三十年前见到的一棵树上的所有叶子。从认知角度上讲，找出你想要学习并铭记的东西是至关重要的。
采访者：但是更广泛讲，文化本身不就已经是一个过滤器了吗？
艾柯：是的，可以说，我们的个人文化其实是二次加工，因为广义上的文化就已经进行过过滤了。在某种程度上，一个群体会使用文化这一机制来建议我们什么该记住什么该遗忘。举个例子，文化决定了在尤里乌斯· 凯撒死后，他的妻子凯尔弗妮娅遭遇了什么并不重要，每本百科全书里都没有她的消息。很有可能她身上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而在德国作曲家舒曼死后，他的妻子克拉拉·舒曼（Clara Schumann）却变得更加重要了。有传言说她是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Brahms）的情人，她通过个人的努力也成为了一名受欢迎的钢琴家。所有这些都 是事实，直到有一天一位历史学家能找到一份不为人所知的文件，而这份文件将告诉我们那些被我们忽视的事情其实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文化不进行过滤的话，那它就是空洞的，就像无形无界、无人管理的因特网一样空洞。如果我们都掌握了全网广阔无垠的知识的话，那我们都会变成傻瓜！文化是一种给智力劳动划分阶级系统的工具。对于你我而言，知道相对论是由爱因斯坦提出的就够了，至于这一理论的确切意义留给专家们去理解就行。真正的问题是，有太多的人被授予了专家的头衔。
采访者：对于那现场宣称小说已死、书籍已死、阅读已死的人，你怎么看？
艾柯：相信事物的终结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姿态。从希腊 人和拉丁人的时代开始，我们就坚信我们的祖先优于我们。这项由大众媒体参与的日益激烈的闹剧总是使我心情愉悦、兴趣盎然。在美国不论春夏秋冬，总会有一篇 关于小说之死、文学之死和读写能力之 死的文章。人们再也不阅读了！青少年们只是沉迷于电子游戏！而事实是，世界各地都遍布着满是书本和青年人的书店。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书籍、这么多的书店、这么多去书店买书的青年。
综合自本报报道及《北京晨报》《三联生活周刊》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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