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她们，书写不停
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在公共的主流语境里，可见的、占主导地位的女性身份往往是顺性别、异性恋、年轻的、健全的、中产阶级的、（在全球语境下是）白人女性的，人们对女性的关注范围往往十分狭隘。而跨性别女性、同性恋女性、老年女性、残障女性、工人阶级女性、少数族裔女性......常常被排除在“女性”的范畴之外。
“女性”这个类别永远无法完全反映出个体的所有经历和身份，我们也悄然意识到，对女性身份概念的构建是如何被种族化和阶级化的。她们在被需要时积极调用和保护起来，又因恐惧失控而将她们污名、贬抑、失权、边缘、剥削、施暴、杀害。
「女性」的定义早已超越了生物决定论，西蒙·波伏娃说女性是「第二性」：「一个人不是生而为女性，她是成为女性的（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凯特·米利特说女性是一个性别阶级（sex caste, 即认为女性相较于男性而言处于从属的阶级地位）；上野千鹤子说女性是一种处境，女性主义就是追求一个能够让弱者得到尊重的社会。
当她们演变成TA们，她/TA们也象征着一整个被边缘的、弱势的集体。我们希望在妇女节，“妇女/女性/Woman”一词能真正地代表“所有女性”和这个集体。这个集体的存在、合作、抗争和相互依存，对这个集体的书写、关注和研究，就是对父权制、资本和殖民主义的发问与挑战。
在此，编辑部分享过去一年发布在本公众号的21篇原创文章介绍（及另外15篇的链接）。这些文章绝大多数都由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认同的作者书写，从「讲述女性困境」、「呈现女性创作」、「争取女性权利」、「辨析性别叙事」四个维度归类了不同处境、阶层、叙事的关于女性和性别的故事。
我们也以此感谢读者们一直与我们分享着你们的经历与感想，鞭策编辑部持续关注性别议题，“长命功夫长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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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身体为生育所承担的代价，并不仅仅发生在怀孕和生产的苦痛之中，在生育后多年，这种代价也常常隐蔽地伴随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不被谈起。盆腔脏器脱垂就是其中一种常见而隐秘的病症。
当女儿们发现母亲的“秘密”，决定陪母亲治疗脱垂，她们更近距离地目睹母亲的痛苦，也有机会知晓母亲隐秘的生育体验。两代女性的婚育观也有了更多的交流和碰撞。
58岁的文丽，出生于甘肃农村，初中辍学，之后打工，结婚，生下三个子女。文丽每天都很忙，忙完地里忙家里，一不小心就要挨丈夫骂，顶撞就会挨打。她说，那会儿都这样，周围流行一句话：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三天不打上房揭瓦。2005年，丈夫意外残疾，所有的重活都留在了文丽和老人身上。久而久之，她开始思考，为什么女人要这样？
2016年，文丽来北京做家政，业余时间写作，画画，参与一些小剧场表演。她加入了皮村文学小组和鸿雁之家，通过文字、图像和身体，讲述被家暴的经历，劳作，还有那些不用洗衣和做饭的夜晚。
当「母职」成为了一个时常在大众讨论中出现的词汇，有更多的人也开始从女性主义的框架下去审视自己的母亲。无论我们的母亲是传统的、还是开明的，当被置入这些框架时，她无论是作为一名「母亲」还是作为一位「女性」，似乎都是“不完美”的。
当面临着婚姻、生子、择业的选择时，我们开始跟母亲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当聊起生死观、金钱观和生活理念时，我们和母亲的隔阂似乎也变得愈来愈深。但同时，作为女儿，我们又与母亲共享着女性身份所共有的经历与困境。
我们尝试重新去理解「母亲」，理解她们作为「女性」存在的部分，理解母女之间的权力关系，最重要的，我们想要学会如何接纳一个“不完美”的母亲，就像接纳自己是一个“不完美”的女儿一样。
随着二胎、三胎政策陆续颁布，部分传统独孩家庭“接男宝”的执念浮出地表。一些00年左右出生的女性，在“成人时间”里迎来了年龄悬殊较大的小弟。 站在二十岁出头的人生节点，她们仍被作为“孩子”裹挟在家本位的经济共同体中，却又“被要求”成为“家长”角色。她们中的很多人已然具备高等教育知识与独立意志，却在新的家庭结构中历史倒退般失去了话语权。
想从原生家庭“出走”的她们，在上演着怎样的对抗脚本？四位00后姐姐的故事里，她们尝试从“姐姐”的身份中抽离出来，去重新看待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和父母的关系，以及自身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困顿。
一位主导者将一根或黑、或红、或白的绳索缠绕、束缚、捆绑于一位受缚人的身上，这种绳缚的动作总是令人与情欲场景或是BDSM的行为方式联系起来。作者曾在大理遇见过一位绳缚师橙子，并体验了一次绳缚，绳子在她身上缠绕、紧缚、再放松。这次体验颠覆了她对于绳缚的理解，并将它称为“情谊绳缚”。
在既有的社会规则下，每个人都在接受着看不见的绳子的束缚。而情谊绳缚将绳子和束缚的过程视为对自我的一种关切的目光，允许自己注视隐形捆绑在自身的绳子。不止于捆绑与解绑，绳子还将橙子与陌生人、她爱的人也连结在一起，感受束缚、牵引、安抚、理解，甚至是接纳TA们过往的伤痛与脆弱的一面，更赋予了情谊绳缚一种女性视角，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强烈信任、强烈交流的沟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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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分享了三位女性创作者和她们的创造，《猪的声音》来自于“你笨的像猪一样”——或许很多人并不陌生的来自遥远童年的回声，《女性家族树》试图让女性不再成为家庭中缺失的数据，《姥姥的名字》探讨如何保持对逝去亲人的记忆与情感。她们都是“艺术小留”（学艺术的留学生）—— 这样一个身份标签，在互联网语境中常被用于玩笑与自嘲。但同时，也正是因为拥有一些特权，让这些女孩从原生家庭和小镇出走，得到更多在性别议题上探索的经验、支持与空间。
新一代女性创作者，无比真诚的讲述那些隐身的、被忽略的、不曾允许言说的关于自我和女性的议题。
阿烂导演的电影《这个女人》在第十七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2023）的女性电影单元 FIRST FRAME（第一帧）中斩获年度影片。影迷们认为它挑衅了叙事常规，女性主义观众一致笃定这才是真正的女性书写。
导演阿烂办画展，但从未学过画画。她是妈妈，但从未迈入婚姻。她拍电影，但从未向往过导演身份，也不执着于艺术创作。她在社交媒体谈怎么教男宝尿尿，起床后播放麦兜被点名的音频片段，很少在电影活动现场掩饰对提问的疲惫。她跟别人说，「我就是一个身上各种刻板印象痕迹都很轻的人。」
她的故事，更关乎一个人如何可以一直做自己。
在被赋予的“女性主义电影”的标签之下，陈翠梅来自生活经验的女性表达或许并不完美，但是从她的口吻中所讲述的女性经验女性经验、女性视角、在不同人生阶段经历的女性觉醒也是真实、自然、且珍贵的。
摇滚朋克音乐中的反抗精神，无疑赋予了许多人真实而强烈的生命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厌女文化也根深蒂固于此。在摇滚文化中，似乎从音乐创作、乐队组成、乐器、音乐现场都附着着男性气质，且由男性主导。女乐手、女乐迷遭到性骚扰、性侵的事件屡见不鲜，摇滚乐圈甚至创造出“果儿”一词来形容与男性乐手发生性关系的女性。
那么，女孩们能创作属于她们的摇滚乐，拿起属于女性的话筒吗？正如我们在 MeToo 运动中所感受到的女孩们发声的勇气一般，在摇滚乐的场域里，同样有女乐手、女乐迷在追求属于女性的摇滚，并通过自己的创作来表达属于女性的立场，为女性争取权利。
这是摇滚女孩们的故事。
2022 年夏天，还在上大三的雨露正发愁自己摄影系的毕业作品。她在知乎浏览到一篇科普江永女书的文章，瞬间被触动了。她兴冲冲跑去湖南江永县问当地人，“我怎样才能当女书传承人？”可惜的是，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女书，外来人无法当传承人。但当地人告诉她，你可以当——宣传大使！此后，雨露就笑称自己是女书的宣传大使。
雨露的毕业作品是以女书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片。随着越来越多姐妹的加入，她们一起做了“谁动了我的女书”这个公众号以及线上女书社群。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有关女书的分享涌现，关于女书纹身，关于女书字，关于女书的服装设计与文创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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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芒是 2022 届毕业生，去年从英国留学回来，获得法律硕士学位。2023年 4 月，她在求职软件上投递法务岗位，人事告知简历未通过筛选，只因为左芒是女性。
这不是左芒第一次遇到性别歧视，难得的是，这次有实质性证据。于是，左芒以侵犯平等就业权为由，将公司告上法庭。最终法院判决左芒胜诉，公司赔偿 3000 元精神抚慰金。但左芒的故事不是一篇爽文。从着手起诉到一审判决，左芒花费了近三个月时间。即使她是法律专业出身，依旧经历了许多磕磕绊绊，体会到法治与起诉流程的细节。这解释了，为什么近十年来，国内竟然没有一宗胜诉的职场性别歧视案件。
沉默无法改变现状。左芒始终相信，人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可以得到应有的公正。这是发声的意义。
本文从史航事件的诸多“迷思”谈起。在性骚扰指控中，要求“客观证据”与“无罪推定”究竟有哪些问题？为什么性骚扰不是环境中的“反常”，而是一种生产性的日常？网友对性骚扰加害人的合作伙伴提出质疑为何合理？面对性骚扰加害者，个人或机构“割席”究竟是否足够？最后，文章将回到 #MeToo 运动的过去和现在。我们当然应该相信，时间是站在正义的一边的，但这个未来还需要很多努力。
从“一页”创始人范新被指控性骚扰，再到揭露作家宗城、编剧史航的性骚扰历史，大约一年前的此时，编辑部发起了收集日常“辱女词汇”的征集 —— 反性骚扰，从夺回语言开始。我们编写了这份《典中典》，希望能揭示粉饰太平的词汇，揭示日常生活中长久以来，隐蔽存在的对女性的侮辱与冒犯，以及性别权力关系中不平等的事实。
这本词典分为“洗白篇”、“评价篇”、“兄弟篇”三个板块，我们挑选了在面对性骚扰指控时，男性用于“粉饰”自己性骚扰事实的词汇；男性友人们用来解释朋友“犯错”的词汇；以及日常生活中男性是如何贬低、歧视女性的词汇。在每个词汇下，我们都尝试用“她说”来点出这些词背后的“辱女”逻辑和潜台词，重新定义这些词语。
2019年，47岁的法国出版人瓦内莎·斯普林格拉出版了基于她亲身经历书写的回忆录《同意》，讲述自己在14岁时被49岁的作家G诱骗进入一段畸形关系的经历。
和很多人想象的恋童癖的捕食场景不同，在这段关系的开头，没有凄惨的哭声，没有愤怒的拒绝，也没有显性的暴力或胁迫。从一场由她母亲促成的聚会上，她跃进年长男性的住所。尽管紧张不安、浑身僵硬，多年后的作者始终强调着她当时拥有选择权，这并不利于她在常识层面上“自证清白”。
这份受害者的书写，因为这份“同意”的存在，看起来矛盾而不同寻常。斯普林格拉似乎更适用于“共谋”的定义，而非“受害者”。但这本书带给我们最有价值的一系列问题，恰恰就是围绕着“同意”展开：面对年龄、声望、身份、阅历的鸿沟，一个女孩的“同意”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晨曦是某一线城市公立高中的英语老师，也是班主任。过去几年，每到妇女节这周的周一班会课，她都会和学生一起讨论性别议题。
今年，她在班会课后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声，这是她从教以来的头一遭。有学生认为这是她身为女性“夹带私货”，班主任“不应该在课堂上讲这种敏感话题”。她没有太多不被学生理解的委屈，更多是无力和担忧：明明是生长在互联网的一代，为什么会觉得性别议题是个不适合在课堂上谈论的禁忌？
晨曦说，过去几年间，作为一个热爱旅行的人，她已变得善于等待，也淡然地意识到，寻求改变，本身就是一条困难且漫长的路。
2023年1月23日，染粉色头发的女孩郑灵华因遭受网络暴力，在留下一封遗书后主动告别了这个世界。为了声援这个女孩，我们收到了几十位朋友和我们分享TA们穿戴的、看见的、拥抱过的粉色的照片，和TA们与粉色之间的故事。一抹粉色消失了，还有另一片粉色会出现；一位女性死去，还有更多女性会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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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女性”的故事，从现实社会事件到虚构影视剧集的叙事结构中从未缺席。在悬疑、惊悚等影视剧作品中，令人难以忽视的同样是女性常被作为受害者出现在凶案、性侵案的现场。电影手法极尽表现女性受害者的惨烈死态和脆弱，却鲜少以她们作为叙事的主体。
但在近年的影视剧集中，即使女性同样作为被害者形象出现在荧幕上，却重新赋予受害者以女性视角：HULU推出的《波士顿绞杀手》，在聚焦1960 年代造成13位女性死亡的波士顿连续杀人事件之外，也宣扬了负责报导及追查这起事件的两位女记者；ITV新剧《漫长的阴影》讲述英国臭名昭著的“约克郡开膛手”案件，但叙述重心从罪犯转移到受害者和其家人，从而让观众更立体的了解被害者，而不只是一具具被打上“妓女”标签的尸体。
本文作者梳理了影视剧集中“杀害女性”的视角，什么是“杀害女性”？以及为什么要在创作和分析影视作品时关注“杀害女性”这个概念？
曹保平的电影《涉过愤怒的海》提供了近年来中国院线电影对父权鲜见深刻的批判文本。曹保平用最后二十分钟把所谓的父爱如山翻了个底朝天：这只是一件不怎么华丽的袍子，里面长满了虱子。
但遗憾的是，这文本的实现，极具代表性地，是以两个女性角色的牺牲作为代价的：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女儿。前者以她的空洞的塑造完成了传统母亲的形象的对号入座，提供了无限的感动与安全感（尽管加入了些许类型片的佐料），后者则以她被暴力和性虐色情化的躯体满足了观众一如既往的窥淫倾向。
近年来疯马秀使用了多种方式去彰显其表演的艺术性和专业度，这是否意味着新时代的艳舞已并不必然地和色情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这几年主打Girl Crush的新一代韩国女团究竟是真正的女性赋权还是为了顺应市场所需的重新包装？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核心问题是，“性感”到底是一种女性自由还是服务男性凝视，一直就是经久不衰的讨论议题。这种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正是由父权本身的矛盾所造成——男性对荡妇和贞女的并存想象，意味着有些时候性自由和展示性感是女性反抗压抑和约束的表现，有些时候则完全相反。人们由此很难明确辨析，一些女性的性感穿着和动作到底是服务于男性，还是源自其内心的真实表达。
与所有女性视角的作品一样，《芭比》生于“囹圄”之中，又因为商业版权片的定位而更加困窘。但让人欣慰的是，《芭比》始终没有放弃在夹缝中尽可能地发声，即使有些表达失之直白突兀。
在影片最后，商业片拥抱自己的大团圆，而芭比拥抱作为人的自己。当芭比的王国重新稳定，经典芭比轻轻地走开了。没有反抗这个经由修缮更加稳定的乌托邦，这个芭比王国里最符合刻板印象的角色，历史上的第一款芭比，只是用落落寡合暗示了她的不满意。
就像是将一块积木，从玩具城堡的最核心轻轻抽出。那个气势恢宏的王国看起来仍旧稳定，而这块积木获得了自由。
一个生活在18世纪的清代普通女性，可能会经历什么？直到今天，我们对于这一时期普通女性的生活，仍然了解不多。更多时候，我们能了解到的，除了明清时期那些跻身1%的精英阶级女性留下的诗词记录，就是男性精英阶级对于当时女性生活的讲述。在性别史研究领域，性别化文本一直是研究者面临的一个制约因素。
而历史学家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找到了进入清代下层百姓生活的入口。在博士求学期间，他经由导师介绍接触到了一批清代司法档案，这些案例有着极为相似的人物画像：乞讨者、苦力、鳏寡、小偷、妓女……占据当时人口的绝大多数，有女性，也有边缘化的男性，他们因为“性”的越界而在历史中发出了微弱的声音。《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首次引进出版。我们和他做了一次对谈，聊的主题是他这几十年来对于清代“性”问题的研究，以及从历史到当下的性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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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为电影《这个女人》（2023）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