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名乐手考试30人落选，22年前中央乐团那次改革经历了什么 |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1996年，陈佐隍在世纪剧院指挥中国交响乐团首演亮相。

从中央乐团到中国交响乐团，绝非一块牌子、几个字词的更换。前者正式诞生于1956年，1996年四十华诞“寿终正寝”。交响音乐百花园最高枝头“第一俏”，在暮春风雨中枯萎凋谢，在初秋艳阳下萌生新绿。中国交响乐团首演音乐会余音犹在耳畔，恍然已过二十二载春秋暑寒。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宏大叙事中，文化部推行改革的第一团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文 | 紫茵

雯雯（化名），亲历并见证了从中央乐团到中国交响乐团的全过程，回首往事心生感慨。她出身音乐世家，自幼习琴，从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毕业后，即考入原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实际上自建团以来，每个乐手都要经过严格的入团考试，必须符合乐团的水准与风格，试用期满还会有更严格的转正复考。无论何时、从无例外。”

《人民日报》1989年7月12日发表《中央乐团交响乐队为何走向谷底》的文章。雯雯的讲述为“谷底”之说这样旁白：“我们缺政策支持，缺资金相助，缺乐手补充，但从来不缺全国乐迷朋友的真诚喜爱，还有曾与乐团合作的国际大师的高度赞誉。”1996年2月3日，青年指挥家李心草与该团合作上演马勒《第一交响曲“巨人”》。“那场音乐会李心草指挥很棒，我们都下大力气地演。”在谢幕那一刻，雯雯留意到一些老乐师眼含泪花，“大家都感到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了”。雯雯在“巨人”分谱上标记下当天的日子，这个日子果真成为一个历史节点——中央乐团的“谢幕”演出。

《音乐周报》1996年6月7日发表记者舟观报道《中国交响乐团不再有终身制》，新任领导表示：“他决心把‘国交’乐团建设的第一步走好——实行全员聘任制。”雯雯记忆最深刻的则是他左手抚右胸说的一句话“我不会为难大家”，非常诚恳不由人不信。全体乐手随之被通知领取考核曲目及要求，一个月的练习准备。“我也在认真准备，希望留下来继续圆一个梦：有一天，中国交响乐也能在世界舞台，抬头挺胸平等对话。”雯雯说。

那场力求公平的考核，后来被人质疑存在诸多不合理不公平。有相当部分的老乐师直接拒绝参加考核，因为“乐器演奏”与“乐队演奏”、同一乐器的独奏与合奏根本就是两个概念。雯雯认为，“越是优秀的乐队演奏员越不擅长独奏。他们会穷其一生来研究、追求如何磨掉自己的个性，而求得与集体和谐的共性。”世界顶级名团从来不干“大伤元气大换血”这种事。好乐团靠“磨”，好乐手要“泡”，新乐手只有“泡三年、磨五年”才会真正融入老乐队，如同现代足球打的是“整体配合”，仅指一两个球星支撑注定会败下阵来。

“1996年第一期考核，所有考题都由我来负责。”李心草清楚记得这段往事。当年，中国交响乐团首任艺术总监陈佐湟正是看过他指挥中央乐团演奏马勒“巨人”的录像后，下决心调他过来做助手，委以驻团指挥的重任，参加中国交响乐团重组工作。“陈佐湟老师布置得非常详细，他要求我，查遍欧美各大乐团招聘考试有代表性的常规曲目。”那段时间因处于保密阶段，李心草住在附近小酒店，白天去乐团办公室上班。

《音乐周报》时任记者解瑂1996年6月21日在《中国交响乐团一期招聘工作结束》一文中报道：总共225人竞选91个席位，最后从217名应试者中择优录取，82个席位“名花有主”，原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刘云志和原新加坡交响乐团陈允分任代理首席和客座首席，首席空缺。该文还提供了如下信息：原团76人考试有30人落选。一个父母均为乐团老人的乐手落聘；原乐队副队长落聘；原单簧管首席名列第二，已吹奏多年、价值八千美元的乐器，交到新任首席他的学生手里……

雯雯在1996年5月的考核应聘中落榜，她和某室内乐团签了三年合同。同期落选的乐手，有年轻的远走他乡海外求生，有年长的留在家里靠做私教为生，还有的干脆改了行……中国交响乐团1999年夏季招聘秋季上岗。雯雯再次走上考场，这一次如愿以偿，“还是一开始的主考官，他特意追到楼道里对我说，1996年我的落榜是他们工作中不应有的失误，他真诚地欢迎我回到‘国交’大家庭来。”

中央乐团1996年2月3日奏出“绝响”，中国交响乐团1996年9月6日放声“初啼”。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交响乐团举行首场演出，标志着中国交响音乐事业进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期。”《音乐周报》9月20日发表时任记者紫茵“实况”报道《中国交响乐团首演成功》，“这支年轻的队伍将一步步走向成熟……她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希望和光明。”

现已是中央歌剧院副院长的刘云志对笔者坦言，中国交响乐团走到今天，历史必须正视。1996年是一个标志，从总监制开始，我们的交响乐事业就步入了尊重艺术规律为核心的发展之路。那一场革命性的成功树立了一座丰碑，带动全国交响乐团迈向职业化进程，今天的繁荣延续了1996年的改革成果。刘云志始终认为，陈佐湟是一个对中国交响乐事业大义担当忠心耿耿、有责任心有使命感并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

2000年陈佐湟辞去艺术总监职务，中国交响乐团再次踏上一段新的征程。

观 潮

浴火重生的“国交”——乐团改革的里程碑　

文 | 王纪宴

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节点，不禁回想起1996年9月6日晚在世纪剧院的那场音乐会。当晚新生的中国交响乐团在陈佐湟指挥下奏出肖斯塔科维奇的《节日序曲》，这首在当时富有象征色彩的乐曲从初始嘹亮的号角声，直到音乐会结束，都令人印象深刻。对于今天的很多音乐界人士和音乐爱好者来说，当年那场改革引起的震动以及引发的关注和争论似乎已经被岁月冲刷，但它作为乐团改革里程碑的历史意义，是值得纪念和回顾的。

如今似乎难以想象一个交响乐团的命运能够引发范围如此之广的关注，以至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参与度颇高的公众话题之一。当时有音乐界前辈将中央乐团重组为中国交响乐团比喻为“凤凰涅槃”。确实，这次影响深远的改革对于乐团而言不亚于浴火重生，触及多方面和众多人的利益，而引发的质疑持续至今。作为有幸在现场听到“国交”具有历史意义的首演音乐会的听众之一，也是从改革前的中央乐团直到后来“国交”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同时也在数年内作为“国交”管理层的成员之一，我认为，从各个方面来看，“国交”成立对我国音乐事业的推动是不容低估更是无法否定的。从中央乐团的改革到“国交”的创建，其间经历了从文化部到乐团的长期酝酿，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国家改革开放为演奏事业带来巨大活力的体现。

中央乐团重组为“国交”前，关于乐团状态和演奏水准欠佳的报道与评论不止一次见诸报端。而乐团也有多次挽回声誉之举，演奏了一些甚至堪称精湛的音乐会，包括两场“背水一‘演’”：1995年4月由吉尔伯特·凯普伦指挥的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以及稍后由俄罗斯指挥家雷洛夫指挥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香港乐评人周光蓁在其《中央乐团史：1956-1996》中，称之为“最后岁月的铿锵强音”。我不仅听了这两次音乐会，还到中央乐团排练厅听了排练。中央乐团的演奏员高度投入，其中有些人甚至将这些演出视为保留中央乐团的带有悲壮色彩的努力。尽管在马勒和肖斯塔科维奇的鸿篇巨制中，中央乐团焕发出空前的活力与热情，但就整体水准而言，“国交”成立后的演出有着更稳定的状态和更圆润宏亮的管弦乐音色，也更加热情有力；与国际乐坛大师级音乐家的合作也更趋常态化，如俄罗斯指挥大师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小提琴名家安妮-索菲·穆特和吉尔·沙哈姆等。

作为规模与冲击力空前的乐团改革，其意义不限于某些场音乐会上的表现以及与国际名家的合作。国际通行的业务考核机制与音乐季的引入，使得我国乐团朝国际化和职业化方向迈出了至为关键的一步，为我国交响乐团确立了一种更规范有效的运行模式。那之后，从中国爱乐乐团，到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以及这些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地交响乐团，无不是按照这一模式运行。就这一意义而言，“国交”的创建标志着我国乐团发展的一个新的伟大起点。

毋庸讳言，无论是“国交”创建伊始还是后来，也不可避免地有些不尽如人意的音乐会，也有乐团发展的低谷。而在“国交”的第一个音乐季即1996-1997演出季中，最令人兴奋的演出盛事甚至并非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合作，而是在音乐季临近结束时由汤沐海指挥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和马勒《第一交响曲》。这令一些人产生这样的错觉，即乐团水准的提高似乎并不完全取决于改革，而是杰出指挥家的引领。事实上，那场音乐会本身，在汤沐海的艺术造诣与艺术感召力之外，也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乐团改革。乐团改革引起的反作用力、新生团体领导者在艺术和管理上的局限，与乐团改革这一壮举所具有的影响与意义，应该区分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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