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萨玛‧利玛诗2首

明初诗文，总的来看显得有些萎靡不振，缺乏刚健的风骨与新鲜的朝气。除了个别诗人的作品外，很少能听到高亢雄壮的时代歌吟，很少见到体现诗人个性的活泼的文学想象。经过元末社会动荡的诗人，还曾经描写过兵燹战祸中民间的疾苦，为诗坛造成一些新的气象。而到了永乐以后，则出现了以朝廷重臣为领袖的“台阁体”诗文，于是诗文成了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的工具，成了达官贵人玩弄风雅的文字游戏，而丧失了它应有的针砭时局、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

皇权专制下的明初戏剧受到种种的限制。《大明律》中专门有一条《禁止搬做杂剧律令》，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对艺术强加了如此严厉的限制，剧苑自然不会出现有生气的作品，所以从明初到中叶一百多年内，舞台上的流行剧目，或是宣传儒家的纲常伦理、道德风化，或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这些剧目多表现一种平庸浅薄的情趣，艺术上也带着公式化的倾向。

这一时期，只有从民间通俗文学发展而来的长篇小说结出了硕果，这就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诞生。这些小说的出现不是孤立偶然的事件。在它们成书之前，相应的故事曾经在民间长期流传。经过文人的加工整理和艺术创造，它们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思想更纯一，艺术更精致，人物形象也更加鲜明丰满。因此，它们的成书不仅凝聚着集体的智慧，更体现了作家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诞生宣告了长篇小说创作的成熟与兴盛。

（二）中期：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至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大约一百年时间。

这一时期文坛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拟古运动的兴起。如前所述，复古思潮的兴起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根源。无论是“前七子”、“后七子”，还是“唐宋派”，尽管他们的主张有着细微的差别，但是都不能突破复古的藩篱。尽管从政治品节看，提倡复古的代表人物李梦阳、何景明、王慎中、李攀龙、王世贞等都是比较正直的官员，在朝中不肯阿附权贵，遭遇打击不肯屈服，表现了士大夫耿介的品节，但是他们所提出的“复古”的文学主张却给诗文创作以消极的影响，为时绵延百年之久。

这个时期的戏剧创作则出现新的转机。从嘉靖年间开始到明末，传奇戏的创作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产生了《宝剑记》、《浣纱记》、《鸣凤记》等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剧作。这时不仅作家队伍大、作品数量多，而且剧情题材也得到新的开拓。一些当朝的重大事件，如郑和下西洋、平定叛乱、朝廷政治斗争，都在剧作家的笔下得到了反映。戏剧接近了现实生活，内容趋向于充实，规模趋向于宏大，艺术上也有所进步。与此同时，杂剧创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出现了《沽酒游春》、《中山狼》等一批优秀剧目。

长篇小说的创作经历一段沉寂之后，从嘉靖年间开始又蓬勃发展起来了。由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影响，各种历史演义小说纷纷出现，其中较著名的有《列国志传》、《北宋志传》等。后来，这种演说历史的长篇通俗小说几乎涉及每个朝代，其规模差不多可以与正史分庭抗礼。嘉靖、万历年间，又出现了两部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一是神话小说《西游记》，一是世情小说《金瓶梅》。《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近似，艺术风格却迥然不同。它以浪漫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多姿多彩的神话世界。孙悟空的形象，体现了人性本有的聪明机智、诙谐多趣以及勇于反抗的精神，闪烁着人文理想的色彩。而透过对天堂景象和西行途中惊险经历的描写，则曲折地反映着明代斑驳陆离的社会现实状况。《金瓶梅》以西门庆家庭的兴衰为线索，细致地描写他的家庭生活，以及他交结官吏、攀附权贵、经商理财等行径。通过这些，小说淋漓尽致地暴露了皇权专制政治的肮脏黑暗，表现了统治阶级生活的糜烂与腐朽。《金瓶梅》对权奸、恶霸、官商的揭露，有着高度的典型性和时代意义，它可以帮助人们认清那个时代的丑恶与黑暗，认清皇权专制制度崩溃的必然性。但是，书中铺张的淫秽描写表现了不健康的情趣，对于普通读者容易产生腐蚀与毒害的作用。

（三）后期：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到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近八十年。

从隆庆年间开始，内阁辅臣张居正试图对积弊日深、危机四伏的朝政加以改革，并且收到具体的成效。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其政治上的反对派卷土重来，改革宣告夭折。此后，社会矛盾更加激烈。明神宗贪得无厌，把金钱珠玉当作命脉，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尽力搜刮民脂民膏。天启年间，熹宗宠信魏忠贤，镇压东林党人。当时一帮无耻之徒在各地为魏忠贤建“生祠”，甚至有人将他跟孔子相比，要求在国学旁为他建祠。政治黑暗，空气恶浊，到了如此不堪想象的地步，种种倒行逆施终于将这个腐朽的王朝推向了覆灭的深渊。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约嘉靖、万历年间，在我国开始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向以工商经济主导的现代社会转型的漫长的历史进程。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商贸易的人很多。在纺丝、采矿、制瓷等行业，有些手工业主发家致富，累资百万。万历二十九年，当时的应天巡抚在给明神宗的奏疏中说，织工的生活“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他还说，“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这些记载说明，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明代思想界也出现了新的思潮。在此之前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随着社会的发展愈来愈显得保守、僵化。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王阳明大力提倡新的“心学”。所谓“心学”，是一种主张“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张扬人的主体意识的学术流派。当时，它在客观上打破了程朱理学僵死的教条统治，使人感到耳目一新。李贽在继承左派王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启蒙主义色彩的进步思想。他肯定人对生活的基本需要和物质追求的合理性，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并猛烈地抨击了禁欲主义的道学。在文艺理论方面，他提出“童心说”。他重视民间通俗文学，将它们提到很高地位。他的大胆思想，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对明末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个时期诗坛上兴起了以袁氏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公安派的诗歌主张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然而，由于传统意识形态巨大的惰性，诗人们缺乏透视现实的魄力与勇气，只是一味陶情于山水田园，因而诗歌内容较为单薄，诗歌题材较为狭窄，缺乏深切动人的感染力。这种追求才调性灵的吟唱，由于缺乏高亢激昂的内在精神，其末流更滑向肤浅粗率的泥沼。于是又有钟惺、谭元春为领袖的“竟陵派”，主张用“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追求一种“幽深孤峭”的境界。这也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办法，诗歌的内容就更显得空虚了。

这个时期，戏剧创作相对地获得了丰收。徐渭的《四声猿》呈现出豪放恣肆的风格，深蕴着愤世思想与叛逆精神，在杂剧中别开生面。汤显祖创作了不朽名著《牡丹亭》，与他的《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合称“临川四梦”。汤显祖论戏剧重意趣神理，不讲究协律，在他影响下形成戏曲中的“临川派”。同时，还有以沈璟为代表的重视腔调音律与演唱效果的“吴江派”。这两派在理论上各有所强调，创作风格不同，是当时两个大的戏曲流派。它们共同促成了戏剧创作的繁荣与发展。

宋、元以来作为民间艺人说话底本的话本小说，经过文人的整理提高，逐渐脱去了原始粗率的痕迹。明代后期，出现了“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集。“三言”中保存了一些宋、元旧作，也有一些是明人的创作。因为明人创作的这类作品主要是供书案阅读的，因此有人称它们为“拟话本”，实质上它们是一种话本体的白话小说。“二拍”是我国最早的主要由作家独立创作的白话小说专集。在我国古代小说发展中，“三言”、“二拍”有着重要的地位。

总的来说，我国文学发展到明代，各种样式都齐备了：传统的诗词文继续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品；文言短篇小说上承唐宋传奇、下启清代短篇小说的繁荣；以《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四大奇书”为标志的长篇小说，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戏剧创作的成绩也斐然可观，产生了《牡丹亭》等优秀剧作。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也拓展了新的领域，除了诗文批评以外，对于小说、戏剧的研究蔚然兴起，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艺术见解。然而要指出的是，各种文学样式并不是平衡发展的。从主要倾向看，由于皇权专制思想的禁锢以及文学自身的原因，作为我国文学传统主要样式的诗文相对衰微了；而来自民间的各种艺术形式经过文人的加工提高，终于在新的时空平台上大放异彩。小说、戏剧上升为明代文学的主要样式，它们的发展进步构成了时代文学发展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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