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十月》•中篇小说（选读2）|罗伟章：白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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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岛
罗伟章
作家/罗伟章
罗伟章，男，1967年生于四川省宣汉县，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成都。1989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就读于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等。
这就是她的逻辑。
不要逻辑，或者打破逻辑，是最强大的逻辑。
所有的逻辑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说服人。但白素贞的话并没有说服我，反而让我难过。前妻是我妻子那几年，她说爱我的时候还少吗？我出差在外，她每天打数次电话，多数时候啥事没有，就是说爱我。再说王林的妻子，跟他办了离婚手续，两人去餐厅吃最后一顿散伙饭，还是眼泪婆娑地说爱他。但白素贞除了嘴，还有眼神，她的嘴没说服我，眼神把我说服了。她的眼神比她的语言更可靠。那是比莫日格勒河更加曲折的眼神。她用石片在河里激起的浪花，现在停留在她的眼睛里，当她把那句话说出口，那朵浪花才带着被阳光浸热的温度，融入她的水中。我的烧退了，感冒好了。真的，好了。我感觉自己像脱了头套，卸了盔甲，浑身通泰。而往常，即使远不及这次严重，都是无论怎样吃药，怎样输液，不满一个星期，就不会好。可是，怎么讲呢，吃过亏的人疑心重，我依然觉得，她那样说，包括她的眼神，都只是一种补偿。至于感冒好得快，只是因为我没了依赖。以前有妻子依赖，就赖着不好，现在没有依赖了，完全靠自己，即使没好也当成好了。
我不愿对白素贞有太多回应。
幸亏冯师傅是个话痨，见啥说啥。他说海拉尔牧区之外也有农区，农区主产大麦、小麦、油菜和土豆，偶尔也种玉米，但气温低，不能成熟，都是青收，用来喂奶牛，用青收的玉米喂奶牛，下的奶稠得能当饭吃，而且特别香，只是太奢侈了。海拉尔田地少，玩不起这样的奢侈。今年七八月，遭过两场冰雹，好多庄稼包括茄子和白菜，都打成了泥；前些日子的一场霜冻，再加一场雪，又把向日葵冻死了。在这样的地方，本来就不该种向日葵，可还是种，向日葵喜庆，还知道围着太阳扭脖子，让人感觉它不是植物，是动物，人们种它，就是养一只动物。说了农区又说牧区。冯师傅连声感叹草场的衰退，说过度放牧并非罪魁祸首，机器打草才是，机器伤根。分明知道，可现在的人喜欢多和快，因此离不了机器，人被机器控制了。草原那边采矿挖煤，掘泥刨土，改天换地，大风一吹，满天焦黄。焦黄的东西混在雨里，雨落下来，草喝了，很快被毒死，就像一盆汤里加了各种腐蚀剂。草场退化，贵了牛羊，现在不到想吃肉想得流口水，都不敢随便买肉吃。
冯师傅正说到这里，前方来了一个庞大车队，一辆接一辆的大车，拉了满车草捆，隆隆地驶向远方。那个远方是韩国。有的拉着芥菜，腌泡菜用的，目的地也是韩国。
离马路不甚远的草甸里，停着辆白色大篷车。冯师傅把车开过去。大篷车里住着个烂了眼睛的男人，是从鄂尔多斯来的羊倌，春夏秋冬，只要不是暴风天气，只要雪没把草盖得羊用蹄子踢不出来，他都得把羊赶出去放牧。干草太少了。好一点儿的干草都送到国外卖钱去了，连那些结了草籽的也送走了，送去低价出售。以前的羊倌是骑马放牧，现在有骑马的，也有骑摩托的。大篷车里的羊倌，眼睛就是被马背和摩托上的风咬烂的。我们下车跟他搭话，他不理。在他看来，我们太柔弱，承受不起他那些生活的硬度。
白素贞却走到大篷车旁，攀住悬梯，似乎想爬上去。车厢两旁，堆放着杂物和锅碗瓢盆，当中横着床铺，垫的盖的，都辨不出颜色。羊倌坐在铺盖上吸烟，烂眼睛里射出恶狠狠的光芒。是攫取的光芒。他离开家乡，离开女人，孤身来到异地，成天跟羊打交道，跟雨雪、烈风、星空和旷野打交道，这样一个鲜活、年轻、美丽的女人突然出现在面前，连想象一下也来不及，只有攫取。我感觉到那眼神里匕首般的寒意，白素贞却坦然承迎，就像流水面对一把刀子。流水等待切割，仿佛就是为了验证切割的无效。可她不知道，每一次切割，水里都会留下刀子的投影。刀子的投影在我心里形成实实在在的伤口。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她说她爱我吗？几十年来，除了曾经的妻子说爱我，别的好些女人也说过这话，她们这样说，并不是表白，而是润滑剂，让寻不出意义的日子变得勉强可以应付。甚至更离谱，更过分。我曾看过一部韩国电影，一个恶棍在街上强吻一个女学生，被女学生扇了耳光，他便把女学生抢到红灯区，迫使她在他自己开的妓院里卖淫。他在房间墙上钻了个洞，偷看嫖客强奸她。她的身体是条瘦弱的鱼，这条鱼没有河流，他的目光成为她的河流。他嗜血，并以嗜血的方式爱她。她等着男朋友来解救她，可等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夜晚，一个接一个的嫖客。她要活下去，只能接受不习惯的河流。接受了，就慢慢习惯了。习惯了，就觉得是好的。那恶棍如愿以偿。他带着她，以大篷车为家，四处流浪，衣食无着的时候，就揽一个饥渴着的男人，让那男人去车上，跟她做生意，他则蹲在车下抽烟，然后收钱。她做生意感到委屈时，他就跟她做爱，疯狂到暴虐。他们就这样，以堕落为食，活了一辈子，爱了一辈子。
爱有一万种方式，而我只知道一种，且只承认我知道的那种。
我说：走吧！
是的，我又想到了那种互动。美与丑的互动。美丽的女人往往钟情于恶男和丑男，就是受那种互动的蛊惑。我说过，那是天地间严守的秘密，所以很难被理解。白素贞不仅美，还以自己的美，去触动生活里最严酷的伤疤。她似乎隐约期盼着在严酷中撕裂。这是艳丽着就在凋谢的美，嗜血的美，废墟的美。我不是她互动的对象。
冯师傅就和那个带我们出北极村的司机一样，对自己的家乡，即使说不上热爱，也有天然的自尊，他先给我们说了那么多家乡的不好，现在想挽回来。离开大篷车后，他说，呼伦贝尔草原虽然遭到破坏，但毕竟还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草原，这草原上的白蘑菇，是天下最好的蘑菇，要是没吃过，就不知道什么是山珍野味；说春夏时节，地上百花开，天上百鸟唱，唱得最好听的，是百灵鸟和娜娜儿；说他们海拉尔人，从不拿别人东西，把东西放在外面，就跟放在家里一样。说着这些的同时，他带我们参观了建在野外的反法西斯纪念馆，去敖包山上看了白塔，接着又去一户牧民家。这家主人叫巴特尔，巴特尔养了一百多匹马、五十多头牛和两千多只羊，是大户，他独自坐在白房子里，首如飞蓬，也没洗脸；可能洗过，只是看起来像没洗。白房子旁边，是用木栅栏围起来的羊圈，羊圈里没有羊，只有羊粪，那是他的燃料。羊在附近放牧。巴特尔给我们烧了奶茶喝过，出来指着最近的羊群，说那是群公羊，他们叫爬子，爬子要跟母羊分开放，不然那些家伙想东想西，就要掉膘，到春天的某个时候，才将它们一起赶进母羊群。那种场面，让人联想到一座城市被占领。爬子们悬垂的睾丸，每动一步，都沉沉地晃荡，相隔老远，也能用眼睛掂出睾丸的沉。它在眼睛里的重量比羊还重。臊味儿扑鼻而来。巴特尔呵呵笑，说母羊产崽那些天，他接羊羔就像接天上的雨水。
冯师傅要上厕所，巴特尔领他去。这时候，白素贞背对着我，看太阳底下白浪般移动的羊群。而我，心思又回到大篷车旁。我说了那声“走吧”，冯师傅便钻进了驾驶室，可白素贞依然攀住悬梯，很留恋的样子。我应该像冯师傅那样，钻进车里去。但我没有。我等着她。其实是等一种危险。羊倌，白素贞，我，形成一个三角，他们形成钝角，跟我形成锐角。我要保护白素贞，而事实上，她可能并不需要我的保护，还可能，她已成为羊倌的同盟。羊倌寒光四射的目光，沿三角形的一条边，嗖嗖嗖地朝我射来。我怯了一下，但立即意识到不应该怯，便向那目光迎过去，谁知它已到了另一条边，那条边连着白素贞。我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他俩的互动。白素贞成了那部电影里渴望河流的鱼，而我不是她的河流。我朝冯师傅的车走去。但我的背后长着眼睛。我想的是，如果我上了车，白素贞还不动，我就断然地让冯师傅开走。好在她动了，我刚拉开车门，她就过来了，走得慢腾腾的，走几步还停下来，撅了屁股看地上，像是地上有非常值得一看的东西，其实就是被雪咬过被羊踢过被人踏过的黄草，再就是羊粪，以及冻成固体的羊粪的气息。车子启动的瞬间，我望了一眼大篷车里的人。他的腰塌下去了，目光里的寒气收了，而且突然间长出了许多皱纹，每一根皱纹都很悲伤。他就是一个被野风吹烂了眼睛的羊倌，他将独自留在这里，承受辛劳、风寒和孤独。
白素贞伤害了我，也伤害了他。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现在还是这样想。
我甚至想，白素贞假装看羊群，其实是在挂念那辆大篷车，可同时又觉得对不起我。
我不知道我想得对不对。很可能是对的。否则，下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当冯师傅和巴特尔隐到房屋背后，白素贞猛然转过身，近乎哀伤地恳求，你打我一巴掌好吗？
我承认，这完全暗合了我的欲望。
但我只是哼了一声，说，莫名其妙，我又不是恶棍。
求你了，打我，打我哪里都行！
我的欲望在退潮，她发现了，抓起我的手，重重地拍在她的脸上。
这构成了我们的仪式：打她，然后拥抱她，亲吻她，再然后，在对死亡的言说中做爱。做爱的过程中，还可能应她的哀求，不停地打她，手越下越重。打起来不过瘾，就掐她脖子。掐脖子还不过瘾，就用指甲或牙齿，恶毒地欺负她的乳头。她害怕养育，开始就怕，婚后照样怕。有一次，她以严肃到冷酷的口气对我说，朱家田你要是让我怀上了，哼！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夫妻了。其实她应该知道，我也不需要她生孩子。我是个平凡的人，且知道自己的平凡，因此没有繁衍的渴望；即使有，也无非是本能，从没上升到意识。
何况我已经有一个女儿了，我的女儿十三岁了。我是说，白素贞死在半岛上时，我的女儿就满十三岁了。十三岁的女儿已是个姑娘，情窦初开，她对她的男同学或者男老师，也会有朦胧的抑或是清晰的冲动，甚至有了爱情。平凡的爱情。她父亲是平凡的，她多半也只能拥有一个平凡的人生，包括爱情。
当然，她母亲不平凡，她母亲开了家小超市，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能删繁就简，遵从自己的意愿生活，单凭这一点，就非同一般。我们离婚的时候，因为说好了是假离婚，就没谈女儿归谁抚养，但由她带着，当假的变成真的，还是由她带着。这是她主动要求的，她说家田，就让我带吧，你经常出差，照管不了她，再说女儿慢慢长大，你一个男人家，带她也不方便。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会儿，是在等我表态。我没表态。于是她又说：你将来也是要结婚的，说真的，我怕她后妈对她不好。我记得很清楚，那次约见，是个星期天，浓雾从江面升起，弥漫开，把整座城市潮乎乎地罩住，我在锣锅巷那套房子里等她时，一再告诫自己，无论谈到什么话题，都要冷静、大度，像个君子和绅士那样跟她了结。事实证明我完全装不下去。当她说到“她后妈”这句话时，我再也装不下去。我说周琴——这是我前妻的名字，我本来不该说出她的名字，但回忆起那天的情景，我又忍不住愤怒了——我说周琴，你的话说完没有？说完了你就滚吧。她坐在那里不动，抿着嘴。当那嘴唇启开，话又出来了，声音比开始时响：家田，你是男人，我是女人，我知道男人，你知道女人，我们都知道男人和女人，都承认男人的心胸比女人的宽，天底下的继母，大多数确实比不上继父……昭国你是见过的，他怎样待我们女儿的，你也是见过的。说到这里她又停下了。
是的，我见过。当时我们在长江边的露天茶园，她的新丈夫黎昭国抽着烟，怕熏了孩子，就站起来抽，嘴巴噘到天上，不厌其烦地吐烟圈给我们女儿看。要说，那家伙真有本事，能把烟圈吐成兔子、雀鸟、鸡鸭、小狗，还能一次吐两只小狗，相互追逐打闹。女儿乐不可支，嗓子都笑哑了。然而，就算他能吐成一座黄金宫殿，也只有连血带骨的亲情，才知道什么是好。我不需要周琴来提醒，我朝她挥了挥手，说，你走。
她跟后来的白素贞一样，把我吃得牢牢的，关于女儿的抚养权，只听我口气，就知道我是答应了她。其实早就答应了。她提出让我跟她新丈夫见面，且带着女儿，我就明白她的意思，是让我实地考察一下。我同意见面，表明已顺从了她的意思。但我们约见的那个星期天，她走得让我憋屈。我以为她还不会走。她至少要给我一个解释才会走。我要的解释是：和我离婚，是不是她的预谋。离婚是我提出来的，这没错，但回想一下那天的经过，就发现这证明不了什么：她听了我假离婚的话，没答言，反身进了厨房；她正准备炒花生米，油已下锅，是我在客厅喊她，她才出来的，我说了想法，油已烧辣，她不答言就进厨房去，在情理之中。她关了厨房的门，接着打开了抽油烟机，呼噜呼噜地在里面闹腾了好一阵，才又回到客厅，跟我并排坐在沙发上。事有凑巧，电视里正播报山城新闻，说的就是分片入学的事，我们默默地看了大约半分钟，她说，你真那样想？我说又是限房令又是分片入学，有啥办法呢，锣锅巷周边的学校……她说，嗯。我说，我去写个协议？她说，嗯。我把协议写好，让她看。离婚的理由，我说的是感情不和。这是最虚妄又最本质的理由，因此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由。她盯住那句话，似乎想说什么。她说了，说的是：嗯。就把字签了。那天接下来的时间，她很兴奋。我当时把她的兴奋理解为可以让我们女儿进个好学校，不至于输在起跑线上，过后想起这事，我就脸红，就为自己心痛。她的兴奋是顺水推舟的兴奋。
当然，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需要她一个解释。她没有解释，我叫她走，她果然就走了。
她连愤怒的权利也不给我。
她只把一个事实扔给我。
既然是事实，为什么还要她的解释？
不说这些了。我说过不说的，结果又说了这么多。
我是在说白素贞怕我让她怀孕，而我没有那种渴望。我有一个女儿已经足够。女儿刚进新学校那段时间，我每天跑很远的路，去学校门口，躲到一棵黄桷树背后看她——看他们把她接走。每次去接她，都是周琴和她丈夫一同去，女儿走中间，他们走两边，一人牵住女儿的一只手。我就看着他们这样把女儿接走。我至今不清楚那个名叫黎昭国的人是干啥的，包括他之前是否有过婚姻，是否也有孩子，我都不清楚，但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实意喜欢我们的女儿。知道了这一点，以后我就去得少了，以至于干脆不去了。
儿女是要养的，养才能出感情，我没养她，没伴随她的成长，又少于见面，感情就会被大片大片的空白稀释掉。开始，女儿还经常给我打电话，我自然也经常给她打，后来她的电话少了，我的电话也少了。我并不需要再给她抚养费，买新房的钱，远远多于买我住的那套旧房的，将我应该支付的抚养费除掉，周琴还应该补我一笔，我以怒气冲天的坚持没要那笔钱，是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做夫妻的时候，她挣的本来就比我多，多很多，尽管我动不动就出差很辛苦，但她日复一日在超市里经营，打理，只要不是忙得起火，三顿饭期间她都把事务交给请来的小妹儿，回家为我做吃的，她比我更辛苦，我要那笔钱于心不安。因为不给女儿抚养费，我和女儿在经济上的联系也断了。她忘掉我，只把黎昭国叫爸爸，不把我叫爸爸，甚至渐渐不知道有我这个爸爸，我也不该有任何怨言。
但毕竟，女儿不是一件东西，说给别人就给别人，我做不到。我能够做到的，是尽量不去想她。她不会单独存在，我一想她，就想到了她是怎样生出来的。这是在我伤口上撒辣椒面。我不去想她，更不和她联系。到半岛以后，我跟白素贞把手机都扔了，想联系也没法子了。我和我的女儿，只剩下遥远的生理上的联系，但这已经足够。每当她像流星一样从我脑海里划过，我就知道，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是在半岛之外的，是在我祖祖辈辈生活的那座城市里，于是我就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奢望什么。
我现在把半岛和半岛上的白素贞，当成自己最大的奢望。
我们在半岛上开荒。对此，白素贞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仿佛我们真是世界的创造者。野草长在那里，长了多少年？不知道。在我们的想象里，野草跟河水一样长久，都是这世上最古老的居民，然而，当扒开薄薄的一层土，却发现土里有木屑，有铁钉，有瓦片，不是石片瓦，是窑烧出来的，隐隐泛红。这是人类加工的痕迹。在不算久远的过去，这里很可能是一个村庄。野草先于村庄，然后村庄除灭了野草，再然后，村庄消失，野草又来。
我参加工作不久正当意气风发的时候，曾被派到清溪河采访，从源头走到它与嘉陵江的汇合处，一路上都听说，河岸有个秘密的村子，住进那村子里的，都是麻风病人。谁也说不清村子的具体位置。会不会就是这里？我这样猜想，但没对白素贞说。我应该学会隐藏一些东西了，我对她说得太多了。最不该说的，就是这座半岛的存在。当年，我坐着小木船，逆流而上，发现了这座半岛。那时候它就是荒芜的，茅草深密，荆棘丛生，林木蔽天，有几棵高树片叶不存，已经枯死。我向船夫打听它的名字，船夫说没有名字。我又问这么好一个地方，为什么不开发？那时候，开发这个词正热得发烫。我说，在上面修几幢客舍，开农家乐，绝对能在节假日把河上两座县城的人吸引过来。这些话并不表明我有经济头脑，只表明我比荒河人家更能追赶时髦。我的平庸也是这样来的。船夫没回我。那是个沉默的人，数十年的水上生涯，使他不惯于开言。沉默如刀，在他脸上刻下深长的沟壑。他是觉得我异想天开因而懒得回话也未可知。但我把这座半岛记下了，并在跟白素贞结婚半年后讲给她听。
我至今无法说清，在那个黄昏如雨的日子，我想起半岛，提起半岛，是不是因为自己对它有了想法？直到白素贞缠住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在人群里混？为什么不去那荒岛上找些意思？哪怕饿死呢！我才知道自己失言了。如果认她的理由，她的理由就很强大，不认，就啥也不是。我在认与不认之间。这种状态最糟糕。这意味着挣扎。当一个人在沼泽里挣扎得累了，犹豫着是不是还要继续挣扎的时候，沼泽自会帮你做出裁决。
她在荒岛上找到的“意思”，首先是它的荒凉，接着是那间木屋，那棵杏树，随后就是被草根缠裹的木屑、铁钉和残瓦。去的第二天午后，她提起一笼巴根草，费劲地把瓦碴掰掉，问我，你认为世上最大的神秘是什么？我说是你。她跺跺脚，我是认真问你。我说我也是认真答你。还是研究生呢，她歪着鼻子说，还当那么多年记者呢，结果肚子里就只有那么点儿油腔滑调。她是说到点子上了。安分守己和油腔滑调，成为我的A面和B面，A面是我，B面也是我。她只有一面，若说是有两面，A面是神秘，B面也是神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并不是在敷衍她。但她不认，她说，世上最大的神秘，不是未知，而是出现过又被遮蔽的事物，是低处而不是高处，立在高处的房屋，永远没有埋在土里的残瓦神秘。
我心里服她，但嘴上不服，我说，再这么挖下去，说不定还会挖出人骨头呢。
话是不能随便讲的，有些话讲了就跟着来。我话音刚落，她果然挖出一根骨头，足有一尺长，草根包不住，露出头尾，草像是狗，把骨头含住。草根白得触目惊心，比骨头还白，而且胖，感觉是虫子，不是草根。白素贞如获至宝，用竹签小心翼翼地把泥土挑去，再将交缠卷曲的草根，很有耐心地理伸展。她双手握住解放出来的骨头，说：人活着时被人事捆绑，死去后被草根捆绑，可见人就这么个命。她把骨头拿去水边——离我们住处不远的地方，有好几口水潭，一潭水里有鱼，另几潭水里没有鱼，我们就把有鱼的那潭水做了饮水，并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人鱼潭——白素贞正是走向人鱼潭。她要去把那根骨头洗干净。我一下子想到了麻风病。但我不能说，我发现，她对排除在人群之外的，不管是人还是物，有种特别的痴迷，如果我说了，她会把那根骨头视为至亲，因此我忍住了没说。我说的是：那水是我们喝的，不能让死者喝，死者为大，你要洗，就拿到河里去。
她觉得有道理，就向河边去了。
当她许久之后出现在我面前时，睫毛湿润，似乎哭过。这是个阴沉沉的天气，风凌乱地吹，她披散至腹的头发，一忽儿把脸遮住，一忽儿又露出来。我说，你为它哭啦？她两手抱在胸前，骨头插在双乳之间，一端顶住下巴，像她拾回的一截藕。她不回答。我说，那还不一定是根人骨头呢。她这才说：难道这有什么区别吗？
我没想到她会把骨头带到床上去。当天晚上，俩人刚钻进被窝，她就在里面拱来拱去，不停地在我身上比画。我感觉到一种凉，那种凉在我躯体上一截一截地丈量，每丈量一处，那地方就生出电流，麻，还有皮肤灼烧的痛。凉和热，就这样殊途同归。我以为她又在试验她的新花样，她总是想尽办法，用她身上的任何一处来贴我，遇到她之前，我不知道用身体的不同部位去贴一个人，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感觉。白天太过劳累，我没精力管她，只沉浸在那种感觉里。有时候，麻和痛，竟是这样的让人享受。直到她把我的手臂拉出被子，借着烧在屋外的火光（刚去半岛时，怕有狼，我们夜里在屋外烧火），我才看见她是用那节骨头在量我。火光从壁缝漏进来，随风摇曳，如漂浮的水草，可火光往骨头上一碰，就吐出幽绿幽绿的气泡，像吞吐自如的眼珠。我涌起一阵战栗，坐起身，把她和它打开。这有啥呀？她万分不解地说，我只是看看它属于身上的哪一部分。那你为啥不在自己身上弄？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几分愧疚几分撒娇地说，我怕在自己身上看不清楚。我懒得理她，躺下去睡了。她果然就在自己身上比来比去。我很快进入梦境，她忙到什么时候才睡的，我不知道。
你太爱嫌弃了，她说。
这样的话她早就说过，我们在从北到南的旅途中她就说过。
那次在呼伦贝尔草原，我们在牧民家住了一夜。这家牧民的主人，叫宝音巴特尔。巴特尔是英雄的意思，草原人忘不了他们祖先的神勇，取名巴特尔，一为祭奠，一为期许。我猜想，如果谁有那么大的嗓子，站在草原的中心喊一声巴特尔，会有一万个巴特尔答应，会有一万个英雄迎风而立。宝音巴特尔跟前面那个巴特尔一样，修了定居的白房子，宽敞得足以住下五十个人，但他知道我们来自城市，定想体验帐篷生活，就在屋外相挨着搭了两顶帐篷。地上满是牛羊粪，气味绵密。睡之前，我们坐在外面望天。星星把天挤得装不下，只好拼命延伸，延伸到无穷无尽。白素贞抱着膝盖，跟我坐得很近，可我感觉她离得很远，跟天上的星星一样远。她似乎完全忘记了在莫日格勒河边说过的话。冯师傅抽着烟，说，看那颗流星，呵。又说，那颗星是红的呢，呵。他这么有一句没一句的，呵呵呵的。我知道，他是对我和白素贞的关系有了疑惑。如果我们是夫妻，或情侣，昨天夜里我去医院，她怎么不跟着？为什么住宾馆又要开两间房？他拉我们去星期天宾馆时，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得二十块回扣。如果我们只是普通的同事——在敖包山上，我对他说过我跟白素贞是同事，单位又怎么会派一男一女到这么远的地方出差？他或许在想，我们昨天可能是闹了别扭，今天在高天之下，厚土之上，正是情侣的好时光，于是悄悄地溜进了帐篷，且把拉链拉上。这让我不自在起来。并非是因为与白素贞单独相处，而是被人觉得我们应该单独相处。我对白素贞说，睡吧，外面冷。她只看天，不看我，说，你想睡就去睡，我再坐会儿。我没动，说，夜深了，看豺狗子来了。宝音巴特尔交代过，草原上有豺狗子，上个月，他家的一头牛犊就被豺狗子掏空了肚肠，嘱咐我们一定把帐篷拉严实，还在白房子外墙接了百瓦的电灯，通夜照明。白素贞依然不看我，说，豺狗子又不欺负女人。这话听起来怪怪的，像我在欺负她一样，像我比豺狗子都不如一样。又干坐一会儿，我起身，钻进了冯师傅的帐篷。冯师傅分明没睡着，可装出熟睡的样子。装得再像，我也能感觉到他骤然升起的安详。没过多久，我听见了白素贞进帐篷的声音，还有锁拉链的声音。除了这两种声音，她几乎是无声无息的。
第二天起来，她问我，你怎么一夜没睡着？
气味太冲人了，我说。
她阴着眼睛：你太爱嫌弃了。
我很想反问她，你不是也没睡着吗？不然怎么知道我没睡着？
从草原回到海拉尔城，我们又住在星期天宾馆。我的房间打不开，到大堂重新刷卡，结果她也在那里，她的门也打不开。我对她说：我下一站去齐齐哈尔，你呢？这是我第一次主动问她的行程。她冷冷地说，你要是让我去，我就去。从这时候起，她就吃定我了。她知道我对她有了依赖。的确是的。多年的外出采访，让我尝够了孤独的滋味儿。这次，我从漠河到广州，纵跨30个纬度，有一年，我去川西甘孜州采访，虽然空间上没这次遥远，时间上却更遥远，花了将近两个月，满一个月后，我简直要疯了，但我不跟谁说一句话，我是出来采访的，本应该多问多听，但就是不想说。孤独的意义，不是让人话多，而是让人沉默。我只跟我的拉杆箱说话，它是我唯一的伴侣，即便在荒郊野外，只有鹰飞，不见人影，更不会有窃贼和抢匪，我坐下歇息时，也把拉杆箱搂在怀里。这次有她，幸亏有她，否则我的感冒不会好得那样快，而且就气温而言，我是从冬天走到秋天，再从秋天走到夏天，也就是说，我要跨越三个季节，尽管事实并不如此，但在感觉上，那是多么漫长的时日。
然而，一个小我十多岁的女人，一个表面熟悉实则完全陌生的女人，怎么可以这样吃定我。我说，齐齐哈尔又不是我的，去不去是你的事。她说，你什么时候走？我说明天。我也是，她挑衅地扬一下头，发丝从鼻尖上分流开，露出白亮的脸。我吃下一颗定心丸，却做出淡然的口气，请她一同去吃饭。这些天来，如果不是我包了车，请司机吃饭的时候搭着把她叫上，我是不叫她吃饭的，她也不叫我，我们各吃各的。这是我第一次单独请她。
对我的邀请，她很高兴。是不加掩饰的高兴。她就这样，时时比照见我的小来。说不清从哪天起，我的生活中充满了掩饰，本来是东边的话，却非要拿到西边去说。她问我请她吃啥，我说由你点。她两手握住，举在噘起的嘴唇底下，说，人家不知道吃啥嘛。我说，就吃冯师傅说的白蘑菇，现在虽然没有新鲜的，可晾晒后的蘑菇更香。她嘻嘻笑着，耸了耸肩，说现在太早了，我们转转路好不好？还不到下午五点，吃夜饭的确早了点儿。
俩人去房间放了行李，出了宾馆，右转至胜利市场方向。是路人指点的，那个热情和善的老人大概没听懂我的话，那条大街没什么吃的，胜利市场就是个卖衣物杂货的地方。走到市场门口，她说，你不买件外套？这也是她第一次关心我穿得太少。我说不了，我的感冒已经好了，相对于北极村，这里又是南方，暖和得我都有点儿发热。然后左拐，走上另一条大街，这条街上有一家接一家的酒楼，我朝酒楼里张望，她却拉我走，说还早呢，你饿了吗？我说不饿。走到中段，见前方房屋低矮，全不是这边的气象，我说好啦，再走就吃不到白蘑菇啦。她说怎么会呢，白蘑菇是他们的土产品哪。又是差不多半小时后，到了一个大众饭馆门前，她按着肚子叫：唉哟，饿得不行了，吃吧。这种地方，我们那里叫“苍蝇饭馆”，临近暮秋的海拉尔，倒是没见苍蝇，但人的气味盖过了饭菜的气味，墙壁黑不溜秋，地板和桌面流汤滴水，用过的脏纸扔得到处是。我是请她，怎能这样不讲究？可她已经进去了。
油腻腻的墙角有个空位，她去那里坐下，且开始点菜。自然，没有白蘑菇。即使有，太贵的话，她也不会点。她点的全是家常菜。点完菜，回头看我。我想起她说我爱嫌弃的话，便装得笑眯眯的，只是说，是你自己选的地方啊。紧挨着她的，是个满脸雀斑的妇人，妇人扭过脖子瞄我一眼，将半碗米饭倒进萝卜汤，几口刨下去，走了，我便坐了。
还没开吃，门口响起一个昂然的声音：两块钱的米饭！是个乱发脏脸的中年男人，拿着顶铁灰色的圆帽。跑堂的漠然地瞅瞅，舀来一大碗，递给他，把他装在帽子里的两元钱取走了。没有位置，他就站着。他说，把萝卜汤给我舀点儿。跑堂的说，我们这里只有萝卜加汤，没有萝卜汤，你要萝卜加汤，就是五块钱一份。那人说，我只有两块。跑堂的说，那还要什么萝卜汤？那人杵在那里，然后分辩说，你不给我汤，一碗干饭，怎么吃？跑堂的说，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他说，加点儿汤。跑堂的不理他。他说，加点儿汤。就这么干巴巴的一句，不停地重复，本是求情，听上去却像命令。跑堂的恼了，快步走过来，将两元钱扔进他的帽子，夺过他的碗，回身，啪，倒进了蒸锅。那人脸上有了一层红，红从黑肉里透出来，变成黑红，接着一串鼻涕挂下来。他用袖子擦着鼻涕，驼着肩，步态不稳地朝门外走，同时，将圆帽里的钱捏在手里，用帽子断断续续地拍打着弯曲的腿部。
白素贞看着我。我摸出十块钱，叫她去给他。她没拿，出去了。
透过攒动的人头，我看见她拦在那人面前，跟他说着什么。几分钟后她回来了。她说：我给他钱，他不要，叫他来一同吃，他不干，还骂我。我知道这种人，骂我，是自尊心提醒他起码应该做的事，但要是你真心对他好，强拉他来吃，他立刻就会感觉到温暖，立刻就会谦卑到坑里去。但是我又不能那样做，有你在这里……你太爱嫌弃了。
然后她轻声说：你这么爱嫌弃，我都不敢给你讲我自己了。
就这么轻轻一句，在我心里投下一枚炮弹。
也正是对炮弹的感觉：期待它爆炸，又害怕它爆炸。它迟迟没有爆炸。我要去排爆吗？不，最好别去碰。就这样，我们去了齐齐哈尔。我是带着任务的，每到一个地方，走哪儿，不走哪儿，都以完成任务为准。她无所谓，在她心目中，似乎没有一个地方不值得走，因而走哪里都是好的。我们去了小民镇，接着去大民镇，这两地是齐齐哈尔大棚经济示范区。大棚之外也种玉米，正在收获，一个农妇将玉米秆砍倒，席地而坐，把棒子扳下来，用根三角形竹签将头子一挑，三两下，棒子的衣服就剥掉了。剥出后放进垄沟，用拖拉机运回家。若要运往外地，便用统一规格的绿袋子装了，码在马路边，等候车队一齐南发。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是听父亲讲的：20世纪70年代初，四川遭遇特大旱灾，庄稼绝收，便靠东北的玉米接济，拆开每个包装袋，里面都有张字条：送给四川懒汉。有的不会写懒字，或者是故意，少了竖心旁，懒汉变成了赖汉。四川饥民拿着这字条，朝东北方向鞠个躬，再把字条张贴在显眼处，一时间，乡村里的人舍猪圈，城市里的道旁树、电线杆和公交车，都贴满了那样的字条，先是激励自己，后来激励的意味少了，变成了自嘲，招呼对方，叫一声：懒汉（或者赖汉）！这成了他们统一的名字，也成了血脉里的记忆。我把这事讲给白素贞听，白素贞笑，笑得很欢乐。我们站在地边，风吹过来，伏在地上的玉米叶，也抬起半个身子，哗啦哗啦地笑。笑过后，白素贞说：其实懒汉是可敬的，懒汉从不觉得时间不够用，他们在一个地方待半天、一天，也绝不认为是在浪费时间，因此时间在他们那里没有权威。时间对皇帝都有权威，但对懒汉没有。她伸出右手的食指，点一下我的下唇说：你不配称为懒汉。
我的胡茬把我自己扎痛了。
而今回忆起来，那应该是我们第一次肌肤相触，结果却是我自己扎痛了自己。
你有那么多焦虑，她接着说，怎么能叫懒汉。
她能看出我的焦虑？我觉得自己已经很放松了。快四十岁的人，再蠢笨，再执着，也大概知道了从早到晚地忙，并不一定能忙出个气象，倒不如敛了翅膀，让心回到身体。何况这是在异地，还不是在异地的城里，是在乡野；城市催人追逐功名利禄，并因此焦虑，乡野却给你宽博，叫你放下。——或许，焦虑已深入我的骨髓，成了无药可治的病？
但我并不赞同她。她说的懒和我说的懒，不是一回事。
而且，她是否又知道我的另一种焦虑？我把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带来带去，带到何时才是终了？难道要一直把她带到广州，然后从广州带回山城？
她说我在宝音巴特尔的帐篷里一夜没睡，其实我是睡过一会儿的，我还做了个梦，在梦里，前妻跟我通电话，说女儿做了个梦，把自己哭醒了，女儿梦见，我，也就是她生理上的爸爸，变成了一只猫，被人用胶水粘了，贴在墙上，她想把爸爸救下来，可贴得太高，够不着，她站到凳子上去，墙也跟凳子一起升高。我在梦里想这个电话，越想越阴沉。那个把我贴到墙上去的人，会不会就睡在另一顶帐篷里？梦和现实，就像两杯倒在一起的牛奶。我醒来后，就跟在梦里一样，直到伸手碰到冯师傅毛茸茸的腿，才清醒了些。我只有在做梦的时候，才会在女儿的梦里出现了。前妻也不会给我电话了。我一直开着手机，一直等她的电话，可等来的，是头儿问我的进展，然后说刊物经费如何紧张，再说家田你辛苦了，在外面要注意安全。后面的都是套话，要我知道刊物的难处，节约开支才是重点。理解了头儿的意思，我有些难过，我在那家杂志社干了十几年，它的绿肥红瘦不仅与我息息相关，还跟我完全是一体的。不管多远的路，我都是买硬座；不管是我单独吃饭，还是请司机和白素贞同吃，基本上是进小馆子，便宜不说，还拿不到发票。头儿更让我难过的是：他的电话不是我盼望的。当你扯心扯肺盼一个人的消息，除了你盼的那个人，别的任何人都让你烦。不过，烦过了，我又感念着头儿。在那座城市里，到底还有人想到我，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当然，父母会想我，但那是理所当然的想念。我要的是另一种想念。另一种想念已经不会给我了。
白素贞又在说话，她说，你不高兴哪？
我说没有啊。
她用肩头轻轻撞了我一下，弯腰摘下一片半青半黄的玉米叶，问我，喜欢《聊斋》吗？我点点头。她说那里面有个故事，一个狐狸想娶人家的女儿，人家不愿意，狐狸生了气，带兵杀来，却被人打败，狐狸遗下大刀，亮如霜雪，捡起来一看，却是玉米叶子。我说不是玉米叶子，是高粱叶子。她说讨厌，能用高粱叶做大刀，还不能用玉米叶做大刀吗？说着，把玉米叶撕成条条，编成辫子。我心里一动。九天之下，有那么多人，只有这个人离我最近。可这个人是我的什么人呢？我不知她的来历，也不知她的去向。
我再一次问自己：要不要去排爆？
排爆的意思，就是让炮弹爆炸。她爆炸了，就没有她了。
没有她……我不敢去想。人的心跟胃是一样的，空了就要东西填。是她填了我的空。
随她去吧，我想，她愿意这么跟着我，就让她跟着好了。
我发誓不再焦虑，至少不再因为她焦虑。我领着她，行走在齐齐哈尔的大地上。齐齐哈尔是达斡尔语，边疆的意思，这个命名，让人对一个民族和它昔日的故事浮想联翩。但那已经过去了，迁徙也好，征战也好，都过去了。过去的事，不管有意无意，都会被遮蔽，或多或少。白素贞说，出现过又被遮蔽的事物是最神秘的，未知并不神秘。即使我变成猫，且被粘到墙上，也属于未知，属于算不上神秘的那部分，我实在不该去多想。
到了齐齐哈尔，当然要去扎龙。那片乌裕尔河下游的湿地，奔涌着浩大秋声。我要采写的，无非也就是秋景、秋意、秋收和秋声。至于白素贞说的二十一岁的秋天，十八岁、十六岁抑或十四岁的秋天，那是另一种地理，是埋在记忆底层、最好彻底忘却的地理。从高大的白杨和低矮的葡萄园穿过，不久就听到溪水潺湲，接着是河吼。那不是溪水，也不是河，是芦苇尖儿秋声的合唱。紧跟着，便望见白花花的芦苇的海，叶子已变黄，再经几朝风，叶便掉光，只剩了秆，待湿地结冰，便将秆割下，用于盖房、造纸、制装饰挂件，或打成帘子、扎成捆，出口日本，听说日本人做寿司要用到它。芦苇如同动物界的牛。上午十点过，放飞丹顶鹤。丹顶鹤头上的红，像枚印章。它们听从哨音飞行几圈，就被引到水边草地，一管理员提着铁皮桶，桶里装了蠕动的小鱼，管理员用漏瓢舀了，唤一声：“嘚儿——”然后撒出去，丹顶鹤便去啄食。小鱼蹦跳着，不让啄，它的生命，就在三两下蹦跳中短暂延续。人也如那些小鱼，在生活里蹦跶，但最终要被吃掉，不被丹顶鹤吃掉，也被光阴吃掉。这其中似乎没什么悲哀，连惆怅也说不上。但白素贞不这样看，她说鱼怎么会不悲哀呢？对生命没有思考的生命，一定觉得生命重要，每分每秒都重要，只有对生命思考过，才会把生命看轻。
头上淋下一串水滴，是管理员用长长的竹竿挑了水草，撂到干坡上，让丹顶鹤吃。它们吃了鱼，还要吃水草，就像人吃了荤还要吃素。吃饱了，它们就跟游人混在一起，其中一只火气特别大，谁有招惹它的举动，甚至意向，它就叼谁，迈着长腿追，还扇着翅膀追。不过它追的都是年轻女人。看来，那家伙要么对年轻女人特别恨，要么是个色鬼。被追的女人奓开手跑，夸张地尖叫着，可要是它不追自己去追了别人，又站在那里失望着。
白素贞静静地盯住它和她们。她的情绪似乎很低落。
回城的时候，她说：万物都跟人学坏了，都有了戏剧型人格，都在表演。表演很坏，比坏本身还坏。如果是表演善良，比恶毒还坏；如果是表演温情，比残忍还坏。这时候她望着路边墙上的一则广告，是出售银狐的广告。你知道银狐吗？她问我，却不要我回答，说，银狐就是北极狐，养在这里，它们要受罪了，气候不适宜嘛。接着又问：人为什么养银狐？依然不要我回答，自个儿断然地下了结论：为了扒它们的皮。
我悚然一惊。
可你为什么把一根骨头放进被窝？
为了长久，她说。
当我体会到“长久”的意思，就想到了齐齐哈尔的银狐。这种联想是没有逻辑的。我跟她一样，学会了不要逻辑。尽管人都是要死的，但死亡并不能成为生命的目的。对此，她不置可否，只是我行我素，把那根骨头放在枕头边，睡下了，就放进被窝。她像是爱上了它。但她不承认。她说，是你不爱我了，就觉得我爱上了别人。说着“别人”的时候，她把骨头举在眼前。白沙沙的月光从天眼泼下来，把杏树叶子打得啪啪响，月光便从叶片上溅开，溅得满屋都是。我们有多久没做爱了？她幽怨地说，眼睛依然看的是那根骨头。你去跟它做爱好了！我翻过身躺下，闭上眼睛。眼睛一闭，月光就溅不到我了。
好一阵过去，她一动不动。
半岛上的鬼魂，半岛背后的山魈，半岛前方的河流，还有河流的吼声，都一动不动。万物变成了固体。正是这时候，我的焦虑和小肚鸡肠，显得是多么渺小和可怜。我曾看一部片子，讲人类消失后的地球，说几小时后，全世界的灯就会熄灭；三天后，大多数地铁会被水淹；十天后，关在家里的宠物将因饥饿和缺水死去；一个月后，核电站的冷却水蒸发殆尽，从而导致核爆，数以百万计的动物会患上癌症；一年后，天空将有绚烂流星，那是人类发射的卫星纷纷坠落；二十五年后，植被将覆盖马路和广场，侥幸逃生的大型犬将与狼交配，但有一些城市会变成沙漠；三百年后，钢制建筑将崩塌，沼泽蔓延，海洋里的哺乳动物会无比开心；五百年后，所有现代人造建筑会成为废墟；一万年后，人类存在的证据只剩美国总统山、中国长城和埃及金字塔；五千万年后，塑料瓶和玻璃碎片成为人类文明的最后守护者；一亿年后，塑料和玻璃也不复存在；三亿年后，地球可能出现新的智慧生物，但他们并不知道曾经有一种生物叫人。此外我还看过一部片子，讲生命消失后的景象，那将使一切发生改变，包括地球；地球上将布满干尸，然后植被褪去，衣衫除尽，变成现在金星的模样，“看上去从来没有过生命”……当我周围的一切静寂下来，我就想到了那两部片子。
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我说，还不睡？
声音响如雷鸣，把我自己吓了一跳。我使劲揉耳朵，揉得切割似的痛，才又听到了月光泼溅的声音，河吼也从远处传来。河啊，你为什么要日夜奔流，你的远方是江海，但江海不一定是你的家，更不一定是你的归宿。十多年的游走，每见到一条河流，我都这样问，但没有一条河回答我。这时候我问夜里的清溪河，清溪河也不回答我。她同样不回答我。她依然一动不动，且没有任何声息。我翻过身，摸她。我首先摸到的是那根骨头，然后才是她。她跟骨头是一样的温度。她体质并不弱，但特别怕冷，在别人那里是夏天，在她那里就是秋天。她总是跑到季节的前面，或者后面。分明怕冷，可她睡觉时喜欢一丝不挂。这时候，她胸脯以上裸露着，我把被子拉上去，为她盖了。她掀掉，说，我不值得你珍惜。这样的赌气，在我们结婚之前就开始了。今天夜里还能说出个理由，而许多时候是说不出理由的，本来兴高采烈，脸色突然就变了，变脸之前，说话的声音已经变了。我们之间，仿佛横亘着坚硬之物，我们相互靠近，却被它碰了额头。都很清楚那坚硬之物与对方无关，却要怪罪到对方身上，于是赌气，于是吵。每次吵架都是重复，连程序也一样：自怜、攻击、和好。自怜是退，可对于相爱着的人，那却是最凶猛的攻击，因此真正攻击对方的时候，已经走在和好的路上了。但此时此刻，她的退才刚刚开始。她说我算什么呢，我无非是你从路上捡来的，就像捡个垃圾，捡起来是为了扔掉。她说你本来就爱嫌弃，品德又很高尚，我自己作为垃圾掉在地上，你嫌我碍眼，怕脏了你的脚，也怕脏了别人的脚，就把我捡起来扔进垃圾桶。她说你把我扔进垃圾桶，好像是让我归位，给了我一个家，我该感谢你才对，可你的意图你自己清楚，你就是不想让我去到处脏。她在退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攻击。
我希望她继续说下去，可她不说了。
她不说，我就得说，否则事情会变得严重起来。对此，凡谈过恋爱或有过婚姻的人，相信都有刻骨铭心的教训。我说你这不要良心的！说着抱住她的腿，把她往被窝里一扯。做爱，是我们和好的方式——唯一的方式。做爱让世界只剩下一张床，别的都不存在，包括回忆、憧憬和想象。她立即变得那样温柔，饥渴的、攫取的、全身心奉献的温柔。她说，你，才，不，要，良。心字没吐出来，吞下去了。心字的主笔“乚”，是一把刀，这把刀把她刺伤了。她流出了眼泪。她的眼泪是浑浊的。或许是月光太白，让她的眼泪看起来浑浊。她体内存水很少，包括眼泪。我为她擦泪时，她伸手去抓那根骨头。骨头在她的腰弯处，我把她手臂括起来，她抓不着，几番努力，终于放弃。放弃后说：我说个事，你别生气。我说你说。她说这事说出来，不符合你的原则，你的原则是可以想，可以做，但不能说，或者可以说，却不想，更不做。我说，你说。她就说了。她跟她外婆感情最好，她外婆去世的时候，她正在念书，外婆已下葬，父亲才打电话告诉她，她没哭，只是心里空，当天晚上，她去校外参加一个party，玩得很疯，把外婆去世的事全忘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勾引她，跟她跳舞时脸贴得很紧，接着又把身子贴得很紧，他把她顶住了，但她没回避，聚会没结束，就跟他走了。她跟他玩得很疯，尽管那是她的第一次。直到和那个连姓氏都不知道的男人分开，她的整个身体才变成泥石流，才知道外婆去世对自己的打击有多深重。最爱的人死了，她说，你最渴望的事就是做爱，而且想一直做一直做，永远不要停下来，朱家田你不要怪我，这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经验。我说，哦。啪的一声扇在她脸上。月光吓坏了，忙往一边躲，她的脸呈一团阴影。你打人，她带着哭腔说，然后十根指头钢筋似的抠住我的肩胛，打我！快打我！她哀求着。月光躲得远远的，但我能感觉她的眼神和鼻息一样灼热。
人的倾向分为两种，无论从哪种角度。比如不是施虐就是受虐。我似乎属于后者。她也是。后者占多数。后者在承受的过程中，把自己偷偷地放到了道德的高地，可见道德有多么重要，连宣称自己不讲道德的人，道德在他们那里也很重要。正因如此，我暂时的施虐在她的受虐面前，迅速地一败涂地。不过我也乐于享受背叛自己的快感，骑在她身上，左右开弓。结果发现，打人比挖地更累，所以打人不值得提倡。我趴下去，接着打，手拐几次碰到那根骨头。她借那根骨头，让我跟她一样疯，一样充满攫取的欲望。
后来，挖出的骨头越来越多，并且还挖出一个骷髅。骷髅的嘴里长着一窝兰草，将兰草拔去，就见那嘴大张着，像在呼喊。白素贞问我，你猜他在喊什么？我说是他还是她，我分辨不出来。她说不管是他还是她。我说是在叫活着的人好好活吗。她说，你真是个好人。这话从她嘴里出来，并不是褒扬，她对好人不信任，还说好人手上没污点，但也没东西。
那你说他在喊什么？我问她。
她沉下眼帘，叹息了一声，没回答。
老实说，我怕她回答。在许多方面，她的想法与我背道而驰。其实是与我所代表的平庸背道而驰。平庸，有时比虚伪更可怕。
我把挖出来的骨头拢到一块儿。它们都带着泥土。包括白素贞放在床上的那根，虽去大河里认真清洗过，骨缝里依然带着泥土，掏不出，也刷不掉。我就此问她，你外婆死后，是放在家里的吗？当然这是故意问，她告诉过我，每次回到故乡，她都要去外婆坟前坐几个时辰；他们那里的坟有寝门，分内外两层，内层埋棺，是要闭的，外层不闭，大概是方便雨雪天气也能祭奠，她就坐在外层的寝门前，跟里面的外婆默默地说话。她没看出我是故意问，说，怎么可能放在家里？死者入土为安。话刚出口，她瞅我一眼，脸即刻红了，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然后去我们规划的菜园百米之外，紧靠山根的地方，刨坑。坑刨好，她把骨头堆往那边搬运，搬运完毕，进了小屋，将床上的那根也送过去，一起埋了。
他们或许是仇人呢，却让他们住一间屋。做完那件事，她怅然地说。说不清为啥，我立马想到了法海和白蛇。我说没关系，仇人身上不光是仇恨，仇人提醒你的爱在哪里，还帮你挖掘身上的潜力。她没言声，不知道是不是认可了我的话，但此后再没为此纠缠。
我们每开出一块荒地，就撒上菜籽，埋了骨头的次日清早，菜籽便发了芽，像那两者间有什么联系。然后，我们迎来半岛的第一个春天。在一口潭边，我们挖了个半亩见方的水田，尽管没犁，也能存水，将谷种撒进去，秧苗很快就生起来了，青幽幽地长到两拃深。白素贞挽起裤腿下田，将秧苗拔出，再一行行栽插。田水由浑变清，倒映着蓝天和细细的苗影，苗影在天地之间，见风就长，把水里的天盖了。自从来到半岛，我们从没见过青蛙，但水田里有了白胰子，从白胰子里钻出蝌蚪，当蝌蚪掉了尾巴，蛙鸣声就从稻秧升起，白天稀疏，夜晚生动。我们真的成了世界的创造者，成了这座半岛上重新孕育出的智慧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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