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猴的尊严，一个人的尊严，一本书的尊严

2015-12-30 陈亮做書

一

2015年3月17日下午，《最后的耍猴人》发布会结束后，老杨和他的猴子欢欢被几个热情的读者围住。在言几又书店二楼角落的沙发边，一个女孩请我帮她和欢欢拍照。我拍完后，她继续和老杨聊起天来。陪老杨来的，还有新野的一个干部。他见女孩打开话匣子，就一个人踱步到楼下了。

我手里捏着个信封，里面装着老杨出席活动的嘉宾费。老杨前天和那个干部从新野坐长途车（带着猴子不让坐火车），连夜赶到北京。我和同事找了一圈，城里的旅店都不让欢欢住。最后言几又的李宇峰说：“实在找不到，把猴子给我吧，我在书店里守着睡一晚上。”

后来马宏杰老师在自家小区里，说服了快捷酒店的老板，让老杨他们和欢欢住了进去。

我站在一旁，等女孩聊完，走过去把信封交给老杨，告诉他是这次活动工作人员的酬劳，对他表示了感谢，就转身下楼了。

我知道耍猴人有他们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和我作为一个编辑的自尊心是一样的。

后来我读到同事肖蕊写的书评，对其中一段话心有同感：

我敬佩这些耍猴人，他们坚强勇敢，在糟糕的境况下，从不抱怨，坚守原则与道义，耍猴赚钱绝不乞讨，扒火车绝不偷盗。他们视猴子为亲人，吃饭让猴子先吃，猴子走累了便放肩上。他们是可怜的，但怜悯是最廉价无耻的感情，会日渐散去甚至消失不见。而马宏杰始终平视他们，真的用心在关注，而非出于肤浅的怜悯。

马宏杰在书里记录了这么一件事：有一天，收的钱里有张五十元的假币，老杨心情不好，盛了一碗饭蹲在窝棚边吃，大公猴拿起一块石头扔到锅里，把一锅饭菜都打翻了——每天回来吃饭，猴子都是要吃第一碗的，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老杨这一天忘了。

马宏杰还在书里记录了猴子去世的情景：

12月6日上午，杨林贵给我打电话说，他的老公猴看样子要不行了。当我从洛阳赶到他家时，老猴已经死了。贺群告诉我：“猴子快死的时候，场面非常感人。那时候奄奄一息的老猴已经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和它一起生活的另外两只猴子不时将它抱起，向杨林贵吼叫着，流露出祈求的眼神，希望主人能救救它。老猴想坐起来的时候，它们就在老猴的背后把它托起来。”

杨林贵说：“因为今年没有外出，怕它不活动生病，昨天我把它拉出去遛了遛。大概是天太冷的原因，回来后猴子就生病了。找来村里的兽医打针输液，还是没有救过来。这只猴子跟了我六年，算起来有二十七八岁了，在猴子当中也算是长寿的了。”

杨林贵找来一件自己的毛衣，把老猴包好，装入编织袋中，独自一人出门，到自家地里挖了个坑，把老猴埋了。这是杨林贵送走的第三只猴子。回来时他说：“耍猴人都不想让猴子死在自己面前，那场面太让人伤心了。”

在马宏杰老师的图文记录里，我知道，一个人有自己的尊严，一只猴子有自己的尊严，一本书也有自己的尊严。

二

2009年春，我到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新媒体部任职，那时已经对马宏杰的作品有所了解。很早之前，我就在关注赵铁林这样的摄影师和他们的作品，想过要把他们的作品出版成书。那年5月，赵铁林因病去世，听到消息时很伤感。我跟他缘悭一面，却已经把他当成朋友，想着以后有机会面谈，对他和他的作品有更多了解。后来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本《我的“老三届”岁月》，才真正对赵铁林有深入的了解。

我跟马宏杰在一栋楼里办公，但没有任何直接的交流，甚至没有见过面。后来我去了一家做畅销书的公司，也没有给马宏杰出书的机会，因此一直没有跟他联系，但我心里一直记着他镜头里的那些人，那些人的样子在我的脑子里，无法抹去。

2013年春，我到了磨铁，在铁葫芦图书工作，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做书了，于是给马宏杰发短信，简单说了想法，这还是我们第一次直接联系。他让我看看网易博客上的博文，然后再交流。第二天，我们开始在Q上谈做书的事。我的电脑里还保留着当时交流时的记录，以下是部分文字：

我：马老师，早上好。网易博客我都看了一遍了。

马：你觉得上面的一些专题怎么样，可以提出些建议。

我：「耍猴人」和「西部招妻」这样的题材，都是现在非常难得的人文摄影题材，可以窥见当代中国的一个侧面。其他小的专题不适宜于单本出书。

马：你们研究一下怎么合适。

我：我看了网易博客后，还是想看看您作品的一个总体的目录和提纲。只看网易博客上的文章，我还不能给您具体的出版方案。我还是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您的作品。

马：我这周末写个结构给你吧。看后我们再定。

我：好，就是需要目前可以出版的作品的全部的目录和概要。

马：好的。

我跟马宏杰又聊了编辑姜淑梅老人作品的一些思路，当时《乱时候，穷时候》交稿不久，我正在调整书稿的结构。过了几天，马老师把过去三十年全部作品的提纲发给我了。在此之前，我也在网上把能找到的关于他作品的全部文字，还有访谈，都看了一遍。

2013年6月，我整理好出版思路，跟马老师有了更深入的沟通，然后提出可以签合约，把出书的事情提上日程了。过了几天，我去印厂盯印，夜里下起大雨。马老师打电话来，约第二天面谈。于是那天上午，我又回到以前工作的地方，跟马老师第一次见面。简单聊了一会儿，就把出版合约定下来了。

三

马老师先交稿的是《西部招妻》。这部书的记录过程，长达三十年。一直到出片前，马老师还发来了最新的图文记录。

《西部招妻》word有9万多字，我初审后整理了编辑思路：

按写作顺序分：

老三买妻：2.41万字
刘祥武相亲：1.61万字
刘祥武捡钱包，打工被骗，救助乞丐：2.13万字
刘祥武相亲续：0.54万字
刘祥武救助孕妇等：2.65万字

按写作主题分：

老三+刘祥武相亲、买妻：4.56万字
刘祥武的行善、受骗、打工遭遇：4.78万字

编辑思路：

书名和内文标题都需要再拟。

老三买妻的2.41万字+刘祥武相亲的1.61万字，共4.02万字，这部分文字编辑力度不会很大，下一步主要是校对和配图。

其他部分文字，要加强编辑力度。

刘祥武行善、受骗、打工等事，篇幅超过本书的大主题“买妻”，建议这部分文字加以精简。

刘祥武行善、受骗、打工等4.78万字，写法跟老三买妻的2.41万字有较大的不同，其中更多对话和第一手采访素材。这4.78万字需要加大编辑力度，建议还是多用第三人称叙述，减少直接对话的篇幅。

下一步考虑：开本、版式设计和封面设计。等图片到齐后开始排版。本书以文字为主，图片为辅。等耍猴人到稿。如果耍猴人这本的主题和内容，比老三和刘祥武的故事主线更加明晰，可以考虑先推出耍猴人这本。

后面就基本按这个思路，一边做，一边等《最后的耍猴人》完稿。其实我希望先出耍猴人的书，我想让马宏杰的第一本书出来，就能引起关注，有一个不错的销量，然后再做第二本。在编辑第一本书的过程中，马老师不断发给我新的图文记录，因为他不断在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间往外面跑，继续记录老三、刘祥武和耍猴人们的生活。

要不是出版一本书非得有一个期限的话，我感觉这两本书，我陪着马老师做一辈子也做不完。

「西部招妻」的故事告一段落了，耍猴人的故事仍然在继续。马老师虽然尊重我的出版思路，愿意由我来决定两本书出版的先后顺序，但我也不想放着《西部招妻》不出，等着《最后的耍猴人》完稿。2014年6月，在和马老师达成出版意向一年后，《西部招妻》面世了。

用一年的时间打磨一本摄影纪实作品，这个时间算不算长？

我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如果按照一般的出版节奏，马老师的两本书都可以在一年，甚至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因为已经有很多现成的图文资料了。但马老师和我都愿意拉长出版周期，一边做手头的事，一边补充新的内容，然后继续打磨，直到有一本不错的书出来。

《西部招妻》面世后就获得了不少关注，而且入选了不少好书榜。不过也正如我所预料的，销量很不乐观。起印一万多册，到现在还有库存。

然后我们继续打磨《最后的耍猴人》。这个过程更长，这部书稿的出版思路跟《西部招妻》是同时有的，但实际出版时间，已经是在《西部招妻》出版后9个月了。这本书面世后果然引起了更多关注，进入各种好书榜，获得各种推荐，销量也是《西部招妻》的好几倍，最近还被评为“亚马逊2015年十大好书”。马老师还上“一席”介绍了自己完成这两本书的经历。

四

打开电脑里《最后的耍猴人》的文件夹，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各种文件夹和文档。编辑过程中，马老师不断补充图文，有的是我去他办公室拷贝的大量图片，有的是qq上发的。这些最原始的图文资料，我都专门备份存档，然后在编辑过程中再做取舍。有时没有选某张图片，回过头来又很不舍，反复思量，最后选出了132张图片呈现在书里。全书的结构反复调整，我自己就前后仔细调整，逐字逐句改动过至少三次。编辑樊广灏和周建鸽也提出了不少建议。这本书的编辑过程，要仔细写出来，都可以写本书了。

2014年12月，我在廊坊兰新雅印厂时，接到马宏杰老师电话，原来耍猴人在牡丹江被刑拘了。

耍猴人也被刑拘？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我就震惊了。尼玛这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吧。这些耍猴人祖祖辈辈以此为业，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也没听过因为耍猴被关进大牢里的。

马老师开始奔走呼吁，最终耍猴人都被无罪释放，这次牢狱之灾也让他们这最后一代耍猴人基本失去了游走江湖的心气。

在这本书下印厂的前几天，马宏杰还在不断给我最新的图文，我都加入了书里。因此有了这些耍猴人被刑拘后的自述：

我们是农民，大老远地再跑到东北去上诉，要花费很多精力和钱财。俗话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我们赔不起呀。耍猴人祖祖辈辈没有犯过法，法是个什么样，以前不知道，经过这次牢狱之灾，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黑暗和可怕的东西。再说了，要是上诉，我们是不是还要去牡丹江，到时候他们再把我们抓起来怎么办？再被抓进去，就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来了。牡丹江在我们的脑海里已经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了，我们新野的耍猴人都知道这事了，再出去耍猴，谁都不会再去那个地方了。这些心理创伤别人是不会理解的。

因此有了这样的文字——

孙志刚的墓碑上刻有这样一段话：“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人处在世俗之中，不可避免地有高低贵贱之分，对于那些善良弱势的人，我们只有通过宽容、理解、帮扶，才能给他们带来改变的希望。

也因此有了书里最后那张图片。鲍凤山抱着已经僵硬的猴子阿丹的尸体痛哭。这只猴子生在他家，长在他家，就像他自己的孩子。阿丹演猴戏挣的钱，供他的两个孩子读完了大学。

五

发布会结束后，老杨他们打车回住处。《读库》主编老六坚持不要我们送，自己回去了。我和马老师一起送杨锦麟老师去机场，他要连夜赶回香港，参加第二天的活动。

早在2009年12月，还在凤凰卫视工作的杨锦麟老师，就带着摄制组，和马宏杰一起到江西余干县，拍摄过在那边耍猴的老杨。这次新书发布会，也是几个老朋友的再次见面。杨老师在2010年冬天，还跟马宏杰一起，从湖北出发，一路记录过刘祥武到宁夏固原“买妻”的过程。

杨锦麟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回忆了当时拍摄老杨耍猴的情景：

那是个雨雪交加的寒冬，与耍猴人相处的那几天，我和我的伙伴们用摄像机，马宏杰用照相机，完整地记录了耍猴人的艰辛。节目播出之后，引起了诸多反响，我和我的伙伴们真实感受和分享了马宏杰一以贯之的专业主义态度和精神，那是一般人在空调房、暖气屋里无法获得的对生命价值的追寻和体验。

参与拍摄是一个足以令人心力交瘁的过程，时常会在充满自责和内疚的情绪中辗转反侧、备受煎熬。这是因为你看到了太多最底层人群的疾苦，看到了太多无助、太多陷入困境时的绝望面孔。你也许可以帮一些人，或完成一些事，但你根本没有能力去帮助所有的人，做所有的事。这会让你更加充满无力感、焦灼感，甚至负罪感。

他们告诉我，这是抑郁症的前兆。

也因此，我对马宏杰近30年如一日的坚持，对他始终如一、一本初衷的努力，越发充满由衷的敬佩。

快到机场时，杨锦麟发现自己连行李都没拿，忘在言几又的休息室了。

我给李宇峰打电话，刚好他的同事李晨昊住在机场附近，就马上坐地铁过来了。等待的过程中，跟杨老师聊着天。他倒是一点都不急，说如果赶不上飞机，就在附近住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再回去。

李晨昊及时把行李送来了。后来我跟他和李宇峰都成为朋友。李晨昊还送过一本日本著名的出版人松田哲夫的《恋上书：一本书是如何做出来的?》给我，后来他去了成都，李宇峰最近也在找新的工作。大家都在寻找新的方向。

那天跟李晨昊告别后，我走到机场外面，点支烟，等开往回龙观的机场大巴。手机陆续进来一些消息。有人关切地问：“活动成功吗？”“成功啊，我回复说，一切顺利，明天媒体应该会很关注的。”“那就好，希望这本书能卖起来。”“是啊。”我回道。

抽完烟，上车。看着窗外，心里有些很复杂的，说不出的感觉。我想起小时候见过的那些人。我小时候在湖北一个县城里，一条很热闹的街上长大。街上有各种商铺，对面是电影院和公园，附近还有剧院、新华书店。在那片小天地里，做各种营生的人都有，还有短暂停留的外地人，包括像杨林贵这样的耍猴人。

有一次，有一家外省人搬过来，在附近搭了个棚屋住下。一家四口，姐姐比我们大，弟弟跟我们同龄。大人靠拾荒（捡废品）维生，姐弟俩也没上学，成天在附近玩。我们这些小孩很快就混熟了。我们去他们的“家”里看过，那种脏乱的棚屋，根本没有家的感觉。

当时是热天。这家人的母亲，见我们来玩，就掏钱在旁边卖西瓜的摊子上，给我们每人买了一片西瓜。她舍不得买一只整的，只能买一片片的，她掏出的钱都黑乎乎的。

吃完西瓜，我们就回去了。那是我们唯一一次去这个小孩“家”里玩。不多久他们就搬走了，去了别的地方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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