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收复新疆和那些被俄国讹走的土地（简读中国史系列之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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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由读史缩编自著名史学家柏杨所著《中国人史纲》，为通读中国史第50篇文章。
在近代史上，俄国是掠夺中国最多土地的国家。但你知道吗，清政府既没有被俄国打败，俄国也没有费一枪一弹，只凭恐吓和诈术，就夺去了160余万的土地。
相反，力战的左宗棠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收复了新疆，可以看出，不是中国无能力，无能人，只是这一切都被大黑暗吞噬了而已。
一、俄国攫取98万平方公里疆土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第三年，也就是1858年的春天，英国攻陷广州，生擒叶名琛后的第二个月，距广州3000公里外遥远的北方，俄国西伯利亚东部总督木里斐约夫，向清政府提出建议，要求准许俄国驻华公使前往北京，跟清政府商谈共同对付英国的策略，一方面也“顺便”商谈重新划定两国的边界。
中俄自从十七世纪签订《尼布楚条约》，到十九世纪止，将近200年，两国漫长的边界上，一向保持靖宁。然而，中国因大黑暗反扑，日益衰弱——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过分衰弱，就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恶，因为它能引诱其他国家的侵略狂热。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不顾俄国外交部的反对，冒着与中国决裂的危险，派人秘密潜越边界，调查黑龙江沿岸情况。五十年代时，他更亲自出马，乘汽船深入中国领土，到黑龙江畔重镇瑷珲城（黑龙江黑河）。在瑷珲城，他亲眼看到中国军队的装备，不禁大吃一惊——瑷珲城当时驻军一千余人，只有少数十七世纪进攻雅克萨城时所用的旧炮，这在西洋各国早已送到博物馆了；也只有少数士兵有鸟枪，大多数士兵都手持长矛，背负弓箭。
穆拉维约夫认为，对这种160年之久都不进步的国家，如果不马上发动侵略，简直死不瞑目。俄国沙皇政府支持他的主张。
清政府对所有的外国都不相信，当然不愿接受俄国的建议去对抗英国，至于“顺便”重划边界，清政府声嘶力竭的声明说，《尼布楚条约》是“鸣炮誓天”的万年和约，用不着再谈。可是，鉴于拒绝英法修约的后果，对俄国不敢坚持到底，于是命黑龙江军区司令（黑龙江将军）奕山为全权代表。
奕山就是十七年前在广州以白银600万两巨款向英军赎城的那位浑身发抖的满洲权贵，用这种人跟外国办理外交，结果如何，是可以预知的。
谈判开始后不久，穆拉维约夫就看出奕山不过是一个脓包，毫无忌惮地告诉奕山说，中国应该交出黑龙江以北土地，两国即以黑龙江为界。然后把用俄文和满文写好的条约交给奕山，要奕山签字。
奕山最初不肯，一味自说自话的重申《尼布楚条约》是万年和约。僵持了两天，穆拉维约夫放下面孔，宣称奕山应负一切谈判破裂的责任，就回到停泊在江心的俄国军舰上睡觉去了。
奕山在瑷珲城中心神不宁，夜间登高向江心眺望，只见俄舰上灯火齐明，而耳边又仿佛听到什么地方传来隆隆的炮声，吓得浑身发抖，好容易盼到天亮，立即派人去请穆拉维约夫驾临瑷珲继续谈判。穆拉维约夫反而端起架子，拒绝见面，只把已写好的条约交给去请他的人带回，奕山更加六神无主，迫不及待的签了字。
这就是著名的中俄《瑷珲条约》，内容只有两条，规定中俄在东方的疆土，以黑龙江为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4万平方公里中国的广大领土，包括中国人为它两次流血并取得决定胜利的雅克萨城在内，不明不白的被俄国诈欺而去。而且又规定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由俄国跟中国共管。
《瑷珲条约》的签订，使俄国喜出望外，它发现清政府比它想象的还要愚蠢无知，所以渴望再有机会跟清政府谈判，如果能天天都在谈判，那就更好。
第二次机会闪电般来了。《瑷珲条约》于1858年四月签订，五月间，英法联军进攻大沽，俄国驻华公使普提雅廷趁热闹赶到天津，通知清政府说，如果把满洲（东北三省）沿海割让给俄国，就可以阻止英法联军进攻满洲腹地。普提雅廷在照会中特别表明心迹说：“俄国军队进驻沿海，并不是欺凌中国，而是完全为了中国的利益。”
清政府代表桂良稍微表示不敢接受这种帮助，普提雅廷就咆哮说：“俄国一心一意为了中国好，如果中国不给面子，我们从此不再管这一类的事。”
清政府恐怕俄国参加英法联军，经过讨价还价的谈判，最后终于签订中俄《天津条约》，比劳师动众才获得签字的英法《天津条约》，还早15天，距《瑷珲条约》，也同样只15天。它的重要内容如下：
1、开辟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南（台湾台南）、琼州（海南琼山）为通商港口（七口通商）。
2、利益均沾条款适用于俄国。
3、中俄两国未定边界，重新勘定（中国西北疆土丧失的伏笔）。
俄国还要求割让乌苏里江以东领土，桂良心神恍惚，口头上连连应允。口头上的应允虽然没有法律上的效力，但有鼓舞俄国要求再举行谈判的效力。
两年后，1860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俄国前任驻华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也狐假虎威，进入北京，向失魂落魄的奕訢亲王，表示他有办法使英法联军撤退，但中国必须把乌苏里江以东领土正式割让给俄国，作为酬谢。
英法联军所以发生，跟鸦片战争所以发生一样，都基因于清政府对当代国际社会，连最低的基本常识都没有。英法联军的目的只求清政府履行《天津条约》，并无意打进中国的首都。既然阴差阳错打进了中国首都，一则缺少冬天装备，一则又怕清政府瓦解，妨碍他们的商人做生意。所以一心一意希望早日签订和约，早日撤退。
但是，清政府官员对这些一无所知，每日忧心忡忡、唯恐英法长期占领。在签约之后，英法联军本要依限撤退，偏因内部一点小事，延缓了几天，奕訢就慌了手脚，认为是俄国从中捣鬼，他向咸丰皇帝报告说：“恐怕俄夷之事一天不解决，英夷的兵一天不走。”就又晕晕忽忽地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1、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给俄国。
2、中俄两国在中亚，以山脉河流自然形势，和中国哨兵站为边界。
3、俄国在喀什噶尔（新疆喀什）、伊犁（新疆伊宁）、塔尔巴哈台（新疆塔城）自由贸易，并有购地建屋，和传教之权。
乌苏里江以东领土有34万平方公里，包括海参崴在内，在俄国的诈欺下，又莫名其妙的全部丧失。
中国既没有被俄国打败，俄国也没有费一枪一弹，只凭恐吓和诈术，就硬生生的夺取了98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是日本面积的两倍半，而且这还是第一批，更多的恐吓和诈骗还在后面。这不像是真实的国际交涉，倒像是一篇童话故事。
二、新疆的脱离与收复
太平天国覆亡的那一年（1864），西北的新疆地区，又爆发更严重的反抗战争。
陕西回变领袖人物之一的妥明从陕西到了新疆天山北路的重镇乌鲁木齐，住在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参将）索焕章家中，企图发动另一个回变，以打击已失去控制力的清政府。恰巧军区总司令（都统）平瑞正向各县征收捐税，税吏马金、马八都是伊斯兰教徒，贪污暴虐，各县汉人纷纷起来反抗。马金、马八反而倒打一耙，指控这是抗暴的汉人有计划的要消灭伊斯兰教徒，号召伊斯兰教徒用武力对付。古城（新疆奇台）首先发生流血械斗，索焕章乘着混乱，把平瑞杀掉，拥戴妥明当王，建立独立政权。
第二年（1865），另一位从陕西逃到天山南路的陕西回民领袖金相印，在喀什噶尔（新疆喀什）暴动，把清政府的官员赶走。天山西麓，位于中亚的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派了它的大将阿古柏，带着维吾尔人伊斯兰教徒领袖大和卓木布士尔克（前文曾写到的张格尔之子），率领强悍善战的安集延（乌孜别克安集延）兵团，进入中国领土，援助金相印。浩罕人也属于维吾尔民族，于是汉人伊斯兰教徒跟维吾尔人伊斯兰教徒合流。
布士尔克在喀什噶尔称王，他既没有才能而又想干预阿古柏的军权，两年后（1867），阿古柏政变，把布士尔克逼下宝座，送去阿拉伯半岛麦加朝圣。阿古柏登位，称毕调勒特可汗，建立哲德沙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北伐，攻陷乌鲁木齐，当了七年王的妥明在逃亡途中死掉，阿古柏遂统一了新疆全境，只伊犁（新疆伊宁）地区除外。伊犁于1871年被俄国突击占领。
阿古柏的庞大汗国很快就跟英俄两国缔结通商条约，又跟当时伊斯兰教教主苏丹所统治下的土耳其帝国，建立密切关系。20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事实上已与中国脱离。
1873年，甘肃回变结束，陕甘总督左宗棠向中央要求收复新疆。新疆这时分裂的形势已经形成，清政府高级官员对这个棘手问题，像对一颗病牙一样，小心翼翼，没有人敢去碰它。如今左宗棠提出收复国土的严正主张，使他们不得不正视现实。
当权的高级官员分为两派，一派称海防派，以讨伐捻军的安徽兵团淮军首领李鸿章为主，认为中国的外患，来自海洋，所以主张加封阿古柏为国王，使他像朝鲜、越南一样，永作中国的藩属，也就是说，这一派主张把新疆放弃。
李鸿章向慈禧太后上奏说：“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 30 50567 30 15288 0 0 3087 0 0:00:16 0:00:04 0:00:12 3087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
另一派称塞防派，以湖南兵团湘军首领左宗棠为主，他在给慈禧的报告上说保卫新疆就是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就是保卫北京：“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古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在左宗棠看来，“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冠进尺”，收复新疆，势在必行。胜固当战，败亦当战。倘若一枪不发，将万里腴疆拱手让给别人，岂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民族情感在左宗棠心里最为浓烈，最为深刻，当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到来之际，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为和平而战，为捍卫民族的光荣而战，直到最后胜利。看起来是“海防”与“塞防”的分歧，是两个人的辩论，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比，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面对滚滚硝烟笼罩天山南北，一个是要尽快扑灭硝烟、平息浩劫；一个是听之任之，只求不伤元气。
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湘鄂多坚毅不拔之人。江淮平原，水乡曲巷，则人性柔和也在所难免。在这场朝廷大辩论中，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台湾被日本入侵之时，强调“海防”的重要不无道理，但是，这位大清国的三朝元老重臣此时却犯了一叶障目的错误，强调了“海防”而忽视了“塞防”，以至于忽视了整个中华民族利益。李鸿章在晚清的外交事务和海防战线虽然多有建树，但此次却站在狭隘的国家主义立场上，阻止收复新疆，无疑成为了李鸿章一生最大的污点。
当时，朝廷上下大都支持李鸿章的“海防”观点，只有大学士文祥和湖南巡抚王文韶二人支持左宗棠的“塞防”主张，堪称少数派。关键时刻，慈禧力排众议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使左宗棠得以率兵西征。一贯在外交上小心谨慎的慈禧居然力排众议支持左宗棠等少数派收复新疆，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女人能左右晚清政坛几十年，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首先是慈禧认为左宗棠说的理由更充分。
左宗棠认为，对于国家的安危，“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得偏废其一。这从他的上奏朝廷“万言书”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左宗棠对于整个国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以及收复新疆的迫切性，时刻保持的清醒认识。其“万言书”中写道：
一、新疆的面积很大，占全国土地面积的六分之一，非常重要。依我说，凡是祖国的领土，一寸土地也不能轻意让给外国人，不要说这六分之一的广大肥田沃土了。
二、有人说人家有洋枪洋饱，咱们打不过人家。我以为只要整军精武，严明纪律，精求枪炮，发扬敢打敢拼的传统，必然可以转弱为强，打败敌人。
三、新疆与西北各省，乃是华夏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人失去了四肢，他还能好好地生活么?
四、李少荃（鸿章）说，“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这种说法实在是数典忘祖！早在周、秦、汉、唐时代，已有西北，并有了隶属关系。纵观历朝各代，每当国家衰亡时，总是最先丢失西北，为了保住东南，结果导致全民族的灾难。因此，只有保住西北，才可控制东南；光想保住东南，不但保不住东南，势必最后连西北都失掉。
五、由于清高宗乾隆皇帝平定了西北叛乱，削平了准噶尔部，兼定了回部，并且开新疆，立军府第一系列措施之后，才使关内一百多年来“无烽燧之警”，老百姓过着安稳日子。这么巨大的功勋伟绩，李少荃却视而不见，不知是何居心？
六、新疆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到处是土肥泉甘，物产殷阜，绝不是李少荃所说的“数千里之旷地”。历朝历代，每当国家衰弱时刻，总会有一些目光短浅的人提出要放弃新疆这块宝地。当年乾隆皇帝出兵时，也有人反对，说是得不偿失，说什么，取之虽不劳，而守之或太费。那时龚自珍就痛斥这些人是“浅见愚识”，是一些“下里鄙生”。
其次是慈禧对于左宗棠为人处事风格十分了解。
慈禧深知左宗棠在事关大清国整体利益上始终如一，从不让步。比如，曾国藩在一次处理“天津教案”时滥杀无辜，向洋人示好，换来的却是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左宗棠勃然拍案而起，大声疾呼说，“中国有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类！”为此与曾国藩这位朝廷重臣一时失和。左宗棠主张用战争换和平，用战争维护国家的统一。因此，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强硬主张，在慈禧看来，危急关头更能显示忠臣良将的忠君爱国热忱，考验出他们对国家的赤胆忠心。
第三是慈禧身为旗人，十分清楚大清国的“祖制”。
慈禧明白清王朝本身以少数民族尔入主中原的王朝，必须吸取明朝不注意周边少数民族因而亡国的教训，因此一直非常注意在蒙古、新疆等地搞怀柔、羁愫政策。新疆不稳会导致其他地区的骨牌式的连锁反应。何况这时台湾危机也可以派人解决。
于是，在光绪元年六月，即公元1875年6月，慈禧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同时以沈葆桢、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防务。左宗棠争取到了用兵新疆的权力，终于在公元1876年，率六万征西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新疆。西出玉门关之时，左宗棠带上自己的棺木慷慨悲歌出关西行，以示决一死战之心。
很快，左宗棠的西征大军就攻克乌鲁木齐，天山北路光复。英国驻北京的公使乌亚德要求清政府允许阿古柏独立，以保持中亚的和平。这时清政府已不敢再把外国当作夷狄，而且已逐渐生出一种恰恰相反的自卑感，对所有外国，尤其对英国，心怀畏惧。连中国驻英公使，在当时思想最新最进步的郭嵩焘，也都同意这是一个妥善的办法，以免触怒英国。但左宗棠竭力反对，他说：“英国爱护阿古柏如果出于真心，为什么不把印度割让给他？”
第二年（1877），左宗棠的西征大军越过高插云霄的天山山脉南下，阿古柏无力抵抗。而浩罕王国在前一年已被俄国并吞，阿古柏也得不到外援，进退失据，就在库尔勒城服毒自尽。他的儿子们跟四世纪大分裂时代后秦天王姚兴的儿子们一样，大敌当前而仍拒绝团结，反而誓不并存，互相残杀。结果在内斗中胜利的一方——阿古柏的两个年轻儿子和三个孙子，被左宗棠的西征大军捕获，用酷刑磔死。
新疆脱离中国版图14年之后，再入版图。
——回溯十五世纪交趾省（越南北部）因民变而永远失去的往事，阿古柏跟黎利没有两样。新疆面积十倍于越南北部，最后仍回到中国，主要靠塞防派一批英雄坚定的立场和左宗棠以下将领们卓越的军事指挥。历史上得失之间，往往间不容发。
——中亚所有的独立王国，在十九世纪全被俄国征服。阿古柏以一个浩罕人在中国国土建立汗国，即令中国同意，我们用历史眼光可以断定，俄国必然的尾追而至。俄国对阿古柏，不会比对哈萨克王国或对浩罕王国更尊重。
三、俄国再攫取63万平方公里疆土
然而，伊犁地区仍在俄国军队占领之下。
伊犁地区位于新疆西北天山主脉跟支脉婆罗科努山之间，面积约七万平方公里，是十九世纪时新疆全境耕地最肥沃、工商业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一个矩形平原，清政府统治新疆最高官署“伊犁将军衙门”，就设在伊犁城（新疆伊宁）内。1870年，阿古柏攻陷乌鲁木齐。1871年，俄国就发动突袭，占领伊犁地区。对这种明目张胆地侵略行为，它向清政府解释说，因为中国已不能在那里行使职权，所以基于朋友的道义，暂时代为管理，以免落到叛军之手，一旦新疆的动乱平息，就双手奉还。
俄国认为清政府绝不可能再夺回新疆，伊犁地区并入俄国，已成定局。然而，1876年，左宗棠竟然率军夺回新疆，俄国大失所望。依它所作的承诺，必须从伊犁撤退。俄国无法拒绝撤退，但要求谈判撤退条件。
谈判，是它最喜欢的事了。
我们现在追溯一件12年前（1864）清政府在俄国高压下签订的丧失58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塔城条约》（或称《勘分西北界约记》）。
根据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两国在中亚的边界是：“从沙宾达巴哈的界牌起，顺着山脉河流的形势和中国常驻的哨兵站（卡伦）等处，直到浩罕。”沙宾达巴哈，就是沙宾山口，在外蒙古唐努乌梁海西北，是中俄共同边界上的一个山隘。
1862年，外蒙古军区总司令（乌里雅苏台定边将军）满族人明谊，跟俄国代表划界。明谊这才发现，山脉河流形势跟中国常驻的哨兵站是两回事，以山脉河流形势，也就是以分水岭为基准的话，则中国所有的哨兵站，都远在分水岭以西二三百公里之外。《北京条约》签订时，以奕訢亲王为首的官员，没有一个人了解中国真正的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明谊认为应该以中国哨兵站为主，因为那表示中国力量实质上就在那里。俄国立刻派出大批哥萨克骑兵，沿着一千余公里的边界，发动攻击。中国哨兵站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不能抵抗，被迫节节后退，一直退到俄国心目中的地点，然后说：“好吧，就以你们的常驻哨兵站为基准谈吧。”明谊狼狈不堪。
1864年，新疆民变爆发，妥明在乌鲁木齐叛变称王，明谊恐怕俄国跟变民结合，就接受俄国的要求，签订了《塔城条约》，俄国再一次从中国手中不动声色的攫取了58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一块有日本一倍半大的广大土地上，包括6300平方公里的伊赛克湖和3000平方公里的斋桑泊，以及中亚重镇的阿拉木图城（今哈萨克共和国首都）和皮什别克（今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
然而，俄国仍不满意，七年后（1871），《塔城条约》的墨迹方干，俄国乘阿古柏攻陷乌鲁木齐（新疆乌鲁木齐）之际，又出兵占领伊犁（新疆伊宁）。
俄国既要求谈判交还伊犁的条件，清政府只好跟它谈判。1879年，清政府派满洲权贵崇厚前往俄国首都圣彼德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派遣使节到外国首都办理交涉。
崇厚在观念上认为只要收回伊犁城，便算完成任务。而且星象家曾警告他，这一次出国对他非常的不利。所以他急于早日在条约上签字，以便迅速回国，摆脱恶运。因之他到了俄国后，很快就签订了下列的《里华几亚条约》（又称《伊犁条约》）：
1、俄国把伊犁城（新疆伊宁）交还中国。
2、中国赔偿俄国占领费500万俄元（卢布）（中国白银280万两）。
3、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二万平方公里），及特克斯河流城（三万平方公里）与俄国。
4、斋桑泊以东，重新划界（这就是说，还要举行俄国最喜欢的谈判）。
条约的结果是，中国只收回一个伊犁城，城以西和城以南的领土全部丧失，从伊犁到天山南路必须经过的特克斯河，也被切断。这时候清政府对国际事务，开始多少有点了解，再加上英国暗中为中国出主意，于是清政府拒绝批准这个条约，并且宣布崇厚因没有接到训令就擅自返国，把他逮捕，判处死刑（星象家的不祥预言应验了）。
清政府若干大臣还声称要用武力收回伊犁。中国全国的舆论沸腾，左宗棠也集结军队，准备进攻。俄国的态度非常强硬，但那时他们还没有西伯利亚铁路，运兵困难。而且新征服的中亚诸国，有乘机反抗，跟中国合作的危险。最后，中俄两国恢复谈判，清政府这一次没有再派满洲权贵了，而派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当全权代表。
1881年，双方签订《圣彼得堡条约》（又称《收回伊犁条约》）：
1、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二万平方公里）给俄国（总算保住了特克斯河流域三万平方公里）。
2、赔偿军费900万俄元（卢布）（多了400万俄元，总约合中国白银500万两）。
俄国仍不肯罢休，两年后（1883），再跟中国勘定斋桑泊以东边界，签订《科塔条约》（外蒙古科布多与新疆塔城间边界条约），用不着问，吃亏上当，割地如仪的仍是可怜的中国，面积三万平方公里（约有台湾岛那么大）的斋桑泊地区，再断送给俄国。
俄国对清政府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愚弄，没有一次不得心应手。仅西北边境一隅，中国的失地，就达63万平方公里。连以前所割东北边境的领土，至此共达161万平方公里。这161万平方公里，有三个法国，或四个日本那么大，都是中国国防上绝对不可以丧失的重地，任何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笔巨债。
中国在清政府满洲权贵领导下，被俄国一大块一大块的宰割，却没有惹起当时世界上任何人的注意。比起英国、法国以及以后的日本军国主义那种开枪开炮、声震四邻的公开抢劫，俄国的手段，更高一级。而最使中国人啼笑皆非的是，俄国每一次攫取中国土地，都在它坚称对中国十分友善和坚称它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之后。
四、中法越南战争
《圣彼得堡条约》签订两年后（1883），中国又为了保护越南，而跟法国发生战争。
十八世纪末，流亡在外的广南国王阮福映，得到法国传教士的协助，于1789年，跟法国签订同盟条约，允许法军长驻交趾中南地区（越南南部），并把土伦（岘港）割让给法国。法国承诺派遣一支军队，帮助阮福映复位。五年后1794年，法国远征军攻陷首都顺化，西山党政权消灭。这时正逢法国大革命，无法消化它的胜利果实，而把军队撤回。阮福映继续北伐，灭掉安南王国，统一全境。
十九世纪初叶，阮福映请求清政府加封，清政府改封他为越南国王，他就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嘉隆王。1820年，阮福映逝世，他临死时，嘱咐他的儿子阮福皎说：“不可忘记法国的大恩，对法国要敬爱不衰，但千万不要把土地割给法国。”可是他的后裔对法国却采取敌视态度，法国传教士受到动辄被杀的迫害，法国的愤怒自在意料之中。
延迟到1856年，法国才采取行动，海军少将鲁约里到顺化呈递国书，要求越南履行1789年跟嘉隆王阮福映签订的条约。越南政府理也不理，原封退回。鲁约里就在土伦（岘港）登陆，摧毁越南炮台。越南政府等法国舰队撤退后，把在越南传教的法国传教士，屠杀净光，作为报复。
三年后，1859年，英法联军在中国大沽口挫败，但对越南并不放松。法国舰队再度光临越南，攻陷交趾的首府西贡（胡志明市）。越南只好屈膝，于1862年，跟法国签订《西贡条约》，把交趾南部割给法国。
法国政府对于占领越南三分之一的国土，似乎已经满意，但法国商人却垂涎被称为“北圻”地区的越南北部，商人久辟酉在北圻首府，交趾古都东京（河内），发现一条可以通往中国云南省的交通新道，就是红河。他利用这条河道贩卖军火到云南省，卖给正在作战的伊斯兰教变民和清政府的军队。但军火在越南却是违禁物品，越南官员无法阻止他，就要求驻在西贡的法国总督召回这位商人。
1873年，法国总督派遣海军官员葛尔里前往调查，葛尔里率领两艘军舰到达东京（河内）后，竟被久辟酉说服，建议总督派兵并吞越南北部——北圻。越南官员对葛尔里痛恨入骨，就跟山区的黑旗军秘密联络，葛尔里遂在黑旗军一次狙击战中，中伏被杀。
黑旗军的领袖刘永福，是中国广东省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国遍地民变时，刘永福是其中的一支，但他不像太平军那些领袖有政治理想。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逐渐恢复秩序，刘永福在中国无法立足，就率领他的部众逃到越南，在中越边境北圻西北部山区一带屯垦，当然也免不了种种不法的勾当，自成一个独立王国。
越南一向把中国人当作天朝人，所以对刘永福的侵入，既无力驱逐，也不想驱逐。刘永福这批约二千余人的绿林豪杰，使用黑颜色的旗帜，越南人因之称他们为黑旗军。当刘永福把葛尔里等五颗法国人头呈献给越南国王阮洪任（二任王阮福皎的孙儿）时，阮洪任大为高兴，认为法国已经丧胆，就任命刘永福当三宣兵团副司令（三宣副提督）。
葛尔里之死，引起法国更大的压力。明年（1894），越南政府再次屈服，跟法国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
1、法国承认越南是独立国。
2、越南外交由法国代理。
3、开放红河自由航行。
法国驻中国公使把条约副本，通知清政府，清政府正式覆函声明：“条约中有承认越南是独立国条款，越南自古就是中国的属邦，所以对此条约，中国不能承认。”
越南对这种连外交权都丧失了的屈辱条约，也根本不准备履行。可是中越两国别无他法，只把希望寄托在黑旗军上，希望黑旗军能对红河通航发生阻挠作用。
越南政府告诉法国说，因为来历不明的黑旗军盘据保胜城（中越边界上红河东岸的重镇老街城）的缘故，红河无法通航。一面不理会法国代理外交，继续向中国派遣朝贡使节。法国用武力阻止贡使出发，贡使却提前一天动身，使法国军队扑了一个空。
法国当然不肯罢休，1882年，海军司令李威利由西贡率舰队北上，在北圻登陆，攻陷东京（河内），要求越南履行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宗主国中国乞援，中国向法国交涉，两国代表在天津签订《天津草约》。在草约上，法国同意红河以北是中国保护区，中国承认红河以南是法国保护区。但这个草约呈报给两国政府时，立即受到反对，北京认为这样做等于瓜分越南，而且坚信黑旗军是法军的克星；巴黎认为法国必须全部占领越南，不能让中国分一杯羹。
次年（1883），中法两国同时宣布草约无效。法国大军即进攻越南首都顺化，越南国防军瓦解，国王阮福升（阮洪任的儿子）投降，跟法国签订《顺化条约》，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内政外交，全归法国管理。
越南政府高阶层拒绝承认，把阮福升罢黜，另立他的儿子阮福吴当国王，一面派急使到中国求救。清政府的反应十分迅速，立即派遣援越远征军进入越南，在东京（河内）附近的北宁府、山西府、兴化府一带布防。可是等到法军发动攻势，援越远征军和被估计过高的黑旗军，全部溃败。清政府只好再跟法国谈判。
第二年（1884），中国代表李鸿章，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李福协定》（或称《天津简明条款》）。
1、中国军队从越南撤退。
2、中国仍是越南宗主国，但不再过问法国和越南间所订的条约。
3、中国不向法国索取赔款。
然而，这草约再度受到两国政府的反对，中国政府认为这样等于出卖越南，法国政府认为中国仍保留宗主国名义，可能引起后患。
法国首先突击越南东北边境城市谅山，被中国援越远征军击退，法国驻北京代办谢满禄就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在两天内承诺赔偿法国军费8000万法元（法郎）。清政府拒绝，谢满禄逾期得不到回答，即下旗回国。
光绪皇帝载湉下令各省备战，而法国舰队已开始攻击。清政府的军队腐败如故，停泊在福建福州闽江口的舰队和号称固若金汤的马尾炮台，被闯进来的法国舰队全部摧毁。法国舰队再攻击台湾，在基隆登陆，占领沪尾（台湾淡水），封锁台湾海峡，切断中国南北海道。
1885年，法国军队再在台湾海峡中的澎湖群岛登陆。对手就是驻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的左宗棠。可惜，74岁的左宗棠在这个时候病逝了。不久，法国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孤拔也死在澎湖。他的死，中国说是被中国击毙，法国说是害病逝世。但法国的陆军从东京（河内）向北进攻时，在中越边界上的镇南关（友谊关），被一位因这一次战役而成名的中国将军冯子材击败，并乘胜追击，重占谅山，进逼东京（河内）。
这对于一向习惯于胜利的法国，是一个人心震动的打击，消息传到巴黎的明日，法国内阁倒台。
就在这种情况下，中法接受调停，签订《越南条约》，承认《李福协定》，但取消中国是越南宗主国的条款，越南从此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中国虽然被迫放弃越南，但中国已尽了宗主国应尽的力量，没有逃避。
——当时，越南的嘉隆王朝政府，跟中国的清王朝政府，同等的腐败和同等的无知，对外国只一味的闭着眼睛。这时候距鸦片战争已30年，清政府应该了解通商贸易的本身，并不是一件罪恶，应该鼓励越南接受。不去这样做，却去帮助越南利用乌合之众的黑旗军阻挠红河通航，即令阻挠成功，对于已经土崩瓦解的越南危局，实质上也没有补益。幸而清政府乘着谅山的胜利，立即和解，否则法国非常有可能继续占领台湾、澎湖，造成割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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