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 | 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
▲吴国盛
作者 吴国盛 （本号主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编 许小编 刘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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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的北京，秋高气爽，延庆郊区的松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更是风景宜人。9月20－22日，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在这里主办了“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松山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科学史所、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浙江大学，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河北大学出版社、华夏出版社、中华读书报、科学时报等单位的18名代表，就“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两天的研讨。
近几年来，国内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的社会研究学界的一些学者，在“科学传播”和“科学文化”的旗号下，比较多的介入媒体、从事大众写作，在向公众塑造科学形象方面发挥了比一般学者更大的作用；与此同时，他们所认同的科学观念和科学思想也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声音显得格外突出。“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工作的兴起，一方面受到了欢迎，认为科学与传媒的结合找到了一种新的有效方式，科学真实的、人性化的形象被展现给了公众；另一方面，也受到了一些质疑和批评，认为这些学者向媒体的深度介入，传达了错误的科学观念，损害了科学的形象。在面对这些赞扬和批评的时候，“科学传播”者和“科学文化”人均感觉有必要会聚在一起，进行认真的反省和思考，这就是此次会议的来由。
析“科学文化”
本次会议承接去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科学文化研讨会，因此“科学文化”概念的澄清成为第一个主题。我自己一直感觉，“科学文化”这个术语对于描述一个工作领域来讲是可行的，但不太容易凸现某种理念追求。
科学传播也好，科学文化也好，都有两个特征：第一，“科学传播”或“科学文化”目前的实践者大都是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的社会研究界的学者，他们不是科学家，而是把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人文两栖学者；第二，“科学传播”或“科学文化”目前的实践内容，不是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的社会研究领域里的纯学术工作，而是通过媒体从事大众与科学之间的沟通工作，按照传统的说法应属科普工作。“科学文化”这个词对于表征这些实践者的身份以及他们从事工作的性质，有一定的命名力。
首先，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已经极大的多样化了，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与科研管理、科学与X（X＝社会、宗教、艺术、文学、政治、经济、法律……）等等，呈现高度发散状态。在中国的学位体制中，科学史属于理学一级学科，科学哲学属于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科学社会学属于社会学下面的二级学科，科技政策与科研管理属于管理学下面的二级学科，从学科建制上距离甚远。但从研究内容上看，有十分明显的亲缘关系。同行之间潜在的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来称呼这些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过去，大家常用“自然辩证法”来称呼，但国外同行通常感到莫名其妙，这些年国内学界也不大使用这个词了。用“科学文化”似乎有一定的涵盖性。80年代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曾经提出过用“科学文化学”来统称科学史、科学哲学诸学科，后来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库”要出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方面的书，采用了“科学文化学”作为这个系列的名称。美国的杜尔宾（P. T. Durbin）主编的《科学、技术与医学的文化指南》（A Guide to The Cultur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包括了科学史、技术史、医学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医学哲学、科技社会学、医学社会学和科学政策研究九个部分，正好是对科技史、科技哲学、科技社会学和科技政策的一个统括。所以，“科学文化”一词似乎能够提示我们的学术背景，尽管我个人比较习惯称“科学人文类学科”或“科学的元研究”。
其次，“文化”这个词也可以表达出某种“群众性”、“大众化”的意思。这些年，国内到处流行“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企业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服装文化、雅文化、俗文化，到处都是“文化”，也确实使人由“文化”联想到“普及”。“科学文化”一词也许能够提示我们的工作性质，即把科学引向公众、引向他们的日常生活。
因此，“科学文化”这个术语可以指称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与科研管理以及“科学与X”等领域里的“学术研究”，也可以指称这些领域里的“大众写作”。我本人主持的“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网站（www.phil.pku.edu.cn/hps）之中的“科学文化论坛”栏目，是按照“大众写作”来定位的。许多被称为“科学文化人”的作者之所以被称为科学文化人，也是因为他们在大众写作方面有突出的影响。
但是，“科学文化”还可以指称更广泛的领域。与会的中科院科学史所的代表表示，他们即将创办的期刊《科学文化评论》将会有更宽广的包容性。他们理解的“科学文化”包括三大部分：第一，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第二，科学与文化（哲学、艺术、宗教等）；第三，由科学所主导的新型文化。这样，科学文化的实践者就不限于那些有着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背景的学者，而包括所有的科学家以及一切有志于以科学为基础塑造新型文化的人们。
正因为“科学文化”的指称有天然的模糊性，所以我感觉单用这一旗号难以凸现特定的理念追求。不过江晓原认为，某种术语的特定涵义不必通过既有的约定俗成来“先天的”规定，而可以在未来特定的实践中形成：如果读者大众总是在“科学文化”的名下读到特定的作品、领悟到特定的思想情趣，那么“科学文化”的特定规定性就会被逐步确立。我想他的观点也有道理。
科学传播：将“传播”理念引入“科学”
传播学这些年比较火热，一些理工科院校也建立了“科技传播”专业，但就我所知，现有的“科技传播”要么是着重研究新技术条件下新媒体的运用（比如影视、网络），要么就是将科技活动做为个案配合讲解传播学的一般原理。应该说，我们北大科学传播中心所倡导的“科学传播”与上述两种“科技传播”都有所不同。一方面，我们在理论上依托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等科学人文类学科的知识背景，试图深化对科学的理解，弘扬新的科学理念；另一方面，在实践上，深度介入科学与公众的沟通活动，直接从事科学的大众写作和出版等科学普及工作。因此，我们的“科学传播”在亲缘关系上与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科学人文类学科，以及与科学大众化的实践活动更近。我个人觉得，无论是标示实践活动的性质，还是凸现某种理念追求，“科学传播”似乎都比“科学文化”有更强的命名力。
今天我们所说的“传播”和“传播学”是泊来品，是对英文Communication一词的翻译，然而中文的“传播”一词往往与“传输、传递（transmit）、扩散、散布、广播（dissemination, spread, broadcast）”相联系，表征的是某种（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单向“流动”，并没有双向流动的意思。Communication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是“交通、交流、交换（exchange, intercourse）、互动（inter-active）”，但在“传播”的中文字面意思里得不到体现。因此我觉得，Communication或许译成“交流”和“交流学”更合适。我不知道，Communication被译成“传播”和“传播学”是否与我们的汉语文化传统有关，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文化传统本身就不是一个鼓励信息双向流动的文化，不是一个鼓励communication的文化。这种误译本身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文化“传播”（communication）的案例。
如果说这种译法今天已经约定俗成、难以更改了，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不断地用communication的理念即“交流、沟通和互动”来阐释“传播”，赋与中文“传播”一词以新的含义。就信息领域而言，“传播”是与“信息垄断”相对立的一种崭新的、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信息分配方式；它贯穿渗透在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运行模式。
传播学是上世纪80年代才传入中国的，此前中国没有传播学，只有新闻学。传播学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原因是，传播学对中国的学界而言，不仅是一门对新闻学加以补充的新学科，而且代表着一种新的新闻观念。正是这个新观念，推动了中国的新闻改革，同时也遭遇到怀疑、批判和抵制。
传播学的引进究竟带来了何种新观念呢？首先，传播学淡化了新闻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过去，新闻被看成是党派的宣传工具，是党的喉舌，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随着传播学的传入，人们慢慢开始中性的看待媒介，把新闻看成是信息的传递和接受过程，新闻机构开始被称为“传播媒介”、“大众传媒”；其次，传播学引入了传播者与受众的概念，以及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平等的交往作用的概念，这种新观念引入的后果就是强化了新闻的人民性，使媒体开始注重传播效果、注重民众的声音。朱镕基总理1998年10月7日视察中央电视台时的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十六字，精辟地总结了新的新闻传播观念。总的来看，传播（communication）代表着一种“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心态，是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作的内在要求。
但是，传播学的引进引起了长久的有时甚至是激烈地争论，新闻机构究竟是信息媒介还是宣传工具？新闻学有没有阶级性？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如何？令人高兴地是，这些争论最终都平息了。以最后一个问题为例。在国际学术界，新闻学是一个远比传播学范围小的学科，但在中国，传播学一直不能纳入学科目录，直到1998年，国家教委才把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中的“新闻学”改称“新闻传播学”。由于受到各种各样的阻力，传播学确立自己学科地位的过程比较缓慢，但毕竟最终还是确立了，而且可以预期，总有一天新闻学会成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让传播学成为新闻学的分支。
“科学传播”与“科学普及”（Science popularization）的关系，很类似于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传播”首先代表的是一种新的观念，所以，我们所倡导的“科学传播”并不是“科学普及”的一种新潮的名称，也不只是在传统科普中引进和运用新的传媒工具，而应该首先看成是把“传播”的理念引入对“科学”的理解之中，用“传播”的态度看待科学、对待科学。用“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传播”观念来理解科学、对待科学，就是我们倡导的“科学传播”。
科学传播可以分成三个层面，首先是科学界内部的传播，其次是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传播，第三是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可以贯彻“传播”的观念。
科学界内部的交流包括学科同行之间的交流与跨学科交流，这两种交流的重要性似乎都不必重申，但是，同行交流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还有待诉诸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比如“同行评议”作为学术评价的基本依据的观念和制度安排在我国尚未确立。而在跨学科交流方面，“传播”观念的引入引发了更多的观念变革。学科“平权”的观念要求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物理学中心主义”和“生物学中心主义”，要求我们在“实验科学”和“理性科学”之间达成平衡，在“数理实验传统”与“博物学传统”之间达成平衡，在“还原论”科学纲领与“整体论”科学纲领之间达成平衡。科学界内部的传播，就在于推进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中心学科与边缘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对话。
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传播，也是基于一种新的科学观。曾几何时，科学被看成是无前提无偏见的客观知识，科学家只是单纯地与自然界打交道，因此科学与其它人类文化之间并无内在的关联。过去一个世纪来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已经充分揭示了，科学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其理论创造和事业发展深受文化环境的制约，科学不是无前提无“偏见”的，而有其特定的“旨趣”（interest）。基于这样的科学观，科学与人类其它文化如哲学、宗教、艺术等的对话与交流，就不是可有可无的外部要求，而是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自然，这个层面的“传播”要想开展起来，也需要有平等和多元的心态。
科学传播：科学普及与公众参与并重
我们通常讲的科学传播指的是科学传播的第三个层面，即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这也是科学传播狭义的指称，与传统的科学普及有相同的工作领域。但由于我们强调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平等”和“互动”，科学传播与科学普及之间就有着观念上的重大差异。
科学普及有一个重要的预设，即科学知识及其创造者高高在上，是科学知识权力的掌握者，科学普及只是一个知识的单向流动过程，即从科学知识的创造者那里流布到无知无识的大众那里。科普的功能很类似于“科学”的宣传工具，“科学”的喉舌，它要贯彻科学的意志，强化科学的权能。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科普作家对科学一味持景仰和赞颂的态度，认为科学家都是道德高尚、智力超群的人物，科学总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普通大众唯有坚定地相信科学、自觉地运用科学，才能从愚味无知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幸福的生活。科普笼罩在一种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
科学传播反对对科学与公众的关系做这样的定位。一方面，我们意识到，现代科学知识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由少数知识精英所垄断的知识，因而就科学向公众传播而言，存在着一个知识下行的通俗化的过程。就这个“知识下行”的方面而言，科学传播需要借助传播学已经建立的结构功能方法，分析不同受众的接受意向和接受能力，针对不同对象开展不同形式的科学传播活动；要研究如何有效传播，如何提高公众的现代科学素养。但是，这个“知识下行”的过程不能理解成科学家向民众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相反，应该理解成科学家的义务。因为在今天这个大科学的时代，多数科学工作由政府和社会提供财力支持，纳税人有权利来了解科学的进展，评价科学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要开辟公众向科学的传播这一新的维度。这一维度可以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高、精、尖的现代科学而言，公众可以参与对现代科学的社会后果的评估，从而在科学的发展方向、规模和速度方面起一定的制约作用。美国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里已经把“理解个人和社会视野中的科学”作为内容标准纳入，要让全体国民意识到：“新概念和新发明往往会影响到其他人；这种影响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是坏的。力争预先弄清概念和发明对他人即将产生何种影响是有益的。”“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既不是完全有益的，也不是完全有害的。”“技术的变革往往伴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这些变革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有害的。社会的需求、态度和价值观念影响技术的发展方向。”在中国，这一工作将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而日益重要起来。
第二部分，是在现代科学之外，公众直接参与科学知识的建构。自然，这样的知识不大可能是现代高深的数理科学知识，也不大可能是唯有在现代的实验室里才会产出的实验科学知识，许多民间科学爱好者之所以被讥为“想骑着自行车上月球”，就是因为他们缺乏现代科学的训练却企图解决现代科学的难题。但是在现代科学之外，确实存在着另类的科学形态，是公众可以直接参与的。比如对身边的动植物进行采集、记录和分类的博物学，就是这样的科学。刘华杰建议称之为“公众科学”，因为博物学是“门坎最低的科学知识”（田松语），因而能够成为公众直接参与建构的科学知识。
不仅是博物学，一切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居住环境直接相关的知识，包括本地的地理、土壤和动植物知识，适合本地条件的能源、原材料、水资源开发和综合运用知识，与当地水土和文化相适合的饮食、卫生保健和医学知识，一句话，地方性知识，都是民众可以直接参与建构的，是民众生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在中国近二十年的现代化过程中，地方性知识遭到了空前的忽视，而实际上，在消除广大农村地区的贫穷和落后方面，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地方性知识可以发挥强大的作用。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不能不重视地方性知识的。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借鉴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我们倡导的科学传播，既继承传统科普的科学向公众传播，又强调公众向科学传播这个新的维度。后一方面同样面临着许多观念冲突。“多元、平等”的观念必定挑战各式各样的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精英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美国中心主义，弘扬科学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传播”事业任重而道远。
学界、媒体与市场
在公众科学传播即狭义的科学传播领域，媒体作为科学与公众之间的界面，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过去的科学普及重视了科普创作、科技场馆和农村技术推广，但没有考虑到传媒的作用。无论从有效传播的角度看，还是从促进互动的角度看，媒体都是中心和枢纽。
如何有效传播？大家都觉得要有市场意识。市场意识不简单是投入产出的经济学考虑，而首先是受众意识、读者意识。对国家来说，要转变由政府包办科普的传统思路，转向社会办科普、科普产业化、娱乐化的思路。市场化、产业化、娱乐化，可以有效促进现代科学向公众的传播。
在促进互动方面，媒体也应该而且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以媒体为中枢，一方是公众和市场，另一方是学界。就公众方面而言，媒体一方面要有市场意识，因为市场代表着民意，市场调节本身可以看成是公众在间接的制约媒体，另一方面要有更多公众的声音。目前在网络媒体上，公民对现代科学发展的社会后果的评价有比较多的表达机会，而在传统媒体上机会不多。
就学界一方而言，媒体也要注意发出多元的声音。学界实际上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科学界，一部分是科学的元研究界（包括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传播学等），每一部分因着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研究传统而会有不完全相同的声音。学界可以有偏向，而媒体应该公正，而媒体的公正性就体现在维护多元的局面。
会议期间，在学者与传媒的关系方面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学者应该亲近媒体，致力于科学传播的学者尤其应该如此，因为亲近媒体也就是亲近了公众。另一种则认为学者作为学者首先应该维护学术自主性，应该对媒体保持一定的距离，正因为学者能够与媒体保持距离，媒体才有可能在学界与公众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我想，从道理上讲，研究和提倡科学传播与直接参与科学传播，完全可以是两回事。不过这个话题也有特别现实的针对性，因为学者因亲近传媒而引起同行蔑视的事情中外皆有发生。西方有些科学家因投身科学写作而引起科学家的讥讽和不屑，以致于影响在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声誉，比如萨根就因为热衷于科普而未能评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我们这里，刘兵因为过多的介与媒体和社会活动也被科学史同行善意的质疑和规劝。对学者与传媒的两种看法因为涉及到学者个人治学道路的选择问题，不可能达成一致的看法，需要的是相互的宽容和理解。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10月29日，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取授权，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