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下圭太郎《顾望》

根据胡适之的八不主义来考察，文学革命的惟一精神是打破因袭的束缚，用新的工具(白话)自由创造。这种精神，是所有从事新文学的人所接受，所服膺的，作新诗的人，自然也不会例来。他们服膺于打破因袭自由创造的精神，看不惯黄遵宪等人"旧瓶装新酒"的改良主义，把旧诗一脚踢开，旧诗有的东西，新诗一概不要，规律是旧诗所有的，新诗要解放，何消说，还要什么劳什子规律?所以在五四前后，文学革命甚嚣尘上的时候，不要说学衡派的胡先马肃、吴宓等人的和黄遵宪等一鼻孔出气的旧瓶装新酒的主张不为人所理会，即刘半农的"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增多诗体"和陆志韦的"创造新格律的实验"也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朱自清氏说："也许时候不好吧，却被人忽略过去。"这是真的。而这被忽略的原因，据我想不是他的力短，也不是他们的才低，而是时代的关系。譬如杜甫的成就，一面固因他有天才，而另外一面，他的时代也给他很大的帮助，近体诗到他的时候，已有二百多年发展，各种体裁的可能都已有个暗影伏在那里，只等一个有才能的人来把他们掘发应用，所以杜甫才有所据而发扬光大，不然，那会凭空的掉下他来?五四以后的诗人和欣赏诗的人的信念，既都受解放和自由所笼罩，谁还愿意听创造诗的规律的话?所以最初诗之形式运动倒霉，只怨时代的不巧。自由的气焰太盛。规律自然是束缚，管什么新旧!

五四以后，最活动的文学团体，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可是文学研究会据茅盾氏的《关于文学研究会》说，是非常散漫的文学团体，并没有什么集团的主张，有的只是那反对"把文艺当作消遣品"的基本的态度。在诗歌方面，当然也不例外，作品虽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如果要寻文学研究会对诗歌的共同倾向，那仍然是自由创造。所以要说它的贡献，也就只在于充实自由诗的范围。自由诗大致是包括初期白话诗后来的小诗和哲理诗等，这些诗的内容，大部分是说理，和即景，抒情也很单调，总之和旧诗差不了多远，不过多一点人道主义的气氛罢了。一直到创造社，才起了大大的变革。创造社对于诗歌是有相当贡献的，可是那是在内容上并非在形式上。创造社的代表可推郭沫若，犹如新月派可推徐志摩。郭沫若的诗，充满了奔放的感情，那感情的根源，据朱自清氏说："是泛神论"和"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这种内容的解放，使郭诗成为不羁的野马，他只顾自己的狂奔，无暇管到创造规律，也根本耐不了。

推荐阅读：

拜伦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