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下咽的焦虑，以及不知如何是好的生命
时间、生命和身份的焦虑
关于《白日焰火》、《山河故人》和《老炮儿》的思考
文｜彭兴伟
编｜Imbroglio
焦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在日常生活中它表现为人们的不安或不知所措。焦虑的根源产生于人们对现实处境不确定性的思考，对生命意义的怀疑，以及个体的自我理解和现实生活的冲突。从根本上来说，它是认同或身份的焦虑，即个体对自身的认同和描述出现危机。它追问以下问题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
每个人在其自身的生命经验中认出和成为自己。个体所处的时代，成长生活的地方，所受的教育，在变化的世界中的遭遇、抉择和行动，种种经历构成了人的生命经验。其中，首要的就是时间意识。
2014年以来的三部中国电影思考了生命意识和身份焦虑这个主题。它们是刁亦男的《白日焰火》、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和管虎的《老炮儿》。
主题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巧合：《白日焰火》中的张自力刚好30岁；《山河故人》中的沈涛、张晋生正好40岁，导演本人40多岁；《老炮儿》中的六爷50多岁。30岁，40岁，50 岁是中国人生命中标志性的时间点，既象征着开端也表示结束。夫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这三部电影，从纵向时间上来说，呈现了不同年龄阶段人们面临的苦恼和克服焦虑方式的不同；从横向时间上来说，呈现了我们时代普遍焦虑的状况。
一、张自力：找点事儿做？
《白日焰火》有黑色电影的典型特征：凶杀、犯罪、碎尸、阴冷的街道、昏暗的灯光、大量人物背影镜头和极少的对白。天空总下着雪，夏天只在回忆里出现。刁亦男用黑色电影的方式探讨了严肃的主题：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想要找到存在感，他怎么办？
1999年的夏天，而立之年的刑警队长张自力经历了人生的变故。他离婚了，实际上是妻子抛弃了他。一起棘手的杀人碎尸案件，两位同事意外被嫌疑人开枪打死，自己中枪受伤。出院后，因伤转岗调离公安局，在一家企业的保卫处上班。
离婚证上两人的身份证号码耐人寻味。张自力的身份证号码已经是18位。中国于1999年7月1日发布国家标准：GB11643-1999《公民身份号码》，身份证号码才从15位变更为18位。他的离婚证颁发日期是1999年6月22日，还未到身份证号码的升级日期。妻子的号码是15位，却既不符合15位，也不符合18位的号码标准。
可能只是电影制作人员的疏忽，但是，这个错误增加了电影的荒诞效果。身份证并不能告诉我们，也不能告诉他本人，“张自力是谁？”在身份焦虑这个问题上身份证是无效的。
婚姻和事业双重失败。五年来，张自力沉迷于酒精，成为同事调侃逗乐，领导揶揄讽刺的对象，甚至连摩托车都因为醉酒被路人掉包成了一辆破嘉陵50。上班无事可做，偶尔消防演习时教厂子里的职工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35岁的他变成一个无所事事的酒鬼，没有丝毫存在感。
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打交道的对象消失后，他不得不终日面对被不知所措折磨的自己。这个状态让他感到恐惧，比忙碌的生活更加难熬。
有一天，马路边偶遇老同事王队在执行公务，两起碎尸案又正好与5年前的当事人相关。这次邂逅让他意识到人活着总得找点事儿做，这个事情最好是自己得心应手的，他最得心应手的还是破案。沉睡了很久的职业敏感被唤醒，他开始偷偷地调查这起案件。案件围绕着荣荣干洗店女工吴志贞展开，两人因此产生关联。
吴志贞是一个冷漠伤感的美丽女人。她的相貌气质、衣着打扮与电影中的其他人物、街景格格不入，彷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与张自力无所事事要找点事儿做相反，吴志贞想要摆脱男人们的纠缠：老板的性骚扰，躲在暗处像鬼魅一样监视她的丈夫梁志军，还有那些因她死去的男人们。她期待爱情。不过，她对男人的态度又有些暧昧，或许是因为被人搭讪、跟踪，满足了女人的虚荣心。张自力的出现是新的麻烦，也是新的可能。
为了寻找线索，张自力找各种机会接近吴志贞。干洗店的老板对张自力早有觉察，闲谈时暗示他，“人呐，就是不能给自己找麻烦。”老板见过很多男人，他们不是来店里洗衣服，而是找机会想认识吴志贞。
张自力的确给自己找麻烦了。凶手梁志军跟踪他，王队发现，在抓捕时反被梁用冰刀砸死。失去好友坚定了张自力破案的决心。通过吴志贞设下圈套，梁志军在警方抓捕中被击毙。
爱情是新的麻烦，两人共同的麻烦。吴志贞想摆脱纠缠，却又一步步陷入到她和张自力的纠缠中。在张自力摁住吴志贞的铁桥上，写着很应景的涂鸦，“爱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要经历的还……”。
要经历的还有“五年前的碎尸案”，它是张自力生活的转折，更是纠缠吴志贞的痛苦记忆。张自力通过那件皮氅，最终确认了死者是“白日焰火”酒吧的老板李连庆。他沉浸在不断弄清楚事情真相的兴奋中，故意在摩天轮约会，吴志贞知道秘密被发现，她装傻，身体的靠近让本来可能是审问的对话成为情不自禁的激情。肉体确立了二人的亲密关系。然而，最终他还是把证据交给了警方，吴志贞被捕了。
张自力从始至终都以为自己的目标是破案，直到最后失去吴志贞，他才意识到爱情。庆功宴上熟练地恭维领导、附和笑话，回到曾经熟悉的庸常生活，他再次感觉到了疏离和孤独。工作的成功，也没有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他的焦虑。从刚刚获得的一点欣快中，他再次陷入困顿。最后，他在高楼屋顶放焰火是爱情的表白，也是幻灭。也许，他会再次沉迷于酒精。正如《云上的日子》中最后一个故事的对白，男人说，“如果我说我爱上你怎样？”女人回答，“就像在光亮的房间点燃蜡烛”。白天的焰火就像是光亮房间里点燃的蜡烛，一切努力可能都只是一场徒劳，包括爱情。
然而，《白日焰火》的意义在于，人只有在看似徒劳的努力中才能收获暂时的存在感和爱。张自力的努力，充满了西绪福斯式的荒诞感和悲剧性。找点事儿做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但是，总比麻木和不为所动好。身份焦虑的真正意义恰恰在于追问和思考这个问题本身，并尝试付诸行动。《白日焰火》讲了木心先生的一句话，“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
二、贾樟柯：身份与故乡
如果说贾樟柯之前的电影呈现了时代变化中普通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情感，影像断裂零碎，《山河故人》则是一个转折，他开始审视时空变迁中个体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剪辑不隐瞒素材的断裂性和零散性是贾樟柯著名的真实原则，然而，所有的断裂和零碎都是以连续和完整为前提的，否则断裂和零碎根本就无从谈起。断裂和连续是事情、事件、事物在时空变迁中呈现出的样态，也是我们理解它们的方式。
这个转折，也是人们通常的认知过程。人们最先总是看到差异和不同，后来又总是在差异和不同中找到一致。人们在差异中认出自己，也是在共同的东西中确认自己。
《山河故人》讲述了一个关于时间和情感的故事。故事呈现了主人公和生活世界时空变迁的关联。贾樟柯选择了三个标志性的时间点，世纪之交的1999年，主人公40岁的2014年，二十一世纪走完了第一个四分之一的2025年。
1999年的山西汾阳，一场三角恋，左右为难的女教师沈涛选择了“更有本事”的晋生，梁子远走他乡。2014年，不惑之年的沈涛已经离婚，经历了老友重病、父亲去世、儿子疏离，她领悟到，“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 生命本身是孤独的，每个人能做的只有放手。
2025年，在澳大利亚的海景房中，51岁的晋生跟自己的儿子张到乐语言不通只能靠谷歌翻译交流。父子俩争吵的核心问题是自由。歌德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说，“自由不可估量的幸福不在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环境允许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在于可以不受阻碍地，无所顾忌地，径直去做自己认为正确和适宜的事情。”（杨武能译）父亲相信自由是前者，儿子认为自由是后者。
晋生所理解的自由就是在中国不能买枪而在澳洲可以买枪。他买了各种枪，可是他没有对手。没有对手，他很孤独，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没有了对手，自己是谁也就变得无从规定。他得到了以前无法得到的，却也失去了不该失去的。2014年为了躲避国内反腐，他带着儿子移民澳洲，事实上，他是逃犯。十一年来，故乡无法回去，儿子也没再见过妈妈，甚至忘记了她。晋生的身份焦虑是他根本就没有了身份。
即将成年的到乐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也不想上大学，他觉得做什么工作都可以。他的焦虑是不知道妈妈是谁，他说自己没有妈妈，其实是埋怨。Mia老师唤醒了他对母亲的记忆：那首叶倩文的《珍重》、妈妈的名字还有脖子上的那串钥匙。他渴望去见妈妈，可是又觉得时间隔得太久了。Mia告诉他，“时间并不能摧毁一切”。
“时间并不能摧毁一切”，即便改变了的一切，也不是因为时间，只不过，我们只能通过时间和空间来理解世界的改变。《山河故人》显然不是要讲，物是人非或者说山河依旧、故人不再的感伤情绪。在快速变化的中国，贾樟柯一直强调他的电影的文献性。对他来说，真正的文献是对生活的描述，是个体的生命经验。《山河故人》以时间和情感为故事线索，揭示了承载生命经验的容器：山河、故人和静物。它们保存了生命经验在时间中呈现出来的连续性。
山川河流是我们和古人的连续。年复一年的流凌是汾河开春的信号，几易寒暑却一如既往。古人也曾望着同样的流凌思考生活，感慨人生，唐代汾阳王郭子仪如此，清代编修《汾阳县志》的戴震也如此。故人是我们过去生活的保密者和见证者。没有他们，我们的秘密变得死无对证，没有他们，我们无法理解自己。“静物代表着一种被我们忽略的现实，虽然它深深的留有时间的痕迹，但它依然保持沉默，保守着生活的秘密。”（《贾想》，第167页）某种意义上，静物保守着身份的秘密。
食物和用具最适合承担这个角色，以电影中腌制的西红柿和汾酒为例。以前到了冬天，山西天寒地冻，蔬菜只有土豆白菜，夏末家家户户都要腌好西红柿，留着冬天吃。在物质匮乏年代用来过冬的食物，后来成了山西人的饮食习惯和共同的生命记忆，它们深深地烙着生命的印记，没有被时间和经济富裕改变。腌西红柿瓶出现在《站台》中，70年代末崔明亮家的窗台上；出现在《天注定》中，2013年刘会计家的窗台上；出现在《山河故人》中，2014年和2025年沈涛家的窗台上。时间横跨50年，可以说，贾樟柯的电影腌了半个世纪的西红柿。
玻璃瓶装的汾酒是沈涛父亲带给战友的礼物，也是《三峡好人》中韩三明带去奉节的礼物，梁子把它放在矿灯管理处的窗台上，晋生把它放在澳洲海景房的茶几上。这些人的生活大不相同，汾酒却建立了他们之间的连续性。
电影中婚礼和葬礼居然是同一个司仪，这个现象看似荒诞，其实是断裂和零散生活背后的关联。这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仪式之间的关联，也是人生喜庆和悲伤的关联。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主持婚礼和葬礼是那个家族中的司仪，也是同一个人。
电影的功能就在于“使看不见的东西看见”，《山河故人》呈现了我们视而不见，或无法说出的内容。贾樟柯依然是严肃思考的导演，山河、故人和静物，其实就是故乡，这是他不惑之年的自觉。如果让他来回答，我是谁？答案也许是故乡。人们离开故乡后拥有了故乡，那里保留了我们身份的秘密。贾樟柯和费里尼一样，总是用不同的方式讲同一个故事。
三、六爷：死亡与救赎
《老炮儿》是一部关于一个天命之年的老男人自我救赎的电影。影片一开头就在观众看六爷和六爷看世界的双重视角里展开。
六爷住胡同，他真名叫张学军，年龄50多岁，丧偶，靠经营一家小杂货店为生，有一个不怎么回家的儿子，爱管闲事儿，爱发牢骚，有正义感，心脏不好，性能力出现间或的勃起障碍，坐过牢。他是个“讲究”的闲人。他喜欢别人喊他六哥或六爷。六爷衣着谈不上讲究，但干干净净，头发也理得干干净净。他手头并不富余，但对卖力气挣钱十分不屑，有点看不起体力活儿，但又不歧视干体力活儿的人。他讲究的不是排场，是规矩和礼数。话匣子说他早年曾威震江湖，是数得上号的人物。在儿子晓波眼中他就是一个整天瞎溜达，在家里唠叨吹牛的闲人，过去威震江湖不过只是会打架而已。儿子的评价是他的隐痛。
六爷看到一堆不合“规矩”的人和事情。电影呈现了现实生活中被我们忽略的各种尴尬，他看到的世界变坏了。他在意的规矩一再被破坏，比如，男人要有个男人的样子，不能打女人，朋友遇到麻烦要倾力相助，对年龄大的人要尊敬，做人要讲道义，事情要一码归一码。
儿子和官二代谭小飞的女友有了瓜葛，挨了打，报复划了人家的法拉利-恩佐，人被扣了起来。话匣子和灯罩儿让六爷报警，他不报警。后来因为他们知晓了小飞父亲以小飞的名义在海外银行存有巨款的秘密，父子俩被殴打。话匣子让他别报警，他偏偏把举报信寄给了中纪委。话匣子的行为前后是一致的，她只是关心六爷，想以最安全的方式解决眼前的麻烦。六爷的行为前后也是一致的，之前不报警，因为他觉得儿子有错在先、理亏，打架不丢人，偷偷划人家的车是丢人的。
在六爷的眼中，打架、不懂规矩还不是坏人，即便是小飞的朋友，那个飞扬跋扈、满身戾气的强壮男孩。话匣子把那张对账单搞清楚后，他说，“这是真的坏人。”对待坏人，自然应该用对待坏人的规矩。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举报给中纪委来收拾贪官是他们能想到的唯一出路。贾樟柯的《天注定》中大海起先想到的也是写信给中纪委。《老炮儿》结尾时，电视新闻里出现南方某省高官贪污受贿被抓，儿子谭小飞几年前过失致人死亡被公诉，则明显落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俗套，直接减弱了六爷“野湖约架”的美学意味。
小飞在和六爷的冲突中，没有真正弄明白六爷。他一直在看《小李飞刀》，他对六爷产生好感和敬意，以为这样的人只是在书中才有。他对六爷的理解止于江湖规矩，止于对承诺的遵守。开始他想以100万跟六爷交换对账单，被拒绝后，又想出如果按六爷的方式“约架”，胜则拿回对账单，败则任由六爷自行处理。
约架有约架的规矩，六爷遵守这个规矩，然而对账单的事情早已超出了江湖规矩。李寻欢一切以义为重，六爷以规矩为重，他们前提都有是非善恶。如果小飞认同这样的是非和善恶标准，那他就是真的叛逆了。至于他漂白头发，开法拉利恩佐，不满于父亲的安排，根本和叛逆无关，反而尽显乏味和做作。他在消费父亲的罪恶，而且在事实上成为父亲贪污受贿的参与人和受害者。他并没有对抗父亲的价值标准，也没有拒绝父亲贪污受贿得来的钱财，更没有反思自己生活方式。小飞只是通常意义上的“某二代”。
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选择父亲，但可以尝试选择生活。比如，电影《我私人的爱达荷》中基努里维斯扮演的斯科特，为了让有权有势、虚伪狡诈的父亲蒙羞，自甘堕落去做男妓和流浪汉一起厮混。
旅法的格鲁吉亚著名导演奥塔伊奥赛利阿尼的电影《再见，我的家》也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巨富人家的男孩，他厌倦母亲安排的奢侈生活，厌倦空虚苦闷的家庭，一出家门就偷偷换上普通随意的衣服，在酒吧里做服务生，洗盘子，在街头和小偷、流浪汉做朋友。
然而，正是小飞父亲这个暗中对手的出现让六爷重新打量自己，以一个“讲究”的方式成为了六爷，这是他希望儿子眼中的自己。坏人的出现和身体愈来愈频繁的“死亡信号”让他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医生的建议，话匣子的担心，他都明白。他不是不想治病，一来没钱，治病会给别人添麻烦；二来他有比看病和生命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约架是他青少年时代最拿手的事情，这回有了神圣的意义，因为对方是真正的坏人，他决定去赴死。这是天命之年，六爷的自我救赎和超越。他穿上那身仪式感极强的将校呢大衣，背上军刀，回到熟悉的野湖，死亡让他再次成为少年时代传说中的六爷。这个选择和决定终于让我们认出了他是六爷而不只是个爱管闲事儿的北京老大爷，六爷用死亡克服了身份的焦虑。
从成长教育小说的视角来看，六爷的学徒期是未完成的，他没有一技之长。从影片零碎的镜头可以知道他应该有木匠手艺，刨子使得很溜，也许早年学过木匠活儿。可是在关于那个年代北京的电影、电视剧中，似乎很多男人都有点木匠手艺，《本命年》中的李慧泉也会使刨子。少年时代的威震江湖只是荷尔蒙的作用或过剩力比多的驱使，正如作家阿城所说，“青春这件事，多的是恶。这种恶，来源于青春是盲目的。”他在庸常的生活中困顿地活着，就像那只笼子里的鸵鸟。他似乎一生都没有走出青春期。
这个人的生活出过岔子，天命之年仍然一事无成，他对敛财和社会地位不感兴趣，生活在北京的底层。但是，他的身上保留了单纯、善良、勇敢和真诚，这是情人话匣子死心塌地的原因，也是赢得小飞女友尊敬的原因。女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电影结尾处，少年时代的老哥们赶来的场景，似曾相识。他们走出看守所，有人挂了绷带，看来已经打架过了，不是《长大成人》里的白日梦和《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谎言。一大群人都是国内成名已久的一些老演员，管虎的朋友们，如陶泽如，连奕名等等。突然觉得电影在这里出戏了，对管虎来说，《老炮儿》这部电影是他的“约架”。可是，对手是谁呢？
四、小结：选择和认同
人无法获得一劳永逸的救赎，以解决身份的焦虑。希腊文中，奥德修斯的一个含义就是，“制造麻烦”。奥德修斯离开二十年后，终于回到故乡，与妻子相认。同床前，奥德修斯对妻子说，“亲爱的妻子，我们的磨难还没有结束……”，人都在不断的制造和解决麻烦中经历自己的一生，确认自己的身份，都有可能自我救赎。哪怕他只在一刹那超越自己，置生死于度外，视名利如粪土，敢于挑战常识的暴力，承认自己的错误和过失，而不是把责任推给所生活的时代。
与《本命年》中那个时时刻刻如有隐忧，酒后逡巡街头被抢劫少年刺死在北京寒冷冬夜的李慧泉相比，这三部电影的主人公，对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有清醒的自觉。他们不再将命运交给时代，而是相信自己的选择，这意味着自己承担责任。身份并非他人赠予，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和认同。
弗罗斯特的 “The Road Never Taken”（未走之路）中有句名言，“我选了一条人迹稀少的行走，结果后来的一切截然不同。”（曹明伦译）究竟是选择造成了不同，还是因为我们不同所以有了各自的选择，也许是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三部电影让我们意识到，怎样度过时时刻刻不知所措的生活是每个人自己的任务。我是谁？的答案就在其中。
注
（原文刊发于《书城》杂志，2016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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