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五十五期：符号学与语言学研究

本/期/主/题：符号学与语言学研究

主持人：张良林

 

张良林

常熟理工学院三级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持词

符号学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哲学观和方法论，也可以将其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符号学研究实现了托马斯·西比奥克对符号学跨学科应用与创新的构想。目前，中国符号学的跨学科研究如火如荼，已经衍生出语言符号学、叙述符号学、艺术符号学、设计符号学、消费符号学、传播符号学等研究方向，本期聚焦符号学的跨学科性、雅各布森言语交际理论的符号学解读与语言模因学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观等论题，提出一些浅见陋识，希望抛砖引玉，引发学界更多的关注和探讨。

雅各布森言语交际理论的符号学解读

王新朋

常熟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语言研究不是孤立的，已不再局限于语言本体和形式的研究，愈发重视社会要素介入下的语言多功能研究。雅各布森言语交际理论中对语言多功能性的强调反映了交际过程中社会因素的多样和复杂，这一语言功能模式本身的学术渊源、理论内涵和当代价值亟待梳理和研究。

雅各布森的言语交际理论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基于几位先行者的研究，尤其是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功能研究和香农信息通讯理论的影响。具体来说，德国心理学和语言学家比勒的语言三功能论、施佩特的语言三功能说、马泰修斯的语言功能说、穆卡洛夫斯基的美学功能、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寒暄功能，以及香农信息通讯理论中对代码和接触等通讯要素的强调，为雅各布森言语交际理论提供了前期铺垫和理论奠基。雅各布森在上述基础上增加了两个因素：接触和代码，并提出了元语言功能，元语言功能的提出为表面化和浅平化的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提供了深度的理论阐释。这一新的言语交际模式在其系统性、完备性乃至主导理论下的诠释力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直到现在依然具有强大的诠释力和活力。

在语言的多功能中，主导趋势始终存在，语言多功能的等级序列随主导属性的变化而变化。在雅各布森言语交际理论的“六因素六功能模式”中，六因素六功能的交互关系既有情感性和意动性、诗性和指称性、交际性和元语言性的两两对立，也有代码、信息和语境围绕文本意义而展开的意指活动，更有接触、发送者和接受者以关系为主导而建立的交流渠道。新的因素和功能使言语交际模式更加系统完备，也使六因素六功能之间充满了对话性。言语交际过程的六个因素构成一种复杂的动态平衡，决定整个表意活动和言语功能的趋向。小至一段话语，大至整个文化，随着主导因素的更迭，两两对立的此消彼长，交互关系的变动不居，呈现出迷人的魅力和动感的历史画卷。

雅各布森言语交际理论的“六因素六功能模式”已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模式，更是一个符号学模式，不再是语言符号所独有，而是言语符号和非言语符号所共有，适用范围从语言学领域拓展至社会文化的大范畴。作为一个基于主导因素的功能等级序列，言语交际理论凸显当代文化语境下主导因素的嬗变更迭和六因素交互关系的日趋复杂。符号学模式下的言语交际理论能够对当代文化现状中的典型特征如弹幕和微信、多模态表情符、文化标出性和泛艺术化、解释漩涡和评价漩涡、意动性构筑路径等展现理论诠释力，对当代外语教学中元语言和寒暄语的诠释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语言模因学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观

周乐乐

常熟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

Blackmore指出“任何一个事物，只要它通过模仿而得到传递，那么它就是一个模因”。模因可以是一句话、一种现象、一个事物、一种思想等，它所涉及的范围很广，语言也是重要的模因，被称之为语言模因。对“模仿”和“传递”的强调是理解模因的关键，任何事物或信息只有通过广义上的“模仿”被复制并且传播出去，它才可以成为模因，其中“人”作为模因的宿主，在模仿和传递过程中发挥着主体性，可以使模因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形成各种模因复合体。模仿和传递是依靠人来实现的，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朱义华认为：“有些模因正是由于缺乏人性主体的能动参与和人类思维的认知构建，它们得不到复制与传播，逐渐走向消亡的。”语言问题是哲学范畴内研究的重要对象，语言的意义则是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研究语言意义就不能不研究“人”。自后现代主义哲学开始真正凸显人本观，对人本性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认知语言学是这一哲学转向的产物。从人的认知特点来看，普遍人性的存在使得人与人之间交流和理解成为可能，这也是语言模因得以传播的前提。此外，由于环境不同和人类经验的差异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认知方式存在诸多不同，语言模因的不同表达方式和所对应的现实世界的意义也会有所差别。换句话说，语言模因的意义离不开人的经验认识，语言模因的研究离不开对人的研究。从这种意义上说，模因学体现了其“以人为本”的体验哲学理念。其复制传播理论更是与哲学中所倡导的一切事物的衍生都是在对原有事物的继承、复制基础上传播的结果，继承和复制体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这一观点高度契合。语言模因学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对象体现了人本性、主体解构性和建设性等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

“后现代”不是“时代化”意义上的一个历史时期，而是指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态度、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学者们发现，后现代主义派别林立、观点繁多，其内部很多观点都不统一，甚至有矛盾和对立。但总体来说，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化主义中剥夺人的主体性以及对整体性、中心性、同一性等思维方式的批判与解构。后现代主义在三个时期的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人本性、批判性”“解构性、破坏性”“建设性、体验性”。后现代主义哲学转向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体现在：以人本精神研究语言、语言具有体验认知性、语言没有统一的本质等。

语言模因学强调语言模因的复制和传播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语言模因的客观情境性和他者思维、语言模因复合体的建设性，集中体现了后现代哲学理念中的人本性、解构性和建构性。

符号学的跨学科性

张良林

常熟理工学院三级教授、硕士生导师

人们利用符号描述经验、知识等。符号，特别是语言符号，是各门学科存在的物质载体。虽然各门学问讨论的内容或形式不同，但都必须使用符号。我们可以对自在世界进行思考，但要把这一切表达出来，我们就必须利用语言或其他类型的符号。无论是研究温室效应的意义、核辐射的危害，还是一首诗的内容，不借助于符号的帮助，人类是不能达到赤裸事实的领域的。无论我们审视的对象是什么，符号视野总是强加在我们眼睛上。换句话说，人类活动中存在着一种基本关系，即能指指向所指或一物代表另一物的符号关系，这一关系构成了符号学的主题。曾经，一些“符号学帝国主义者”侵入其他学科领域，认为自己与相关领域的专家研究的内容大同小异。虽然这一做法过于偏激，但不可否认的是，各门学科中处理的许多问题都可以看作是一系列普遍问题的特例。例如，当语言学家分析语言时，当修辞学家研究修辞手法时，当人类学家研究民俗时，当社会学家解读行为习惯时，等等，他们都会面对同样的符号学问题：这是符号吗？它是哪一种符号？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丁尔苏认为：“一旦我们承认有一些共同之处存在于这些表面上各具特色的智力活动之中，那么学科间现存的障碍就可以消除，不同背景的学者就可以跨越界限进行交流并分享有价值的洞见”。这就是符号学的跨学科精神。

其实，现代符号学的两位先贤早已意识到了符号学的跨学科性，只是到了莫里斯手中，符号学的跨学科性才得以深入讨论并加以践行。符号学对于欧洲符号学现代创始人索绪尔（F. de Saussure）来说，虽然还是个初步设想，但他却是从学科之间的关系规划符号学的：

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这叫符号学……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可以应用于语言学，所以后者将属于全部人文事实中一个非常确定的领域。

关于符号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美国符号学鼻祖、在众多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皮尔士持有相似的观点，他的看法充满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按照皮尔士的观点，因为人类的所有思想和经验都依赖于符号的用途，所以对任何文化现象的研究终将导致对符号及其功能的研究。他在1908年12月23日致威尔比夫人（Lady Welby）的一封信中一语道破了符号学的跨学科性：“除非当作符号学研究，研究任何东西从来不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如数学、伦理学、形而上学、重力、热力学、光学、化学、比较解剖学、天文学、心理学、语音学、科学史、扑克游戏、男人和女人、葡萄酒、度量衡学等。”

这两位现代符号学先贤未能就符号学的跨学科性进行系统的描述。相比之下，莫里斯却对此提出了较为全面的看法。莫里斯在探讨符号学研究范围时明确指出：

符号学的目标是关于处于所有形式和表现中的符号的一般理论，不论这些符号是动物符号还是人类符号，是正常的还是病态的，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因此，符号学是一项跨学科事业。

那么，符号学的跨学科性是否就是一种妄图取代其他各门科学的“符号学帝国主义”？符号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莫里斯认为，符号学与其他科学之间具有双重关系，并把沟通和统一其他科学的重任派给了符号学。

符号学与众科学之间具有双重关系：它既是众科学中的一门科学，又是众科学的工具。作为一门学科的符号学意义在于这样的事实：它为任何一门关于符号的具体科学提供了基础，如语言学、逻辑学、数学、修辞学和美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因此它是科学统一中的一步。

对于符号学与众科学之间的第一层关系，即符号学是众科学中的一门科学，不难理解，因为符号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具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关于第二种关系，在什么意义上，符号学是其他科学的工具，从而起到统一科学的作用？众所周知，人类思维与符号功能密不可分，人类文明建立在符号和符号系统之上。作为人类文明内容之一，科学中包含着用符号表达的成果，并为人们提供相应的符号，因此科学与符号是密不可分的。每门科学都要使用符号并且用符号表达其成果，而符号学又是研究起符号作用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科学。因此，符号学在关于科学符号的讨论中，可以起到工具性作用。符号学提供了关于符号的一种普遍的语言。莫里斯认为：“把对科学的研究毫无保留地包括在对科学语言的研究中是可能的，因为对语言的研究不仅包括对其形式结构的研究，还包括语言与其所指谓对象之间关系以及语言与使用者之间关系的研究。”符号学所提供的普遍语言可以应用于科学语言以及科学中所使用的具体符号的分析。虽然莫里斯谦虚地认为自己提出的符号理论还不太成熟，但对其统一科学的作用却充满信心。他的符号学试图包括从不同学科视角获得的成果，并把它们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莫里斯符号学的主要目的就是提出这种统一视角并勾勒符号科学的轮廓。莫里斯的符号学的统一精神不仅表现在为讨论科学符号提供一种普适的语言，而且在于进一步改造科学所使用的语言。对于莫里斯来说，科学语言中常常充斥着形而上学的伪事物语句，人们、甚至科学家深陷于自己编织的符号网络之中不能自拔。因而符号学在对科学语言进行纯洁化、简单化、系统化以及消除语言混乱，将人从符号陷阱中解救出来等方面起到工具性统一作用。

符号学与众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表现为众科学用语言符号或其他符号表达其研究成果，为众科学提供可靠的符号；另一方面，相应于各学科自己的符号分析问题，符号学为众科学提供概念和一般原则。因此，符号学不仅是众科学中的一门科学，它还是其他科学的工具科学。

排版：孙昱峰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2-02期， 总第55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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