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十月》•中篇小说（选读3）|罗伟章：白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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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岛
罗伟章
作家/罗伟章
罗伟章，男，1967年生于四川省宣汉县，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成都。1989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就读于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等。
这种虚幻的感觉如果能够延续，像白素贞所说在某种情景下做爱一样，能一直做一直做，该有多好。遗憾的是，世间没什么能够“一直”。白素贞死了，所有梦境都被戳破。“实指望做夫妻天长地久”，白蛇娘娘这样悲吟；她悲，是因为“实指望”成了被乌云遮透的天上月，被太阳炙烤的瓦上霜。白蛇娘娘和许仙的故事，到了我和白素贞这里，调换了角色。白素贞睡在杏树下，我睡在床榻上，相距不到十步，但死和生，构成了最遥远的距离。不管承认与否，我和她是分开了。多年前我读过一首诗，诗中说，当我们相互分离时，也离开了我们一起去过的所有地方。诗人列出的地方包括：被忽视的郊区，被烟熏的房舍，过了一夜的镇子，发出恶臭的亚洲旅店，从雅典到德尔斐的道路，小小的山区教堂。诗人说，当我们相互分离时，我们也离开了它们。可诗人记得，“我们”在郊区住了一个月，在亚洲旅店正午的暑热中抽烟和做爱，在山区教堂里，油灯穿过整个夏夜。诗人跟我一样，渴望永久，做爱后的短暂安眠，感觉也是“睡了一千零一夜”。他把时间拉长，却强化了幻灭的深度。分离，才是他们两人的真理，也是我和白素贞的真理。白素贞死后，我靠住她不会呼吸的身体，就想到了这首诗，也回忆起我和她走过的地方。那些地方将被她带走——已经被她带走，因此我的回忆如同对往生的回忆。
那年秋天，我和她离开齐齐哈尔，去锡林浩特，接着去通辽。通辽盛产粮食，也盛产伟男杰女，孝庄皇后、僧格林沁、嘎达梅林皆生于此。在通辽稍作逗留，便去北京。北京太大，太大的地方不能用眼睛看，只能用鼻子闻，用皮肤感觉。华北平原秋正当时，北京人正忙于“抓秋膘”，胡同和餐馆里飘出羊膻味儿。从北京至烟台的车上，不知是因为连日奔波的疲惫，还是各怀心事，我和白素贞昏沉沉的，都没说话。当许多人掏出电话，向家人或朋友报告自己的归来，请他们去车站接，或相约去哪里喝酒，我才清醒了些，才知道又在车上度过了一个夜晚。窗外晨曦微露，但月亮还挂在剪影般的柳梢头。月亮和那些电话，让我怅惘。人人都在回家，而我的旅途，似乎没有终点。瞄一眼身边的人，她闭着眼睛，皱着眉头。皱眉头的动作证明她没睡着。是她，拉远了我回家的路，尽管我在事实上没有家。
我想简化行程，去了烟台，就直奔栖霞。那是著名的苹果园区。果园里搭着铁架子，也不知做何用途。他们把收获苹果，说成苹果“下来”：将军下来了，红富士还没下来。像苹果长着腿，它们自己爬上去，待够了，就下来了。在山东，以将军命名的特别多，苹果叫将军苹果，烟叫将军烟，想必，与这块土地上在革命年代出过不少将军有关。栖霞城区乱得很，也脏，卖水果的反而不多，多的是鞋店，满街都是。人言，喜欢囤积鞋子的人，前生定受过腿伤，这里一马平川，又不像我住的山城，腿受伤比不受伤还难，怎么也喜欢鞋子？或许，他们的前生在山城，而我的前生在这里。这么一想，当我看到栖霞城外的白洋河里，污水推动垃圾艰涩流动，就不再只是厌恶了。一座城市的品质，就看它是否对得住植物、动物与河流，人们对不住白洋河，这个“人们”，也包含我在其中了。
我得承认，这是白素贞教给我的。
她说我爱嫌弃。嫌弃意味着置身事外。
但我们已经很久没说过一句话。两个相跟着的人，半个钟头没说话，就可以称为很久，而我和她至少有几个钟头没说话。意识到这一点，我感觉到，她已洞察了我简化行程的意图，便主动与我拉开距离。她总是主动的。她要离开我了。要去补救吗？可我心里装得满满的，盛不下她。把我装满的，是前妻，还有女儿。前妻与我早已相互分离，怎么没有离开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别的地方可以离开，那个家却没法离开，我不应该住在那里，我失算了。我正想着这次回去后立即把锣锅巷的那套房子卖掉，耳边却响起她的声音——白素贞的声音。我饿了，她说。好，我们吃饭去。我的语气是从没有过的柔和，声音却来自远处，我自己都能听出来。从河边走到街上，她说，回烟台吃算了。要坐一个多小时车呢，你不是饿了吗？她斜脸望着别处。如果我态度肯定，不管是在栖霞还是回烟台吃饭，都能做一个决断，我们的未来恐怕是另一个样子。许多人的未来，都由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造就，我知道这一点，但我还是把决定权给了她，问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回烟台，她说。车站在白洋河的那一边，过桥的时候，我就后悔了。其实是我的腿在后悔。我想歇一歇，若在栖霞吃饭，就能歇上一会儿了。但我的腿成了我的心，我的腿在跟着她走，她控制了我的腿。
在烟台火车站附近，俩人吃了一大盘水饺，还要了份油炸带鱼。我去结账的时候，却被告知已经付过账。我过来问她，你怎么……她在整理双肩包绞起来的背带，细声说：对自己爱的男人，我不喜欢花他的钱，我花你的钱花得太多了。
这是她第二次表白。
然而，她这表白一点儿也没给我安慰和快乐。除了我心里堵，没法把自己腾空之外，还因为，从另外一角度去理解她的话，就是：对自己不爱的男人，她是要钱的。
一个中年农民背着手，在夕阳下看青葱葱的玉米地。
一个年轻女人在河汊畔割红苕藤。
——这是烟台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一个妇人包着白头巾，在晨光里走。
一个老人拉着一只羊，在墙根下走。
收割过而且打理过的庄稼地，白晃晃地袒露在天空底下。
——这是安徽留给我的最初印象。
但我们并没下车，我的计划是从郑州转车去合肥。俩人的车票都是她出钱买的，她坚决这样。而且买的是卧铺。她似乎要把花过我的钱加倍还回来。莫非郑州是她的最后一站？这样也好，我对自己说，这样也好。暗自说了几声好，就把自己说饿了。是心饿。我不再想我的前妻。前妻、前夫这样的词语，本身就很荒诞，妻就是妻，夫就是夫，没什么前妻前夫。我不想前妻，连女儿也不想了。只想她。她睡中铺，我睡下铺。我对面是一对四十多岁的男女，一看就不是夫妻，因为彼此都有很强的身体上的渴求。男人躺着，把腿架在女人怀里，女人搂着那条腿。男人时不时捏女人的肩背，并且把手从腋下伸过来，摸女人的胸。四十多岁的夫妻不会这样的，尤其是在公共场合。那男人生得漂亮，女人也漂亮，不过，毕竟上了些岁数，只能从女人脸上打捞漂亮的旧影。男人刮着铮亮的光头，裸着上身，脖子上戴一圈粗大的银项链，说话声音带劲儿，吃东西很能吃，吃后满身发红。
铁轨的声音在夜色里流淌，使夜色变得无限深远。那是从梦里穿越的声音，把梦分割，驱赶着梦的碎片，飘向更远的远方。我害怕自己的梦被驱赶，便醒着。躺在我头上的人醒着吗？我起了身看她，她脸朝里，头发微微抖动，有一绺掉在床栏外，我捋上去，让它躺在她身边。许多个日子过去了，我还经常想起握住那绺头发时的感觉。女人的头发是女人的另一副身体，我握住她的另一副身体，让自己清凉，也让自己战栗。
窗外墨黑，偶有一盏路灯，照一下就还给荒野，像亮一下就炸裂的灯泡，比亮之前黑得更稠，更有压迫感。我离开床铺，走到车厢接头处，那里有灯一直照着。刚站定，就有个小个子男人过来抽烟，并且给我一支。我本来不抽烟，但也接过来点上了。他像黎昭国那样，把嘴噘到天上吐烟圈，只是吐不成兔子雀鸟鸡鸭小狗，但七八个烟圈环环相扣，也算他的本事。这么表演了一番，他突然说：我都四十七岁了。是吗？倒看不出来。这是实话。他理着寸头，不仔细看他的脸，简直像个中学生。我这一辈子，他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干过记者、行政干部、IT、商人，现在嘛，说白了，我是游走江湖的医生。“举个简单的例子”“说白了”，都是他的口头禅。他说话时挺着牙帮，像在嚼骨头，且把日常道理说得像是自己的发现。医生是干啥的？治病救人的；我为啥当医生？说白了，因为我良心未泯。又一个不要逻辑的家伙。中国我全走过，他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走哪里都是给人治病，我给中央首长——具体是谁，兄弟，我只能保密，你别怪我不耿直——治过病，给李连杰、张曼玉、谢霆锋治过病，去年钟南山把我请去，让我帮他配制治疗心血管病的药方。我行医，病人有钱就给，没钱拉倒。我这是从东北回来，去东北是给人治病，下一站到洛阳，说白了，还是给人治病。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游走四方的路费，都是病人给的，车票也是他们买的。说到这里，他望着我，目光炯炯有神，可我知道，这是一个孤独的人。我问他鼻炎怎么治，我女儿有鼻炎。鼻炎这东西，他说，中医西医都治不好，说白了，只有我治得好！你花两块钱就能治好：辛夷二十克，苍耳三十克，和在一起捣碎，天天闻，闻十二天半就好了。两味药的确用于治鼻炎，但这只是普通的方子，想把鼻炎治住，远不是他说的那样简单。可也只有在说到药物时，他才显出平和与稳沉。我本想再问几句鼻炎的事，但他已经转移话题，说他从小习武，是武林中人。我有些头疼，身体像悬浮着，就说我过去睡了，他猛然噤了声，眼神暗淡下去。我刚起步，他逮住我的衣袖，说兄弟，我姓姚。我点点头，走了。
我没睡，坐在床铺旁边廊道的小凳上，望着窗外块状的黑和偶然的亮。
很久很久，也不见他过来，只不断响起他用打火机点烟的声音。
我不知道一个人是什么原因，变成了他这个样子。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变成了我这个样子。
在郑州下车，我的全部心思，都用在白素贞的步态上。人的步态就是人的心情。跟往天也没什么特别的。我都已经做好她离开我的准备了。出站后，我说，我有个朋友在这里，我要去看他。需多少时间？她问。一两个钟头肯定要的。我等你。我愣住了。我都已经做好她离开我的准备了。何必呢，一起去不好吗？此言一出，那些准备就土崩瓦解。她不言声。我给朋友打电话，说我到了郑州，朋友很高兴，要来车站接我，我不要他接，他便指点我坐8路公交，到群英路站下。挂了电话，我对她说，走。她却走到广场边，坐到一块圆石头上。我又劝她，她干脆坐到地上，靠住石头。我再劝，她冒火了，说你咋这么讨厌？脸色凶狠。去他娘的！我在心里这样说。不是骂她，是骂我自己。我不该对一个萍水相逢脾气怪异的女人负责任，我没那么坚强。吹萨克斯的王林，他前妻（又是前妻）因为公公跟小妻子玩自拍飙高音，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份坚强去忍耐，而我并不比她更坚强。
郑州的这位朋友已有六年不见，六年前见他时，他精力充沛，爱说笑话，现在头发全白了，尽管戴着帽子，还是遮不住发尖上奔流的岁月。见面第一句话，他说：家田，我老了。虽不伤感，却让听者惊心。他比我年长九岁，而九岁是眨几下眼睛就过了的，我也快老了。我们在他家附近的餐馆喝酒。一路上，我没喝过酒，闻到酒香，接连打了几个喷嚏。打喷嚏是有人想你。谁会想我呢？……她独自坐在火车站，让我心神不宁。
朋友跟这座城市同姓，是个颇有成就的作家，先前见面，最主要的话题就是听他谈创作，这次也不例外。他说生活是作家的命，也只有跟作家的命运联系起来的生活，才对写作有效。他反感某些作家吆喝着去体验别人的生活，却心安理得地丢下自己的生活。我很有兴致地听他说，但一个孤单的身影总是从头脑里闪过。我不应该这样。我和她没有关系。照昨夜那个江湖医生的口气是：说白了，没有关系。真正与我有关系的，是面前这位郑大哥。我强迫自己不去想她，跟郑大哥碰杯。几杯下肚，我也说开了。我说的是自己失败的婚姻。郑大哥是第一次听我说，非常惊讶，因为他有年去山城，见过周琴，说周琴是他眼里最贤淑的女人。而今，贤淑女人是稀有物种，何况山城那地界，女人跟男人很难分清，说话很冲，因此周琴的贤淑显得尤其另类和珍贵。他还说周琴是从古代过来的女子。唉，听了我的话，他叹息着说，或许，人只有时代，没有古代，既然如此，你就得认。他就这样安慰着我。我愿意他安慰。每个人都只愿意接受朋友的安慰。我正是从中发现，在那座生活了将近四十年的城市里，我没有一个朋友。我的朋友都在远方，包括郑大哥。
他没有一句责备周琴的话，但口气上是责备的，这让我难过。不管是谁，责备周琴都让我难过。我说不怪周琴，离婚是我提出的，是我的卑微让我有了今天的下场。郑大哥听后，眼睛湿润。他的眼睛很大，大得如果有风吹，他身上首先感觉到风的肯定是眼睛。他说家田，有首歌你是知道的，叫《心太软》。你就是心太软。要说卑微，世间有几个人不卑微？我们稍不小心就被骗了，这是不是卑微？不跟陌生人说话，是不是卑微？连小孩子在上下学的路上，怕遇见坏人，也有人教他们要侧着身子走，走三步就回一下头，是不是卑微？想想吧，我们的子孙就用那种姿势走路，用那种姿势面对世界，该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卑微。
两个大男人，或者说两个老男人，泪流满面。流出的液体要补回来，酒就越喝越猛，脑腔里燃着酒精灯，烧得缺氧。他偏偏倒倒站起来，结了账，又请我去他家。我们肩膀搭着肩膀，出了餐馆。我完全回忆不起他家的样子，也想不起在他家遇见过什么人，又是怎样离开他家，回了火车站。我只记得，当我走上车站广场，白素贞横在我面前时，我猛吃一惊，酒也跟着醒了大半。我看了看表，已经过去四个多钟头。我还没吃饭，她噘着嘴，委屈地说，你不要良心，把人家丢这么长时间。情不自禁地，我搂住了她的腰。
这一搂，就像一个犹豫着是不是要下水的人，终于跳了下去。从此，你的方向就是河流的方向，一种很自然的方向。男人和女人，最自然的方向就是从相识到结婚。然而，带她回山城之前，我从没告诉过她我的过去，我只对她说过我现在是单身。直到在山城下了火车，坐在出租车上，沿南岸滨江路拐进锣锅巷，爬上六楼，进了那间屋子，她看到放在客厅电视柜上的照片，我的过去才在她心里丰富起来。那是一家三口的合影，五寸黑白照，装在镜框里。她拿在手上，笑眯眯地左看右看，然后说，蛮漂亮的嘛。
我知道她夸的并不是我女儿，照片上的女儿只有四个月大，无所谓漂亮不漂亮。即使女儿真是个漂亮姑娘，她也不是夸她。我把镜框从她手上拿走，本想放到某个角落里去，但那样做可能弄巧成拙，就放回原位了。你先洗？我问。你的家我还没看清呢，她说，我坐都不敢坐，哪敢洗？家里有三间卧室，一个饭厅，一个书房，我去把卧室、书房、饭厅、厨房和两个卫生间的灯都打开，让她看。她却站在电视机前，迟迟不动。而我，下意识里竟也担心她看。我觉得周琴就在卧室里。不只在卧室，还在每一个房间里，甚至在书架、橱柜、衣柜、抽屉、笔筒……里。家里的每寸空间，都充满了周琴，她正盯住这个新来的女人。这个女人跟她一样漂亮，但比她年轻，比她时髦，比她有活力——在她眼里，或许是邪恶的活力。而这个新来的女人，也正以同样的目光注视着她，作为后来者，谦卑、拘谨和怯懦，都一览无余地写在脸上。这是不公平的。我是说对白素贞不公平。我又把镜框拿上手，指着我左边的女人说，这个，早成了别人的女人；又指着女人怀里的孩子说，这个，从伦理上说是我的女儿，但一直跟着她妈妈。白素贞伸出一根指头，点在孩子脸上，往右边拖拉，如同鼠标把一个字往右边拖拉。她在想象中把那个“字”拉到我的腿上，停下不动。我不知道她在干什么。可她保持那种姿势长达半分钟，才说：孩子还是婴儿的时候，夫妻合影，只能由母亲抱着，如果父亲抱着，就怪模怪样，你说这是为什么？我不想回答她这古怪的问题，只说，我跟她早就不是夫妻了。
五天后，我和白素贞成了夫妻。要形容这种感觉，我只能说是满含悲哀的新奇。上天造出一男一女，让他们繁衍人类，已暗示了男女的对应关系；上天和人类订立了诸多盟约，一男配一女，是盟约之一。我跟周琴结婚，就从没想过要分开，更没想过与她分开后，还会和另一个女人结为夫妻。但这一切都变成了事实。
我说过，依照事实生活，才是我的本分。初婚那些天，我有空就领着白素贞逛街，熟人朝我跷大拇指，喊一声“好福气”，是我需要的肯定。我装模作样问白素贞青蛇在哪里，其实并非张狂，而是一种自我肯定。所谓生活，是在肯定下生活，否则生活就成了苦役。然而，当生活需要不断肯定的时候，已经显示了它的脆弱。我怎么也没想到毛病首先出在白素贞的口音。她说的是普通话。在我和她从北到南的途中，我也说普通话，和我交流的外地人，都是说普通话，因而白素贞的普通话就跟鸟会飞一样自然。但到了山城就不一样了。山城火锅飘出的牛油味儿里，也浸透了四川方音。在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年代，山城接纳着各地流亡者，抗战胜利后，有的离开了，有的留了下来，但几代人过去，流亡者的后辈早把四川话融进血液，他们知道，一个说普通话或外地方言的人，在本地方言的汪洋大海里，不融入，就很容易被蒸发。白素贞与我那些熟人见面，她的普通话与所有人都隔着一层。这个人，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朱家田和她在一起，怎么习惯？单位上的几个同事，中午闲聊时，甚至猜想我和白素贞做爱时的对话：白素贞用普通话说，我还要！朱家田用四川话说，够了噻，你咋吃饱了还不晓得放碗啰！连头儿也参与其中。
但头儿终于严肃起来。这天他把我叫进办公室，隔着宽大的写字台，问我：你老婆是哪里人？我说山东。这是胡诌。我不愿意别人知道她的来历。头儿意味深长地盯我一眼，像是看出了我在胡诌，说：这个不重要……我听到一些反映，说她是你从采访途中带回来的？这话我从没对人讲过，白素贞更不可能讲，头儿是听谁反映？可见世间事，要让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只好承认。头儿满意地点着头，像是某件要紧的工作有了重大突破。他再没别的话要问，让我过去了。当天，财务就来找我，说我出差的发票超支。她指出的超支项目，是我从郑州以下坐的是卧铺。确实是，白素贞请我坐了卧铺，我也请她坐。按规定，我们出差是可以坐硬卧的，我请白素贞是私人掏钱，又没报双份，怎么就超支了？何况我到过的许多地方都没有餐饮发票。
但我没有分辩，只说把超支的部分扣除就是。我知道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带回了一个不说四川方言而说普通话的女人。这个女人不仅说普通话，还年轻漂亮。
我以为这事就这样过了，不知道超支还是其次，更严重的在于工作期间谈情说爱。他们没用谈情说爱这个词，说的是乱搞男女关系。很显然，是朱家田勾引了白素贞，否则一个花朵似的女人不会跟着他走。那段时间，迷奸这个词很流行，是因为某男星迷奸了众多女星的消息在网上流布，词语造就事实，而不是事实造就词语，所以朱家田很可能是迷奸了白素贞，把生米煮成熟饭，而且连锅端，是快吃还是慢咽，都由他说了算。果真如此，就越出职业操守，牵涉到法律了。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朱家田连底线也没有了。
当然，没有谁去报案，只是大家都跟我有了距离。
这些事，我都没给白素贞说，但她时时处处能感觉到。如果在街上遇到我的同事，这个同事曾经也当着她的面夸过我“好福气”，现在却招呼也不怎么打了；即使打声招呼，也是淡淡的，且不正眼看她，像是看不起她，又像是怕她，怕她是毒蛇。白蛇娘娘不是毒蛇，只有法海认为她是毒蛇，以致让许仙身上也沾了妖气。但白蛇娘娘毕竟是蛇，“端阳节错饮了那雄黄美酒”，终于现了原形。可是白素贞不是蛇。
我曾对她讲，我会随时出差，她高兴得很，说你出差，我就跟着你。这也正是我的想法。她不仅能消除我旅途的寂寞，还能拓展我的思路，比如这次，我在写到大兴安岭的豆荚时，用了她的语言；我还特别写到胭脂沟的妓女坟，那些二十一岁、十八岁乃至十四岁的秋天，是她指示给我的。记得在有段板桥道上，两边是衰草，道上是死蝉，走几步就躺着一只，我捡起几只来，对它们说：秋天来了，你们就死了。白素贞接言，说，自然界的秋天可以预知，人世的秋天不可预知，这是人的幸，也是人的不幸。或许正因为知道这幸的轻和不幸的重，她避重就轻，把我们未来的生活想象得很浪漫。她说我以后跟你走，住宾馆时就可以夜夜同床了。还说，我也要像他们那样。她说的“他们”，指的是去郑州的火车上遇见的那对漂亮男女，看来，她当时也注意到两人的一举一动。我说，那明显不是夫妻。她很诧异，问我凭什么说人家不是夫妻。我说了理由，她越发诧异：难道我上四十岁后，你就不跟我那样吗？我说你上四十岁，我就五十多了。她眼里掠过惶恐的暗影，不是嫌我老，是害怕我自以为老：你五十岁过后就不跟我那样吗？我要你八十岁都跟我那样！她一直盼着我出差，出差到八十岁，甚至一百岁，让我们当着人的面，在飞驰的铁床上，我把腿伸进她怀里，从背后捏她肩背，还把手从她腋下伸过去。但我还没满四十岁，就没有谁安排我出差了。那段时间，能出差的都派出去了，计划中还有去新疆阿尔泰地区采访，我想应该派我吧，照样没有。我去问头儿，头儿说，请当地一位作家帮忙采写，今后要尽量请当地人写，这样，即使除掉给人家的稿费，也能节约一大笔开支。头儿的话我懂了。在杂志社，我成了多余的人。
但我还是每天去上班。作为记者，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就相当于本该坐办公室的人每天出去乱跑一样。却又不一样。后者是主动的，而我，是从头到脚的被动。
整个白天，白素贞就待在家里。她想象的路上的生活，在秋天里枯萎、凋零，如那些死蝉。而在家待的时间越长，她越是感觉到，我以前跟周琴过的日子，早就像白布浸入染缸。周琴的名字，她已从我母亲口中得知。父母离我有两站路，自从周琴再嫁，我是不大去看父母了，他们老是安慰我，不知道过多的安慰是一种伤害。跟白素贞回山城的次日，我带她去了父母家，父母除了惊异，看不出别的态度。我说了白素贞的家世，以及我怎样跟她认识，还有我马上就要跟她结婚（除了马上跟她结婚是真的，别的都是胡编乱造），照样看不出父母有什么态度。吃饭的时候，母亲殷勤地劝白素贞夹菜，小白，吃，母亲说。但有好几次，她都把小白叫成了周琴。白素贞猛然间就明白了周琴是谁，朝我挤眼睛，而她自己的眼神却黯淡下去，也不像刚进屋时那样嘴巴甜甜地跟父母说话。趁母亲进厨房拿醋，我跟进去，悄声说：妈，你咋把她叫成周琴？母亲怔怔地望着我。母亲的神情让我一下子懂了：是她舍不下先前的儿媳。她不仅像喜欢自己女儿一样喜欢先前的儿媳，先前的儿媳还带着她的孙女，因此与她血肉相连。孙女以前还经常来看她，现在来得非常少了。母亲在安慰我的时候，也是在安慰她自己。回到饭厅，母亲不敢叫白素贞夹菜了。可她是母亲，在餐桌上照顾家人吃喝，既是她的快乐，也是她的责任，她终于又把筷子在盛了糖醋鱼的碟子上磕，说：你咋不吃呀周琴？白素贞彻底沉默了。母亲也彻底沉默了。
这天以后，白素贞再不愿到父母家去，我们结婚，我也只是告诉了姐姐；告诉一声而已，并没叫她来吃饭。我只请了几个同事。同事们那时候还在夸我“好福气”，除了说我娶了个白蛇娘娘，还说：人的艳福也是上天注定的，你看家田长得啥样？泡泡眼，圆鼻头，可人家结两个婆娘都是美人坯子！他们把“两个”两个字，说得很重。有人还问白素贞，你的前任叫周琴，你知道吗？白素贞愣了一下（是为“前任”这称呼愣的），说不知道。这么说来，你也没见过她啰？白素贞强装笑脸，说，人家是美人坯子，我又不是，我哪有福分见啊。问的人脸一垮，做出严肃到骨的样子，指着我说：这就是你家田的不对了，你应该让她姐妹俩认识，还要经常见面！我大老表你是认得的吧？结过四个婆娘，每个周末，都把前三个请到家里，进屋就各发一千块钱，让四个婆娘凑一桌打麻将。满桌大笑。笑声当中，挨个回忆以前单位上带家属过年的时候，他们跟周琴和周琴跟他们开的玩笑。白素贞故意吃了块辣椒，把眼泪遮掩住。
我理解她的感觉。往后的日子里，跟她说话就格外小心地避开一些词，比如我不说周一周二之类，而是说成星期一星期二。这种回避简直成了我的强迫症。对楼的王林吹萨克斯，我以前听到的就是萨克斯的声音，现在却要产生联想，由萨克斯想到小提琴，想到钢琴，想到胡琴，总之离不了一个“琴”字，因此连萨克斯这个词我也要回避。
有天刚吃过晚饭，王林吹出的乐声，像迷了路似的闯进我们的屋子，白素贞说，是谁在吹萨克斯？天天吹，怪忧伤的。我装着没听见她的话，扯一张餐巾纸，把鱼骨头往垃圾桶里赶，她却轻轻哼起了歌词：“那段快乐的时光，不能长久，我是多么想知道它们去了哪儿……”那首曲子叫《昨日重现》。她唱几句就停了，看着我。我没看她，但我知道她在看我。我感受到了目光的重量。这让我越发心虚，她收碗筷的时候，我到底把电视柜上那张合影藏了起来。她没有过问。一直没过问。但明显也没忘掉它。我希望她忘掉，忘掉那张合影，也忘掉我的全部过去，于是又接连换了许多家具，甚至把天然气灶也换了。但没有用。我发现她在一天天憔悴，一点点被抽空，而我自己同样如此，便又想到早就想过的事：换房子。
我以为她会高兴的，结果她说，我不习惯跟满城四川话生活在一起。
尽管意外，但她也点醒了我。既然在单位上成了多余人，为什么非要在那棵树上吊死？既然与山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那些联系又总是给你伤害，为什么不可以去别的城市？
我跟她商量，没想到她还是摇头。
我以为她是担心我牵挂父母，对她说，爸妈有姐姐一家人照顾，我完全可以放心。这是实话，姐姐姐夫都是孝子，我经常出差，少于照顾父母，父母家的劳力活儿，包括通下水道，都是姐夫包了，他比我更像他们的儿子。但白素贞想的不是这个。要说挂念父母，她就不挂念吗？她并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她摇过了头，说：人是时间的动物，不是空间的动物。这意思是，不要说去别的城市，就是去国外，也没有意义。
我说不出什么来了，转脸望着窗外的黄昏。
在城市里很难看到黄昏，可是这天我看到了，我看着黄昏细雨似的飘落，使满世界水汽淋漓，我的脑子里，便清晰无比地浮现出清溪河上的那座半岛。
当白素贞缠住我，说要去那荒岛，而且连饿死也在所不惜，我才越发明白了，她要逃避的，不是四川话，而是人，普天下的人，包括父母和所有亲人。某种撕裂能给人快意，但得准备好去承受。我没有那种准备。我说，既然人是时间的动物，去荒岛不也一样吗？她说不一样，亲爱的不一样，到那荒岛上，我们可以重新创造时间！
我给单位上写了辞职信，并不需要批准，批不批都是那么回事，然后我偷偷给姐姐打了个电话——按白素贞的意思，谁也不要告诉，这样才走得干净——我对姐姐说，我跟白素贞要去国外发展，如果发展得顺利，就一直待在那里，不顺，很快就回来。姐姐说，国外是啥子意思？我说就是国外啊，具体哪个国家还没定。姐姐说，为啥子突然想起了？我说我一直就有这想法。姐姐说，跟爸妈商量没有？我说就是怕他们不同意，才要叫你转告，你别忙转告，过两天再给他们说。姐姐说，这么快？证明签证已拿到手了，为啥子不告诉我是哪个国家？我说哎呀姐姐，你放心嘛，只是我离开后，爸妈就全部扔给你和姐夫了。姐姐沉默了一会儿，问，周琴晓得不？为啥要让她晓得？你女儿在她手里呀！我心烦意乱，又是哎呀哎呀几声，推说自己现在忙得很，把电话挂了。
但姐姐又打过来了，这回她带着哭腔，说弟弟，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自从出了周琴那事，我就知道你心里不好过。这不是多事嘛，我现在有了年轻漂亮的白素贞，我有什么不好过的！我说姐姐，哎呀姐姐……就这样吧，过两天我走之前再跟你联系。
事实上我们当天就走了，歇在清溪河下游的县城里。
次日早上，就包快艇去了半岛。
白素贞说，我们可以重新创造时间，但要创造时间，首先得毁灭时间。当我们在半岛登岸，站在青草茸茸的岸上，她要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扔掉手表。以往为出差看时间方便，我一直戴手表。我把表摘下来，她说我帮你扔，接过去，手臂抡了几圈，投进了烟波。仿佛是滑进了烟波里，连一点水花也没激起；它与水面相触的瞬间，便是我和白素贞与时间的告别。她要做的第二件事，是俩人都扔掉手机。手机应该属于空间，不属于时间，手机和网络让世界变小，让人群拥挤，但并不因为手机的出现，一天就变成了四十八小时，或者变成了十二小时。我说，这个也要扔？我确实是舍不得。对父母、姐姐和女儿的挂念，在这一刻锥心刺骨。白素贞上齿咬着下唇，来我裤兜里掏，掏出来，在手上颠了三下，颠第四下的时候，她没有接，手机就没入脚下的水里去了。我们站的地方是个齐塄坎，水深与河心差不了多少。她把我的手机淹死了。在我的手机里，装载着我的亲人，她把我的亲人淹死了；装载着我远方的朋友，她把我的朋友淹死了；装载着数百个（或许有上千个）因工作和各种机缘联系过的人，那是我活动的世界，她把我的世界淹死了。而今想来，我对白素贞的愤怒，那时候就埋下了种子。扔掉我的手机，她把自己的手机掏出来，没有颠，直接抛入了水中。
一切都如此了……
我们本来是有机会成为创造者的，我们种的粮食，不仅够吃，还能喂半岛和后山上的动物。她打理土地很有一套，知道时令，知道种子和土地的脾气，她把半岛的春天和夏天，侍弄得花红果绿，秋天将尽，粮食归仓。小屋里没有粮仓，我将枯树锯开，做成几个大箱子，盛土豆、红薯、玉米和稻谷；我们用最古老的方法，将稻谷在石窝里舂成米，半岛上有好几个石窝，大部分是天然的，只有一个留着錾子的纹路，也留着先民生活过的痕迹。每收一种粮食和蔬菜，我们都不收尽，留些给雀鸟、松鼠、老鼠、野兔、果子狸……半岛上的所有动物，都是我们的邻居。第二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雪从山顶盖下来，把半岛也盖了，雪花飘进小屋，屋里一直生着火，雪花还没落到杏树枝上就化了，小沟里蠕动着细细的水流。在这样的时候，鸟找不到吃的，饿得喳喳哭。我撮了几大盅米，倒在小屋外面紧靠板壁的地方，那里没有积雪。鸟们开始不敢来吃，但饥饿胜过一切，终于有一只落在米堆旁边，接着是两只、三只、上百只，啄米的声音如雨打河塬。一个星期后，鸟不再有任何畏惧，刚把米撮出去，它们就呼儿唤女地飞来了。也是那年冬天，门前来了只猴子，满身雪尘地蹲在那里，连眼皮上也是雪，眼睛眨巴着，似乎想把雪抖掉，但雪长着牙齿。白素贞首先看见了它。啊，一个乞讨的老人！她这样说着，起身向它招手，让它进来烤火，它不进来，白素贞去墙角打开箱子，捧出玉米棒子，还没递到面前，它就一把抓过，嘴里含一个，腋下夹两个，一拐一拐地飞奔而去。但它只来了这一次，之后再没有出现，白素贞朝着山野呼唤，但回应她的只有她自己的呼唤声，她伤心得很，以致吃不下饭。我安慰她说：你在加格达奇说，乞讨者是四方游走的散佛，它怎么会固定来一个地方？她想想也是，慢慢释然了。
当又一个春天来临，我们发现飞鸟和走兽多了起来，清晨和黄昏，雀鸟闹林，盖过河吼。只要不在田土里劳作，我们就手拉手去河沿，看那些载着人世的快艇来来去去，快艇跑过山弯，水浪才荡过来，啪！打在岸边。岸边的草特别青，长得也特别快，这景象使我恍然明白：河水奔流，是为了哺育生命；河水弯弯曲曲地奔流，是为了哺育更多的生命。
这是我们的美好时代。我们本来是有机会成为创造者的。
但我们都准备不足——不仅是我，还有她。在人世里，有些人令我们喜欢，有些人令我们厌烦，但我们知道，喜欢也好，厌烦也罢，再长也长不过一世，而到了这荒岛，前面是河，后面是山，风吹不走，日晒不干，朱家田和白素贞，在山河面前譬如朝露，完全不能与之形成互动。我们失败于开始之前。于是，那些装在手机里被淹死的人，又一个个从心里复活。但那是我们的禁忌，不能说，一旦说出口，往日时光将重返荒岛，我们的全部努力将化为乌有。
但总得说点儿什么。白素贞就说了。她说的是小屋的建造者。谁建的？为什么建？他在里面住了多长时间？后来为什么不在了？是死了还是离开了？我们最先挖出的那根白骨，是不是他的？……她把那个人想象成一个男人。不是满身力气又心灵手巧的男人，是建不成这样的屋子的。她说那个男人是个黑瘦大汉，长了乱草似的胡须，仿佛她见过他一样。那段时间，她天天念叨他，如同曾经对那根骨头的迷恋。有天下午，她走向半岛深处，林木和杂草，让她消失于我的视线之外，我锄完一畦菜地，她也没回来。她是踏着星光回来的。我问她干啥去了。找他，她说。嫉妒。这种糟糕的情绪，再一次控制了我。找到了吗？她不言声，只从她曾在旅途中背过的双肩包里，摸出一把紫色珠子，用根黑毛线在那里一颗一颗地穿。为什么不说话？串了十来颗，她这样问我，然后说：小时候，我没什么玩的，就穿珠子，穿好了，拎着一头提起，珠子啪啪啪掉到地上，捡起来再穿；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成了寂寞的寡妇。我心头一阵凛冽。你丈夫死了吗？问这句话时，我心里想的“丈夫”不是我，而是她在岛上寻找的人。珠子从她手上滑脱，掉到泥地上。掉得无声无息。
她一屁股坐到我身边，托起我的下巴：我说过我要比你先死，你也同意了的，你要为你的不负责任道歉！说罢来解我的纽扣。做爱，是她让我道歉的方式，最重要的方式。
那天夜里，我们做了三次，每一次她都让我打她。天亮后，她去水潭边照，回来的时候一脸苦相，说：你把人家打得太狠了，比在武夷山那次打得还狠。
我说过，那一年，我们离开郑州就去了合肥。我在郑州搂了白素贞的腰，彻底酒醒后，心绪却很黯淡。到合肥的时间是凌晨四点左右，得在车上抓紧睡一会儿，我说我头痛，她说那睡吧。晚上九点多钟，我就爬到上铺躺下了。为什么去搂人家的腰呢？这是什么意思呢？男不摸头女不摸腰，女人的心是长在腰上的，怎么能随便摸呢？我想着这件事，好不容易才迷糊过去。刚睡着，一名警察将我的床板敲得砰砰响，是要检查证件。我知道他是例行公事，本不该朝他发火，但就是控制不住，坚决不给他。他也火了，说我一直在等你啊。我说，你凭啥要查我？凭啥要把我的身份证弄到你们那个机器上去扫？他说：我按规定办事，为了你的安全，也为了大家的安全，我就凭这个！他像是在背书。他五十多岁年纪，已经秃顶，从上铺望下去，只见泛红的头皮。他尽职尽责地做了一辈子小警察，怪不容易的。但让我发火的不止这件事：还有将近两个钟头才到合肥，乘务员就把我叫醒，说换票。这弄得我再不敢睡。我猜想乘务员那时候正百无聊赖，想多几个醒着的人陪她。不敢睡，躺在床上又难受，想坐又直不起腰，只好下来。白素贞睡在下铺，换票后依然躺着，我坐在她床上，她蜷了一下身子，脸贴住我的背，手伸过来，抱住我。女人的这种姿势，已说明了男女互动的实质。我只能让她抱。有什么办法呢，你都搂了人家的腰了。我说，你再睡会儿，到时候我叫你。她说你也躺下来。我没躺。她使劲扳我，我还是没躺。我说床太硬了，坐着舒服一点儿。她没过分坚持，贴住我睡。几分钟后，中铺一个女子起来上厕所，回来时走错了地方，爬到别人的铺上去了。我看到她走错了，但又拿不准她是不是故意的。她爬上去后，把别人弄醒，才连声道歉，然后下来，上了自己的铺。她的铺上已躺着一个男的，看来是她相好，趁她上厕所时溜到她的铺位上了。两人便睡在了一起。白素贞看到这一幕了吗？……
出站后，离天亮已经不远，我们在广场上坐着吹风。从郑州往南，身上就像裹了层薄膜。晨光把夜灯挤走，我们就去找吃的，向一个环卫工人打听早餐店，她不辞辛劳地把我们带到一条又脏又乱的巷道里，估计是她亲戚或熟人开的，稀粥入口那味儿，老是提醒你：“兄弟，这是多日的剩饭！”小笼包子的肉馅，酸不拉叽，不知道是什么做的。只能不去想，瞎着心往肚里吞。然后带着行李，去完成我的任务。我不要看城市，要看田野，但乘22路车去郊外，走了很远的路，也看不到田野。一直坐到终点，才见马路外有零星的土地，显然已被征用，还没来得及修楼或干别的，农人便偷空种了棉花，红的白的棉桃，提心吊胆地挂着。棉田外的乱草丛中，牵着瓜藤，一个头搭白毛巾的老妇，用棒子将乱草分开，竟露出一个长条形的海南瓜，妇人惊异欢悦的神情，不是因为找到了个南瓜，而是找到了她作为农人和庄稼永生的联系。
接着去六安，去武汉，去长沙。湘江恢宏浩大，流水泛着光芒。我们在湘江边站了一会儿，就赶回车站，买去南平的票。队伍一直排到门外。但滚动的电子显示屏说：因水害影响，去南平的铁路暂时停运。所有人都不信，包括我。电子显示屏可以告诉我们今天是星期二，但不可以告诉我们去南平的火车停运了，因为我们要去的正是南平。去别处的可以停运，去南平的不可以，正如去别处的人觉得去南平的可以停运，去他们要去的地方不可以停。队列里有了骚动，但没有人撤离。两个多钟头后，终于排到窗口。这时候才不得不信了。问售票员“暂时”是多久，她说她也不知道，她要听上面的通知，可能是一天，也可能是三五天。她说着这些话时，眼睛已望着我身后的人。我身后的人把我往一边挤，好像我要去的地方停运，就低人一等，就没资格在那里问这问那，他就有理由把我挤开。但我没让他得逞，我决定转车：从长沙到鹰潭，再从鹰潭到武夷山。我去南平，也主要是看南平的武夷山。
去鹰潭的车上无座，去武夷山的车上也无座，都是挤在过道里。过道里黑黝黝的，是人的阴影；当人与人之间没有缝隙，人就不存在，只有人的阴影。人的阴影把厕所门堵住，完全打不开。地上不时有水流动，也不知是什么水。一高个子的圆头男子，艰难地举着本书看，《国民党12名将被俘之谜》，汗水从脸上流下来，他用书刮掉，刮得噗的一声，又接着看。两个挤在门边的女子，热烈地讨论着日本人，门上布满水汽，她们便用指尖在门上画，画的是某个中文字日文该怎么写。一个买了锄头的男人，锄刃用报纸裹着，紧紧地搂在怀里。人们彼此在攀老乡。丧失了距离感，使每个人都很紧张，都想从心理上为自己找个靠山。突然传来大声呼喊：让一下！让一下！两个小伙子抬着一个昏迷过去的人，像碾倒一片蒿草似的冲撞过来，被抬的人二十余岁，脸色惨白，闭着眼睛，是发痧了。那个漂漂亮亮的女乘务员倒是很负责任，挤来挤去地提醒乘客注意安全，她明显刚刚参加工作，还有着职业的光荣感，也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人注意，被人欣赏。
就这样，早上六点过，我们到了武夷山。
是转转就走还是休息一天？出站到了小小的广场上，白素贞问。
问话里已表达了她的愿望。我说，休息一天。
坐出租到市区，住进了悦宏宾馆。
往后的日子里，我经常想，如果不在武夷山住下，会有后来的事情吗？悦宏宾馆是我们一路上住的最好的宾馆，干净，舒适，如果它没那么干净舒适，会有后来的事情吗？
我洗了澡，想去街上逛逛，就出门来。这宾馆像是个戏园，我们住在二楼，廊道宽敞，可直视下面的大厅，很有些旧时旅店的感觉，加上武夷山空气清新，让我心旷神怡。是的，就是心旷神怡。我去敲隔壁的门，敲好几下都没动静，心想她是不是出去了？刚走到楼梯口，她却跑出来叫我。她的头发滴着水珠，前胸湿了一片。她说人家在洗澡嘛。我说你慢慢收拾，我出去走走。等我！她说完回房间去了。我看见她的后背也湿了一片。她再次出来时，换了身白色连衣裙；刚才是粉红T恤，亚麻嘻哈裤，显然是临时穿出来应答我的。头发并没吹，只是用浴巾绞干了，微微弯曲地散在她的身体上。武夷山的街道宁静安详，棕榈树下，不是竹器就是茶叶，不是茶叶就是孝母糕。我后来多次想，如果武夷山不是那样宁静呢？如果武夷山人经营的店子，也像别处一样张扬呢？我是在近乎无赖地找借口了。但也难说，事物之间，确实存在着无法估量的联系。而且偏偏就在那天夜里，在悦宏宾馆前面的广场上，有场歌舞表演，闹腾到十一点才散。从七点半到十一点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我跟白素贞也是出去看表演的，但对一切表演，白素贞都没兴趣，甚至反感。她说，别傻乎乎的了，回房间吧。她嘴上强调的是傻乎乎，眼神强调的是回房间。那时候，我就感觉到今晚会有事情发生。这个跟我多日的女人，我不知道她的来路。我的脑子里，浮现出“白蛇”和“聊斋”，这两样东西都让我害怕。我在那里飞速地默念：白素贞是蛇、狐仙或鬼，哪一样更让我怕？结论是都怕，不过狐仙要好一点儿。然而，要是她既不是蛇，也不是狐仙和鬼，而是人呢？——似乎更让我怕。我从没忘记对她的疑惑，这疑惑从胭脂沟的妓女坟就开始了。我带着拒绝的渴望，跟她进了宾馆，上了二楼。
她住205，我住206，回我的房间，需从她门前过。她下楼时就把房卡捏在手里，就那么一直捏着，走到门口，比画一下就打开了。她望了我一眼，进去了。门敞着，像敞着的嘴，需要食物，而我就是那食物，要是我离开，就是没尽到食物的职责。于是我也进去了。她拿着水壶，到傍门的盥洗间接水，顺手把门关了。坐，她过来说。为显示自己并不是那样拘束，我偏不坐，做出很随意的样子。中午她在床上躺过的，这看得出来，恰恰因为躺过，才越发显出房间的整洁。女人似的整洁。水壶里哇啦哇啦地吵着架，吵一会儿就停了，是因为每一滴水都沸腾了。这多么像男女，吵啊闹的，可等到两人沸腾起来，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这时候冒出这种比喻，是相当不洁也相当危险的。她倒了两杯开水，放在傍窗的茶几上，茶几两侧各有把椅子，我坐下了，她也坐下了。如果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这样的开始是多么笨拙，但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她屈着腰，低着头，抠指甲。我转过头看她，看到的是她的头，头发从中间分开，黑里露出隐隐的白线。一个声音对我说：你不可以抱她一下吗？你都搂过人家的腰了。另一个声音说：对你而言，这还是个陌生女人，你搂了一个陌生女人的腰就错了，再去抱她，而且是在房间里抱她，就错上加错！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突然抬起头说。
我笑了笑。那笑更像是吓出来的。
如果我是你，她说，我也会那样想。
她用这种以退为进的方式，断然下了结论。
其实我并没告诉她我的想法。
接着她开始讲自己。起句却不是说自己，而是说他——她丈夫，确切地说是前夫。他是为我才杀人的，她说。我屁股底下的椅子摇晃了一下。结果并没杀人，只把人不致命的地方捅了个窟窿。新婚不久的一天夜里，她和丈夫去吃大排档，三个醉汉挤到他们桌上来，傍她在长凳上坐了，请她喝酒。她说对不起，我不喝酒。而她面前放着一杯啤酒。其中一个端着那杯酒，往她乳房上淋，还把她往怀里抱。她挣扎着，看对面的丈夫。丈夫咬着牙，脸色铁青。她的乳房上有了一只手，接着是两只手，三只手。她尖叫着，引来众多目光。那些目光里有刚产生就在融化的愤怒，更多的却是怀着某种期待，用脆弱的良心包裹起来的期待。三个醉汉深谙这类目光，因此在他们眼里，除了她，根本就没有人，当然也没有她丈夫。她丈夫的牙帮松开了，嘴向两边咧，是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他们捏着她湿漉漉的乳房，说些流里流气的荒唐话。正这时，坐在最边上的那位手机响了，他接听前挤眉弄眼的样子，就知道是个女人打来的。那女人叫他们去某个地方喝酒。他说我们正在喝呢，你来不来啊？江娃子又弄到个妹子，奶子爆大，比你的大三倍！说罢抽泣似的笑。那边定是在骂，他谄笑着，说好好好，马上来，你坏了江娃子的好事，你要亲自给他补上哦。收了电话，两人起身，抱住她的“江娃子”，很怜惜似的在她身上又摸了几把，说对不起啊，下回啊，下回我让你……说了半句，伸出舌头，舔了舔她的耳朵，才将她放下，跟随那俩人出门走了。她脑子里空空荡荡，直到门外喊杀人，才发现丈夫不在。丈夫拖了把尖刀，追出去捅了那个江娃子。丈夫被抓。他连正当防卫或者说防卫过当也算不上，因为他拿刀子捅人的时候，江娃子等人已停止了侵害。关在看守所里的丈夫，若移交检方，将提起公诉，面临判刑。但有人给她递信出来，说可以赎的，只要拿10万块钱。她跟丈夫都才大学毕业，都还没找到工作，双方父母也是只能过日子的人，少少的一点儿积蓄，都为他们筹办婚礼花掉了，哪能一下子找这么多钱？但她的想法很明确，而且只有这一个想法：绝不能让丈夫去坐牢。便四处求告，磨破嘴皮，终于借到八万。还差两万，却怎么也想不到办法了。她去看守所找领导，领导不松口，领导说你以为这是做生意呀？这是国法！别说差两万，差两块也不行！留给她的只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犯罪。她犯的罪是当妓女。第一次，就接待了个醉汉，这让她心如刀割，还是把生了锈的钝刀子。但她这知道，这个醉汉不是她的仇人，而是她的客人。她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快速凑够十万块，把丈夫赎了出来。然而，当丈夫知道钱的来路后，一脚就把她蹬了。她的事情已经传出去，父母也不愿认她，亲戚朋友更是离她远远的……
我拿不准她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总觉得这是她听来的故事。一个并不高明的故事。
假的，我想。这想法刚产生，另一个声音又说：天底下的故事本来就大同小异。
如果我相信她，我的怀疑就被证实了。
不过纠结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在此之前，我早已陷入了深渊。
且必须承认陷入深渊的事实。
沉默许久，我问她：你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些？
她撇开我的问话，自顾自地说：我本来是出来寻死的。我想办法还了别人的钱，就出来寻死。我跟他很相爱。虽然他不要我了，但我相信他还是爱我。我们是大学同学，大三就谈上了。可是，我突然之间发现他变了，我认识的那个他已经死了。
去他妈的“很相爱”。又一个自欺欺人的人。
我说，他死了，你就为他殉葬？
她默然，然后说：死之前，我想多走些地方。我也不知道走到哪里才是终点。
我很想问她，遇到我之前，你出来多久了？你凭什么为自己挣路费和生活费？
但我不想问了。这时候我才想起，住在北极村鹿祥园农家乐那天晚上，鹿祥园让他的侏儒儿子来为我烧炕，老是点不燃，看来是故意点不燃，故意不把炕烧热，让我去白素贞的炕上，这样既节约了柴火，又能抽头。我没去和白素贞睡，就睡了冷炕，并且一觉睡到天亮。鹿祥园比我先起床，那样子很不乐意，莫名其妙地朝家人发火。白素贞跑出来蹭我的出租车时，鹿祥园在后面大声挽留她。我还听见他在往这边追，如果车子启动慢一点儿，多半就追上了。我不欠他的钱，看来她也不欠他的钱，为什么要追？难道仅仅是舍不得一个客人？
我用不着再问她什么了。
而她却完全改变了模样和口吻，灿灿地笑着说：在北极村见到你，我突然就不想死了。
谎言。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两个字。
我，朱家田，一个快满四十岁的男人，一个被女人抛弃的男人，没那么大的魅力。
下一站你就到广州了，是吗？
我说是的。
你到广州就结束你的旅程，是吗？
我说是的。
所以我把那些事情告诉你，免得你胡乱猜疑我。
停顿片刻，她又说：我没你想的那样坏……我想给你留个好印象。
霎时间，别的似乎都不重要了，我只揪住了“好印象”几个字。这是什么意思？是要跟我分开吗？我的心拧得干巴巴的，发痛。由此我忠告天下男人，如果你爱上了某个女人，同时又无法确定是否能跟她继续下去，就千万别让她看出来，否则你就被她控制了。你嫌控制你的事情还少吗？非要再加一个女人吗？我当时就是这样对自己说的，我说朱家田，你该站起来了，你可以友好地和她道别，然后走出去，下楼看表演也行，回房整理资料也行，总之你应该马上走出这个房间，明天一早，你就独自离开，像你无数次出差一样，自来自去，满身孤单，也满身轻快。然而，我的双腿被捆住了，或者说我没有双腿了。我就骂自己：你龟儿子究竟想怎样呢？她亲口承认做过妓女，而她却说她没有你想的那么坏，可见坏与不坏，她与你是完全不同的标准。你认的是事实，她认的是动机，她以为你不知道动机大多是骗人的把戏。她身上自带堕落。就像那部韩国电影里的女学生，自带堕落，那个恶棍的错误，只是发掘出了她的堕落。你不是恶棍，你承受不起嗜血的爱，也承受不起她的堕落。
可是我被绳索捆住了。被绳索捆住的人，越挣扎捆得越紧。外面的歌唱我全听不见，只听见屋子里的空气咝咝流动。那是流动的时光，提醒着我的失去。我要失去她了。是我自己让我失去她的。我对她的堕落感到恐惧，是因为对我自己感到恐惧。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那部韩国电影里的女学生，包括我。然而，她真的堕落吗？如果她是堕落的，没必要这么长时间跟着我，跟着我的这些日子，她从没堕落过，她对大篷车里的那个男人，或许只是透析了他的孤独，是对孤独的感同身受，也是对孤独者的怜惜。我的嫉妒心曲解了她的同情心。她确实说过做一个妓女蛮好的，但谁知道那是不是无奈？她跟着我，即使不是因为爱我，也是从我身上嗅到了同类的气息，并因此对生命有了温暖和留恋，想找一个留恋的理由……
我想着这些事，站了起来。
但伸出去的却不是腿，而是手。我抓住她的肩，向上一拎。
嘴唇燃烧。身体燃烧。我们像两团交缠的火，因为痛苦翻滚到沙发上，又翻滚到床上。两个身体互相埋怨，互相倾诉，都说这是早就该发生的事情了，为什么等到今天才发生。两个身体上长满了嘴，但还嫌不够，还需要指尖，需要舌头。她说，吻我，吻我。她说，接吻才是亲密，做爱不是。至少，她的嘴唇是纯洁的。她的纯洁让我深深感动。我说，我要把你带回去，我要你成为我的老婆。说到这里我哭了，从里到外地哭。她舔着我的泪水，说打我，亲爱的你打我。这辈子，我从没打过人，可是今天我想打，她叫我打，我就打了。
啪啪啪。啪啪啪。这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歌舞。
这天夜里，我打肿了她的脸。同样是这天夜里，我们说到死亡，说到谁先死谁后死，说到她死在我前面，我要想办法把她埋到一个干净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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