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十月》•中篇小说(选读1)|罗伟章:白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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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岛
罗伟章
作家/罗伟章
罗伟章,男,1967年生于四川省宣汉县,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成都。1989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就读于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等。
不久以前,这里住着一个女人。但现在没有了,她死了。她是我的女人,名叫白素贞。你听出来了,这是白蛇娘娘的名字。记得刚结婚那阵,老熟人见面就朝我跷大拇指,喊一声:好福气呀!意思是我娶了白蛇娘娘。我自己竟也这样想,如果白素贞在身边,我还故意当着人的面,问她青蛇在哪里,有白蛇就该有青蛇的,“在临安收青儿主仆同走”,戏曲里就这么唱。现在想来,那真是年少轻狂,尽管当时我就早已不再年少。娶了白蛇娘娘有什么值得显摆的?白蛇娘娘是传说,娶了一个传说,我并不因此就成为传说。如果我也成为传说,我就是许仙了。许仙不是我喜欢的人,他长得太白了,比白蛇娘娘还白,以至于我感觉到,白蛇娘娘是嫁给了一个女人。她却要为这个女人丈夫,冒死去盗仙丹,还跟法海斗。她是斗不过法海的,因为法海是真正的男人。小时候看《白蛇传》,我恨过法海,但恨他的唯一理由,是他用雷峰塔镇住的,不是许仙,而是白蛇。他应该把许仙镇住才好。
正如此刻,如果死的是我,不是我的女人白素贞,才好。
但这只是假设。世间有万般无聊,假设是最无聊的一种。
我的女人白素贞,死了。我要把这事实再陈述一遍。
按事实去生活,才是我应该做的。昨天晚上我就在想,我应该离开这座小岛。小岛上没有别人,只有我和白素贞,那是以前;现在,只有我和白素贞的坟冢。
其实没有坟冢,也没有墓碑。她的墓碑就是一棵树。
我和她认识不满一个月的时候,两人就经常以各种语气说到死亡。那是我们最富激情的话题,一说,她就软了,我呢,就想着对付软的办法。她说,未必还需要想吗?的确,不需要想。在对死亡的言说中,办法早就有了。但我真的像许仙,文弱得像根棉签。她明显不满意了,说,你讲讲你的前世吧。这证明她也想到了许仙。这让我羞愧。我不愿意讲。她说,来世呢?我差点儿就说法海。虽没说出口,她却从我嘴唇颤动的纹路,认出了法海两个字。那是我的仇人,她说。说话间亢奋起来,像一首歌唱到高音,运足了气,浑身抖。幸亏我早有准备,不然就被颠下了床。有时候,仇人真是个好东西。我说,你的仇人也是我的仇人。言不由衷吧?她刮一下我的鼻子,突然间有了厌倦,把我推开,说,不说别人了,我是白素贞,不是白蛇,你是朱家田,不是许仙,法海嘛……她停下来,像陷入了沉思。在远远近近的时光里,白蛇和许仙都是偶然,法海却是必然的,我懂,她也懂。但我们并不畏惧。我们连死都不畏惧。她从沉思里回过神,又缠住我,问我死后想怎么处理。我说随便你,反正我比你死得早,我看过你的手相,我死过后,你还要活三十年。她把手举起来,问哪只手?我说两只手都看,高手除看手掌,还看手背。她把手藏进被窝,说如果真是那样,我就把手剁了,让你看不见,然后逼着我承认她比我先死。她说我死过后,你把我埋在一棵树下,那棵树要好看,不,树都好看,但也不是随便哪棵树,那棵树下要干净,你听见了吗?
那时候我们住在城市。
我至今说不清是不是要为她找一棵干净的树,才来这座小岛的。小岛没有名字,我为它取了名:清溪岛。是因为岛外的河流叫清溪河。这是一条荒河,上下几十里没有人家,我跟白素贞,是从县城包了快艇来的,带着弯刀、斧头、锄头、木锯和种子,还有可供半年的食物以及一切生活所需。本以为还要自己动手砌房子,结果不必,野藤、杂树和乱草的深处,有间木屋,木屋低矮,却很结实,就像一个人躺着比站着更不容易倒下一样。白素贞大声喊:有人吗?先朝屋里喊,然后朝四面八方喊。我说别喊了,你没见那屋里都长了树?门开着,屋子正中长了棵杏树,贴地生了铁线草。毕竟缺少阳光和雨水,草长得像上了年纪人的头发,稀稀拉拉,还泛白,杏树虽有半人高,叶片却比指甲盖还小。两人进屋。两人都是先出左脚,再出右脚,步调一致,连步幅也一致。而今回忆起来,那真是意味深长。我们不怕死,却怕在陌生的地界里活着。共同的恐惧,把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
除了小树和杂草,只在傍东墙的地方横了两块不足尺高的条石,条石上铺着木板,算是床。床上空空荡荡,但我们还是来回转了好几圈,把每个角落都看仔细。万一主人就躲在那里呢?确认之后,才出门去,拿来锄头锄草。草皮底下是黑泥,足以说明旧主人曾在这屋子里生活了许多个年头。铲罢草,再挖树,但白素贞不让挖。她说那年我去云南,在怒江边见到一户人家,院子紧傍山崖,就是说,山崖是院子的一部分,而山崖上是挂瀑布,几十米高,他们能在家里养瀑布,我们养棵树也不行?她两只手把树梢虚虚地握住,眼神迷离,是一种会飞却不知道飞向何方的眼神。那时候我就该看出些什么,但我太兴奋了,草一除,别人的房间就变成了我们的房间。听了她的话,我只是哈哈笑,说随便你,只要你不怕它可怜。可怜这个词把她打动了,但她并没改变主意。她对树说,我们会想办法的。然后跟我一道,去抬了块扁平的石头进来,将锄松的泥土夯实。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住下了,一住三年半。
三年半过后她死了,我也要离开了。
离开的意思,是得有个去处。我的去处就是我的来路,是那座远方的城。白素贞死在冬末,现在已是暮春,春水发过两次,清溪河成了哺乳期的河,胀鼓鼓的,在河上跑的快艇,犁出哗哗的白浪。这条河连接两座县城,但那都不是我的城。我的城在更远的地方。这天早上,我收拾停当,就去河边等着。为了让人注意到我,我抱着白素贞的红色羽绒服,听到山弯那边有响声,就举着羽绒服挥舞,还高声吼叫。我在那里坐了一天,吼了一天,手也挥了一天,如果手臂上长着果子,早就摇得一干二净了。但没有人理我。快艇大都是包船,就像三年半以前我和白素贞来这座小岛时一样,即使没人包,也要等人坐满了才开,总之中途是不会停的。以前有竹筏、木筏、独木舟、乌篷船,后来有了汽划子,现在连汽划子也不见了踪影,更别说竹木筏子。它们把自己让给了速度。我似乎没有离开的机会了。
一个人在这里生活,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跟白素贞来的,也是因为白素贞来的,可是白素贞死了。踏着走一步暗一层的暮色,从河畔回到小屋时,我突然觉得,白素贞是故意死的。她似乎早就感觉到我想离开小岛,而她不愿离开,就干脆死在这里。
她死的前一天,我们还没起床,阳光就落进了屋子。冬天的阳光,是另一种质地的雪花,比雪花还冷。她说,冷。我就抱住她。可许多时候,两个人的温暖比不上独自的温暖。她磕着牙,说,反正没事,我们去爬山吧。半岛背后是山,是它跟大陆唯一的连接。山很高,抬了头望,望到了天,却望不到山峰。我们煞有介事地穿了运动鞋出门。山野木叶尽脱,光秃秃的树身,画出迷宫似的路。她在褐色的树干间绕来绕去,真像迷住了的样子,其实是想表明,天底下的迷宫,都只为目标设置,把目标抛开,迷宫也就自动解体。我们是来爬山的,可山峰并不成为我们的目标,因此我们是轻松的,也是自由的。青冈树叶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哗!溜出老远。败叶是行进在山野间的船。她说,河里可以逆水行舟,山里为什么不能?说罢踩住败叶,往山上滑,可怎么也滑不动,那模样看上去很傻。可我比她更傻,我说,逆水行舟需要动力,没有机器动力的时候就靠人拉,我外公住在瞿塘峡,我小时候到外公家去,经常看到那些光着屁股的纤夫;我外公年轻时候,也做过好几年纤夫,拉纤时也是那样光着屁股。她弯腰抓起一把叶子,奓着手往山上跑,说自己是个纤夫,可惜太冷了,不能光着屁股。我说,试一试,说不定没那么冷。这句玩笑话,她却当了真。她站在高处,扶住一棵遍身鳞甲的老松说,你先脱。我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但收不回来。我是不能违拗她的,这是我们关系的模式,也是我们婚姻的秘密。
穿着衣服的时候,没感觉到一丝风,衣服一脱,风就来了,像闻到香气的蜜蜂。这比喻把我自己美化了。我已不再年轻,虽不老,但也不年轻。她年轻,而且美。那比喻是属于她的,但暂时还不属于她。我对她说,别脱,冷死了。确实冷,风和阳光都成了在身上甩打的鞭子,带着芒刺。她说,你跑吧,跑起来就暖和了。也只能这样。当我气喘吁吁地越过她,跑上一块黑石头,回头见她跟了上来。她比我脱得更彻底,我穿着鞋袜,她啥都没穿。光脚更滑,她只能四肢着地,像个动物。一只美丽的动物。黑黝黝的头发跑在她的前面,挡住了她的脸。我去接她,确切地说,我是想回去穿上衣服,她却不让。你站着别动!她这样命令。我对着冰片似的太阳,不知羞耻地蹦跳。河似乎比太阳更遥远,偶有一艘快艇呼啸而过,快艇激起的冷气和水花,却子弹般朝我射来。
回去的路上她很沮丧,因为我没有满足她。她想站在那块黑石头上做爱,我实在不能满足她。血液想离太阳更近一点,都跑到我头上,我只有头是热的,别处都麻木得失去了知觉。朱家田,你对我不好,她说。听了这话,我承认我很愤怒。承认之后,才发现自己一直很愤怒。玩得太过火了,玩得把自己身体都丢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白素贞死了。我说过,那是在第二天。其实当天还不怎么看得出来。她沮丧过后,说我对她不好过后,很快释然,回到屋子,暖气一扑,她就打喷嚏,接着喊冷。火是生上的,添一笼干枝进去,打瞌睡的火苗便炸开,毕剥乱响。我们并排站着,弓着腰,几乎架到火上。这姿势跟裸身于冬天的山野一样可笑。于是她笑了,嘴微微翕开,舌头顶住牙齿。
谁知道她第二天会永远地离开我呢。
她离开了,半岛上只剩我一个人了。
一个人的日子我过了整整一个季度。如果这个季度是夏天,或者秋天,甚至冬天,大概都会好受些,可偏偏是春天。春天是让人愁的季节。我是要离开的,却找不到离开的办法。连续四天,我去河边拦快艇,快艇却把我当成了半岛上的一块泥土。快艇是水上的生物,不喜欢泥土,我也不喜欢泥土。不喜欢泥土的人怎么可以跟荒野打交道。如果不是白素贞,我怎么可能走出城市,到这与世隔绝的地界上来。我是在责怪她了。阳光落得像雪花的那天,也就是她死的前一天,我的愤怒已经苏醒。如果给愤怒做个注释,应该是这样的:颜色,深黑;气味,辛辣;性质,剧毒。如此说来,白素贞是我害死的。我没有理由去责怪一个被我害死的人。
每次责怪她时,我都觉得自己没有理由。这不是好事情,她的任性就是这样惯出来的。
她以前不是这样。
不过她以前究竟是怎样,我也说不清。
我碰见她时,是在北极村——北极村的黑夜。当时我是山城一家地理杂志的记者,接到一个任务,采写从漠河直至广州的秋天。九月下旬,我从山城出发,飞往哈尔滨。那天山城是三十六摄氏度,到哈尔滨就十五摄氏度了,但我并不打算添置衣物。反正是从南往北走,且不会在一个地方久待。第二天到了漠河,下车吃了顿饭,立即租车前往北极村。大雪在两天前下过,茫茫雪尘里,大兴安岭很有节制地起伏着。乌鸦蹲在树梢,像是长在上面的。它是在炮制冲突。冲突就是互动,黑与白的互动,美与丑的互动。这是天地间显而易见却又守口如瓶的秘密。这秘密是在提醒我,我也将有一场互动。但我没意识到,轻率地放过了。到北极村天就黑透了,而且停电。我冒着风寒摸到一户农家,这家人做着旅游生意,门前挂着“鹿祥园农家乐”的牌子。这是我第二天才知道的,当天夜间我看不见牌子,只担心不收留我。我快冻僵了。冻还是其次,主要是对广大无边的黑和荒漠似的静,非常恐惧。主人鹿祥 40 53903 40 21756 0 0 10023 0 0:00:05 0:00:02 0:00:03 10035听见有客人上门,划根火柴,把黑暗灼出一个窟窿,接着点上蜡烛,叫他儿子生火烧炕。他儿子是个快进中年的侏儒,抱来柴块,却怎么也点不燃。他手里拿着明子,很容易就能点燃的,可就是不行。过了一会儿,鹿祥园从黑暗的深处端出一钵挂面,热气腾腾地放在桌上,说,只能将就了。我想他咋这么好呢,原来只要住在这里,就包吃,吃好吃坏,全凭主人的良心。他拿来两副碗筷,喊一声:吃了。一个女子便走出来,披散着长发,鲜红的羽绒服把蜡烛的光焰染成了粉色。她坐下就往自己碗里挑面。我初以为是鹿祥园的家人,是让我跟他家人同吃,可鹿祥园和他那个侏儒儿子都隐到了暗处。于是我决定等一等。她低着头只管吃,发丝帘子一样把她和我隔开。你不吃啊?她突然这样问,头发后面的眼睛闪闪发光。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我叫白素贞,她说。
这名字听上去很耳熟,但我当时并没想到白蛇娘娘,更没想到我们会成为夫妻。看样子,她不过二十二三岁,而我,再过几天就满三十九了。她说她是来旅游的,没有同伴,就一个人。这让我感到亲切。在这个陌生的地界里,我孤独,她也是。我们两个陌生的人,有了一条共同的通道,那条通道里散发出同样的气味儿。我们谈了很久,直到那支烛光在残蜡里蹦一下,又蹦一下,警告说它马上就要熄灭了。
第二天,我一大早起床,到黑龙江边,照了几张雾锁江流的照片,便往田野里去。当地人把田野叫大地,哪怕只是一小块田,也叫大地。这是东北辽阔的疆土赋予了他们修辞的辽阔。大地空了,蓝莓已经下树,大豆早已收割,只有一些像害着病的山丁子,蔫蔫地挂在枝条上,供雀鸟们吃。我是南方人,一个南方人对季节慢条斯理的应对,就这样轻易错过了北方的秋天。没有庄稼的秋天,便少了姿态,显得单薄。从完成任务的角度讲,我是白跑了。但既然来了,我该去最北点看看。没走几步,是一尊雕像,底座上文字漫漶,大意是说,某年某月某日黑龙江发大水,淹了北极村,一俄罗斯上尉为救中国百姓,牺牲在波涛里。正准备离开,雕像后转出来一个人。是她,白素贞。依然是那件红色羽绒服,脖子上缠了白围巾。早啊!我说。她不回我的问候,只扶住雕像的鼻子感叹:好帅!之后望着对岸的俄罗斯。江雾低垂,视线稍稍爬一点坡,就能爬到俄罗斯的土地,那边有积木似的村庄,有缓缓移动的物体,是羊,或者是人,或者是人赶着羊。我沿着马路朝前走。马路上晒着燕麦,昨夜下过雨雪,燕麦上搭了层薄膜。有辆车停在路边,我刚靠近,车门猛然推开:要进屋看看纪念品吗?是个女人,她的屋就在马路里侧。我摇摇手,车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向右拐上栈道。栈道两旁,狭叶荨麻和蚊子草扫着裤腿。我只穿着单裤,晨霜仿佛将我的单裤剥去,只剩了两条光腿,草叶每扫一下,我的腿上就被寒气割一刀。
你昨天不是说要去看庄稼吗?白素贞的声音从背后追来。
说不清为什么,我知道她会追来。我站下等她,说,你没看见那边?那边的大地上,有个辨不出年龄的男人在往一匹马背上放东西,有铺盖、沙发、脸盆,还有拆下的帐篷。他是庄稼看守人,现在庄稼收了,他该回家去了。白素贞走到我身边,撇撇嘴:庄稼根本不能成为季节的标志,树才是,庄稼播种有早有迟,而树一直长在那里。
那时候她就提到了树。
她是一个没有目的的人,这一点我很快就发现了。我走,她也走,我停,她也停,于是我们一同走,一同停。只有一次例外,当我停在一块立着的石头前,她把石头扫了一眼,直直地往前去了。那石头上用油彩写着几个字:“我找到北了!”我为这石头照了张相,跟她去了更远处。远处的土塄下,有个回水凼,回水凼里生着杂木,杂木半个身子没于寒水,露出的部分,枝条细瘦,面容苍老,我想它们是被冻老的。树跟人一样,最怕的有两样东西,一是饿,二是冷,所以才用饥寒交迫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极致的困境。它们长到那里去,不知道是主动的选择,还是被动地接受,可仔细想想,世间万物,又有多少主动呢?这么一想,我就怜悯那些树了,以至于不愿再多看两眼,就撤身回转。她跟着我回转。走到那块站立的石头前,她问:你需要在这里照张相吗?我帮你照。我说我不需要,我只为石头照一张就好了,这样可以帮助我记忆,便于回去写文章,还可以拿它向领导交差,表明我确实到过这些地方。她古怪地笑了一下。我说你站过去,我为你照一张。她脸一沉:我才不照!那样子像是我得罪了她。随后她又鄙夷地说,留给那些自以为找到北的人来照吧。
幸好我没让她给我照。
可是我为什么不可以照呢?为什么要以她的标准为标准呢?
对自己的不满,破坏了我的心情。然而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种不满将一直持续。
隐隐地,我想摆脱她。
但我走,她也走,我停,她也停。午饭后,当我租车出北极村,已坐上副驾,她背着双肩包飞跑过来,敲着窗子。我把窗子摇下二指宽,她歪着头说,如果你不嫌挤。
后排是空的,本来就不挤。
她兴致勃勃地,上车就讲趣闻,说大兴安岭的豆荚,出苗后一个晚上就牵藤,牵了藤立即就得搭架子,否则第二天就到处乱窜;搭架子的同时,花就开了。它清楚自己的时间不多,不抓紧来不及,植物比人更知道自己的天命。因这缘故,外地种子不能进东北,它们懒洋洋的,还没长成,就被突降的霜期斩了头。我不喜欢那种急急慌慌,她说,我喜欢石头,也喜欢树,石头和树都是缓慢的生命。
车行至一条黑土隆起的大沟旁,她问我要不要下去看看,说这里叫胭脂沟,并给我讲胭脂沟的来历。司机也跟着鼓动我。这一带是他家乡,他热爱他的家乡。司机把车停了,我跟她去往林木深处,她弯腰把野草刨开,竟刨出矮林似的墓碑。这是妓女坟,她说,百多年前,大批淘金者来到胭脂沟,那时候还不叫胭脂沟,叫老金沟,从老金沟淘出的金子,拿去孝敬老佛爷,为老佛爷买上等胭脂,老佛爷感动于那么苦寒之地的人也还想着她,就把老金沟赐名胭脂沟。淘金者都是青壮男人,他们到了胭脂沟,妓女便尾随而至,有中国的,也有俄罗斯的。她在碑上找名字:叶卡捷琳娜,二十一岁;李珍,十八岁;施粉菊,十九岁;任天英,十六岁。还找了许多。碑上的年龄,像一个个感叹号。她们用二十一岁、十九岁、十八岁、十六岁甚至十四岁,来撩动这个世界的悲伤,又用悲伤向世界挑战。她跑开几步,摘来几朵顽强的野花,献在一个连姓氏也没有、只叫了丫丫的墓碑前,自语似的说:做一个妓女,其实蛮好的。妓女太神圣了。她们用污点来诠释神圣。没有污点的神圣不是神圣。又说:妓女大多人生短暂,是因为妓女的命被男人领走了。男人领走了她们的命,可男人并不知道,妓女也不让男人知道,这是妓女的佛性。
这样的话,比如林的墓碑还让我震惊。
我要去海拉尔,须从漠河至加格达奇,再在加格达奇转车。我说我,就是说我们。在加格达奇下车时,是凌晨三点半,去海拉尔的车要早上六点过才开。只能等。冷啊,每一丝风都是杀人风,都能把我肢解。南方的风,与阳光和潮湿为伴,北方的风却是单独存在的,世界上的南方和北方,也不是以纬度划定,而是以风为界。我后悔没多带些衣服,也没去铺子里买,现在想买也没地方。候车厅里不到十个人,其中四个是工作人员。有个背着旅行包的男子,串脸胡乱哄哄的,断了一条腿,大部分时间躲在厕所里抽烟。其实候车厅里也有人抽烟,并没人管,但他偏要躲进厕所去抽,有时笃笃地敲着拐杖,出来接半杯开水。另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老是对着工作人员笑,不管工作人员在交谈中说没说他,不管说的话值不值得笑,他都笑。这是一个卑微的人,混迹在车站里,打发他的一生。一个女安检员把吃剩一半的苹果给他,他点头哈腰地接过,用门牙轻轻刮,好长时间舍不得吃下去,之后躺在长椅上睡觉,也把苹果放在胸口。
白素贞一直盯住那个人,见他睡了,她说:做一个乞丐,其实蛮好的,乞丐是四方游走的散佛。她说她喜欢从桥底下穿过,桥下两侧,往往打着地铺,聚着乞丐。散佛们惯以桥底为家,这表明他们随时准备上路,同时又是对路的拒绝。有次她看见一个半老乞丐,背靠墩,龇牙咧嘴地在那里撸管。那真是惊心动魄,她说,我想不到乞丐也会撸管,我还以为乞丐的全部使命,就是要吃要喝。可见人的许多使命是被树枝一样剔掉的,比如你——她伸出右手的食指,指着我困倦的眼睛,你以为你的使命是采写从南到北奔跑的秋天,而你心目中的秋天只是田野和庄稼,是庄稼的收割方式,最多再加一点菜蔬啊果子啊湖光山色啊什么的,不知道有一种秋天是用二十一岁写的,是用十六岁甚至十四岁写的。说罢嘻嘻笑。
我和她在北极村认识,但故事的开始,是在莫日格勒河。这我后面会说到。有开始就有结束,正如每一次拥抱注定要松开。我们开始于一条河流,结束于一条河流。
然而,快艇在清溪河上劈波斩浪,驶向我后来命名的清溪岛时,我从没想过那是我们结束的地方。我只把它当成一个驿站,睡上一晚,再换马前行。当然,也可能是后退。可见到那间空无一人的房子,我为什么会来那么大的激情,急迫地要将它变成“我们”的房子,而今已很难说清。我只记得,白素贞喊话,问是否有人,问第一声,我多么希望听到应答,那样,清溪岛就不是我们的,房子也不是我们的,我们就是岛上的客人,客人总不可能住十天半月还不走,更不可能一住三年多——如果白素贞活着,谁知道会不会住上三十年?这让我心里发紧。踏上荒岛的第一步,我就渴望离开了。可是,她问了第二声、第三声,依然无人应答,我又突然感觉获得了巨大的解放。我身上原本挂着沉甸甸的人事,现在都可以扔掉了。不是扔掉,是根本就不存在了。天地刚刚从混沌中分离,世界还是崭新的,我和白素贞,是世上最初的居民,没有同类,没有伤害,没有竞争,而同类、伤害和竞争,正是烦恼的根源,所以,我们也没有烦恼。我们将成为创造者,从此刻起,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具有为野蛮和文明立定边界的意义。正因如此,我把除去杂草也当成伟业。
白素贞的话使我清醒过来,她说怒江边有户人家养着一挂瀑布,她把纷繁的人世又打捞出来。好在我没去过怒江,加上屋中央的杏树转移了话题,我的心思又回到了现场。
白素贞对杏树说,我们会想办法的。她为它想的办法,就是在屋顶开个洞,让它承接阳光和雨水。屋顶铺着石片瓦。这种瓦只在少数山区才有,其实就是像瓦一样的石片,也做了瓦的用途。我砍来两根枯死的桤木树,用藤条绑成楼梯,爬上屋顶,将两片瓦移开。瓦比油漆还黑,并以沉实来宣示自己是石头,不是泥土或别的什么。黑瓦与同样发黑的栗木椽子,粘得很紧,要用了力才能掰开,可几只草鞋虫,竟在我掰开的同时,就在虚虚的阳光里四散奔逃。它们像是不需要空间,只需要黑暗。白素贞在下面喊,亮了!她看见的是天亮了,而我看见的是地亮了,是地上的她亮了。我在天上看着地上的她,有了一种顿悟:古往今来,天上的神仙总是偷偷下凡,可见地上比天上更美。
地上美就美在有白素贞这样的女人。
她是我的女人,我不能让天上的神仙把她带走。
可她还是被带走了,仅仅在三年半过后。遗憾的是,我蹲在屋顶上时,并不知道这个结局。我当时还在想,相对于她,我现在就在天上,如果要把她带走,也是我,而不是别的任何人,包括神仙。这想法太不吉利了。对她不吉利,对我本人也不吉利。最不吉利的地方,是我把自己当成了神仙。我不愿做神仙,只愿做人,哪怕像许仙那样的人。
那天夜里,白素贞比我先睡,等我闭上眼睛,整个世界就往下沉。河水的吼声像是来自另外的星球,半岛上的鬼怪和神灵,在属于他们的时间里悄然忙碌。我感觉自己也在往下沉,沉入无底的深渊。深渊是帮人了断和忘却的,可事实上,我与深渊的联系,从来也没像此刻这样紧密。我踏入了山城灯火辉煌的街道,街道直通滨江路,滨江路外是长江,阔大的江面,映照出另一座城,我同时置身于两座城市。走过一段滨江路,便进入巷子,锣锅巷,巷子两旁,是凸起的高楼,我住在右边这幢的六楼,上到三楼时,萨克斯的声音从对面楼里浮荡过来。那该是一首欢快的曲子,可听起来却有站在新坟前的忧伤。我知道是谁在吹,我认识他,他叫王林,前不久才跟妻子撒了手。他跟妻子很相爱,但还是撒了手。是因为他父亲。他父亲已经七十岁,六年前,他母亲去世后,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带回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一口气生了两个儿子。无论在哪种场合聚会,父亲都当众搂着小妻子,后来还搂着两个小儿子,玩自拍。小妻子喜欢唱歌,父亲陪她唱,而偏偏小妻子唱的都是高音,父亲也跟着飙高音。父亲飙出的高音里,带着腥味儿,腥味儿来自腹腔,是被他使劲儿挣出来的;除了腥味儿,好像还有肉渣。太可怜了,王林的妻子说。她觉得自己没那么坚强,能天天背负着同情心生活,就跟丈夫离了,搬到了城市的另一边,从此与王家彻底断绝了关系。王林十三岁就吹萨克斯,吹到现在,已是炉火纯青。能把一首曲子从水吹成冰,从阳光吹成月色,在这座城市里并不多见。我继续上楼,听见四楼的一对夫妻在厉声争吵,看见五楼九号门前,站着个已经秃顶、穿着正装提着礼品等待开门的人。到六楼,我的门关着,邻居的门开着,男人站在屋当中,情绪激动地跟人通电话,他妻子比他还激动,站在他面前,为他竖大拇指。而我的门始终关着,我打不开我的门。时光在楼道里流逝,我在楼道里变老。
白昼降临。
当我睁开眼睛,真的以为是白昼降临。那不过是闪电。我只见过城市的闪电,城市的闪电快捷,迅猛,带着刺探、惊惧和方向不明的厌倦,而荒野的闪电如史前生物,深知未来史书对它们的记载,都源于人类贫乏的想象,因而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只是玩儿,唰!起了;唰!又收了。起和收,几乎就在同时。在它收去之后,黑暗更深。它那么照一下,就是让你看见黑暗的深度。你在亮与黑的两极游走,没有中间地带。可当你慢慢适应,它便接连不断,唰唰唰,形成光的河,从九天垂注。
杏树身着白衣,瑟缩着,像个正给父母送葬的孤儿。可它父母还在呢。至少,它母亲还在呢。我在屋顶开了天眼后,白素贞从三十米外的一口潭边,端来一盆水,清洗杏树的叶子,边洗边说,妈妈为你洗脸。白素贞是它的母亲,它母亲活着,这时候却穿了孝服。它或许呼喊过,没听到回应,就以为妈妈死了,跟着妈妈的那个人也死了。我推白素贞,说,杏树叫你呢。她潜伏在睡眠底层,出不来。我使劲推她,说,要下雨了!她伸了一下腿,翻过身又睡。她的光屁股顶在我的肚子上,有一种不真实的温暖。我想,必须赶在下雨之前,去把揭开的瓦还原,可杏树不正需要雨水吗?
我总是遭遇两难的处境。取舍都是在一念之间,我还是应该爬到屋顶上去。雨神看见了我的想法,抢在我之前,炸雷声起,天空粉碎,盛在天空里的水,瀑布似的往下砸。
后半夜再没能睡觉,白素贞举着我们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马灯,我举着锄头,在卧榻和杏树之间掏沟。沟一直掏到门外。门外的斜坡,呈扇面形与河流相接。早上,雨小了片刻,可那只是技法拙劣的引诱。有引诱,就有上当,不管是多么拙劣的引诱。我正准备对白素贞说,这地方住不得,赶紧离开吧。但话没出口,天又垮了,垮了一层又垮一层。我站到屋外去,望见河水近了,对岸远了。那时候,我就预感到出不去。
如果我是一滴雨,就能从汪洋中逃离。我站在雨里,也真像一滴雨。可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立即退回了屋子。如果没入汪洋,我该逃向哪里?我有远方的城,有城里的事业,但那是过去的事情了。要确认那时候的朱家田就是现在的朱家田,我没有信心。
信心被摧毁,是在信心被确立的那一刻。
那一刻就发生在海拉尔的莫日格勒河。
去海拉尔是段艰难的里程。还没在加格达奇上车,我就知道自己感冒了。对有些人而言,感冒无非就是擤擤鼻涕,对我却是大病。咳,不是用嗓子,是用整个身体。上车就饿得慌。我得重感冒的显著病象,还不是咳,是饿。坚持两个多钟头,不见卖早点的,便去餐车买。白素贞坐在我旁边,打着瞌睡,我想是不是应该叫上她?当然,应该叫上。她却不去,说给我带些来。餐车里除了方便面,啥也没有。师傅说到海拉尔要交班,所以没吃的。是他要交班,可他分明说的是:到海拉尔你要交班。他加了个你字,这让我觉得晦气。我向谁交班?为什么交班?心里堵,方便面也懒得吃了。回到座位,白素贞睁了一下眼睛,见我两手空空,又把眼睛闭上了。我头晕目眩,想睡又睡不着,便望着窗外。
近处是平畴,远处是起伏的丘陵。平畴和丘陵都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寂寞。没完没了的寂寞。如果没有歪在身边的这个人,我不会这样寂寞的。有一种寂寞是不光彩的,比如我此刻的寂寞。我就不想自己,只看窗外单调得让人发狂的景致。我相信,到某一个时候,平畴和丘陵要么调换位置,要么都变成汪洋,可那个时候是多么遥远,它们要忍受多么漫长的寂寞。白素贞说,石头和树木是缓慢的生命,那么天空和大地呢?人等不起这样的缓慢,许多时候,人只能成为大兴安岭的豆荚。我想着这些,就如半年后到清溪岛的第一夜,在沉重的天宇间听见了忧伤的萨克斯。但在车上的忧伤是安宁的,我甚至要说,是华丽的。这是真正的忧伤,安宁而华丽。真正的忧伤是人一生的奢侈。
在我们对面,坐着三个摄影人,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坚持用胶卷拍照,这次外出,各照了五十多个胶卷,只是过安检麻烦,要解释半天,才允许那些宝贝不去照X光,也就是不让它们在瞬间就化为空白和废物。三人大谈真正的摄影,必须用胶卷,接着鄙薄他们共同的熟人,说那些人用数码相机,甚至用手机,也梦想出作品。说别人的坏话能刺激荷尔蒙,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自然而然把话题过渡到房事,说他现在还像二三十年前,可他老婆上四十九岁过后,就对那玩意儿彻底厌倦了,他要跟她做,她不做,他就把手一摊,老婆问,啥呀?他说,钱。老婆说啥钱呀?他说,嫖娼费!他把嫖娼费几个字,说得格外大声,且每个字都拖得很长,像是在对一个切齿痛恨的人宣判。老婆惜钱,答应跟他做。但对她而言,那实在是件苦累活,怕苦怕累的时候,只好把钱给他。
老头子说到这里,白素贞醒来,很有兴趣地盯住他。忌妒,我猛然间就感觉到了。这种情绪可笑至极。对面的人说得更加起劲,说的是物价,说以前嫖一次,只要十块,后来涨到二十、三十、一百,现在竟要三四百,这还是普通价。他的同伴呵呵笑,说你别去高档地方嘛,你就在公园里找,公园里的妓女,坐在木椅上,跷着二郎腿,把鞋底亮出来,鞋底上就用粉笔标着价,最高也超不过四十块。她们自己有住处,虽是暗了些,窄了些,脏了些,可你要的又不是干净宽敞,你要的只是阴暗潮湿,你甚至也不要人长得漂亮,到了我们这年纪,凡是年轻的,都是漂亮的。接着又说:其实她们在公园里就能帮你解决,有的摆个擦鞋摊在那里,你坐在她面前的椅子上,她一只手拿着鞋刷装样子,另一只手就帮你解决了;如果在背角的地方,还可以用嘴帮你解决,只是价钱相对高些,但也高不过五十块。那老头子,瞪圆双眼,像突然开窍,点着头说:像我这么密集,怕只有想这办法了。我玩相机花钱,玩女人又花钱,钱都被我花了,我老婆跟我过了一辈子苦日子。话虽如此,却是骄傲的口气。白素贞往我身边偎了一下,花瓣似的嘴凑到我耳边:他在吹牛。我敢担保,对面并没听见她说什么,但都静了下来,直到我们在海拉尔下车,对面一直很安静。
凭烙印识别骏马,我对白素贞的怀疑更深了。
到海拉尔天已黑。一路上,每到一个目的地,差不多都是黑夜。海拉尔是我调查的重点之一,因此得住下来。我对白素贞有了疏远,尽管跟她一同下了火车,一同上了出租,一同进了市区,但我并不关心她住哪里。或许,她这么从北到南地跟着我,只是偶然的同路,她是要去某个城市做她的生意。很可能,她去北极村也是为了做生意。
感冒持续加重,在出租车上,我就支持不住了。我对司机说,直接把我送到医院。然后对白素贞说,你要在哪里下,给师傅讲。司机却很通人情:你们是住宾馆吧?我先把你们送到宾馆,再送你去医院,你放了行李,去医院也方便些。于是他把我们拉到了“星期天宾馆”。我从房间下来时,见大堂经理在给司机数钱,二十块。送了客人来,每开一个房间,司机得十块回扣。他把钱迅速揣进裤兜,过来说,去蒙医院,那是海拉尔最好的医院,你烧得起火,眼珠都烧成炭了。他送我去的是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不知道为什么要叫成蒙医院。病人到了医院,就想立即用药,可当时正流行一种传染病,若携带那种病菌,需隔离治疗;医生慢条斯理地抽血,慢条斯理地拿去化验。结果只是感冒。病人不多,躺在床上输液,护士给我盖了被子,我说,冷,护士再给我盖一床,我说,冷,护士又给我盖一床。输完液快十点了,打车回到宾馆,白素贞等在大堂里。她说,我进房间上趟厕所下来,你就走了,又不知你去的哪里,给你短信你不回,打你电话又不接。我们留过电话吗?我都忘了。我说,没人怪你。说得气冲冲的。这分明就是怪了,这为我们的以后埋下了伏笔。
真想喝碗绿豆稀饭,想得心痛。
如果是在家里——我是说以前的家里,不需我出声,妻子就会把绿豆稀饭端到我的床前。但我早就没有妻子了,我的妻子成了我的前妻,就跟王林一样。我和我前妻的故事,我不想多说,反正网络上才能见到的八卦,在我们身上变成了事实:为了女儿,我们想去一所好学校旁边再买套房子,办了假离婚,房子买好,住进新房的,却是她和另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我是多么陌生啊,而她却是那样熟悉,她不仅知道他的名字,还当着众人为他拍肩膀、系纽扣……我不说了,这故事太卑微了,从某种角度讲,比加格达奇火车站的那个乞丐还卑微,那乞丐卑微得实诚,而我们,却是用了心计去卑微。不去说那些事了。我现在只想喝碗绿豆稀饭。我不知道对绿豆稀饭的想念,是不是因为想念前妻的缘故。在我清醒的时候,我会迅速把这想念掐断,还骂自己没出息,可问题是我现在不清醒。
白素贞把我送到房间门口,我开了门,没跟她道别,就把门闭了。我往床上一扑,艰难地从裤兜里抠出手机,给前妻打电话。我说,我要死了,我住在海拉尔星期天宾馆,我死了你要晓得到哪里收尸。而今想来,我除了没出息,还很无耻,为什么打这个电话?她有什么义务为你收尸?她在那边哇啦哇啦的,是在说,你又出去采访吗?你赶紧去医院,自己去不了医院就赶紧拨打120,诸如此类。但我把手机挂了,而且关了。
房间里的一切,被我呼出的气流烧成深紫色,且飞速旋转。我想起火车上的餐车师傅说,你到海拉尔要交班,看来果真要“交班”了。人在这时候,是不是都要回顾自己失败的人生?我马上就上四十岁,还这般碌碌无为。在我十多岁的时候,看到二十多岁的人,心想,他们那么老了,啥事没做出来,还在那里高高兴兴的,太可悲了,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又这样鄙薄三十多岁的人,到如今,才明白了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员,甚至比他们还不如,他们至少还可以高兴,而我,连家都没有了。我只有住处,没有家。至于事业,我无非是个安分守己的记者,我对杂志社的全部贡献,恐怕也就只剩下安分守己。至于采写的那些稿件,我去和别人去,并没啥区别,说真的,也没有人关心。尽管包括我在内的采编人员,都相信人活世间,不是流血,就是流汗,总之得流一点儿什么,因而工作起来都很认真,把标点符号也很当一回事,但读者就如关了龙头的残水,一滴,一滴,眼看就断了,或者说已经断了。这成了我人生的写照。我在想,等我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难道也只能像那个红头花色的老头子,向一帮同样老和更老的老头子,虚构自己房事的英勇?悲凉如草,那些草长在我的周围,一根一根地摇动。我蹬掉鞋子,和衣钻进被窝,钻进悲凉的草丛。
是昨晚送我们来的出租车司机把我叫醒的。昨晚我跟他约好,今明两天包他的车,去呼伦贝尔草原。不过我把这事完全忘了。他打不通电话,就直接上房间敲门。白素贞站在他身后,看样子,她早就起来了,很可能也敲过门,只是不像司机敲得这般理直气壮。
我让他们去楼下等着。
洗脸漱口之前,我就打开了手机。我是在等前妻的电话。但是没有电话。她是我妻子的时候,如果遇到昨晚那种事,她会急死的,跟我联系不上,她肯定要查询到海拉尔星期天宾馆的总台号码,让服务员送我去医院;不仅如此,她还会通夜不眠,电话不离手,一遍接一遍地给我拨,只要我开机,第一时间就会响铃。但她不是我的妻子了,这铁一样的事实,我该承认。她有了自己的新丈夫,有了另外关心的男人,我又算什么?而且从情形判断,我们还是夫妻的时候,她就跟那个左脸上长颗黑痣的男人有了不浅的瓜葛。老天怜惜我,不愿让我一直被蒙骗,才鼓动我为了买套房,主动提出跟她离婚。当时正打击假离婚,我的前后左右都是眼睛,为躲避那些眼睛,我和她长达七个月不见面。在这两百多天里,我憧憬着跟她的未来,而她的未来里却没有我。她成了别人的女人。昨天夜里,她能够哇啦哇啦地叫我去医院,已经难为她了。
但我还不死心,从卫生间出来,又查看短信。只有白素贞昨晚留的三条,第一条:你在哪儿?第二条:老天,请告诉我医院的名字。第三条:你的心真硬。
或许是的。昨晚,我不该不跟她道一声别,就把门关了。
旅途让人孤单,生病更让人孤单,而有她在身边,我不应该这样孤单。
收拾完毕,我下楼去。饿得快要虚脱,不如说已经虚脱。我的躯体还留在宾馆的床上,跟他们走的是我的魂。司机姓冯,也没吃早饭,我请他们吃。饿成那样,两个水饺下去,喝半碗热汤,却又撑得不行。坐上车,出了被伊敏河分割、正大兴土木的城市,一路向北,往金帐汗方向走。我又是坐在副驾,白素贞坐后排。她一言不发。包括吃饭的时候,她也一言不发。她像在承担某种罪愆,比如分明知道我病了,却没照顾我;尽管既发过短信,也打过电话,但不管怎样,没照顾我却是事实。其实这不关她什么事。我们只是萍水相逢的两个人,一同走了这么远的路,也并不证明她就对我负有责任。
天气晴朗,阳光耀眼,风在阳光里吹,把阳光和风自己,都吹成树的形状。路两旁站满杨树,叶子被风翻卷过来,现出满树的白,像叶子正面是树的衣服,背面是它的肉。她也是这样白。我是说白素贞。这从她的脸和手就能看出来。冯师傅不仅尽着一个司机的职责,还当起了导游,详尽介绍海拉尔的民风民俗,可我听不清他说什么。我的脑子像团糨糊,在糨糊里搅动的,只有她。我已经不去想她为什么跟着我,我生怕她不跟着我。如果到了海拉尔,她真如我想象的那样,猫到一个地方做生意去了,而她的客人,却是那个红头花色的老头子……不过,这些与我有什么相干?我把心思收回来,像专注地在听冯师傅说话的样子,还牛头不对马嘴地插言。出城不久,一条蛇行曲水横躺在草原上,看不见河床,水和草原一样低平。冯师傅说,这是天下第一曲水,叫莫日格勒河,下车看看吧。
刚下车,白素贞就弯了腰,在地上寻。她寻到的是块小石片,她手一挥,把石片投进了曲水。水花与水分离,在阳光里浸一下,又合二为一。冯师傅把我们领到一排水柳底下,讲莫日格勒河拐了多少道弯,每一道弯上有些什么传说。白素贞和我并肩而立。冯师傅讲累了,便在风里躲来躲去,费力地点烟,直躲到十米开外,也没点着。这时候,白素贞细声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扔片石头到水里吗?我盯住她,摇摇头。因为我爱你,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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