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施蒂纳“独自性”观点的批判

摘要：施蒂纳认为自由和独自性有本质的不同：自由是对异己力量的单纯的否定、摆脱，是毫无实际内容的幻想，是抽象的“人”的自由，而“独自性”则是无限的、积极肯定的，是个人权力和力量的表现。在马克思看来，没有单纯否定的、消极的自由，自由具有肯定的、积极的内容。施蒂纳抽象掉了人的需要的满足和能力的发展等重要因素，把自由变为脱离现实生活的范畴，他的独自性观点带有小资产阶级的偏见。

关键词：自由；独自性；需要；能力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5—0011—07
施蒂纳把人们在实际行动中追求的自由变为抽象的范畴，并提出“独自性”与之相对立，认为自由是对异己力量的单纯否定、摆脱，是无法实现的幻想，而独自性则是无限的、积极肯定的，是个人权力和力量的表现，是对一切外在束缚的超越，因而是真正的自由。马克思揭露了施蒂纳自由和独自性区分的虚伪性，强调了哲学家们关于自由是人的权力、力量的思想，并在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补充和发展了这种自由思想，把人的需要的满足和能力的发展作为自由的重要内容。施蒂纳的“独自性”观点看上去是积极的、肯定的，是强调人的权力和力量的，实际上却是夸大了人的精神自我规定的能动性，是对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无法改变自己不自由境况的庸俗粉饰和自我安慰。
马克思在对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前半部分“人”进行批判之后，转向对其后半部分“我”的批判。施蒂纳在书的前半部分将人类历史虚构为范畴发展的历史，在后半部分，他好像由谈论历史范畴转向考察现实世界了，但却只是在幻想中谈论现实世界。他把人们通过实际行动争取自由变为抽象的自由范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了施蒂纳对自由的曲解。
施蒂纳嘲笑人们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认为尽管人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渴望自由，但是，自由是受限制的，旧的限制摆脱了，新的限制接踵而至。譬如，人们过去要摆脱宗教裁判所的法官而自由，现在又要摆脱官僚统治、贵族的专横而自由等等。人们每次都只能是摆脱某种特定的限制，追求某种特定的自由，这些自由是小块的、零碎的、片段的，人们不能摆脱一切限制，不能获得完全的自由，因此，自由是一种无休止地摆脱限制的活动。例如，人们发明了铁路，好像比以前自由了，可是又会感到自己不能像鸟一样在空中飞翔。可见，他们还是受到限制，还是不自由。马克思指出，施蒂纳以为铁路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实际上，铁路的发明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产物。只是由于原来的马车等运输工具不能满足大工业所造成的生产集中和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人们才发明了火车，发展起铁路。而且在经济状况不同的国家，铁路这种新发明的运用情况也不尽相同。在历史上，是先有气球，后有铁路，而施蒂纳却颠倒了这种关系。
在施蒂纳看来，人们对某种特定自由的热望同时也是对“新的统治的向往”。比如，资产阶级革命虽然使人获得了政治自由，但他们又受到法律的统治，又变为法律的奴隶。只有废除法律、国家，个人才能无拘无束。这表现出他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既然自由不能使人摆脱外在限制，那么，自由就被他视为永远无法实现的“梦幻的王国”，是彼岸的理想、幽灵。“全世界均要求自由，一切人均渴望他们的自由王国的降临。噢，令人神往的有关繁荣的‘自由王国’、关于自由人类的美妙的梦！”
在施蒂纳看来，自由是摆脱的自由，是对外在限制的简单解脱。他有时说自由是摆脱异己的某物，有时说自由是摆脱基督教幻想，是“人”的解放。在他看来，“农奴制，至上权、贵族和王侯等等的桎梏；欲望与情欲的统治，甚至我的意志、自己的意志的统治等等”都是需要摆脱的外在限制和枷锁，都是束缚人的异己力量，人们把从它们中摆脱出来视为自由。所谓自由就是对异己力量的简单的否定、排除，就是毫无实际内容的摆脱、放弃。既然“自由即摆脱”，那么，施蒂纳所关注的就是摆脱什么了。他以同位语的方式将“摆脱的自由”变为摆脱什么，认为自由就是摆脱了什么东西，没有了什么东西。这样一来，争取自由这种人们关于“现实利益的斗争”就被他解释成了应当摆脱什么的定义的争论。在他看来，人从头痛中摆脱出来就是简单地摆脱了头痛、没有了头痛，而不懂得这是人的非常实在的解决头痛实践能力的发挥和发展。施蒂纳甚至把奴隶的解放也理解为消极地摆脱某物。而在马克思看来，解放是人的积极能动的实践活动，是人的权力、力量、能力的增强。在历史上，奴隶从受奴役境况获得解放是“承认奴隶的个性并消除某种经验界限的那种解放”，“是自我解放的特定的历史行动”。这首先是人的迫切需要的满足，是人的实际生产力量、权力的发展。马克思强调说：这种限制的消灭“同时也是生产力的非常积极的发展，是迫切需要的实在动力和满足，是个人权力的扩展”。
施蒂纳认为，自由只是教导人们摆脱外在的障碍和困扰，而不关注你们自己是谁。在自由的召唤下，人们甚至连自我也摆脱了、否定了，基督教就引导人们舍弃自我、崇拜上帝，这是“从自我规定中、从自我中摆脱出来的自由”，是自我的丧失。尽管有人提出要从基督教的幻想中摆脱出来，但这只是用抽象的、一般的“人”代替了神，只是追求“人”的自由，而不是“我”的自由。对自由的片面理解使施蒂纳对自由失去了信心，他把希望寄托在“独自性”上，认为只有“独自性”才能超越抽象的、一般的“人”，才能超越“思想”、“使命”、“职责”、“法律”、“国家制度”等等限制，使个人成为至高无上的、支配一切的力量。马克思揭露了施蒂纳所采用的方法：掏空自由的内容，将自由所标示的人的权力、力量等以他想象的方式转移到了“独自性”上。
在施蒂纳看来，如果说自由是单纯地摆脱、放弃某种你所不欲的东西，是毫无内容的解脱，那么，独自性则是要追求你所意欲的东西，使之归自己所有。这样，就能够克服自我舍弃、自我否定，获得自我享受和快乐。马克思认为，施蒂纳的这种独自性观点只具有激进的外观，实际上是十分保守的思想。
施蒂纳强调，自由和独自性有天壤之别，自由否定了你们自己、遗忘了你们自己，而独自性则召唤你们“返回到你们自身”，认识你们自己是谁。独自性关注和回答的问题是：谁应当成为自由者？答案是“你，我，我们”。它摆脱了一切非我的限制、障碍，只留下我。“我即是核，它应从一切包裹中解脱出来，从一切束缚着的外壳中解放出来而自由。如果我从非我的一切之中摆脱出来，还留下什么呢？只有我，仅仅是我。”个人越追求自由，就越会否定自我，而独自性则是自我肯定的、自私自利的。 与自由只是追求未来的理想不同，在施蒂纳看来，独自性关注的是我是什么，即关注我的现实的存在、我的精神的和肉体的存在，而不是我通过“虚伪的努力”要成为什么。“独立性就是我的全部本质和存在，就是我自己。我自由于我所摆脱的东西，我是在我的权力之中拥有的或掌握的东西的所有者。”作为现在的存在，独自性能够扫清阻碍自我的一切不自由因素，使人不受任何外在力量的束缚。即使我作为奴隶被迫服从主人，受到主人的鞭笞，即使我的骨头吱吱发响，肌肉颤抖，无论就内心还是就外部存在而言，我仍然是我自己利益的所有者，因为我忍受鞭笞是为了不吃“更大的苦头”，我还可以将挨打当作我自己的存在、自己的独自性的证明。这样，我自己和我自己的利益就变为我所思考的“所有物”了。在他看来，只有我存在着，才谈得上自由。这就是说，“我使自己自由”，具有独自性的我高于自由。按照他的这种说法，如果一个人四肢被仅仅捆住、无法活动，这只是限制了他的自由，而并未限制他的独自性，因为他仍能意识到四肢是他自己的四肢；即使他被打得筋骨折断，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只要他的肉体还存在着，他就具有独自性。施蒂纳强调说：“即便我作为奴隶中的最卑劣者也存在于现世。”马克思嘲讽道：“如果按照上面一个关于独自性的描述来看，人们只有失掉自己的生命才会‘失掉’他的独自性。”这样，独自性就成了单纯说明他自己的存在的范畴，就把受奴役、受摧残的状态说成个人肯定的、积极的存在状态了。施蒂纳采用的方法是，他一会儿把独自性当作意识，一会儿又把独自性当作肉体的存在。
施蒂纳声称独自性是权力、力量，它能够消灭横在人们面前的一切障碍。其实，独自性只是想象的权力和力量，它对障碍的消灭只是无需采取行动的“自行消灭”。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毕竟会遇到社会障碍，于是，他就把那些没有“自行消灭”的东西、被迫接受的东西说成是依循我的愿望和选择而留在自己身边的，他通过同位语的方式把“接受”等同于“愿望”、“选择”了。其实，那些留在人们身边的东西，如忍饥挨饿、疾病、残疾、分工的强制等，是他无论愿意与否都得接受的，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他所说的选择也不是任意的，而要受到不可选择的现实社会条件的制约，特别是受到现存的生产力和社会交往关系的制约。“如果他要进行选择，他也总是必须在他的生活范围里面、在绝不由他的独自性所造成的一定的事物中间去进行选择的。例如作为一个爱尔兰的农民，他只能选择：或者吃马铃薯或者饿死，而在这种选择中，他并不永远是自由的。”
施蒂纳虽然抨击自由，但又说不能抛弃自由。在他看来，人们通常讲的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只是追求美好的事物，而独自性则享有美好的事物，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所有物。“独自性创造出一种新的自由；因为独自性是一切的创造者”。“独自性”是要为“我”创造一个独自的、自有的世界，在那里，个人超越了任何自我之上的力量——神或“人”，充分显示出我的权力和力量。只有我所欲的东西为我所占有，成为我的所有物，我才成为利己主义者、独自性的拥有者。因此，人们不能满足于成为“自由者”，而要成为“所有者”。独自性是“对所有者的描述”，它使自由成为我们自己的。马克思指出，施蒂纳忘记了，他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前半部分已经说过，在历史上，人们通过摆脱事物世界的幻想已经成为事物世界的所有者；通过摆脱精神世界也可以成为精神世界的所有者。独自性对他来说是自由的结果、“摆脱”的结果。施蒂纳强调要从对“人”的崇拜中摆脱出来，从“思想”、“使命”、“职责”、“法律”、“国家制度”等等中摆脱出来，但是，他“也只在对‘思想’、‘使命’、‘职责’、‘法律’、‘国家制度’等等的‘摆脱’中，才获得了他的独自性”。也就是说，他的独自性是依赖于自由的，是以自由为前提的。马克思进而指出，施蒂纳推崇的独自性的“自我肯定”特性同时也是“自我舍弃”、自我否定，因为自私自利关注的是我所管或不管的事物，而并不关注我自己。
具有独自性的人在施蒂纳看来天生就是自由的，是高于一切的，是不受任何外在力量束缚的，因而他无需解放自己。“具有独自性的人是天生的自由人，向来如此的自由人；与此相反，自由人则仅仅是自由病患者，梦幻者和狂热者。”这样，他“就把独自性变成了人的天赋权利”。既然如此，人就没有什么可摆脱的了。可是，他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要摆脱、就要对自己的“拘泥于孩子的天真状态进行反思”呢？这是自相矛盾的。
面对现实社会条件的制约，施蒂纳不得不承认，有时，人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事物上，这样，人就成了顺从事物、崇拜事物的人。譬如，当人们不能把阻碍自己通过的石头炸开时，当人们围着国家法律打转、无力推翻它时，就是这种情形，这些外在限制作为“未予征服的权力”而存在着。然而，我不会永远做顺从的人，我终将不愿服从“被崇拜的权力”，我会把这些异己的权力变成我的权力，使我变成强有力的人。具有独自性的人就是抓到权力的强者。他说，德国的国会议员只是追求自由，以致受大臣们的教训；人民的自由权力也只是一个“空洞的词”，人民根本就没有权力，我、强者用一口呵气就可以将人民吹翻。追求自由的人是守法的人、顺从的人，拥有独自性的人是“站在法律之上”的人，是拥有一切权力的强有力的人；前者只是满足于被给予的、被准许的自由，这只具有自由的外观，后者是“自取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前者就像一个经过关押、拘禁的被释放者，他自身并未改善，依然是一种徒具自由外表的非自由者，后者则控制了各种外在于我的力量，使之变成自有的力量，因而是自我支配。“只要并非是情欲、同样并非是一个他物（神、人、当局、法律、国家、教会等等）支配我，而是我支配我自己，那么我就是我自己。”我的独自性需要多少自由，我就创造多少自由。马克思指出：“在这里所有的思想家特别是德国的思想家向来说成是自我规定的自由，又是作为独自性出现的。”可见，施蒂纳的“独自性”也就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所说的自我规定的自由，脱离现实社会条件制约的精神的绝对自由。实际上，现实的个人不是离群索居的、不受现实社会条件制约的人，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都受到现实的生产力和社会交往关系的制约，都离不开他人的一定发展。 由于施蒂纳的独自性观点与他的所有者的观点相联系，因此，马克思在接下来的“所有者”一节中，分析批判了施蒂纳主张废除国家、在利己主义者的联盟中实现人的独自性的主张。施蒂纳是站在利己主义的立场上理解独自性的，在他看来，那些愚蠢地追求自由的人，在骨子里也是利己主义者。“你们所有人在这数千年中均保持为利己主义者，然而是沉睡的、进行自我欺骗的、疯狂的利己主义者，折磨你们自己者。”即使宗教也不过是片面追求某种自利的欲望——至善，以致窒息了人的其他欲望。这些人都是隐蔽的、自发的利己主义者，是自我否定的利己主义者，而不是真正的利己主义者。只有具有独自性的个人才是真正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个人会组成利己主义者同盟。
在论述利己主义者同盟时施蒂纳认为，为了达成契约，为了整体，每个人必须牺牲一部分个人自由，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未牺牲独自性，并未牺牲我的权力，因为我只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才缔结契约的，这完全是出于自私自利。“如果谈到牺牲的话，那末我所‘牺牲，的仅仅是不在我的权力之内的东西，也就是说，我根本没有作出什么牺牲”。施蒂纳的这一说法是他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区分的肤浅了解，即对市民社会的个人自由和公共政治权力区分的肤浅了解。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自由和独自性之间的差别“只不过是对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或者用基佐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对liberte individuelle[个人自由]和pouvoir public[公众权力]之间的关系的可怜了解”。施蒂纳不懂得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因而不懂得市民社会的个人自由是公民政治权力的基础。
在利己主义者同盟中，将保留以小资产阶级想象的方式存在的现代经济关系，包括现代的地产、分工和货币等。马克思指出，这样的社会经济关系必然需要国家，以便维护其合法性，这就与施蒂纳消灭国家的主张相背离了。既然这种经济结构存在，自我就不可能独自存在了，而要受到分工等经济制度以及政治法律制度的制约。但是，施蒂纳并不懂得经济关系的基础作用，并未意识到经济结构对个人的限制，而只是看到了这种限制的政治表现——国家的限制。“他作为真正的‘国家狂信者’只是在开始有政治机构的地方才看到限制。他一点也没有触动旧社会以及个人对分工的服从；在这种场合，他就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分工以及由于分工使他所从事的特定工作和所处的生活状况不可避免地加给他仅有的‘独自性’”，即社会分工造成的他的活动范围的局限。因此，施蒂纳描绘的独自性只能是对分工等经济关系的服从，只能是接受分工强加给他的“独自性”：活动的片面与畸形。他是把束缚人的个性发展的关系、造成个人片面、畸形的关系说成人的个性、独自性了，这表现出他对经济强制的消极服从的保守主义立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施蒂纳认为，“现存关系注定个人所具有的生理的、智力的和社会性的缺陷和束缚是个人的个性和独自性；他作为一个最普通的保守主义者，泰然自若地承认这些关系”。即使他有时想摆脱意识到现存关系的限制，也只是局限于观念上的摆脱。他以为把哲学家们关于这些关系的观念从自己头脑中挤出去就可以摆脱一切烦恼了，而并不想实际触动现存社会关系。
施蒂纳把坐牢、挨打等说成独自性，这样，他所追求的就是挨打的联盟、挨打的独自性了，这还有什么个人的享受和快乐可言？而且这种有牢狱、刑罚的地方也就意味着国家的存在。马克思清楚地看到，施蒂纳所说的“消灭国家”只是指要消灭他想象中的普鲁士国家，他所向往的联盟不过是他心目中的“真正的现代的国家”。他主张在联盟中实现独自性，这不过是以小资产者想象的方式“确立现代秩序”，享有现代国家的政治权力。
施蒂纳采用逻辑上的对偶式和现象学的“还具有另一种性质”的方法，论证自由和独自性的差别。前者是“摆脱的自由”，后者是“对这种摆脱的否定”，是一种权力、力量；前者是“对异己力量的毫无内容的排除”，是对异己力量的抵抗，后者是“对独自的自有的力量的真正拥有”；前者是病态的自由，是梦幻、狂热，后者是人的先天自由的本性；前者是“人”的自由，后者是我的自由；前者是否定的情感，它会“唤起对并非是你们的一切的愤怒”，后者是自我肯定、自我喜悦和享受等等。总之，“凡是对他惬意的东西（例如挨打）‘都算在’独自性的账上，对他不惬意的东西‘都算在，自由的账上”。然而，独自性并非真正的自由，小资产者因受客观社会关系限制而使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片面与畸形，但是他们又无力摆脱这种不自由的社会境况，于是，施蒂纳就把它接受下来、肯定下来，将其说成独自性，说成独自具有的个性。可见，施蒂纳虽然一再强调自由和独自性具有本质的差别，但是，他所说的独自性不过是他自己对自由的“独自性”理解而已，不过是一种带有小资产者偏见的自由观。
马克思通过总结概括哲学家们关于自由的观点，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由观。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不是消极摆脱的自由，而是现实的个人通过能动的实践实际地改变阻碍人的需要满足和能力发展的社会条件。施蒂纳的“独自性”是力图脱离现实社会条件的制约的绝对观念，他所说的权力、力量是以想象的方式超越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他越夸大观念的能动作用，就越表明他对现实社会条件限制的无能为力。
在批判施蒂纳的独自性观点时，马克思对哲学家们关于自由的观点作了分类，这突出表现在他批判施蒂纳“独自性”这一节开头删掉的一段话中。施蒂纳试图“创造一个独自的自有的世界”——天国，马克思在对这个天国的“内殿”即施蒂纳主观虚构的社会历史观念进行批判之后，以为他在“独自性”一节会讲一些关于天国中的“其他的事”了，会考察现实世界了，会从唯心主义跳向唯物主义了。于是，马克思写道：“哲学家们至今对自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把它说成对个人生活于其中的各种境况和关系的权力、统治，所有的唯物主义者关于自由的说法就是这样的；另一种是把它看作自我规定，看作脱离尘世，看作精神自由（只是臆想的），所有的唯心主义者特别是德国唯心主义者关于自由的说法就是这样的。我们在前面‘现象学’那一节中看到圣麦克斯的真正利己主义者如何消灭一切，如何编造脱离尘世，即编造唯心主义的自由，以便为自己的利己主义寻找根据。所以，可笑的是，如今他在独自性这一节中又提出了与‘脱离尘世’相反的说法：自由就是对决定他的境况的权力，即唯物主义的自由。”但是，马克思认识到，在独自性这一节，施蒂纳在考察现实世界的外表下，依然在编造与前面相同的谎言，依然谈论“干瘪的范畴”，这可能是马克思删掉上面这段话的原因。尽管马克思将这段话删掉了，但这段话对哲学家们自由观的分类还是很有价值的，是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自由观上的主要区别和各自的特点的。马克思也正是在这种分类基础上分析批判施蒂纳对自由的歪曲的。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显然是赞同对自由的唯物主义理解的，即把自由理解为对决定人们的境况的驾驭权力、力量。这种唯物主义的自由观对马克思的自由观具有重要的影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马克思不赞同唯心主义将自由视为脱离尘世的精神的自己规定自己、自己决定自己，因为人是生活于现实社会环境之中的，人的自由只有在社会中并通过社会才能争取和实现。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对自由的唯心主义理解时强调，自由是可经验地观察到的人们在一定社会关系下克服实际存在的“经验的界限”的行动。
施蒂纳虽然对自由发起了攻击，但他关于独自性是权力、力量的说法，正是来自哲学家们关于自由是一种权力、力量的观点，是对这种观点的偷运和移植。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施蒂纳“把他自有的‘力量’和自由对立起来；为了证明他怎样从这个自由中得出自有的‘力量’，并且像变戏法似地把它移回到自身，我们不打算让他去请问那些唯物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只叫他去看看Dic—tionnaire de I’academie[学院大字典]，在这部字典中他会看到liberte[自由]这个词往往是在puis—sance[权力，力量]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但是，如果圣桑乔还要硬说他反对的不是《liberte》，而是‘自由’，那末我们就劝他查一查黑格尔的著作，看看黑格尔关于否定的自由和肯定的自由是怎么讲的”。
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势力对个人经济活动的干预，提出要在国家和个人经济活动之间划定界限，将自由理解为摆脱国家等外在力量的限制，主张对国家权力的行使划定范围。这种自由只是在表面上具有消极的、否定的形式，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增强的表现，具有反对封建势力、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的积极的、肯定的内容。与这种表面上消极的、否定的自由观不同，卢梭等哲学家主张公民要积极参加政治生活，按照“公意”进行统治，倡导一种积极的、肯定的自由。黑格尔以唯心主义的形式明确阐述了消极的、否定的自由（negative freiheit）和积极的、肯定的自由（positive freiheit）的辩证关系。在《精神现象学》中，他在讲到“苦恼的意识”时指出：“放弃自己的意志只是就一方面说是消极的，但是按照它的概念说或就它本身说，它同时又是积极的，因为在放弃意志的过程中同时就肯定意志作为一个他物，肯定意志的本性不是个别的而是一个有普遍性的东西。”同时，还存在着主张通过积极能动的行动对异己的社会制度进行变革的空想共产主义学说。上述自由观都是马克思自由观的重要思想来源。
马克思立足于物质生产实践，既承认既定社会条件、境况对人的决定作用，又认为人能够积极能动地改造它，争得自身的自由、解放。马克思看到，施蒂纳抽象掉了自由的实际内容，把自由变成了干瘪的范畴、变成了抽象的自由本身、一般的人的自由追求。
具体而言，施蒂纳抽象掉了自由的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个人在自己的自我解放中要满足一定的、自己真正体验到的需要。由于这个因素的取消，现实的个人就被‘这个人’所代替，而对现实需要的满足则被对空幻的理想、对自由本身、对‘人的自由’的追求所代替。”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是以人们的现实需要为动力的，是以现实需要的满足为内容的，脱离人们的现实需要，就谈不上实在的自由。正是因为抓住了现实的需要，马克思才把人理解为现实的个人，即生活于现实社会条件和关系中的人。现实的个人既受到现实社会条件的制约，又能通过改变现实社会条件的实践而满足自身需要。由于施蒂纳抽象掉了人的现实需要谈论个人，因此，他所理解的个人是抽象的“这个人”，他所理解的自由是脱离现实需要的“这个人”的自由，是抽象的范畴。可见，马克思对自由的正确理解对他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的出发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施蒂纳抽象掉的自由的“第二个因素是：在谋求自身解放的个人身上至今只作为天资而存在的那种能力，现在被肯定为真正的力量；或者已经存在的某种力量由于限制的取消而增大起来。”人的需要既通过人的能力的发挥和发展而得到满足，人的能力的发挥和发展本身又会成为人的一种需要。由于特定社会条件的限制，一些人的天资、先天禀赋得不到自由发挥和发展，只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异己的社会关系的克服，人的各种潜能才能变成实际能力，人已有的能力也会通过社会限制的克服而增大起来。总之，马克思把自由理解为现实的个人为满足自身需要而改变社会环境能力的发挥和发展，如果没有人的需要和能力的发展，没有为满足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积极能动的实践活动，就谈不上自由。
在马克思之前，那些强调自由是权力、力量的哲学家虽然看到了“限制的取消只不过是新的力量产生的结果”，但由于他们离开感性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因而对自由的理解也带有抽象的、幻想的性质。他们“或者把政治看作经验历史的基础；或者像黑格尔那样到处想证明否定的否定；最后，或者，在新的力量已经产生出来以后，像一个无知的柏林小市民一样仅对这种新的力量的产生进行反思”。他们没有看到，这种力量归根到底是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社会经济关系的改造。
施蒂纳关于自由和独自性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和深渊的说法，割裂了黑格尔等哲学家关于否定的、消极的自由和肯定的、积极的自由的辩证关系的观点。施蒂纳从片面的否定的、消极的意义上理解自由，而他的“独自性”观点则带有片面的肯定的、积极的自由的成分。这些理解都是基于小资产阶级的狭隘立场。马克思指出，施蒂纳关于独自性的观点归结起来“就是德国小资产者对自己的软弱无力所进行的最庸俗的自我粉饰，从而聊以自慰”。不仅施蒂纳的“独自性”观点具有这样的缺陷，而且这也是当时其他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理论的通病。因此，马克思对施蒂纳“独自性”观点的批判具有典型的意义。德国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得不到自由，于是就认为自由不值得追求，是无法实现的梦想。“小资产者还这样自我安慰：尽管他们作为德国人也没有自由，但是他们所受的一切痛苦已经通过自己的无可争辩的独自性而得到了补偿。”施蒂纳用“独自性”粉饰小资产阶级，将其想象为能够支配一切外在力量的强有力的人。可是，施蒂纳把挨打也当作愿意接受的独自性，这恰恰表现出他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并不认为自由就是他们给自己争得的权力，因而把自己的软弱无力说成是权力。”施蒂纳的“独自性”既是对哲学家们关于自由是人的权力、力量观点的独自的、小资产者式的理解，又是对唯心主义将自由理解为脱离社会条件的精神上的自我规定观点的极端化发展。由于现实社会条件的制约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施蒂纳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但他把这种限制说成只是对自由的限制，而不是对独自性的限制。其实，“独自性”不过是小资产者受固定的社会分工局限和阶级局限的理论表现，是受局限的意识。
上述考察表明，马克思有力地批驳了施蒂纳对自由的曲解和对“独自性”的编造，揭露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局限性。马克思通过批判地继承以往思想家自由观的合理因素，在实践基础上将消极的、否定的自由与积极的、肯定的自由的观点统一了起来，说明物质生产实践是既受到既定社会条件制约，又积极改造社会条件的活动，以便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的能力的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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