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0·人类学】麻国庆：为何海狮《家屋与家先——粤北过山瑶的家观念与实践》书有感作序

2017-06-20 麻国庆 人类学乾坤

何海狮：《家屋与家先——粤北过山瑶的家观念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家的传承与民族认同：方洞瑶族追踪调查与再研究

——为何海狮《家屋与家先——粤北过山瑶的家观念与实践》书有感作序

【作者简介】麻国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何海狮博士在中山大学哲学系读本科时，就对人类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常来旁听人类学系老师包括我开的课程。本科毕业后，他考上我的硕士研究生，之后又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连读资格。从2008年到2013年，他一直随我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法学）。

一、追踪与再研究相结合

海狮随我读博士研究生以来，和我在海南、广东、广西等不同民族地方进行过田野调查，在对不同区域调查的基础上，最后，我们确定以杨成志先生早年的调查地方洞为田野点，以广东粤北乳源瑶族为研究对象，考察瑶族社会的整体变迁。方洞是杨成志先生的早期调查田野点，开始，该书实则是一项对人类学的追踪研究。然而，当年杨成志等人发表在《民俗》杂志上的调查研究成果，均为专题式的调查报告，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歌谣传说、房屋建筑等，不一而足，而且调查时间也较短。这实际上为追踪研究添加了一些障碍。

海狮和我讨论后，认为此项追踪研究不能完全延续和采用当时的分篇专题报告形式。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将这些专题报告打散重读，不拘泥单篇或多篇的内容，而是将当初这些珍贵的研究成果作为方洞的整体社会与文化背景来看。我觉得，追踪研究最重要的是研究过程本身，即“时空穿越”自身的学术价值。这至少体现在两点上，第一，具有传统研究的接续。不管追踪研究采用何种形式，都是对传统研究生命力的再次彰显。换言之，接续研究本身就有其学术价值。第二，在时空转变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动，引出许多学术话题，如传统与现代、断裂与延续、流动与变迁等。我特别强调“时空穿越”本身在学术上的意义，并鼓励学生对前辈田野点进行多种形式的追踪调查研究。即便是前辈所记的某种仪式、某个现象、某种建筑消失了，在这“无”中，我们也可以读出很多丰富的内容，读出“有”来，我曾开玩笑说这是“无中生有”吧。海狮在方洞进行初步调查后，向我表达了对能否完成此项追踪研究的担忧。我当时“搪塞”了他，只是让他继续深入做田野调查，给他宽宽心。其实，我心中有数，这类研究的价值就在于追踪本身。现在看来，何海狮同学的这份“答卷”，也再次印证了我的说法。

他在田野调查的中期，带我来到了方洞。至今进村的道路旁还是客家人居住的村落，越往里走，崎岖的山路越加陡峭，旁边就是万丈深渊，开车的司机都一直很紧张。然而，快到方洞村口，在高山峻岭中出现了一块谷地，种着以水稻为主的农作物，小溪的流水声不时地与山谷相呼应，发出了仿佛佛境中的悠扬乐声。进到村里，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场景，不时浮现在眼前。村里的人们非常朴实、热情，杨先生当年调查时所记述的一些建筑依然存在，似乎先生的眼睛在看着我们。此时，我深感当年杨先生等前辈学者来此调查的艰辛。当然，现在当地的生活与内地的乡村已没有多大差别。经过踏勘，我更加相信不能囿于传统的追踪研究模式，而是要通过对具体的社会变迁过程和现在所呈现的社会状况进行研究。

纵观海狮的调查，他是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以方洞瑶族的家及社会结构为切入点，看瑶族社会的内在特点和变迁过程。这样，杨成志等前辈调查中关于瑶族经济、组织、宗教、歌谣、房屋等方面的描述就成为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显然，这种追踪研究方法与传统追踪研究有一定差别。海狮的追踪研究并未直接延续前辈的核心话题。他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为“追踪研究”与“再研究”相结合，一方面，接续杨成志等前辈的诸多探讨，以历时性观点，在“时空穿越”中把握方洞瑶族社会的变化；另一方面，他的研究又沿着自身的思路进行，这思路就是家及其社会结构（该书第21～22页）。在博士论文中他强调以家为中心的社会延续的观念，并以此为出发点重新考察瑶族家庭与村落的组织、《家先单》、度戒、盘瓠传说等主题。

二、类型比较与民族认同

在我和何海狮数不清的讨论中，恩师费孝通先生早期对瑶族的研究，及其“六访瑶山”对南岭民族走廊的研究，也是我们的出发点。在对瑶族的研究中，尤其是对南岭民族走廊的瑶族的研究，是费孝通先生一直在推动的研究课题。早年，费孝通先生与妻子王同惠女士前往广西大瑶山做田野调查，如果不是意外事故，他们将继续调查大瑶山的其他几个支系。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准备重续大瑶山调查，可惜年事已高，只能作罢。费先生于是倡导年轻学者继续这项研究，他希望从广西大瑶山的调查出发，继而扩展到对南岭走廊的瑶族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费先生提倡将“解剖麻雀”的微观调查和宏观上的类型比较法相结合。费先生强调在“解剖麻雀”的基础上，通过类型比较法将瑶族作为一个整体，形成对宏观问题，诸如迁徙问题、认同问题、民族分合问题等的研究。比如，他在多篇文章中提到的一个困惑就是广西大瑶山的瑶族认同问题：

在长达四五百年的时间里，说不同语言的集团，陆续进入瑶山，由于共同的利益，团结起来保卫这个山区，汉族就把他们统称为瑶族，终于形成了现代的讲不同语言、有不同服饰、在习俗上也有一定差异的，由几个集团形成的叫做瑶族的统一体。为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语言一致的标准来进行民族识别。但我们也不能说大瑶山的瑶族不是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尽管它是由五个来源不同的集团组成，而且还讲着分属三个语支的五种语言。于是这里便产生了诸多值得在理论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什么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它又是怎样起变化的？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在语言、风俗习惯、经济方式等方面能承担多大的差异？为什么一个原本聚居在一起的民族能长期被分隔在不同地区而仍然保持其共同意识？依然保持其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一个民族怎样能在不同条件下吸收其他民族成分，不断壮大自己的共同体？又怎样会使原有的民族成分被吸收到其他民族中去？这些问题的提出将为我们今后的民族研究工作开辟出广阔的园地。

费先生的这一连串问题，涉及瑶族研究乃至更广大区域，包括对南岭走廊民族的研究，但目前还没有很好地推进。我也试图接续费先生的研究脉络，将南岭走廊或更大的区域作为思考的背景。我用“民族”与“区域”“中心”与“周边”“记忆”与“认同”等多组概念进行深入思考。发现其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深化对瑶族的认知。

海狮的博士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费孝通先生关于“解剖麻雀”和类型比较的研究主张。在我看来，他目前的这本专著，在一定程度上也尝试以勉瑶为对象，试图回答费先生关于瑶族认同困惑的“民族共同体”问题。海狮认为，勉瑶的凝聚核心就是其独特的家先观念以及与之相结合的勉瑶的家及社会结构。在这个核心的影响下，勉瑶社会特有的度戒仪式、十二姓氏瑶族传说、《家先单》等文化要素，发挥了创造族群边界、形成族群认同的作用。那么，与此相承接的问题是，瑶族作为一个流动性极强的山地民族，她与国家的互动究竟如何？

三、“无山没有瑶”与“国家在场”

2012年夏，我和海狮前往广东省乳源县调查。当时我们和乳源县合作，在乳源建设了一个田野调查基地。我们刚到乳源时，正值县民族宗教局正在举办瑶文培训班，于是我让海狮也去参加。这个瑶文培训班很有意思，名叫“世界过山瑶瑶语瑶文培训班”。其中“世界”一词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的是这个培训班是世界性的，即学员来自全球各地。泰国、缅甸和老挝的年轻瑶人都来参加，听说越南和美国的瑶人原来也计划来参加的，但由于政策、签证等原因未能如愿。第二层含义，指的是瑶语瑶文是世界瑶人通用的。当然这里的瑶语指的是优勉话，即瑶族人数最多，迁徙最广的一个支系的语言。在培训班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瑶人聚在一起，居然可以用优勉话进行简单交流。第三层含义，是指乳源县政府自称乳源是“世界过山瑶之乡”。20世纪80年代之后，陆续有东南亚和美国瑶人前往乳源瑶山寻根。他们中的一些盘姓瑶人认定乳源瑶山的盘姓开山祖盘安山就是他们的祖先。姑且不论这种认定是否为历史事实，但至少从目前东南亚瑶人留下的文字记录以及度戒仪式等文化遗产来看，他们的祖先曾在广东瑶山停留与居住过。

这其实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过山瑶具有的高度的流动性。“流动”一词牵涉出瑶族研究中的许多话题。从我这些年来在南岭瑶族村寨，以及我的学生所做的调查看，“流动性”也是认识现代瑶族社会的关键词。针对南岭的瑶族至少有几个话题可以广泛讨论。第一，瑶族生计方式的流动性。在费孝通先生倡导下，胡起望和范宏贵的《盘村瑶族》一书就以瑶族生计转型为主要内容。该书将盘村瑶族的生计定义为“游耕”，以显示瑶人耕作方式有游牧民居无定所之意。第二，物的流动。其中包括与生计相关的生产工具的流动。作为文化承载物的《家先单》和《过山榜》，显示流动迁徙是瑶人社会的重要特质。第三，瑶人在流动中与周边民族的接触与融合。其中包括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与社会的往来共生（“货郎”经济、“认老庚”习俗），以及民族间的区隔、排挤与交融。

在此基础上，如何看待“国家在场”与瑶族流动，也是海狮在书中思考的内容。瑶族从平地到山地的迁徙过程，伴随着王朝体系的扩张。这涉及斯科特的关于“逃离国家”的思考（该书第263～267页）。在一定时期内，南岭就是一个Zomia，后来，明清两代朝廷对这片Zomia兴趣渐浓，但实际上依旧无法完全控制这片区域。到了现代国家体系建立之后，这片区域完全丧失了Zomia的特性，成为国家控制区域的一部分。这时，政策、政治、认同等话题又值得重新思考。

还须注意的是，根据海狮的研究，这种高度迁徙性在操优勉话的瑶人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而这个支系也是瑶族中人数最多的支系。现在分布在东南亚和美国等地的瑶族大多为这个支系。区域不同，这个支系的名称也不同，比如在乳源，他们被称为“板瑶”“箭头瑶”或“过山瑶”，而在广西金秀大瑶山，他们被称为“盘瑶”。不过由于语言相通，他们的自称往往相同，称为“mien”。为研究之便，我们也常用“勉瑶”称呼这个支系。

对勉瑶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对整个瑶族历史的梳理。20世纪80年代初，胡起望和范宏贵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关于开展广西大瑶山社会调查的倡议下，开始调查大瑶山瑶族五个支系中的盘瑶。当听完胡起望和范宏贵为何选点盘瑶村落为调查点的理由后，费孝通先生意识到，讲勉话的盘瑶可能是瑶族的民族基础，他们在游耕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游散成分，构成了各地瑶族的共同体。“勉瑶作为瑶族基础”的说法给我们很多启发，对勉瑶进行多角度“解剖麻雀”式的调查研究，将能揭示更多关于瑶族变迁的细节。

四、从家族到民族

传统上所说的中国的家族，主要是指汉族社会的家族，而作为不同民族共生的中国，家族的视角也是研究不同民族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重要切入点。对于民族的研究不能离开家族这个参照系。在一定意义上，家族是社会文化延续的基础。特别是在瑶族社会中，通过对家族记忆和现时的社会结构的分析，对于认识瑶族社会的民族认同与村落共同体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海狮将瑶族的家先观念及家的结构放在一起考察的方法,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要将人类学研究中文化传统与社会传统相结合考察瑶族社会的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和拓展了我在《家与中国社会结构》一书中的研究思路，就是将文化上的家和社会结构上的家结合起来思考汉族家族的特质。但此种思路如何体现在对少数民族社会结构的研究中呢？海狮的研究就具有这种视角，他在家族记忆、社会结构和民族认同相结合的路径上展开对瑶族家的相关研究。

比如，他从对瑶族的家先信仰的研究角度切入，继而与对社会结构的研究相勾连。这与福特斯关于非洲的研究思路类似，福特斯经典的《非洲部落社会的祖先崇拜》一文认为，祖先崇拜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在社会关系结构中家的延续。因此，对祖先崇拜的研究应直接与对相关社会结构的研究相结合。海狮也试图在文化和社会结构两方面对瑶族社会进行把握。在文化上，他强调瑶族的家先观念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对度戒等仪式的信仰（见该书第201～242页）；在社会结构上，他指出瑶族社会是以家为中心的直线谱系结构（见该书第185～200页）。二者的结合，构成了作者提出的瑶人社会是“以夫妻为主轴的家的纵向延续理想”。作者认为，这是推动勉瑶社会运行的最核心的理念及社会结构。

事实上，在民族研究中，家族记忆、祖先传说、社会结构等是非常重要的视角。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一书中对此有过较为系统的讨论。他指出，如同家庭中父母记住子女生日，家族成员记得开创祖一样，一个族群也需要强调其共同的起源，并且经常以共同的仪式定期或不定期地强化这些集体记忆，甚至建立永久性的纪念物来维持集体记忆。而家族记忆是集体记忆的重要基础，由此可进一步讨论族群和民族的认同。

海狮的研究表明，勉瑶的民族认同，与他们特有的“家”“族”特质直接相关。纵向延续的“家”的理念，是实践中形成的瑶族认同的社会结构的基础，而由此形成的十二姓氏的“族”的传说与仪式信仰，则构成瑶族认同的重要文化基础（见该书第259页）。表面上是源于并借鉴于汉族的“家族”文化，经过瑶人的转变，发酵为瑶人民族自我认同的文化基石。从这个角度看，何海狮的研究又再次回应了费孝通先生关于“民族共同体”之问。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对于瑶族的跨界研究，也是对我国华南和西南地区，以及对东南亚各国整体性区域研究的重要载体。希望今后海狮能从跨界瑶族的角度，进一步深入对我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各国的跨国研究，这也是费孝通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开展“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期待着他今后的研究能迈出国门，进入全球化的视角，进一步拓展瑶族研究的新领域。

《家屋与家先——粤北过山瑶的家观念与实践》

目录

第一篇　研究背景

第一章　研究主题与理论脉络／003

第二章　今与昔：方洞80年巨变／018

第二篇　家生境

第三章　坑：瑶山生态与瑶民生计／035

第四章　杉木生产：传统的延续与断裂／052

第五章　卷入：方洞市场生计转型的理论分析／064

第三篇　家空间

第六章　“里”与“外”：瑶山的空间与聚落／081

第七章　家屋：营造、布局及意涵／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