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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妈说：看了几集黄磊、海清演的《小欢喜》，里面提到了陶哲轩的数学题，原谅我孤陋寡闻，不知道他是谁，就网上搜索下，没想到是这么年轻厉害的数学家，赶紧深挖下相关成长资料学习学习。
还有，孩子上小学后发现数学弱于语文，所以目前对数学这块我格外上心，之前阅读启蒙和英语启蒙都做了不少努力，但数学思维启蒙很欠缺，现在得恶补。
先来了解下这位被誉为数学界”莫扎特”的成长经历，除去自身的天赋和努力，他父母的用心、眼界与格局也相当重要。
陶哲轩（TerenceTao）1975年出生，华裔澳洲人，其IQ得分为230,远超爱因斯坦、牛顿、霍金,被公认应该是史上智商最高、最聪明的人物。在人类历史上排行第二，现在世界排行第一。他在数学界的成就非常高，被誉为数学界的莫扎特。
陶哲轩父母均毕业于香港大学，1972年他的父母移民至澳大利亚，1975年他出生于澳大利亚，是家中的长子。
陶哲轩两岁就研究数学，
7岁自学微积分并出版一本关于Basic程序计算完全数的书；
8岁半时参加SAT数学部分的测试，得了760分的高分（800分为满分）；
10岁、11岁、12岁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分获铜牌、银牌、金牌，年级最小奥赛金牌获得者，该记录一直保持至今；
14岁时正式进入弗林德斯大学就读；
16岁获得该校荣誉理科学位，仅一年后就取得了硕士学位；
17岁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就读,21岁获得该校博士学位；
24岁被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聘为正教授，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正教授；
2006年夏，获得麦克阿瑟基金（MacArthur Foundation）天才奖和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继丘成桐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二位华人）；
2008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艾伦沃特曼奖（Alan T. Waterman Award）；
（一）幼年陶哲轩，有点小聪明
1972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香港大学的父亲陶象国和母亲梁蕙兰从香港移民到了澳大利亚，居住在风景优美的南部港口都市阿得雷德。来澳之前，陶象国是一名儿科医生，在校期间就是物理和数学专业高材生的梁蕙兰，大学毕业后曾做过中学数学教师。1975年7月17日，在来到澳大利亚3年后，他们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陶哲轩，他们亲昵地叫他Terry。从此，为了抚养孩子，梁蕙兰不再工作。
陶哲轩两岁时，父母就发现了他在数学方面的早慧。于是，他3岁半时被送进一所私立小学。然而，尽管智力明显超常，但他却不懂得如何与比自己大两岁的孩子相处。几星期后，父母明智地将小哲轩送回了幼儿园。在幼儿园的一年半时间里，由母亲指导，他自学了几乎全部的小学数学课程。其间，父母开始阅读天才教育的书籍，并且加入了南澳大利亚天才儿童协会，他们决心无论付出多少，都要造就这个有天分的孩子的成功。
很快，陶哲轩5岁了。父母决定将他送到离家两英里外的一所公立学校。因为这所小学的校长向他们承诺可以为陶哲轩提供灵活的教育方案。一入学，陶哲轩就进了二年级，但他的数学课则在五年级上。在浓厚兴趣的驱使下，7岁的小哲轩开始自学微积分。开明的校长又在他父母的同意下，主动说服了附近一所中学的校长，让小哲轩每天去该校听中学数学课。不久，小哲轩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内容是关于用Basic程序计算完全数。
8岁半时，小哲轩就升入了中学。经过一年的适应后，他用三分之一时间在离家不远的弗林德斯（Flinders）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在此期间，他开始以出色的数学竞技考试成绩频频引起轰动。研究天才教育的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米那卡·格罗斯认为，陶哲轩的智商介于220至230之间，完全有能力在12岁生日前读完大学，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然而，父母还是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们想，只有让小哲轩打下科学、哲学、艺术等多方面的坚实基础，让他对数学的热爱随着心智的成熟而慢慢炽烈，孩子将来的前景才会更加广阔。
（二）小学和中学的陶哲轩，你有的毛病他也有
Grayson Wheatley教授让我谈谈自己的经历和对往事的回忆，我没有很多令人激动的故事可讲，况且爸爸一会儿要从他的方面谈我。
不过我也有很多非常珍贵的记忆，其中一些讲起来的确会有点不好意思，也有一些很有趣，但是大多数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对这些，我觉得我更愿意自己来讲，而不是让爸爸讲，几年前，我第一次参加一个全州范围的数学竞赛。
尽管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我仅仅用20分钟就做完了。剩下的时间，我用来设计一种计算π值的方法。后来妈妈知道了，就问我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在竞赛上，检查一下答案。我只是说，“等着我领奖吧！”不用说，我没有获奖，在一段时间里我情绪非常低落，再后来，爸爸发现我的错误答案多是由于计算的“马虎”，在那次事情之后，我知道了在考试的时候要安排好时间，还应该好好地复查，糟糕的是，直到现在我还是不能专心于复查。
最吓人的一次经历是3年前，我在伦敦地铁站（和妈妈）走失了。
妈妈和我在等火车，妈妈正转过身对着墙在核对路线，一辆火车开了过来，我一下子跳上了车，心想就是这趟车了，等我使劲喊妈妈上车，已经太晚了，车门关了。
妈妈对我喊着什么，我却一点儿都听不到，幸好，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好心的阿姨告诉我说，妈妈让我在下一站下车，然后在车站里等她。
在下一站，这位阿姨甚至带我下了车，还去找了站长，我非常感谢她，可是我还是浑身发抖，直到妈妈找到了我，好一会儿我仍说不出话来。
我记住了：不能在陌生的地方（与家人）走散，而且一定要"想清楚了再做"。
有几年我一直有一个做功课时咬笔的坏习惯。我记得有一次仅仅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就咬掉了半支圆珠笔。
于是，妈妈给我买了一个橡胶的狗骨头给我咬。那味道实在太难受了，从那以后我很快就改掉了咬笔的习惯。
我发现当我教我的弟弟一些我已经学会的东西的时候，我自己学到的更多，也更容易记得住。
于是我就教一个弟弟数学，教另一个弟弟音乐，我的音乐从来不很好，在我要教弟弟之前，我一直挺讨厌音乐的。现在我却很喜欢和他一起来个二重奏。
我总是在课余的时间找一种有意思的方法来教他们。我觉得在教的过程中，我学到的东西也许比他们从我这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
然而也有个例外：我在两年前教一个弟弟学下象棋，而他对象棋着了迷，现在他很容易就能赢我了，我很容易心烦意乱，甚至会泪如雨下，有时候我做不出来某个题，我就会把笔扔在一边，把纸撕碎了，跑到床上生闷气，我还会在一段时间不想和任何人讲话，并且无缘无故地对弟弟们大喊大叫，这时爸爸如果在身边，他通常会给我讲个笑话什么的，让我振作起来。
妈妈不忙的时候，她可能会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更常有的是我又再回去，重新再试，于是就发现问题不太难。
我还发现在蹦床上跳跳会缓解我的情绪，学习之后跟弟弟玩一会儿也是特别好的放松方法。我想，如果没有弟弟们，我一定会很孤独的。(生二胎很重要，哈哈！）
有人说我有精确的记忆力，但是我却没有这么肯定，我常常丢三落四的。
当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总是丢掉我的水壶啊，午餐盒啊什么的，我还丢过一件崭新的毛衣，结果学校给我找了一件旧的，有点大，第2年穿还挺合适的，刚上中学仅几个星期时，我又把一本图书馆的书弄丢了，书名叫《无穷处的孩子们》。
我丢过无数支铅笔，圆珠笔，还丢过一个计算器，甚至有一次，我把班里一个女孩儿的书包错拿回家。我记不清我究竟丢失掉的有多少东西了，但是有时我却在马路上或学校的操场上捡到过几次分币，我估计这样差不多攒了一美元。但是这远远不够补偿我丢掉的东西啊！
有时候我把衣服前后或者里外地反穿，我不在乎把羊毛衫反穿，因为我发现软的一面朝里会暖和一些。
可是有时候我还会一只脚穿着袜子，另一只脚光着，这回我可找不到借口了，今天我看起来还不错，那是因为出门前妈妈帮我整理了。
进中学的第一年我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老师，她教我《普通常识》的课程。她建议我写日记，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记下来，然后她会读日记，并且写一些看法退回给我。
有几次我向她抱怨生活不容易：例如，我不得不从一间教室快速跑到另一间教室；人们总是期待我知道这个知道那个；有时甚至我的弟弟还在我的作业上乱涂乱画，她回答我说，澳大利亚的前总理Malcolm Fraser先生常说，“人生原本不易”。她教导我，我们大家都会在生活的某些方面在某个时候获得某种成功，但更多的似乎是被失败所烦恼，但是，我们应当多想些乐观的方面，把那些挫折看做是给自己的一些教训，它们会给我们对未来增添更多的希望。
这些就是我愿意从那无数长者身上学的东西。也许我被一些老师们评价为聪明的孩子，可是我想要像在座的每一位一样的智慧，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三）大学陶哲轩，沉迷游戏，挂科，哭泣，成长，从未被过分期待！
陶哲轩到达普林斯顿后，这位少年天才被吓到了。博士第一年，后来成为普林斯顿教授的安德烈·怀尔斯（Andrew Wiles）宣布他证明了传奇般的费马大定理（Fermat’s Last Theorem），这个定理三百多年来无人能解。陶哲轩身边的同学总是在对他一无所知的数学领域发表高谈阔论。天才儿童面对他们无法出色解决的挑战时常常选择逃避。陶哲轩渐渐沉迷于游戏，他彻夜在计算机房玩《文明》——一款历史模拟类游戏，而他的“完美主义者倾向”让他玩的时候根本停不下来。这桩丑事在普林斯顿人尽皆知。在陶哲轩来到普林斯顿前，他在弗林德斯大学的成绩已经下滑了。在一门量子物理学的课程中，老师告诉全班期末考试包括一篇关于量子物理学历史的论文。而当时12岁的陶哲轩完全不学习，当他坐在考场，开始答题时，他震惊地发现这篇文章要占一半成绩。“我记得当时我都哭了”，陶哲轩说，“监考老师不得不把我护送出考场”。陶哲轩挂科了。
还好，普林斯顿把这位数学天才还是引回正轨。我想，这也许与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关。
当幼年发现陶的数学天才之后，父母并没有在媒体的催促下想把孩子培育成年龄最小的大学生或让他在数学方向一路狂奔，而是有意识的让他学习人文课程，希望孩子能够慢下来，这让陶对数学的热爱渐渐变得成熟而炽烈。虽然慢下来，陶还是在17岁即进入普林斯顿读PHD.后来，陶哲轩的父亲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却说：“他真正从一个短跑运动员转变成一个长跑运动员是在普林斯顿（17岁到20岁），在那里，他常常感到自己的基础的不足。”
在普林斯顿，学生们才开始体验数学家真正的工作内容——用创新的方式证明一个定理，以此来创造知识。通常他们算了一张又一张纸，算到季节变换，却又回归原点，一无所获；亦或是找到了证明过程中微小的逻辑错误，意味着整个证明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茫然无措无所进展是数学研究的常态。但凭着对数学的热爱，在数学研究过程中，陶感到孤独以外的兴奋。
真正热爱数学的人，可能因为数学受挫，沉沦，但，最后也会因数学得到救赎。起码，在普林斯顿可以。
（四）合作式的数学研究方式，陶哲轩不是一个“独行侠”
陶哲轩说：“ 现在我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合作做研究, 与合作者,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进行交流, 对方跟你完全在同一频道上,能理解你的想法。我们会在讨论之中把问题说出来，这种方式强迫你去思考, 而且是在一个更有条理的高度上思考。相比而言, 光想不说就显得有点模糊凌乱, 而且这样的合作更有趣。如果你被某个问题卡住了,可能会停滞不前, 而这时候你的合作者也许会有好的建议. 当然他/她被卡住的时候你也可以提建议。同时你知道至少有一个人对你所做的工作感兴趣, 这点是确定的。写东西的时候, 就是当你独自写一片论文的时候, 心中不知怎么总会, 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害怕别人根本不在乎你做的这些研究。但是当你知道至少有一个人可以跟你讨论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或者怎么推论的…… 独行和合作都需要,一方面需要资深的专才, 要在很窄的方向上辛苦耕耘很多年才能有这样的造诣。但另一方面又需要全才 ,把各种不同的领域融合起来。现在我的工作就是理解一个领域 X, 从中产生一些想法, 再把这些想法应用到另一个领域 Y 中。但是如果没有对原来的领域有深刻理解的,非常有经验的人来帮我, 我就做不到这一点。”
正如陶哲轩自己所言，他是一个非常乐意与他人合作的数学家，截至他获得菲尔兹奖的时候，他已经和30多个不同领域的数学家合作并研究出成果。与他合作过的数学家都感到陶哲轩是一个平易近人的数学家，而不是恃才傲物。这一点到非常像以前英国的哈代与李特伍德，他们的合作正是数学界千百年来的典范。同时，陶哲轩也是多产的作家，他从十几岁就开始著书，分享自己的想法与成果，也汇集成一本本教材，像《陶哲轩实分析》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
陶哲轩因对偏微分方程、组合数学、谐波分析和堆垒数论的贡献而获得菲尔兹奖。但其实。他个人做八个数学方向，其中包含数个重要的分支，从调和分析到偏微分方程，从解析数论（这是陈景润的方向）到算术数论，还有一个工科：照相机的压缩传感原理。
（五）成熟后的数学大师，回首向来萧瑟处，阳光缕缕飞鸟鸣
多年以后，一位陶哲轩的粉丝——南开大学数学系的博士生这样看待他的偶像的成长：“如果仅仅看这些事实（陶哲轩神奇的成就），任何人都难免会有仰视的感觉……其实，真正静下心来搞科研的能力和早慧的先发优势有着根本的差别。从一个极其聪明的孩子，一步步成为世界一流的大数学家，这期间的辛苦付出和勤奋努力，才是这位天才走到今天最重要的资历。”
“我不认为聪明程度是在数学领域取得成功的最决定性因素……在数学研究中极具天赋并不是必需的，但是你需要耐心和成熟。”在采访中，陶哲轩说，“事实上，问题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但你得学着适应它。
（六）坐拥天才和成就的同时，也能成长为一个享有健康生活的快乐的“普通人”
在UCLA任教期间，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比他小三岁的韩裔女人劳拉，这位高知女性如今在美国航天总署（NASA）担任工程师，她为陶哲轩生下了一儿一女。在一家四口的合影中，陶哲轩总会露出灿烂笑容，依偎着妻儿，与一个普通中年男人无异。
在外头他是备受敬仰的教授，回到家却也是一个会给孩子换尿布、陪孩子玩、送孩子上学的奶爸。曾有个送孩子来UCLA参加夏令营的家长惊奇地发现，陶哲轩竟然活跃在他们的家长群中，夏令营结束，他还亲自跑来接娃回家，一路上嘘寒问暖，可爱极了。
陶哲轩全家福
在知乎提问“在UCLA陶哲轩手下读博是什么感受？”的回答中，一个他带过的学生答道，陶教授是那种对学生很宽容、但绝非不关心学生的导师。学生如果被其他教授“欺负”了，他会挺身而出；他乐于与学生探讨问题，迅捷的反应令人印象深刻；最神奇的是，无论遇到多么难懂的问题，哪怕陶哲轩也答不出来，他总有办法找到各路牛人来帮忙。
图片截取自知乎
谦和、反应快、人脉广，是许多学生对陶哲轩一致的评价。
正如《纽约时报》记者在撰写陶哲轩故事的时候所说的那样——陶哲轩最令人羡慕之处，不在于惊人的天赋和出色的成就，而在于坐拥这些天才和成就的同时，也能成长为一个享有健康生活的快乐的“普通人”。
在这个世界上天才不多，幸福而快乐的天才则更加少。幸好有如陶哲轩这般的天才，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资质非凡的孩子，完全伸展自我后发展出的模样。
写到这里突然有个深深的思考：陶哲轩不是出生在中国，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一天的中式教育，他接受的完全是西方的教育。倘若他生活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吗？别的不提，陶爸爸当时费尽心思为陶哲轩找的那个学校在中国就不现实，有哪个学校会同意一个学生数学跟五年级上，别的科目跟二年级上的。也别说，在中学时代的陶哲轩还可以去当地的大学里深造，并接受一些教授的专业指导了。
其实我们也都无比羡慕陶哲轩有这样一个善于引导孩子们的父母亲，这才是真正的因材施教。绝顶的天赋，良好的家庭环境最终让陶哲轩在数学的世界里获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能保持谦逊待人接物的特质，这一点实在太难得了！
图文综合来源于网络，编辑：越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