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如果我垂下眼睛，我的目光仍有机会向毕加索致敬。
“如果一部作品看上去超越了它所存在的时代，很简单，它的时代落后于它。”
——让·科克托（Jean·Cocteau）
”这是让·科克托对毕加索的赞颂与评价，他解释道“毕加索跑得比美快，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看上去丑。”
在科克托的这句话中，“美”代表了大众在当前时代所认知的“美”的范畴。在赞颂毕加索时，科克托也顺便讽刺了下那时人们的美学修养。
那么，这位科克托到底是谁？或许他的另一个译名影迷们更为熟知——让·谷克多。
让·科克托（Jean·Cocteau），1889年7月5日，出生于法国拉斐特府（塞纳河——瓦兹），从此开始了他开挂一般的人生。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艺术家、评论家……但凡是那个年代的艺术，他都有所涉猎，包括文学、诗歌、音乐、戏剧、舞蹈、雕塑、电影……
同时，他也直言不讳的表达自己的双性恋倾向，同时也是那个年代巴黎艺术圈里的社交达人、时尚风标……
回到最初，科克托出生于当时法国的中产家庭，科克托的少年过的还算顺利，经过了前半段的求学生涯，1909年，20岁的科克托发表了诗集《阿拉丁神灯》（La Lampe d'Aladin），成为了巴黎艺术沙龙的常客。那时候整个巴黎沉浸在艺术的气氛里，古典与现代发生一次又一次的冲撞，年轻的艺术家们挥斥方遒，大展身手。先锋派的艺术家们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他们一起饮酒，一起在沙龙里聊艺术，聊反叛与对抗。
就在那时候，科克托成为了诗人卡迪勒·门代斯、画家罗斯坦德、还有诺瓦耶伯爵家的常客，当然，也结识了俄罗斯著名芭蕾舞剧团，推动整个欧洲芭蕾舞剧发展的谢尔盖·佳吉列夫。
1911年，在出版诗集《轻浮的王子》之后，科克托为俄罗斯芭蕾舞剧团创作了芭蕾剧《蓝色上帝》。
就在那个艺术爆发的年代，科克托逐渐成为了巴黎文艺圈的核心人物。初期，他创作诗歌，出版诗集。几乎与当年欧洲所有的艺术家都有所结实。于是，科克托几乎成为了当年法国的一位“媒介”工作者。组织参与沙龙、活动，对于他来说已经成了家庭便饭。
2011年，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回顾了那个黄金的年代，虽然科克托没有登场，但是借菲兹杰拉德夫妇之口说出了当年科克托的情况：“几个朋友为让·科克托办了个聚会”。
进入1914年，科克托与保罗·伊里巴共同创办了杂志《文学》，后来，《文学》成了达达主义发生的主要阵地。科克托对塞尚等人的达达主义和之后的超现实主义抱有极大的赞赏。
随后，一战爆发，科克托应征入伍。在退出战争之后，出版诗集《好望角》，同时题献给法国民族英雄罗兰·加洛斯（第一位不着陆飞跃地中海的飞行员，牺牲于一战，目前法国的网球赛事，就是以罗兰·加洛斯命名的球场举办）。
1916年，在朋友的介绍下，科克托认识了毕加索。从那一天开始，科克托就成为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毕加索“死忠粉”。
毕加索的创作分为“蓝色时期”、“玫瑰红时期”、“黑人时期”、“分析和综合立体主义时期”、“超现实主义”等……在科克托认识毕加索的时候，毕加索正处于他创作的“立体主义时期”。抛弃了传统的透视法，通过多角度的交错叠放，造成了多种垂直与平行的线条角度。毕加索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古典主义，注重整体的效果与事物的形态，重建画面的秩序感。
这一切与当时科克托所推崇的思想不谋而合。一位是初出茅庐的艺术天才，另一位则是社交达人，很自然的，科克托与毕加索建立起了友谊。科克托则利用起自身在巴黎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崇毕加索。甚至在1919年，甚至为毕加索创作诗歌《毕加索颂》。
在科克托的大力举荐下，毕加索很快步入了巴黎的艺术圈，并渐渐迎来自己创作的巅峰。在达达主义的浪潮过后，1924年，科克托创立《超现实主义革命》，并发布了《超现实主义宣言》。在第四期的《超现实主义革命》中，诗人、评论家布勒东发表了《超现实主义与绘画》，与此同时。毕加索也迎来了自己画作的巅峰，也是令他在世界上名声大噪的“超现实主义时期”。
当然，作为社交达人的科克托也曾与人交恶。1918年，发表音乐论文《雄鸡与小丑》，因为艺术观点的不同，科克托与现代主义音乐大师斯特拉文斯基爆发矛盾。
1925年，两人和解，科克托为其撰写了音乐剧剧本《俄狄浦斯王》。
随着毕加索的名声越来越大，当然也不再需要科克托在公开场合为其推荐。事实上，当时的法国，毕加索已经火到了无论做什么，都能引起一场小轰动的程度。
在科克托生命的前四十年里，基本上，除了电影他都涉猎了。1930年，科克托终于决心亲手拍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也是他迈向电影世界的第一步。
事实上，科克托早年在创办《文学》杂志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雷内·克莱尔、让·雷诺阿、马赛尔·卡内尔、让·维果、费尔南·莱热等一众先锋派导演。与他们当时的作品一样，科克托的第一部电影《诗人之血》，也是超现实主义的风格。
“诗全部都是纹章，所以，有必要读解诗人的血和眼泪。”
当字幕出现在观众面前，电影开场。电影全片充斥了荒诞而混乱的世界，通过电影的技巧将“死与再生”的观点展现出来。影像的时间突破了现实与虚拟的隔阂，在影片的开始和结尾处得到了统一。对于科克托来说，电影就像是能够实现艺术家“不死鸟术”的魔法。这与二十多年后巴赞的“木乃伊情结”不谋而合
1940年之后，让·科克托重新回到影坛，继续电影的创作。科克托先尝试剧本的创作，1946年，与雷内·克莱尔共同导演经典的童话电影《美女与野兽》。那一年，正是第一届的法国戛纳电影节，凭借着雷内·克莱尔的拍摄经验和科克托的创作，这部电影自然进入了当年的主竞赛单元。
1948年，让·科克托创作了《双头鹰之死》，同样进入了当年威尼斯电影节的国际奖。同年，科克托的另一部电影《可怕的父母》上映，一部室内剧的电影，套用了莫里哀的经典情节，用大量的静止镜头和特写展现人物的心理世界与人物关系中的复杂。
两年后，1950年，让·科克托的同名小说被让-皮埃尔·梅尔维尔改编为电影《可怕的孩子们》。梅尔维尔不屑于传统的法国制片方式，热衷于自组独立制片工资，从而受到科克托的赏识，科克托为这部电影提供了一千七百万法郎的制片费。而这部电影大获成功，梅尔维尔被视为法国战后电影界最有才华的新人，而此片，也被当成法国电影新浪潮间接的先驱者。
60岁之后的科克托相继创作了诗人为主角的电影《奥菲斯》、自传性质的《圣多-索斯比别墅》、与包括塞尚在内的诸多艺术家一起纪录下的《棋盘奏鸣曲》、以及《奥菲斯的遗嘱》。
在科克托一生的电影创作中，《诗人之血》、《奥菲斯》、《奥菲斯的遗嘱》三部电影被称之为奥菲斯三部曲，同时也可以看做科克托借电影之手，讲述诗人的一生。有趣的是，在这部电影中，毕加索亲自客串了一把。这部电影似乎也是毕加索唯一一次在剧情类的电影中以角色登场。
1963年，科克托离开了人世，十年之后，毕加索逝世。通过科克托，成就了毕加索，也成就了俩人一生的友谊。在两人生命的后半段，一直维系着这份友谊。回顾科克托一生为毕加索写下的诗歌与文章，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毕加索的赞美与爱比海更深。
科克托《遇见毕加索》（节选）
或许，那些进行惊人举动的最初的日子，和童年时光一样，都是些玩耍的日子。这与任何人都无关。很快，这些日子就变成了上学的日子。但是，毕加索从未执教。他从不剖析那些从他袖子上飞出去的鸽子。他满足于画画，满足于获得一个无与伦比的行当，并让其为偶然服务。
毕加索是马拉加人。他向我讲述他在家乡看到的电车司机，唱着歌，根据歌声的明快或拖沓来加快或放慢车速，有节奏地按响车铃。这就像是那座城市的标志性特征。
马拉加人毕加索从不脱离电车轨道；他的歌声淋漓尽致地唱出了旅途中的单调乏味。
莫里迪雅尼、毕加索、科克托
摄于1916年
人们质疑那些对比鲜明的高超技艺。毕加索则用他深厚的创造力证明了他是多么不追求讨好别人。他的创造力使他最细微的举动都有了一种梦幻般的天赋。
有一次我生病了，他给我送来一只装在纸箱里的狗，纸箱折叠的角度恰好可以让它用爪子支撑住身体，卷起尾巴，摇头晃脑。我的病随即好了起来。从那以后，我就把我的狗比作初级（Petit Cru），也就是伊索尔德那条神狗的名字。
让·科克托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罗马的画室。一只小小的货物箱里装着《游行》的模型，里面有房屋、树木和小木棚。在美第奇别墅对面，毕加索在一张桌子上画“中国人”、经理人、美国女人、马，对此，诺瓦耶夫人写道，我们会以为看到了一棵微笑的树，还看到了被马塞尔·普鲁斯特比作狄俄斯库里的蓝色的杂技演员。
想想童年的神秘，想想斑点中藏着的风景，想想夜晚维苏威火山的景象，想想立体显微镜下的情景，想想圣诞节的壁炉，想想从锁孔中看到的房间，你就会明白这种布景的灵魂所在，除了灰色的幕布和狗屋，布景中没有用其他技巧就将剧院的框架填满了。
让·科克托
当我们列举艺术的顶峰时，意外、偶然性、波动充斥在艺术的过程中。
我们惊叹于毕加索为萌芽中的天才开拓的这份显著的事业对马拉美来说也是一样。
毕加索的角色在于打扫干净土地，并竖起障碍。毕加索不仅擅长象棋，还擅长各种社交场上无伤大雅的游戏，毕加索所继承的比他所擅长的更为讲究。
我们只能通过一种不模仿他的无知来反驳他的计算。从立体主义开始，我注意到一阵意外的号角响彻欧洲：催眠、迷人的魅力、舞动的花边、傲慢、稻草人、产气菌、烟圈、雪花莲、神秘的束缚、弹性的魔鬼和孟加拉国的火。
可是，我还能看到下一次清扫吗？决心成为父亲的儿子们的问题与父亲的问题并不相似，一旦他们成了父亲，他们就会接受这种角色的要求。
至少，如果我垂下眼睛，我的目光仍有机会向毕加索致敬。
图书信息
《遇见毕加索》
作者：让·科克托
译者：张莉、唐洋洋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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