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师的真实故事：农村孩子路在何方？
离开北京半年多，26岁的乡村教师刘昱歆依然忘不了在北京培训时受到的冲击。乡村学生还在学习如何用鼠标，同年龄的北京孩子已经自主编程，创造了一个线上虚拟校园。刘昱歆是黑龙江省鹤岗市东山区东方红乡中心小学的一名英语老师，她到过大城市读书、工作，最终回到家乡。见过世面的她早已感受到城乡的巨大差异，因此从任教之初，她的目标就是启迪学生们的心智，让他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如今的乡村学校远比刘昱歆印象中的“像样”：制式的桌椅，教室里有多媒体设备，从硬件上看，与城市的学校没什么区别。乡村教师也享受着高于本地城市教师的待遇。刘昱歆发现，相比她读书时，城乡教育的“显性差距”已经不大，但“隐性差距”依然存在，对乡村教师来说，任重道远。教育改变命运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如何让教育更有力量，帮助乡村里的孩子走到更大的世界？刘昱歆试图在飞鹤与黑龙江省教育厅等联合开展的教师专项公益计划中寻找答案。飞鹤向这项计划投入了6500万元，持续将乡村学校的教师们送往北京、上海等地接受教学科研能力的培训，探寻弥合差距的可行解法，让更多孩子成为自己的“高山”。
文 | 魏文魁
编辑 | 卓然
回到鹤岗前，刘昱歆曾在杭州某教培机构教过英语。彼时，她第一次感受到城乡教育的巨大鸿沟。
刘昱歆成长于一个教师之家，父亲是鹤岗的乡村教师。这使她从小就享受着远多于同龄人的教育资源。课堂外，她经常参加舞蹈、信息技术等兴趣课程。但在杭州，她教的小学生就已熟读莎士比亚，有些还会创作剧本、参加戏剧节。
回到鹤岗的她发现，一些学生掌握课内的知识都吃力，也没有机会拓展。
三年级，刚开始学英语时，学生还能勉强跟上，但到了五年级，有的孩子上课就如听天书，只能发呆、玩自己的。她走到跟前，学生就假装翻书，她一走远，又恢复原样。他们跟不上课纲要求的节奏，考试只能考十几分。
面对这些后进生，刘昱歆尽力帮扶，但部分学生并不买账，用一种完成任务的态度敷衍。一些乡村教师与学生交流发现，学生觉得父母种地务工一辈子也过来了，不读书也没问题。
老师们试图与家长沟通，对方口头上连连答应，却难见到效果。甚至，有时刘昱歆在家长群里表扬学生或请家长督促复习的内容，很少有家长回复。
无论怎么努力，有些学生的分数还是越来越低。“心里很难过，我甚至一度对自己失望。”
很多乡村教师对这种“有心无力”感同身受。黑河的一所学校每年都会给新生做入学测试，他们发现，英语考不到30分的，大多都是农村学生。
教育的衰退只是乡村空心化的一个小小注脚。村镇里没什么生计，曾经辉煌的林业或矿业退出历史舞台，青壮年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城乡社会差距显影在教育上，又在事实上拉开了它们。
在边境小城抚远市海青镇中学执教的丁薇对此有着真切的感受。乡镇稍有条件的家庭都会带孩子出去读书，留下来的都是“特别难的”。
有的孩子因父母吵架，没人送上学，一个学期都没来上学，老师家访劝说也没用。有的孩子需要自己照料生活起居，一个学生曾因做饭煤气中毒，造成永久的智力损害。还有一次，她在课上讲到罗中立的名画《父亲》，一个学生举手说自己没有父亲。
图 | 罗中立的《父亲》
一名乡村老师统计，学校三分之一的学生父母离异，剩下的多数也是留守儿童。
刚大学毕业来到这所中学时，丁薇见到这些孩子都有种强烈的不真实感，没想到边境的村镇里，存在着这样的隐秘角落。
疫情时期，虽然学生都有智能手机，但上网课仍然状况频出。有学生没话费了，老师交；有学生麦克风、摄像头有问题，凑不齐人。
刘昱歆还见到一个学生羡慕有iPad的人，自己在白纸上画了一个，像模像样地对着纸操作。
到了中学阶段，很多学生意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开始发奋读书。丁薇眼见这些孩子在努力，他们互相监督背书、复习，比成绩，每天找老师补课。但之前许多年落下的功课，难在短时间追上。
有学生崩溃地问老师，自己就是学不会怎么办。即使初中勉强跟得上，到了高中，去了市里的寄宿学校，一些学生仍然遭遇了巨大的落差，最终还是掉队了。他们给丁薇发消息说，自己真的读不下去了。
丁薇和刘昱歆的经历不是孤例。在念完大学、回到乡村后，很多乡村教师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经历这种阵痛。他们需要时间适应，并找到属于乡村教师的解决办法。
近年来，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不断见长。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收入逐年增长，与2015年相比，2020年农村教育经费总收入和农村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体增幅分别达到了18.55%和17.07%。
持续关注中国乡村教育的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邬志辉在研究中指出，未来五年，农村仍然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短板，而“乡村家长教育经验、乡村教师专业水平、乡村教育环境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提高。
这正是飞鹤举办培训的目的所在。他们资助了很多学生，后来在探索中发现，帮助一个学生，改变的可能是一个人或者家庭的命运，而帮助一个老师，可以持续影响很多代学生。
这些老师聚拢在大城市，然后像蒲公英一样四散到祖国的各个角落，在那里生根、发芽，燃起乡村孩子们未来的火光。
在北京，刘昱歆久违地感受到了与同行交流的快乐。
她所在的小学今年只招到一个班，20个学生左右，全校总共只有两名英语老师。她羡慕市里的学校，同年级有多个老师可以交流教学的想法，不同的班级间也能在竞争中相互促进。
这是乡村学校的常态。一个乡村中学教师的学校三个年级总共才23个学生，老师都是跨年级教学。另一名乡村小学老师在经历撤点并校前，十几名老师守着3名学生；撤点并校后，一个年级也只有不到20人。
虽然看起来教师数量多，很多乡村学校常见教师兼课的现象。这些学校里教师的年龄层次也不健康，不少学校最年轻的老师近40岁，大量教师会在未来5年内退休。
《中国教师发展报告2022》对此也有印证，调研数据显示，东北中小学教师平均年纪在40岁上下。
在北京，有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讲解，还有几天的跟班学习过程。这些乡村教师深入了很多以前不甚理解的理念。比如“大单元”的教学思路——学科内前后课程讲究连贯性，课与课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传递知识，并强调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在北京昌平的一个学校，一位乡村教师观摩了北京同行的一节数学测量课：学生们分组设计纸飞机，站在大操场上飞掷，反复测量和计算什么样的飞机能飞得更远。
“原来基础的数学测量课可以这样进行多学科的融合。”这位教师把这堂课录制下来，播放给学生们看。
另一位地理老师观摩了一堂讲长江开发治理的课。北京的老师创设了“小鲤鱼历险”的动画情境，让学生跟着这支小鱼游长江，认知长江的开发和治理。
“他不是把知识简单灌输，而是通过让学生沉浸情境，动手绘图，形成分析思维，建立区域认知。”而这正是“地理实践力”的体现——地理学科强调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之一。回到学校后，这位老师优化了自己的一个人文地理课题。
这是一项叫“家乡的年轻人都去哪啦”的跨学科主题调研。他将学生分为不同的探究小组，收集人口普查数据，制作数据金字塔图，并带着他们设计调查问卷，向离开家乡的年轻人发放。收回的138份问卷，用社会学专业分析工具做了分析。
整个调研持续了数月。学生们学着写小论文，制作手抄报，并得出结论，他们的家乡“绥化是黑龙江人口流失第一位的地区，10年间少了166万人”，而大学毕业生不愿意回乡，是因为“家乡就业现象不理想，发展前景不广阔，工资水平较低”。
整个调研中，学生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积极性。这也是他们感知到的在发生的现实。他们多数是留守儿童，父母长年在外打工。而他们的学校，在四年里，一个年级由四个班变成三个班，到今年，只剩了两个班。
“这个主题离他们的生活非常近。他们可以真的通过实践去发现和认识地理问题。”乡村没有大城市的博物馆和科技馆，学生们以往“对地理实践力的落实几乎为零”。地理课上，讲到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悉尼的歌剧院，乡村学生们的眼神多是茫然。而北京的同行说，那里的学生会在假期自发游学，造访课本上的外国景点和地貌。
“这次培训，最大的成长是了解了怎么更深入地在课程设计上落实核心素养。”当学生对外面的世界缺乏认知，地理学科可以成为一道开阔乡村学生视野的桥梁。
当一道坚固的城乡的鸿沟横亘在教学现实中，更考验老师们如何因地制宜，尝试贴近现实的教学解法。
“其实农村孩子也没差在什么地方。”参加了培训后，在一所乡村学校教孩子们编程的信息技术老师也感觉思路被打开了。
她的编程兴趣课在学校里异常抢手，并带着学生在哈尔滨中小学信息技术比赛获得了特等奖和一等奖的好名次。
几年前，刚开课时，这些学生甚至不知道操作鼠标，要把食指和中指分别放在鼠标轮的两侧。老师从开关机教起，每天中午开放机房让学生“补课”。有的学生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连智能手机都接触不到。
但就在最近的科技节现场，她的学生大胆站到了人前，演示自己编写的程序——一个“动画剧场”：一个小男孩梦见自己穿上宇航服，在太空漫步，他遇到不同的星体，和火龙、蜘蛛搏斗，还结识了一个机器人好友。
孩子们昂着头，一板一眼介绍，也给了这位老师更多信心。“我们是我们区第一家，别看我们是农村学校。”她让孩子们对科学的幻想变成了现实。
“农村的孩子，开始都有一点自卑，觉得编程很高端，离他们太远。但是，当他们发现自己也能学，就有了信心。”在北京的跟岗学习中，她发现，这里的老师强调将编程和其他学科融合，教学生用编程思维解决生活问题。她决定在未来的教学中更强化这个方向。
几年的教育经历让刘昱歆认识到，因为家庭的原因，学校教育的作用可能有限，他们能做的，就是为学生打开窗口，让他们看到更大的世界，真正意识到知识能改变命运，从而激起自驱力。
考虑到英语书上的材料大多与国外有关，她便在教学中更多联系乡村孩子的生活实际，并让学生有参与感。
例如讲过生日，就让学生使用中国习俗，滚鸡蛋、吃长寿面。讲到博物馆，她还给学生看小玉壶出逃大英博物馆的视频，在教学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另一位来北京参加培训的乡村老师也有同感。在参观完大互联网公司后，他给学生们讲了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比如这里丰盛的午饭和晚饭，员工可以在一栋楼里吃饭、工作、健身和上厕所。
在他们学校，上厕所都要跑到学校的一个犄角旮旯，冬天大家都会因为怕冷而少喝水。学生们听得两眼放光，开始知道大城市工作、生活是什么样的，进而理解读书的意义。
这也是飞鹤希望通过教师播撒种子的意图所在。
乡村教师们都很珍惜来大城市参加培训的机会，他们得以从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中短暂地抬头仰望星空，积蓄力量，再次明确自己的初心。
很多乡村教师是第一次来到北京、上海，在课上有人不断地用手机拍照、录像，希望以后细细品味。
走的时候，很多人的手机里塞满了课件，一些老师在火车站还感到意犹未尽，热烈地和其他教师交流课程设计和带学生的心得。
“要改变教育，要从改变教师的思想开始。你的课堂变了，学生自然而然也变了。”参加完培训后，一位来自边境学校的老师说。
面对城乡教育差距，乡村教师们需要付出数倍的努力才能稍微扭转不均衡。这些涓涓细流虽无法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但一些细微的变化仍悄然发生，许多乡村孩子命运的齿轮也开始转动。
第一次培训后，刘昱歆给学生们看了北京师范大学校园的照片，有学生后来表达过，自己的理想也是去北师大、当一名老师。
丁薇也发现，给学生们看大城市、国外的视频时，“眼睛里真的有光”，有学生因此向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是将哈尔滨工业大学设为自己的目标。“最开始他们也不懂，但慢慢就开始向往了”。
许多乡村学校的老师眼见着自己的学生从只能考几分、十几分，慢慢能及格了，不少学生能考上普通高中。部分学校的整体成绩从最开始的很差，到后来甚至能和当地市里的学校“掰掰手腕”。
丁薇是学校最年轻的老师，因此总能和学生打成一片。刚带初一时，很多学生都很疑惑，直接问她“我为什么要上大学？我不懂”，还有学生说，家里有地，毕业就种地。丁薇努力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人生其实可以有更多的可能。
这些学生后来纷纷改变了想法，每天比赛谁背书更快、作业会的更多，比谁更考第一。
丁薇很欣慰，这种小小的努力，一点一点积累，也许最终就会改变自己的一生。一些老师甚至在物质上得到“回馈”：常有学生给她带巧克力、糖果等好吃的。
她有时想，自己其实就是因为学生们的家庭状况，所以更心疼他们，更希望他们考上一个好的高中，接受好的教育，一定要走出去。
她甚至很佩服这些学生，觉得他们比自己当年成熟多了，自己初中根本不会做饭，只能蹭吃蹭喝，但这些孩子连蹭吃蹭喝的地方都没有，而且从不抱怨。
丁薇的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是，学生们的精神状态也更好了。她发现这些孩子虽然身处逆境、困境，但都变得乐观，每天来学校都很开心，早上八点上课，基本上七点半人就来齐了，北境的冬天太冷，老师们只能强制他们晚点到校。
中午午休，很多学生回家十分钟就回学校了。放学后，学生还和老师说不想回家，只想在学校待着。他们把彼此和老师当成家人。
想要让这些孩子走出乡村，还需要更多来自外界的帮助。有乡村教师就一直呼吁，希望能有更多针对乡村孩子的类似“营养午餐”的计划。
她到北京的中学最吃惊的是，这里的学生都长得高高大大的，而自己的学生都很瘦小，有的到初三都没见长个。
还有一名老师说，乡村学校的图书角亟待更新。他们虽然收到了一些赠书，但是一些比如电工或没有营养的小说，“我作为家长，肯定不想孩子课外看这些”。她觉得北京的小学的图书室就很好，都是适合青少年的读物，能增加知识、拓展眼界。
心理教育也亟需加强。现在的孩子心绪更复杂，更有主见，但经常很不专注。一些学生也很脆弱，有的学生把“爸妈死了”“跑了”“家暴”等等挂在嘴边，或者不当回事的态度说起，这让他们“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丁薇一直挂念着教过的一个学生，她初中时突然得知自己是被领养的，来找老师时眼睛通红，丁薇猜测她昨晚哭了一夜，还和老师说“我不想来到这个世界”“生命没意思”，之后一段时间也经常翘课、离家出走。
但在老师们的努力下，她开始发奋学习，初三的时候考到了年级第二，还和老师说自己立志要做一个有能力的人，未来要离开海青镇，靠自己闯出一番天地。
很多如她一样的困境中的孩子，抓住了乡村教师们伸向他们的绳子，努力向上攀爬。这种韧劲也最终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一名乡村老师自嘲自己是井底之蛙。但他说，当他在一次次培训中，窥见了一小片天空，更多孩子也透过他的折射，看到了那片天空，而这，也是为他们打开更大世界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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