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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构造得宜的头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读与思（10）
朱永新：相互理解是人类的关键性问题——《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读与思
读与思（11月1日）
我们的知识是在学科之间被分离、肢解和箱格化的，而现实和问题愈益变成多学科性的、横向延伸的、多维度的、跨国界的、总体性的和全球化的，这两者之间的不适应变得日益宽广、深刻和严重。——（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读这本书的下编《构造得宜的头脑》。与上编一样，这本书仍然是用复杂性理论来解决教育问题的。作者对此也“供认不讳”。他自嘲地写道，许多人认为他的思想古怪，提出了一种“名为复杂性的神奇药水作为包医精神百病的药剂”，但是，他的确认为，复杂性是一种必须迎接的新挑战。在这本书的献词中，他特地献给了教师和学生，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他对学生们说：当他们有幸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正值教育令他们感到厌倦、沮丧、被压垮或绝望之际，他们可以利用本书的提示把他们的自我教育掌握在手中”。也就是说，这本书可以成为学生自我教育的重要读物。作为法国国家研究中心的“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多学科研究中心”主任，莫兰是享誉世界的思想家，但是也一直关注教育问题，1977年夏季，他受聘担任《教育世界》杂志的大学专刊特邀主编，不久后又受法国教育部长邀请主持一个旨在改革中学教育的“科学委员会”，对教育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思考，这本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完成的。
读与思（11月2日）
整体性的挑战因此同时是复杂性的挑战。确实，当构成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比如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心理的、情感的、神话的因素）不可分离时，当在部分和整体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反馈的组织时，就存在复杂性。而为我们的世纪和我们的全球纪元所特有的各种发展使我们愈来愈经常地和愈来愈不可避免地面对复杂性的挑战。——（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如前所述，超级专业化既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也是科学技术进步的障碍。因为，超级专业化的结果往往使学科被“剪切”，被孤立，被分离，使人们看不到整体性的东西（被分割为许多碎片）和根本性的东西（被碎片消解了）。整体性同时也表现为复杂性，当整体中的不同部分错综复杂地被交织在一起时，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就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反馈的关系。所以，整体性的挑战同时也必然是复杂性的挑战。莫兰提出，“根本性的问题从来不是片段的，而总体问题愈来愈而带有根本性”，超级专业化“扼制了理解与反思的可能性，也消除了获取一个可修正的判断或一个长远的观点的可能性”。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也愈来愈对人类的智慧与胸怀提出挑战性，“一个不能考虑背景环境和全球复杂性的理智将导致盲目、轻率和不负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只考虑某个国家某些区域自己的利益，只强调某国利益至上，其实是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利益的。气候问题是如此，金融问题是如此，产业问题也是如此。只有用全球共同体的理念思考全球性问题，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考人类的未来，才能够找出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读与思（11月3日）
我们的教育体系不是用起矫正作用的东西来抵制这个发展，而是服从于它。从小学起它就教我们孤立对象（于其环境）、划分学科（而不是发现他们的联系）、分别问题（而不是把它们加入连接和整合）。它训导我们把复杂化归于简单性，也就是说分解联系起来的东西，进行解析而不是进行合成，消除任何给我们的知性带来无序和矛盾的东西。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头脑会失去他们把知识加以背景化和在他们的总体中把它们加以整合的自然的禀赋。——（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读与思（11月4日）
在整体性和复杂性的挑战的后面还隐藏着另一个挑战，这就是不可控制的知识膨胀的挑战。知识的不间断的增长建起了一座巨大的巴别塔（tour de Babel），其中散发出不和谐的各种语言的喧嚣。塔楼统治着我们，因为我们不能统治我们的知识。T.S.艾略特（Eliot）说，“我们在信息中失去的知识在哪里？”知识只是作为信息间建立联系和把信息纳入背景的组织才成为知识。信息则构成分散的知识的碎片。到处，在科学中如同在传播媒介中，我们被信息所淹没。甚至最狭小的学科内的专家最终也不能理解他们领域中的信息。知识的空前激增愈来愈逃脱人类的控制。——（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知识膨胀、信息爆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英国学者詹姆斯·马丁的研究表明，人类知识的倍增周期不断缩短，在19世纪为每50年翻一番，20世纪前半叶为10年左右，到了70年代，缩短为5年，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则几乎是每3年翻一番。有人统计，近30年来，人类生产的信息已超过过去5000年信息生产的总和，而近10年来出现的创造发明比以往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全世界每天发表的论文达13000～14000篇，每年登记的新专利达70万项。新观点、新理论、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法的层出不穷，使知识老化的速度不断加快。知识膨胀和信息爆炸对人们的认知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按照莫兰的说法，它建造了一座巨大无比的“巴别塔”。巴别塔是《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的一个故事。其中讲述诺亚的子孙在往东迁徙的过程中，准备在巴比伦的示拿修建一座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此后人类各散东西，各说各的方言。莫兰用巴别塔来形容人们在知识膨胀、信息爆炸的时代已经无法驾驭这些知识和信息，被大量垃圾信息所淹没，面对海量的信息茫然无措，甚至连最狭小的学科内的专家也不能理解他们领域中的信息。所以，我们需要面对知识膨胀、信息爆炸的复杂性思维与整体性认知，需要把知识和信息整合起来的能力，需要“滋养一种能够考察人类在生命内部、在大地上、在世界中的地位和能够迎击我们时代的伟大挑战的思想”。一句话，需要防止在信息在失去知识，在知识中失去智慧，陷入有知识无智慧的境地。
读与思（11月5日）
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之间的巨大分裂从19世纪开始而在20世纪更加严重，这给两者都招致了严重的后果。人文文化是一种总体文化，它通过哲学、杂文、小说滋养了一般智能，回应人类的伟大探询，刺激对知识的思索和促进认识的个人的整合。科学文化具有另一种本性，它分割了认识的领域；它产生了可赞叹的发现、天才的理论，但是没有导致对人类的命运和科学本身的变迁的思考。人文文化趋于变成失去被磨的谷粒而空转的磨盘，这些谷粒原是由关于世界和关于生命的科学研究的成果构成的，后者本应滋养人文文化的伟大探询；而科学文化失去了对普遍的和整体的问题的反思性，甚至变得没有能力反思自身和思考它提出的社会的和人类的问题。——（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正如莫兰所说，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分裂是从近代开始的。古代的很多学者都是身兼科学和人文的大家，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涉及物理学、形而上学、诗歌（包括戏剧）、生物学、动物学、哲学、逻辑学、政治、政府以及伦理学等，恩格斯称他是最博学的人，但丁称他是“博学的大师”。文艺复兴时期也出现过许多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如达芬奇就身兼雕刻家、建筑师、音乐家、数学家、工程师、发明家、解剖学家、地质学家、制图师，植物学家和作家。但是，近代以来，随着实验科学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兴起，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开始逐步分化、分裂，甚至分道扬镳。这种分化使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各自迅速发展，科学的专业化、精致化使科技人才分工更加精细，这无疑有其积极意义，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科学创新，攻克了很多科学技术方面的疑难问题。正如斯诺所说：“两种主题、两种学科、两种文化或这个更广泛地说两种星系的冲突应该能产生创造性的机会。在人类思维的活动历史上，一些突破正是来源于这种冲突。”
但是，这样的分化分裂同样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又阻碍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各自发展。1936年，美国科学史学家萨顿在他的《科学与新人文主义》中指出：科学与人文主义之间已经存在着严重的隔阂，而这种隔阂将会使整个人类文明受到伤害。一方面，人文主义者忽视了科学给世界带来的巨大改变，对科学无动于衷甚至视而不见；另一方面，科学主义者忽视了美和人文知识的重要性，认为艺术家和历史学家是毫无用场的梦想家。莫兰在这里继续了萨顿和斯诺的思考，强调了两者各自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两者分化分裂带来的问题。如科学文化虽然产生了“可赞叹的发现、天才的理论”，但由于缺乏人文文化的支持，导致其“对人类的命运和科学本身的变迁的思考”严重不足，也“失去了对普遍的和整体的问题的反思性”。而人文文化则由于缺乏科学文化的滋养也“变成失去被磨的谷粒而空转的磨盘”，无法真正地把握世界的本质。其实，在教育上的文理分科也正是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分化、分裂的表现，而教育上的文理分科，又加剧了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分化、分裂。真正的大师和真正的创造往往需要跨界融合。教育上的文理融合也势在必行。
读与思（11月6日）
只有思想的改革使我们可以充分运用我们的智能来回应这些挑战，并使我们可能把两个分离的文化连接起来。有关的改革不是程序上的，而是范式上的，它关系到我们组织知识的能力。迄今设想的所有改革都是围绕着这个黑洞旋转的。在这个黑洞中存在着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时代、从而还有我们的教育的深刻的需要，这些改革没有觉察到这个黑洞的存在。因为它们源出于需要加以改革的那个类型的理智。教育的改革应当导致思想的改革，而思想的改革应当导致教育的改革。——（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108页。
这是第一章《挑战》最后一段文字。在这一章中，莫兰分析了面对全球化和不确定性的社会，知识在各个学科之间“被分离、肢解和箱格化”所经受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有整体性与复杂性的挑战，也有知识膨胀与信息爆炸造成的挑战，还有文化的挑战、社会学的挑战和对公民的挑战。莫兰指出，“知识变得越来越深奥（只有专家可以问津）和抽象（量化和形式化）”，专家和技术人员把对日益增多的极其重要的问题的处置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导致公民“失去了认识的权利”以及“民主的亏损在不断增长”。也就是说，由于公民对整体性知识和信息掌握的欠缺，既造成了他们责任感的削弱，也造成了他们共存意识的削弱，“每个人不再感受到他与他的国家和同胞的有机的联系”。面对挑战，唯一的出路在于改变思维和改造教育，而这两种又是相辅相成、彼此依赖的。莫兰提出的对策就是必须打破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分离隔绝，必须学会整体性思维和复杂性思维。他认为，现在的所有改革之所以成效甚微，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努力，包括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教育等都陷入了德国数学家卡尔·史瓦西提出的“黑洞”之中。根据史瓦西的理论，在黑洞周围的任何东西无论是信号、光还是物质都无法逃逸，时空在这里成为了一个无底洞，这是一个看不到、摸不到，也探测不到的地方。所以，要避免围绕黑洞旋转和陷入黑洞，就要改变我们的思维范式。要改变我们的思维范式，就需要教育的改革，而教育的变革又依赖于思想的改革。由此，引出了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构造得宜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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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实验，是一个以教师专业发展为起点，以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建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推进每月一事、缔造完美教室、研发卓越课程、家校合作共建”十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
新教育新在何处？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