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一句话。母亲反反复复地掂量，不敢出口。她知道这句话对父亲来说是刀子，扎心。但又不得不扎。性格急躁爽直的母亲生平第一次把话长久地窝在嗓子眼里。
父亲手术一年后，没有像全家人期盼的那样，一天天好起来，而是越来越虚弱消瘦。母亲就明白父亲的日子不多了。母亲在和我独处的时候，一句话把我精心编织的谎言戳得稀里哗啦，母亲说，二丫，你心，我懂，但你大大的病我比大夫都清楚，我一天一天眼瞅着他，咋能不清楚。比父亲还年长三岁的母亲，在父亲生病的日子里，陪着父亲一起迅速地消瘦。仿佛，两个人的肉身连在一起，一个人的病两个身体担着、熬着、耗着。
母亲想跟父亲说——咱把坟砌了吧。
原本，父亲身体强壮的年月里，就厌恶母亲做和死有关的准备。大约是十年前吧，母亲发现自己的眼有点花的时候，就自作主张买了深蓝和细白的棉布及上好的新疆棉花，给她自己和父亲缝寿衣。再遮掩，再偷偷摸摸，也难免被父亲发现。父亲气红了脸，脖子上的青筋鼓得跟树枝子一样，对母亲发脾气——你这个娘们儿，好事不琢磨！
遮掩不过去，母亲干脆在院子的地上铺了席子，光明正大地缝。树荫下，斑驳的阳光洒下来，如银亮温热的花朵。母亲不时地在银灰的头发里蹭细小的针。细小的针，针脚自然细密。母亲仔仔细细地裁，认认真真地把棉絮分出薄薄的层，像蓝天上风吹过的纱巾云一样薄。一层层、一层层地铺陈。那些针脚，瘦芝麻一样，整整齐齐地从母亲的针尖下生出来。邻居问时，母亲的大嗓门爽朗朗地说，趁有本事做送老衣裳呢！母亲的手艺是一流的，从年轻时就是。母亲对夸赞她的人，欢欢喜喜地说，一辈子最后一套衣裳，能不用心么。
父亲的脾气向来短，一句话，惹了母亲一堆理由后，他的脾气就偃旗息鼓。母亲的理由有祖传的也有她自造的。母亲说，做寿，做寿，做了才得寿。再说这世间万事万物，都有个头也都有个尾。怕，那头就不开始了？那尾就不结束了？既然那头尾是避不过去的，就得有准备，省得到眼边前抓瞎，那样就只能潦潦草草地结个尾。你愿意潦潦草草结个尾？！你愿意我还不愿意呢，我手巧了一辈子，最后的一套衣裳到我眼花得看不清了，让别人缝得歪七扭八地到祖宗那里丢我的脸，毁我一辈子能干的名声。趁着我眼能看见，把咱俩那尾都给缝得漂漂亮亮的。
母亲把自己和父亲的寿衣缝好后，放到她陪嫁的木柜子里，每年夏天拿出来在毒太阳下暴晒一回，热热的，把细菌虫卵都杀灭，再用塑料纸包裹起来放进去。有一年夏天回家，正遇上母亲晒寿衣，一根从堂屋扯到南屋的铁丝绳上，两个大袄，两个夹袄，两条棉裤，在烈烈阳光下泛着莹莹的蓝光，母亲坐在堂屋的马扎上，瞪眼瞅着，仿佛那是一群栖息在铁丝绳上的蓝色大鸟，不用眼管束着就会飞走。小半天后，母亲依次将它们拍打，翻个儿，蓝色的大鸟变身白色的，像垂翅而栖的仙鹤，懒洋洋地闭目养神。我想帮忙，被母亲制止了，母亲摆着手说，别动，别动，你哪会呀。翻个衣裳，我不会？我嘴上犟着，手却乖乖地妥协，坐到马扎上，看。其实，母亲是怕我粗心，把汗渍弄到衣服上。太阳给整个院子镀了一层晃眼的光晕，有种波光粼粼的感觉，母亲和那些大鸟们都在神秘温热的微微荡漾里，母亲拍打寿衣的样子，仿佛在透明的水里哄慵懒的鹤睡觉。那时的寿衣，和生离死别没有关系，连个想象都算不上，它只是传说中一场演出的道具，拥抱着拍打着，却从不相信它真的会发生。
故乡的人都坚信魂灵的存在。坚信寿衣只有在人咽最后一口气前穿上才能被魂灵得到，否则只是穿在躯壳上，魂灵是穿着旧衣裳或赤裸着的。我小的时候，曾听母亲讲过一个姥姥村里的事——一个人从外地赶回家乡时天才蒙蒙亮，因为是寒冬，山村还处在寂寥无声的状态里，走到河边，看见本家的堂嫂匆匆忙忙地走着，边走边扣着腋窝下的大襟纽扣，他招呼说，四嫂怎么起得这么早？四嫂说，我走了！他想她要往哪里走，走得这么早这么着急忙慌，衣服扣子都没扣好。进了家门，和他母亲说进村只看见四嫂一个人。他母亲听了，说肯定是你四嫂走了。母亲往四嫂家跑，他也跟着跑，以为四嫂打架离家出走，想去告诉四哥，四嫂走的方向。进了四嫂家，才知道四嫂刚咽了气，腋窝底下的那个纽扣还没扣好就死了。
最近，又听说了个我们村里的事——大新泰和他老婆都是难得的孝顺人，但就是未能给他娘及时穿上送老衣裳，让他娘在三年前死了个光腚。三年里，家人不是这个莫名地发烧就是那个病恹恹地打不起精神，吃药打针都不灵验，最后请了个懂阴阳的先生来家。先生在他家坐着喝茶，歪头看见门后面站着个全身一丝不挂的老妇女，苦巴巴地望着他。先生惊得一下站起来。原来大新泰他娘的魂灵，因为光着身子，羞得出不了门。遵照先生的指导，大新泰两口子给他娘重做了衣裳，在门后面烧了，说了些求母亲原谅的话。他母亲的魂灵得了衣裳，才体体面面地走了。大新泰家随即安宁下来。
父亲术后放疗的时候，母亲让大姐芬独自在医院照顾父亲，她赶回家去。她说，家里很多事等着她。后来，才知道她最大的事是回去把父亲的送老衣裳补齐全。当年，她只做了难度最大的棉衣和鞋帽。父亲白色立领对襟的衬褂、锦缎的单衣单裤还没做。母亲闩了院门，戴了花镜默默地缝。发脾气的人不在眼前，母亲反而更要避人。避着所有的人。当死触手可及时，母亲害怕了。它像个飘浮的气球，在她的心头和脑海飘着，经不起任何一粒唾沫星的刺扎。这次，母亲不单单为父亲缝漂亮的人生尾儿，她更多的是缝愿望。她把父亲的单衣缝好后，打开柜子，慢慢地把原来存放在柜底的棉衣拿出来，小心谨慎的样子让人觉得那些衣裳真是大鸟，沉睡的仙鹤，只要不惊醒它们，它们就能一直沉睡，永远不会起飞，也就永远带不走父亲。母亲把所有的衣裳合并，用塑料纸包严实，用箢子盛着，高高地吊在屋顶的梁木上，祈愿父亲高寿——寿衣高高挂起，寓意高寿。
母亲日复一日地掂量着那句话，琢磨着怎样才能去了它的锋芒。四月，万物复苏，百花盛开，母亲在田里干活时获得了磨钝那句话的方法。闰年，而且是闰九月，百年不遇的闰，一年有三百八十五天的闰。有人利用这百年不遇的闰，在做棺砌坟——家乡人除了在亲人突遭意外离去时匆匆置备外，凡是有准备的，都选择闰年，估计是因为闰年的岁月长些，有长寿之意。母亲在田间和村里走着，打探着，她要搜集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打棺材砌坟是个很多人都在干的事，而不是针对病人的。掌握了翔实资料的母亲回到家，装作新奇地跟父亲说，刚听说今年闰九月呢，说是百年不遇，下一个闰九月要等到一百二十年以后。东边宋老五家，北头子皮笊耒家，少白毛家，西边建设他大哥家，很多，都在抓着这个好时候砌坟，做寿器呢。母亲把棺材改成好听些的寿器。母亲说完就睁大了眼慈爱柔软地看着父亲。不，不是看，是兜。忙忙碌碌，吵吵闹闹的一生里，她从没顾得上宽容温暖地看他，她总是举着坚硬的盾牌，抵挡他发出的任何带刺的话语。此时此刻，所有疼痛的尖锐都被她顽强地阻隔在心里，只把温暖柔软散射出来，成一个大大的包袱，等待着兜起他的气愤和呵斥。她等待着他像往日一样红着脸鼓着脖子上的青筋呵斥她——你这个娘们儿，不琢磨好事！而他没有，他听她说话的时候低头摆弄小闺女给他买的戏匣子，他只是屁股底下的马扎滑擦了一下，靠着墙的身子颤了颤。她知道他又害怕了。刚查出病的时候，她跟他说，听二丫说，你那里得做个小手术。她故意加了个小。他当时在弯腰穿鞋，也是这么一颤，坐到了地上，抬眼仰望着她，呆呆的，愣愣的，不知所以的无助。她扶起他，想着该像以往一样给他刺回去才能安他的心。她说，看你出息的，不就个小手术么。话出口，她听出来刺没了，刺了一辈子的锋芒瞬间磨秃了。瞬间，她体会到，原来，说话带刺也需要力气，那个力气需要斗志，那个斗志需要旗鼓相当，两口子才能叮叮当当。现在，矛没了盾也就没了。他弱了，她就软了。她本能地软成包袱，兜起他的无助和惶恐。从那时起，她看他，不自觉地会把眼睛睁大。
其实，她的眼睛睁不大了。睁大，只发生在她的意念里。衰老，用松弛缩小了她的眼。眼皮早就有了过度吹起的气球撒气后的松软和皱褶，漫过那道叫作双的漂亮沟堑。过界了。像田里贪心的邻家在分界的田埂上做的手脚。曾经，它们双得像半圆的桥拱一样结实好看，支撑着情绪的河流恣意流淌。欢喜的。焦虑的。愤怒的。无奈的。奋争的。滚滚而过。从没有绝望哀痛。绝望哀痛的洪流，是在他手术后日渐衰落的岁月里才生发的。他日渐的衰弱，在她心里日复一日地堆起一座荒芜的土山，慢慢地塌方，浑浊地流淌。好在，衰老的松软，如帷幕遮蔽下来，一切都不再明显。
他的眼皮，也有着漂亮弧度的沟堑，也像桥拱一样，只是更结实些。他的消瘦，像身子骨里悄悄进行的收紧，原本已出现的松软缩回了。变小的眼睛，变大了，大得像孩子的眼睛，无辜地大着。一世的沧桑盛在无辜的底盘上，让看见的人心疼而无措。
曾经，四目相对，四条河流，旗鼓相当的激情和流量，流着相依为命为友为敌的岁月。
她嫁给他，是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那年。她的嫁妆有一张三屉的桌子和一个柜子。柜子顶上放着一床褥子一床被，桌子上有用红线勾连固定的六个白瓷红花的碗和六个盘、一个茶壶和六个茶碗、两把细密的竹丝编织成壳的暖壶，上面贴着用剪刀剪出的粉红双喜。一份颇为丰厚的嫁妆。在桌子中间的抽屉洞里，珍藏着她共产党员的证明，那是她用超过男人的付出换来的，是她旺盛的青春激情和热血凝结而成。在没有战争的劳作里，凝结的方式只有一种，满怀斗志地流汗。十二岁，一九五三年，入社的田野里，集体劳动，她开始成为一个整劳力，青壮的男人干多少她干多少。十四岁，植树造林，修治荒芜的浮来山，她和哑巴叔、裹了小脚的大娘一组，哑巴叔挑水，小脚大娘放苗，她挖坑，干成植树最多成活率最高的先进标兵。十七岁，“大跃进”开始，所有人家里跟铁相关的物件，大到饭锅，小到门鼻子上的铁钉，都被收集起来，大炼钢铁，赶超英美。没有锅的人们，被集合到村里的食堂，大吃特吃。亩产几十万斤，国家富足得流油，全世界人民都不如我们幸福，大吃特吃算个啥。人们的热情被引导到临时架起的火炉上，旺盛的火焰和人们的激情一起蹿长。地里的庄稼熟了，不能收。收庄稼，一是耽误大炼钢铁，二是显得不相信国家富足。都富足得流油了，还需要收吗？粮食在田里腐烂。吃完了村里粮仓里的粮食，炼出了几个大铁疙瘩后，饥肠辘辘的人们发现没吃的了。人们被发动着去未收割的地里耕种，未腐烂的庄稼秸秆和枯草支棱着，让新播下的种子无法生根发芽。上面派来的技术指导员，用权威把祖祖辈辈从事耕种的嘴捏紧了——谁不听谁就是成心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人们沉默着按照指导员的命令去地里放火焚烧，没来得及发芽成长的种子被烤焦了。岁岁年年养育着人类的土地，用彻底的绝产断了人们富足的梦想。人们开始吃菜吃草吃树皮。这时，她被征调去五十公里外修水库。这对她和她的家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家里少了一张吃饭的嘴，而她能吃到粮食，每顿饭一碗稀得照见人影的稀粥和三个小地瓜，多么幸福呀，她站在青峰岭水库深达百米的库底，在刺骨的冰水里挽着裤腿，斗志昂扬！人们在她装满淤泥的推车上插上红旗，在她的铁锹上拴上红绸花，在大广播喇叭里日夜播放铁姑娘的事迹，打夯的男人们把对她的尊敬和不解编成号子唱。
铁姑娘还没有来得及把她又红又专的证明转交给婆家村里的党支部，人们就把长达一米的藤条破粪筐子糊上白纸，写上“打倒保皇派”的大黑字，扣到了她公爹的头上。她困惑了。她一个又红又专的铁姑娘嫁到了被揪斗的人家里，她能做的就是用新媳妇的身份劝说和守护满头粪渣子一心寻死的公公。她反复掂量着上交党员关系的后果。一天烧晚饭的时候，她打开抽屉，摸出那个信封，悄悄地用火钩子挑着放进了灶膛深处。生命在跳跃的火苗里分段——前小半段，为证明自己；后大半段，为和嫁的这家人一起往前簇拥着过活。很多年以后，母亲回望自己的生命历程，也是以那团火苗为分水岭——前小半段，在娘家当驴；后大半段，在自己家当驴。母亲说，我前辈子里肯定是头没拉完磨就死了的驴，这辈子继续拉。母亲总结父亲时会说，你大大，就是头老黄牛。这话听了很多年，也没去琢磨过牛和驴的不同，以为母亲就是随口一说，近年来，才慢慢地体会到母亲说话的智慧，很多很多的话，都是她生命的体验，是用她和父亲一生的辛劳、一生的感受提纯出来的，比如这牛和驴的比喻——老黄牛的劳作场景是相对单一的，大都在田野里，从田里出来，它能趴在水沟或树荫里休息休息。它也有季节，冬天它还有些悠闲，在太阳地里，反复嚼着干草，不去忧心阳光外的生计。驴，不同，既能在田里当牛用，也能在家拉磨，还能套上车拉货，它优于牛的迅捷和灵活注定了它是劳苦的多面手，而且它不会反刍，不懂得慢慢地反反复复咀嚼一点干草的怡然和满足，它注定比牛焦虑。
铁姑娘既能和男人一样干活，也能和男人一样打架。他们的第一架打得旗鼓相当。用母亲的话说叫谁也没占着便宜。那是一九六七年的春节，母亲嫁过来半年后。两个月前，分家了，父亲和母亲从奶奶的大家庭里被分离出来。母亲并不害怕单过，她有的是力气，人家两口子是一男一女出力干活挣工分，她的家相当于是两个男人，她相信一定能过得好。奶奶家除了爷爷还有二叔三叔大姑二姑三姑小姑，按照人口比例，父亲和母亲只能分到一小半的一小半，三十斤蜀黍（高粱）、三辫子玉米棒子、五十斤地瓜干、一口半窨锅、一个瓦盆，一个用高粱秆穿成的锅盖顶。按照惯例，分完家后，要在新人的家里吃饭，一为答谢主事的，二来取意烧炕暖锅。吃完了五斤地瓜干煮成的晚饭后，大姑临走时拿起母亲还温热的锅盖对奶奶说，这个盖顶得拿回去，给她就没有盖煎饼盆的了。母亲看着消失在黑夜里的锅盖顶，抹了几把泪，立马想起瓦盆也能当锅盖。
大年夜，除了两捧蜀黍外，所有的粮食都已吃完。母亲坐在炕沿上，父亲坐在灶肚口，两个饥肠辘辘的年轻人瞅着空锅，过年。母亲虽饿，并不焦躁，明天可以用那两捧蜀黍撑着，只要熬过了大年初一，就到了出嫁的姑娘回门的初二——新媳妇新姑爷新正月地回去，祖上从来就没有让他们饿肚子的规矩，铁定会有吃的，可能还会有一顿饺子。美好的东西都有个共性，离得近了，就让人挠心地想伸手去够；离得远了，只激发想象。母亲的饺子离得远，在十里之外，在漫长的大年夜再加一个更加漫长的初一。父亲的饺子离得近，就在几条街后，他甚至已经闻见了香味。一年一次的饺子啊。父亲在鞭炮声里，在幻觉里吞咽着口水。他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干草，掀起当锅盖的瓦盆看看再盖上，头不抬目不斜地走了出去。他知道锅里是空的，他只是用这个动作告知坐在炕沿上的女人——锅空着，你别怪我撇下你去找吃的。
刺骨的寒风中，父亲掖紧他的棉袄，揣着手，朝着他的家跑去。是的，那才是他的家！他生活了二十二年的家！他的父母他的弟弟妹妹！他一年一度的饺子！父亲撞开他家的柴门，推开堂屋的薄木门，看见他盼了一年的饺子，在碗里，在筷子间，在爹娘和弟弟妹妹的嘴边，热气腾腾，香气逼人。来不及找筷子，父亲伸手从二姑的碗里捏起一个，二叔的筷子啪地打向父亲的手，二叔愤愤地说，分家了，你的饺子在你家锅里，你省着不吃跑来吃我们的！饺子掉落在桌子上，父亲转身走出他的家，没有一个人出来挽留他，他倚着低矮的院墙哭了。哭他竟然不再属于这个家。他第一次感到了彻骨的孤独。结婚，对他而言，就是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各自蜷缩在床的两头，和她一块吃饭而已——他只是以这种难为自己的方式，给弟弟妹妹腾挪出一点空间罢了，让他们睡得宽敞一点，在饭桌子边坐得也宽敞一点。竟然，这个家和他不再是一个家。竟然连一个饺子也和他没关系了。他的泪蜂拥而出。二十二岁了，他不记得哭过。他也不记得孤独过，不记得害怕过。这一切，却在大年夜，一起袭来。以后怎么办？就只和那个女人一个家了吗……眼泪滴进脖子里，流到光溜溜的胸膛上，划出尖锐的疼痛。远处有人走来，他掖紧棉袄，搓搓面颊，往回走。
母亲看见父亲出去，知道他是回家找饺子吃去了。瞬间，初二的饺子，窜到了眼前嘴边，母亲咽起口水来。她眼巴巴地瞅着门口，期盼着吃了饺子的父亲能带几个给她。看见他回来了，重新坐到灶肚口去，她热切地问，吃饺子了？没给我带几个回来？他一肚子的委屈孤独和惶恐找见了根源——都怪她，要不是因为她，他就能坐在家里的饭桌边和弟弟妹妹挤着吃饺子了！不善言语的人，一切的情绪都在目光里，他瞪起的眼睛里，满是委屈和愤怒。她讥讽地乐起来——哎哟，这是没吃上呀，还是撑得眼珠子往外凸？他恼了，抓起柴草堆里的一块粗干柴朝她扔去——都怪你！她闪身躲过——怪我？分家一捧麦子都没给，一分钱也没有，我拿什么包？你以为我是神仙吹口气就能变出来？！她站起身，也把眼珠子瞪得委屈而愤怒。他警觉地站起，两个新婚半年谁都不敢碰触对方身体的人隔着半米的距离怒目相视。总是脆弱的那个先发动进攻，他抓起一个小板凳朝她抡去。她躲闪的时候，看见了墙角的扁担，抓过来，踩到脚下，用力一折，断为两截。她把地上的一截往他脚边一踢说，今天不是你砸死我就是我砸死你。
小小的一间锅屋，两个用相同武器的人势均力敌地战在一起，在大年夜凛冽的风声里，犹如江湖上深夜郊外的一场仇人相遇。她招招朝着他的小干腿，他下下抡向她的脑袋。一场战争帮助他们克服了不敢碰触对方的羞怯和恐慌。打累了，心里的委屈和愤怒泄干净了，他们心平气和地重新坐回各自的位置，揉搓自己的伤痛，默默地听吼吼不止的风。
母亲的二姑父，我的二姑姥爷，他们俩的媒人，想起来去看看他们的第一个春节过得怎么样。二姑姥爷返回家，从水缸和粮囤上揭下两个掌心大的“酉”字帖，抹上糨糊，割了两根肋骨宽的一长条肉，拿了一棵白菜、两瓢面，放在筐里，让他的两个孩子抬着送过来。犹如巨额的财富从天而降，母亲和父亲喜出望外，欢欢喜喜地包起饺子来。你一个，我一个，两个人均等匀速地吃着他们成家后的第一顿饺子。剩下十个的时候，母亲提出留“压锅”。“压锅”很重要，犹如大海里船底的压舱石，决定着新的一年里家庭的命运。母亲说，留十个吧，十全十美。父亲看着饺子，咽口唾沫说，再吃俩，还没饱呢，留六个，六六大顺。
父亲和母亲把六个饺子认真地摆在碗里，掀开瓦盆，郑重地放进锅里。
一条家庭的小船从此开始启航，孩子们一个跟一个地来了，或许是因为六个饺子的“压舱石”过于轻了，生活这个风雨无常波浪翻滚的大海，时常把他们冲上浅滩，让他们撞上暗礁。而四个儿女已把两个人的心魂压得稳重牢固，让他俩在风雨里不得不彼此安慰彼此抱怨彼此搀扶。
父亲生病后，母亲不但要照顾他，照顾儿子和读高中的孙子，照顾鸡狗鹅鸭，还要忙田里和菜园里，帮着忙儿子家的田和菜园。母亲原来总是小跑的走路习惯改变了，她的脚没有了远离地面的力气，像两支光秃的老笔在粗糙的纸面上划拉、拖拉、努力，再也没了饱满圆润的笔画和书写，只有支撑和支撑的愿望在坚持。虚弱是唯一能让生命安静的捆绳，父亲被捆在独孤的安静里，听着老妻的脚步和疲乏，他第一次意识到她老了，她累了。那个身强力壮的女人，那个干净利索脾气急躁的女人，那个指挥了他一生，督促了他一生，常常因为他行动比她缓慢而讥讽他“迈着方步放着四棱子屁”、“过个门槛要先数数有几个脚指头”的女人，竟然也缓慢了，竟然也老了，竟然拖拉着走路了。他第一次为她心酸起来，等她进屋拿东西时，他说，你歇歇吧，等我好了，我干。看她没有停下来的打算，他恳求说，歇歇吧，听你拖拉拖拉的，我心里难受。这是他说给她的最深情的话。她停下来，心里眼里都酸得生疼，她背对他倒了碗水端着，吞咽着突然被勾起的委屈和恐慌——一辈子，到末尾了才知道心疼她，可谁知道，这末尾能有多长？他能疼她多久？
曾经他和她都身强力壮的年月里，被他气急了的时候，她就发狠说，老天爷要是长眼，就让我死前边，让你过过没我的日子，你才知道我的好。他不懂服软，也不会妥协，他总是嘿嘿一笑，慢慢筋筋地用洞悉一切的口气说，我还不知道么，谁死前边谁享福。这话细思量起来很伤人，如剧毒的药，能要了人命——好像那个死是个巨大的福利，是个巨大的便宜，她在抢。也好似和她一起的世间生活多么地不堪忍受，她这个人多么地不值得留恋。好在，她和他早已知己知彼，她常说他抬抬屁股她就知道他要拉什么样的屎。她心情好的时候，会半是埋怨半是教训地说，你是哪句话不药人不说哪句，你就不会拣句好听的说？哪怕半句，也暖暖人心。心情糟的时候，她就反击——嗯，你算说对了，谁死前边谁享福，我伺候了你一尖辈子，够够的了。一尖辈子——仿佛，她和他一起过过的日子像地瓜干一样，一片一片地有着形状，有着颜色，在粮囤里储存着，满了，冒了尖；足了，足足的了；够了，够够的了。
在我的家乡，够了有两个意思，一是表达满足，比如你去别人家借化肥，看到数量达到了自己的心理需求时，会说，够了，够了；再就是表达不满足，厌倦甚至厌恶，比如，吵架的两口子，一个对另一个说，我和你过够了，够够的了。够够的，就是顶级的烦，顶级的厌倦厌恶。
够了，够够的了。她和他都曾情真意切地不止一次地说过。好在它尖锐的法力都不持久，半天一天，甚至转眼就飘散了。或许是因为他们用半截扁担打开日子的航程时，过于激烈了，高高地定下了两个人心理的承受界限。或许是没有改变的途径，只能一路到底。
到底了，才明白生命旺盛时的愤怒和厌倦都有着虚张声势的夸张——其实，彼此在对方心里划下的都是浅浅的细纹，拿一点点的好一星星儿的疼惜就抹平了；深些的，也能用生离死别的恐惧和不舍进行彻底的打磨和抛光。
母亲睁大眼站在父亲跟前，她瘦得仿佛只有腿没有腚了，当年腚是腚腰是腰的美荡然无存。没有腚的腿，像无根的木头支撑着身子，有种眼看着要歪斜的不稳——她累，看的人也累。他往墙上靠靠，拍了拍旁边的小马扎说，你坐坐。她把右胳膊拤在胯上，支撑着上半身，想趁热打铁让他答应把坟砌了。她说，天这么好，别光坐着，我领你出去转转。他早就瘦得像各种规格的木头棍插起来的了，他仰头瞪着大而无辜的眼睛说，不想出去。
父亲出院后，也曾积极地出去过。除了四十年前到沂水县城给儿子做手术外，他从没有离开村子超过一天。这一离就那么久，三个月呢。三个月没到地里看看了。三个月没到菜园里看看了。三个月没看见村里的人了。他在田里村里转着，像个外出做买卖失败了的游子归来，一切的人和物都格外稀罕、亲切，又惴惴，怕人询问那买卖的失败。
确实是场血本无归的买卖，他和她积攒了一辈子的，加上四个孩子家凑的，十几万全部搭了进去，只换了人家把他的肋条子掀开，把他用来吃饭的管子割了一大截去，还把他绑在床上，和一排哎哎哟哟叫唤的人一起，关了三四天，把他的鼻子里插上了三根管子，身子上插了三根管子，据说是把他的胃从肚子里提到了嗓子眼下。撤掉管子后，他相信了那个传说，因为只要稍稍吃点东西进去就往上漾——要不是在嗓子眼下面不能漾得那么快。后来，他们又让他脱光上衣把他按到一张床上，照着他的上半身塑了一个模子，每天让他躺进去，在一个仪器下，不痛不痒地躺着待上眨巴几下眼的工夫，就挖空了他的家底。他坚决地认为被坑了，她和孩子们全都上当了。不就是咽饭的时候觉得阻挡一下么，喝几口水就好的事。我一个整劳力，放下推土的推车子进的医院，你们把我弄成这样——他的愤怒够不到那个不敢回首的医院，他只能愤愤地够她——你和闺女嘀嘀咕咕就把我弄成了这样，我啥时候能再推车子下地干活？！她不敢说实情，只是安慰他，病去如抽丝，一丝丝地抽，哪有那么快，劳动了一辈子，借着机会歇歇吧。
父亲不知道人们将用询问的方式告知他另一场更大的失败。说更大，是因为它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全家的，是让他在那一瞬间宁愿嘎嘣一下断气的。全身插满管子的时候，他也没有过渴望死的念头。他从来就是个怕死的人。那一刻，他脸发烧，发干，跟干树叶子一样要碎了掉地上，他想捂起来，像害怕人家用肮脏的扫把疙瘩来挠似的。原来，他唯一的儿媳妇，他读高三的孙子和上学前班的孙女的母亲，离家出走的原因，不是和儿子吵架了，而是和小包工头跑了，给人家当二奶去了。人人皆知。人家询问他，你儿媳妇怕是回不来了吧？和那包工头都明目张胆地在工地的楼上，用水泥袋子遮了窗户瞎闹呢，她娘家支持，包工头有钱，我亲耳听你儿他舅子说，那家子拉磨的一倒日子就到头了。你觉得还能回来吗？父亲哆嗦了，气喘了，他踉踉跄跄地走回家，躲起来。躲起来琢磨，愧疚，心疼，害怕。琢磨自己到底是啥病，到底病得多厉害，能让人家觉得这个家到头了。愧疚怎么就生了病，让儿子的家散了。心疼残了右脚的儿子，没了老婆，咋往下过？心疼孙子，就要考大学了，自己厚皮老脸都没处搁放，大小伙子，面皮最薄的年纪，咋着受？被领走了的小孙女，小孙女呀，得来不易的小孙女呀，这辈子还能见上面吗？
父亲躲在床上，让泪悄无声息地流到污浊的枕头上。他从来不会讲人生道理，也从来没给任何人讲过，可此刻，他不由得在心里跟儿媳讲，反反复复讲，你咋就不知道掂量掂量轻重呢？咋不想想孩子呢？别听人家的，我能好起来，大夫给我看错了，我要真有那厉害的病哪能不痛不痒就吃饭时挡一下。只要我好了，你家地里的活儿都我干……他流着泪原谅了儿媳二十年没用和父亲这个身份相称的称呼叫过他，她只说哎或听见了吗或他爷爷甚或背后里叫老驴种、老死尸、老不死的。原谅了她睡到中午起来，对在她家地里劳作了一上午、没能喝上一口水的他，刚刚回到家把开水倒在小铝锅里等水凉的他，呵斥说，懒煞了，蹲那里怪舒坦啊，不知道去帮着收拾收拾地里么！那一刻，他哆嗦了，要炸，可她是儿媳，不是闺女也不是自己的姐妹老婆，炸不得。他哆嗦着等儿媳翩然离去，他才炸，把小铝锅啪啪地朝墙上摔打。热水四溅。锅一下下地扁瘪了，才略略平静下来，怕老伴回来知道又要去找儿媳替他要公道吵架，顾不上喝水用锤子一点点地把锅敲圆。这个事后，曾有人传话说，儿媳在外面说，小孩他爸和他爷爷没脾气，让站着不敢坐着，就他奶奶厉害，治不了。他对着传话的人嘿嘿干笑，他庆幸没人看见那个扁了的锅。他知道近几年儿媳越来越看不起老实巴交的儿子，他也知道村里很多媳妇都和自己的儿媳妇差不多的脾性。用老伴的话说，怪社会，社会不一样了，不讲究老少尊卑了，只讲究吃穿享受。他不知道怎么能让儿子的生活过得更好，只能自己多出力，把儿子和儿媳妇该干的活儿尽可能地都干了。
父亲躲在家里，喝各种草药汤，喝核桃枝子煮鸡蛋的水，喝大闺女的朋友的朋友的外甥的生意合作伙伴从日本免费赠送的白金纳米离子水。每一样，都传说有神奇的疗效。每一样，他都乖顺地喝着，一丝不苟地喝着。他渴盼着自己赶紧好起来，渴盼着好起来的消息能传遍村村落落，能传进儿媳的耳朵里。干活怕啥的？！他从不怕干活，还有什么能比得过土地的好？啥不是地里长出来的？人靠地活着，得好好侍弄好好对待……他躲在家里，说得最多的话是，等我好了，我干。他问得最多的问题是，啥时候我才能推车子下地去？他不知道他这辈子的活儿在他躺上手术台时已经干完了。他不知道他这一生再也没有机会侍弄他热爱的土地了。或许，他是知道的，只是不敢相信，不愿相信。他强烈地渴望着自己跟冬眠的熊一样，等他走出家门，结束冬眠时，已精神勃发，到田野里，到他的疆土上，甩开膀子，挥汗如雨。播种。收获。早日挣回那些亏了血本的钱，早日把孩子们的钱还回去，怎么能花孩子们的钱呢？他们挣钱都那么不容易。他们那钱有重要的使项，供孩子上学读书，那才叫花得值，比吃了拉了强多了。他最瞧不上那些从子女手里抠搜钱的人——自己吃得差点穿得差点怕啥？孩子们过得好不就是个最好么！抠搜了子女的钱填进自己的肚子里顶个啥？吃得再好，就是龙肝凤胆也得变成屎。
[责任编辑 徐则臣]
（本文为节选，原文为中篇小说，刊发于《人民文学》2017年05期）点击这里购买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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