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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付:将优秀教学成果转化为教育生产力;石中英:推广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的“四策”
将优秀教学成果转化为教育生产力
作者|杨银付
来源|中国教育学会
中国教育学会是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全国性教育学术团体。致力于服务一线教师、校长专业成长和职业进步,密切政府与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关系,参与教育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服务政府教育决策,是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创新、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双减”元年,也是这一轮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工作扎实开展的第一年,全国60个示范区和73项成果持有方积极探索教学成果大面积转化应用的实践路径,努力将优秀教学成果转化为教育生产力,服务“双减”工作,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
受教育部委托,中国教育学会(以下简称“学会”)负责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评审和推广应用的组织实施工作,学会成立成果推广部,专职开展成果推广应用工作。成果奖评审非常重要,推广应用也必不可少。成果应用转化是教科研生态上不可缺少的一环,是最鲜活、最生动的教育教学改革行动研究。以往大家通常都高度重视成果奖评审,相对忽视成果推广应用和转化。通过一年的工作,社会各界对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工作的关注度和认可度逐渐提高。
国家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的推广应用、培育申报和提炼表达
一、在工作理念方面共同发展、同向而行
我们秉持“共同体”的理念,把管理方、组织方、推广方和应用方看作学习共同体和成长共同体,目标一致、同向而行,不断完善协同创新机制。
学会协助基础教育司起草、完善《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工作管理办法》和《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工作评估办法》,明确各方责任和使命。管理方,即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制定相关政策,遴选、认定推广应用示范区,组织评估考核,指导各方开展工作。组织方,即中国教育学会,在管理方具体指导下,负责综合协调、交流沟通、搭建平台、专业指导、开展宣传、研制报告、提供政策建议等组织落实工作。推广方,即成果持有者,负责为应用方提供培训、指导、咨询、研讨等专业服务,促进成果在示范区落地应用及成果的迭代升级。应用方,即部里遴选认定的60个示范区,负责制订并执行推广应用工作计划,采取有效措施,探索可行路径,推进成果本土化落地应用,促进区域教育质量、教科研和教师队伍水平提升,发挥辐射引领作用。
四方各负其责,共同推进成果推广应用工作有序高效开展,形成以优秀教学成果为内核的共同体。比如,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吴正宪团队,推动“十、百、千”工程,形成研修共同体,开展伴随式研修,做到共性和个性指导相结合;江苏省小学跨界学习研究所研制了跨界学校联盟申请规则、联盟共同体发展章程,助推共创“1+N”完整育人成果推广共同体———全国小学跨界学习联盟;南京市琅琊路小学进一步明确各校所承担的任务,拟定了《“小主人教育”成果推广共同体创行公约》。这就是共同体理念的典型代表。
二、在工作举措方面回应热点、精准施策
一是深入调研,了解现状、问题与经验。重点了解推广方和应用方工作开展情况,提炼推广应用过程中形成的成功经验,讨论双方在实际工作中的思考与困惑,并给出建设性意见。从2021年初开始,学会组织团队赴京、沪、苏、浙、黔、晋、闽等15个省份、30余个示范区及成果持有方进行调研。鉴于当下疫情形势,及时转变工作思路,开展全面电话调研,通过电话沟通,了解成果持有方、示范区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困难,把帮助和支持双方解决问题作为后续工作安排的重点内容。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聚焦区域成果本土化和校本化的关键问题进行现状调研,以测评报告为开展工作提供数据化支撑;天津市南开区、河南省濮阳市、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等示范区,加强多方调研,精准对接需求。
二是强化制度建设,完善工作机制。协助基础教育司优化完善《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工作管理办法》《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工作评估办法》等制度性文件,加强政策保障,优化工作思路。在成果持有方中,顾明远先生团队,依托北师大原教育家书院的兼职研究员(各地名校长、名教师),吸收国内有影响力的一些教研员组成阵容强大的推广团队,并开放所有网络资源;上海市教委教研室王月芬团队,以落实“双减”政策为导向,基于23个成果推广应用示范区的需求,围绕专题培训、展示研讨、项目研究等方面有序地推进成果推广应用工作。在示范区中,上海金山区定期举行行政(教育局)、业务(教研室)、学校联席会议,形成三方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进程,研讨重点工作;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罗滨团队秉持双线并进策略,行政推动+教研主导,同向发力,联动协作,整体推进;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坚持以“价值观引领、课程引领、公益服务引领”为己任,不断落实推进“成志教育”成果的推广应用;北京市朝阳区形成“课程改革—教学改进—质量评价—信息化支撑”的四元研究格局,构建“区域全覆盖+批次基地校”相结合的工作格局;广西柳州市教育局每年专项拨款550万元,用于推广五项教学研究成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以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助推教师培训的创新,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建立教研员下校挂职教学副校长的制度,借助成果应用,外推与内引相结合,提升学校校本教研水平。
三是常态化开展线上交流研讨活动。我们设立常态化线上交流研讨机制,定期组织线上交流展示活动,其目的是加强成果推广应用各主体之间的学习交流,分享成果推广应用的典型经验,交流问题及对策,促进各地推广应用工作的有效开展。线上交流研讨的形式是成果方+示范区+实验校,以成果方为主体,组织其指导服务的示范区,以团队的形式进行展示交流。整个团队围绕一个主题,就某一种推广应用模式讲深讲透,为其他示范区和成果方开展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这也体现了前面提到的“共同体”的理念。上海静教院附校张人利校长的后“茶馆式”教学成果团队,在线下开展参观考察、课堂观摩、对话交流等培训的同时,自主研发后“茶馆式”教学成果推广交流平台,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师培训策略;上海市洋泾中学构建集课堂教学诊断和资源共建共享于一体的云端课堂教学诊断平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倪岗团队、华南师范大学郑希付团队、上海中学高中生创新素养培育实践研究团队、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相红英团队、山东省济南市望岳路小学张立团队等许多成果持有方,以及天津市南开区、山西省运城市、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固原市西吉县、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等多个示范区,借助“互联网+教育”建设成果,提供开放式学习平台,开放线上优质资源,为参与推广应用的学校及教师提供培训服务。
四是将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工作纳入乡村振兴计划。充分利用成果方和示范区的专家资源,通过成果输入、培训、教研、研讨等形式,帮扶贫困地区教育,提升成果推广应用工作的社会效益。贵州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吕传汉教授及其团队的足迹遍布黔贵大地,在推广“中小学数学‘情境-问题’教学”成果中,拓展“情境-问题”教学人才培养模式,为教师提供定制化的课题教学和写作指导,整体提升示范区的教育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重庆北碚区复兴小学借助西部农村儿童线描画特色校本课程成果,致力于提升农村地区儿童的审美素养;兰州大学“同动同静复式教学”成果开创多种研修模式,逐步形成菜单式培训的“兰大模式”,并通过驻校陪伴、云端课堂、虚拟合作、以研助教等途径,为提升边远小规模学校课堂教学质量、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学生的发展找到了出路。
五是结合重点工作开展宣传推广。将成果推广应用工作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双减”工作紧密结合,围绕成果中的“作业改革”“教学质量提升”等主题,组织报刊、官网、视频类官媒开展系列活动。我们与央媒合作,策划顾明远、吴正宪等人物TED演讲,以视频形式传播成果推广应用工作的好声音;我们与各纸媒合作,以“作业管理”“课程改革”等专题、专栏的文章传播成果推广应用工作的好经验;我们开展线上线下多种形式的研讨会、展示会,以典型经验交流的方式讲好成果推广应用的好故事。陕西省宝鸡市在官网、官微、杂志设立专栏,通过新华网、陕西教育等媒体报道宝鸡“作业革命”;天津市河西区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学校教育教学管理,以学生作业系统改革为切入点,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重庆市江津区开辟“因作业而同行”微信公众号,并在官网及报纸杂志上,对成果要义进行深刻解读和广泛传播,及时宣传“作业设计”成果推广应用的典型做法和成功经验。
三、在工作成效方面创新路径、落地见效
一是统一思想认识,研究—推广—应用的科研生态初见端倪。在四方协作之下,经过前期的评审会、启动会、研讨班及学会项目组的宣讲、调研沟通,各方逐渐统一了思想认识。成果持有方将“要我推广”变为“我要推广”,示范区将“要我应用”变为“我要应用”,产生了开展工作的内生动力。73项成果持有方和60个示范区制订工作方案,组建专家团队,成立领导小组,遵循“行政推动、教研引领、专家攻关、问题导向、实践论证、融入融合、本土创新”的工作思路,协同开展工作。北京市房山区将推广应用工作视为房山区教育发展的“复兴号”,通过行政与业务贯通等方式,实现成果持有方和应用方、区域教研与校本教研间的联通,达到成果推广应用工作与日常教学、常态教研融通的目的;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借力、借机、借智、借势,达到借“梯”登高,推“成”出新,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江苏省南京市确立“成果推广”的重要原则——“忠实取向下的创生与调适”;黑龙江鸡西市建立切口小、特色鲜明的“小课题”引领工作机制;安徽马鞍山市成立课题研究团队,形成实践应用指导体系;山东省淄博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课题立项申报中特增设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专项课题;广东省广州市教研院以课程教材发展研究所为主导,基础教育教学研究所和广州实验教育集团协同推进项目;东莞市创新示范区发展路径,以教研员主持的项目为依托,融合创生,细化方案,保障项目落地应用。总体来看,成果持有方和示范区都已行动起来,思考和实践探索越来越深入,良好的研究—推广—应用科研生态已初见端倪。
二是注重总结提升,提炼出了可复制、可借鉴的推广模式和应用模式。重庆市巴蜀小学按照深化即推广、推广即研究、应用即创造三大推广策略,形成了“自选式课程内容、工作坊式课程实施、发展性课程评价”三大推广应用课程特色;四川省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罗清红团队形成了成果推广应用的“四步六环”模式,通过“学习—观摩—研讨—实践—反思—总结”六环节,实现成果持有方和应用方的共同成长;重庆江北中学但汉国团队在成果转化中实施融入课程、融入教学、融入活动、融入文化的“四融入”路径,实现成果嫁接、转化、落地、生效;上海市芷江中路幼儿园郑惠萍团队深化成果研用,实现成果课程化和产品化的两次转化;河北省石家庄市从目标、任务、策略、保障等各维度出发,确定了“全面启动—试点先行—融合创新—总结再推广”四阶段应用路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确定第一年“移植+调适”、第二年“原型+创生”、第三年“再加工+再研究”的应用路径;四川省成都市建立“双线贯通、三级联动”的组织机构,为示范区建设搭建起“四梁八柱”;四川省南充市采取“过程监管、专项督导、目标考核”三管齐下的评价督导方式;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加强过程性管理,学校自查和全区督导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加强考核评估,将实验校纳入年终绩效考核范畴,实行滚动管理。
三是坚持成果引领,促进当地教育内涵式发展。激发基层创新活力,将成果内涵转化应用到课堂,提升教师和学生素养,提高教育质量。上海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综合评价汪茂华团队,系统总结梳理绿色指标的实施经验,汇编了测评工具库,编写操作手册,为项目成果的辐射推广建立了良好基础;上海刘嘉秋“课程德育”团队关注理念传递和经验分享;江苏省李吉林情境教育团队强化理念引导,以研修培训、课程建设、馆网改进、课题研究等途径加大推广力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通过汇报+互动+论证答疑解惑,进行问诊把脉、培优辅困;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尝试开展后“茶馆式”教学“循环实证”;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利用成果转化赋能教师成长、课堂提质、教研转型;河南省郑州市坚持立德树人,突出五育并举,重点培育了一批五育并举教学成果,贡献了郑州智慧和方案;湖南省长沙市综合实践整合模型建构进入实施层面,建构了实践育人课程新体系;汨罗市借助成果推广应用做实做优德育工作和团队工作,研究探索德育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通过成果应用,孩子的识字量逐渐增加,阅读能力日益提升,学习自信心普遍增强。
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指导下,学会将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最大限度调动各种资源和力量,努力实现供给与需求的适度对接,确保推广应用工作落地落实、见行见效。
(来源:《中国教育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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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的“四策”作者|石中英
自2014年开始,我国已经连续评选了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这些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评选,反映了我国基础教育界在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深化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内涵式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等方面所做出的持续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在我国基础教育界乃至全社会产生极大影响。如何进一步做好这些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项目的推广应用工作,是颁奖之后教育行政部门和整个基础教育界最关心的问题。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专门下发了文件,就如何做好这一工作做出具体部署,中国教育学会也将推广应用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作为自己服务基础教育的重点工作不断推进。
为进一步做好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的推广工作,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体会和认识,供有关方面批评参考。
推广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要明确其方向性
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的评选,方向性标准是第一标准。这里所说的方向性,就是指成果项目是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取得的,坚持学校办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对党和国家有关教育改革政策的实践探索。和第一届获得特等奖的李吉林老师的“情境教育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北京市十一学校的“普通高中育人模式创新及学校转型的实践研究”,第二届获得特等奖的上海市教委教学研究室的“走向世界的中国数学教育——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改革的上海经验”、重庆市巴蜀小学的“基于学科育人功能的课程综合化实施与评价”等,无不是把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探索立德树人的新理念、新机制、新模式作为改革试验的根本指针。因此,推广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首先需要阐明这些获奖成果正确的政治方向性和价值指向性,以引领整个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沿着同样的方向不断深入。强调推广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的方向性,也反映了基础教育乃至整个教育实践活动的基本性质。基础教育乃至整个的教育实践活动当然是一种专业性的活动,具有专业性,但是它们又同时与一定时代和一定社会的环境不可分,具有政治性和价值性,而且这种政治性和价值性已经融入专业性当中,成为专业性教育实践活动的核心和灵魂。因此,推广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应当突出其鲜明的政治和价值方向,这是不能够忽略的。
推广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要阐明其规律性
教育是有规律的,这里面既有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也有教育教学的规律和学校办学的规律。虽然人们对规律的认识是在实践当中完成的,而且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但是,对教育规律的信仰和遵循应当是不可动摇的教育工作要求。
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获奖项目,都是致力于从不同的范围、层次、角度来探索基础教育的规律,并且有了比较正确的把握,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例如,第二届获得一等奖的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成志教育:小学立德树人的校本实践”,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郭华教授的“中小幼名优教师学习与发展双向互助合作模式”,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的“重构校园生活:普通高中大美育课程体系建构”等,分别在小学立德树人的规律、中小幼名优教师专业成长规律以及普通高中学校美育规律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和重要贡献。这些获奖成果从项目内容和申报材料上看,非常丰富,也有各自的特殊条件,如学校条件、专家条件、地域条件等,其他地区或学校要想照搬照抄是很困难的。这也是导致有些人认为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困难的原因。但是,如果成果获奖单位、推广单位或点评专家能够共同对成果的内容进行再概括再总结,及时和清晰地将这些成果的意义从提供优秀典型案例上升到反映教育教学规律或学生发展规律的层次上,那么推广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疑虑与困惑就能迎刃而解,更好地发挥成果的示范引领作用。
推广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要突出其长期性
教育活动是长周期和积累性的。一项基础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从启动到完成并取得良好的效果需要比较长的周期,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坚持不懈,其中还可能存在一些阻碍、波折乃至暂时的失败。
从这两届获奖成果形成的期限来看,一般都在5年以上,大部分在10年左右,得到各级评委高度肯定的获奖成果主要在10~15年之间,有的甚至坚持了20年,个别的甚至长达30年。这种长期的坚守和持之以恒的努力,才使得这些成果在学校历史上和我国基础教育界发挥良好的引领示范作用。例如,获得第二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的浙江省杭州市天长小学的“一个模子不适合所有学生:小学差异教学的实践研究”,其成果周期就达到30年。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深度建构观念与能力:化学学科育人二十年探索”也明确地说明了该研究项目的时间长度。在推广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的过程中,这种历史性的回溯和展现也特别具有教育意义,它不仅说明了获奖成果是如何通过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接力奋斗形成的,更告诉学习者办教育不能够急功近利,必须静下心来,耐得住寂寞,在把握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上下功夫,必须要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能够今天一个主意、明天一个想法地瞎折腾。
推广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要说明其发展性
获得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当然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在推广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过程中,获奖单位当然可以表达这种喜悦和自豪的心情。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些获奖成果也处于发展状态,或者说未完成状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需要通过未来的教育教学改革来逐步地使之完善,真正达到比较稳定、可以命名的“模式”的水平。从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和推广情况来说,有些当年的获奖成果并没有能够得到持续的发展,有的甚至在获奖之后很快就销声匿迹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的推广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一方面成果获奖单位在介绍成果时要实事求是,既讲成绩,也讲不足,还要讲未来的改进方案;另一方面推广单位或点评专家在推广或点评时要留有余地,本着专业的精神,特别就如何进一步夯实成果基础、推进成果项目持续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只有这样,这些成果才能够不断成长,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创新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和中国案例,为建设基础教育强国做出更大贡献。这种长期的坚守和持之以恒的努力,才使得这些成果奖在学校历史上和我国基础教育界发挥良好的引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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