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孩子放学的付女士发现，学校门口多了几个“不速之客”。他们拎着摄像机，拿着话筒，自称是某电视台栏目组的记者，见到带孩子的家长就上前问“是否接受采访”。对于这种“推销”式采访大多数家长是拒绝的。同样有此经历的还有李女士。“我婉转拒绝了一下，呱哒那脸就掉下来了。感觉他们根本不是真心喜欢孩子，就是应付。”李女士说。在北京市中心甚至顺义、房山等远郊县，几乎每个城区的学校门口都有这样的“记者”出现过。这样的“星探”大多是两三个人一组，虽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但有一个共同说辞：挑选合适的小朋友，让他们上节目。
如果你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精心布局的“陷阱”也悄悄裂开了一道缝隙。
一次偶然的机会，乔一进入到G传媒少儿节目组外采团队，跟着“记者”们出了一次外勤。
就是这次经历，让乔一近距离接触到了所谓的少儿“星探”们，了解到他们真实的工作状态。
以下是来自乔一的口述：
文 | 楚樵
编辑 | 乔珊
原以为，在传媒公司上班的都是科班出身，但在G传媒，科班出身的很少，至少我接触过的几个人，大都没有接受过专门训练。我所在的团队是外采组，主要负责外出挑选小演员来公司试镜。业内把这个岗位叫外采编导或者记者，业外也有人叫我们“星探”，名称不同，但干的都是一样的活儿。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工作，上岗前公司安排了新人培训。和我一起参加培训的还有两个男生，一个叫徐兵，以前是做销售的，有丰富的地推经验。另一个没怎么对话，但之前的工作也与销售相关。
培训我们的是一个高个子男生，看年纪三十来岁，头顶扎着小辫子，据说是一个导演，大家都叫他Y导。Y导是我在G传媒见到的唯一一个还算有些专业素养的人，至少听他给大家讲东西还是挺有专业范儿的。培训是在一个会议室进行的。房间很大，前方拉着红色条幅，写着XX栏目小演员试镜现场的字样。后方墙上贴着几张大幅海报，都是某电视台少儿节目的宣传照。Y导让我们在前排的座位坐下，除了我们三个，还有几个在职的外采人员。所谓的培训并不是专业知识的培训，而是告诉我们如何“采访”，如何“拉人”。Y导找了两个“老人”给我们做现场示范，一个负责与家长搭讪要联系方式，另一个负责摄像采访孩子。
我和徐兵一个扮演家长，一个扮演孩子，先是配合他们示范，接下来就是模拟实战。我的悟性还可以，一次就通过了考核。徐兵则有点紧张，演练了好几回才勉强过关。“头一回外采，不熟悉没关系，前期你们先跟着学习，负责‘拉人’就行。看到家长带孩子出来就拦住他们，问可不可以接受采访，如果可以，就把他们交给带你们的人。”他说。
“对孩子有什么要求吗？是不是要挑外形、长相和资质都比较好的？”我问。“咱们不挑孩子啊，是孩子就行，只要不是残疾，不是聋哑都可以。”Y导答。就这样，简单培训后，我被分配到一个外采组里。组长刘香，二十八九岁，还有一个组员叫小敏，比她小几岁。徐兵被分到另外一个组里。当我们从会议室出来的时候，看到后面不知何时又多了几十个人。据说，这些都是公司的外采人员。每天出外勤之前，领导会要求他们进行一次“演习”，因为大多数都是“新人”，入职久的也不过一个月左右，比如刘香和小敏。“咱们出去是不是会有采访车？是不是会带很多设备？”第一次接触传媒行业，从未跟过组的徐兵看起来有点兴奋，悄悄整理了一下白衬衫跟我说。
我看着门口易拉宝上支着的各种少儿节目海报说，“可能吧。”但是，当背着双肩包，一身轻装的刘香叫我出发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和徐兵都想多了。会议室里见到的那些人，都已各就各位，三两个人一组，奔赴不同的“战场”。外采地是北京各个区县的中小学和幼儿园，目标对象是4~13岁的孩子。我们组的行进方向是朝阳区北部的一所公立小学。刘香和小敏带着我坐了一小时地铁，又步行了一段距离才走到学校门口。对于孩子的放学时间，她们已经了如直掌：三点半是一到三年级学生放学的时间，四点半是四、五年级学生放学的时间，五点半是六年级学生放学的时间。刘香带着我们挑了校门口旁边的一处开阔地等待孩子们放学，这里是学生回家的必经之路。但是当“老师再见”的声音在校门里响起的时候，刘香猛然回头，发现身后多了几个穿着防弹背心，手持电棍的保安。经验告诉她，这个地方不能待了，保安是会阻止的。“走，去马路对面！”刘香提起背包，小声跟我和小敏说。终于见到孩子出来了。低年级的小学生个头儿都不高，头上戴着统一标识的黄色棒球帽，蹦蹦跳跳从校园里跑出来。按照刘香的吩咐，我负责“拉人”，如果有愿意接受采访的家长就交给她和小敏。“家长您好，我们是少儿节目组的，可以采访一下小朋友吗？”我按照培训时Y导教的话术跟家长搭讪。图 | 依然有不少“望子成龙”的家长会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虽然我的表达很流畅，说话也很自然，但其实，我的内心是在挣扎的。不知为什么，看到孩子们那些纯真的脸，我有种当“人犯子”的感觉。在跟刘香和小敏聊天的时候我得知，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单纯的采访，真正的目的是：通过“采访”这样的方式，要到家长的联系方式，之后会有专人跟家长联系试镜，让孩子有偿上节目。通不过筛选也没关系，他们会让你参加培训，当然培训也是要交钱的，上节目需要的MV也是要收费的。
刘香和小敏工作都很卖力，看到家长带着孩子过来就往上“扑”，但是结果并不理想。第一拨儿学生放学的时候，我们只“采访”到一个孩子。大多数家长对这种街头“采访”是抗拒的，也有的会问一下哪个台的哪个栏目，之后就婉拒了。第二拨儿好一点儿，但也只是“采访”了六个，加起来总数才七个，距离Y导要求的二十个的目标还差一大截。刘香的情绪看起来有点低落，嘴上不停念叨着又要挨骂了。小敏倒是没有什么情绪波动，她让我拿着麦克风，自己拎着摄像机寻找新的“猎物”。有路过的人看到我们的装备，过来聊天，问我们是哪个电视台的。我扬起麦克风上的图标给他看，尴尬地笑笑没有作声。刘香赶紧接下话茬，告诉对方我们是做什么的。那一刻，我真想把手里的麦克风丢到地上。这个话筒就像个耻辱柱，带给我的只有羞愧。从开始“采访”到现在，它一直都是闭麦状态，而小敏手持的那个摄像机，也并没有真实运转，大部分时间都是白屏。
但是小敏并不在意。她不懂摄像，也不知道怎么调整摄像机，却一本正经装作认真拍摄的样子，让小孩子们拿着没有声音的话筒对着没有图像的摄像机做自我介绍。刘香则在一旁跟家长说，拍摄的视频会交给节目组，让导演挑选。但我知道，这些视频是不存在的，导演也永远不会看到这些“采访”。摄像机也好，麦克风也罢，都不过是装腔作势的道具而已。他们要的只是记到本子上的电话号码。这些电话号码是刘香和小敏完成KPI的基础数据。要不到家长的联系方式，她们的后续工作就无法开展——无法约家长带孩子到现场试镜，无法向家长索要培训费、制作费、服务费，当然也就不可能拿到收费提成。
图 | 拿到家长联系方式后，星探再对家长继续“深挖”三批孩子都放学后，“采访”还是个位数，刘香急了，带着我和小敏去附近的公园转。我们见到带孩子的家长就过去“拉人”，甚至在大街上听到孩子的声音就立马跑过去。五点多，初冬的夜色已经笼罩了北京。寒风里，刘香和小敏还在商量去哪儿才能找到更多可以接受“采访”的孩子。看着她们的背影，我第一次对“记者”这两个字产生了怀疑。我敬畏每一个职业，也尊重每一种选择，但是他们，真的是媒体人吗？跟着做了几次采访以后，我出于好奇，又跟着问了后续对接的同事，这些家长被联系到以后，孩子到底能不能上镜？其中负责做试镜的同事告诉我，一般家长“上钩”以后，他们就会邀请孩子来参加试镜，过程大概是走秀，前方会有经纪人来评选。
大部分的走秀都会直接通过，然后这些所谓的“经纪人”就会告诉家长，你孩子的条件很好，有机会上童装时装周、或者是给某些童装品牌做童模，也可能是能上一些大型儿童电视剧（大部分是未来都不可能会播出的那种）。没有一个家长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注定平庸”。在一堆美言轰炸下，如果家长被成功洗脑，就需要缴纳1至3万不等的签约费。费用包含一些童星的培训课程，以及争取上节目和时装周的隐形费用。这个套路其实已经隐藏很多年了，但无奈总有一些新人家长会上钩，也导致这些机构总能换个包装就重新收割新家长。
有些机构相对良心，你付费以后能上一些小综艺节目，多少也能培养一点孩子的自信心。但还有些机构，则是一边搜集家长的联系方式，尽可能骗取你的签约费。如果你不上钩，这些机构还会贩卖联系方式给到其他机构，是货真价实的“信息贩子”，尽可能地多榨干家长们的钱包。
乔一的经历，揭露了某些少儿“星探”不为人知的一面。事实上，类似外采团队打着挑选小演员的旗号变相收费的并不鲜见。在抖音上搜索“少儿星探骗局”可以找到很多相关案例：有的是在街上接受“采访”被邀试镜，结果被培训机构“套路”交了巨额培训费；有的是被影视公司骗去横店拍戏，斥巨资拍了一部永远不会播出的戏。文中提到的G传媒不过是让我们看到了冰山一角，很多具体的操作细节我们还不得而知。针对收孩子钱上节目的情况，显微故事也联系了某电视台的“知情人”，对方给出的回答是：此类少儿节目是该台地面频道的主要收入来源，频道是按节目时长卖给传媒公司或者培训机构，三分钟为一个单位，传媒公司或者培训机构再按节目单卖给一人或多人，分摊成本。商业运作，制播分离是各个电视台通行的做法，但收费上节目是否合理值得商榷。我们不想扛起审判的大旗去指责电视台的做法，毕竟他们也要创收。在传统媒体江河日下的形势下，生存已经变得举步维艰，开源才能活着。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看到的是，荣誉和光环可以明码标价，用金钱购买，竞争可以避开公平与公正走捷径，会对他们的成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本文均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