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满江红·汉水东流》

上片写战争过去，人们的战争，敌情观念薄弱了，“髭胡膏血”都被汉水洗净了，这是一句反义用语，道出了作者心里的不平。接着用“人尽说”回忆王君的“归时英烈”。下片的过片与上片的开头遥相照应。既然没有战争了，刀剑就应入库了。腰间剑，聊弹铗；尊中酒，堪为别——前两句由友人写到自己，以战国时的冯谖为喻，表达作者勇无所施、报国无门的愤懑。后两句表达自己对送行友人的歉意，言自己无物可送，只能用杯子之酒为别去的朋友送行。

况故人新拥、汉坛旌节——“汉坛”，汉高祖刘邦曾在汉中筑坛拜韩信为大将。这两句言朋友官职地位之重，言外之意，朋友处此重位，定能像当年的韩信一样一展抱负，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国立功。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这两句承上，前句用东汉马援之典。后句化用枚乘《七发》中“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语句，是说贪恋女色，必当自残生命。词人认为男儿应当立誓以马革裹尸死在沙场而还，至于那些沉溺酒色自戕生命之行再也休提，以此激励友人要以杀敌报国为务，勿沉溺于男女私情而堕了青云之志。

但从今，记取楚台风，庾台月。——引用战国宋玉和东晋庾亮的典故。以此劝诫友人：不要忘记咱们在楚楼、裴台吟风赏月的这段友谊。全词激昂沉郁，愤懑与不平隐含在曲折之中。

译文：

汉水滔滔，向东流去；它冲净了那些满脸长着胡须的敌人嘴上沾着人民的膏血。人们都说：当年你家的飞将军，英勇威列地打击敌人。攻破敌人坚固的城池的时候，迅速勇猛，像迅雷过耳那么快；在玉帐里谈论兵法或者是研究战术的时候，态度激昂兴奋，语言慷慨激烈，两颊都结了冰。回想王郎，你才到结发的年令，就从事戎马生活。继承着先人的事业。我腰里悬挂的宝剑没有用了，只有在无聊的时候，把它当作乐器，弹着剑柄唱唱歌。今天拿着酒杯，喝着酒为你送别。况且这是我的好朋友你，又是重新被任用，你簇拥旌节的仪仗，登上了拜将坛，封你为编率大军的将军。你是大丈夫男儿汉，应当把马革裹尸当作自己的誓言，为了消灭敌人，为国捐躯是最光荣的。有些人，贪图安乐，迷恋女色，是自伐生命，应以为戒，再也不要说它了。从今后，要牢牢记住：咱们在楚楼、裴台吟风赏月的这段友谊。

词一上来，就以滚滚东流的汉水起兴，希望借它洗净被敌人污染的北方失地，起笔慷慨。接下来，颂扬王姓朋友家族史上一位堪称“飞将军”的前辈的出色军事才能，说他打击固若金城中的敌人，就像是迅雷过耳一样快捷而威猛。而他在自己的帐幕中研讨用兵方略，也直击要害，谈锋犀利无比，是位有勇有谋的虎将。这样的虎将，显然也是南宋这个国土被分裂、敌人难扫除的时代所呼唤的。此处，“金城”和“玉帐”“雷过耳”和“冰生颊”，都是对得极工整的难对、巧对。而它们在表达上并不板滞而显得特别流畅，这就显示出作者对于语言的高超驾驭本领。上片最后，归结到当下的朋友身上，期望他此去边防前线，继承其祖先的英业，为抗金大业做出大贡献。这是对朋友的有力鞭策和鼓舞。

下片正面写送别之情，其中既含有作者自己不能到前线破敌的苦闷，也包含着对朋友的殷切劝勉之意。起头两句借用战国冯谖不得意时弹铗作歌的典故，表明自己不能像朋友一样到前线杀敌，而只能被限制在地方官位置上的牢骚失意。这样的失意之情，与眼前被拜将、出拥“汉中旌节”的王姓朋友一对比，就显得更为难以忍受。不过，“马革”二句则复转为高昂，显示出了他对朋友的殷切期望和真正情意。在句法上，“马革裹尸”和“蛾眉伐性”本是古代成语，却被用来作工整无疵的对仗，显示出稼轩对于事典的运用、对于语言的意会，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至末句，才归结到别离的意思上来。他点出他们一起相游过的楚地名胜风物，希望朋友别忘了在湖北聚首时所建立的真正友情。

诗人出生于摩尔多瓦王公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政治家，曾经领导过摩尔多瓦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解放斗争（1710—1713）。战争失利后举家投奔彼得一世，成为其亲密战友。诗人少时受过良好的教育。1730年曾参与一些进步贵族反对限制君权的宫廷斗争。斗争虽然胜利，但是他并没有得到重用，相反从1731年起长期派驻国外，1738年先在英国，后来是在法国，直到去世。

早在学习期间，康杰米尔便开始翻译古罗马以及意大利、法国的文学作品，后来还曾写过一些不成功的爱情诗。他真正具有成就的创作，是他在1729—1739年间在俄罗斯以及在法国所创作的九首讽刺诗。这些讽刺诗都具有双重标题，一个指明诗的主题，另一个则指明诗歌的针对对象或者对话者。其中重要的当数第一首《告理智（致诽谤学术者）》、第二首《费拉列特和叶甫盖尼（论堕落贵族的妒忌和傲慢）》和第七首《致尼基塔·尤里耶维奇·特鲁别茨科伊大公（论教育）》。

康杰米尔的讽刺诗继承了古罗马的尤文纳斯、贺拉斯以及法国古典主义布瓦洛等人的传统，在颂扬知识、理性和美德的同时，揭露和批判现实中存在的种种愚昧、自私、贪婪和虚伪等恶习。在承认人的天性一成不变的同时，又主张用美德教育来克制人的情欲，以求得对社会风气的改变。在《告理智》中，他一方面揭露保守势力对科学的攻击，但也同时写出了启蒙者的“智慧的痛苦”。在第二首中通过两人的对话，揭示出真正的高贵不是来自血统，而是美德。而《论教育》则是从正面提出了美德教育的重要性。不过，他的讽刺诗虽然有现实生活基础，但是又并非针对具体的人和事，正如他在第四首中所说：“我用诗嘲笑有恶习的人，而内心却在为他们哭泣。”康杰米尔的讽刺诗使用的是改良后的音节诗形式，诗歌语言努力接近生活语体，内容活泼，运用了许多成语、谚语，以求作品能更广泛地被人接受。

除了讽刺诗，他还写过颂扬彼得一世的颂诗——《彼得颂》（未完成，1730）和诗论《哈里东·马肯金给友人论俄罗斯诗歌写作的一封信》（1744年死后发表，其中的人名是作者本名字母打乱后的重新组合）以及许多翻译作品。

他出生于一个不富裕的具有鞑靼血统的古老贵族家庭，早年曾在喀山中学学习。1762年参军，曾经参与平定普加乔夫农民起义的军事行动。在以后的岁月中，他的仕途生涯几经沉浮，最高时担任过女皇的内阁秘书以及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司法部长，但也曾因为为官公正得罪过许多权贵，因为作品的批判锋芒而被君主疏远。1783年他献给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颂诗《费丽察》使他声名大振，深得女皇欢心，由此获得“费丽察的歌手”的美誉。

在他担任高官期间，他的家成为首都文人墨客经常聚集的场所。1803年退休后，他曾主持具有保守倾向的文学团体——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座谈会。晚年的杰尔查文冬夏分别居住在彼得堡和自己的兹万卡庄园。

杰尔查文是在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罗蒙诺索夫和苏马罗科夫影响下开始诗歌创作的。1779年，他与里沃夫等诗人接近，接触到了卢梭、哥德尔等人的哲学思想，这是他诗歌发展道路的一个转折。在《密谢尔斯基大公之死》（1779）中，他明显把个人情感因素带入诗歌创作，在对人生苦短、逝者如斯的感怀中，把颂诗与哀歌传统结合在一起。

《费丽察》是诗人的代表作之一。创作这首诗，他借助了叶卡捷琳娜女皇写给孙子的童话：被俘的基辅王子赫洛尔，在费丽察公主（意思是“幸福”）帮助下，由她的儿子拉苏多克（意思是“理性”）指引，寻找无刺的玫瑰（意思是“美德”）。杰尔查文一方面把费丽察比作女皇，把她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予以歌颂，同时，他对女皇的歌颂又是与对其周围的权臣恶行、包括自己的不良行为的讽刺和批判结合在一起的，这些讽刺不是针对抽象的人性、人的品质，而是针对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和事件。诗歌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亦庄亦谐，颂扬与愤怒、批判与调侃相结合。这都是对古典主义颂诗传统的突破，表现了诗人强烈的批判精神。

杰尔查文的批判精神更为突出地体现在他根据《圣经·诗篇》第81篇改写的《致君王与法官们》（1780），他在诗中揭露了世间君王和权贵们的恶行，并且呼吁最高的君王——上帝来到人间，恢复公正，“成为大地唯一的君主”。这首诗虽然依托《圣经》，但是人们不难看出其锋芒指向，难怪女皇看后，说它是“雅各宾党人的诗歌”。

给杰尔查文带来广泛国际声望的作品，是他的《上帝》（1784）一诗。该诗一发表便被译为英、法、德等西方语言以及日语。这首诗充满火热激情和宏伟气势，渗透着泛神论的“宇宙观”。作者一方面感叹人在宇宙面前的渺小，但是同时当人认识到世界的统一，他就成为所有世界、世间万物的纽带和精华，其精神比肉体更长久，“我的肉体化作灰烬，／我的理智驾驭雷电，／我是王——我是奴隶／我是蛆虫——我是上帝！”

杰尔查文晚期的诗歌中有不少杰出的抒情诗，如隐喻显赫一时的波将金公爵一生的风景诗《瀑布》（1794），哀悼妻子的抒情诗《燕子》（1792），特别是他的《致叶甫盖尼（兹万卡的生活）》（1807）等农村题材的作品，对以往的所谓“阿纳克瑞翁体”诗歌以及田园诗的传统作了大胆创新，他破除了传统的虚拟化情调，描写许多世俗生活场景和情感。

杰尔查文的创作，在传统的古典主义面临危机的形势下，有意通过主题、体裁和诗歌语言、格律、韵律的变化，开辟新的诗歌发展道路。在他的作品中，现实因素和个人因素逐渐得到强化。虽然在他身上，“巴洛克”风格、传统古典主义以及前浪漫主义诸多成分并没有总是和谐统一起来，但是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天才的俄罗斯诗人，这诗人是俄罗斯人民生活的忠实回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忠实的反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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