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人才会说很多废话，比如“早安”

如果我来定义为什么发明电影，我将这么回答：“为了产生像小津电影那样的作品。”

——维姆·文德斯

文 | Yogen 

编 | 萬桑何

“人这种动物总是平常闲话说得热络，一旦要谈正事，就怎么都话不投机。”小津在作品自序中谈到《早安》，并如此描述拍摄的初衷，“所以我想拍一部这样的电影试试。”

1959年，《早安》上映。

电影一开始，基调就具有节奏感、旋律感，甚是欢快。电影的前两幕（相邻房屋的栅栏与晾衣绳并列，电塔与地平线垂直）运用电子和管弦作为配乐，人物有节奏得移动着，各个即将出场的孩子们依次穿过山丘，此时摄影视角处于两间房屋之间，一转眼，在一处阳光明媚的山顶上。

小男孩们为了自娱自乐而放屁，这样愉快基调的开场，在接下来会发生变化吗？《早安》仅仅是一部轻快的电影吗？

Donald Richie（1924.4.17-2013.2.19）是已故的美国学者，也是日本民族文化的研究专家，专业研究小津安二郎的电影风格，并受到认可。他曾说：“《早安》，在某种程度上，是小津最简洁的电影，没有运用复杂的形式，是一个用画面来构建一部电影的例子。”然而，简单的构图却能拍出悠长的余味，这正是小津的擅长之处。

1962.12.14出版的《东京新闻》中，刊登了小津的《电影是以余味定输赢》，他这样写：

我认为，电影是以余味定输赢。最近似乎很多人认为动不动就杀人、刺激性强的才是戏剧，但那种东西不是戏剧，只是意外事故。我在想，可以不要意外事故，只以“是吗”“是这样啦”“就是这样啦”的强调拍出好一点的故事吗？

这样的想法大概很早就存在于小津的脑海中，他总是拍摄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正如《早安》的主题依然是小津的主题。

Richie认为，在《早安》这部电影中，需要被细细品味的，是孩子们之间的放屁游戏和成人之间的问候语。但是，只要观众真正关注了这两个主题之间的关系——包括认识到放屁游戏其实就是男孩子之间说“早安”的方式，而对于成人，丈夫在房间放了个屁，作为家庭主妇的妻子就以为是丈夫在呼唤她——此时，喜剧与正剧之间、讽刺与称赞之间，也就没有了清晰分隔的界线。小津电影中的简单生活，实则并不简单。

在电影中，郊区生活是一种标准化生活，但是它可以导致一个醉酒的邻居晚上回家时走错家门，也可以导致整个社区的成年妇女排斥一对前卫的夫妇，它难道不是一种社会影响吗——尤其，如果你承认在小津的电影中，真实社会与电影表现只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早安》这部电影一如小津以前的作品，平淡下有暗涌。电影中最惊心动魄的情节是社区会费的消失。期间穿插着一系列日常：13岁的哥哥Minoru和7岁的弟弟Isamu在一对前卫的夫妻家里看电视，而没有去参加英语课，被母亲严厉批评；英语老师失业在家，两个孩子的阿姨常常给老师带去翻译工作；而他们同样失业的邻居向男孩的父亲抱怨在公司的困难……此时，会费的消失成为了转折点……整个郊区生活的互动、嫉妒、怀疑、琐事交织，从电影开始的粗糙到最后的深刻——感谢小津对生活的敏锐观察。

在《早安》中，成人之间的交往有着正式的社交礼仪，他轻轻批评了这样的社交，同时也享受这种的社交方式的荒谬。例如早安（日文发音：Ohayou），这样的一句问候却有着意想不到的感情色彩。

13岁的哥哥Minoru对父亲说：“我已经长大了，不像你们，成天只会说，你好，早上好，晚上好。或者去哪里呢、没办法，那又怎样呢？”成年人才会说很多废话。而事实上，真实的生活中，重要性与无关紧要性相互交织，让人欲言又止。

社会的变迁通常是深刻与阵痛并行。《早安》不动声色地展示了这一点。1932年发行的电影《我出生了，但……》被认为是小津的一部优秀作品，同样也拍了社会变迁，它与《早安》有很多的不同之处，尤其是战前与战后日本家庭父亲权威的变化。

在1932年的《我出生了，但……》中，一对兄弟目睹窝囊的父亲扮演小丑取悦老板，气上心头骂了父亲一顿，然后绝食抗议。27年后，在《早安》中，环境同样是中产阶级的东京郊区，但这个家庭已经在郊区稳定下来，那些严重的社会问题——老龄化、失业、被排斥——主要是他们的邻居们所面临的。儿子的控诉和反叛更温和，叛乱本身具有幽默性，父亲的权威，也不再像是矗立的石碑，需要靠推翻来完成某种仪式。

Alexander Jacoby在他出版的《日本电影批评手册》中指出，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在西方社会有时候会被误解，原因之一是他“使用静态摄影”，但是，也有评论称赞他“无视既定的电影规则，创造了自己的视觉语言”。

小津在电影中常采取由下往上拍的仰视构图，对于著名的低机位拍摄，他自己解释，为了节省时间，移动场景时免于收拾地上的杂物，“所以干脆不拍地板，将镜头朝上，这样拍出来的构图也不差。于是变成习惯，摄像机位置越来越低。”一件充满个人风格的事情被他讲得毫无玄机，大概他纯粹只想把一部电影拍好。

小津在拍《早安》时，采用了他不常用的角度，即通过儿童的眼睛，而不是成年人、老人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

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小津访问了东京郊区。他展现给我们一个新的日本，一个美国文化开始入侵日常生活的日本。孩子们出入邻居家的房子，看电视上的相扑。电视其实是真正的故事中心。小兄弟们的爸爸一边担心“电视会产生一亿个白痴”，却经不住孩子的要求最后买回了电视。

小津最敏锐的批评在于针对日本文化。虽然他的大多数电影是围绕着日常生活的普通对话，然而，这部电影中，他把镜头对准了成人之间无意义的空间上的对话，那种仅仅作为“社会润滑剂”的对话。

孩子们不想成长在这样的成人世界中，因为那里的对话有仪式，但没有意义。两个人的爱情甚至不能超过对天气的讨论——

“天气真好啊，是吗？”

“是啊，真是个好天气。”

“早安。”

“早安。”

附：

《早安》自述

这个故事是很早以前就酝酿的。人这种动物总是平常闲话说得热络，一旦要谈正事，就怎么都话不投机。我想拍一部这样的电影试试。

然而真要拍摄时却倍感棘手。

我去导演协会谈起这个故事，大家都说有趣，我说谁想要就让给谁，但是没人伸手要拍，只好我自己来。

当然，原来构思的故事更艰涩，但我年纪也大了，也会考虑票房，所以尽量拍成能让观众轻松发笑的电影。

其实，说是顾虑票房，不如说是希望更多人来看。

——小津安二郎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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